第4章
开枪的那个放低了猎枪。他的双手依然紧握住他的武器,显得有些犹豫,但最终现实占了上风,他放弃了。他只是恨恨地转向安妮的方向。可能是看到她站起来,蹒跚着走向莫尼尔长廊的出口,时间仓促,他脑子里有个警钟响了起来:这一切似乎拖得太久了。
另一个男人抓起那些袋子,扔了一个给开枪的男人,手势精准。两个男人一溜烟地逃跑了,从屏幕上消失了。没过几秒,从屏幕右侧看到开枪的那个男人又冒了出来:他拾起安妮逃跑时落下的袋子,立马又跑了。这次,他没有回来。可以猜想,那两个男人又折回了厕所,几秒之后就从达米亚妮街跑了,他们的同伙在车里等着接应他们。
安妮,她已经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她跌倒,重新爬起来,但她还是坚持了下来。旁人都会觉得惊讶,她居然撑到了长廊的出口,还跑到了街上。
“她浑身沾满血,但还在前行……简直就像个僵尸!”
这个女理发师是南美裔,一头黑发,古铜肤色,二十多岁。她在一家美发厅工作,当时正在街角,想去买咖啡。
“我们的机器坏了,我想去咖啡馆为客人买些咖啡。”
女老板解释说。她叫贾妮娜·格诺,现在淡定地站在范霍文面前,看上去怎么都像一个老鸨。她相当有责任心,不管什么机器故障,什么买咖啡,她不会允许自己的姑娘们在马路上不受她监视地随便和男人搭讪。卡米尔一个手势就打发了她。好吧,也不完全是。
在安妮闯入的时候,女理发师正托着个圆盘,上面放着五杯咖啡,她走路很快。好像她的这个街区的顾客们尤其令人讨厌,她们都很有钱,很挑剔,对她们来说这就像一种千年不变的习惯。
“不冷不热的咖啡是会被嫌弃的。”女老板一脸无奈地说。
所以,那个女理发师已经在街上听到了那两起爆炸事件。她又惊讶又好奇,走出门来,托着托盘在人行道上走着,立马就看到一个疯子一般的女人浑身淌血、跌跌撞撞地从商业长廊里走出来。她震惊了。两个女人迎面撞上,托盘飞了出去,上面的茶杯、茶托、水瓶全砸了,咖啡倒了女理发师一身,浇湿了她的工作西服。连着的枪击,洒了的咖啡,浪费的时间,都不重要了,但是这个价位的一套西服,他妈的,这下女理发师尖了嗓门,她想把损失夸大,卡米尔用一个手势表示:还好,还好。她叫嚷着说这洗衣服钱谁来支付,卡米尔还是说没事,没事,法律应该都写着的。
“她都不知道看看路!”女老板又强调了一遍,说得好像撞她的是摩托车一样。
她说着这个事情,好像是发生在她自己身上一样。她带着一种权威的口气说着这些话,毕竟这关系到她的“姑娘”,也因为这些泼了的咖啡洒到了她的制服上,这就像给了她一种权利。至于顾客,总是要散的。卡米尔抓住她的胳膊,她低下眼睛看着他,一脸不解,就像在看马路牙子上的一个无赖。
“您……”卡米尔压低了嗓门说,“不要再惹我了。”
女老板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从这个小矮子的口里说出这样的话,简直让人难以置信!但是范霍文直勾勾地望向她的眼睛,这还是令人震惊的。在这种不适面前,女理发师还是竭力想表现自己对工作的坚持。
“她呻吟着……”她又描述了一些细节,想缓和场面。
卡米尔转向她,他想知道更多。“怎么回事?她在呻吟?”“是的,一些哼哼唧唧,就像……唉,很难解释……我不知道怎么说。”“试着说说看。”女老板想在警察面前体现一下自己的价值,暗中用胳膊肘顶那个姑娘,“警察叫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你说呻吟,什么呻吟?”姑娘看着他们,眨巴着眼睛,不是很确定他们问了她什么,于是她没有描绘那些呻吟,而是试图模仿,她开始轻轻发出呻吟,她试图寻找合适的音调,“咦,咦”,或者还是“嗯,嗯”更像一点。她说:“嗯,还是这样更像一点,非常紧凑,嗯,嗯。”最后她终于找到了正确的音调,于是就提高了声音,闭上眼睛,又睁开,瞪着双眼,几秒之后,“嗯,嗯……”听上去像是要高潮了。
他们在街上,聚集了不少行人。(那些办事人员就这样漫不经心地拿着水龙头冲刷着安妮的血渍,血渍沿着马路一路流到街边的水沟里,行人就这样从还是很明显的血渍上踏过,卡米尔看在眼里有说不出的不适……)行人们看着这个一米四五个子的警察,在他对面,一个褐色皮肤的年轻女理发师一脸怪异地盯着他看,在她女老板老鸨般怂恿的目光下,时不时发出一些类似高潮般尖锐的叫声……老天,这里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情。其他的小商贩站在自己店门口,见证着这一切,他们都震惊了。本来,这些枪声已经有点吓到客人了,但是现在,简直是一片狼藉。
卡米尔想搜集核对证词,然后找出事情是如何结束的。
安妮从乔治·弗兰德琳街走出莫尼尔长廊,在34号店铺的地方,她浑浑噩噩地转向右边,朝十字路口的方向走去。几米远的地方,她撞上了女理发师,但她没有停下,一步一步硬撑着继续走。在停车场,警方发现了她留下的血色掌印,平平整整,印在车顶的小气窗上。对车外所有人来说,在商业长廊发生这样的枪击事件之后,这个浑身上下鲜血淋漓的女人出现在这里,简直像个幽灵。她飘飘忽忽地走着,跌跌撞撞,但她没法停下来,她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不知道她在哪里,她只是向前走着,发出呻吟声(嗯,嗯),像是喝醉了,但她一直走着。沿路的行人看到她走来都散开去,也有人鼓起勇气用询问的口气对她说:“女士?”但他们看到她满身的鲜血还是没再说话……
“先生,我跟您发誓,她那样子太可怕了……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完全变了一副样子。这是一位老先生,面容平静,脖子细得吓人,目光有点浑浊。白内障,卡米尔心想,就像他父亲临终前的模样。他每说一句话,就陷入一阵沉思。他双眼盯着卡米尔,眼睛像是蒙了一层雾,停了一会儿,又开始诉说。他一脸无奈,摊开双臂,那双手臂也细得吓人。卡米尔咽了咽口水,心里五味杂陈。
那位老先生叫道:“女士!”他不敢碰她,她像是在梦游一般,他只好看着她走过去,安妮又向前移动了一点。
然后,她又转向右边。
别问为什么,没有人知道。右边是达米亚妮大街,安妮出现两三秒后,劫匪的车就飞速驶过。
就朝着安妮的方向。
看着他的受害者就在自己几米之外,几次失手的男人忍不住想再一次举起猎枪,好让事情结束得干干净净。当车子驶过安妮身边时,车窗被摇了下来,武器又一次指向了她,这一切来得太猝不及防了,她意识到有武器指着自己,但她却不知道该做什么反应。
“她看了看车子……”老先生说,“我不知道怎么说……像是,她早就等着了。”
他意识到自己说的话好像有点荒谬。但是卡米尔可以理解,他想说,在安妮身上有种巨大的疲惫笼罩着她。现在,在她所经历的一切之后,她已经做好了去死的准备。大家好像都同意这种说法,安妮,开枪的男人,老先生,命运,所有人。甚至那个小个子女理发师:
“我看到猎枪口从车窗里边探出来,那位女士也看到了。我们都亲眼看着枪一点一点探出来,除了那位女士,因为她在对面,您明白的吧?”
卡米尔屏住呼吸。所以大家都同意了,除了那个司机。在卡米尔看来(他已经沉思良久),司机并不确切知道他们正在进行的已经是一桩谋杀案。从他躲起来的车里,他听到几声枪声,早已经超过他们预计的抢劫时间了。他焦躁难耐,神经质地敲打着方向盘,可能在他看到他的同伙一个推着另一个朝车子走来时,他已经在想要不要逃跑了……“有人伤亡吗?”他心里嘀咕,“多少人?”最终,两个劫匪上了车。在压力下,司机立马发动了车子,于是,在街角处——他们才开了两三百米,车子就在十字路口放慢了速度——他发现一个浑身是血的女人在人行道上蹒跚而行。那个劫匪看到了这个女人,可能是他叫司机开得慢一点,他迅速摇下车窗,可能还发出一声胜利者的欢呼:这是最后的机会了,得来全不费工夫,几乎是命运对他的呼唤,简直像是突然找到灵魂伴侣,他不敢相信,但事实就在眼前!他拿起他的枪,扛在肩上,瞄准。司机一下子意识到自己正成为谋杀犯的同伙,并且在十几个证人的注视下,更不算上来来往往可能的行人,他完全不自知,但他已经被牵连进去。抢劫案已经变成了一场彻底的灾难。他没想到会变成这样……
“司机突然急刹车,”女理发师说,“天哪!这引擎声音简直……”
拨开柏油马路上的橡胶痕迹,不难判断车子的牌子是一辆保时捷卡宴。
车内,每个人都摔得东倒西歪,包括拿枪的那个歹徒。他开了一枪,射中了停车场里车子的车窗,安妮就在车窗边上,直直地立在那里,准备好迎接死亡。街上,大家都趴在地上,只有一位老先生还没来得及做出任何反应。安妮瘫倒在地,司机猛踩了一下油门车子颠簸了一下,又在柏油马路上划出两道轮胎印。等到重新站起来,女理发师看到那位老先生一手扶墙,另一只手捂住自己的心脏。
安妮躺在人行道上,一条手臂垂到路边的水沟里,一条腿在停着的车子下。“闪闪发光,”那位老先生一定会这么说,因为她浑身被炸开的挡风玻璃碎片覆盖着,“满身都是,像是盖着雪花……”
注释
[1]乔托·迪·邦多纳(Giotto di Bondone,约1267年—1337年1月8日),意大利画家与建筑师,被认为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开创者,被誉为“欧洲绘画之父”“西方绘画之父”。
10:40
那群土耳其人非常不爽。
一点都不爽。
那个高个子男人,一脸顽固,小心翼翼地穿过星形广场,一路驶过大军团大道,紧紧捏着方向盘。他紧皱着眉头,想表现出他的情绪,也可能是出于一种文化传统。
情绪最激动的是那个小弟弟。他生性好斗,脸色黝黑,神情凶狠,性情多疑。他话很多,总是竖着食指耀武扬威,让人生厌。作为西班牙人,我完全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但也不难猜:他们叫我们来是干一场迅猛又漂亮的抢劫的,结果我们却开始了一场没完没了的枪战。他摊开宽大厚实的双手:如果我没拦住你呢?一个胖天使就要飘浮在车里了。与其说是问问题,不如说他早已有了答案,他更像是在问:如果那女人死了,要怎么办?所以他怒不可遏了:我们是去抢劫的,不是去杀人的。
“实在是烦人。幸好我是个冷静的人,要是我也激动起来,事情不知道要恶化成什么样子了。”
没完没了的唠叨,让人疲倦。男人也骂累了,想着还不如省点力气,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有突发事件。
事情没有完全按照预计的进展,但大体上目标还是得到了实现,这才是最重要的。两个大袋子躺在地上。“足够衣食无忧了。而且这还只是个开始,要是一切顺利,我还要更进一步,搞到更多袋子。”土耳其人也斜眼看着那些袋子,和他的兄弟说话,他们看起来达成了一致,司机也频频点头。他们旁若无人地交谈着,要求着各自应得的分赃份额。与其说是要求,不如说是做梦。时不时地,那个脾气暴躁的小个子男人便停下来跟我说话。我只听懂两三个字:“生面团”“分赃”。让人忍不住要问他们是哪里学的法语,他们在法国才二十四小时……土耳其人可能天生有语言天赋,天知道。无所谓了。现在,只需要表现得一脸迷惑,稍稍弓个背,对老大带着抱歉的微笑点点头,反正已经到了巴黎北郊几十公里,没什么问题了。
郊区景色在车窗外飞过。他还有什么可咆哮的,这个奥斯曼人,令人难以置信。因为他的咆哮,当车子开到车库前时,车里的气氛简直是凝滞的,像是要末日审判一般。小个子男人问了一个问题,不依不饶地问了好几次。为了表达自己的攻击性,他蜷曲食指,在另一个握紧的拳头上敲击。这个姿势可能在伊兹密尔有一个明显的含义,但在巴黎北郊圣旺,还是让人有些不解。但还是大致可以猜到一点主要意思,它带着一种不服和威胁,逼着人点头表示同意。但这的确可以说不是在撒谎,因为大家很快就会达成一致的。
这时候,司机已经从车里下来,他努力开了几次锁,但就是打不开车库的铁卷帘。他试图从各个方向扭转钥匙,震惊地转向车子,看起来一脸疑惑。他又试了一次,车子发出了雷鸣般的轰隆声,随着马达转动,他汗如雨下。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不太可能被人发现,但我不想停留太久。
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意外,又一个意外,众多意外之一。这一次,小个子男人已经快中风了。一切都和预想的不同,他感觉自己被骗了,被出卖了,“该死的法国人”。必须表现出一种惊愕的表情。这该死的门就是不开,他不能理解,本不该有问题的,甚至在昨天他们还一起试验过。我冷静地走出车子,惊讶又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