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骑射 冲击与军阵：步 骑兵战术的演变

本编分为六章，分别讨论中国古代骑兵、步兵的战术特点，以及这两个兵种在先秦到隋唐之际的发展。在4世纪初，北方民族凭借骑兵优势入主中原，分裂时期北方政权的骑兵优势也较为明显，所以骑兵和步兵两个兵种的实力对比、战术特点对南北战争造成了重要影响。

骑兵方面，第一至五章梳理了骑兵从战国到南北朝时期的战术发展过程：先秦到汉初，游牧族和中原的骑兵战术特点都是骑射和游击，不能充当主战角色，也无法击败步兵主力；到汉武帝时，中原骑兵为了对抗匈奴的骑射技术优势，开始采取冲击肉搏的战术，由此带来骑兵装备的变化。为了保障骑兵冲击时的稳定性，马鞍逐渐加高，最终在3、4世纪之交导致马镫出现，使骑兵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冲击威力。这一轮骑兵战术革新发生在中原，但很快被北方民族学会，使他们获得了压倒中原的军事优势，这造成了西晋的崩溃和北方民族入主中原，以及之后延续近三百年的南北割据战争。

步兵方面，第六章讨论了冷兵器时代步兵最基本的战术特征：队列密集、移动缓慢的军阵作战。战国到汉初，骑兵尚未胜任冲击职能，陆战的主要形式是步兵主力军阵互相作战，这一时期步兵军阵的特点是近似“方阵”，正面窄而纵深大。在骑兵冲击战术逐渐普及完善之后，步兵军阵为了提高应对骑兵冲击的能力，以及便于从侧翼包围敌方步阵，开始加宽正面、缩小纵深，即方阵变得“扁平化”。此外，4-6世纪南方政权的步兵为了适应南方自然地理环境、对抗北方骑兵，也出现了一些独特的战术。

第一节 早期骑兵战术特征：骑射与游击

第一小节 匈奴骑兵战术与其经济形态、社会结构的关系

最早的骑兵来源于游牧族的生活方式，中原政权组建骑兵的滥觞，则是战国中后期赵武灵王学习游牧族的“胡服骑射”。顾名思义，这种早期骑兵最重要的武器是弓箭，“骑射”是草原游牧族传统的狩猎技术和习惯战术，甚至是游牧族身份认同感的重要来源。冒顿单于在给汉文帝的信中，谈及他统一北方草原的功业，就骄傲地宣称：“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13]这不仅是战术问题，而且是与游牧族的生活形态密切相关。《史记·匈奴列传》保存了战国至西汉中叶包括匈奴在内的北方游牧族的珍贵史料，其中对游牧族战术素养的描述是：

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14]

射猎本身就是匈奴等游牧族人经济生活的一部分，这直接影响了游牧者的战术形式。根据司马迁的记载，匈奴等草原民族采用单兵骑射战术，几乎从不与敌军进行近距离的冲击肉搏作战：

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鋋。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15]

其攻战，斩首虏赐一卮酒，而所得卤获因以予之，得人以为奴婢。故其战，人人自为趣利，善为诱兵以冒敌。故其见敌则逐利，如鸟之集；其困败，则瓦解云散矣。[16]

游牧族的传统习惯战术是“骑射”而非冲击肉搏，这不仅有生活习俗、战术层面的原因，也和草原游牧族缺乏中央集权有直接关系。因为在飞驰的、无马镫的马上进行冲锋肉搏的近战，骑士的伤亡概率很高，尤其是在对抗中原密集的步兵军阵时。只有严厉的军事纪律才能强制士兵们投入肉搏作战，但草原上恰恰缺乏这种政治传统。拉铁摩尔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中已经发现，北方草原的权力趋于分散，领袖对部属的权威和控制力远不如汉地，当游牧族部属对领袖失去信赖，很容易带着畜群远走他乡。拉铁摩尔认为，这是游牧生活天然具有的“移动性”所致。[17]巴菲尔德在这方面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他对游牧帝国权力结构的总结是：

内陆亚洲游牧国家以“帝国联盟”的方式组织起来，它们在对外事务上是像国家那样独裁的，但内部组织则是协商与联盟化的……

在地方层面上，部落结构依旧维持自身形式，在权力来自于自身民众支持而非帝国任命的部落酋长的统治之下。故而，在地方层面国家结构变化甚小，无法最终确保将草原上掳掠成性的当地人联合起来。……帝国政府垄断了对外及战争事务，使帝国在相关问题上作为一个整体而与其他力量讨价还价。[18]

巴菲尔德是从游牧社会与中原汉地的政治关系层面来论述的，并未聚焦到骑射战术这么微观的层面，但他的结论对于讨论游牧族战术仍有重要意义。狄宇宙专门考察匈奴帝国的权力体系，也得出了和巴菲尔德类似的结论：

很显然，在中国的政治家中存在着一种观点，认为单于的权力与中国的皇帝相比较而言，是非常有限的……

我们通过对汉王朝与匈奴外交关系的考察表明，从公元前198年到公元前133年期间，中国北部边疆地区不断遭受侵袭，因为在匈奴人的部落联盟中缺少一个绝对的权威，以确保贯彻落实和平条约的内容。[19]

狄宇宙也注意到了司马迁对匈奴骑射战术的描写，他认为，司马迁这种记载是出于一种道德上的不屑，和古希腊、罗马人对草原民族的描述如出一辙。[20]本书则认为，这种骑射游击战术与游牧族松散的权力结构有直接联系：匈奴人骑射作战“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见敌则逐利，如鸟之集；其困败，则瓦解云散”，参战动机是为了劫掠财物致富，来自单于的赏赐不过是象征性的一杯酒而已，首领对下属战士没有绝对权威，无法强制他们从事过于危险的行动，所以匈奴人从不与敌军进行硬碰硬的正面作战，也不会采用危险的肉搏冲击战术。从战国到汉代前期，游牧族从未与中原主力军队进行过正面大规模决战，也从未进行过对城池、堡垒的大规模攻坚战。[21]

反观中原，自春秋末年以来，步兵开始成为战场主力兵种，严格的纪律一直是步兵作战的基本原则，战术则是列成密集的队形，与敌军进行面对面的砍杀肉搏。孙武为吴王阖闾训练宫女“吴宫教战”“三令五申”的故事，就是最早的典型例证。战国初期，中原列国通过变法运动，都确立了这种中央集权政治下的军事模式，军队是由国家财政供养的军事机器，战争行为是为了贯彻统治者的意志，军事统帅对士兵拥有绝对权威，可以命令士兵们投入哪怕是必死的肉搏作战。两相对照可以发现，匈奴等游牧族骑射、游击的战术形式，与其生活方式和社会权力结构有直接关系。

第二小节 《六韬》中的战国骑兵战术原则

自战国中后期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改革以来，中原政权也学习游牧族战术组建了骑兵部队。骑兵和春秋时盛行的战车一样可以高速奔驰，对地形的适应性又高于战车，但当时骑兵尚无马镫，难以进行正面冲击作战，只能用弓箭射击，和战车的战术有很大区别，所以尚无法完全取代战车。《六韬·均兵篇》对车、骑兵战术特点进行了比较：

车者，军之羽翼也，所以陷坚陈，要强敌，遮走北也；骑者，军之伺候也，所以踵败军，绝粮道，击便寇也。[22]

可见战车是用强攻手段直接冲击（“陷”）敌步兵主力军阵，或者截击（“要”）行军状态的强敌；而骑兵则主要负责侦察任务（“伺候”），依靠其机动性破坏敌军后勤运输（“绝粮道”），与敌较小规模的机动部队作战（“击便寇”）。车骑两者分工迥然有别。当然，两者的共同点是速度快，当敌军已经溃散奔逃时，两者都可以参与追击歼敌，但其任务详细区分起来仍有不同：战车“遮走北”，“遮”是从正面阻截；骑兵“踵败军”，“踵”是尾随于后，仍侧重追踪引导而非直接战斗。

《六韬》的《战车篇》和《战骑篇》分别列举了适合车、骑作战的“八胜之地”“十胜之地”。此“地”不是狭义的地形，而是车、骑兵攻击敌军的各种时机和方式，即战术。《战骑篇》的“十胜”实际只列举了八种情况（条目序号为本书所加）：

（一）敌人始至，行陈未定，前后不属，陷其前骑，击其左右，敌人必走；

（二）敌人行陈整齐坚固，士卒欲斗，吾骑翼而勿去，或驰而往，或驰而来，其疾如风，其暴如雷，白昼如昏，数更旌旗，变易衣服，其军可克；

（三）敌人行陈不固，士卒不斗，薄其前后，猎其左右，翼而击之，敌人必惧；

（四）敌人暮欲归舍，三军恐骇，翼其两旁，疾击其后，薄其垒口，无使得入，敌人必败。

（五）敌人无险阻保固，深入长驱，绝其粮路，敌人必饥；

（六）地平而易，四面见敌，车骑陷之，敌人必乱；

（七）敌人奔走，士卒散乱，或翼其两旁，或掩其前后，其将可擒；

（八）敌人暮返，其兵甚众，其行阵必乱，令我骑十而为队，百而为屯，车五而为聚，十而为群，多设旌旗，杂以强弩，或击其两旁，或绝其前后，敌将可虏。[23]

第一条是针对敌军步兵阵列还未排好时进行攻击。第二、三条针对的是敌军已经部署完毕的步阵。其他都是攻击在行军甚至逃跑中的敌人，以及骚扰敌后方，破坏粮运。值得注意的是，对敌人步兵，骑兵都是采用“薄”“翼”的战术，即贴近敌军奔驰但不正面冲锋，同时射箭给敌军制造紧张气氛。因为步兵大量装备长柄兵器，如《六韬》所举万人之军中，有三千使用矛盾、戟盾的士兵，会部署在受敌军威胁最直接的方位。无马镫的弓箭骑兵直接冲击这种军阵，无异于自蹈死地。《六韬·战骑篇》列举了骑兵“九败”的情况，第一条就是攻击敌步阵，“凡以骑陷敌，而不能破陈，敌人佯走，以车骑返击我后，此骑之败地也”。可见骑兵贸然冲击步阵是很难获胜的。

特殊情况下，战国骑兵也可以冲击陷阵，但那是针对敌骑兵，而非队列严整的步兵，《六韬》骑兵“十胜”战术第一条，“陷其前骑”，攻击的是敌军骑兵，因为敌骑兵这时正在保护“行陈未定”的步兵，需将其驱逐，才能驱散正在列队的敌步兵。“十胜”的第二条，敌步兵“行陈整齐坚固，士卒欲斗”，是最难强攻的局面。此时骑兵的战术是对敌阵“翼而勿去，或驰而往，或驰而来”，靠马群快速奔驰制造巨大声势和尘土，“其疾如风，其暴如雷，白昼如昏”，以震骇敌步兵，使其丧失斗志而溃逃。但对于这种战术的效果，《六韬》作者只说“其军可克”，“可”表现一种可能性而非必然性，与其他诸条“必走”“必惧”“必败”“必乱”的承诺完全不同。其实面对阵列严密的步兵，这种紧贴战术危险性很大，因为接近步阵的骑兵必然受到敌弩箭射击（《六韬》所举万人之军中，弓弩手有六千名），在奔驰的马背上不便发力，骑兵所用的弓远不如步兵弓弩射程远，战马作为射击目标也较大，而且步兵还能得到盾牌的保护。所以战国和秦汉之际，几乎没有单纯骑兵击败成建制主力步兵的战例。

第三小节 秦汉之际的骑兵战例

赵武灵王改革以来，骑射战术被引进到中原。但骑兵对草原民族和中原政权的意义并不相同：草原民族只有骑兵；中原政权的主力是步兵，骑兵和战车兵都扮演步兵的辅助角色。此时骑兵在中原未能担负正面冲击职能，一方面是因为还没有马镫提供技术支持；战术习惯上的因循则是另一个原因，因为战国到汉初的骑兵很多都来源于游牧族，他们还保留着在故乡的战术习惯。在楚汉战争中，来自游牧族的楼烦骑兵就极为活跃：“项王令壮士出挑战，汉有善骑射者楼烦，楚挑战三合，楼烦辄射杀之。”[24]注引应劭曰：“楼烦胡也，今楼烦县。”可见楼烦胡人以其骑射技艺在汉军中服役。汉军骑将灌婴斩、俘的战功里，也有很多“楼烦将”，可见秦军和楚军中也有很多楼烦骑士服役，且一直坚持着家乡的骑射技艺。

从秦汉之际战争的记载看，当时骑兵主要负担侦察、骚扰、破袭敌军粮道和后方等辅助性任务，作战的主要对象是敌军的骑兵及零散步兵，不能对抗敌主力步兵。这和《六韬》中的骑兵使用原则完全一致。下面主要总结刘邦在反秦战争及楚汉战争中组建、运用骑兵的过程，从而探讨这一时期骑兵的实战特点。

抗击敌骑兵的职能：《六韬·均兵篇》说骑兵的主要用途之一为“击便寇”，即与敌非主力的机动部队作战。在刘邦军队发展的初期，“便寇”主要是突然来袭的敌骑兵（有时也兼有车兵）。刘邦的骑兵部队和战术就是在与敌优势骑兵的对抗中逐渐形成的。在秦二世二年（前208年）刘邦起兵不久，在攻略到砀郡境内时就遭到了一支秦军车骑部队的攻击。《史记》载此战：“是时秦将章邯……至砀。东阳宁君、沛公引兵西，与战萧西，不利。”[25]当时章邯正带领秦军主力与陈胜所部作战，大概是出于对刘邦势力扩张的担心，章邯派车骑部队紧急北上迎击，刘邦军战斗失利退保留城：

又攻下邑以西，至虞，击章邯车骑。[26]

攻蒙、虞，取之。击章邯车骑，殿。[27]

《史记》注家对周勃的“殿”有不同解释，其中两说较有道理，一说“在军后曰殿”，一说“上功曰最，下功曰殿”。此战刘邦败退，周勃可能负责殿后阻击，任务虽然完成但有较大损失，所以评定为下等功。这应是以步兵为主的刘邦义军首次与敌成建制的车骑部队作战，受了挫折但未致全军覆没，也说明秦军车骑部队在没有步兵配合的情况下难以全歼敌军。

刘邦收拢败兵，再次攻击砀郡得手，征集到五六千人的队伍。此时刘邦部队中开始有骑兵的记载，应主要来自克砀郡后争取到的秦军骑兵。不久他“闻项梁在薛，从骑百余往见之”[28]。可见此时刘邦只将骑兵作为自己的亲随保卫部队，部将靳歙以“中涓”之职为刘邦统领骑兵，而“中涓”本是内侍性质的官员，[29]为刘邦驾车和统领战车的夏侯婴也是中涓之职。后来刘邦的骑兵部队称为“郎中骑兵”，也是贴身侍卫之意。这一时期，刘邦部属诸将应该也会俘获一些敌骑兵或战马，分散在各自军队中使用。

秦二世三年（前207年），刘邦受命西进入关。当转战到南阳时，“收军中马骑，与南阳守齮战犨东，破之”[30]。这是刘邦部队首次集中骑兵兵力作战，具体背景不详，可能遇到了比较强大的敌骑兵压力，也可能是集中骑兵进行奔袭。在随后入武关、蓝田的战斗中，靳歙率骑兵斩秦军“车司马二人，骑长一人”[31]，另斩首俘获士兵八十五人，可见是与秦车、骑兵作战。秦朝灭亡后，刘邦被项羽封为汉王，在汉中积蓄力量，对骑兵军队进行过整编，靳歙迁为骑都尉，另一位将领傅宽也迁为右骑将。刘邦和项羽决裂后北上攻击关中。这里是秦军故地，有一些车骑武装，樊哙在此时期曾担任“郎中骑将”，与故秦的车骑部队作战。骑都尉靳歙在占领关中的战争中也表现出色。

楚汉战争中，刘邦固守荥阳，受到了楚军大量骑兵的威胁。因为汉军粮食来源为黄河边的敖仓，距离荥阳城四十五里，这座粮仓成为楚军骑兵重点攻击的目标。刘邦迅速集中骑兵力量与敌骑会战，汉军中老资格的骑兵军官靳歙、傅宽都参加了这次战役。[32]《灌婴列传》记载：

军于荥阳。楚骑来众，汉王乃择军中可为骑将者，皆推故秦骑士重泉人李必、骆甲习骑兵，今为校尉，可为骑将。汉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军不信臣，臣愿得大王左右善骑者傅之。”灌婴虽少，然数力战，乃拜灌婴为中大夫，令李必、骆甲为左右校尉，将郎中骑兵击楚骑于荥阳东，大破之。

可见此前刘邦骑兵尚不习惯成建制集中作战。项楚骑兵的威胁是促使刘邦骑兵完成这一转变的关键因素。此次骑兵会战汉军仅达到了保卫粮仓的目的，但没有歼灭楚军骑兵主力。

破袭与略地作战：荥阳敖仓一战击退楚军骑兵后，汉骑兵迅速转入进攻，所用战术与楚军相同，即迂回到敌后方破坏其粮运。“受诏别击楚军后，绝其饷道，起阳武至襄邑。”[33]楚汉之间大规模的骑兵会战，发生在汉王四年（前203年）韩信进占齐地时。当时刘邦、项羽主力对峙于荥阳，无法分身，只能派遣各自的骑兵赴齐地参战，于是发展为一场规模空前的骑兵大会战，齐车骑将军华毋伤，楚骑兵将领龙且、周兰都被杀或被俘获。汉军乘胜占领齐地。

汉军平齐后，项楚的东线暴露，所以汉军骑兵没有返回刘邦麾下，而是乘机长驱迂回，进入防御薄弱的楚腹地破坏项羽后方。靳歙和灌婴率骑兵进占鲁地，从东、西两路南下侵袭项楚后方核心地区（今江苏中北部），直至占领其都城彭城。[34]当刘邦与项羽决战垓下时，汉骑兵主力北上与刘邦会合。项羽率少量骑兵突围后，灌婴骑兵穷追至乌江边，终于迫使项羽自杀。此后灌婴、靳歙两支骑兵部队分头袭掠长江流域，灌婴平定了下游的吴、会稽、豫章等郡（今江苏南部、浙江及江西省），靳歙进占长江中游的江陵，平定南郡（今湖北省）。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骑兵行军速度快，可以乘敌主力被歼灭之机迅速略地扩张，但仍缺乏攻坚手段。如汉军骑兵在垓下之战前就袭掠了鲁地，但当地人忠于项羽，仍坚守城池。直到汉军已获取项羽人头，当地人才出降。

从骑将灌婴等人的战功统计可见，其战果主要也是敌骑兵。如灌婴从起兵到汉初的战绩，累计斩、俘敌“楼烦将”二十人、[35]骑将十五人、左右司马五人，都是骑兵军官，当然这些战绩也包括灌婴下属所获，并非都来自他本人。靳歙部在攻入咸阳之前，曾斩秦“骑千人将”一人、“车司马”二人、“骑长”一人；从汉中进攻关中时，所部斩“车司马、候各四人，骑长十二人”。后与韩信分路进军赵地，获战果“得骑将二人，车马二百五十匹”[36]。可见靳歙部的作战对象除了敌骑兵外，还有战车兵。

汉景帝三年（前154年），吴王刘濞为首发起“七国之乱”。吴国地处南方，缺少战马和骑兵，当时曾有人劝说吴王：从吴地北征要经过淮河与黄河间的广阔平原，而这种地形正适宜车骑部队作战，所以应该迅速穿过这个地带直取洛阳。但吴王没有接受这个建议，反而采用了步步推进的战略，长期围攻梁城不下。[37]这一漏洞被前来平叛的太尉周亚夫利用，他一方面命汉主力步兵坚壁不出，牵制住吴军主力，同时“使轻骑兵弓高侯等绝吴楚兵后食道，吴兵乏粮……吴兵既饿，乃引而去。太尉出精兵追击，大破之”[38]。这是运用骑兵战术配合主力获胜的典型战例。另外，此战统帅汉军骑兵的是弓高侯韩颓当，他是汉初叛逃到匈奴的韩王信之子，在匈奴生活多年后归汉。[39]所以，战国到汉初骑兵战术与游牧族的区别较小。

第二节 汉匈战争与骑兵冲击战术的肇端

战国末到西汉初是中原骑兵发展的第一阶段，在此期间中原骑兵照搬了游牧族的“骑射”战术，同时结合中原以步兵为主力的特点，由骑兵承担侦察、警戒、破袭软目标等辅助性任务，形成步兵为主、骑兵为辅的格局。但在西汉对匈奴的远征中，汉军步兵难以派上用场，只能以骑兵为主力。为对抗骑射技术高超的匈奴骑兵，汉军骑兵开始尝试进行冲击作战，由此开始了骑兵战术的重大转型。

常彧已注意到，汉代画像石中有冲击、骑射两种职能的骑兵并存，他结合西方战史研究了两种骑兵的特点。[40]但对于汉代骑兵究竟何时及为何采取新型的冲击战术，目前尚未有深入研究，本章就这个问题进行论述。

第一小节 汉军与匈奴的战术区别及社会背景

从战国到汉初的战争主体都是中原政权，作战双方的兵种、战术手段、作战思想、后勤保障和战争动员形式都基本相同。本书将这种战争统称为“同态战争”，此时“同态战争”的基本特点是：

（一）兵种战术方面：以步兵为主力、车骑兵为辅助；

（二）后勤与动员方面：在后方向编户农民征收粮赋，转运到前线维持战争；

（三）作战思想方面：彻底消灭敌方兵力、统帅及政权，占有其土地和民众。

《六韬》全书反映的正是这种同态战争模式。西汉建立后，中原地区实现了统一与和平，这种“同态战争”趋于消失。但几乎同时，北方草原的匈奴族崛起。秦王朝时蒙恬北征占领河南地（河套地区），导致当时的匈奴族单于头曼“不胜秦，北徙”，后又乘秦末战乱、边防内敛之机南迁到河套内。其时正当刘邦项羽战争方酣，中原无暇北顾，头曼之子冒顿杀父夺权，四出征伐，迅速控制了从辽东绵延到河西、西域的广大地域，中原周边的游牧族、半游牧族如东胡、林胡、楼烦、白羊、西戎等都融汇到匈奴人当中，个别民族如大月氏、乌孙则被迫迁徙远遁。这是中国北方草原的第一个统一的游牧族王朝，几乎与刘邦汉王朝同步建立。

中原与草原王朝的初次相识以战争为开端。汉朝的开创者们能参照的，还是战国末期、秦王朝对游牧族攘外开边、分而治之的局面；冒顿单于靠骑射吞并诸多游牧族之后，也在想用同样的方式占领汉地。

双方间首次大战由韩王信叛汉投靠匈奴引发。首先，匈奴骑兵在晋阳城下与灌婴、公孙贺率领的汉车骑部队遭遇，在汾河谷地遭受了一系列挫败，遂撤回代北草地（也可能是游牧族传统的佯败和诱敌深入战术）。刘邦率车骑兵快速追击到平城，却被匈奴骑兵主力围困在白登山长达七天之久，但匈奴也未贸然进攻，双方最终通过外交手段罢兵。此战之中，匈奴骑兵极大的机动性和不可捉摸性，给汉军带来了全新的观念冲击：敌一旦撤退就难以捕捉；汉军正在追击搜寻之际，敌主力却突然出现实施合围。另外，代北严寒的冬天汉军也难以适应，追击过程中有二三成士兵被冻掉了手指、脚趾。[41]

但对匈奴来说，汉军也是一个全新的、棘手的敌人。以往史家多站在刘邦汉朝的角度，认为白登被围、断粮七天已经是不可忍受的挫败，却未能从匈奴人的角度设身处地考虑：在已经合围汉军的情况下，为何不能顺势将其全歼？答案可能在于汉军习惯的密集步兵战术：即使刘邦身边的汉军大多是车骑部队，但面临匈奴合围时，他们也会采用步兵扎营、构筑壁垒的做法防范敌军突击，用阵地战抵消敌骑兵的机动优势。习惯于马上射箭的匈奴骑兵无法强攻汉军的壁垒，加之汉步兵主力正在赶来救援。擅长骑兵侦察的匈奴人肯定掌握了汉援军的动向，所以冒顿单于最终决定放刘邦等与其主力汇合，实有其不得已的原因。对匈奴骑兵来说，以步兵为主力的汉军是看得见、追得上、围得住，但就是咬不动、吃不下。双方都遇到了缺乏前例可循的“异态战争”，都在寻求解决之道。

在战术层面，中原的军事家对于匈奴“非正规”的骑兵游击战术并不陌生，因为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已是学习游牧族战术。刘邦等汉初君臣面临的新问题，是冒顿单于刚刚建立了大一统的草原帝国，以往各游牧族互相劫掠混战的力量被整合起来，对中原形成强大的军事威胁。要理解这一威胁，就不能只看到来自草原的胡人骑兵，还要深入了解游牧民族的经济形态、生活方式。

匈奴人兼营游牧和狩猎以维持生计，“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42]，每个壮年男子都是天生的骑射战士，所以草原地区虽然地广人稀，总人口比农业地区少得多，但冒顿的匈奴帝国仍有“控弦之士三十余万”[43]。在刘邦的白登之围中，冒顿甚至集中了四十万骑兵。但在这种“全民皆兵”盛况的另一面是，匈奴人并不能一直维持这样庞大的战斗力。庄稼生长规律造成了农业社会季节性的农忙、农闲生产周期。草原畜牧业也有自身的季节性周期：每年冬末到春季是马、牛、羊等各种牲畜集中产仔的季节，此时牧户都忙于为生产中的母畜接羔，还要将畜群从越冬地赶往春夏季牧场，让刚刚经历过严冬、变得瘦弱的牲畜吃到新草。这时多数牧民劳动力都要在牧场劳作，无法从军形成战斗力。只有到秋季之后，牲畜已经吃得肥壮，幼畜也基本长大，青壮年劳动力才能从牧场中脱身，集中起来听从首领召唤。所以匈奴人举兵的季节都在秋冬。《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习俗：“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茏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马肥，大会蹛林，课校人畜。”[44]参加正月和五月集会的都是“诸长”即部族首领，但秋天的大会就是所有牧户都参加的盛大节日了。《集解》引《汉书音义》曰：“匈奴秋社八月中皆会祭处。”从这时到翌年初春才是真正的“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草原帝国处在动员程度最高、对外威胁最强的阶段。

《史记·匈奴列传》又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45]这个习俗宽急的背后，也是草原畜群的季节周期律。在秋冬季节集中起来的牧民会进行集体狩猎，这时的野兽和家畜一样正处在准备越冬阶段，肥壮且毛皮厚实，最有价值。有时，这种狩猎会集中数万骑士，围拢数百万猎物，规模之宏大不亚于一场白登之战。冒顿统一草原之后，这种大规模狩猎随时可以转变成对汉地的劫掠。汉文帝时，晁错向朝廷献守边备塞之计，他提到，游牧族经常流动到汉朝边境狩猎，一旦发现汉军戍卒不多，就立刻把狩猎变成侵略：

今使胡人数处转牧，行猎于塞下，或当燕、代，或当上郡、北地、陇西，以候备塞之卒，卒少则入……[46]

汉初文帝、景帝时曾多次集结重兵防御匈奴，但每次主力赶到时，匈奴人早已饱掠而去。经过战国兼并战争、楚汉战争等等，中原王朝的战争机器已经习惯了对抗和自己兵种、战术完全相同的敌人，对这种狩猎和劫掠随时切换的生活—战争模式几乎无暇应对。晁错说：“臣闻汉兴以来，胡虏数入边地，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正反映了这种无奈局面。但对于匈奴人活动的基本季节性，当时汉人也有所了解。比如此后不久晁错的另一个上书就说，由于汉文帝刚拒绝了与匈奴和亲的提议，这个秋天到冬天匈奴肯定会来进犯，应提前准备加以防范：

陛下绝匈奴不与和亲，臣窃意其冬来南也，壹大治，则终身创矣。欲立威者，始于折胶……（注引苏林曰：“秋气至，胶可折，弓弩可用，匈奴常以为候而出军。”）[47]

对于游牧族在秋冬季发起战争的习惯，中原人越来越有深刻的认识。汉武帝时调任李广为右北平太守防御匈奴，诏书称：“将军其率师东辕……以临右北平盛秋。”[48]就是防范匈奴人在秋季发动袭击。到天汉二年（前99年），汉武帝派李广利、李陵分路出击匈奴，强弩都尉路博德负责接应李陵部。路博德不愿执行这个任务，遂上书称“方秋匈奴马肥，未可与战，臣愿留陵至春”[49]，待来春再行出击。但汉武帝否决了这个意见，命李陵部九月出发。这恰恰是匈奴人已经集中兵力的季节。李陵等行军一个月深入匈奴，果然被合围而全军覆没。汉宣帝时，西部羌人与匈奴联络，准备起兵反汉，老将赵充国也向朝廷建言防备，不然“到秋马肥，变必起矣”[50]。伴随着对匈奴人战术熟悉的过程，汉军也在总结应对之道。

第二小节 文帝到武帝：探索中原骑兵进攻战略

刘邦之后的汉文帝、景帝时期，汉朝北边地区一直受到匈奴人的劫掠危害。此时汉廷迫于连年战乱造成的经济凋敝，执行“休养生息”政策，无力主动进攻。但汉廷一直在寻找防范匈奴威胁的策略。汉文帝时，晁错针对匈奴的骑兵优势建言说：

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罢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此匈奴之长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匈奴之众易挠乱也……[51]

晁错认为单纯比骑兵的马上射箭技术，汉军不如匈奴，但在平原地区（“易地”），可以用战车来冲击（“突”）敌骑兵。[52]稍后他又说“平地通道，则以轻车、材官制之”，即用战车和弓弩步兵对付平原上的匈奴人。此外晁错还提到当时刚刚投奔汉朝的数千名“降胡义渠”，他们“饮食长技与匈奴同”，即熟悉骑射之术，应当发给他们最好的铠甲、弓矢和战马，让他们与汉步兵、战车配合作战，“两军相为表里，各用其长技，衡加之以众，此万全之术也”。这个上书获得了汉文帝的称赞和采纳。

《汉书·匈奴传》赞（结束语）曰：

是以文帝中年，赫然发愤，遂躬戎服，亲御鞍马，从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驰射上林，讲习战陈……[53]

这个描述已经包含了汉初军人的取舍标准：使用降胡骑兵的事情出于华夏正统观念而被隐去了，战车也未被提及则是因为派不上用场，旋即已被淘汰。当时对匈奴的军事行动仅限于被动防御，一般将临时性集结驻防称为“军”“屯”。文帝后元六年（前158年）冬，匈奴大举犯边，汉军又一次大规模集结防备北边和京师，著名的“周亚夫军细柳”就发生在此时。但被动防御效果甚微，匈奴兵始终不曾与汉军战车和弓弩步兵正面交战，“单于留塞内月余乃去，汉逐出塞即还，不能有所杀”[54]。景帝以公主与单于和亲，但匈奴入侵仍时有发生。到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还在遣“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屯云中，中尉程不识为车骑将军屯雁门”[55]，驻防时间从冬季到六月（当时汉朝尚以十月为岁首）。

汉武帝刘彻自十六岁即位之初，就在酝酿彻底解决匈奴威胁。比起祖父汉文帝“亲御鞍马”“驰射上林”的行为，武帝走得更远，他甚至要直接学习匈奴人的战术。这方面曾起过重要作用的，是多年前从匈奴返回的骑将韩颓当之孙韩嫣（即韩王信的曾孙）：

嫣者，弓高侯孽孙也。今上为胶东王时，嫣与上学书相爱。及上为太子，愈益亲嫣。嫣善骑射，善佞。上即位，欲事伐匈奴，而嫣先习胡兵，以故益尊贵，官至上大夫，赏赐拟于邓通。时嫣常与上卧起……[56]

除了熟悉匈奴战术的韩嫣，青年武帝还调名将李广为皇宫禁卫军官（未央卫尉）。李广此前已经担任过多年边郡太守，和匈奴作战经验丰富。李广的三个儿子也都随父入长安为郎，侍从在少年武帝身边：“广子三人，曰当户、椒、敢，为郎。天子与韩嫣戏，嫣少不逊，当户击嫣，嫣走。于是天子以为勇。”[57]可见少年武帝与身边的少年侍卫们相处颇为随便。武帝从即位第三年开始，经常微服出游，他甚至为此特别组建了一支骑兵卫队“期门”军，大概韩嫣、李当户等人都参与其中：

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阳，西至黄山，南猎长杨，东游宜春，微行常用饮酎已。八九月中，与侍中常侍武骑及待诏陇西北地良家子能骑射者期诸殿门，故有“期门”之号自此始。[58]

这种游猎大概有对匈奴单于的模仿，特别是“八九月中”的时间，与匈奴人八月中“大会蹛林”的风俗颇相似。不久后，韩嫣就因得罪太后被处死，没能参与后来波澜壮阔的对匈奴战争。但这些少年人看似游戏的行为，却导致了汉军战略的重大转向：抛弃缓慢的步兵和适应性过低的战车，用单纯骑兵对匈奴发起主动进攻。

元光二年（前133年），汉武帝用马邑城诱使单于入境劫掠，准备伏兵歼灭匈奴主力，但计划中途泄露，未获成功。[59]汉朝失去了一次绝佳机会。史载参与此次伏击的汉军共三十万之多，并提及“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但未言其麾下的具体军种和数量。公孙贺以太仆之职任轻车将军，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刘邦时的太仆夏侯婴统帅的战车兵。但四年后的元光六年（前129年）春，匈奴劫掠上谷郡，汉军遂发起白登之围以来对匈奴的首次大规模攻势。为了能追上匈奴骑兵，出击汉军全部是骑兵：

春，穿漕渠通渭。匈奴入上谷，杀略吏民。遣车骑将军卫青出上谷，骑将军公孙敖出代，轻车将军公孙贺出云中，骁骑将军李广出雁门。青至龙城，获首虏七百级。广、敖失师而还。[60]

据《史记·卫霍列传》，出击兵力为四将军“军各万骑”。可见诸路汉军全为骑兵。此时公孙贺的“轻车将军”或卫青的“车骑将军”都已经成了某种虚号，战车（轻车）已经完全退出战争舞台。关于此次出击的季节，《汉书·武帝纪》作“春”，《史记·匈奴传》作“秋”。根据《汉书·武帝纪》所载，这次出击是对匈奴春季入寇上谷的追击和报复，应当也是在春天。另外，卫青所部直指龙城，可能欲趁匈奴各族长在五月间大会龙城时一网打尽。但匈奴主力避开了卫青，致使其战果和损失都不大。李广、公孙敖两部则遇到匈奴主力，李广全军覆没，公孙敖损失七千骑兵。此次汉军失利形成的教训，就是应尽量集中使用骑兵兵力。以后汉军对匈奴的历次出击，主力部队都不少于三万骑。

汉武帝朝对匈奴的大规模骑兵出击约有十四次，基本都在春夏季发起进攻，每次攻势持续的时间都不长，基本不超过三个月，王莽时人严尤说：“前世伐胡，不过百日，非不欲久，势力不能”[61]，即受限于能携带的粮秣数量。有时春季的出击未发现匈奴主力，会在夏季发起第二次出击。这种季节性打击对匈奴牧民破坏性极大，因为春季很多母畜处在怀孕临产阶段，避难逃亡会使大量母畜堕胎，对匈奴人的影响无异于汉地庄稼的绝收：

汉兵深入穷追二十余年，匈奴孕重堕殰，罢极苦之。

师古注曰：“孕重，怀任者也。堕，落也。殰，败也，音读。”[62]

颜师古对“殰”的解释未必正确，因为它可能是繁体“犢”（犊）的异写，“孕重堕犊”即牲畜因逃难奔跑而大量堕胎。军马一般是阉割的公马，所以主动出击的汉军无此困境。当然，刚度过严冬的马匹比较瘦弱，不适宜长途奔跑，汉军与匈奴都面临这个问题。但汉军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解决：农业社会的汉朝有便于储存的粮食，可以在出征前对战马进行集中喂养恢复体能。元狩四年（前119年）春，汉军准备远征漠北的单于主力，就采用了“粟马”的措施，《汉书·匈奴传》颜师古注曰：“以粟秣马也”，就是用未脱壳的小米喂马。为了这次规模空前的远征，汉军共“发十万骑，负私从马凡十四万匹”，成功捕获单于主力并予以击溃。[63]除了这些外围保障措施，汉军的胜利更来源于卫青、霍去病对骑兵战术的创新。

第三小节 卫青、霍去病的骑兵战术革新：从骑射到冲击

如数十年前的晁错所说，匈奴骑兵“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在颠簸奔驰的马背上射箭是极高的技艺，需要经过多年经验才能练就。现代匈牙利马术师拉约什·考绍伊（Lajos Kassai）致力于恢复匈奴人的骑射技艺。他在练习无马镫骑马的初期极为痛苦，甚至因颠簸造成连续多日尿血。[64]匈奴人“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到壮年成长为骑射之士。汉军中只有少数投降的胡人，和李广这种世代生长在北方边郡、熟悉畜牧生活的人，才能在骑射方面与匈奴人比肩，但仅靠这些人是远远不够的。汉武帝于元光六年（前129年），第一次派大规模骑兵部队出击匈奴，但以惨败收场，四路共四万汉军损失近半，说明传统骑兵战术难以对抗匈奴。[65]

在后来的出击中，卫青迅速摸索出了新骑兵战术原则：不与匈奴人较量远距离骑射，而是把中原步兵惯用的正面冲锋战术移植过来，用肉搏战抵消掉匈奴人的骑射优势。

在稍早的中原战争中，已开始有骑兵冲击作战的尝试。如项羽垓下战败后，率骑士突围南逃，最后仅有二十八骑追随项羽，汉军五千骑兵紧追其后，将其合围，项羽等仍成功冲开了汉骑兵的包围。因为当时骑兵并不习惯正面短兵交战，但项羽此举也是鱼死网破的最后挣扎，并非当时惯例。最后他转战到吴江边，决心进行短兵肉搏时，还是“令骑皆下马步行，持短兵接战”，终于自刎而死。[66]

汉初另一次骑兵突击的壮举是在汉景帝七国之乱时，灌夫决心为战死的父亲报仇，与数十名家奴骑马“被甲持戟……驰入吴军，至吴将麾下，所杀伤数十人。不得前，复驰还，走入汉壁，皆亡其奴，独与一骑归。夫身中大创十余”。灌夫事后称“吾益知吴壁中曲折”，可见此次壮举是在吴“壁”即军营中，而非在两军正式列阵交战之时。他和十余名骑兵能够冲进敌军壁垒，大概是利用了吴军守门士兵的疏忽，营壁中的吴兵猝不及防，陷入混乱，灌夫的十余骑最后也只有两人返回。这种骑马而用短兵（戟）冲击敌军的行为，在当时几乎绝无仅有，所以灌夫“以此名闻天下”[67]。

卫青指挥的对匈奴战争，就是要推广这种原来比较少见的冲击战术。当然，匈奴人也未必愿意与汉军进行近战肉搏，[68]所以对于汉军指挥者来说，取胜关键正在于用奇袭切断匈奴军后路，缩小可供敌骑驰骋的战场范围，使其骑射优势无法发挥，从而迫使敌进入近距离肉搏战，这要靠汉军将领对战机的把握。从卫青、霍去病指挥的对匈奴战役看，他们成功抓住了运用冲击战术的时机。

战例一：在元朔五年（前124年）春，汉军对匈奴的第四次出击中，卫青带领的三万骑兵成功绕过匈奴人的前哨，乘夜间合围了匈奴右贤王所部，从而将匈奴人擅长的追逐骑射变成了短兵肉搏。右贤王带数百骑突围逃走，其余“右贤裨王十余人，众男女万五千余人，畜数千百万”都被汉军俘获。[69]这是汉军以骑兵冲击战术对匈奴主力的首次胜利，卫青也因此被授予“大将军”之号。

战例二：元狩二年（前121年），霍去病指挥了对匈奴的第七次远征。此行汉军骑兵万人出陇西向西北，直指匈奴西道。史书未记载此战具体过程，但抄录了汉武帝嘉奖霍去病将士的诏书：“转战六日，过焉支山千有余里，合短兵，杀折兰王，斩卢胡王，诛全甲，执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首虏八千余级”[70]，这里“合短兵”明确指出霍去病采取的战术，是和匈奴短兵相接的白刃肉搏战，连用“杀”“斩”“诛”三个动词，也在宣扬汉军用的是短兵而非弓箭。在汉廷和汉军将士看来，这种短兵肉搏战显然比骑射更富于勇武精神。至此，中原骑兵已经超越了战国以来惯用的骑射战术，同时也具有了独立作战的战略职能。

战例三：汉军对匈奴最大的一次远征，在元狩四年（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各率五万骑兵出击，搜寻远在漠北的单于主力。匈奴人侦悉了汉军动向，单于决定乘其远来疲惫予以全歼。事实证明这是一个错误的决策：两军相遇后，卫青“纵五千骑往当匈奴。匈奴亦纵可万骑”，双方骑兵展开决战。当时已近黄昏，“会日且入，大风起，沙砾击面，两军不相见，汉益纵左右翼绕单于”，两军在暗夜和风沙中展开混战，“时已昏，汉匈奴相纷挐，杀伤大当”。《史记正义》引《三苍解诂》云：“纷挐，相牵也。”即双方军队胶着混战，厮杀肉搏从马背打到了地面上。暗夜和近距离肉搏使匈奴人的骑射技艺无从发挥。第二天清晨汉军统计战果时，“捕斩首虏万余级”，单于则乘夜脱逃。[71]同时，霍去病所部与匈奴左贤王部遭遇，斩首更多达七万余级，但具体作战过程不详。匈奴此后几乎无力再侵犯汉朝边境，而汉军已完全掌握战争主动权，继续对匈奴进行远袭打击。

战例四：征和三年（前90年），汉军三路出击匈奴，其中御史大夫商丘成率三万余汉军，在班师途中被三万匈奴骑兵追上，双方激战九日，汉军仍旧采用骑兵正面冲击“陷阵”的战术，杀伤大量匈奴兵，终于将其击退。[72]

由于《史记》等文献对当时战争少有正面描写，许多战术细节的复原只能求诸考古材料和后世文献。战术转型首先带来了骑兵武器的变化：长戟取代弓箭成为汉军骑兵的作战兵器。长戟是秦汉步兵的普遍装备，所以这种技术移植比较便捷。在没有马镫的情况下，用长戟冲刺敌人可能将自己也顶下马背，但这对敌人造成的损失毕竟更大。关于中原骑兵与游牧骑兵作战的具体细节，在东汉画像石中能找到一些参考。比如山东孙家村、孝堂山画像石表现的，正是用戟和弓箭的骑士互相作战的场景。在孙家村画像石中，一名持戟的骑士正在刺死一名持弓箭骑士。研究者认为，持弓箭者的尖顶帽代表了草原游牧族的典型装束，而持戟者的铠甲则是中原骑兵造型。[73]值得注意的是，山东的汉代画像石中，这种持戟骑士正在刺死尖顶帽弓箭骑士的场景多次出现，其构图风格也基本相似，说明时人十分重视这种战术的威力。[74]

孝堂山画像石表现的战争场面更大。以所用兵器和战斗形势来看：左方的骑士中持弓箭者四人，持戟者至少五人；右边的骑士可辨认者三人皆持弓箭，另有至少三人已战死或正在被杀（被左方一位持长戟骑士刺死），且右边骑士身后还有大量徒步持弓箭者。另外，右方步、骑兵都戴尖顶帽，一位身份较高的人物旁边还有“胡王”二字榜题。故左边骑士应为中原军队，右边则为匈奴等北方民族。[75]这和孙家村等画像石一样，都代表了中原骑兵用长戟和冲击战术击败草原骑兵的战斗场面。另外，这些汉画像石中的骑兵都是没有马镫的。[76]

耐人寻味的是，卫、霍二人针对匈奴人优势开创这种全新战术，和他们并不熟悉马背游牧生活、也未曾熟练掌握骑射技艺有直接关系。在参与对匈奴战争之前，卫青、霍去病都没有太多军事素养和战争实践，他们很大程度上是作为外戚受武帝重用。卫青年少时曾为主人平阳侯夫妇充当“骑奴”，这是他仅有的作为骑兵的训练；武帝还曾让霍去病学习“孙吴兵法”，但霍去病回答：“顾方略何如耳，不至学古兵法。”[77]缺少“传统”的包袱拖累，恰恰是他们创新的优势所在。

第四小节 再论李广与李陵

与卫、霍二人的成功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一代名将李广的失意。

李广出身军人世家，其先祖李信在秦灭六国时为将，曾俘获燕太子丹。李广家传射箭技艺。《汉书·艺文志》甚至著录有《李将军射法》三篇。射箭技艺几乎是李广平生唯一的爱好：

广为人长，猿臂，其善射亦天性也。虽其子孙他人学者，莫能及广。广讷口少言，与人居则画地为军陈，射阔狭以饮。专以射为戏，竟死。[78]

此外，《史记》还记载了李广在战争中诸多几近神勇的骑射表现，比如带百骑深入匈奴，连射（死伤）三名“射雕者”，然后面对数千名增援的匈奴骑兵，李广“与十余骑奔射杀胡白马将”[79]，带领部属安然返回军营。甚至在他受伤被俘之后，还能寻机夺取匈奴战马、射杀追兵而归。

李广平生对匈奴作战多次，未立大功反而数次覆军败绩，其实原因正在于此：他太重视发挥自己骑射的特长，而没有想到，多数汉军将士并没有他或者匈奴骑士们这种骑射天性，他们更需要一位能够带领他们找到敌人弱点的统帅。在李广带领百骑远出追击“射雕者”的那一次，他丢下了自己的大军独行在外一天一夜，“平旦，李广乃归其大军。大军不知广所之，故弗从”。可以想象，统帅走失的一整天里这支军队处境是多么危险。元光六年（前129年）出击匈奴，李广部一万骑兵全军覆没，他本身受伤被俘后逃脱。这次惨败很可能也是由他个人英雄色彩的率先出击和被俘而引发。

李广并非不知道冲击战术对匈奴作战的效果。元狩二年（前121年），他带四千骑兵深入匈奴，被左贤王的四万骑兵包围：“广军士皆恐，广乃使其子敢往驰之，敢独与数十骑驰直贯敌骑，出其左右而还，告广曰：‘胡虏易与耳！’军士乃安。”[80]但李广只将其作为一种鼓舞士气的举措，仍旧坚持与匈奴人对射的战术，直到全军几乎损失殆尽，杀敌数量也基本持平，所幸博望侯张骞率主力赶到，李广才避免了再次被俘的命运。

李广统帅军队依靠的是他自己的个人魅力，而非严整的军令纪律：

广行无部伍行阵，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击刁斗以自卫，莫府省约文书籍事，然亦远斥候，未尝遇害。……李广军极简易，然虏卒犯之，无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乐，咸乐为之死。[81]

这种轻松随意的组织风格，很容易让人联想起“见敌则逐利，如鸟之集；其困败，则瓦解云散”的匈奴人。作为和匈奴相邻的陇西边地居民，李广确实和他们有很多神似之处：骑射驰逐，行留无羁。[82]当卫青、霍去病已经做出表率、几乎所有汉军骑兵都接受了步兵坚忍、血腥的冲锋肉搏战术时，李广仍旧迷恋着他已经艺术化的骑射本领，不甘忍受军事纪律和组织的约束，最终以失利自杀结束了其充满争议的一生。司马迁的《史记》对李广极为推崇，而对卫青、霍去病的战绩记载并不详细，且对二人颇多微词，这因为李广家族和卫、霍家族有仇，而司马迁与李广家族有些渊源。[83]所以司马迁对李广的同情和推崇，几乎遮蔽了卫、霍骑兵战术创新的功劳，以至中国军事史上的这次革命性转型几乎少有人注意，本书借助零星史料和考古材料，也仅能做出部分复原。

在汉匈战争中，一次纯粹骑兵与步兵之间的战役也值得讨论，因为它证明了匈奴人的优势骑兵仍难以对付汉军的正规步兵。这就是李广的孙子李陵出居延塞之战。

天汉二年（前99年）秋，李陵率五千步卒出居延塞，行军一个月至匈奴腹地，与单于主力数万人发生激战，李陵军且战且退，至距汉塞百余里处兵败，几乎全军覆没。这次战役是汉匈战争中一个很反常的个案：（一）出击时间是最有利于匈奴人作战的秋季，而非汉军习惯的春夏季节；（二）仅有五千步兵而无骑兵。由于史书记载简略，汉军进行这次战役的动机，今天已无法全面知晓了。但这次战役反映了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匈奴骑兵并不善于和汉军步兵正面交锋：李陵五千步兵弓箭手，携带五十万支箭（人均配备一百支），深入匈奴之后遭到单于主力围攻，汉军以辎重大车为掩护，“前行持戟盾，后行持弓弩”，逐步后撤。单于始则轻敌，决心将其一举歼灭，先后调集十多万骑兵进行围攻，但一直难以成功。李陵军苦战多日之后，终因箭尽粮绝而溃败，但取得了杀敌万余名的战绩。[84]当时匈奴骑兵只射箭而不会冲锋肉搏，李陵军队又具有极强的纪律性，才形成鏖战多日的局面。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骑兵已普遍采用冲击战术，对步兵占据了绝对优势地位，就再不可能有这种情况了。

拉铁摩尔从权力结构来观察北方游牧族和中原的差异，他认为松散的政权组织导致游牧族无法管理农业地区，所以对入主中原缺乏兴趣：“从理论上来说，匈奴能够征服中原，并加以统治，但是游牧民族并不具备完成这一任务的行政结构，也不想让他们有限的军队派去进行一系列阵地战，他们更宁愿劫掠中原。”[85]但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说，在汉代，匈奴人的弓箭骑兵尚不足以与中原的主力军队进行决战（尤其是在汉地），更不可能全面占领中原。

第三节 骑兵冲击战术的发展期（东汉到西晋）

经过汉武帝、宣帝时对匈奴的大规模战争，汉军骑兵战术逐渐从骑射向冲击转变。西汉骑兵面临的主要对手是擅长骑射的匈奴游牧族骑兵，到王莽、刘秀时期的内战中，参战各方都是以步兵为主力的中原军队，这和秦末大起义到刘邦建汉的战争很相似。但不同的是，两汉之交的骑兵已经继承了对匈奴战争中摸索出来的冲击战术经验，并开始尝试用这种战术对中原步兵作战。所以在新莽末、东汉初的战争中骑兵的重要性上升，运用也更为广泛。到东汉末军阀混战和三国时期的割据战争，骑兵对步兵的冲击战术运用更广。关于这一时期骑兵在战争中应用的记载，主要集中在《后汉书》对刘秀及其部下诸功臣的记载。但可惜的是《后汉书》对东汉战争的记载非常简略且程式化，所幸东汉末年的战争有《三国志》和裴松之注，材料稍为翔实。本章主要利用《后汉书》和《三国志》探讨东汉初到三国时期骑兵战术的特点。[86]

第一小节 刘秀时代的“突骑”作战

刘秀骑兵的来源

刘秀起兵初期所部多是步兵。因为他们起兵的南阳是内地农耕地区，并非战马产地，又不受北方匈奴威胁，西汉在这里征发的都是材官（步兵弓箭手）。到刘秀集团进入河北地区时，才征发北方边郡渔阳、上谷两郡骑兵，组建了自己的骑兵武装。为刘秀争取上谷、渔阳两地骑兵的，主要是吴汉和耿弇二人。吴汉是南阳人，本是刘秀乡党，但王莽时浪迹在渔阳郡一带，“以贩马自业，往来燕、蓟间，所至皆交结豪杰”[87]；耿弇则因为其父耿况在王莽时曾担任上谷郡太守（此职务王莽时改名为“朔调连率”），在当地较有人脉。当时，王郎割据邯郸对抗更始帝和刘秀。吴汉和耿弇借助渔阳、上谷人对王郎的敌意，将其郡属骑兵招致刘秀麾下。当时两郡出兵的数量是“各发突骑二千匹，步兵千人”，这四千骑兵、二千步兵在南下投奔刘秀的路上，就已经取得了“所过击斩王郎大将、九卿、校尉以下四百余级，得印绶百二十五，节二，斩首三万级”的战绩，[88]战果大得有点惊人，不过东汉末时曾有“破贼文书，旧以一为十”的惯例，[89]很可能刘秀时代就有这种风气了。

对这支投奔自己的骑兵，刘秀十分重视。当时他正与邯郸王郎作战，双方都夸耀上谷、渔阳骑兵会倒向自己一方。上谷长史景丹带骑兵赶到时，刘秀不禁感慨“何意二郡良为吾来！”[90]李贤注引《续汉书》载：“时上使汉等将突骑，扬兵戏马，立骑驰环邯郸城，乃围之。”[91]可见这支突骑在当时具有极大的震慑力。刘秀部属诸将也很重视这支新来的骑兵，都希望能多分一些给自己：“诸将人人多请之”。在击败王郎后，刘秀开始与更始帝决裂，又派吴汉、耿弇到幽州征调了更多的突骑。他试图争取更始帝派来的将军马武，也向其试探：“吾得渔阳、上谷突骑，欲令将军将之，何如？”由此获得马武的归附。[92]

刘秀时代骑兵的战术职能

刘秀与其他割据武装的战争中，骑兵仍旧负担着战国和刘邦时代的传统任务，就是袭扰敌军后方，破坏其粮运。与河北的铜马势力作战时，吴汉所部骑兵就担负了这一任务：

吴汉将突骑来会清阳。贼数挑战，光武坚营自守；有出卤掠者，辄击取之。绝其粮道，积月余日，贼食尽，夜遁去，追至馆陶，大破之。[93]

击败这支铜马军后，刘秀紧接着攻击另一支“五校”武装，五校向北逃遁。刘秀接受了部属陈俊的建议，派骑兵快速迂回到五校败军的前方进行坚壁清野，“视人保壁坚完者，敕令固守；放散在野者，因掠取之。贼至无所得，遂散败”[94]。当然，不止刘秀一方会使用这种骑兵战术。建武四年（28年），刘秀派马武进攻河南的周建、苏茂武装时，敌军也用骑兵袭击了马武军队的粮运，诱使马武主力前往救援并将其击败。[95]

除了传统的骚扰、破袭战术，刘秀骑兵还负担起了一种全新的职能：冲击敌步兵主力。《后汉书》中，刘秀的骑兵习称“突骑”，可能就和这个新职能有关。比如景丹带两郡突骑投奔刘秀不久，就参与了刘秀对王郎的战斗。王郎步兵主力先强攻进刘秀军营垒中，造成刘秀步兵溃散，这时：

丹等纵突骑击，大破之，追奔十余里，死伤者从横。丹还，世祖谓曰：“吾闻突骑天下精兵，今乃见其战，乐可言邪？”[96]

骑兵打击步兵主力并取胜的战例，这是史书记载中比较早的一次。刘秀起兵已经数年，似乎也极少见到骑兵击败步兵的壮举，才会有此感叹。不过，当时马镫尚未出现，骑兵强行冲击时自身的落马风险也比较大。刘秀骑兵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战绩，和对方步兵缺乏训练、素质低下有关。比如耿弇刚获悉王郎起兵时说：“归发突骑以辚乌合之众，如摧枯折腐耳！”[97]王郎等河北武装大都是乘乱世而起的草寇，缺乏严格的组织和训练，面对奔驰而来、声势浩大的骑兵时很容易作鸟兽散。

当时骑兵如何使用冲击战术，《华阳国志》中有一处记载比较具体。刘秀派吴汉、臧宫入蜀灭公孙述，决战成都城下。双方步兵主力进行了几乎一整天漫长的对峙，其间发生过数次交战：

……自旦至日中，（公孙述军）饥不得食，倦不得息。日昃后，述兵败。汉骑士高午以戟刺述，中头，即坠马，叩心者数十。人都知是述，前取其首。[98]

可见在一天的苦战后，公孙述兵败退，吴汉的骑兵乘机冲击刺死公孙述。《后汉书》对此战的记载作：“汉使护军高午、唐邯将数万锐卒击之。述兵败走，高午奔陈刺述，杀之。”[99]“奔陈”即驰马冲入敌军阵中，和《史记》刘邦时代的“陷阵（陈）”同义。这种骑兵用戟冲击敌军的做法当时已经颇为普遍。灭公孙述之前，汉军耿弇、马武等进攻陇西隗嚣政权，初战失利被隗嚣军追击，“（马）武选精骑还为后拒，身被甲持戟奔击，杀数千人，嚣兵乃退”[100]。武威雷台东汉末期墓中出土的铜战马骑兵有执戟和矛两种，刘秀时骑兵则未见有用矛的记载，说明矛在东汉时期骑兵中推广较晚。

值得注意的是，对公孙述和隗嚣的这两次战斗中，骑兵都是很晚才派上用场：公孙述军已经发生溃败时，骑兵才发起冲击解决战斗；而汉军与隗嚣的首战骑兵也没有参与，只是在被敌军追击急迫时才发起反冲击。这也说明当时骑兵强攻步兵主力仍有相当的难度和危险，所以一般选择在敌步兵已经作战较长时间，军阵队列松动的时候，才从侧翼或后方发起攻击。因为骑兵的优势在于速度，冲击敌军战斗力最强的正面比较危险，却可以选择敌军比较薄弱的侧、后方进行突破，达到冲散敌队列的目的。再如刘秀军与河北的彭宠作战时，彭宠主力据守河流挡住汉军正面，同时“别发轻骑三千袭其后”，大败汉军。[101]建武四年，周建、苏茂军乘胜攻击马武，与马武同行的王霸“乃开营后，出精骑袭其背。茂、建前后受敌，惊乱败走”，为马武解除了威胁。[102]

但在具体战斗中，何时用突骑发起冲击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问题，并没有一定之规，全在统帅的临机运用。吴汉等进攻周建、苏茂武装时，因为周、苏兵力远多于吴汉军，对汉军形成合围态势，且周、苏骑兵力量较强，此前曾击败过刘秀军。吴汉遂挑选了最精锐的步兵四部（数量不详）和“乌桓突骑”三千余人，发起破釜沉舟式的突袭。清晨两军对阵之初，吴汉“躬被甲拔戟”，带领步、骑兵同时发起猛攻，周、苏军旋即溃败。[103]这是用步兵、骑兵同时发起进攻，以先声夺人的气势压倒对手。但耿弇在进攻山东的张步武装时，则采取了固守城池，同时用骑兵牵制、骚扰敌军的战术，他给刘秀的信中陈述的策略是“臣据临淄，深堑高垒，张步从剧县来攻，疲劳饥渴，欲进，诱而攻之；欲去，随而击之……”[104]耿弇与张步属下的一支军队遭遇时，汉军突骑曾准备攻击这支敌军，但耿弇担心此举会惊动敌军主力，“突骑欲纵，弇恐挫其锋，令（张）步不敢进”，遂暂时退到城内，待张步主力全部赶来攻城时，耿弇“自引精兵以横突步陈于东城下，大破之”[105]。这是用诱敌深入的策略吸引敌主力前来，但“横突”说明汉骑兵仍是从敌防御较为薄弱的侧面进行突破的。刘秀与河北武装作战时，吴汉“常将突骑五千为军锋，数先登陷陈”，但发起冲击的具体条件则不得而知了。[106]

骑兵冲击的技术困难

东汉初年马镫尚未出现，骑兵在高速奔驰和用戟冲刺敌军时，能够依托的只有稍微高起的鞍桥，很容易从马背上跌下。吴汉与苏茂、周建作战时，曾“将轻骑迎，与之战，不利，堕马伤膝”[107]；刘秀的另一位骑兵军官耿纯，在与王郎作战时也“堕马折肩”，一度因伤重将指挥权交予其从弟。[108]除了冲击时的危险，没有马镫的另一个麻烦是上马不便，特别当骑手穿上较重的铠甲后。还在战国末时，老将廉颇为了向赵王显示自己尚有战斗力，就表演了“一饭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马，以示尚可用”[109]。东汉初，刘秀准备征讨南方五溪蛮，擅长指挥骑兵的马援主动请战，也向刘秀作了这种展示：

时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许之。援自请曰：“臣尚能被甲上马。”帝令试之。援据鞍顾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铄哉是翁也！”[110]

和廉颇时代不同的是，东汉初的骑兵负担冲击任务较多，为了保障骑手的稳定性，马鞍鞍桥已经增高了不少，[111]上马的难度更大了，一般需要他人协助才能顺利上马。刘秀与河北武装作战时曾被击败，逃命时落马，“遇突骑王丰，下马授光武，光武抚其肩而上”[112]。刘秀此时尚是更始政权中的一名将领，尚未自立称帝，这里特意写“抚其肩”，应不是表达帝王式的感恩，而是只有扶着王丰肩头才容易上马，也是因为当时尚未发明马镫之故。

在东汉中期，中原长期处在承平之中，北方的鲜卑、乌桓、北匈奴和西方的羌人时有叛乱，但汉廷主要靠征发边地胡人骑兵平叛，具体战术则不得而知。有时汉廷也调发内地士兵和马匹参战，但这些士兵平时不一定受过马上战斗训练，很可能是骑马到达战区后，仍下马列队以步兵战术参战。比如东汉安帝元初六年（119年）：

鲜卑入马城塞，杀长吏，度辽将军邓遵发积射士三千人……又发积射士三千人，马三千匹，诣度辽营屯守。[113]

这里的“积射士”是内地各郡提供的弓弩步兵，与西汉的“材官”同义，并没有骑射的战术训练，马应是为其代步之用。这种情况还可以联想到汉武帝天汉二年（前99年），李陵带领五千名弓箭步兵深入匈奴的战例。当时汉军战马紧缺，李陵求战心切，遂步行深入匈奴。如果他们能够获得足够的战马，应当也是做行军代步之用。

第二小节 汉末三国骑兵冲击战术的强化

骑兵将领的涌现

东汉灵帝死后，外戚何进试图诛杀宦官，引起宫廷内战，边将董卓被招入洛阳，由此引发全面内战，经历二十余年军阀割据混战，方进入三国鼎立时期。这一过程和秦末、王莽末年的大战乱基本相似，参战各方兵种以步兵为主。但和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时期骑兵对步兵进行冲击的战术运用更为广泛，已经取得了对步兵的技术优势。骑兵从此不再是陆战的辅助力量，职能也不再局限于战术性的侦察、袭扰和追击，而是成为和步兵一起决定陆战胜负的主力兵种。

汉末到三国的战争中，伴随骑兵成为陆战主力的是一代名将的崛起，他们特别擅长骑马冲击作战，经常冲杀在战场第一线。回首此前的战争，我们很少能找到以亲自披甲上阵、与敌军肉搏血战而著称的将帅。因为在从战国到东汉的战争中步兵都是战斗主力，将帅的主要职能是用旗鼓等方式指挥步兵方阵以适当的方式移动接敌，很少有机会亲身投入到徒步的搏杀当中。而骑兵主要采用骑射战术，骑兵军官即使愿意亲自出击（如李广），也不会和敌军直接交手肉搏。但当骑兵冲击步兵的战术广泛采用后，将帅骑马亲自参战的几率就大大增加了。因为骑兵冲锋速度快，高速奔驰的队列不能沿用步兵的指挥方式，[114]所以骑兵统帅只能亲自参与冲锋，以便随时指挥高速运动的部属，普通骑兵则随时观察和追随统帅的旗帜，以此实现骑兵部队的统一行动。其实，这种高速集群作战方式在春秋时期的车战中已经非常普遍，因为高速战车同样需要统帅冲锋在前，以身作则进行“示范式”的指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春秋列国的君主、统帅频频出现在战场搏杀的第一线，伤亡或者被俘的情况都不少见。六百余年之后，随着战马再次成为战场主角，这种场面又频频出现在三国战场，历史由此进入了另一个马背上的“英雄时代”。

当然，并非汉末三国时期的所有军事统帅（或者说割据势力的军阀）都是合格的骑兵军官。他们大体分两种情况：一种出身承平时期的文官系统，如曹操、袁绍、袁术、刘表等人，后来即使成为统帅也较少亲自参加战斗；另一种则出自基层军官，比如孙坚、吕布、公孙瓒、马超等人，经常骑马冲杀在战场第一线。不过这也和个人风格有关，比如公孙瓒地位升高后就较少亲自作战，而孙策、孙权兄弟即使已经成为统帅或皇帝，也依旧保持着亲自冲锋陷阵的习惯。

汉末三国骑兵冲击的战例

为了便于冲击作战，东汉末骑兵的普遍装备已经是长矛而不是戟。[115]内战爆发前，公孙瓒与鲜卑骑兵的一次遭遇战，可以让人重温汉军骑兵与游牧族激战的场景：

瓒……尝从数十骑出行塞，见鲜卑数百骑，瓒乃退入空亭中，约其从骑曰：“今不冲之，则死尽矣。”瓒乃自持矛，两头施刃，驰出刺胡，杀伤数十人，亦亡其从骑半，遂得免。鲜卑惩艾，后不敢复入塞。[116]

东汉末的大规模内战中，骑兵将领之间的马上肉搏战也时有发生。比如吕布与董卓旧部郭汜的一场战斗，两将约定单独决战：“汜、布乃独共对战，布以矛刺中汜，汜后骑遂前救汜，汜、布遂各两罢。”[117]另一场决斗发生在马超和阎行之间，“行尝刺超，矛折，因以折矛挝超项，几杀之”[118]。值得注意的是，郭汜、马超、阎行都是关西军人：马超是右扶风人，郭汜张掖人，阎行金城人，似乎这种骑士单打独斗的风气在西部比较盛行。[119]

当时骑兵战斗更多发生在对步兵作战中。和东汉初期相比，这一时期骑兵对步兵军阵的威胁性更大，往往无须等待步兵军阵出现松动，或者步阵没有明显的薄弱方面时，骑兵都会对步兵军阵发起强行冲击。如吕布到河北投奔袁绍后，一起进攻张燕武装：

（张）燕精兵万余，骑数千匹。布常御良马，号曰赤菟，能驰城飞堑，与其健将成廉、魏越等数十骑驰突燕阵，一日或至三四，皆斩首而出。连战十余日，遂破燕军。[120]

值得注意的是，吕布每次冲击所率骑兵数量并不多。这种冲击的主要意义不在于杀伤多少敌人，而是冲断敌步阵的队列和指挥序列，从精神上打击震慑敌军，制造混乱，从而为己方主力发起总攻创造条件。曹操征讨关西诸将时试图渡过渭河建立营地，筑营军队也遭到了马超骑兵的这种冲击：“公军每渡渭，辄为超骑所冲突，营不得立。”[121]关羽斩袁绍部将颜良之战，也是骑兵冲击步兵军阵的经典战例：“羽望见良麾盖，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绍诸将莫能当者。”[122]此战颜良虽可能骑马，但关羽必须冲开敌步兵密集的队列才能接近颜良，所以也可以视为骑兵对步阵的成功冲击作战。另外，关羽动作为“刺”，则说明所用武器是长矛，而非演义小说中的“青龙偃月刀”。

面对骑兵日益强化的冲击作战职能，东汉末的步兵也在寻求应对之道。这方面并没有太新奇的兵器和战术，步兵对抗骑兵的最关键要素，还是其传统的军阵战术：密集的队列和坚忍的纪律。初平三年（192年）公孙瓒和袁绍争夺冀州的战争，就是一次典型的骑兵与步兵对决。公孙瓒一直控制幽州，有北方的乌桓杂胡骑兵可用，且公孙瓒本人一直擅长骑兵战术。袁绍刚刚占据冀州，缺乏骑兵，所部多是弓箭步兵。[123]公孙瓒军在开战前的军阵格局是：

瓒步兵三万余人为方陈，骑为两翼，左右各五千余匹，白马义从为中坚，亦分作两校，左射右，右射左，旌旗铠甲，光照天地。[124]

公孙瓒骑兵在接战之前先射箭压制敌军，说明当时骑兵负担冲击职能的同时并未放弃传统的射箭战术。“左射右，右射左”应当是公孙瓒的右翼射击袁绍军左翼、左翼射击袁军右翼。[125]袁绍军的应战策略是：

绍令麹义以八百兵为先登，强弩千张夹承之，绍自以步兵数万结陈于后。义久在凉州，晓习羌斗，兵皆骁锐，瓒见其兵少，便放骑欲陵蹈之……[126]

麹义的八百“先登”[127]和一千强弩兵配置在袁绍主力步兵之前。公孙瓒遂试图先消灭这支突出的小部队，“放骑欲陵蹈之”，指用骑兵冲击和踩踏步兵，这已是当时标准的冲击战术。麹义步兵在以前与羌人的战斗中，已经积累了应对骑兵冲击的战术：先靠盾牌防御敌军的箭雨，待敌骑冲近时再发起冲锋，弩手同时向敌骑射击，“义兵皆伏盾下不动，未至数十步，乃同时俱起，扬尘大叫，直前冲突，强弩雷发，所中必倒，临阵斩……甲首千余级。瓒军败绩，步骑奔走，不复还营”。终于挫败公孙瓒骑兵的冲击。这个战例说明当时步兵并非不能对抗骑兵的冲击，但要靠严格的纪律和多次战斗的锻炼，还有指挥者选择战机、鼓舞士气的素质。[128]

马铠（甲骑具装）的出现

在东汉末和三国时代，尚未有马镫出现的直接史料和考古证据（详见下章），但另一种冲击骑兵的重要装备—马铠已有文献记载。给战马披上铠甲，本身并没有什么技术困难，在春秋时期拉战车的马匹就有铠甲了。齐晋鞍之战中，齐侯急于战胜，“不介马而驰之”，“介”即甲。[129]湖北随州出土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墓中，随葬车马坑的战马就穿有皮制甲胄。[130]但从“胡服骑射”以来到东汉，尚未见到骑兵战马披甲的记载和文物。到东汉末年内战中，又有了关于“马铠”的记载：

魏武《军策令》曰：袁本初铠万领，吾大铠二十领；本初马铠三百具，吾不能有十具。见其少，遂不施也。吾遂出奇破之，是时士卒精练，不与今时等也。[131]

这应该是曹操回忆和袁绍在官渡决战时的情况。袁本初即袁绍，可见当时披甲战马的数量较少。这场骑兵战斗发生在建安五年（200年）四月，当时曹操带兵救出了一支被袁绍军围困在白马（今河南滑县东）的队伍，然后向西撤退。袁绍主力进行追击：

（曹）公勒兵驻营南阪下，使登垒望之，曰：“可五六百骑。”有顷，复白：“骑稍多，步兵不可胜数。”公曰：“勿复白。”乃令骑解鞍放马。是时，白马辎重就道，……绍骑将文丑与刘备将五六千骑前后至。诸将复白：“可上马。”公曰：“未也。”有顷，骑至稍多，或分趣辎重。公曰：“可矣。”乃皆上马。时骑不满六百，遂纵兵击，大破之，斩丑。良、丑皆绍名将也……[132]

可见这是一场骑兵之间的战斗，袁绍方面有五六千骑，曹军则只有不到六百骑兵。但曹军利用敌骑分头抢劫辎重的机会发动突袭，击败了袁军。值得注意的是，曹操见自己马铠数量远远不如袁绍，索性连这不到十具马铠都不使用了，“见其少，遂不施也”。其实这恰恰表明了马铠的用途：它是为骑兵冲击步兵而准备的。如前面提及的公孙瓒与袁绍的战斗，骑兵冲近步兵军阵时，会受到密集箭矢的射击，紧接着是密集的长矛队列，战马非常容易受伤，所以马铠才出现在东汉末的战争中。而此前骑兵很少用于冲击步兵，不会用到马铠。当骑兵互相交战时，马铠的重要性就低多了。因为骑兵队列不如步兵密集，箭矢的密集程度也不如步兵，又处在相对的高速奔驰中，射箭命中的威胁相对较小；加之马铠会增加战马的负担，使战马过早疲倦，影响奔跑。这点机动性的降低，在冲击步兵时影响并不明显，因为步兵的速度和骑兵差距太大；但当交战双方都是骑兵时，马铠对战马速度的影响可能就是致命的了。所以西汉与匈奴持续多年的大规模骑兵战争中，马铠并没有投入使用；这次曹操看到袁绍的骑兵众多，也索性舍弃不多的马铠而不用。

简言之，马铠（甲骑具装）是骑兵对步兵战斗的产物，在骑兵之间的战斗不适用。所以马铠最流行的年代是东晋十六国到南北朝。当时北方政权有绝对的骑兵优势，南方政权则缺乏骑兵，所以史籍记载中北方使用具装骑兵的事例特别多，具装骑兵造型也频频出现在十六国和北朝的随葬俑、壁画中。当时南方政权也有具装骑兵，但当他们对抗北方优势甲骑时，也常常和曹操一样，不用具装，秃马上阵，以便发挥机动性（详见后章南北朝部分）。到隋唐时期，统一的中原王朝并不缺乏战马，和突厥等游牧族进行大规模骑兵作战时，甲骑具装就再次销声匿迹了。当然，当后世再度出现南北朝那种绝对优势骑兵对战步兵的时候，具装马铠又会再度复生。一句话，马铠具装的流行和淡出并不仅仅是技术进化论的问题，而且是由作战双方的兵种差异决定的。

在历史文献中，装备了马铠的骑兵又称“铁马”“铁骑”“铠马”等。比如东汉末河西凉州地区陷入内战时，燉煌张恭就曾派出“铁骑二百”接应曹魏派来的官员。[133]需要注意的是，几乎从东汉末马铠骑兵刚刚出现，就有把“铁马”“铁骑”“铠马”这类词语文学化的趋势，就是用这种词来称呼并没有马铠的普通骑兵。古人习惯文学化的语言以壮声势，这给现在的战史研究带来了很多麻烦。比如建安四年（199年）公孙瓒被袁绍军队围困，写信给其子公孙续求救，要他“且厉五千铁骑于北隰之中，起火为应，吾当自内出，奋扬威武，决命于斯”[134]。公孙瓒固然不缺骑兵，前文所述192年与袁绍作战时曾有上万骑兵，但并非所有骑兵都有马铠，200年袁绍已灭公孙瓒，兼并其武装，与曹操决战官渡时也才“马铠三百具”，则199年公孙续的五千骑兵多数应不是真正的“铁骑”。再如建安十六年（211年），曹操征讨关西的马超等人，“列铁骑五千为十重阵”[135]，这五千骑兵也未必都装备了马铠。公孙瓒早年曾师从大儒卢植，有一点点文化，写信喜欢夸张和掉书袋，自是古代文人通病。这种对“铠马”的文学性的夸张在东晋南北朝时也可以见到，参见本书相关章节。

第三小节 汉末三国政权的骑兵建设与运用

汉末北方军阀对骑兵的建设和运用

中平六年（189年），董卓军队进入洛阳，揭开了东汉末年大战乱的序幕。当时，董卓所部只是一支不满三千人的步、骑兵兼有的部队，但因为其长期在凉州与羌人作战，招纳了很多边地少数民族骑兵，战斗力很强，所以能够震慑、兼并京师的禁军，控制朝廷。时人恭维董卓说：“且天下之权勇，今见在者不过并凉匈奴屠各、湟中义从、八种西羌，皆百姓素所畏服，而明公权以为爪牙……”[136]这些来自并凉二州的异族骑兵就是董卓军队的中坚。在董卓退回关西，遇刺身死后，西部军人势力分化，经常陷入互相间的内斗，再也未能主导中原政局。211年曹操准备征讨关西的马超、韩遂时，还在担心“关西诸将，恃险与马”[137]。但此时曹操已经击败了东北的乌桓族，招降了大量骑兵，所以能成功平定关西。

在内战初期，控制幽州的公孙瓒骑兵实力最强。因为幽州与北方匈奴、鲜卑、乌桓、东胡等游牧族区域相邻，历来战争不断，当地的生活方式也有些接近游牧族，且盛产骑兵。史书公孙瓒的传记中未提及他部下中是否有来自北方民族的骑兵。但刘备在崛起之初曾在公孙瓒部下效力，当公孙瓒与袁绍作战时，刘备负责在青州对抗袁绍，当时刘备“自有兵千余人及幽州乌丸杂胡骑”。乌丸即乌桓，这些乌桓杂胡的骑兵应当是公孙瓒拨付给刘备的，所以公孙瓒骑兵中应有不少异族成分。[138]

乌桓原本是数个独立的所谓“三郡乌丸”部落。[139]和楚汉相争时匈奴冒顿的突然崛起一样，汉末动乱初起时，辽西乌桓首领蹋顿统一了三郡乌桓，“边长老皆比之冒顿”。袁绍和公孙瓒激战时，蹋顿与袁绍通婚结盟，一起攻灭了公孙瓒。“袁绍兼河北，乃抚有三郡乌丸，宠其名王而收其精骑。”[140]袁绍虽拥有当时最强大的骑兵武装，但在使用方面乏善可陈，终于在官渡被曹操击败。据说张郃曾建议袁绍“勿与曹公战也，密遣轻骑钞绝其南，则兵自败矣”，即将曹操主力牵制在前线，同时派骑兵远袭其后方，但袁绍“不从之”[141]。其实此说并不准确，因为袁绍在与曹操对峙于官渡时，曾派遣刘备袭击曹操的根据地许昌，但刘备迂回成功后并不愿与曹军作战，反而借机联络南方的刘表势力为自己扩充军力。可以说刘备此举是袁绍败亡的重要原因：

曹公与袁绍相拒于官渡，汝南黄巾刘辟等叛曹公应绍。绍遣先主将兵与辟等略许下。关羽亡归先主。曹公遣曹仁将兵击先主。先主还绍军，阴欲离绍，乃说绍南连荆州牧刘表。绍遣先主将本兵复至汝南，与贼龚都等合，众数千人……[142]

曹操自从起兵反对董卓以来，也组建了一支称为“虎豹骑”的骑兵部队。曹操很重视并直接控制这支骑兵，他的族子曹真、曹休都曾受命统领“虎豹骑”，从弟曹仁统帅骑兵的时间更长，且多次亲自带领骑兵进行冲击作战。[143]袁绍被曹操击败后，其二子逃亡到乌桓，借蹋顿帮助继续对抗曹操。曹操遂于建安十一年（206年）远征乌桓。由于曹军选择了比较偏僻的路线，行军直到距离蹋顿所驻柳城百里时才被乌桓人发觉。此时蹋顿做出了一个错误决策：没有采取游牧族惯用的主动撤退、诱敌深入战术，反而与曹军迎面决战。事实证明，乌桓骑兵对冲击战术的运用远不如中原军队，此战乌桓军大败，蹋顿被斩。曹操将万余户乌桓人迁入内地，征调其骑士参与征伐，“由是三郡乌丸为天下名骑”[144]。此后曹操平荆州刘表、关中马超、汉中张鲁等，这些乌桓骑兵都曾参与。

中原和南方地区的战马主要来自北方草原和西部高原地区。所以与这些产地不相邻的割据势力难以获得战马补充。吕布出身并州军官，又曾在董卓部下任职，非常擅长骑兵作战，但当他流动到徐州一带时，还需要到北方买马：“建安三年春，布使人赍金欲诣河内买马，为（刘）备兵所钞。”[145]战马来源被切断后，吕布军队战斗力迅速下降，他在这年底兵败被杀。

孙吴政权的骑兵建设与运用

孙吴政权的势力范围主要是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这里不是马匹产地，骑兵数量较少。[146]孙吴为了获得战马，努力与蜀汉、曹魏进行贸易，甚至泛海远至辽东买马。黎虎先生对此已有详尽论述。[147]但值得注意的是，自孙坚至孙策、孙权三代统帅都很擅长骑兵作战，且都喜欢亲自上阵冲锋。孙策曾上表讲述其讨伐黄祖的战争，说自己“身跨马擽陈”，以骑马杀敌自雄。[148]孙权指挥围攻曹军的合肥城时，遭遇曹军骑兵挑战，“权率轻骑将往突敌”，但被部下劝止。[149]崇尚鞍马征战几乎成为孙氏家族的象征。孙坚、孙策父子甚至都死在马背上：孙坚是在出征刘表、黄祖时被黄祖军人射死；孙策骑马行猎时被刺客射伤而死。[150]孙氏家族生长在江东，不像公孙瓒、吕布、马超等北方将领有鞍马生活的便利，何以如此擅长骑兵战术？可能因为孙坚早年担任汉朝军官时，曾参与平定黄巾军和关西叛军，这些在北方作战的经历，使他熟悉了骑兵战术的运用方法。且孙坚武装是在参与讨伐董卓的战争中成形的，其主要作战地域是以河南为中心的淮汉以北地区。后孙策继承了这支武装，南渡长江拓地扩张。所以较之江南本地武装，孙氏的军队更像一支典型的北方军队，其中骑兵相对较多且运用较纯熟，就不足为奇了。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孙氏武装中擅长骑战的将领，多与邻近乌桓、鲜卑的幽州—辽海地区有关。比如孙坚收纳的程普是“右北平土垠人”，韩当是“辽西令支人”，都擅长骑战。韩当“便弓马，有膂力，幸于孙坚，从征伐周旋，数犯危难，陷敌擒虏”。孙策在江南扩张时，与程普等三骑对战祖郎军，程普“驱马疾呼，以矛突贼，贼披，策因随出”[151]。再如太史慈本是青州东莱人，早年曾避祸迁居辽东，在黄巾战乱期间，他以擅长骑射著称，往返于青州与辽东之间，后南渡江依附扬州刺史刘繇。在孙策击败刘繇之后，太史慈又转入孙策麾下效力。太史慈与孙策首次相见的战斗，就是一场典型“北方式”骑兵对战：

时（太史慈）独与一骑卒遇（孙）策。策从骑十三，皆韩当、宋谦、黄盖辈也。慈便前斗，正与策对。策刺慈马，而揽得慈项上手戟，慈亦得策兜鍪。会两家兵骑并各来赴，于是解散。[152]

太史慈、孙策这次发生在江南的骑兵对决，水平堪与前述公孙瓒与鲜卑骑士的战斗相比。这种风气之下，东吴骑兵数量虽远远不如曹魏，但仍敢于正面对抗曹军。吴名将周瑜与曹军作战“亲跨马擽陈，会流矢中右肋”[153]。三国中后期，吴将丁奉应接投诚的曹魏寿春守军，“与敌追军战于高亭。奉跨马持矛，突入其陈中，斩首数百”[154]。可见东吴将帅运用骑兵战术非常纯熟，这和东晋南朝时期的南方军队有很大区别。孙权还非常注意培养下一代将领的骑战技艺。吴将领周泰之子周烈、周封，“年各数岁，权内养于宫，爱待与诸子同……及八九岁，令葛光教之读书，十日一令乘马”[155]，这也使得骑战技艺能够在吴军将领中世代传承下去。

孙吴统帅不仅能在战术层面成功运用骑兵，还试图发挥骑兵的战略作用，改变与曹魏对峙的态势。孙吴和曹魏长期在长江—淮河之间进行拉锯争夺战。孙权曾计划向北推进，过淮河，占领徐州，威胁曹魏核心区河南—许昌地区。但淮北平原适合骑兵集群作战，对以步兵为主的吴军非常不利。所以吕蒙对此表示反对：“（徐州）地势陆通，骁骑所骋，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后旬必来争，虽以七八万人守之，犹当怀忧”[156]。孙权暂时接受了吕蒙的意见，但他一直未放弃攻取淮北的计划，并为此力图建立五千人规模的骑兵部队，“欲得五千骑乃可有图”[157]。但到孙权去世乃至东吴亡国，都没能建成这支骑兵。

蜀汉政权的骑兵建设与运用

和孙权家族相比，刘备等蜀汉君臣则缺乏使用骑兵的经验和主动性。除了在河北、中原转战时积累起来的少量骑兵，刘备在夺取益州后，还能从西北部的氐羌部族、南方的南中（今云南）获得骑兵和战马，但数量并不多，原因除了路途曲折外，就是氐羌是兼营农、牧业的民族，其牲畜数量虽然多于内地农耕地区，但少于草原游牧族。著名的诸葛亮《后出师表》表达了对蜀汉骑兵匮乏的忧虑：

……賨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余人，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若复数年，则损三分之二也。[158]

賨人亦称巴人，当时主要分布在蜀地北部的山区。[159]这些骑兵没能为蜀汉创立太多战功，一个原因可能是刘备等统帅并不熟悉骑兵战术。比如刘备临死时给儿子刘禅的遗诏，推荐的书目有：

可读《汉书》《礼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160]

刘备不仅推荐刘禅读《六韬》，丞相诸葛亮甚至命人给刘禅专门抄写《六韬》一部，可见蜀汉君臣对这部兵书的重视。但如本书第二章所论，《六韬》是战国末期的产物，当时骑兵尚未能承担冲击职能，只凭射箭执行一些辅助任务。到三国时代，骑兵的战术职能已经大大拓展，甚至取得了对步兵的优势地位。刘备集团的战术思想严重落后，是蜀汉积弱的重要原因。当然，蜀汉政权能够维系数十年，也和地理形势限制了曹魏骑兵的发挥有关。秦岭和巴山天险难以逾越，山间复杂地形使骑兵难以展开，所以蜀汉灭亡四十年后，作为曾为蜀、魏两方提供骑兵效力的賨人后代，李特不禁感叹：

特随流人将入于蜀，至剑阁，箕踞太息，顾眄险阻曰：“刘禅有如此之地而面缚于人，岂非庸才邪！”[161]

除了战术思想的滞后，诸葛亮保守持重的个性也是蜀汉骑兵未能获得发挥机会的原因之一。刘备死后，蜀汉政权对曹魏的北伐，都是诸葛亮亲自挂帅指挥，他每次都坚持步步为营的保守战略，从不愿冒险用骑兵发动远程奇袭。蜀将魏延对此颇为不满，“延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162]。裴注所引《魏略》言之更详：

夏侯楙为安西将军，镇长安。亮于南郑与群下计议，延曰：“闻夏侯楙少主胥也，怯而无谋。今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楙闻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长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横门邸阁与散民之谷足周食也。比东方相合聚，尚二十许日，而公从斜谷来，必足以达。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亮以为此县危，不如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故不用延计。[163]

诸葛亮出于持重万全而否决了魏延的提议。其实这个方案对曹魏有极大威胁。诸葛亮每次北伐都绕道陇西，千里迂回，历时极长。即使这样也给曹魏防御关中带来了很大麻烦。[164]有趣的是，西晋灭蜀成功之后，远征军统帅钟会试图沿用魏延故智，带领士兵杀回洛阳夺权称帝。具体方案是：“欲使姜维等皆将蜀兵出斜谷，会自将大众随其后。既至长安，令骑士从陆道，步兵从水道顺流浮渭入河，以为五日可到孟津，与骑会洛阳，一旦天下可定也。”[165]由于钟会起兵未遂而死，这个计划没能付诸实践。

汉末三国政权骑兵建设之比较

从地理上看，三国鼎立格局形成之后，中国的军政单元从草原到江南呈现三层“环带状”结构：最北、最外一环是北方草原地带，从东北的乌桓、东胡之地连绵到西南的氐羌地区；中间环是魏晋王朝占据的中原；最内、最南是东吴所在的江东地区；蜀汉则居于中间环偏南的方位。三个地带自北而南，逐渐缺乏适合马匹生长繁育的环境，居民生活方式也从游牧向农耕过渡。这使得诸政权拥有的骑兵数量依次减少，并对其军政局势产生影响。

中原魏晋政权对抗诸草原游牧族的骑兵优势，主要依赖集权政治结构和庞大的专业化军队，以及中原巨大的人口、经济规模。此时期北方游牧族汉化程度尚浅，政治集权化较低，难以对中原形成实质威胁。吴蜀政权对抗魏晋的军事优势（不仅是骑兵优势），则主要依靠长江天堑和巴陇山险地形。[166]这种军事对立背后，还有骑兵资源自北向南、自外环向内的流动。草原地带进入中原（包括蜀汉）的，是马匹和游牧族骑士，包括有些部族的整体内迁，他们在中原、蜀汉的政治结构中地位较低；自中原进入江南的除了普通士兵、民众，更有擅长骑战的军事将帅，他们在江东政治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使原本欠开发的江南地区逐渐中原化。[167]

从历史发展脉络看，汉末三国时骑兵冲击战术正在走向成熟，汉末至三国前期的战争促进了骑兵战术的完善。但到三国中后期，各政权的骑兵运用能力都发生了衰退。吴、蜀骑兵战术水平下降是因为缺乏战马和骑兵人才；魏晋则是因为政治趋于保守，以及对北方民族采取漠视、排斥的态度。

第四小节 西晋的骑兵建设与运用

士族风气与晋武帝的好尚

280年西晋灭吴统一中国。此时北方及西北游牧族大量内迁与汉人杂处，伴随着骑兵在战争中重要性的上升，骑马文化逐渐渗入中原的社会生活中。[168]但这一时期西晋上层在迅速士族化，新士族阶层重文轻武，沉溺于玄学清谈和奢靡的生活。这造成了西晋军备的废弛和军队战斗力的下降。

当时士族以富有文化著称，极少有武人气质，但也曾有个别士族成员受到内迁游牧族的影响，追求骑射弓马技能。这方面比较突出的是太原王氏家族，特别是王湛、王济叔侄，另外还有弘农杨氏的杨济。《世说新语》和正史记载了很多他们研究相马、骑马技术，和以弓马骑射自豪的事迹。比如王济曾经在地价昂贵的京师洛阳买地作跑马场，“编钱满之，时人谓为金沟”，因其善解马性，被杜预称为有“马癖”[169]。王湛和王济还有一则关于相马和赛马的事迹：

济有从马绝难乘，济问湛曰：“叔颇好骑不？”湛曰：“亦好之。”因骑此马，姿容既妙，回策如萦，善骑者无以过之。又济所乘马，甚爱之，湛曰：“此马虽快，然力薄不堪苦行。近见督邮马当胜，但刍秣不至耳。”济试养之，而与己马等。湛又曰：“此马任重方知之，平路无以别也。”于是当蚁封内试之，济马果踬，而督邮马如常……[170]

太原王氏家族和匈奴首领刘渊家族有世交，王浑对刘渊“虚襟友之，命子济拜焉”，刘渊在洛阳担任“任子”的时候，王浑多次向武帝推荐和称颂他。[171]刘渊之子刘聪也和王浑、王济父子交往颇深。王济曾带刘聪拜访晋武帝之子豫章王司马炽，二十年后，已是汉皇帝的刘聪俘虏了晋怀帝司马炽，双方还曾谈起此事。[172]王济在生活中也接受了较多游牧族的生活习俗，如喜食乳酪等奶制品。在面对东吴降臣陆机时，王济甚至以此炫耀：

陆机诣王武子（王济），武子前置数斛羊酪，指以示陆曰：“卿江东何以敌此？”陆云：“有千里莼羹，但未下盐豉耳！”[173]

和王济一样以驰马为乐的，还有一位外戚、名士杨济：

杜预之荆州，顿七里桥，朝士悉祖。预少贱，好豪侠，不为物所许。杨济既名氏雄俊，不堪，不坐而去。须臾，和长舆来，问：“杨右卫何在？”客曰：“向来，不坐而去。”长舆曰：“必大夏门下盘马。”往大夏门，果大阅骑，长舆抱内车，共载归，坐如初。[174]

王济和杨济的骑射技艺也颇受晋武帝司马炎赞许：（杨）济有才艺，尝从武帝校猎北芒下，与侍中王济俱著布袴褶，骑马执角弓在辇前。猛兽突出，帝命王济射之，应弦而倒。须臾复一出，（杨）济受诏又射杀之，六军大叫称快。帝重兵官，多授贵戚清望，济以武艺号为称职。[175]

杨济为司马炎的杨皇后之叔，王济娶常山公主为驸马，他们和皇室都是姻亲，与晋武帝私交甚笃。[176]这种随意的君臣关系，和青年汉武帝与韩嫣、李敢等人形成的小圈子颇相似。《杨济传》中“帝重兵官，多授贵戚清望”这句，历来重视者不多，其实它反映了在玄学文化风靡士族阶层之时，作为皇帝和玄学倡导者的司马炎的另一面。[177]但晋武帝未能在士族中培养起彪悍、尚武的精神，可能因为他偏爱让贵戚去立军功，而不是让立军功者成为贵戚。对于那些已经享受到各种特权待遇的高级士族，普遍缺少改变命运的动力，少有人看重在战场上建功立业（参见本书第二编的晋灭吴之战）。生活在洛阳的匈奴上层贵族如刘渊、刘聪等也在尽量汉化、士族化，他们被西晋高层接纳，更重要的是凭借其阶级身份而非民族身份。王济死时年四十六，西晋王朝正当统一升平之时：

及其将葬，时贤无不毕至。孙楚……向灵床曰：“卿常好我作驴鸣，我为卿作之。”体似声真，宾客皆笑。楚顾曰：“诸君不死，而令王济死乎！”[178]

王济只是西晋士族中昙花一现的异类，晋武帝晚年也沉溺于酒色无所作为，西晋上层由此错过了一个吸收游牧族鲜活、勇武的文化改造自身的机会，即陈寅恪所谓“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179]，士族阶层的腐朽堕落终于酿成西晋王朝瓦解，游牧族入主中原。

八王之乱中的具装骑兵

晋武帝之后的惠帝（290-306年在位）智力低下，宗室诸王掌握各地军权，互相间矛盾加剧，终于演化为争夺朝廷控制权的内战。战争从301年到306年，历时五年之久，主要发生在以京师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下面讨论骑兵在这五年内战中的表现和作用。

惠帝时期的诸王内战中，骑士和战马都披铠甲的冲击骑兵—“铁骑”日益成为陆战主力。当时第一支投入战争的铁骑部队，来自301年控制洛阳朝廷的赵王司马伦，为对抗驻扎邺城的成都王司马颖进攻，遂派出军队迎战，史载这支军队“精甲耀日，铁骑前驱”[180]，应属驻守京师的禁军。因为各将帅互不统属，各自为战，被一战击溃，成都王颖成功进占洛阳。

当时黄河下游的冀州地区分布着大量官牧场，冀州刺史李毅服从司马颖领导，这些牧场都在成都王颖的控制之下，应当为他提供了很多骑兵。击败赵王伦之后，司马颖也很快拥有了自己的铁骑军队。303年司马颖进攻控制洛阳的长沙王乂，其部下将领发生内讧，陆机逮捕了孟超属下的一名军官，“超将铁骑百余人，直入机麾下夺之”[181]。这些铁骑在战争中的表现，史书却没有记载。另一位控制关中的河间王司马颙麾下也有较多骑兵，因为关中紧邻羌胡地区，历代朝廷都有从羌胡中征调骑兵的习惯。就在成都王颖进攻赵王伦时，司马颙也投机倒向成都王颖一方，派出一支铁骑部队接应。不过这支部队刚行进到潼关，司马颖一方就已经占领了洛阳。[182]

从史料看，当时铁骑的数量并不多，在骑兵中只占很小的一部分。比如304年，河间王颙部将张方挟持了惠帝朝廷。为了表示对朝廷的尊敬，张方军队先驻扎在洛阳城外。但当敌对诸王军队逼近洛阳时，张方想挟持惠帝到关中，遂带兵进入洛阳城内：“其夜，方悉引兵从西明、广阳诸城门入，自领五千骑，皆捉铁缠槊击。”[183]这段记载出自当时的亲历者卢綝，现场感较强，对张方骑兵的描写很具体，但没有提到战马披铠甲，可见并非铁骑武装。但对于经常冲锋陷阵、对抗步兵的中原骑兵，非常需要能为马匹提供防护的甲胄，只是因为马铠（具装）成本太高，无法普遍装备。但士兵们想出了各种变通的办法。这次朝廷迁徙中，张方的“军人便乱入宫阁，争割流苏武帐而为马帴”[184]。马帴是披在马背上、垂及马腹的毡、革制品，装饰性比较强，但此时军人争割帐幕为马帴，主要是为了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给战马提供一点保护。十余年后，鲜卑段文鸯与石虎（石季龙）军队作战，孤军被围，石虎命令部下必须活捉段文鸯：（文鸯）遇马乏，伏不能起……遂下马苦战，槊折，执刀力战不已。季龙军四面解马罗披自鄣，前捉文鸯。文鸯战自辰至申，力极而后被执。[185]

这里的“马罗披”就是马帴。可见在激烈的白刃肉搏战中，这类粗糙织物的防护作用尤为珍贵。

太安二年（303年）冬，在长沙王乂与成都王颖部下马咸的战斗中，还出现了一种比较独特的骑兵冲击战术：“乂司马王瑚使数千骑系戟于马，以突咸陈，咸军乱，执而斩之。”[186]此举造成成都王颖军大败。《太平御览》引王隐《晋书》所言更详：

马隆子咸为成都王前锋陆机攻长沙王乂于石桥。将士器仗严利。长沙王所统冠军司马王瑚率众讨咸，咸坚不动。瑚乃使数十骑下马、缚戟于马鞍头，放令伺咸，又使数十骑各刺所放马，马惊奔咸军，军即坏。瑚因驰逐猛战，临阵斩咸。[187]

可见王瑚骑兵初次攻击马咸时，因敌军阵严密无法冲破，但第二次用无人的战马冲击时，则成功陷阵。这说明前次未能成功的原因，主要是骑士怕死畏战、不敢硬冲所致。王隐《晋书》载参加冲击的战马是“数十骑”，《资治通鉴》则为数千，应以王隐《晋书》为是，因为其出现两次，较为可信。且数千匹战马也难以驾驭控制。这几十匹战马只是起首轮冲破敌军队列、创造进攻机会的作用，真正打击敌军还要靠主力部队随之“驰逐猛战”。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骑兵使用的武器都是“戟”，而非更适合骑兵冲击作战的矛或者槊。如果不是史书用文学化修辞造成混淆的话，这显示这支禁军骑兵仍有不完全适应冲击作战的特点。总体来说，在八王之乱中，中原骑兵的表现乏善可陈。这应当与西晋建立以来重文轻武，当权士族阶级腐朽堕落有直接的关系。

鲜卑骑兵崭露头角

在曹魏后期及西晋与吴、蜀作战时，曾征调边境的氐羌骑兵参战。比如在灭蜀之战时，邓艾就曾在凉州招募“羌胡健儿”五千余人。从当时人的文章可见，魏晋政权招募这些羌胡士兵主要靠“恩意”和“奖厉”，具有比较强的雇佣兵色彩。在战争结束后，对他们的封赏则普遍难以落实。[188]西晋灭吴时，有匈奴人“骑督綦毋伣邪伐吴有功，迁赤沙都尉”[189]。史籍中少有魏晋政权征发并州匈奴骑兵之事，綦毋伣邪本人是个无名之辈，再无其他记载，赤沙也只是匈奴中的一支小种，对其封赏也还是管理本部族的事务而已。

但到八王之乱时，鲜卑、乌桓骑兵被大量运用于中原战场。八王之乱前，都督幽州诸军事（后来又自任刺史）的王浚看到中原内战不断，为求自保遂与鲜卑结好，将两个女儿都嫁给鲜卑部族首领，以便获得其军事支持。这已经超出了作为晋朝军政官员的本分，明显具有图谋割据的意味（东汉末袁绍占领冀州后，也和乌桓首领通婚）。对于中原诸王的征战，王浚先是采取骑墙自保的姿态。但当304年成都王颖和东海王越决裂时，王浚最终倒向了司马越一方，出兵进攻司马颖的大本营邺城。由于各方动员和出兵的时间差，成都王颖已经击败司马越统帅的朝廷禁军，将晋惠帝劫持到邺城，势力正如日中天。仅一月之后，王浚派出一支鲜卑、乌桓和汉人兼有的部队，“胡晋合二万人，进军讨颖”。幽州主簿祁弘率骑兵为前锋，击败了前来迎击的一支司马颖部队。当幽州的侦察骑兵出现在邺城近郊之时，城中陷入惊恐，司马颖在惊慌中不敢迎战，带着臣僚和晋惠帝仓皇逃奔洛阳，随后又躲入河间王颙的关中。幽州兵占领邺城后，“士众暴掠，死者甚多。鲜卑大略妇女……黔庶荼毒，自此始也”[190]。游牧族此时也掌握了中原骑兵最先采用的冲击战术，并以摧枯拉朽的态势击败中原步、骑兵，预示着“五胡乱华”时代的到来。

司马越旋即将矛头对准河间王颙，纠合中原诸州进攻关中。此时中原忽生变局：豫州刺史刘乔不满司马越一派的侵夺，举兵进攻司马越同党范阳王虓，将其驱逐到河北的冀州，同时联合司马颙和控制兖州的东平王懋，共同对抗司马越势力。范阳王虓情急之下派刘琨赴幽州求援，“乞师于王浚，得突骑八百人，与虓济河，共破东平王懋于廪丘，南走刘乔”[191]。关于刘琨这次从王浚处获得的骑兵数量，另有《东海王越传》为“突骑八百”，《刘乔传》为“突骑五千”[192]，三说相对照，似应是八百人。借助这支骑兵部队，范阳王虓在一个多月里连续击败刘乔、东平王懋的豫州、兖州军队，控制河南地区，并击败了司马颙派驻河南的军队，即刘琨传所谓“破东平王懋于廪丘，南走刘乔，始得其父母。又斩石超，降吕朗”[193]。如此惊人的战果，和这支骑兵部队八百人的规模、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完全不成比例，说明当时骑兵如果运用得当，战斗力会非常强。

光熙元年（306年）初，在夺取河南兖、豫二州后，司马越联军乘胜向洛阳和关中进攻。王浚“遣祁弘率乌丸突骑为先驱”[194]。前年进军邺城时，祁弘也曾带骑兵为前锋。此次，成都王颖率楼褒、王阐等将防守洛阳北的黄河浮桥，居然被三百幽州骑兵打得落花流水：

王浚遣督护刘根，将三百骑至河上。阐出战，为根所杀。颖顿军张方故垒，范阳王虓遣鲜卑骑与平昌、博陵众袭河桥，楼褒西走，追骑至新安，道路死者不可胜数。[195]

司马越联军由此继续西进。据《晋书·东海王越传》，有鲜卑首领许扶历、驹次宿归率领骑兵参与，他们都应在祁弘的指挥下。当联军向潼关进发时，与司马颙派来阻击的刁默部相遇，“祁弘等与刁默战，默大败”，司马颙和司马颖仓皇出逃。“弘等所部鲜卑大掠长安，杀二万余人”[196]。司马越一派终于把惠帝抢到手中，成为“八王之乱”的最后胜利者，但此时内迁到并州的匈奴刘渊部众已经起兵，中原正在成为胡马奔驰之地。

第四节 骑兵的马镫战术革命与北方民族政权转型

到4世纪初，骑兵冲击战术最终发展成熟，其代表就是马镫的出现。骑兵冲击战术本来是中原骑兵为对抗游牧族骑射优势进行的创新，这种技战术在发展成熟的过程中，也在向游牧族“回流”。但游牧族松散的政治权力结构导致其难以运用这种新战术，必须实现政权模式的中原化，才能保证骑兵冲击战术的运用。这种战术和政治的互动成为4-6世纪北方政权的一个鲜明特色。

第一小节 关于马镫研究的学术史和考古证据

西方学界的“马镫革命”说

德国学者茨舍勒（R. Zschelle）和福雷尔（R. Forrer）于1896年出版的《马镫形制的发展》一书，最早对马镫的起源和传播进行了系统研究。[197]该书认为，马镫首先由中亚草原的游牧民族发明，并于中世纪时传入欧洲成为当时的骑兵装备。同时，德国学者十分关注骑兵（骑士）与欧洲中世纪“封建制度”（feudalism）的关系。海因里希·布鲁纳（Heinrich Brunner）的《骑士义务与封建采邑制的产生》一文，论述法兰克人的统帅查理·马特（铁锤查理）为了击败穆斯林等骑兵武装，于732年决心建立一支骑兵部队。他没收了教会土地分赐给臣下，让他们用地产收入购置马匹、装备，成为骑士阶层，由此产生了“封臣制”，即欧洲的封建制度。[198]

法国学者列斐伏尔·德诺埃特（Lefebvre des Noëttes）最早关注了马镫对于骑兵作战的重要意义。德诺埃特出身军人世家，年轻时从著名的索米尔（Saumur）骑兵学院毕业，受过使用长矛和剑骑马作战的训练。他在1931年出版《拴辔：鞍马的历史》一书，[199]主要讨论挽具、马掌和马镫的起源及应用。以往学者都是通过历史文献和考古材料研究骑兵史，德诺埃特则具有亲身体验，观察方式更加独到。他认为，马镫使骑士和战马更紧密地联结在一起，骑士从此可以将长矛牢牢夹持在右腋下，利用战马冲击的速度刺杀对手，由此形成了中世纪经典的骑士战斗模式。

美国学者林恩·怀特（Lynn White）将“马镫改变骑兵战术”和“骑兵造就欧洲封建社会”两个论点结合起来，形成了“马镫造就封建社会”这个貌似新奇的结论。他以布鲁纳的论述为基础，推断查理·马特于732年组建的骑兵为马镫骑兵，并将此作为欧洲封建制的开端。[200]怀特在1918-1924年间就学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军事学院。当时该学院的课程相当陈旧，学员们接受了大量骑术训练课程，包括骑着没有鞍、镫的光背马进行集团冲锋。怀特表示这种经历非常痛苦，所以他格外珍惜马镫带来的便利和舒适，由此对德诺埃特关于马镫的结论产生强烈共鸣。[201]

坦率地说，怀特与前代学者相比创新之处并不大。但“马镫造就封建社会”的说法显得过于夸张和新奇，所以此后谈论马镫、骑兵与西欧封建制的学者，大都将怀特作为这个话题的开创者对其进行批评或支持，德法学者的开创工作则少有人关注。学者们对怀特的质疑主要是马镫在欧洲普及的时间、查理·马特的军队是否以马镫骑兵甚至骑兵为主等等，关于马镫对骑兵作战的具体影响，也就是德诺埃特首先提出的这个问题，学术界则普遍接受。

本书并不涉及欧洲封建社会的问题，只关注骑兵装备与战术的关系，所以主要关注德诺埃特和怀特争议较少的那部分学术成果：马镫对骑兵作战的作用。中国学者顾准已经翻译了怀特著作的部分节文并做了点评，所以本书尽量引用顾准先生的译文，对顾译有异议处用脚注出释：

在有马镫以前，骑者的座位是不牢靠的。马嚼子和刺马距可以帮助他控制他的骑乘；没有马镫的鞍子可以固定他在马上的位置，可是他的作战方法还是受到很大的限制。他原初是一个运动迅速的射手和投枪手，剑战是受到限制的，“因为没有马镫，你那位挥剑的骑士，当他出色地大挥转他的剑猛砍他的敌人的时候，只会落得一个打不中敌人却自己翻身落地。”至于说到用长矛，在马镫发明以前，它是在臂膀末端挥动的，打击力量来自肩膀和肩肌。马镫使力量大得无比的一种打击方式成为可能，虽然马镫并不要求这个。现在骑者可以稳稳地横矛于双臂与躯体之间来攻击打他的敌人，[202]打击不仅来自他的肌肉，而且来自他本身和他疾驰前进的骑乘的联合重量。

马镫，除了由鞍鞯和驰驱所提供的前后两方的支撑之外，[203]又加上了侧面的支撑，于是有效地把马和骑者溶合成为足以发挥前所未见的强力的一个单独的战斗单位。战士的手不再直接用于打击了，它只用来指导打击的方向。马镫就这样用马力代替了人力，无限量地加大了武士损害他的敌人的能力。无需什么准备步骤，它立即使马上白刃战成为可能，而这是一种革命性的新战斗方式。[204]

怀特由此认为，自从查理·马特的军事改革之后，长矛和长剑等适合马背作战的武器逐渐取代了法兰克人传统的战斧和标枪。[205]顾译的“马上白刃战”怀特原文为“mounted shock combat”，本书则译作“骑兵冲击作战”。因为按照德诺埃特和怀特的原意，在使用马镫之前，骑兵可以用手挥动矛进行刺杀（类似使用标枪），这种动作何尝不能称为“白刃战”？“shock”此处的意义重点在于“冲击”，即马镫骑士冲锋时用腋下夹紧长矛，刺中对方后强大的反作用力又沿长矛传递回骑士，并由马镫传导到战马身体上。由此骑士与战马共同发力与受力，成为一个整体。故“骑兵冲击作战”已经成为西方战争史研究的习语。[206]

中国的马镫考古

西方史学界对马镫意义的讨论也在逐渐影响中国历史学界。同时，考古材料证明，形制完备的马镫最早出现在中国，这也引起了中西方学者的讨论。

在李约瑟1954年出版的英文版《中国的科技与文明》第六卷中，刊发了一幅东汉时武梁祠骑马者画像石的拓片，画像中骑者脚下有清晰的马镫造型，马镫形制又极为成熟和“现代”：脚踩部分是舒适的踏板，而非出土早期马镫的简单金属环状造型。该祠始建年代为东汉桓帝建和元年（147年），画像出自清人冯云鹏的金石拓片集《金石索》。[207]这给西方学者造成极大困惑，因为欧洲马镫普及的时间已经晚至公元8、9世纪，距离武梁祠的时间跨度太大，而且缺乏中间过渡期的考古材料。所以怀特对画像的可靠性表示怀疑，但未举出可靠证据。[208]

只有澄清了东汉时期并没用马镫，才有可能梳理出马镫产生和发展的清晰脉络。其实，武梁祠的督邮画像本身并无马镫，因为冯云鹏的时代尚无现代制版技术，其刊刻画像，实为画工对拓片的临摹，改造发挥的余地很大，故画工擅自增加马镫，且是形制比较晚近的踏板形马镫。[209]

但最早的马镫考古证据仍来自中国。1954年，西安草厂坡1号墓出土了一组铠马（披铠甲的战马）陶俑，明确塑有马镫造型。早期文物工作者认为其时代是北朝，现在逐渐改为十六国。柳涵在1959年讨论说：

有了完善的马具，尤其是使用了镫，就使人能够更快的掌握熟练的骑术，更容易驯服和控制马匹，并且使人骑在马上较为舒服、稳固、省力，便于作更快的奔驰和长途行军，也使许多战术动作能顺利进行。[210]

这是中国学者对马镫的军事作用进行的较早论述。1950年代，长沙西晋墓葬中出土了一批马和人骑马造型的陶俑，其中有四尊马身的左侧都塑有一个三角形马镫，但骑者的脚未在镫中，所以发掘报告作者推测“是供上马时踏足之用，骑上之后则不用镫了”[211]。但中国学界当时对马镫在战争中的作用未产生足够重视，并没有系统总结马镫的发展与影响。

怀特著作在1962年出版，他当时尚未在考古发掘中发现早期马镫实物，只能根据石刻美术作品进行研究。怀特借鉴欧美东方学者的研究成果，总结了关于马镫出现和传布的过程：

马镫最早出现在公元前2世纪的印度，最初是套在赤裸大脚趾上的绳套。由于气候原因，它不可能向北传播，但那些与印度接触的赤脚的贵族们都接受了这种绳套马镫，东到菲律宾和帝汶岛，西至埃塞俄比亚。在印度佛教文化波及东亚之际，这种马镫的核心观念也随之传入中国。到公元5世纪时，穿鞋的中国人已经在使用整只脚踩踏的马镫。这种马镫使一种新的战术，即用长矛作战成为可能（不是必然）。……[212]

怀特的中国受印度影响而产生马镫的说法，至今只是一种缺乏考古依据的推测。在1970年代中国有多座出土墓葬陆续发现马镫实物、陶俑与壁画。[213]真正意义的马镫最早在中国产生并普及，这个问题已经基本没有疑义。杨泓于1977年发表的《骑兵和甲骑具装》一文，[214]结合历史文献与出土马具文物，讨论了早期（秦汉）骑兵的作战和装备问题。他认为最早的马镫是长沙西晋墓供上马用的单马镫，到十六国、南北朝时，双马镫逐渐普及。此后，针对陆续出土的马镫和马具实物，杨泓又有两篇补充性文章。[215]

那么，到底马镫为何在中国而非在其他地方产生？仅就马镫本身无法解答这个问题，还要从马具发展的总体情况进行考察。和马镫关系最紧密的马具是马鞍。因为马镫系在马鞍两侧，骑者脚踩马镫的力量由马鞍来承受，并传递给马背。通过固定马鞍的马肚带等索具，才使骑者和马匹成为一个整体。如前章所述，东汉和三国骑兵冲击步兵军阵的战术更为成熟、普遍。冲击战术需要骑士将自己尽可能地固定在马背上，以抵抗刺杀敌人时的反冲力，早期骑手能够采用的手段就是加高马鞍，高耸起来的前后鞍桥为骑手提供了前后两个方向的依托，能起到一定的稳定效果。所以自汉代开始，骑兵马鞍的前后鞍桥越来越高。

杨泓根据八个战国到唐代马鞍具（有些包括马镫）的考古样本，提出了马鞍具从“坐垫”到“高马鞍”的变化过程。[216]在武威雷台墓葬出土的铜马、骑兵像，也有相对较高的马鞍造型，但又不如西晋长沙墓陶俑和安阳十六国鲜卑墓马鞍实物高，属于先秦汉初到两晋之间的过渡类型，以往研究者将雷台墓断定为东汉末期，最近又有学者提出当属西晋墓葬。[217]本书认为，从马鞍形制的变化过程来看，以东汉末期比较合理。美国学者顾传习也指出了这种高马鞍与冲击战术的关系：“……我怀疑，雷台这种包裹着骑手臀部的鞍头和鞍尾形制，也是出于同样原因发展起来的。换言之，即方便马上的战士使用矛或者戟；因为雷台铜像所用兵器正是矛和戟，并且鞍具也有此特色。”[218]但加高的马鞍给骑手上马造成很大不便，这正是马镫出现的诱因，即协助骑手上马之用。根据3-4世纪的文献和考古材料，基本可以勾勒这种技术手段的发展脉络。

第二小节 骑兵冲击战术的成熟：马镫与马槊

从单马镫到双马镫的历程

在吴赤乌二年（239年），东吴交州牧吕岱平定一场叛乱，当时他年已八十，有人写信恭维他：“又知上马辄自超乘，不由跨蹑，如此足下过廉颇也”[219]。从信件行文判断，当时上马应当有了某种辅助工具，可以帮助骑手“跨蹑”，吕岱不服老而故意不用，才直接跳上马背。[220]信中引用老年廉颇被甲上马的典故，但战国时代尚无单马镫，廉颇展示的只是一名普通骑手的必备技能，而吕岱是有辅助手段而不用，才引起了时人的惊异。联系考古成果可以推测，在吕岱的三国时期，辅助骑士上马的单马镫可能已经出现。

目前考古所见较早的单马镫造型，是西晋永宁二年（302年）长沙墓葬的随葬马俑，在吕岱平乱之后六十三年，其中有四尊陶马俑的左侧都塑有一个三角形马镫，骑者的脚也未在镫中，所以发掘报告作者推测“是供上马时踏足之用，骑上之后则不用镫了”[221]。考古实物并不代表这种技术出现的最早年代，现在出土的也未必是制作最早的单镫陶俑作品，这中间存在几十年的时间差很正常。所以可以推测，在公元240年代的三国鼎立时期，用于辅助上马的单马镫已开始运用。

从长沙西晋墓的陶俑可见，这个时期马鞍的鞍桥极高，前后鞍桥之间非常狭窄。这种结构可以给骑手提供较稳定的依托，但确实也给上马造成了极大不便。出土陶俑的单马镫都在马体左侧，人都习惯从马匹左侧上马，这也可以旁证单马镫为辅助上马的工具。吕岱所在的交州和出土陶马的长沙都在长江以南，并非战马原产地和骑兵战术普及之地，对这个现象可以用两种截然相反的解释：一说它们更能证明单马镫在整个中国文化圈的广泛运用；也可以说，是对骑马并不熟悉的地区首先发明了这种辅助上马工具，然后才向其他地区扩散。由于出土材料尚比较有限，目前难以做出定论。

但可以确定的是：从三国后期到西晋时，正是高桥马鞍与单马镫组合的盛行时期。[222]骑手在驰骋时将一只脚放在单马镫中，也可以获得一些支撑。当骑手意识到这一点时，双马镫便顺理成章地出现并普及了。罗宗真先生对此的解释非常有见地：“到魏晋南北朝时为了更好的骑坐稳当，马鞍才前后起桥，鞍桥直立，称‘两桥垂直鞍’……到了这个时候，马具中十分重要的一个部件，随着高桥马鞍的出现而产生，这就是镫。”[223]

考古材料提供的双马镫普及时代，也是4世纪的东晋十六国时。南京象山东晋墓7号墓出土一尊陶马俑，“两侧有镫”，应是双马镫的较早代表。[224]1954年西安草场坡1号墓出土了一组铠马陶俑，明确塑有双马镫造型，以前考古学者认为是北朝墓葬，现在逐渐改为十六国的前后秦时期。[225]至于较早的双马镫实物，则是辽宁北票出土的北燕太平七年（415年）冯素弗墓。[226]

至于马镫最早见诸史籍，学界一般认为是359年东晋豫州刺史谢尚事：“谢中郎在寿春败，临奔走，犹求玉帖镫。”[227]然《太平御览》引此条作“橙”[228]，则谢万当时所求未必是马镫，而可能是上马时脚踩的木凳（这也是东晋名士舒缓风度的体现）。文献中关于马镫的最早确切记载应是《太平御览》引《南燕录》，在399年的慕容德南燕朝，王銮“贯甲跨马，不据鞍由镫”[229]，即手不扶鞍、足不踩镫而跳上马背，这更反映出早期马镫作为上马辅助工具的性质。

能否在更小的范围内确定马镫的起源地？王铁英认为东北地区的鲜卑人首先采用了马镫。[230]但通过上文可见，中国南方也有西晋时期的单马镫和东晋时期双马镫陶俑，它们在时代上不晚于甚至早于东北地区的考古发现。限于目前的材料，尚难以做更深入的讨论。德国考古学家冯·勒科克曾推测：“马镫或许起源于骑马民族，他们想要骑乘时不那么疲劳；或者起源于非骑马民族，他们有必要快速掌握骑马战斗的技能。”[231]这代表了思考马镫起源问题时的两个切入点，而且技术的发展也未必是绝对单线的。

不过，我们可以尝试总结中国马镫发明的脉络：汉代骑兵采用冲击战术后，用戟或矛作战需要加高马鞍保持稳定；马鞍变高后，上马困难，导致长沙西晋墓陶俑三角形单马镫的出现；这种作为上马辅助工具的单镫，到十六国时进化为双马镫，使骑兵拥有了比高马鞍更能保障其稳定性的手段。至此骑兵冲击战术也完全定型，骑兵正式成为压倒步兵的陆战主力兵种。到隋唐时期以至今日，因为双马镫早已普及，马鞍的造型反而又变得较浅，因为马镫已经为骑手提供了足够的稳定，不再需要过于高且笨重的鞍桥了。

从制造工艺的层面看，马镫本身并没有任何“技术含量”，但它经历了数百年的孕育过程。对于中世纪的西亚、欧洲，马镫是和骑兵冲击战术同步传入的，所以西方史学界未能注意两者间的先后关系，而只有从中国的文献和考古材料中，才能梳理出这一发展脉络。

以上是马鞍、马镫的作用与器型层面变迁的研究。如果我们继续追问，为什么只有中国汉朝的士兵需要加高马鞍并导致马镫的出现，难道其他民族和国家的骑兵就没有这种需要？或者像C. S.古德里奇提出的疑问，就是高马鞍配合矛戟的战术是否真正有效？因为如果这种战术根本无效，我们很难想象，从两汉到三国直到西晋的军人们都愚蠢地保留着非常不便利的高马鞍，好像高马鞍的唯一作用就是呼唤马镫的出现。要回答这些问题，就要探讨中国骑兵在不同时期的军事职能和地位，特别是中国古代骑兵面临的与其他民族文化中的骑兵完全不同的战争目的和环境，以及由此决定的骑兵战术手段，正是这种战术需要导致了鞍具、镫具的出现和变化。

马槊的普及

4世纪初，冲击作战已经成为骑兵最主要的战术，骑兵的武器也从戟进化为马槊。从前引汉代文献和画像石、随葬俑等文物看，两汉时期骑兵的近战冲击武器主要是长戟（孝堂山、孙家村画像石，武威雷台汉墓），到三国时代文献中，骑兵使用长矛的记载已经比较多见。汉魏时习惯将长一丈八尺的长矛称为“矟”或“槊”（皆音朔），[232]其长度约为今天4米左右。故从逻辑上讲，槊本属于矛，但只有较长的矛才能称为槊。槊和戟相比，最大的区别就是取消了前部横向的戈刃，从而专用于刺杀。[233]杨泓先生总结了马矟取代戟的技术原因，认为是戟横向的枝妨碍了穿透效果，造成戟对穿铠甲敌人的杀伤力不如矛槊。他举了《后汉书·董卓传》中的记载：李肃用戟刺董卓，“衷甲不入，伤臂堕车”，吕布随之用矛刺杀了董卓，以此证明戟的刺杀效果不如矛槊。[234]这个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细寻戟、矛、槊三者的区别，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即骑兵刺杀武器应当在保证穿透力的同时，还要满足两个因素：

一是避免对骑手形成太强大的反冲力。戟的横刃顶撞到敌军后，显然会增加骑士落马的危险。当然，骑士可以避免用很大的力量抓握兵器，就如林恩·怀特所言，不是将戟紧夹在腋下，而是灵活地抓握在手中，以便随时可以脱手（孝堂山画像石中的汉军骑士似乎也有这种特征）。但这样做的负面作用就是冲击杀伤力降低，特别是对穿铠甲的对手可能起不到足够的杀伤效果。

二是避免兵器的长杆完全贯穿敌军身体而难以拔出。对于高速奔驰的骑士来说，这样也会带来跌落马背的危险，且无异于丧失了自己的兵器。这可以称为武器刺中对手后的“停止作用”[235]。怀特在讨论马镫骑兵的武器时说：

马镫骑兵用长矛冲击时，长矛可能完全戳穿对手的身体，使攻击者难以掌握。如果敌人众多时，这种情况会很危险。所以，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有必要在矛锋后面增加一个横档以方便拔出。为此许多中亚人将马尾毛绑在矛锋之后。其他人则在矛锋后的木杆上钉上一块布，或者燕尾旗的造型……[236]

怀特所言的马尾或者“燕尾旗”，在中国十六国到南北朝时代的马槊上也有体现，时称“眊”和“幡”。518年柔然可汗阿那瑰失势被迫朝拜北魏，魏朝赐其人、马铠甲七套，此外还有“露丝银缠槊二张并白眊，赤漆槊十张并白眊，黑漆槊十张并幡”，此处槊上装的白眊和幡，就类似怀特讨论的马尾和燕尾旗功用。[237]比槊上的眊、幡实用性更强的，则是金属丝的“缠”。前述西晋八王之乱时，关中军队开入洛阳，五千名骑士都手持“铁缠槊”。古代注释家和类书编辑者都没有对马槊的“缠”做出归纳解释。从文献来看，这种“缠”是用金属丝缠裹在槊锋之后的木杆上。南朝梁武帝的第四子长沙王萧晃有武力，他曾“以马槊刺道边枯蘖，上令左右数人引之，银缠皆卷聚，而槊不出。乃令晃复驰马拔之，应手便去”[238]。可见银缠能增加马槊和目标间的摩擦力，这和怀特所论燕尾旗的作用相似。[239]但在实战中，“缠”的作用尚无直接文献记载。

冲锋刺杀动作要领：交、合

林恩·怀特对骑兵战术的探讨，其知识背景是欧洲中世纪以来非常普遍的骑士战争。就在法国学者德诺埃特和怀特读军校的时代，使用冷兵器的骑兵仍然存在，所以欧美人对这些骑兵战术并不陌生。而在中国，宋代以后文、武官员分途，有实战经验的军人很少能用文章记载详细的战斗过程，有文化的士大夫又极少接触真实战争，使得全社会普遍缺乏对战争的细致了解。在这个基础上，元明以来的流行的市井说唱文学，尤其是以《三国演义》为代表的历史演义小说，又对冷兵器战争进行了很多脱离实际的虚构，形成了一整套程式化的战争叙事模式，使得中国大众对冷兵器战争有诸多误解。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骑马的武将之间的对打。在《三国演义》等作品中，所谓战争就是两员大将在阵前交锋，其他将士都是观众，两员大将的胜负就标志着整场战争的结局。而两人之间的对打又充满了虚构，两人往往可以大战数百“回合”不分胜负，甚至要等到第二天继续较量。根据演义小说改编的影视剧也往往照搬这些描写，造成古代骑兵战争的真相如同沉入迷雾，难以还原。所以，本书将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骑兵具体战术进行一些讨论，努力还原真实的历史现象，再由此探索当时的战争规律。

和步兵相比，骑兵的优势在于速度。马匹的奔跑速度远远高于人。所以使用戟、矛、槊等兵器的骑兵要靠马匹的高速冲击来刺杀对手。根据物理学的动量公式E =1/2 mv2（冲击力=1/2×物体质量×速度的平方），对于冲锋的骑士，这个质量m是人和马相加的重量，速度v则是马匹奔驰的速度，其动量远比手持长矛进行刺杀的步兵高，所以骑兵在战斗中必须高速奔驰以便进行刺杀。反之，如果骑兵处在静止状态就不具有动量优势，且战马是远比骑手明显的目标，很容易招致杀伤，所以骑兵战术的本质就是运动。

当骑兵互相作战时，最常见的是双方相对冲锋，在接近的瞬间用马槊瞄准、刺杀对手，同时试图躲避对手的刺杀。由于战马冲击的速度快，一次交会之后，双方距离会拉开。这样交会一次，便是一“合”，或称“交”。如刘宋朝孝武帝初年的内战中，两名骑兵军官单独决斗：“幢主樊僧整与台马军主、骠骑中兵参军段僧爱交槊斗，僧整刺僧爱，杀之。”[240]当然，在实战中这种军官两人单打独斗的场面比较少见，骑士面对的往往是敌步兵或骑兵集群，所以在一次冲击中可能要先后与多名敌军交手（如果他还幸运地活着的话）。在东晋攻灭南燕的战斗中，一支晋军骑兵击败了燕军骑兵，晋军官孟龙符追击速度太快，单独与大量敌骑兵交战：“贼数千骑围绕攻之，龙符奋槊接战，每一合辄杀数人，众寡不敌，遂见害”[241]。当骑士冲过敌军阵列后没有伤亡，且仍有战斗意志的话，可以让战马掉头再次冲锋，再进行一“合”。南齐将领张敬儿曾担任骑兵队主，为掩护主力撤退而与数千敌军交战，“敬儿单马在后，冲突贼军，数十合，杀数十人，箭中左腋”[242]。这样往复多“合”，伤亡概率极高，而所谓“数十合”显然也有夸张的成分。

冷兵器时代的战争中，将士一般都靠斩获敌军的首级记功。如北魏宗室可悉陵参与攻灭沮渠氏的北凉政权，“沮渠茂虔令一骁将与陵相击，两槊皆折。陵抽箭射之，坠马。陵恐其救至，未及拔剑，以刀子戾其颈，使身首异处”[243]。由于骑兵战斗都是在奔跑中进行的，骑士下马斩首往往很不方便，有时斩首工作需要别人代劳。刘宋朝的一次内战中，叛军将领鲁爽和朝廷骑兵军官薛安都相遇，“安都望见爽，便跃马大呼，直往刺之，应手而倒，左右范双斩爽首”[244]。南齐的一次内战，叛军首领王敬则被朝廷一方的骑将崔恭祖刺杀，但崔未能及时斩首，另一名军官袁文旷斩获了这个首级，被授予功赏，引起崔、袁二人争讼。最后齐明帝萧鸾批准给崔恭祖二百户封赏，才予了结。[245]

近距离刺杀对手比较容易，和在颠簸的马背上射箭相比，马槊对骑士的技术要求显然低了许多。但两名骑士相对冲刺时的伤亡率显然大大增加了。另外，除了用马槊刺杀对手，骑士同时还要注意躲避开对手的马槊，攻击与防守几乎同时完成，要在成功刺杀对手的同时保障自己的安全，也需要高超的技术。南朝宋、齐之间，一名骑兵军官陈天福就以善用马槊著称，他趁作战时掳掠百姓，被齐武帝萧赜处死，但其总结的马槊技艺在南朝骑兵中传承，直到萧子显在梁朝作《南齐书》时还在盛行不衰。[246]

当时骑兵进行模拟训练时，也以在奔驰中运用马槊为要点。比如北魏将领傅永擅长骑战，年老时“尝登北邙，于平坦处奋槊跃马，盘旋瞻望，有终焉之志”[247]；东晋桓温清谈不胜，曾驰马持槊做出威胁别人的动作：“桓宣武与殷、刘谈，不如甚，唤左右取黄皮袴褶，上马持槊，数回，或向刘，或拟殷，意气始得雄。”[248]北齐文宣帝高洋酗酒昏乱，也曾用这种方式威胁老将斛律金：“尝持槊走马以拟金胸者三，金立不动，于是赐物千段。”[249]要“走马”，即让马跑起来才方便做刺杀动作，这和骑兵冲击作战的方式是一致的。

骑兵冲杀动作也可以进行双人（马）模拟对练。刘宋末年，荆州刺史沈攸之和另一名军官高道庆练习马上对战，结果因失手造成反目：“于听事前合马槊，道庆槊中破攸之马鞍，攸之怒，索刃槊”[250]。沈攸之发怒后要找“刃槊”，说明两人对练用的是没有装刃的槊杆，但即使这样还是将马鞍撞碎，也可见冲击力之大。这种情景可以联想《水浒传》第十三回，杨志在北平府和周瑾比武，双方为避免误伤也要“把两根枪去了枪头，各用毡片包裹，地下蘸了石灰，再各上马，都让他们穿着黑色衣衫。这样，两人用枪杆厮拼，身上白点多的，就当是输了”。不过小说中两人连斗“四五十合”、周瑾身上“好像打翻了豆腐似的，身上斑斑点点，约有三五十处”却不真实，因为高速奔驰中即使被包毡的枪杆刺中，也会造成很大的冲击，没有这么轻松愉快。

骑兵对战中，有技艺高超者会在两骑交会时抓住对手马槊抢夺过来。十六国初期，陇城陈安擅用“丈八蛇矛”，前赵骑将平先“亦壮健绝人，勇捷如飞，与安搏战，三交，夺其蛇矛而退”[251]。初唐时的尉迟敬德也以这种技艺著称，他曾和李世民的弟弟李元吉演练：

太宗问曰：“夺矟、避矟，何者难易？”对曰：“夺矟难。”乃命敬德夺元吉矟。元吉执矟跃马，志在刺之，敬德俄顷三夺其矟。元吉素骁勇，虽相叹异，甚以为耻。[252]

“执矟跃马”也生动表现了骑士必须借助战马的奔驰杀敌。演义小说和国产影视作品中，多有两位骑将驻马对打的场景，是完全脱离实际的。

第三小节 冲击骑兵的战术运用特征

骑兵对步阵的冲击战术

和骑兵相比，步兵军阵的特点是行列严整、密集，几乎没有机动性可言。装备马镫和马槊的骑兵与步兵交战时，也习惯采用冲击的战术，直接冲入敌军密集步兵队列之中，即古人习称的“陷阵”。在汉末三国时代，这种骑兵战术就已经基本普及，到十六国和南北朝时，马镫普遍应用，脚踩马镫的骑兵在马背上更加稳定，对步兵的威胁更大。骑兵冲击、分割步兵队列后，会打乱步阵原有指挥序列，造成混乱失控，特别是步兵指挥官伤亡后，普通士兵很容易在惊恐中溃散，造成整体失败。

如东晋桓温北伐前秦时，就遭到了秦军苻生率领的骑兵冲击，苻生只带少数骑兵冲入桓温的步兵军阵中，给晋军造成大量杀伤。[253]这次战斗虽然没有彻底击败晋军，但给桓温和晋军上下造成了很大压力，使其再不敢与秦军决战，直到粮食耗尽而撤退。十余年后，前秦进攻慕容氏前燕，两军决战，秦将邓羌“与张蚝、徐成等跨马运矛，驰入（慕容）评军，出入数四，旁若无人，搴旗斩将，杀伤甚众”，燕军因而大败，直接导致其亡国。[254]东魏丞相高欢倾国攻入西魏，西魏以劣势兵力在沙苑设伏，右军统帅李弼率六十名骑兵冲击东魏中军队列，将其冲断为两截，引发军阵混乱，西魏军乘机全线攻击，东魏几乎全军覆没。[255]西魏李檦身高不满五尺（五尺约今1.3米），但在与东魏战争中表现勇猛，“跨马运矛，冲锋陷阵，隐身鞍甲之中。敌人见之，皆曰‘避此小儿’”[256]。567年北齐与北周会战洛阳，齐宗室兰陵王高长恭率五百骑兵两次冲入周军阵中，军人将其事迹传唱为《兰陵王入阵曲》，并用乐舞表现其冲杀情形，也可见时人对这种行为的推崇（此曲在隋唐两代还被列入宫廷典礼的舞曲）。[257]

当集群骑兵高速冲向步兵军阵时，对站在前列的步兵造成的心理压力非常大，缺乏战斗经验、纪律松弛的步兵会四散逃命，造成军阵在瞬间溃败。所以刘秀时代的骑兵军官耿弇谈到河北地方武装，轻蔑地称之为“乌合之众”，认为用骑兵摧毁他们如同“摧枯折腐”（已见前章）。但如果步兵部队有坚定的纪律和对抗骑兵的经验，敢于面对正面冲来的敌军骑兵，就能用弩箭和长矛给骑兵造成很大伤亡。所以并非所有的骑兵“陷阵”冲击都能成功。328年东晋叛将苏峻占领建康，与勤王的军队展开激战，苏峻部队战马较多，他本人也擅长骑战，只带四名部属发起冲击，但晋军步阵严密，苏峻无法冲开，试图掉头返回，几名晋军步兵投出了手里的长矛将苏峻刺落马下，旋即斩首。[258]东晋末，太尉刘裕派蒯恩进攻占据襄阳的鲁宗之、鲁轨父子，“恩整厉将士，置阵坚严。轨屡冲之不动，知不可攻，乃退”[259]。这都是骑兵冲击步阵未果的战例。

对冲入己方阵列中的敌骑兵，有经验的步兵也会做坚强的抵抗，给骑兵造成杀伤，如383年淝水之战，晋军趁苻坚秦军主动后撤之机发动进攻，苻坚之弟苻融带骑兵冲入晋军，希望阻止其攻势，但在冲击中战马摔倒，苻融被杀，秦军因而大败。[260]刘宋明帝初年内战中，台军主帅刘沙弥轻骑深入，冲到敌统帅刘胡麾下，被敌军杀死。刘胡一方也有五名具装骑兵冲入台军，试图攻击台军统帅刘亮，但遭到台军弓箭手的密集射击，落马被斩首。[261]北周在讨伐氐羌军队时，将领田弘多次冲击敌阵，“身被一百余箭，破骨者九”，战马也被敌槊刺中十处。田弘和战马可能都披挂了铠甲具装，所以仍能幸存下来，但也可见陷阵的危险之大。[262]另，东魏骑将尉兴庆每次陷阵之前，都要把自己的名字写在军装背后，最后在洛阳城外与西魏军作战而死，靠衣服上的名字才辨认出尸体，亦可见骑兵冲击敌阵之危险。[263]

在冲击严阵以待的步兵时，骑兵统帅会注意避开敌战斗力最强、防范最严密的正面，选择敌战斗力较差的侧翼或后方进行冲击。但当时骑兵更习惯于多次冲击、穿越敌步阵，比较常见的是从正面穿过敌阵之后，掉头从后方再次冲击。如西晋末陶侃进攻荆州的杜曾武装，“时曾军多骑，而侃兵无马，曾密开门，突侃阵，出其后，反击其背，侃师遂败，投水死者数百人”[264]。北魏末，高欢与尔朱兆兄弟诸人决裂，双方决战于韩陵，尔朱兆首先率领一支具装骑兵从正面冲开了高欢军阵，准备从阵后再行冲锋。尔朱氏其他将领却忌惮尔朱兆骄悍，突然易帜投降高欢，或者带部属离开战场，使高欢逃脱了一场劫难，转而击败了尔朱兆。[265]

当步兵军阵的抵抗非常顽强时，骑兵往往要从多个方向进行试探冲击，才能找到步阵的薄弱环节。在刘宋孝武帝与叛乱的南郡王刘义宣的一次会战中，台军骑兵就反复冲击叛军步阵：双方在芜湖城外展开会战，台军将领薛安都、谭金都率骑兵参战，他们最初受命攻击叛军军阵右侧，但未能成功。谭金部在叛军步阵外围往返奔驰，多次尝试冲击，才在敌阵左翼找到薄弱部位，“乘其隙纵骑突之”[266]，“战良久，贼阵小拔，骑得入”[267]。台军步兵也开始重点攻击这个突破口，双方进入激战。当时一支叛军骑兵曾开到战场附近，但慑于台军骑兵而不敢投入战斗。叛军右翼战斗力依旧较强，薛安都部再次强行冲锋，“横击陷之”，造成叛军全面大败。叛军将领刘湛之逃奔到江边战舰中，仍被薛安都所部骑兵追上斩首。可见骑兵突击对这次战役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南朝的骑兵数量不是很多，能取得这样的战果，更可见骑兵在战斗中的重要意义。

在骑兵攻击敌主力步阵时，都希望能直接斩、俘敌主帅。543年，东、西魏会战于洛阳城下。东魏将领彭乐统领右翼骑兵，直接冲入西魏军左翼。恰好西魏指挥中心设在左翼，彭乐骑兵俘获五名西魏宗王及督将僚佐四十八人，将其反绑双手在阵前巡游，同时大声念诵被俘者的名字，引起西魏军心涣散溃败。东魏乘机追杀，斩首三万多人。[268]次日，双方整军再战，有东魏士兵叛逃至西魏军中，将东魏统帅高欢的旗帜告知西魏军。西魏遂“募敢勇三千人”，由贺拔胜率领，只持马槊不带弓箭，直冲高欢所在位置，引起东魏军溃败，贺拔胜旋即带领十三名骑兵紧追高欢：

胜适与齐神武（高欢）相遇，因字呼之曰：“贺六浑，贺拔破胡必杀汝也。”时募士皆用短兵接战，胜持槊追齐神武数里，刃垂及之。会胜马为流矢所中，死，比副骑至，齐神武已逸去。胜叹曰：“今日之事，吾不执弓矢者，天也！”[269]

此战射死贺拔胜战马的是东魏名将段孝先。尽管贺拔胜感叹未执弓箭，其实如果贺拔胜能像东晋对阵苏峻的士兵一样“投之以矛”，历史也许会很不一样。

特殊情况：骑兵的步战与传统骑射技艺

骑兵杀伤敌人主要靠马匹奔驰的冲击力。但当骑兵冲入敌军阵后，往往因为敌步兵密集队列的阻挡而降低冲击速度。这种情况下即使战马并未伤亡，骑兵也要下马徒步作战，因为战马如果没有“助跑”空间以再度提高速度，骑在马上也就没有意义了。

东、西魏和北齐、北周之间曾在洛阳数次大会战，双方投入兵力众多，且都习惯使用骑兵冲击对方步阵，所以这种在敌阵中下马作战的事例也比较多见。538年东、西魏在洛阳城外的“河桥之战”，双方军阵绵延十余里，步、骑兵踩踏起的尘埃遮天蔽日，双方统帅和下属部队失去联系，各部队都处在各自为战状态。西魏主帅宇文泰率骑兵冲入东魏侯景部军阵中，宇文泰战马中箭倒地，其部属以为主帅阵亡纷纷逃散，宇文泰装作俘虏才得以逃生。西魏将领王思政在敌军包围中下马作战，“用长槊左右横击，一击踣数人”，最后受伤昏厥倒在尸堆中被部下救回。[270]另一名将领蔡祐也率领十余名部属“下马步斗，手杀数人”，又用弓箭四面射击，才得以突围而归；[271]窦炽“独从两骑为敌人所追”，被围逼到邙山之下，只能下马徒步而战，他两名部属的弓甚至都被敌射断，窦炽一人连续射死多名敌军，迫使敌后撤才寻机突围而出。[272]564年，北齐、北周会战洛阳，齐将段韶率左翼骑兵迎战周军步兵。他看到周军先抢占了邙山险要地形，遂故意率部下缓慢撤退吸引北周步兵追击，待敌追击疲乏后，段韶才率部属下马展开进攻，“短兵始交，周人大溃”[273]。

这种骑兵面临众多敌步兵、不得已下马步战的情况，在其他战场也有发生。如553年西魏军伐蜀，一百名西魏骑兵前往平定氐人叛乱武装，途中被三千多敌军包围，西魏骑兵看敌军众多，遂“各弃马短兵接战”，阵斩敌首领，击败了敌军。[274]不过在魏晋南北朝的史书中，骑兵下马作战的记载并不多，主要集中在东西魏和北齐北周时期，可能是因为这一时期的军人素质较高，且富有作战主动性。

在4-6世纪，骑兵的主要战术虽然是用马槊冲击，但仍保留着传统的骑射技艺。如311年，石勒骑兵在谯郡追上了晋军主力部队，“分骑围而射之”，十余万晋军和朝贵都被射死。[275]东西魏到北齐北周时期擅长骑射的将领也很多。周齐洛阳之战中，数名周军士兵被齐人俘获。周将梁台“望见之，愤怒，单马突入，射杀两人，敌皆披靡，执者遂得还”。值得注意的是，梁台年过六十岁还喜欢披甲上马，“足不蹑镫”，保留着传统骑射时代的遗风。[276]

当时马槊虽是骑兵主战武器，但在一些战斗的关键时刻，骑射仍能发挥重要作用。如前述东魏统帅高欢战败，被西魏将领贺拔胜等十三骑紧追，“（东魏）河州刺史刘丰射中其二。胜槊将中神武，段孝先横射胜马殪，遂免”[277]。东魏北齐最以骑射著称的，是出身敕勒族的斛律金、斛律光父子。斛律金早年就以骑射赢得了柔然可汗的尊敬，他的本传记载了斛律父子都擅长骑马射猎。周齐洛阳之战中，斛律光（明月）被周将王雄持槊追击：

唯余一奴一矢在焉。（王）雄案矟不及明月者丈余，曰：“惜尔，不得杀，但生将尔见天子。”明月反射雄，中额，抱马退走，至营而薨。[278]

王雄阵亡对周军士气打击极大，直接导致主帅宇文护下令撤退。斛律金、光父子对游牧族的骑射技艺极为推重，斛律金“行兵用匈奴法，望尘识马步多少，嗅地知军度远近”，他还经常命子孙骑马射猎，并亲自检查其射击猎物的手法。这种对骑射技艺的坚持，和前述骑士下马作战的战例，都表现出当时北朝骑兵技艺、战术形态的灵活性和多样化。在东西魏和北齐北周时代短短三十年间，战争之激烈、战略战术之丰富，要远远超过魏晋南北朝时的其他政权。究其根源，这一代将帅都是从北魏末的六镇之乱中锻炼崛起的武人，军事素养和经验较高。经过这一代人才走向了隋唐的统一辉煌时代，并非历史的偶然。

第四小节 游牧族对骑兵冲击战术的适应

汉代以来，中原为对抗游牧族的骑射骑兵而开创了骑兵冲击战术，但到4世纪冲击战术完全发展成熟（以马镫出现为代表），却使得北方民族获得了对中原军队的压倒性优势，他们借助骑兵入主中原，由此开启了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历史。这是骑射时代匈奴人从未企及的成就。从表面看这似乎是历史的悖论，但它不是单纯的军事技术移植问题，更有复杂的社会、政治因素。

如前所述，作为一种单兵战术，冲击比骑射给骑手带来伤亡的风险更大，尤其是冲击密集的步兵军阵时。匈奴帝国的松散政治形态，使其难以强制骑士们采用这种战术。而后世游牧族运用冲击战术，需要具备两方面的条件：（一）单兵层面，游牧族骑士参与中原战争，学习并掌握冲击战术；（二）组织层面，摆脱基于部落联盟的分散权力结构，建立中央集权的政权体系，尤其是专业化的军队，即游牧族权力结构的中原化。

这两个层面的过渡所需时间却很不同：单兵战术的转换并不复杂，因为冲击比骑射对骑手的技术要求低，游牧族骑兵进入中原军事体系之后能很快完成这种转换；但游牧族自身的权力结构转换，则涉及其部族的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等诸多深层因素，往往难以在一代人的时间内一蹴而就。这就造成了自东汉至三国的一个普遍现象：游牧族骑兵在被纳入中原军事体系之后战斗力极强，甚至超出中原本土骑兵；但当游牧族本身与中原政权作战时，却大都遭遇失败的结局，或至少难以入塞占领汉地，而只能短暂再现冒顿帝国与西汉对峙的形势。到西晋末期，内迁游牧族在社会、政治结构层面完成“中原化”转型之后，才取得了对中原军队的骑兵优势，从而进入十六国时代。

下面就依时间顺序，分别讨论游牧族骑兵在中原接受冲击战术的过程，以及游牧族自身中原化进程与骑兵战术转型的关系，并由此探索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入主中原的深层原因。

游牧族自身的中原化历程和军事转型

自战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以来，中原政权就习惯从林胡、楼烦等草原游牧族中招募或强制征发骑兵。[279]楚汉战争中频频见诸史籍的骑射“楼烦将”也显示了这种风习。这些加入中原军队的游牧族骑兵，或属于自愿雇佣性质，或出于被征服而强制服役，本书概称为“游牧族仆从骑兵”，他们自然要接受中原的军事纪律与战术。

西汉之后，游牧族仆从骑兵也要同步接受正在完善之中的冲击战术。东汉初为刘秀立下汗马功劳的幽州突骑，《后汉书》中有多处记载，但只有极少处提到其中有乌桓骑兵，如建武三年（27年）吴汉指挥对苏建的战斗，吴汉麾下有“乌桓突骑三千余人”，当双方列阵完毕，“汉躬被甲拔戟，令诸部将曰：‘闻雷鼓声，皆大呼俱大进，后至者斩！’遂鼓而进之”[280]。汉军由此一举击溃苏建武装。可见在吴汉的严令之下，这支乌桓骑兵采用了直接冲击的战术。东汉末的中原割据势力，普遍都使用乌桓（乌丸）等游牧族仆从骑兵。[281]

和游牧族战士在中原学习冲击战术相比，游牧族自身的集权化（中原化）历程要缓慢得多。东汉末的混战中，中原对边地控制力削弱，乌桓蹋顿兼并了塞外诸部族，军事实力大为增强，对东北沿边诸郡形成威胁，“边长老皆比之冒顿”。从这个比喻来看，蹋顿政权很大程度上是冒顿匈奴帝国的再现，其军事特点应当是以骑射为基础的袭掠，战术和政权结构都与中原差距较大。所以当曹操的正规军对其发动突袭时，“出其不意，一战而定之”，几乎完全是卫青、霍去病出击匈奴经典战例的翻版。被俘乌桓人则迁入塞内成为曹操政权的仆从骑兵。[282]

此后，乌桓作为一个部族再未实现振兴，北方塞外的主导力量变为鲜卑人。在东汉中后期，鲜卑族就已经萌生了形成政权的趋势：汉桓帝时，部落大人檀石槐统一鲜卑诸部，“尽据匈奴故地”，与东汉形成对峙态势。但檀石槐政权仍非常粗朴，“自分其地为中东西三部”，分别以部落大人统领之。[283]这和匈奴帝国时左、右贤王与单于三部分治的方式很类似，是游牧族的专制国家机器尚未完全成熟的一种形态。檀石槐能驾驭这些部落大人，他死后儿子则无力继承，诸部相继离散，檀石槐的帝国迅速解体。

到汉末中原战乱时，鲜卑小种轲比能部崛起，一度有仿照中原制度建立政权的举动：“中国人多亡叛归之，教作兵器铠楯，颇学文字。故其勒御部众，拟则中国，出入弋猎，建立旌麾，以鼓节为进退。”轲比能势力强盛时，一度“控弦十余万骑。每钞略得财物，均平分付，一决目前，终无所私，故得众死力，余部大人皆敬惮之”[284]。这种绝对平均分配劫掠财物的做法是草原部族联盟制的遗风，也是游牧族走向集权和中原化的阻力。但作为一种历史趋势，北方游牧族的政权正处在加速形成期。

西晋早期使用游牧族仆从骑兵的记载不多，但4世纪初爆发的“八王之乱”，使得中原再度倚重北方游牧族的骑兵。这一时期的内战中，骑兵冲击战术，特别是对步兵的冲击战术得到广泛运用，而在这些战争中所向披靡、屡建奇功的，是一支规模不大的幽州鲜卑骑兵。304年，王浚的幽州兵攻克成都王颖的大本营邺城后，“鲜卑大略妇女，浚命敢有挟藏者斩，于是沉于易水者八千人。黔庶荼毒，自此始也”[285]。这种抢掠人口的行径和《史记·匈奴列传》中“得人以为奴婢”如出一辙，本是游牧族的战争习俗，此时却受到王浚严令禁止，鲜卑人为了避免被发觉只得将被虏者投入河中。这是王浚领导才能低下所致的悲剧，但也说明游牧族仆从骑兵必须接受中原的军事纪律。在“八王之乱”中，北方游牧族通过参与中原内战，已经完全掌握了骑兵冲击战术，由此开启了入主中原和自身深度汉化的历程。

随着匈奴刘渊和羯胡石勒相继起兵，他们凭借骑兵连续击败西晋禁军和州郡武装，终于迫使晋朝迁播江南。匈奴刘氏及石勒政权也完成了游牧族的中原化进程。他们摧毁中原军事体系的攻势中，骑兵始终是战斗力最强、使用最多的主力兵种。刘、石政权都是由迁居塞内的游牧族建立，这是和以往的檀石槐、蹋顿塞外政权最大的不同，内迁生活给这些游牧族学习中原政治模式提供了机会。对于刘、石等十六国政权的中原化（汉化、封建化）问题，周一良、唐长孺等史家已多有深入论述，本书只补充一点，就是石勒虽然出身社会底层，不像匈奴刘渊家族有融入西晋上层社会的机会，但石勒在河北地区起兵之初，是追随成都王颖的旧部公师藩、汲桑等作战，并被任命为“前队督”，必然受到了中原军队的组织和战术训练的影响。他原来一直用胡人名字，改名为汉名“石勒”就是从公师藩麾下时开始的，很可能是为编制花名册方便之故，这可以作为其接受中原军事体系影响的一个旁证。

十六国诸北方政权的中原化程度，已经使其能熟练运用骑兵冲击，这种战术至此也才完全发展成熟。如石虎时后赵最精锐的骑兵“号云腾黑槊，骑五千人”，其武器“皆以漆槊从事，故以‘黑槊’为号”[286]。当石虎进攻河西张氏政权时，“命黑槊龙骧三千人驰击之”[287]，即用长槊骑兵展开集群冲击。石赵王朝崩溃后，冉闵与慕容恪展开骑兵决战：“闵所乘赤马曰朱龙，日行千里，左杖双刃矛，右执钩戟”[288]，连续冲击燕军；慕容恪对形势的判断是：“闵性轻锐，又知吾军势非其敌，必出万死冲吾中军。吾今贯甲厚阵以俟其至……”[289]可见双方都是以骑兵互相进行肉搏冲击战，战况极为惨烈。十六国中后期的氐人苻氏、羌人姚氏政权，在战术上也已经完全“中原化”。如在354年，前秦与桓温的北伐晋军作战时，皇子苻生亲自策马冲击，对晋军造成重大伤亡，均见本章前面诸节。而正在十六国时期，马镫发展为形制完备的双镫造型，为冲击战术提供了必要的技术保障，并成为这种战术完全成熟的象征。

拓跋鲜卑的中原化与军事转型个案

鲜卑拓跋部是考察游牧族中原化进程与骑兵战术转型的典型个案。因为《魏书》保存了拓跋部自草原部族时代到建立政权、王朝的完整历程，而十六国诸政权则缺乏如此详尽的记载。[290]从拓跋部的历程可以深入观察游牧族军事、政治、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

拓跋鲜卑长期生活在北方草原，“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291]，这是典型的游牧族生活方式，其部族权力结构、军事技战术应与西汉的匈奴人区别甚微。他们与中原发生互动，始于西晋末年与并州刺史司马腾、刘琨结盟，共同对抗匈奴刘汉政权。当时的拓跋部族正处在草原游牧的鼎盛阶段，“百姓乂安，财畜富实，控弦骑士四十余万”。但就在这安定富庶的同时，是其政治上的分散状态，首领家族的禄官、猗㐌、猗卢三人“分国为三部”。304年司马腾向拓跋部请求援兵对抗刘渊时，这三人都有自主行动之权，猗㐌、猗卢兄弟各自带兵参战，禄官则未参加。这也和西汉时匈奴帝国政治上的松散状态较为相似。

在这一时期，拓跋骑兵的战斗力与其部族规模并不相称。304-314年间，猗卢曾多次参与对匈奴军作战，但始终未能攻灭刘汉政权。刘汉全盛时骑兵最多不过十万，[292]且不能全部用于对拓跋军作战；拓跋部时则正当“控弦骑士四十余万”的全盛时期，304年猗卢兄弟援助司马腾时，仅猗㐌所领就有“十余万骑”[293]；312年拓跋人救援刘琨，在前锋诸军之外，猗卢“躬统大众二十万为后继”[294]。但这些援助都未能攻灭刘汉政权，究其原因可能有两方面：其一，在此时期拓跋人仍习惯于骑射而尚未掌握冲击战术；其二，此时的拓跋鲜卑尚未完全脱离部落联盟时期的遗风，首领并没有对部族大人及成员的专断权力，所以难以进行过于持久和艰苦的战事。这两方面虽没有直接的文献证据，但可以找到一点旁证。如312年晋阳之战，匈奴刘曜被拓跋军击败，“曜坠马，中流矢，身被七创”，后改乘下属之马逃走。[295]如果是被敌骑矛、槊近战刺伤，逃脱的几率就很低了（参照328年刘曜被石勒俘获的战例）。此次首战获胜之后，猗卢没有接受刘琨穷追匈奴人的建议，而是急于班师返回，他的解释是：“吾远来，士马疲弊，且待终举。贼奚可尽乎？”[296]代北到晋阳并不远，且如“士马疲弊”，当在晋阳休整，未必应急于返回，这背后很可能有拓跋诸部大人的异议，以至猗卢急于返回稳定局势。现存《魏书》及《晋书》中，从未有拓跋人与匈奴汉军作战失利的记载。这颇为可疑，因为双方交战多年，拓跋部不大可能无一失利。拓跋人后来建立北魏并统治中原百余年，魏廷很可能对史书中的失败记载进行了删削，这恰恰遮蔽了其草原时代的战术特点和转型细节。[297]

从另一个角度看，在猗卢一代，由于和西晋的联系及对外扩张的势头，拓跋部首领权力集中的速度很快。305年，猗㐌为司马腾抵御匈奴军，被司马腾假授“大单于”之号。[298]这种来自中原的封赠，是对游牧部族走向权力集中的一种诱导。不久，猗㐌、禄官相继去世，猗卢“遂总摄三部，以为一统”[299]，拓跋部族政治权力逐渐变得集中。310年，猗卢又为刘琨作战，晋怀帝朝廷遂正式进封猗卢为大单于、代公，认可并鼓励其作为拓跋部的最高统治者。《魏书》的《序纪》和《刑法志》都有猗卢明刑峻法、强化首领威权的记载，唐长孺先生从“封建化”的角度对其做过精彩论述。[300]伴随着这一过程，应当有拓跋人对骑兵冲击战术的初步适应。

当然，拓跋部的集权化历时数代人，中间几经反复，其军事实力未发生质的提高，所以拓跋部先成为石虎后赵的附庸，又被苻坚前秦征服。直到前秦崩溃后，拓跋珪带领族人重新立国，才完成了拓跋部的政治集权，[301]其骑兵战术也随之发生了革命性转变。在395年，拓跋珪袭击后燕慕容宝军于参合陂：

宝众晨将东引，顾见军至，遂惊扰奔走。太祖纵骑腾蹑，大破之，有马者皆蹶倒冰上，自相镇压，死伤者万数。宝及诸父兄弟，单马迸散，仅以身免。于是宝军四五万人，一时放仗，敛手就羁矣。[302]

拓跋军队“纵骑腾蹑”，显然是直接冲击甚至踩踏燕军。仅仅骑射难以给燕军造成崩溃性打击。此后短短数年之内，拓跋军队驱逐慕容氏入主中原，制胜关键也是骑兵冲击战术。例如397年，双方苦战于河北平原，燕军对拓跋军营发起夜袭，拓跋珪则在集结兵力后“纵骑冲之，宝众大败，斩首万余级”[303]。一位与拓跋珪同时的将领拓跋虔的表现，可以管窥当时骑兵作战的细节：“虔常临阵，以矟刺人，遂贯而高举。”[304]可见拓跋骑兵至此已熟练掌握使用长槊进行冲击战术。与近百年前的猗卢时代相比，此时的拓跋军队战斗力已经有了革命性提高，除了权力结构的中原化，战术革新显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305]

限于学力，本书讨论的时间下限止于南北朝，不涉及隋以后，本书得出的结论也未必适用于隋唐之后。但有些问题需要说明：（一）骑兵冲击战术出现之后，弓箭仍是骑兵重要的辅助武器，游牧族骑士尤其重视骑射。比如创建莫卧尔帝国的蒙兀儿领袖巴布尔，从他的回忆录可见当时突厥化蒙古人对骑射和马上肉搏战都非常擅长。[306]清人在入主中原之后，也长期把“骑射”作为八旗军的基本技能。（二）骑兵冲击战术虽然在十六国南北朝时已完全成熟，但隋代之后的草原游牧族，仍不一定全盘接受骑兵冲击战术，也未必都建立起中原模式的政权体系。这和他们与农业社会交往的程度，以及是否准备攻占农业社会有直接关系。比如隋和唐初的突厥人，李渊对他们的描述是：

突厥所长，惟恃骑射。见利即前，知难便走，风驰电卷，不恒其阵。以弓矢为爪牙，以甲胄为常服。队不列行，营无定所。逐水草为居室，以羊马为军粮。胜止求财，败无惭色。无警夜巡昼之劳，无构垒馈粮之费……[307]

这和《史记》中匈奴人骑射作战的记载非常相似，似乎冲击战术并不普及，如巴菲尔德所言，突厥人也只满足于对中原的“敲诈”或劫掠，没有入主中原的打算。到8世纪，回纥人称雄草原，并曾出兵帮助唐朝平定安史之乱，他们在会战中往往以少量兵力一举击溃敌军，应当是运用了骑兵冲击战术（唐代史书中较缺乏回纥人作战的细节）。但回纥人也没有入主中原的计划，只靠为唐朝充当雇佣兵获得大量馈赠。在唐代后期的内战中，沙陀骑兵以高效的冲锋陷阵著称，而且他们在五代时确实建立了自己的中原政权。到13世纪横扫亚欧大陆的蒙古人，骑兵冲击是他们占领农业社会的制胜法宝，南宋人对蒙古人战术的记载：

交锋之始，每以骑队轻突敌阵，一冲才动，则不论众寡，长驱直入，敌虽十万，亦不能支；不动，则前队横过，次队再冲；再不能入，则后队如之。方其冲敌之时，乃迁延时刻，为布兵左右与后之计。兵既四合，则最后至者一声“姑诡”，四方八面响应，齐力一时俱撞。此计之外，或臂团牌，下马步射。一步中镝，则两旁必溃，溃则必乱，从乱疾入……敌或森戟外列，拒马绝其奔突，则环骑疏哨，时发一矢，使敌劳动，相持既久，必绝食或乏薪水，不容不动，则进兵相逼……[308]

可见蒙古骑兵射箭和冲击技术并重，射箭主要是骚扰敌军，冲击则是击溃敌军的最终手段。在铁木真一代，蒙古人的集权化过程之迅速、扩张之剧烈，在人类历史上都属首屈一指，巴菲尔德将其归因为蒙古人缺少部族联盟传统的牵制，以及铁木真早年的坎坷经历。[309]所以，北方游牧族对是否接受骑兵冲击战术，以及是否进行中原化的集权建设，是有自己的选择余地的，除了他们与农业社会交往、受影响的程度，一些个人化因素也会对历史产生影响。

拉铁摩尔曾讨论骑射技术在草原和汉地间的流传过程，他由此总结了技术与人类社会的互动关系，也完全适用于马镫与骑兵冲击战术问题：

讨论这种游牧经济与战争的目的是要说明，一种技术只有在适合一个社会的需要时，才能显现出其重要性。

因此，具有历史意义的问题，是社会与技术的相互影响，而不是技术造就了社会。[310]

马镫：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冲突与融合的缩影

以上讨论了骑兵战术的发展和转型过程，以及由此带来的骑兵对步兵的优势地位。这次战术转型的动因是中原（西汉）骑兵寻求对抗匈奴骑兵的新战术手段。当马镫与骑兵冲击战术发展成熟之后，则又带来了北方游牧族政治上的中原化与入主中原。在怀特对欧洲中世纪的研究中，马镫和冲击战术带来了基于分权模式的封君封臣制（feudalism）。但在中国中古时代，我们却看到了冲击战术造成游牧族的政治集权化。如何解释这种差异？

本书尝试做出的解释是：贯彻冲击战术要求骑兵敢于冲锋陷阵、不畏战死，但制度和文化都可以为这种战术提供保障。中国的游牧族用权力高压、军事纪律等制度的方式贯彻这一战术，使自身走向集权政治；而在欧洲的中世纪，则是通过世袭贵族（骑士阶级）的身份认同感，即崇尚勇武的骑士文化使其富有冲锋陷阵的勇气。这似乎夸大了精神的决定力量，但在历史上并非孤例。中国的春秋社会也是基于“世卿世禄”的贵族分权政治形态，春秋的士大夫同样有驾战车冲锋陷阵的勇气，这和欧洲中世纪的骑士文化有很大相似性。

如果我们将视野拉开，可能还会产生一个疑问：这场骑兵战术革新（包括马镫的发明）为何偏偏发生在中国？游牧与农耕文明的军事冲突贯穿了整个亚欧大陆的古代历史，并不专属于中国。古希腊、罗马的骑兵多用弓箭充当步兵的辅助角色，这和中国同期的情况完全相同。[311]且西方也曾有过骑兵冲击战例：亚历山大进攻波斯的战争中，希腊骑兵就对波斯骑兵进行过冲击作战；[312]与罗马人作战的安息骑兵之中，也有少量用长矛进行冲击作战的重骑兵（当然主力还是弓箭骑兵）。[313]但为何在马镫传到西方之前，骑兵冲击未能成为西方陆战的主导战术形式？

一个可能的回答是：古代中国游牧族对中原农耕社会形成的压力，以及中原骑兵由此产生的对冲击战术的倚重，都远远高于其他文明。因为中国处在亚欧大陆东部，农业社会与游牧社会都拥有各自广阔的发展腹地—中原汉地与蒙古草原，两种文明的形态都比较纯粹且规模庞大、发展水平较高，由此产生的冲突非常剧烈，交流也格外频繁。反观其他地区，比如中亚农业文明的核心区较小，游牧族一直对农耕社会保持压倒性优势，或者在西欧，广袤的森林充当了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的过渡缓冲地带，都难以形成两种文明之间硬碰硬、大规模、长时期的剧烈战争。汉武帝时期倾全国之力，对草原发动大规模且持续多年的骑兵攻势，在古希腊、罗马（包括拜占庭帝国）都是不可思议的。

骑兵的冲击战术革新发生在农业社会面临草原威胁，寻求解决之道的过程中（汉匈战争）；而这种战术的完善和臻于极致，则发生在草原民族学习农耕社会、建立政权组织的过程中（两晋南北朝时期）。革新的火花往往在两种文明接触、碰撞和互相学习中迸发，而在封闭的游牧或者农业文明内部都难以产生。汉地和草原的交界地带便是这些变革的酝酿萌生之处。从骑射到冲击的进化属于具体技战术层面，但它改变了游牧族和农耕族的军事实力对比，与社会权力结构发生了复杂的互动，最终深刻影响了整个亚欧大陆和人类的历史。

第五节 4-6世纪南北政权的骑兵建设与运用

在4-6世纪，骑兵战术已经完全成熟定型，之后再未发生历史性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单调和千篇一律。这段时间里，各政权之间及政权内部的战争异常频繁，骑兵作战的对象、环境都多种多样。从自然环境看，既有北方草原戈壁，也有华北平原、山地，还有江南亚热带的水网丛林；从运用骑兵的主体看，既有正在中原化进程中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也有并非战马原产地的南方政权。所以该阶段骑兵战术和战例更加丰富。加之时代愈晚近，保存至今的史料文献也愈丰富，这三百年的史料密度也远远超过战国秦汉时代。

第一小节 十六国北朝政权的骑兵建设

北方政权的骑兵武装

十六国北朝政权建立之初，都或多或少保留着传统游牧的部落组织形式及畜牧业生活方式，所以比较容易通过部落组织召集骑兵进行战争。[314]在占领汉地以后，这些政权往往结合汉地原有的世袭“军户”制度，将本民族战士作为职业兵，以此维持传统的骑兵战斗力。[315]但华北内地是传统农业经济区，并不适合发展畜牧业，十六国政权如果不能控制北方草原，就会逐渐受到战马供应不足的困扰。前赵刘曜曾下令无官职者不得乘马，后赵石虎为了征集战马，强行没收一切民间马匹，数量达四万匹。数年后，为了维持对东晋的战争，石虎又征调州郡官吏的马一万四千余匹补充军队。苻坚准备倾国攻灭东晋，也将其境内所有公、私马匹全部征用。[316]北方政权往往采取中原王朝传统的官营畜牧业为骑兵提供战马。由于史书文献中这方面材料较少，只能通过个别史料进行窥测。比如前秦苻坚统一北方后，在其建都的关中附近建设了规模巨大的马牧场，被征服的姚姓羌人、前燕慕容鲜卑都在这些牧场里充当牧奴。当苻坚在淝水之战惨败后，这些人揭竿而起，牧场恰好为他们提供了充足的战马。这也成为前秦迅速瓦解的重要原因。[317]再如拓跋北魏政权，当他们还生活在塞外时，过的是传统部落游牧生活，每年七月各部落聚会云中，东西二百里、南北百余里的山间盆地中尽是马匹，时人概算为“控弦之士数十万，马百万匹”[318]。但在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与南齐政权频年战争，代北的马场已经过于遥远，孝文帝便命令宇文福在洛阳北郊的黄河两岸规划出千里之地为马场，将代北马匹牲畜迁移其中。[319]在东魏朝，高欢以丞相之职掌握朝政，其丞相府中设骑兵曹和骑兵参军，管理东魏的全部军马饲养、调配事务。在高欢之子高洋代东魏建北齐后，原丞相府骑兵曹并未像其他曹一样划归尚书省管辖，而是成为和尚书省并列的骑兵省，单独设置省主，并且由皇帝亲信的秘书人员（中书舍人或黄门侍郎）具体分管。[320]

除了在官牧场繁衍马匹，北方政权还通过战争掠夺、互市交易等手段从边疆的畜牧地区获得战马。这和以往中原王朝与游牧族的关系有相似之处。比如石勒刚称赵王建立政权时就派石虎出征岍北的游牧族，俘获牛马二十余万头。[321]吐谷浑降附于前秦后向其献马五千匹。[322]后秦姚苌从陕北胡人曹寅处获得马三千匹；[323]河西鲜卑杜崙一次就给姚兴献马八千匹；[324]乞伏炽磐的西秦更从鲜卑提孤部获得戎马六万匹之多。[325]到北魏朝，更经常从对柔然人的远征中掳获大量战马，以至当时每次出征柔然成功，北魏军队都“马力有余”，使南方的刘宋朝感到巨大压力。[326]北魏政权还经常直接从北方高车、铁勒等族征调骑兵参加对柔然和南朝的战争。许多铁勒和柔然部落甚至被举族迁徙到内地州郡驻扎（参见本书第三编北魏部分）。

为了维持骑兵部队的战斗力，十六国和北朝政权经常对骑兵进行演练。比如石虎在都城邺城外建阅马台，每月朔、晦登临台上，亲自用射响箭指挥骑兵训练。[327]晦朔分别是每个月的最后一天和第一天，可以看作每月训练一次，每次二天。北齐原本规定用围猎方式训练军队，“月别三围”，主管骑兵省的唐邕认为过于频繁劳累，请示减少为每月两围。[328]可惜当时对军队常备性训练的记载较少，难以综合讨论。

北方军队的步骑兵比例

北方政权的开创者在起兵之初倚重的大都是部族骑兵。即使像石勒被略卖到外地为奴，脱离了原有部族关系，最初起兵时也是盗用官牧场中的马匹，最初武装集团的核心就是所谓“十八骑”[329]。但在中原地区辗转作战的过程中，北方政权会较快地组建步兵部队配合骑兵作战。这首先是因为步兵兵员广泛，装备成本极低，单兵战斗力虽然不如骑兵，但“性价比”要高得多；其次，骑兵部队擅长奔袭和野战，但难以胜任攻城、守城等作战任务，这也需要步兵承担。

同样以石勒为例，当他投靠匈奴刘汉政权，在冀州发展势力时，迅速从流民和堡聚中强征了大量青壮年，组成步兵军队配合骑兵作战。石勒在312年占据襄国之前曾流动作战多年，这期间他对步、骑兵有比较明显的功能分工：步兵主要负责守卫辎重、家眷，骑兵部队则由他亲自率领，进行远程奔袭作战。310年秋，刘粲等联军进攻洛阳，石勒带领二万骑兵南渡黄河与刘粲汇合，而命长史刁膺带步兵九万和辎重转移到重门地区固守自保。[330]由于石勒此行没有步兵，战事进行得并不顺利，未能攻克洛阳，甚至连小城仓垣也未能攻下。当时幽州勤王的鲜卑骑兵逼近，石勒只得带骑兵赶回重门，将辎重和步兵转运到黄河南岸，继续向南阳、江夏方向流动劫掠。

讨论十六国北朝的骑兵运用，一个重要问题是当时骑兵和步兵数量比例。如十六国初的328年，前赵刘曜和后赵石勒会战于洛阳西郊，石勒调集境内几乎全部机动部队参战，共有“步卒六万，骑二万七千”，步、骑兵比例接近2:1。[331]苻坚倾国进攻东晋，共有“戎卒六十余万，骑二十七万”出征，步骑比例与后赵基本相同。[332]北魏进攻后燕时，后燕集结的兵力是“步卒十二万，骑三万七千”，步、骑比例约3:1。[333]在北魏占领河北地区后，后燕宗室慕容德率领一部分鲜卑人渡黄河占据青州，建立了南燕割据政权。史载慕容德渡河时有“户四万、车二万七千乘”，数年之后，他准备进攻东晋，在境内大规模征兵讲武，共有“步兵三十七万，车一万七千乘，铁骑五万三千”，步骑比例约为7:1。需要注意的是，这时慕容德的辖区仅仅是青州一地（约今山东半岛），和北方马匹原产地直接的交通已经被北魏隔绝，因而马匹来源受到限制，导致步兵比例较高。[334]北魏孝文帝初年，大臣高闾曾建议组建一支防范柔然人入侵的部队，他提出其各兵种数量是：“二万人专习弓射，二万人专习戈盾，二万人专习骑槊”[335]。这里用骑槊的是骑兵，用弓射和戈盾的是步兵，步骑比例仍是2:1。

综上可见，十六国、北朝时期的北方政权，正常步骑兵比例在2:1到3:1之间。如果北方草原之路被切断，骑兵比例就会大大降低。这个比例到唐朝初年仍基本稳定。据《大唐卫公李靖兵法》，一支标准的二万人部队，分为守辎重六千人，马军四千人，以及作战步兵一万人，步骑兵比例为5:2。[336]

第二小节 北方骑兵对南作战的特征

骑兵作战的地理环境：山地与河流

在南北间战争中，因为南方政权缺少战马，北方骑兵对南方步兵占有压倒性优势。骑兵集群冲击需要开阔、平坦的地形，河流山林则是运用骑兵的障碍。在东汉末三国初，这个问题已经出现，如赤壁战后不久，曹仁骑兵与吕蒙在长江南岸的夷陵交战，吕蒙利用当地险峻的地形设伏，俘获很多曹军战马：

（吕蒙）又说（周）瑜分遣三百人柴断险道，贼走，可得其马。瑜从之。军到夷陵，即日交战，所杀过半。敌夜遁去，行遇柴道，骑皆舍马步走。兵追蹙击，获马三百匹，方船载还。[337]

如何避开这些不利于骑兵的地形，在合适的地形上展开决战，是骑兵统帅必须关注的问题。山林之外，河流也是北方骑兵作战的障碍。南方政权一直重视依托河流抵御北方骑兵。黄河地处北方，冬季会封冻，无法阻拦北方骑兵南下，所以对南方的战略屏蔽作用很有限。但汉江、淮河则对割据战争有重要作用。450年冬，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大举进攻刘宋，一支魏军进至彭城以北、泗水西岸的泡水河边。当地民众事先拆毁了桥梁，又趁魏军经过时在树林中击鼓，魏军“谓宋军大至，争渡泡水。水深酷寒，冻溺死者殆半”[338]。到梁武帝时，为防范魏军渡过淮河南下，甚至在钟离修筑了巨大的淮堰，使上游地区直至寿春尽成泽国，以迟滞北魏骑兵的攻势。

在枯水季节或者河流水势不太深急之处，骑兵可以涉水过河，且马会游泳，可以游过不太湍急的河流。所以北方骑兵将领往往运用这些渡河发动奇袭。在前秦对东晋的攻势中，晋军将领朱序驻防汉江南岸的襄阳城，他将江中所有的船只搜罗到南岸，认为这样就使秦军无法渡河。但秦军将领石越带领骑兵“游马以渡”，在南岸建立据点，抢夺船只将主力运送过河，一举攻克了襄阳外城。[339]在北魏与南齐的战争中，北魏将领韦珍受命带一支具装骑兵南渡淮河，到大别山区接应一支亲北魏的地方武装。当时齐军固守淮河上的渡口，希望隔绝魏军于北岸。韦珍自己带步兵佯攻渡口，而命令骑兵从上游水浅处涉水渡河。当双方步兵激战于渡口附近时，北魏骑兵已经迂回至齐军后方，前后夹击取得胜利。[340]魏孝文帝元宏征讨南齐时，曾指挥魏军围攻邓城。齐军将领崔慧景、萧衍率部前来解围。元宏派遣五百高车骑兵迂回到齐军后方，占领齐军来路上的河桥（证之以《水经注》，应当是淯水），截断其退路，使齐军因恐慌而陷入溃败。[341]

北方骑兵的袭掠战与季节特征

除了在会战中冲击敌步兵主力，北方骑兵还有一项重要职能，就是利用其机动性优势突入敌后纵深进行袭掠、破坏作战。这是北方民族的一种传统作战方式。对于较早的匈奴等游牧族来说，袭掠是一种战术性质的抢劫行为，只是为了满足部族成员和首领的贪欲。但在4-6世纪南北对峙时代，北方政权更有意识地在战略层面上运用这种策略。为防范北方军队，南方政权在边界地区修筑了一系列城池，聚粮屯兵进行持久防戍。北方军队强行攻城的代价很大，也无法发挥骑兵的野战优势。所以他们更倾向于在秋粮收获季节，用骑兵突入敌城池防线的后方，化整为零在乡间进行破坏，抢劫或焚烧刚刚收获的粮食，甚至掠夺人口。这使得南方城池能够征收到的粮食减少，难以维持戍兵的补给，从而影响其战斗力。

在十六国初期，东晋豫州刺史祖逖占据河南平原，依托谯城、梁城等城池与石勒政权对抗。石勒军队在争夺城市失败后，转而采取骑兵袭掠破坏战术，在秋收季节抢掠乡间地区。祖逖部众被迫男女老幼都投入抢收工作，在敌骑兵来袭时，只能烧掉田野中刚刚割下的粮食，以免落到敌人手中。这种破袭与反破袭的拉锯战持续了多年，使得祖逖军队始终难以发展壮大。[342]

东晋末，晋军试图收复后秦姚兴统治下的河南地区，在淮河以南的芍陂聚众屯田，积蓄军粮。当时驻扎边境的后秦将领向姚兴汇报此事，姚兴君臣对此的分析对策是：

（姚兴）召其尚书杨佛嵩谓之曰：“吴儿不自知，乃有非分之意。待至孟冬，当遣卿率精骑三万焚其积聚。”嵩曰：“陛下若任臣以此役者，当从肥口济淮，直趣寿春，举大众以屯城，纵轻骑以掠野，使淮南萧条，兵粟俱了，足令吴儿俯仰回惶，神爽飞越。”兴大悦。[343]

姚兴特意提出发动攻势的季节在“孟冬”即十月。这符合北方民族的活动惯例：除了这个季节战马最为肥壮，南方的粮食刚刚收获，还因为北方民族不适应南方湿热的夏季，雨季江河涨水、植被茂盛，也不便骑兵展开，而秋冬季则是骑兵驰骋的好时机。另外在兵力使用上，杨佛嵩虽然不准备强攻寿春城，但仍要用主要兵力屯驻城外监视城内的晋军主力，使之不能出城进行坚壁清野的工作；同时用轻骑部队袭掠乡野，断绝城内的军粮供应。

在北魏拓跋人与南朝的战争中，这种骑兵袭扰战术仍经常运用。值得注意的是北魏与刘宋在422-423年争夺河南的战例。魏明元帝拓跋嗣准备进攻刘宋黄河以南地区。出征前诏命群臣讨论进攻策略，“先攻城也？先略地也？”大臣们对此发生激烈争执：带兵出征的奚斤、公孙表认为应当首先进攻黄河南岸滑台、虎牢诸城。留守的崔浩则认为南朝人“长于守城”，强攻恐怕难以在短期内奏效，不如分兵袭掠黄河到淮河之间的广大地区，“列置守宰，收敛租谷”，使滑台、虎牢与后方断绝联系，其守军会不战自溃。[344]后来魏军重攻城而轻袭掠，围攻两城数月方攻克，且在攻城中付出了惨重代价，公孙表也因建言失策被拓跋嗣秘密处死。

423年河南战役之后，北魏骑兵仍经常袭掠南朝控制区。宋文帝刘义隆曾向群臣征询应对战略，何承天因此上《安边论》，他没能提出什么实质性的对策，但在上书中却记录了魏军骑兵袭掠的一些特征：

又狡虏之性，食肉衣皮，以驰骋为仪容，以游猎为南亩，非有车舆之安，宫室之卫。栉风沐雨，不以为劳；露宿草寝，维其常性；胜则竞利，败不羞走，彼来或骤，而此已奔疲……比及秋末，容更送死。猋骑蚁聚，轻兵鸟集，并践禾稼，焚爇闾井，虽边将多略，未审何以御之……[345]

这段文字中多处化用了《史记·匈奴列传》中的记载。其实此时拓跋人的生活习惯、战术和草原匈奴已经有了很大不同，比如“栉风沐雨”的游牧生活、“败不羞走”的战争态度，都不再是此时魏军的特征。但何承天描绘的拓跋骑兵习惯在秋末发起进攻，主要战术是践踏庄稼、焚烧农舍，却是这一时期的真实情况。

这种袭掠规模最大的，当数450年的拓跋焘亲征之战。此战魏军投入兵力数十万，多路同时南下，越过淮河直至长江。在大纵深的进攻中，北魏没有专注于攻城，也没有组织太多后勤粮秣供应，主要靠抢掠南方的农村地区获取军粮。江、淮之间遭受魏军严重破坏，之后多年都难以恢复。刘宋边防重镇寿阳、彭城、下邳、盱眙等都闭门固守，未被魏军攻陷。但北魏军单纯依靠抄掠为食，后勤保障很不充分，无法进行持久作战。

拓跋焘这次大规模南征之后，北魏对刘宋边境的小规模骑兵侵扰一直未曾停止，给刘宋造成很大压力。如六年之后的456年，宋孝武帝“诏问群臣防御之策”。诏旨主要关心的，就是如何对付北魏骑兵的这种袭掠，而孝武帝描述的困境和十几年前何承天的陈述基本相同：

胡骑倏忽，抄暴无渐，出耕见虏，野粒资寇，比及少年，军实无拟，江东根本，不可俱竭，宜立何方，可以相赡？……贼之所向，本无前谋，兵之所进，亦无定所。比岁戎戍，仓库多虚，先事聚众，则消费粮粟，敌至仓卒，又无以相应。[346]

可见北魏这种骑兵袭掠没有特定的目标，也不以寻找宋军主力会战为目的，只是抢夺农田中的庄稼和农夫，可以看作一种特殊形式的“游击作战”。它直接破坏了宋军的军粮征收和供应。而宋军缺少骑兵难以做出反应，在边境屯驻的步兵不仅难以捕获敌军主力，还要吃掉大量粮食，更堕入恶性循环的怪圈。对于孝武帝提出的这个问题，刘宋文武臣僚找不出合适的对策。

宋明帝泰始（465-471年）年间，北魏趁南方内战之机占领淮河以北。而淮河以南河流、丛林较多，不便于骑兵奔驰，南方对骑兵袭掠的紧张才有所降低。但南朝一直注意北方骑兵在秋冬季节出击的特点。比如刘宋末年，萧道成担心被残暴的后废帝（苍梧王）杀掉，希望挑动北魏发动侵袭，从而使自己获得驻防边疆的任命。他嘱托亲信刘善明说，已到“秋风行起”的季节，如果在边境稍微制造事端，吸引北魏军入境报复，则可以获得离京的机会。当萧道成代宋建齐后，刘善明上书讨论边防问题，说“秋风扬尘，容能送死，境上诸城，宜应严备”，还在警惕魏军秋季的攻势。[347]此时萧道成之子、豫章王萧嶷任荆、湘二州刺史，次年春，魏军渡过淮河进攻寿春，骑兵向西南进犯南阳一带，引起南方惊恐，但萧嶷认为“虏入春夏，非动众时”，即春夏不是北方骑兵活跃的季节，所以没有进行大规模军事动员，后来事实证明萧嶷的判断正确。[348]

史书中“铠马”的数量误区

东晋十六国到南北朝时期，骑兵和战马都披铠甲的具装骑兵经常在战争中使用。这一时期的文献中，对具装骑兵的称呼有“具装马”“铠马”“铠骑”“铁马”“铁骑”“甲骑”等等。[349]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称呼很容易用作文学化的修辞，将没有马铠的骑兵也称为“铁马”等。

比如《魏书·姚兴传》载，后秦进攻河西的乞伏乾归，“遂入枹罕，获铠马六万匹”[350]，似乎是俘获了六万匹披具装铠甲的战马。但以乞伏乾归的国力和势力范围，不可能有这样一支强大的骑兵武装。《晋书·姚兴载记》对此的记载是：“乾归败走，降其部众三万六千，收铠马六万匹”[351]。以三万六千名部众，也不可能有六万多匹具装马。其实这个人、马比例是按从事游牧的部落，所谓“铠马”，在这里应该是“战马”的同义语，即可以用来披铠甲作战的马匹。在两汉和三国文献关于草原游牧民族的记载中，从未提及这些游牧族使用具装战马。这有其必然性。首先，马具装（马铠）的制造工艺和成本相对较高，单纯草原民族的经济形态，不容易支持。其次，如本书前文所述，草原游牧民的习惯战术是骑射，不愿打近距离的冲击肉搏战，沉重的马具装也会降低战马的机动性。所以具装战马都是在习惯冲击战术，且对手主要是步兵的情况下采用的。

十六国初期，石勒与幽州鲜卑段部骑兵作战，“获铠马五千匹”。后来伏击刘琨率领的鲜卑骑兵，又“获铠马万匹”[352]，与石勒作战的鲜卑人当时尚未建立汉化政权，恐怕难以大规模组建具装骑兵部队，这些“铠马”应当还是普通战马。同理，北魏末年，崔延伯、萧宝夤平定关中的叛乱，有“甲卒十二万，铁马八千匹”[353]，数量也有夸大之嫌。

北魏道武帝进攻后燕时，长孙肥与四千名后燕步骑兵作战，“获铠骑二百”[354]；太武帝与后秦姚兴军队作战，“获兴甲骑数百，斩首千余级”[355]，这个数字不太夸张，而且后燕和后秦都是一定程度上已经汉化的政权，应当组建了具装骑兵部队，所以这两处应该是真正的具装骑兵。

在十六国南北朝时的文献中，除了将没有铠甲的战马误称为“铁马”“铠马”，当时文献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对真正的具装骑兵并未进行明确指明。比如刘曜的前赵政权有一支近卫骑兵部队：“召公卿已下子弟有勇干者为亲御郎，被甲乘铠马，动止自随，以充折冲之任”，在刘曜进攻河西张骏的战争中，这支亲御郎骑兵也参加了战斗。[356]但时间稍晚，东方石虎的后赵政权也有一支禁卫骑兵“云腾黑槊”，或称“黑槊龙骧”，史书只提及他们都持黑漆槊作战，总数有五千人，也曾参加进攻河西政权，但却未提及他们的战马是否有具装。[357]其实，根据这支部队的地位和当时的习惯看，他们中至少有一部分应当是有马具装的。

此外还有一个现代研究者容易误解之处，就是古代文献中的所谓“轻骑”。在中亚和欧洲很早以来就有轻骑兵和重骑兵的区别：轻骑兵没有马甲，以弓箭为主要武器；重骑兵则是人、马都有铠甲，以长矛冲击为主要战术。[358]但在中国从来没有这种区分的概念。中国文献中的“轻骑”，都是指不带后勤辎重的纯骑兵战斗部队，侧重的是行军速度因素；与之相对的概念，则是携带全部辎重的骑兵（辎重往往用大车运输）。所以，中国的“轻骑”未必没有具装，而非“轻骑”的骑兵也未必有具装，具装骑兵在战斗中也可能卸下具装作战。总之，当时大量的骑兵战斗，史籍都未言明是否是具装骑兵，从而对现在的研究造成了极大不便，所以本书不用专门章节讨论当时具装骑兵的战术问题，对于一些可以认定是具装骑兵的史料则进行单独讨论。

第三小节 南方政权的骑兵建设

南方骑兵建制与规模管窥

自曹魏明帝青龙年间尚书省开始有骑兵曹，到西晋时依旧沿袭。在与刘、石武装的战争中，西晋主力部队都在中原战场消耗殆尽。东晋政权在江南重新立国，依靠的是南方诸州的地方军，基本没有骑兵武装，尚书省的骑兵曹亦被废止。亲朝廷的北方地方势力与江南隔绝，如并州刘琨、凉州张轨、辽东鲜卑段部等，也无法为东晋朝廷提供骑兵。所以东晋政权建立之初骑兵建制基本是空白，掌握、运用骑兵战术的问题更无从谈起。

东晋朝廷直辖的兵力较少，大州刺史、都督的军府拥有较多军队，是与北方作战的主体。在东晋立国数十年中，这些地方实力派通过与北方政权的战争，逐渐能搜罗一些战马，建立起小规模的骑兵部队。东晋末刘裕在征服南燕、后秦的战争中，俘获了很多骑兵和战马，使晋军骑兵规模一度增加，所以当他称帝建宋后，又增加了尚书省骑兵曹的建制，由一名尚书郎主管。但刘宋缺乏新的战马补充，随着自然老化和与北魏军作战的损失，战马数量迅速减少。到宋文帝元嘉十年（433年），曾将骑兵曹裁撤，但次年即恢复。这反映了刘宋政权骑兵数量在走下坡路，制度因而产生摇摆。到宋明帝刘彧时，淮北广大地区被北魏夺取，刘宋疆界收缩到淮河沿岸，骑兵数量更为减少，因而骑兵曹被再度裁撤。[359]此后历经齐、梁、陈都不曾恢复。

北方政权对南方威胁最大的，是人、马都披铠甲的具装骑兵（“具装”是东晋南朝用语，十六国北朝文献一般只称“铠马”“铁骑”等）。所以东晋军队很重视收集、缴获战马具装。石虎后赵曾以七千骑兵渡过汉水攻击襄阳，晋守军桓宣部突袭得手，缴获了一些“铠马”。[360]前秦军队对长江中游展开攻势，在逼近竟陵时，晋竟陵太守桓石虔率部夜袭，取得战果“斩首七千级，俘获万人，马数百匹，牛羊千头，具装铠三百领”[361]。从斩、俘总数和缴获的马匹、具装铠甲比例看，这支前秦军中骑兵数量并不多，具装骑兵也只是骑兵中的一部分。这可能和竟陵一带多山林河川，不便骑兵作战有关。383年秦晋淝水决战，晋豫州刺史桓伊率部参战，在胜利后收集了很多秦军丢弃的“人马器铠”，但多数都已经残损破坏。经过数年修补，拼凑出完整的步兵铠甲五百领、马具装一百具。桓伊临死前将这些铠甲上交朝廷，受到诏书嘉奖。[362]淝水之战十万以上秦军大溃败，[363]而桓伊所部只能收集到如此少的铠甲装备，说明秦军中具装骑兵所占的数量也不多。

东晋末年刘裕主政，对北方政权采取攻势。409年，刘裕晋军与南燕会战于临朐，南燕一支“具装虎班突骑”—铠甲上都绘着虎斑花纹的具装骑兵—试图从后方攻击晋军部队，但被晋军沈林子部阻击。[364]在晋灭南燕之后，这支具装骑兵被晋军收编，随后返回江南，参与对卢循天师道军的作战。

东晋、南朝政权的地域和战略环境，和三国鼎立时期的东吴基本相同，其战马来源、骑兵规模也有相似之处。黎虎先生曾总结东吴主力军队步、骑兵比例常为40:1，但东晋南朝史料中则未有这么明确的比例。这反映了两个时期军事体制的区别：东吴皇权强大，对军队的编制、装备有统一而明确的管理，东晋、南朝则多为地方实力派拥兵自重，缺乏统一的军队编制模式。史料中几乎没有东晋时期骑兵数量的明确记载。从刘宋开始这方面的材料才稍多一些。另外，南方政权的军队中骑兵数量、步骑兵比例并不一致，一般是邻近北方战区诸州的军队，战马和骑兵会多一些。他们经常与北方政权作战，需要比内地州府更多的骑兵武装，且这些州府可以通过贸易、缴获等从境外获得战马。这些北境部队在对北方作战、南方内战中都表现得最为活跃。

宋文帝元嘉七年（430年），刘宋政权试图收复河南。刘义隆诏书称北伐兵力近十万，其中段宏所率“精骑八千，直指虎牢”[365]，但这些数字都做了严重夸大，不能据此判断宋军的骑兵规模。宋明帝即位之初，刘宋境内发生大规模内战，当时豫州刺史刘胡也投入到反对刘彧的阵营中，参加了向建康的进军。他统帅的部队有“众三万，铁骑二千”，在一次作战时，则言其有“步卒二万，铁马一千”[366]。第二次的数字比较接近实际，则步骑比例为20:1。刘宋末年，江州刺史、桂阳王刘休范起兵反对萧道成，集结士兵有“众二万人，骑五百匹”[367]，步骑比例为40:1。南齐时，为对抗魏孝文帝元宏进攻沔北，萧鸾派崔慧景“率众二万，骑千匹”前往援助，[368]步骑比例20:1。这些战争中，刘胡的豫州与北魏接境，骑兵比例较高；崔慧景之前任豫州刺史，在援助沔北时得到了朝廷直属的“台军”补充，骑兵比例也较高。至于刘休范的江州，地处长江两岸，与北魏并不直接接境。可见内地的江州骑兵对步兵比例为1:40，这是东吴时主力军的正常水平。而边境州的比例能达到1:20甚至更高。

在南齐末，少帝萧宝卷昏乱，引起雍州刺史萧衍起兵。萧衍在檄文中列举自己的兵力，其中说“即日遣冠军、竟陵内史曹景宗等二十军主，长槊五万”[369]，似乎有二十个骑兵军、五万骑兵。但这种檄文的夸大之辞不能相信。当时搜遍南朝全境也不可能拼凑起五万骑兵。《梁书》载萧衍起兵时，集结其治下诸郡的兵力，其中上庸太守韦叡“率郡人伐竹为筏，倍道来赴，有众二千，马二百匹”，华山太守康绚“举郡以应高祖，身率敢勇三千人，私马二百五十匹以从”[370]。这些战马构成了萧衍军的主要骑兵力量。这两人都是边境侨郡太守，因为地处北境，拥有较多的战马，步、骑比例10:1左右，骑兵占比非常高，但总量并不算多。

在梁朝中期，有些军队中的骑兵比例曾达到较高的数字。比如豫州刺史、都督北境七州诸军事的夏侯夔，“有部曲万人，马二千匹，并服习精强，为当时之盛”，步骑比例达5:1，几乎是南朝骑兵的巅峰。[371]这个时期骑兵增加，和梁武帝普通末年开通了与吐谷浑、河西的通道，可以大量进口战马有关（参见下文）。另外，梁中期，陈庆之乘北魏内战带领七千士兵北征，当转战到虎牢城下时，已经能“率骑三千”与魏军作战。[372]这些战马应多为缴获而来。

战马来源与天监十三年西路“马道”的开通

东晋、南朝政权地处南方，与马匹原产地存在地理阻隔，所以战马数量很有限，也难以组建强大的骑兵武装。关于东晋、南朝的战马来源，黎虎先生《六朝时期江左政权的马匹来源》已有详尽论述，概言之，基本来自与北方政权的交易或战争虏获，以及辽东海路、西南（川滇及河西），所以这部分内容本书从略。[373]

但黎虎先生论文尚有可商榷补充之处。首先是东晋南朝的所谓“蜀马”，黎虎先生认为产地为蜀地（益州），这个说法恐怕难以成立。当时“蜀马”应是指产于吐谷浑和西域，经蜀地贩运到中原或江南的马匹，其原产地并不在蜀地。如黎虎引《北史·西域传》：“波路国……有蜀马”，遂以为此马来自蜀地。其实不然，《北史》同卷“女国，在葱岭南……出鍮石、朱砂、麝香、犛牛、骏马、蜀马”[374]。明确可见所谓“蜀马”乃女国当地所产。另，《晋书·吐谷浑传》亦云其地“出蜀马、牦牛”[375]，可见吐谷浑本地原产的马也称蜀马。这是因为西部马匹要转运到江南，蜀地是重要中转站。在这些原产地看来，这些马匹是卖往蜀地的。在江南政权看来，这些马匹是从蜀地买来，错将中转站当成了原产地。

当然，西域马匹也可以不经过蜀地，而从河西和关中进入中原。450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南征刘宋，在彭城外对宋使节说，“脱须蜀马，亦有佳者”[376]，即准备送蜀马给宋人。这是因为拓跋焘已经平定了关中和河西，可以从北路得到西域的“蜀马”之故。蜀地在刘宋控制下从未失守，如果蜀马原产于蜀地，自然轮不到拓跋焘来送给宋人。[377]

南方政权被阻断了与蒙古草原的交通，但如果能保有蜀地，就能沟通云南、西藏，以及北通汉中、河西地区，从这些地区进口马匹。但由于路途遥远，地势崎岖险峻，沿途割据政权作梗等等，造成战马西来之路时通时塞，能够进入江南的马匹数量很有限。到梁武帝天监十三年（514年），吐谷浑遣使入梁到达建康，从此，梁朝不仅建立了与吐谷浑的稳定联系，且吐谷浑以西、以北的河西以至西域诸国，都能够过境吐谷浑与梁朝进行贸易交流。这从根本上改善了梁朝马匹短缺的局面。《梁书》对此事的记载为：

其界东至垒川，西邻于阗，北接高昌，东北通秦岭，方千余里，盖古之流沙地焉……有青海方数百里，放牝马其侧，辄生驹，土人谓之龙种，故其国多善马……子休运筹袭爵位。天监十三年，遣使献金装马脑钟二口，又表于益州立九层佛寺，诏许焉。十五年，又遣使献赤舞龙驹及方物。其使或岁再三至，或再岁一至。其地与益州邻，常通商贾，民慕其利，多往从之，教其书记，为之辞译，稍桀黠矣。[378]

吐谷浑通使江南，必须经过益州即蜀地。吐谷浑王请求在益州建造佛寺，也有在益州常设办事机构的用意。此时益州刺史是梁武帝之子、鄱阳王萧恢，他上任恰恰也在天监十三年。之前，益州境内驿传所需马匹都要向民间征调，给百姓造成很大负担。萧恢“乃市马千匹”，交给负责驿传公务的民户饲养，“百姓赖焉”[379]。如此大规模的马匹贸易，在以往东晋、南朝历史上从未有过，三国时期的蜀汉和吴也未曾有过，这应该和刚刚开通了与吐谷浑的商路，可以大量进口马匹有直接关系，即所谓“其地与益州邻，常通商贾，民慕其利，多往从之”。

天监十三年是南朝与西部交通的关键性一年。据《梁书》卷五十四《西北诸戎传》，在此年之前，与梁朝有联系的只有于阗（天监九年）、宕昌（天监四年）、邓至（天监元年）、武兴（天监初），其中宕昌、邓至和武兴都比吐谷浑靠近内地，且辖境有限，能提供的马匹不会太多。但自天监十三年之后，河西、西域入梁通使的国度有：芮芮国[即柔然，天监十四年（515年）]、滑国[天监十五年（516年）]、周古柯国[普通元年（520年）]、呵跋檀国（普通元年）、胡蜜丹国（普通元年）、龟兹国[普通二年（521年）]、白题国[普通三年（522年）]、末国[中大通二年（530年）]、高昌[大同中（535-545年）]、渴盘陁国[中大同元年（546年）]等。在不长的时间内，这些国家纷纷与梁朝通使，应与吐谷浑和益州之间开通了贸易道路有直接关系。这个时期梁朝政治比较稳定，国力强盛，经济富裕，吸引这些西道国家前来贸易，梁朝也获取了足够的马匹。如前述夏侯夔能拥有私马二千匹，堪称一时之盛。[380]梁武帝末年其子武陵王萧纪担任益州刺史，“在蜀十七年，南开宁州、越巂，西通资陵、吐谷浑……器甲殷积，马八千匹”[381]，马匹之多，在东晋南朝三百年实为空前绝后。[382]

但梁武帝并没能抓住这个机遇组建起强大的骑兵部队。当时南北分裂割据已久，南朝人早已习惯江南水乡生活，其军队以步兵和舟舰为主，骑兵只是处于辅助地位。在整个梁朝，长江下游地区马匹一直很少。梁武帝末年，东魏叛将侯景发动突袭，渡过长江攻克建康，控制梁朝政局。史载侯景渡江时有“马数百匹，兵千人”[383]，到侯景控制梁朝的长江中下游之后，与陈霸先作战，兵力是“众万余人、铁骑八百余匹”[384]，骑兵数量并没有明显增加，说明梁的长江下游地区仍非常缺少战马。当时西魏乘机南下占领益州，切断了南朝的马匹进口通道。此后的陈霸先军也一直以步兵为主力，没能组建起大规模的骑兵，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南朝的灭亡。

第四小节 南方骑兵作战特征

对北军的破袭作战

南方政权的骑兵数量少，在对北方战争中往往捉襟见肘，不堪应付。但如果能利用北方军队疏于防范的麻痹心态，对其发动突袭，也往往能获得一定战果。

在宋少帝初抗击北魏的战争中，司州刺史毛德祖驻防虎牢城，仅能拼凑起一支二百人的骑兵部队在黄河南岸巡防。这支骑兵曾对一支千人的北魏军发起突袭，取得俘获二百人的战果，但随后遭到五千余名北魏骑兵的围攻，很快溃败。此后毛德祖部据守虎牢城直至陷落。[385]和这场骑兵战斗类似的，是梁武帝大通元年（527年）梁军北伐涡阳，北魏军十五万前来救援（这个数字可能有夸大），前锋在树林中驻营。梁将陈庆之认为魏军选择在茂密的林地宿营，是因为远来疲惫不愿作战，因而率领二百名骑兵进行突袭，击溃了这支军队。[386]这两次战斗，都是利用魏军初入宋境、对战场环境比较陌生的机会进行攻击，所以能够取得战果。

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初，魏军再次大举南下，刘宋淮北城池都闭门坚守。一支魏军驻扎汝阳，负责看管掳掠来的刘宋百姓。宋文帝刘义隆获取这一情报，命彭城驻军“遣千骑，赍三日粮袭之”。当时刘义隆之子刘骏驻防彭城，他征发彭城百里之内的军民马匹，共收集一千五百匹组成五个骑兵军，前往五百里之外的汝阳。这支部队接近汝阳时再次拣选马匹，只选取一千一百匹精干堪用的战马前往战区。当时看守俘获百姓的北魏军营在汝阳城北三里，魏军没想到彭城方向宋军会进行远距离奇袭，没有防备。宋骑兵杀死魏军三千余人，焚烧其辎重，被俘百姓大都趁乱逃走。但这支宋骑兵在返回途中被北魏骑兵追击，因连日奔驰作战疲劳不堪而溃败，六名主将中三人战死、被俘，能够返回后方的士兵仅九百余人，马仅四百匹。[387]

这场战斗说明，在北方大部队快速推进时，后方勤务部队会存在疏于防范之处。宋军骑兵如果能抓住机会进行奇袭，可以收到较好战果。但这次战斗也暴露出刘宋政权骑兵建制的弱点，即缺乏统一和集中，马匹需要临时征集；士兵和军官之间缺乏协调，也影响战斗力。这支部队溃败的首要原因，是一名军主垣谦之临阵先退所致（此人事后被处斩）。所以南方军队战马、骑兵数量少固然是一大缺憾，更重要的则是骑兵缺乏战斗经验，在战斗中往往难以抓住打击敌军的机会。

对北魏骑兵正面作战

北方政权骑兵数量多、战斗力强，对南方政权的威胁最大。如北魏孝文帝亲征，给南齐人印象最深的是魏军“铁骑为群，前后相接”[388]。所以南北方会战时，南方骑兵最主要的对手是北方的骑兵而非步兵。在这种双方骑兵数量、素质极不对称的战斗中，南方仍不缺乏擅长马槊冲锋的骑兵将领（有些是从北方投诚而来）。这种南北骑兵对战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具装骑兵不如无具装骑兵机动性强。北方骑兵的主要作战对象是南朝步兵，经常披具装铠。南朝骑兵将帅因此扬长避短，有意用轻装骑兵冲击敌笨重的具装骑兵，往往能取得出奇制胜的效果。如刘裕伐南燕的临朐战役，南燕方面投入了“具装虎班突骑”，晋军当时没有具装骑兵，史书仅提及一部分“轻骑”为“游军”，担任侦察警戒任务。[389]但晋军轻装骑兵参与了对鲜卑骑兵的战斗，并取得了临朐战役的胜利。[390]

再如元嘉末年（453年）刘宋对北魏的北伐，西路宋军从襄阳出发，进攻北魏弘农、陕城方向。双方在陕城外展开会战。宋军统帅骑兵的薛安都原是北人，比较擅长骑战。两军在陕城下列队布阵时，一支北魏骑兵首先奔驰到宋军附近挑战。薛安都骑具装战马冲刺，“瞋目横矛，单骑突阵，四向奋击，左右皆辟易不能当，杀伤不可胜数”。当两军主力进入激战后，北魏突骑冲击宋军步阵引起宋军惊恐。薛安都脱下头盔铠甲，“马亦去具装，驰奔以入贼阵”，与北魏具装骑兵厮杀，“当其锋者，无不应刃而倒”。此举极大缓解了北魏骑兵对宋军的威胁。当天双方战事僵持，魏军仍固守陕城。次日，双方再度开战。宋军步、骑兵左右分开列阵。当两军激战时，薛安都“不堪其愤，横矛直前，出入贼陈，杀伤者甚多，流血凝肘，矛折，易之复入”，激战一天后魏军溃败，被斩首及俘获数千。这是刘宋对北魏为数不多的胜利之一（但随着东线的溃败，西路这支宋军不久也主动撤退）。[391]薛安都骑兵的突出表现，是此次宋军获胜的重要原因。

宋孝武帝孝建初年（454年），魏军对泗水（清水）以东、黄河以南的刘宋据点展开进攻。宋台军骑兵幢主焦度受命增援，在清口“刺虏骑将豹皮公堕马，获其具装铠槊，手杀数十人”[392]。在南齐初年，北魏军数次对齐军边境城垒展开攻势，建元三年（481年），魏军围攻泗水入淮处的角城，齐将周盘龙与其子周奉叔前往解围，以数百骑兵对抗上万北魏骑兵：

盘龙子奉叔单马率二百余人陷阵，虏万余骑张左右翼围绕之，一骑走还，报奉叔已没。盘龙方食，弃箸，驰马奋槊，直奔虏阵，自称“周公来！”虏素畏盘龙骁名，即时披靡。

时奉叔已大杀虏，得出在外，盘龙不知，乃冲东击西，奔南突北，贼众莫敢当。奉叔见其父久不出，复跃马入阵。父子两匹骑，萦搅数万人，虏众大败……[393]

这段记载可能有一定夸张。但魏军指挥此次南征的统帅是冯熙、元嘉，他们的本传都没有记载在角城（淮阳）的这次战斗，可能小有损失而不予记载（如果有大胜或大败则不会遗漏）。再如梁天监初年（502年），冯道根驻阜陵阻截自寿春南下的魏军，“魏将高祖珍以三千骑军其间，道根率百骑横击破之，获其鼓角军仪”[394]。梁末，数万北齐军队渡过长江运动到建康城北。陈霸先率部与之会战，部将侯安都“率十二骑突其阵，破之，生擒齐仪同乞伏无劳。又刺齐将东方老堕马”。南方阴雨泥泞阻碍了北齐骑兵的发挥，当双方决战于幕府山时，侯安都带步骑兵共千余人绕到齐军后方攻击，造成齐军溃败，在南方军队追击下几乎全军覆没。[395]可见小股南方骑兵在面临大量北方骑兵时，如果敢于猛烈冲击，往往会使敌陷入混乱，难以做出反应，从而取得一定战果。

不擅长骑兵集群运用

以上都是南方少量骑兵，甚至是骑兵统帅单人独马面对大量敌骑兵时的成功战例。这些夸张的战例有其原因：大规模军团在受到小规模、高机动性的敌军冲击时，往往因为信息传达、指挥不畅而陷入混乱；披着沉重具装铠的骑兵难以追逐轻装骑兵；以及南方政权为了鼓舞士气而进行的夸大宣传。毕竟在很多战役中，小股南方骑兵都免不了被优势敌军歼灭的命运，如前述毛德祖的先胜后败之战。但这些颇具个人英雄色彩的战例背后，南朝骑兵的不足也很明显。当南朝政权努力集结起一支规模较大（超过千人）的骑兵时，统帅缺乏调度、指挥经验的弊病就会暴露出来，且基层作战单位之间也缺乏协同配合。

除了前述530年千余名刘宋彭城骑兵进行破袭战的例子，在普通四年（523年），梁对北魏大举北伐，由于开通了与吐谷浑马匹来源，合肥裴邃部下骑兵达三千之多。在北伐到寿阳城下时，梁骑兵的指挥协调显然发生了问题，与魏军作战失利被迫撤退。裴邃收集败兵对骑兵组织进行整合，改变了以往东晋南朝军队只以红色（绛）为军装的习惯，“令诸将各以服色相别”，他自己直接指挥下的骑兵都穿黄袍，“自为黄袍骑”。在稍后的进攻中梁军获取了一定战果，占领了一些魏军城垒，但裴邃未能攻克寿阳便死于军中，其整合过的骑兵也不再见于记载。[396]从数量上说，这应该是东晋南朝在特定战区集结骑兵数量的巅峰。再如南朝陈末的将领萧摩诃，本人骑术很精湛，也有很多单人独骑的战斗经历，在进攻北齐时，他率部进军吕梁与齐军交战，曾“率七骑先入，手夺齐军大旗，齐众大溃”。不久后周灭齐，萧摩诃又与周军数千骑兵作战，“领十二骑深入周军，纵横奋击，斩馘甚众”。北周援军赶到并切断了陈军后方水路。当时陈军有步兵三万，具装骑兵二千（可能只有部分有具装），几乎集中了举国的骑兵战斗力，但统帅吴明彻丧失斗志宣布撤退，在归途中被周军阻击，乘船的步兵几乎全部被俘获，只有萧摩诃带领骑兵逃回江南。[397]可见在骑兵规模较大时，南朝的统帅很难发挥其集群战斗力。直到589年隋军渡江，这些陈军骑兵再也没能有突出表现。

骑兵在南方内战中的作用

除了与北方政权作战，东晋南朝在长江流域的内战也很频繁。当作战双方都是“南方化”的、以步兵为主的军队时，规模不大的骑兵常在战场上有突出表现，甚至对战局起到决定性作用。南方民众在生活中很少接触马匹，临时起事的民众武装尤其缺乏对骑兵的战争经验和心理准备，往往少量正规骑兵就可以制造很大恐慌。比如东晋末天师道徒在会稽起义，刘牢之率北府兵前往镇压，天师道军据险固守。刘牢之之子刘敬宣率领一支骑兵迂回到天师道军后方，“吴贼畏马，又惧首尾受敌，遂大败”[398]。由于缺少骑兵及对抗骑兵的经验，天师道军难以在陆地与朝廷正规军抗衡，只能依托舰船和海岛进行水上流动作战。

410年，当刘裕率晋军主力出征南燕时，天师道军又从广州起兵，乘战舰从湘江、赣江入长江，直抵建康城外。刘裕仓促从青州回师，为巩固建康人心，他派千余名从南燕俘获来的“具装虎班突骑”沿江岸巡逻，“皆被练五色，自淮北至于新亭。贼并聚观，咸畏惮之”，给江心洲上的天师道军极大震撼，使其长期不敢上岸决战。[399]南齐武帝萧赜时，昔日天师道起事的会稽、钱塘地区再次发生起义，萧赜“遣禁兵数千人，马数百匹东讨”，负责指挥骑兵的是擅长马槊的马军队主陈天福，结果“贼众乌合，畏马。官军至钱塘，一战便散”[400]。到明帝萧鸾末，因其诛杀大臣激起老将、会稽太守王敬则反叛，在向建康进军途中，百姓十余万人持农具参加。当叛军攻击朝廷军队固守的营垒时，后方遭到朝廷马军冲击，“白丁无器仗，皆惊散，敬则军大败”，王敬则被朝廷骑兵刺杀。[401]这些战例说明，南朝骑兵虽然规模、战斗力难与北方抗衡，对付江南地区的民变和起义军却占有绝对优势。

南朝骑兵在内战中非常重视使用具装（马铠）。骑兵在南方内战中的主要对手是步兵，马铠在冲击密集步阵中自然用处较大。但有些非冲击作战的场合，南朝骑兵仍在使用具装铠。如刘宋元嘉末，政府军进攻汉水流域的蛮人部族，蛮人据险筑堡寨固守，官军“以具装马夹射，大破之，斩首二百级”[402]。宋军骑兵只是从远处奔驰射箭，并没有采取冲击作战（对堡寨工事也无法直接冲击），却仍不愿放弃使用具装马铠。再如宋明帝初年对抗“四方反叛”的内战中，萧道成受命带领一支三千人的军队平定南路叛军，当时朝廷军队主力都已调往芜湖，萧道成部下的马匹没有具装铠可用，遂临时以棕榈纤维编织成马铠，“编椶皮为马具装，析竹为寄生，夜举火进军”，叛军看到这样一支“具装骑兵”，吓得不战而退。[403]“寄生”是立在马鞍后的穗状装饰物，并无实战意义。[404]但萧道成在仿造马甲的过程中，连这个细节也不放松。这说明具装骑兵对南方步兵有很强的威慑力，以至刘宋骑兵在难以保障实用性的情况下，仍然顽固坚持着具装骑兵的外在形式以震慑敌军。

在梁武帝朝，侯景以叛将身份偷渡江南，占领建康。虽然侯景的骑兵并不多，但他很善于利用骑兵进行长途奇袭，在与长江上游梁武帝诸子孙的战争中屡屡获胜。如梁武帝之子萧纶在齐昌郡准备联结西魏，侯景部下任约派“铁骑二百”奔袭，击败萧纶并迫使其逃亡。[405]当上游战事越来越激烈时，侯景又派宋子仙“率轻骑三百”长途袭击郢城，不仅活捉郢州刺史萧方诸及其军府臣僚，还控制了前线梁水军将士的家属，使其不战而溃。[406]在与侯景军队作战过程中，梁军也在总结防范和运用具装骑兵的战术。在陈霸先部与侯景在建康城外的会战中，陈霸先军三万余人，侯景军步兵万余、铁骑八百余，双方都用铁骑部队对敌步阵进行冲击。当侯景军的营栅相继被攻破时，侯景带百余骑兵“弃矟执刀，左右冲阵”，试图冲散陈霸先军，未能成功，侯景军全线溃败。[407]

从总体上看，由于江南地区水网纵横、丛林较多，并不适合大规模骑兵的集结和展开，[408]所以江南战事都以小规模骑兵的灵活运用为主，从未发生过北方政权间惊心动魄的大规模骑兵会战场面。

第六节 古代步兵军阵的战术特征与发展历程

步兵是出现最早、存在时间最长、战术形式也最稳定的兵种。但可惜的是，中国史书对步兵的具体作战方式记载极少。明代的王士祯在给戚继光《纪效新书》作序时曾抱怨：汉武帝南平瓯越、北扫匈奴，战功赫奕，但司马迁所作《史记》中，居然没有任何对战役过程的详细描写；各家传世兵书撰写者如孙子、吴起、司马穰苴、韩信、诸葛亮等，又都侧重于战略思想，极少关注兵种构成和战术运用，也使王士祯感叹：真正的军人看了这些书也不能懂，文士能看懂却也无法用于实战。[409]这也正是戚继光将自己的练兵和实战经验编写成《纪效新书》的动机：“纪效”指侧重使用效验，“所以明非口耳空言”；“新书”则指它的现实性、实用性与以往兵法书都不相同，“所以明其出于法而不泥于法，合时措之宜也”[410]。

在戚继光之前，个别兵法著作中也有对兵种战术的讨论。较早的是战国兵书《六韬》，但此书对步兵军阵的讨论较少，主要侧重车、骑兵的运用；《大唐卫公李靖兵法》则与《六韬》相反，几乎都是讨论步兵的编组、训练和作战理论，基本未涉及骑兵。本书主要依据《大唐卫公李靖兵法》《六韬》和《纪效新书》，结合史书战例及考古材料，研讨中国冷兵器时代的步兵战术问题。对于中国古代的步兵战术，现代研究成果也比较少。雷海宗1938年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成书较早，[411]其主要内容为兵制史，对具体战术少有论述。蓝永蔚《春秋时期的步兵》一书，[412]是研究中国古代步兵战术的开创性专著，下面就在蓝书基础上进行深入讨论。

第一小节 古代步兵军阵的队列特征

关于步兵军阵队列密度的讨论

蓝永蔚《春秋时期的步兵》认为，春秋时步兵军阵队列的特点是：五名士兵为一“伍”，在战阵中纵列站立；每名士兵前后间距1.8米；相邻的每个“伍”之间，间距也是1.8米。[413]由此，整个军阵中每一名士兵与前、后、左、右的士兵之间都是1.8米间距。但蓝永蔚先生的这个判断缺乏有力的史料支持，多有流于臆测之处，如：

（一）蓝认为“伍”在军阵中是纵向而非横列，但没有给出这种推论的依据。

（二）关于每名士兵前后间距1.8米，蓝的推论过程是：每个“伍”的五名士兵使用的是不同的五种兵器，其中柄最长的是矛和殳，长度为三寻（24尺）；五名士兵从前往后，使用的兵器依次变长，所以第四名士兵应当持三寻长的矛殳（第五名持远射的弓箭），而且矛殳必须能长及最前面的士兵，以便“隔人助杀”，即帮助最前的士兵一起作战。所以第一到第四名士兵的距离应是三寻长，由此每一名士兵之间距离为一寻（1.84米）。但蓝关于一个伍的五个士兵必须使用不同兵器的说法，在中国古代文献和考古材料中也找不到任何支持。秦兵先生《五兵说质疑》反驳了蓝永蔚“五兵”说，他根据文献和考古材料指出，古人对冷兵器的习惯划分只有长兵（戈矛）、短兵（刀剑）和强弩三种，《周礼·司兵》中的“五兵”只是习惯性泛称，而将其坐实为五种具体兵器，只是郑玄等汉代注疏家为求严整而强做解释，且各家说法也不一致。[414]

（三）士兵左右间距，为什么和前后间距一样，必须也是1.8米？蓝永蔚没有给出任何解释。

为了证明军阵中士兵之间的距离必须较大，蓝永蔚多次引用了《司马法·定爵》篇中的一句：“凡阵，行惟疏”[415]。但《司马法·定爵》篇中原文是“凡阵，行惟疏，战惟密”[416]，蓝永蔚不惜割裂文句、断章取义以论证自己的观点，是不足取的。本书认为，冷兵器时代步兵军阵的特征是队列严密而非疏散。至于军阵中的队列具体如何组成，队列中每名士兵之间的距离多大，史料中缺乏详细记载，现根据能搜寻到的有限材料进行论证。

在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灭商的牧野之战，周人共集中了“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417]，《尚书》中的《牧誓》即武王对将士的临战演说，现场感很强，可能有真实的史料依据。其开端是：

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邓、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418]

武王先历数自己的部下军官及同盟军，要求他们列成临阵战斗队形，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比尔干”一句。据经学家注释，“干”是盾牌，“比”是连接之意。[419]士兵作战靠盾牌提供保护，所以盾牌之间要尽量紧密不留缝隙。商纣王有叔名“比干”[420]，说明这种战术动作在当时很普遍，并非周人或周武王的独创。

秦代军阵的队列，可以从秦陵兵马俑军阵中获得较具体的认识。一号俑坑以步兵为主，军阵宽57米，最前排每行68人，平均每人占宽度近0.9米。兵马俑形体比真人略大，则实战中每名士兵占据的宽度在0.8-0.9米之间。[421]但出于俑坑地宫形制的局限，兵马俑坑并不能完全代表真正军阵。因为俑阵中要留出夯土隔墙的空间，以便架设顶层棚木。这样，十道隔墙把军阵主体分割为十一个纵队（除了最前端三横列弩兵）。每个纵队宽度为一辆战车，或四名士兵。这与中国古代步兵以伍（5人）、什（10人）为基本编制单位的习惯不符。这可能是工程制约了对真实军阵的再现：战车的宽度决定了地宫纵队的最大宽度，如果再要加宽，就需要顶层的棚木更长，这无疑增加了成本和施工难度。秦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方阵中没有盾牌的遗存。江陵睡虎地出土的秦律中盾和甲都是违法者缴纳罚款的计量单位，说明秦军中不应缺乏盾牌。但秦俑中为何没有装备盾牌，却不太容易解释。

从战国到汉代的兵书中也多有强调步阵必须密集、严整的原则。《司马法·定爵》篇云“凡陈，行惟疏，战惟密”[422]，即指出军阵作战时队列一定要密集。但此处的“行”需做一辨析：“行”主要由两个含义，一是指军阵的行列；一是动词“行进”之意。此处“行”与“战”对称，则应当是行进之意。意思是当军阵移动时，为了机动迅速，战士行列应当疏散一些，但对敌作战时，则必须密集。《尉缭子·兵令上篇》亦云：“阵以密则固，锋以疏则达”[423]。即战阵密集是为了坚固，使敌军不易突破。但“锋”宜稀疏，此“锋”与阵相对举，其意义不甚明确，可能是指起先锋作用的骑兵、战车部队，类似秦陵兵马俑中由车、骑兵组成的二号坑方阵，他们冲锋时要靠马匹奔驰的速度，所以在进攻中不能太密集。《六韬·战步》篇在讨论步兵遭遇到敌车、骑兵的突然攻击时，认为必须“坚阵疾战”[424]，即靠坚固的步兵行列抵挡敌军进攻。

汉代到隋代的数百年中关于步兵战阵的兵书理论较少。但从这一时期的军事实践看，步兵仍沿袭以外围盾牌为掩护，组成紧密军阵的传统。为对抗这种步阵，必须从其最外围队列打开缺口。在南朝刘宋元嘉末的内战中，沈法系对抗太子邵一方的进攻，他命士兵砍伐堑壕外的大树，将树干纵向倒放。敌步兵前来进攻时，队列被倒地的树干、树枝分开，盾牌行列出现了缺口：“贼劭来攻，缘树以进，彭棑多开隙”（彭棑即盾牌）。沈法系乘机命令弓箭手射击，射死大量敌军。[425]刘宋后废帝时，桂阳王刘休范起兵进攻建康，萧道成指挥反击，双方展开一场数百人规模的战斗。萧道成部下的“三齐射手七百人，引强命中”，战斗力很强，休范军展开进攻时“皆推楯而前”。萧道成则指挥射手迂回到敌侧面，“分兵横射”，绕开了敌盾牌防护的正面，射死、伤敌百余人，迫使其撤退。[426]这和商纣之际“比干”的步兵队列方式完全一致。

到唐初的《大唐卫公李靖兵法》，则提出了一种比较稀疏的步阵排列方式，军阵基本单位为50人队，每队占据十步见方的空间，队之间左右间距也是十步。队间空隙之后二十步，则是后排的预备队（驻队）：

诸教战阵，每五十人为队……队别相去各十步，其队方十步，分布使均。其驻队塞空，去前队二十步。[427]

一步为五尺，当时一尺约今0.3米，则一步为1.5米，十步为15米，这是每队五十人占据的空间。至于每队的队列：

诸每队布立，第一立队头，居前引战；第二立执旗一人，以次立；左傔旗在左次立，右傔旗在右次立。其兵分作五行，傔旗后左右均立。第一行战锋七人次立，第二行战锋八人次立，第三行战锋九人次立，第四行战锋十人次立，第五行战锋十一人次立，并横列，鼎足分布为队。队副一人撰兵后立，执陌刀，观兵士不入者便斩。[428]

如此，自第一至第五行分别有普通士兵7、8、9、10和11人。另外，队头在整个队列之前；执旗、左右傔旗共三人，站在队头身后的第一行中，则第一行共有10人。这样，每队列成5个横行，平均每行10人。由于每队占据的横宽为15米，平均每名士兵横向占据1.5米的宽度。与兵马俑等军阵相比，李靖步阵的士兵队列相对稀疏。但李靖同时又说，为了防止敌军集中兵力突击，我军指挥官所在的队要由三个普通的五十人队组成，这种三合一队占据的空间不变，还是十步见方，则士兵密度比普通战队要大三倍。按照李靖的部属，每支三千人左右的军队，指挥官身边要有两到三个这种密集战队。在进行日常操练时，甚至还要进行五队、十队合成一队的训练。当500人拥挤到15米见方的空间中时，以每人占据0.5米的宽度计算，每行可容纳30人，前后共17行，每行前后纵深不到一米，这种拥挤程度显然无法作战，需要向外扩展空间，但李靖对此并未做出说明。所以，《大唐卫公李靖兵法》中的步兵队列原则，今日多有难以解释之处，姑且存疑以俟方家。

至于蓝永蔚构拟的步兵阵列前后间距和左右间距完全相同，也缺乏史料依据和现实基础。明代戚继光编练抗倭军队时，用过两种队列编组形式。一种是他独创的“鸳鸯阵”，另一种是古老的“立队法”，即每“伍”五名士兵列一横行，伍长居中，前后四个伍组成一小方阵“队”：

立队法：以伍层站立，队长居前，伍长居中，以成一方，纵横成行。古所谓行伍，即此法也。[429]

这种由小的横行构成的20人方队，和《大唐卫公李靖兵法》中的50人队方阵构成原则基本相似。值得注意的是，步兵所谓“方阵”，一般指长度和宽度基本相同，而非士兵的行数和列数相同，即士兵的前后间距和左右间距不一定相同。所以戚继光“立队法”横向有5人，但纵向只有4人，左右间距小于前后间距。再如秦陵兵马俑方阵，每个探方横向平均有23人，纵向平均有18人；左右间距亦小于前后间距。[430]前述《大唐卫公李靖兵法》中，50人小队成横向5行、每行10人，占据十步见方空间，则前后间距为左右间距的二倍。再如中国2009年国庆阅兵方阵，横向每行25人，共14行，前后间距亦大于左右间距。冷兵器战争的队列左右间距较小，是为了队形紧密、对敌作战坚固，前后间距稍大则是便于队列行进的机动性。

冷兵器战争虽然已经成为历史，无法重现。但近似冷兵器作战的情况仍然存在，这就是现代都市中街头示威者与防暴警察的打斗场面。从电视新闻和图片报道中都可以看到，在街头冲突中的防暴警察，都会列成非常紧密的横向队列，用盾牌防范投掷物，在打斗中也非常注重保持队列的连续性。这都是冷兵器战争的基本作战原则。

步兵的作战方式：陷阵

在步兵军阵交战中，双方队列互相接近后，前排士兵交手肉搏互相砍杀，优势一方会逐渐突破敌前方队列，突入敌军阵列的内部。战国以来，习称这种攻破敌阵列的行为为“陷阵（陈）”，在给将领统计战功时，它和攻城首先冲上敌军城头的战功“先登”一样重要。《史记》记载汉初诸将的战功时，“先登”常常与“陷阵”联用，但两者具体含义是有区别的。刘邦部将曹参在反秦和楚汉战争中战功第一，《史记·曹相国世家》对其军功有详细记载，其中在东阿、南阳与秦军作战时都是“陷陈”之功。曹参统帅的主要是步兵，他所“陷”的应当也是敌步阵。

需要注意的是，“陷阵”并非全歼或最终击败敌军，而只是在敌阵队列中打开缺口。一旦敌队列被冲开、军阵被分割，直接后果就是指挥体系被打断，统帅的指令无法通过军官逐级传达给一线士兵，这会给被分割的士兵造成极大的心理压力，影响其战斗力发挥。加之传统时代的步兵地位较低（与战车兵、骑兵相比），作战积极性普遍较差，一旦失去上级军官的监督，很容易出现一哄而散的溃败局面。成功“陷阵”之后敌阵溃败，才会出现对敌大追杀、大斩获的局面。所以“陷阵”和“先登”都是首要功劳。至于斩首或俘获敌军之功都是量的差异，和“陷阵”之功有质的区别。

为了成功“陷阵”，冲开敌军队列，统帅会选择强壮、有战斗经验的士兵部属在军阵对敌的最前方。如东汉末吕布部下将领高顺，就有七百余名士兵组成的这种部队：“铠甲斗具皆精练齐整，每所攻击，无不破者，名为‘陷陈营’”[431]。曹操与吕布军作战时，双方激战一天都未退缩，曹操处于被动局面，遂临时“募陷陈”，应募士兵数千人，由典韦统帅，“皆重衣两铠，弃楯，但持长矛撩戟”，将吕布军逼退，曹操乘机撤军。[432]这次“陷阵”虽然没有彻底击败敌军，但为己方军队获取了全身而退的机会，也是成功的作战。

从东汉末开始，骑兵逐渐承担起冲击步兵军阵的任务，步兵精锐负责“陷阵”的现象开始减少，但从未消失。因为许多军队缺少战马和骑兵（特别是分裂时代的南方政权），而且步兵对地形适应性强，崎岖山地、丛林湖沼等不便骑兵奔驰的环境仍要靠步兵作战决胜。如西晋对东吴政权发起总攻时，东吴也派出一支军队渡江展开反冲击。吴军缺少骑兵，但他们有来自丹阳郡的精锐“刀楯”五千人（即一手持刀一手持盾的战士），“号曰青巾兵，前后屡陷坚陈”，在与西晋淮南郡步兵决战时，“三冲不动”，即无法冲陷晋军阵列，遂失去控制开始溃退。晋军乘机展开进攻，“吴军以次土崩”，进入彻底溃败，这次反击遂宣告失败。[433]这是试图陷阵未成，反而遭遇惨败的例子。再如隋朝名将杨素，他每次作战都“先令一二百人赴敌”，如果成功“陷阵”则主力展开总攻；“如不能陷阵而还者”，则不管斩获敌首级多少一律处斩，同时再选二三百人展开下一轮陷阵。这种血腥的做法使得将士畏惧而“有必死之心，由是战无不胜”[434]。

当双方参战的军队实力相当，双方将士都富有作战经验，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时，往往出现一时难以“陷阵”的局面，即使队列某些部分出现动摇、断裂，也会由后排或预备队迅速补上。如《纪效新书》交待与敌接战时的注意事项，在“胜负未分，前力已竭”时，主帅会击鼓，士兵闻鼓声后“第二层由前层空内间出，如图（即鸳鸯阵图）接应对敌”[435]。即由第二排士兵替换前排与敌交手作战。双方鏖战一段时间后，会因伤亡、疲惫和心理压力而撤出接战状态。但这种撤退并非不可收拾的溃败，而是在经历短暂休整、调整队列、补充兵员甚至饮食后再度接战。能够坚持到最后，保持阵列严密完整的一方才是最后的胜利者。如前述曹操与吕布军的战斗，双方在一整天中连续作战，都未发生溃败，“自旦至日昳数十合，相持急”，显示了双方将士极高的军事素质和组织纪律性。再如东魏、西魏会战于洛阳城下，“是日置阵既大，首尾悬远，从旦至未，战数十合，氛雾四塞，莫能相知”，双方在大半天内军阵数十次接战，退而复整，且其间不止有步兵军阵的列队肉搏，还包含着骑兵部队的纵横冲杀，双方从统帅到普通士兵的战斗素养和承受的精神压力，未曾经历的人（包括当代所谓研究者）都是无法想象的。最终，西魏军一些部队间联络不畅，对战局发生误判而撤退，导致洛阳失守，东魏军取得胜利。[436]

队列的移动与军阵的变化

在实战中，由数十人的步兵小队列组成上千、上万人的大型军阵，军阵还要移动接敌及撤退。对于统帅来说，这绝对不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戚继光虽是明代人，与本书讨论的中古时代相隔较远，但戚继光时代的战争仍是以冷兵器为主，从中亦可归纳冷兵器战争的诸多特点。戚继光用很通俗明白的语言描述了编组军阵的困难：

若万众无行伍、营阵，可自何处立？一人入万众中，何处容足？即十人，某在前、某在后、某在左、某在右？若不素定而预习之，至入场之内，张呼：“我队在何处？”李呼：“我队在何处？”便是呼头目之名，得其所而从之，万口喧哗，可谓军纪乎？下营之时，或分而合，或合而分，俱交锋前后之事，可迟立询问“我分向何队、合向何队”乎？[437]

为了解决军阵的编组指挥问题，冷兵器时代有“旗鼓”指挥体系，即用大众可见的旗帜、可听的金鼓规定一整套信号系统，用来对部队发布进退及变阵指令。这在各家兵书中多有记载，《大唐卫公李靖兵法》和《纪效新书》言之尤详，秦陵兵马俑军阵中也有金鼓等指挥装备出土，本书暂不讨论。但即使有这套相沿已久的指挥体系，以及士兵们经常性的操练，但在一些场合仍难免出现统帅无法将军队编组成需要的队形，以至出现戚继光描述的那种一团混乱的局面。在西晋太康（280-289年）年间，晋武帝司马炎一次外出射猎，当傍晚准备返回时，就发生了禁卫士兵无法组成护卫队形“函”的问题。皇帝在马车上等待许久，天已经黑下来时，队列依旧混乱无法成行。都水使者陈勰曾经担任军官，熟悉军令指挥体系，司马炎命令他临时指挥编队，陈勰“举白兽幡指麾，须臾之间而函成”，获得皇帝的嘉奖。可见指挥队列编组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438]

对于统帅来说，通过旗、鼓命令指挥调度一支庞大的军队，是一件复杂的工作。但这种工作的困难之处，恰恰在于要将统帅意图变成对士兵们的最简单命令：行、驻、前、后、左、右。戚继光总结说，士兵大都是愚民，往往连方向都分不清楚，所以对他们只能以前后左右来命令，而不能用东南西北：“凡旗帜，制八方则色杂，而众目难辨。如以东南西北为名，则愚民一时迷失方向，即难认。惟前后左右属人之一身，但一人皆有前后左右，庶为易晓。”他读《史记》到“孙子教吴王宫嫔战”一篇不禁感叹—最简单的才是最实用的：

孙武子教宫嫔曰：汝“知而左右手、心、背乎？”呜呼！此教战之指南，此千载不传之秘文，此余独悟之妙也！揭以示人，尤为可惜。[439]

除了旗语和金鼓声音，个别情况下，统帅也会让声音宏亮的部下大喊发令，指挥军阵。[440]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发布一些稍复杂的指令，有些内容是旗语、金鼓系统无法表达的；但缺点则是容易为敌方获悉，且对个人依赖较强，所以只能是金鼓旗语的一种补充。

第二小节 军阵的“非理性异动”

信息不畅与群体紧张造成的军阵异动

在军阵的队列中，最前列的士兵视野比较开阔，但大多数在队列后排的士兵，前后左右都是自己的战友，视野范围极为有限。北朝民歌《企喻歌》所唱就是军阵队列中士兵的这种感觉：“前行看后行，齐著铁裲裆。前头看后头，齐著铁鉾。”[441]士兵向前后左右顾盼时，看到的只有自己战友的一排排头盔和胸甲而已。这种情况下，士兵们的行、转、进、退，都要听从附近队列中基层军官的口令，基层军官则要关注统帅方向传来的旗鼓指令—如果他有匹马骑的话，视野会比徒步士兵稍好一些。如果基层军官也徒步站立在队列中，能了解的情况也就很有限了。

有时军阵已经列成许久，但一直没有与敌接战，文献记载中这种情况有持续大半天甚至整个白天的，士兵在队列中站立过久，难免受寒冷或酷热天气、便溺、饥渴等影响而产生严重不适。当军阵前列或侧翼已经与敌军接战搏杀时，队列之中的士兵可能还对战况进展一无所知。这种茫然感是队列中普通士兵的最大威胁，流言蜚语或者某些微小的变故，都可能在极短时间内在队列中传扬开来，造成失控局面。我们可以将这种军阵中因歪曲、错误信息产生的变局，称作军阵的“非理性异动”。如东晋末丞相司马道子集结军队，准备迎战叛乱的殷仲堪、王恭等武装。当朝廷士兵们在长江边列阵时，军阵中一匹战马受惊跳跃，踩踏了身边的士兵，由此引发整个军阵的惶恐异动，许多士兵被拥挤到江水中淹死，“忽有惊马蹂藉军中，因而扰乱，赴江而死者甚众”[442]。

这种信息不畅引发的“非理性异动”有时也会取得某种积极效果（虽然这种情况极少）。比如东晋中期桓温讨伐割据蜀地的李势政权，双方决战于成都郊外。桓温军队首度接战失利，军官战死，前列的士兵都产生畏惧情绪。桓温遂下令撤军，但发令兵由于过于紧张，没有敲表示撤退的“金”（钲锣之类），而错敲了代表攻击的鼓。晋军士兵听到鼓声，以为战局发生了重大转折，遂一鼓作气发动进攻，居然彻底击溃了李势军队。李势只得投降。[443]此次偶然性的传令错误居然决定了桓温伐蜀的成败。

中国战争史上，因为步兵军阵的“非理性异动”而导致整场战役胜负改观，甚至影响历史进程的例子，当数383年前秦与东晋的淝水之战。此战双方都将主力部队投入对寿阳城的争夺，秦、晋分别据淝水（东南—西北流向）的西、东两岸列阵，秦军数量对晋军占据压倒性优势。由于隔水无法开战，晋军要求秦军稍向后撤，以便在西岸留出空地供两军决战。秦帝苻坚准备趁晋军渡水时进行骑兵突击，遂同意晋军的请求，下令秦军军阵整体后撤。当秦军后撤时，晋军八千名先锋抢先涉水渡河并开始攻击秦军，加之秦军阵列中又有人（晋军降将朱序）高喊“秦兵败矣”，导致秦军全面崩溃，晋军主力乘机全部渡河展开攻势，前秦军队彻底失败。[444]值得注意的是，在秦军军阵刚开始溃败时，苻坚之弟苻融曾带骑兵主动出击，试图遏制晋军的攻势。这说明发生溃败的只是秦军步兵阵列，而至少有部分骑兵仍处在可指挥状态。但苻融在冲锋中旋即“马倒被杀”，骑兵部队失去指挥，这一挽回战局的努力也告失败。[445]这也说明，步兵军阵比骑兵更容易受误导而产生“非理性异动”。这应该是因为步兵军阵比骑兵更紧密，在战斗中更被动，心理压力也更大。

“非理性异动”的另一种表现：军营夜惊

在军阵队列的“非理性异动”之外，另一种与之相似的现象也值得讨论。这就是古代战争中军队的“夜惊”，即军队在夜间宿营时，因为一些极偶然的小事，如牲畜的嘶鸣、个别士兵的噩梦等，使多数将士陷入惊恐，甚至误以为敌军前来偷袭，而发生自相砍杀和逃散的局面。

比如十六国初，前、后赵军激战于洛阳，前赵帝刘曜亲率部队前往增援，首战获胜。当刘曜军夜宿洛阳城西时，军人“夜无故大惊”，军队失去控制而溃散，向后方逃奔，刘曜在渑池县收集部队，重整纪律，但当晚军中再度夜惊，将士奔溃不能制止，一直逃回长安才告终。刘曜此次军事行动因两次闹剧般的夜惊而宣告失败。[446]

考察史书中记载的诸次军队“夜惊”事件，普遍发生在两军作战最为激烈时，地点主要是刚刚进入敌军控制区内，或者两军长期鏖战的战线上。这种情况下，军人因急行军与作战疲惫，加上担忧被敌军夜袭的心理压力，很容易在漆黑的夜间被一些轻微的外界刺激触发，演变为群体性歇斯底里的惊恐局面。如三国魏明帝时，东吴鄱阳太守周鲂向魏军发出诈降信号，魏扬州牧曹休信以为真，率部队深入吴境，被吴军优势兵力击败于石亭。当夜魏军夜惊，将士失去控制争相逃往后方，所有兵器、辎重都被丢弃在营地。[447]前秦王朝崩溃后，叛将姚苌杀死苻坚，但他之后与敌军作战屡次战败，疑心是苻坚的神明作祟，遂在军营中设立苻坚神像，叩拜祈求宽恕。但立像之后军营中频频出现夜惊事变，姚苌只得又毁坏了苻坚像。[448]

由于战阵和夜营中容易发生惊悚溃乱，所有将帅都非常重视对阵列和军营的纪律约束。《大唐卫公李靖兵法》详细规定了迎敌队列及宿营的种种纪律，比如“不得扇动兵士，恐哧队伍”，如果“无故惊军，叫呼奔走，谬言烟尘”，以及借宗教、鬼神、阴阳卜筮等动摇众心的，都处以斩首之刑。战阵之中违反军令、错乱队列的，后行士兵有义务将前行斩首。关于宿营的规定，详细到不得在军营内驰马、不得在其他营区借宿，甚至士兵看到奇异的禽兽虫蛇等动物，或者其他怪异事物靠近营垒，都不得擅自告知其他士兵，而是应该报告本部将帅。[449]戚继光的《纪效新书》对这方面的规定更为详细。[450]

总结战争史可以发现，发生战场夜惊的军队，未必是刚刚成军、缺乏战斗经验的新兵部队，反而往往是久经战阵的老兵部队居多。这说明夜惊与士兵的战斗素养、纪律性，以及军官的指挥素质都没有直接关系；仅仅强调纪律与训练并不能完全防止夜惊。[451]战史记载中，有经验的将帅遇到部队夜惊时往往以镇静待之，而非急于贯彻纪律、捉拿为首者。因为在黑夜的混乱环境中，命令无法顺畅传达，急于申明军令反而会使局势更加失控。如西汉景帝时七国之乱，太尉周亚夫与叛乱吴军相持日久，军队夜间发生惊乱，士兵们自相攻击，甚至混战到周亚夫帐下，但周亚夫一直躺卧不肯起床。不久后骚乱便趋于安静。[452]三国时，魏汝南太守田豫长期驻防在战线上，一次他率部阻击吴军时军中夜惊，士兵都传言吴军正在进攻。田豫也不肯起床，同时下令对擅自行动者处斩。稍后营内安定，发现并没有敌军进攻。[453]南朝刘宋末，萧道成据守新亭垒与桂阳王刘休范部作战，两军在深夜大雨中连续作战，“鼓叫不复相闻，将士积日不得寝食”，萧道成营垒中有战马惊跑，造成军人惊恐混乱，到处跑动。萧道成“秉烛正坐，厉声呵止之，如此者数四”，保持军营未发生溃败。[454]从今天的观点来看，军阵“非理性异动”和军营“夜惊”都属于大众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即在人口密度和心理压力极大、信息传递不畅的情况下发生的极端行为。

第三小节 先秦至隋代的步兵军阵变化趋势

以上是关于步兵军阵的队列编组及运动作战的总体原则，侧重普遍性。下文则对古代文献及考古材料中几个步阵个案进行讨论，侧重特殊性与发展变化规律。

《国语》中的夫差吴兵方阵

春秋时期列国间战争主要是贵族化的车战，步兵居于次要地位，文献对步战的记载也极少。到春秋末期，南方的吴国、越国崛起并参与中原战争。吴国介入中原战争初期也使用战车，不久后则转变成以步兵为主力。这种转变的原因既有社会方面的，即吴国并不具有中原列国贵族政治基础，不拘泥于传统，比较容易适应新的战术形式；也有自然条件的限制，即吴地处水乡泽国，且南方缺少马匹，维持战车部队成本高昂且作用有限。加之吴军开掘了自长江进入淮河及泗水的航道，水运使其摆脱了对畜力车辆的依赖，船载步兵可以直接进入中原。[455]

周敬王三十八年（前482年）夏，吴王夫差率兵北上，与晋、鲁等国会盟追求中原霸主地位。此次吴、晋争执盟誓顺序，互不相让。夫差遂率吴军列阵向晋军示威。这是史书中最早的大规模步兵战阵记载。吴军阵列的形式为：

陈士卒百人，以为彻行百行。行头皆官师，拥铎拱稽，建肥胡，奉文犀之渠。十行一嬖大夫，建旌提鼓，挟经秉枹。十旌一将军……万人以为方阵。[456]

可见吴军是以步兵百人一行为一编制单位，长官称“官师”，十行千人，长官为“嬖大夫”，百行万人为一方阵，长官为将军。这样的方阵共左、中、右三个。当然，长、宽皆为百人的军阵未必是正方形，因为士兵的左右间距一般小于前后间距，已见前节。所以这种军阵的纵深长度会大于宽度，但这种长方形阵也可以叫方阵，如同秦俑一号坑的长方形军阵也可称为方阵。

吴军方阵的“彻行”是纵行。因为每行最前列的官师所拥“文犀之渠”，据韦昭注“谓楯也”，即犀牛皮盾。官师居于前方，才有执盾防御敌军箭矢的必要。这种以纵队列阵、军官都在前列的做法，应是从车战战术照搬而来，未必适合步兵作战。[457]因为步兵军阵行动缓慢，两军逼近交战时，只有前列士兵能参与作战，伤亡概率最高。官师在前一旦伤亡，整个纵队就失去了指挥。当然，也许官师只是执盾为身后的下属提供保护，开战时则是两人拥挤在盾牌后一起作战：这种情况可以参考戚继光的鸳鸯阵，其伍长往往执长盾牌居前，为身后的士兵提供掩护。所以戚继光特意规定，如果伍长牌手战死而其部下撤退的，全部予以连坐斩首。[458]另外，官师在第一排与敌作战，不可能分心指挥后面的99名部属。步兵往往由社会地位较低的农民组成，战斗积极性也低，一旦没有军官监视督战很容易临阵脱逃。欧洲14世纪的瑞士长矛步兵方阵，其特点也是列长都在第一排。但这些长矛兵来自相同的山区部族，自幼一起长大，战士间关系十分密切，不必担心逃兵问题。[459]当然吴军方阵也有一种可能，就是其主力步兵都是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士大夫，作战决心不成问题，这也是贵族战车时代的遗存和过渡。战国以后的步兵主要是征发农民或贱民性质的世袭兵，就难用这种队形战术了。

在《大唐卫公李靖兵法》中，步阵基本队列是5横行、每行10人的50人小方队，《纪效新书》（十八卷本）中“立队法”则是4横行、每行5人的20人小方队，这样既便于第一行的士兵协作对敌，又便于队长统一指挥。反观吴军的这种布置，可能和当时的步兵军阵战术尚不成熟有关。因为这是吴军第一次以步兵主力进入中原。以往吴军经常与楚、越作战，步兵运用较多，但在南方的丛林水网环境中，可能没有进行过这种大型方阵战斗。另外，此次吴军的战术意图也值得探讨。因为晋军还沿袭着以战车为主力的春秋惯例，一旦战车整队冲锋，吴军很难避免被踩踏和碾压的命运。吴军这次布阵是乘夜间秘密进行，[460]列阵完毕后开进到晋军营垒前一里处，当时天色始明（昧明），使营中的晋军猝不及防。以当时惯例，军营外都筑有垒墙，墙内是宿营、炊灶等生活区，没有空间整队列阵。如果这时晋军开出营垒列阵，吴军就可以趁晋军出营时的无序状态展开进攻，未形成阵列的晋军必然大败。以前晋军也曾遭遇过楚军这种“晨压晋军而陈”（前575年，晋楚鄢陵之战），区别在于当时楚军主力是战车兵，晋军的对策则是“夷井塞灶”，在军营内原地驾车列阵，然后平毁垒墙整体开出迎战。[461]这次如果晋军采用相同的办法，吴军则不会在原地等待晋军整队，而是会直接冲向晋营垒，展开攻城式的围攻作战，这恰恰也是步兵的长项。所以晋军这次未敢与吴军开战，而是选择了和平会盟。应当说，夫差步阵这次虽然没有投入实战，却是一次成功的亮相。

史书对战国时期战争的记载都非常简略，使我们难以总结当时的步兵具体战术特征，但秦陵的兵马俑军阵是一个难得的材料，使我们得以了解秦朝步兵军阵形态。秦陵兵马俑军阵和《国语》中的吴兵方阵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纵深较长的长方形。吴兵方阵的纵深为百人，秦陵兵马俑的一号步兵俑坑正面宽57米、纵深184米，深度甚至达宽度的三倍。这说明战国到秦代，步兵军阵的主要特征是密集的方形阵列，对敌的正面不会太宽，或者说宽度不会明显大于纵深。但在这个背景下，列国仍会有些自己特色的方阵队形和战术特点。《吴子·料敌》篇云：“齐陈重而不坚，秦陈散而自斗，楚陈整而不久，燕陈守而不走，三晋陈治而不用”[462]。虽然未必全是实际情况，但也反映出列国军阵仍有一些自己的特点。汉初刘邦与淮南王英布作战，“望布军置陈如项籍军，上恶之”[463]。英布曾长期随项羽（籍）作战，其军阵也有项羽风格。《史记》对秦汉之际几次大会战的记载很简略，没有具体的军阵布局，也许司马迁对此不甚了解，以至现在也无从讨论。

328年洛阳之战与步阵的“扁平化”趋势

两汉到三国时期，关于步兵军阵作战的详细记载依然很少。但到十六国和南北朝时，这方面的史料稍有增多。十六国初期，刘曜前赵与石勒后赵的洛阳之战就体现了步兵军阵一种新的趋势：纵深变浅、宽度变大。

328年，刘曜与石勒决战于洛阳城西，刘曜“军十余万”[464]，“陈于洛西，南北十余里”[465]。当时刘曜在西，石勒在东，刘曜军是南北拉开了十余里的宽度。刘曜军中应有三分之一左右为骑兵，不会和步兵混合列阵。暂以步兵为整十万人，且全列为战阵计算，每华里正面平均有万人，如正面一人占据一米的宽度，则纵深仅有二十余人。比起吴兵和秦陵的军阵，这种纵深显然是太浅了。但详细分析《晋书》关于两赵洛阳之战的记载，会发现一种可能性，就是刘曜军阵并非一开始就如此之宽，而是在战斗过程中经历了一个逐渐横向（向南）伸展的过程，这个横向伸展的目的，似乎是为了实现对敌阵的侧翼包抄，即试图以己方的正面军队攻击石勒军的侧翼。下面对战斗中刘曜军阵的变化做一梳理：

《晋书·刘曜载记》云，刘曜军本来是在围攻金镛城，得知石勒亲自率军赶来后，刘曜才“使摄金墉之围，陈于洛西”。金镛城在洛阳大城突出的西北角，刘曜军解除围城后，应当是列阵于洛阳城西偏北，基本在谷水以北的方位。

开战之前，石勒后赵军队已经全部进入洛阳城，共有“步卒六万，骑二万七千”。第一支出城的后赵军是石虎率领的三万名步兵，他们“自城北而西，攻其（刘曜）中军”。石虎部应是从金镛城开出的，之前刘曜军一直猛攻金镛，这三万名步兵应是在此处守城用。当他们从金镛开出向西时，正对的是刘曜中军位置，也可证开战初期刘曜军阵整体偏北。

但就在这一轮的步兵对战中，双方的军阵一直在向横向延伸。由于战场北部是邙山高地，不便军阵展开，双方只能向南方，即刘曜军右翼、石虎军左翼延伸。《刘曜载记》云：“（曜）至于西阳门，捴（挥）阵就平”，按，西阳门为洛阳城西的中门，门外已经是平地，所以这里两句的位置似应互换，即刘曜中军原本在邙山与平地的连接处，他希望军阵向平地展开（就平），才使部队向南延伸到了正对着西阳门的位置。此时前赵军正面已经拉开了半个洛阳城的长度，正面才达到了“南北十余里”。

石虎军远少于刘曜主力，难以无限拉宽，且随着横向展开军阵纵深变浅，很容易被刘曜军击溃。但这种情况并未发生，因为在石虎部奋力抵抗的同时，后赵骑兵部队从洛阳城内开出，对刘曜军进行了致命打击：“石堪、石聪等各以精骑八千，城西而北，击其前锋，大战于西阳门。”刘曜本人此时正在面对西阳门的位置，即己方军阵的最南端，这说明他一直处在军阵伸展的最前方，此时直接受到打击，他本人也被石堪所部俘获。石堪、石聪骑兵出城的位置，应当是城西正中及偏南的西阳门、西明门，从西明门出城的骑兵要向北才能攻击刘曜军，即所谓“城西而北，击其前锋”。

当石堪、石聪骑兵攻击刘曜军突出的右翼时，石勒也率最后的三万步兵、一万骑兵开出，“躬贯甲胄，出自阊阖，夹击之”。阊阖门在城西偏北，西明门和金镛城之间，正对着刘曜军拉伸开的中央部位，且这个方向受石虎步兵压力最重。在刘曜已经被俘获的情况下，这一轮打击如摧枯拉朽，最终造成了前赵军的彻底崩溃，“斩首五万余级，枕尸于金谷”。

按，此刘曜军队最为集中的“金谷”需要做一考辨。据《水经注》卷十六“谷水”条，谷水在洛阳以西，自西向东流，在（汉魏北朝）洛阳城西三十里的河南县故城向南注入洛水。但自东汉、西晋以来对谷水水道做了人工延伸，使其向西北流，直至洛阳城西北角汇入护城河水系。金谷地名来自谷水左岸的一条小支流—金谷水，西晋富豪石崇的金谷园亦得名于此。刘曜军集中之地，应在金谷水汇入谷水的汇合处，距离洛阳城西墙不到十里之遥。此金谷为泛称，并非特指金谷园旧址，因为战场范围较大，史书只是用以借指谷与金谷两水所夹之地。这也说明后赵军主力所处仍比西明门，甚至比阊阖门还要偏北，即刘曜在“挥阵就平”时，只有部分后赵军能够及时向侧翼机动。急于向侧翼伸展包抄，而未能顾及己方军阵的整体布局，是刘曜此战失败的主要原因。当然，刘曜本人临战酗酒大醉，被攻击时又急于“昏醉奔退”，是惨败的主观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刘曜在试图逃命时“马陷石渠，坠于冰上”而被追骑俘获（《晋书·刘曜载记》），这里的石渠和冰的位置，应为谷水河道上著名的“千金堰”，在洛阳西十余里。[466]这说明刘曜还是想向自己军阵主力的后方逃跑。

328年刘曜洛阳之战的失败，主要原因是他未曾考虑到敌后备部队（特别是骑兵）突然投入战斗，以及他自己在昏醉状态下丧失战斗意志、没能与敌骑兵进行顽强对抗。但刘曜这种试图拉宽己方军阵正面宽度、对敌阵侧翼实现合围打击的意图，却代表了中国步兵军阵发展的一个趋势。从此之后，步兵阵列，特别是大规模会战中的步兵军阵，一直朝着宽正面、浅纵深的方向发展。

除了步兵军阵之间对抗的需要，这个趋势背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冲击骑兵的发展。正是从十六国初期开始，装备马镫、马槊甚至马铠的骑兵开始普及，这种骑兵能够以其强大冲击力直接冲破步兵的密集阵列，成功“陷”入敌步兵军阵。步兵军阵纵深过大会导致兵力过于集中，如果被敌骑兵深入冲击，多层队列的指挥链都会断裂，整个军阵将完全失控。所以自十六国开始，步兵军阵纵深变浅，而正面宽度加大，也是为了加强军阵总体的“弹性”，即受到冲击时损失的降低，以及被敌骑兵成功穿过之后军阵的自我恢复能力：当敌骑兵冲向这种宽正面、浅纵深的步阵时，迎面的步兵即使难以迎战，也可以很方便地向两侧或者侧后稍做撤退，待敌骑冲过之后重新“合拢”阵列。所以在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乃至隋唐时期，经常发生骑兵穿过敌步兵阵列，直达其后方的情况，而步兵军阵经过这种穿透后并未丧失指挥和反应能力，需要骑兵掉头进行第二次甚至多次反复冲击（详见前文骑兵部分的论述）。

刘曜的这种战术意图，可以与《纪效新书》中的交战原则相呼应。戚继光在谈到以军阵正面迎敌时说：

其两翼之兵，先大张其势，望外开行。俟将战，急于贼之两边，各令一半自外围戳而来；各令一半伏住，俟贼到正面，兵俱将牌立定不动，两奇兵急合。贼必分兵迎我两来奇兵。俟贼四顾夺气，正面兵即拥牌夹战。[467]

即军阵在迎敌前进时，左右两翼主动向两侧拉开。接近敌军时，正面迎敌的队伍立定不动，等待两翼对敌两侧实现合围。戚继光将这进行合围的两翼部队称为“奇兵”，敌军两翼被包抄，军心不稳，我正面军队再发起攻击。当然，这种战术自4世纪以来，已经经历了上千年的积累，到戚继光时代已经相当成熟，不具有独创性。他能在抗倭战争中运用这种战术，很重要的原因是明军对倭寇有数量优势，即在双方战术思路相同的情况下，比正面宽度必然会变成比军队数量。

不过，并非只有数量优势的军队才适宜这种“扁平化”宽正面合围战术。因为它还受到另一个制约因素，就是军队纪律性、士气的影响。十六国时期步兵军阵“扁平化”体现很明显的，当数与姚苌作战的前秦苻登部队。首先，他们的军阵是“每战，以长槊钩刃为方圆大阵，知有厚薄，从中分配，故人自为战，所向无前”[468]。“方圆大阵”的“大”，是指正面的宽度大，为此最大程度地降低了军阵的纵深，确保与敌直接接战的第一线有足够的兵力即可，其余未接战兵力并不在队列后面消极等待，而是机动巡回，发现第一线有薄弱处就及时补充。

其次，苻登军队的阵型可圆可方。步兵正式作战时都是方形军阵，这是直线形的基层队列所决定的，很容易理解。实战中出现所谓“圆阵”，都是被敌军包围，士兵因恐惧而相互靠近和向心收缩，军阵突出的四角消失，才形成圆形。[469]在势均力敌的战斗中军阵不会是圆形，因为弧形的队列不容易排列，更不易统一指挥调度。苻登所部军队会成为圆形，可能也因为他们经常出于数量劣势，处于被包围或半包围状态，但不同的是他们的“圆阵”是空心，仍是以主要兵力保证接敌的第一线。但苻登军队的不可复制之处，在于其顽强的战斗意志。这支军队为了给前秦皇帝苻坚复仇，都以必死之心作战。他们带着苻坚灵位参加每次战斗，士兵甲胄上都刻“死休”二字以示至死方休之心，甚至经常不带军粮而以敌军尸体为食。这种旺盛的作战意志是历代绝大多数步兵部队都无法具备的。就像戚继光描绘的那些走上真正战场的士兵，往往有缺乏勇气者，即使平时武艺熟练，实战中却“临事怕死，手足仓卒，至有倒执矢戈，尽乃失其故态，常先众而走”；或者虽身高力大，临阵则“足软眼花，呼之不闻，推之不动”[470]。所以苻登军阵在常规战术教程上并无太大意义。但苻登军阵说明，步兵军阵的战斗威力只在于第一行与敌直接接战的士兵，像《国语·吴语》或者秦陵兵马俑那种纵深达百人的队列，是一种很不“经济”的战斗方式。而要降低纵深，提高战斗效率，其前提是士兵的素质和主动战斗意志，这恰恰也是多数步兵军队所缺乏的。作为一名统帅，在决定己方军阵的宽度和纵深时，除了要考虑战场地形、敌军数量和队形之外，还要必须考虑己方步兵的纪律性和战斗意志，即使军阵宽度和士兵战斗意志具有正向相关性。

北朝大规模会战中的的步兵军阵

北朝后期，东西方政权（东魏北齐与西魏北周）之间进行了连续多年的战争。这两个政权都由北魏后期大战乱中崛起的六镇军人势力组成，将士的战斗技能和战术素养普遍较高，两个政权的战争动员能力也极强。最能代表这一时期军阵战术水平的，是双方进行的几次大规模会战：537年，东魏高欢进攻西魏宇文泰的沙苑之战；538年、543年宇文泰与高欢在洛阳郊外进行的两次大规模会战，即所谓河桥之战与邙山之战；以及576年北周进攻北齐的晋阳会战。这四次会战，双方投入的兵力都在十万人左右（只有沙苑之战时西魏军队略少）。

关于会战中双方军阵的宽度，史书则记载不多。538年河桥之战，《周书》只说由于当天双方的军阵宽度过大，战斗开始后人马踩踏起的尘埃遮天蔽日，使得周军的中军和左右两翼都失去联系，进入各自为战的状态。西魏统帅宇文泰指挥的中军突入东魏军阵，俘获敌军一万五千余名，更多的东魏军被逼入黄河淹死。但西魏军赵贵、怡峰指挥的左军，独孤信、李远指挥的右军都作战失利，又与中军失去联系，以为中军已经覆灭，都擅自丢弃士兵而还。李虎、念贤率后军充当预备队，见到独孤信、李远等撤退，也随之班师。西魏军队因而受到极大损失。[471]这说明在当时的通信条件下，由于军阵正面拉开过宽，超过十万人的会战已经无法实现统一指挥，只能依靠事先的部署和各分队将领的应变能力。

576年，北周皇帝宇文邕率主力进攻北齐，与齐帝高纬会战于晋阳城下。此战齐军在北，周军在南，周军投入八万人，“置阵东西二十余里”[472]，平均正面每米的纵深只有十人左右。齐军兵力与周军相近，[473]只是由于北齐后主高纬昏庸无能，临阵先逃，造成惨败，北齐不久便亡于周。

这四场大规模会战的军阵几乎都有一个普遍现象，就是双方接战时，总有一方的左翼首先被击败。似乎当时统帅习惯将实力较强的部队部署在右翼，而将较弱的部队放在左翼，进攻时，也习惯重点打击敌军的左翼。比如沙苑之战时，西魏的左军首先遭到敌攻击，但右军统帅李弼带六十名骑兵冲锋，将进攻左翼的敌军冲散，西魏军乘机取胜。[474]543年邙山之战，东魏右军统帅彭乐带数千骑兵，首先冲击西魏军左翼赵贵等部，成功贯穿后又顺势直至西魏中军，宇文泰也几乎被彭乐刺死。[475]但西魏中军和右军成功击败了东魏中军，才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危险。576年周齐晋阳之战，齐军也是东侧部队先发生退缩。齐军阵朝南，东侧正是左翼，后主高纬因为恐惧逃跑。[476]

十六国北朝以来这种宽正面、浅纵深的大规模会战，其流风余韵直到唐初。武德四年（621年），李世民与窦建德在洛阳东的虎牢决战。此战为李世民、李元吉联合出兵攻打洛阳王世充，窦建德自东方赶来救援王世充。李世民遂带一部分部队向东阻击。窦建德军共十余万人朝西列阵，队列北自黄河，南至鹊山，绵延二十余里。史书对李世民军队数量记载不详，且在描述战斗过程时，只注重刻画李世民本人率领骑兵冲锋的事迹，对战场全局的全面介绍太少，[477]但此战中双方都以宽正面、浅纵深的扁平军阵进行战斗，则是基本清楚的。

第四小节 南方步兵的特殊战术形式

装备特征：短兵器为主

以上主要是讨论北方地理环境中的步兵军阵战术。自先秦至汉末，多数大规模战争都发生在以中原为中心的北方地区，但三国和东晋南北朝的分裂时期，江南地区长期存在割据政权，南北间战争及南方内战很多，出现了一些与北方不同的步兵战术。

在步兵使用的武器上，南方军队比较明显的特征是多使用短兵器，尤其以战刀和盾牌组合为主。长柄的矛、矟、戟等兵器使用较少。这可能因为南方多山林，长柄兵器在茂密的丛林中不便挥舞；另外，南方水网地带步兵多乘船机动，长柄兵器不易在船舱内携带，水战时更难以在船舱内挥舞。东吴权臣诸葛恪与魏军会战于东关，魏军在高堤上筑城固守，吴军以敢死之士“解置铠甲，不持矛戟，但兜鍪刀楯”爬上堤岸，然后“鼓噪乱斫”，大败魏军。[478]据此记载，吴军中应当装备有矛戟长兵，只是未投入使用。但在西晋发动全面伐吴之战时，吴军主力渡江迎击，其中丹杨太守沈莹率领的“丹杨锐卒刀楯五千”屡次击败晋军，[479]则是全部以刀和盾牌为兵器。

《汉书·晁错传》云：“萑苇竹萧，屮木蒙茏，支叶茂接，此矛鋋之地也，长戟二不当一。”颜师古注曰：“鋋，铁把短矛也。”[480]短矛强于长戟，因其便于在密林中挥舞。在东晋末，卢循率领天师道军队从广州远袭建康，与刘裕指挥的晋军对抗。天师道军数千人在江边登陆，“皆长刀矛鋋，精甲曜日”，一度将晋军逼退。但刘裕调一支从南燕俘获的鲜卑长槊步兵投入战斗，天师道军无法抵抗，只得撤退回船上。[481]可见在较开阔的地形上，天师道军的短矛难以对抗来自北方的长槊。

刘裕晋军与北方政权作战时，其军队也以使用短兵器著称。在其远征后秦时，沈田子偏师与秦帝姚泓的主力部队会战于蓝田。面对数量居绝对优势的秦军，沈田子“所领江东勇士，便习短兵”，径直冲入秦军阵中将其击溃。[482]宋明帝初年的内战中，衡阳内史王应之与行湘州事何慧文属于不同阵营，双方在长沙城下作战，“应之勇气奋发，击杀数人，遂与慧文交手战，斫慧文八创，慧文斫应之断足，遂杀之”[483]，可见双方统帅都是持战刀，徒步对砍。当时宋明帝一方的将领阮佃夫招募数百名蜀人参战，这些蜀人“皆著犀皮铠，执短兵”，在江东战场表现出色。当时另一位在浙东作战的将领刘亮也以擅刀楯著称，每次战斗都持刀、楯冲锋在前，直接杀入敌阵列。敌军在水塘间的道路上树立木栅，由于地势狭隘难以攻克，刘亮则“负楯而进，直入重栅，众军因之，即皆摧破”[484]。这些都属于典型江南水网地区的战斗形态。

为了便于在水滨沼泽中作战，南方军队有时还使用一些特殊装备。如宋文帝刘义隆死后的内战中，两军在曲阿奔牛塘遭遇，塘堤路窄，两侧水中长满水草，时人称为“菰封”。但其中顾彬之一方士兵带有“篮屐”，可能是鞋底类似竹篮，面积较大，可以踩在水草中而不下陷。凭借这种篮屐，顾彬之军撤到两侧水草中，用弓箭夹射塘路上的敌军而取胜。[485]

步兵对骑兵冲击的防御

步兵作战的对手不仅有步兵，还有敌骑兵部队。春秋战国时，步兵就有被敌战车部队冲击的危险。在骑兵还没有装备马镫的时代也可能试图冲击步兵，所以步兵军阵习惯以矛戟等长柄兵器组成最外围队列，防范敌车骑的高速冲击。自马镫普及后，这种威胁比以往大大增加了，但步兵的技战术没有革命性变化。一些简单的设施仍能起到些防范敌骑兵的作用。比如将枪矛斜插在地上就可以防备敌骑冲击。西晋末，擅长骑战的巴人流民李特等在蜀地起义，在成都城下的战斗中，特侄李荡骑马追击敌军，“触倚矛被伤死”，“倚矛”大概就是斜埋入地中防御骑兵的矛。[486]北魏后期，尔朱天光与关西的万俟道洛作战，为防止道洛军乘夜突围出城，尔朱天光“密使军人多作木枪，各长七尺，至黄昏时，布立人马为防卫之势，周匝立枪，要路加厚。又伏人枪中，备其冲突”，当夜，道洛骑兵果然试图冲出，结果冲到木枪上，“马各伤倒”，都被擒获。[487]

在尔朱天光之前，北魏曾派崔延伯平定关西的万俟氏叛乱，为了防范其骑兵，崔延伯采取了一种比较笨重的方法：用铁链和铁柱将大木板连接起来，由身体强壮的士兵抬、背而行，构成军阵外围，其他士兵和辎重都躲在中间，“号为排城”。但这种设施过于笨重，士兵不堪重负，“兵力疲怠，贼乃乘间得入排城”，崔延伯军因而大败。[488]这说明如果步兵军阵所依托的掩护过于笨重，必然降低其战斗力。[489]

实战中，步兵赖以防范骑兵冲击的主要手段，是运输军粮辎重的大车。这是历史很悠久的战术。西汉卫青出击匈奴曾用武刚车环绕保卫辎重，李陵步兵也依托大车与匈奴对峙多日。且这种战术也非中原军队独有，因为草原民族也使用大车进行游牧迁徙，他们在对抗敌优势骑兵时也会这样做。北魏早期，匈奴刘部的优势骑兵将拓跋珪军包围，“太祖乃以车为方营，并战并前”，将刘部骑兵击退。[490]后秦姚泓时，其北境戍将姚恢不堪赫连勃勃的压力，也率领部属“以车为方阵”撤往长安。[491]

东晋南朝政权缺少骑兵，为对抗强大的北方骑兵威胁，更加倚重车辆对步兵的保护。最早进行这种尝试的是东晋末年的刘裕。在409年北伐南燕时，为了对抗慕容鲜卑的具装骑兵，以步兵为主力的晋军将四千辆大车部署在队伍的两侧，车辆首尾相连而行，车上张挂布幔以遮蔽箭矢和阻挡敌军视野，“御者执矟”以防范敌骑兵冲击，同时也说明这些大车都是畜力拖曳的，不然不会有“御者”。这支晋军顶住了上万鲜卑骑兵的攻击并攻克临朐，为全面占领南燕奠定了基础。[492]

在418年，刘裕西上进攻后秦政权，主力部队溯黄河而上时，经常受到河北岸的北魏骑兵攻击。刘裕步兵再次以车辆为掩护作战：晋军七百人、车百辆首先在北岸登陆，车辆连接呈弧形排列，两端临河，中间距河百步，总体呈弯月状的所谓“却月阵”；之后以二千人增援，每车配属二十七名士兵、大弩一张，同时在朝外的车辕上树立大盾牌（彭排）。北魏三万余骑兵发起冲击，晋军则依托车辆用弓弩和短兵作战。北魏骑兵无法冲开车营组成的壁垒，都下马蜂拥而上，试图以搭人梯的方式爬过彭排。晋军则将长槊截短为三四尺，架在彭排缝隙中以大锤锤击，像钉钉子一样刺穿外侧密集的魏军，“一槊辄洞贯三四虏”。魏军溃败，晋军追斩北魏青州刺史阿薄干。[493]此次战斗使魏军遭受较大伤亡，之后再未敢主动进犯晋军，从而使刘裕得以全力攻灭后秦政权。

刘裕之后，南朝步兵更多地是依托车辆进行消极防御。宋文帝元嘉时，北魏时常袭掠河南的青州、兖州地区，御史中丞何承天建言备边，其中有建议征集五百辆车，每车用二牛拖曳，“参合钩连，以卫其众”，可以保护平原地区的居民撤往险要地形。[494]这种以大车连接成外围防御的阵型，南朝人多称之为“函箱阵”，应是取其方形且坚固之意。450年魏军大举南下侵宋，兵锋遍及整个河南及淮南地区，刘宋军队多固守城池不敢出战。这段战事中多见有步兵依托车辆作战的例子。一路宋军八千人在撤退途中遭遇数万北魏骑兵，宋军只得依车辆结营，且战且退，这种局面和西汉李陵遭遇匈奴主力如出一辙。但此时的北魏骑兵已经习惯冲击近战，他们分为三部，轮流进攻，并投掷燃烧的草束，试图焚毁宋军车辆。激战一天一夜后，宋军将领刘康祖颈部中箭身亡，军队溃散，被魏军追杀殆尽。刘康祖的人头被魏军送到彭城，希望以此迫使宋军投降。[495]守城的宋江夏王刘义恭担心军粮缺乏难以守城，有部属向其建议，“以车营为函箱阵，精兵为外翼”，护送刘义恭一家前往清水以东避难。但此举未必如守城安全，所以未付诸实施。[496]同时，青州东阳城也遭到魏军骑兵包围袭击，城中宋军将车辆推出北门外为掩护，挖掘沟堑为营垒，使得魏军不能靠近攻城，终于退兵。[497]元嘉末的这些战例表明，南朝步兵在野外依托车辆也难以抵御魏军骑兵，最有效的防御手段仍是守城。到南齐初，武帝萧赜曾计划夺回被北魏占据的淮北地区，在建康郊外建造“露车”（应是没有棚盖的畜力大车）三千辆，准备用于淮北的陆战。此举一度引起北魏方面注意，向南齐使臣质问此事。[498]但这些车后来似乎未派上用场。

宋明帝刘彧初，刘宋境内爆发大规模内战，驻守寿阳的殷琰也起兵反对刘彧。双方激战于寿阳外围。殷琰派兵向前方运送军粮一千五百车，并用五千士兵护送。为防刘彧军袭击，他们将米车排列为函箱阵，士兵在车阵内外护卫。刘彧军在途中设伏，使运粮兵遭到重大伤亡，丢弃车辆逃回。刘彧军焚烧了米车，将驾车的两千多头牛驱回营地。不久寿阳也力屈投降。[499]这是南朝内战中使用“函箱阵”的战例。

此后梁、陈两代与北方的战争中，已经不见以车辆为依托的战例记载。这种现象的背后，应当有北朝政权中原化的因素。因为在北魏政权早期，尚保留有较多的草原习惯，兵种上主要依赖骑兵，战术上以骑兵快速袭掠为主，缺少步兵进行持久战。这种情况下，南朝步兵可以依托车辆进行短期坚守。但自魏孝文帝改革后，北魏政权迅速中原化，步兵力量壮大，南朝依托车辆的战术就难以发挥作用了。

另一种对抗骑兵的战术：斫营

东晋南朝步兵对抗北方骑兵的另一种战术，是主动在夜间出击，袭击北军宿营的营垒。当时称这种战术为“斫营”。因为军队野营主要靠挖沟筑墙、建造营垒来保证安全，北方军队多骑兵而少步兵，劳动力相对有限，难以建筑起坚实的营垒；夜间昏暗，骑兵难以发挥冲击的威力，且夜间战马都解除了鞍辔，一时难以武装，这些都是南方步兵“斫营”的便利条件。

在西晋末年战乱中，石勒远征淮河流域后返回北方，渡过黄河时，当地武装试图乘夜斫营，但据说石勒军中的僧人佛图澄发出预警，使石勒逃过一劫。[500]当时坚守在河南的李矩、郭默武装，也屡次以这种战术与石勒、刘曜政权的骑兵对抗。[501]570年，东晋寿阳守将袁真、袁瑾父子叛变投靠前秦，秦军步骑兵二万前往增援，驻扎在寿春城外的八公山及洛涧。桓温军队乘夜间发起袭击，击败秦军，乘势攻占寿春，保住了东晋在淮河南岸的重要据点。桓温军事才能并不高，以往与前秦、前燕屡战屡败，这次能够战胜秦军，主要原因便是熟悉地形与选择了在夜间作战。[502]

对于南方军队的斫营战术，北方也颇为忌惮，在进攻中不得不有所防备。元嘉末宋魏大战中，魏太武帝拓跋焘给宋文帝刘义隆写信进行威胁，便提到“彼吴人正有斫营伎”，但他声称早已识破此术，会让军队在宋军城池百里之外安营，宋军步兵一夜最多行进五十里，天明时尚在途中，反倒成为魏军骑兵的猎物。[503]这倒不全是空话，因为暗夜对于进袭的步兵也是一种限制，如果在陌生的敌境内，这一战术很难实施。在刘宋襄阳军队对北魏的反攻中，统帅柳元景募集精兵一千人“夜斫贼营”，但这支军队在黑夜中迷失了方向，徒劳无功奔走一夜也没找到魏军营地，天亮后只得返回。[504]

在长期的南北战争中，北方军队也摸索出了对抗南军斫营的战术。齐明帝萧鸾时，齐军乘夜在淮河水浅处涉水渡河，试图斫北魏军营。北魏将领傅永“量吴楚之兵，好以斫营为事”，判断齐军在渡河处一定预设有标识，遂一面巩固营防，一面派人偷渡到南岸，带火种埋伏在深水处的水滨。斫营的齐军遭遇伏击逃回河边，与对岸进行灯火信号联络。埋伏在南岸的魏军也点燃灯火进行干扰。齐军误认魏军灯火为浅水处，结果涉水时淹死多人。[505]这说明随着北魏政权的中原化，其军队也越来越熟悉步兵战术和南方丛林水网地区的作战环境，南方一些传统战术逐渐失效。

附录 戚继光对军阵战术的探讨和对世俗观念的纠正

关于军阵密度的阐述

在戚继光时代，通俗演义文学已经深入人心，各种传统武术流派也纷纷出现。所以经常有人问他，那些用于表演的武术器械表演，能否用于实战？戚继光对此断然否认。他认为这些武术套路都要跳来跳去，而真正的步兵军阵非常密集，没有空间供人闪转腾挪：

或问曰：“平时官府面前所用花枪、花刀、花棍、花叉之法，可以用于敌否？子所教亦有是欤？”

光曰：“开大阵、对大敌，比场中较艺、擒捕小贼不同。堂堂之阵，千百人列队而前，勇者不得先，怯者不得后。从枪戳来，从枪戳去，乱刀砍来，乱杀还他。只是一齐拥进，转手皆难，焉能容得左右动跳？一人回头，大众同疑；一人转移存步，大众亦要夺心，焉能容得或进或退？”[506]

军阵中“转手皆难”，可见队列非常密集。戚继光还说过，民间流传的长枪技艺习惯“徊转走跳”，当时军队在单兵操练时也有挥舞长枪的情景，但这都不适用于拥挤的真正战阵，因为密集队列中没有左右挥舞的空间。他甚至指出一些细节：浙江民间枪法习惯抓握枪杆的中部—“中分其半”，如果实战中如此，则后半截枪杆很容易顶撞到身边和身后的战友，从而无法准确刺中敌人：

又如长枪，近见浙江之习，皆学处州狼筅法，中分其半。官军所传之法，亦有回转，但大敌交锋，与平日场上相对比不同。千百之人，簇拥而去，从如麻蓬，岂能舞丈余长枪，徊转走跳？若此，则一二丈仅可布一人而已，不知有此阵否？至于中分其半，则又后尾垂带，一为左右挨挤，手中岂能出入？遂乃遇敌而败。[507]

当然，战阵也是由单个士兵组成的。个别技艺高超、战斗经验丰富的士兵，其杀伤敌军的概率要比普通战友高得多。对于这种情况，似乎应该给予相对较大的空间，方便其发挥技艺。戚继光在这个问题上也难有取舍。他在讲完杨家“梨花枪”优于别家之后，又说：“施之于行阵，则又有不同者，何也？法欲简，立欲疏；非简无以解分纠，非疏无以腾挪进退。”[508]所谓“法欲简”，是指士兵要学的枪法，不能像民间武术流派那样繁杂，一定要简单易于学习掌握；“立欲疏”则是民间武术的特征，但战阵中难以提供足够的空间。这种个人技艺和全军总体水平的差异，也是冷兵器时代所有统帅都曾面临过的两难取舍。

戚继光“鸳鸯阵”的独创和局限

戚继光运用更多的，是他创制的“鸳鸯阵”。其基本原则是，每队有两“伍”；每“伍”五名士兵为一基本作战单位，最前方是盾牌手，他为身后的四人（一名狼筅手、两名长枪手和一名镋钯手）提供保护，五人一起作战：

交锋之法，兵在各伍牌后遮严，缓步前行，执牌在前，只管低头前进；筅、枪伸出牌之两边，身在牌之后，紧护牌而进。听擂鼓、吹天鹅声喇叭，交战。执牌者专以前进为务，不许出头看贼，伍下恃赖牌遮其身，只以筅、枪出牌之前戳杀为务。[509]

戚继光没提及这五人之间距离多大，但他们都要从同一面盾牌获得掩护，必然甚为拥挤。《纪效新书》中也提及同伍五人全部平行站立的所谓“三才阵”[510]，但没有详细说明这种队列的用处，大概是应付某些特殊情况，如需要拉开较宽的正面，但不会有太激烈的战斗，如围猎、搜山等。

当代研究者使用《纪效新书》时需要注意，“鸳鸯阵”中哪些是因袭已久的步兵战阵传统，哪些是戚继光本人的独创。与以往史书中的战例及兵书著作相比，戚继光“鸳鸯阵”的创新之处，就是他重视最基层的五人“伍”和十二人队，每个伍都有盾牌手（兼用腰刀）、狼筅手、长枪手、镋钯手四种战士。这给武器供应、士兵协同训练都增加了难度，不是所有时代的步兵军队都能做到。

蓝永蔚先生认为春秋时每个“伍”五名士兵都用不同的武器，以及五人前后站立，应当是从戚继光“鸳鸯阵”受到的启发。但“鸳鸯阵”在很多方面是没有先例的，有其时代和地理特殊性：首先，“鸳鸯阵”的基本训练原则是以多打少，全“伍”五人只能同时对付一到两名敌军：盾牌手提供掩护；狼筅手干扰敌军；两名长枪手分别保护盾牌手和狼筅手，并承担刺杀敌军的主要职能；镋钯手则防备敌军突入过近。戚继光的对手倭寇并非正规军，数量较少但单兵战斗力较高。所以只能采取“以多打少”战术，以一个“伍”对付一两名假想敌。而且戚继光可以用较多的时间招募训练军队、准备武器，这在大规模战争和全面动乱时代都是难以做到的。其次，是南方江浙水网丛林的地理特征，“夫南方山水林翳，地势最狭”[511]，大部队无法展开，鸳鸯阵以五人、十二人为基本作战单位，机动灵活，适应复杂地形作战。但在北方大平原上的大规模会战中这种编组形式并没有优势。这些因素导致鸳鸯阵只能在抗倭战争中昙花一现，再没有后继者。

戚继光对军阵非实用化趋势的批评

军阵的队列编组、变化，本来是从实战需要发展而来。但在汉代之后，军阵演练逐渐成为一种针对百姓的团体艺术表演，使之逐渐脱离实战。汉代宫廷本来有岁终“大傩”之风，由少年黄门子弟（宦官）表演驱逐疫鬼。在东汉时，这种傩戏和皇室礼送驻京士卒还乡的仪式结合。这可能因为两者都是在岁末之际，且都是一种公共表演性质很强的活动，所以换防士卒会以军阵队列形式参与某些傩戏表演。[512]这体现了军阵操练走向大众娱乐的趋势。到北魏和平三年（462年）年底，“制战陈之法十有余条。因大傩耀兵，有飞龙、腾蛇、鱼丽之变，以示威武”[513]。其具体过程为，军队分为步兵、骑兵两支，骑兵在北，象征北魏军，步兵在南，象征南朝刘宋军：

其步兵所衣，青、赤、黄、黑，别为部队；楯、矟、矛、戟，相次周回转易，以相赴就。有飞龙腾蛇之变，为函箱、鱼鳞、四门之陈，凡十余法。跽起前却，莫不应节。陈毕，南北二军皆鸣鼓角，众尽大噪。各令骑将六人去来挑战，步兵更进退以相拒击，南败北捷，以为盛观。自后踵以为常。[514]

这种表演是为了炫耀朝廷军威，同时在节庆中娱乐大众。为了追求更好的视觉效果，与实战无关的因素都逐渐掺入进来，使之成为单纯追求娱乐视觉效果的大型“团体操表演”。北魏时期战争较频繁，军队接受实战锻炼的机会多，还不至因表演影响军队战斗力。但在承平较久的朝代，军队缺乏实战检验，会把这种花哨无用的阵型表演当成真正的军阵。特别是自宋代以后，传统武术“门派”兴起，将实战对打技艺改造成近似艺术体操的“套路”表演；同时，小说、评书等市井文学兴起，以《三国演义》为代表的历史演义小说盛行，将冷兵器战争戏说为个别武艺高超的大将相互对打。军阵也和虚构的神怪传说、五行八卦等非理性因素相结合，使普通民众（包括士大夫和未经实战的将士）远离了真正的战争经验。

在戚继光生活的时代，社会大众对战阵的误解已达到顶峰，京师禁军操练的都是华而不实的队列阵型，以至戚继光不得不自己招募部队，从头训练。他批评京军操练“日久传讹，习学通是虚套，其真正法令、营艺，无一相合，及临阵又出一番法令。如此操至百年，何裨于用？”[515]有人问戚继光：为何官府平时表演的“花枪、花刀、花棍、花叉之法”不能用于实战？他只能正本清源从头解释：

且如各色器技营阵，杀人的勾当，岂是好看的？今之阅者，看武艺，但要周旋左右、满片花草；看营阵，但要周旋华彩，视为戏局套数。谁曾按图对士，一摺一字考问操法，以至于终也？是此花法胜，而对手功夫渐迷，武艺之病也。就其器技营阵之中，间一花法尚不可用，况异教耶？[516]

戚继光虽有从实战经验教训中总结来的真知灼见，特别是对“花枪”“花阵”的警惕与反感，但他也生活在汪洋大海般的传统文化背景和语境中，难免受到玄学神秘主义，或者披着经典外衣的“伪知识”或思维方式的影响，但他一直注意检讨先入为主、缺乏效验的前人成说。比较他前后两次编写的《纪效新书》，也可以看到这个发展历程。

《纪效新书》十八卷本成书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戚继光35岁时；十四卷本成书于万历十二年（1584年），戚继光57岁时。[517]在早期的十八卷本中，戚继光自拟“纪效新书目”（即目录），全部篇章按照“礼、乐、射、御、书、数”六秩的顺序编排。这是用儒家传统的“六艺”来比附，实际内容全无关系。但到晚年的十四卷本目录、凡例中，就抛弃了那种无谓的比附，直接以“束伍”“耳目”“手足”“营阵”“实战”“胆气”“舟师”等给十四卷命名。在早期十八卷本中，记载了戚继光在浙江时训练新兵的一些阵法，其中有类似高分子结构式的“结队法”“结攒法”[518]，就是典型华而不实的“花阵”；《拳经捷要篇》主要是单人武术套路，其中不乏“拳打不知”之类神秘色彩的说法。在十四卷本《纪效新书》中，则删除了“结队法”“结攒法”阵型和整卷《拳经捷要篇》。

戚继光终究未能总结出一整套冷兵器单兵作战和阵法队列的术语、教学体系。但从筹备北方防边（防蒙古）开始，戚继光已经将注意力转向了军队的全面火器化，他在这一时期写作《练兵实纪》，最重要就是主张军队全面火器化。从这点看，他的视野已经从冷兵器时代跨越到了近代。从抗倭时代开始，他一直在呼吁提高火器生产的工艺水平，但当时中国缺乏近代的基础科学体系，弹道学、近代化学、制图学等都未出现，根本无法进行标准化的火枪火炮生产，故未能走上军事近代化之路。如黄仁宇总结的，戚继光是一位“孤独的将领”[519]，完全脱离了他生存的时代。而造成这个局面的原因，仅仅是他勤于总结实战中的经验与教训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