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地方利率的故事：信贷和货币市场中的政治势力和区域模式

直到最近，除了在条约口岸高度发达的金融业和乡村的高利贷者这两个极端方面以外，史学家们很少考察中国的信贷市场。更近的著作清楚地说明了我们必须更细致地观察各种层次的资本市场。跨区域的资本市场对较为富裕、较为贫穷的地区及经济变迁的关系至关重要。理解更具地方性的信用市场，是观察不同经济地位的人们进行实际选择的核心内容，并因此成为要么从数量上、要么从质量上评价地方经济的关键。

本章分析了资本市场、当地的利率和区域发展之间的关系，重点研究处于山东辖区的黄运地区。并且，由于无数的货币在山东不同的范围内流通，对超地方的资本市场的研究，导向了对国内货币市场的分析。货币和资本市场终究受当地政府财政的影响，这对20世纪早期中国的国家构建和市场形成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一种第三类型的问题。

山东三个区域性的资本市场——北部沿海、核心地区（包括黄运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及西南部地区（主要是黄运的南部）—都没有精确地沿着黄运边界；这并不奇怪，因为黄运并非一个功能上融合在一起的区域。尽管如此，这块重叠的区域略图至少在四个方面有助于我们对黄运的理解。

第一，本章把黄运置于更大的华北经济及省与国家行政的背景之中。本章许多内容试图厘清沿海与腹地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沿海与腹地的界线在沿着黄运东部的边界津浦线上会合。第二，本章概括了本书论述的对各种经济和政治整合均有巨大影响的资金流动的限制。第三，本章提出，除了那些地文学上的宏观区域或全国性的市场模型外，还需要一个解释华北20世纪早期经济网络范畴的模型。

第四，可能是最为重要的，本章指画了在黄运内部一条关键的分界线。核心区的西北部包括了黄运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其西南部地区，包括了黄运南部的大部分地区。黄运的这两部分地区面临着大体相同的挑战：一种以沿海为中心的经济的兴起，以及国家在内地从水利和其他重要服务中的退出。但它们不同的社会结构导致了极不相同的反应。黄运北部极易为外来者渗透，并成为牢牢联接新的由沿海地区主导的经济的边缘。与之相比，黄运南部变得更加闭塞，部分原因是当地的掌权者对融入更大网络进行了多方面的抵制。黄运北部发展成了核心地区资本和货币市场的组成部分，而黄运南部最终成了一个狭小的固步自封的地区，这是对上述不同趋向的有力阐述。

有两组与中国资本市场有关的问题需要特别加以关注。第一，如果有些地区没有出现发生在一定区域的增长，我们需要解释，为什么资金没有以相对较低的利率从繁荣地区向更“落后的”地区流动，这些地区的信贷维持着更加高昂的价格。大量研究著述认为，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基本上没有得到东北、上海和其他繁荣地区的推动。这种著作或明或隐地认为，经济最发达地区产生的资金很少被投资到腹地。这类广为人知的投资事例确实罕见，但我们零散的证据无法建立一个一般的模型，更不用说去解释它了。

另外，有些学者近来已经指出存在着一个增长着的全国性资本市场，在这个市场中，资金确实从沿海城市向腹地流动。这种推论基于三个方面：（1）投资者寻求他们所能发现的最高回报，并且，变动着的环境（如电报的出现）使人们更为容易地了解远方的机会；（2）证据显示，中国不同地区之间抹平利率，范围正在变窄；（3）如果没有这类投资，城乡贸易的不平衡（如上海，其售出远大于购进），将导致农村地区的资金短缺和通货紧缩，给都市和农村之间的价格造成分化，但这种分化至今尚未看到。

第二组问题涉及地方信贷市场。由于华北与南方相比佃农极少，所以，研究北方经济剥削和压迫的大部分著述，一直以借贷和市场为中心。在这里，关于资本市场是如何运作的观点也是有争论的。

大量的轶闻显示，资金贷出者谴责当地的垄断者们。另外有人认为，当地的借贷市场未必是被债权人所把持，而他们不过是提供了极昂贵的信贷，部分原因是他们只能借助于非常狭窄的当地储蓄。这种观点也承认，当地人之间缺乏信用流动。但是，另外的两种观点认为，当地之间确实存在着资金流动。首先，最近的一些著作使用了累计数据加较少的趣闻来论述：在沿海城市（而最终则是国外）可以获得的更为廉价的信贷，确实“向下滴流”到了足够多的农村“出口”中，为农民提供了进入一个竞争性的信贷市场的通道。另一种观点认为，在鸦片战争前，存入地方典当的政府款项提供了外部资金，对农村的承借者同样有益，这个观点把这种益处归因于20世纪通商口岸的资金。这里的论述是基于县和州的资料，而由于信贷市场即使在较低的水平上也经常被分割，我们的画面是不完整的。尽管如此，这是理解那些对中国革命前的经济动力十分关键的问题的必要步骤。

由于本章的分析有时是技术性的，将其主要结论先列举出来可能比较有益。这些结论是：

（一）山东包括三个明显的区域性资本市场。最贫困市场中（鲁西南）的月息约高于最繁荣地区（鲁北沿海地区，这里面对东北，并包括两个通商口岸）1.5%，约高于中部或核心地区0.6%。约占山东3400万人口的1/5的北部沿海，基本上不可能像有人所说的那样，通商口岸的经济是“杯水车薪”。尽管如此，大约有着同样人口的闭塞的西南部，基本上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落后型的“口袋”，而构成中心地带的该省3/5的部分，与北部沿海相比，更没有显著地融入到“全国性的”资金市场中。

（二）这些利率差异在1900—1911年与20世纪30年代之间，基本上没有变化。

（三）这些持久的差异不能用地理因素来解释。相反，它们主要源于政治强人限制资金进出其县境的能力。这种控制资金流动的势力，在被其他人限制获得较为繁荣地区更便宜的信贷和银两时，却使得他们操控了本地银两和铜币兑换的比率。

（四）这些货币操纵不仅使有政治背景的人获得了私利，它们也是某些县政府公款的关键来源。

（五）尽管县政府从阻截通货流动中获得了极大的利益，但省里的官员们却被夹在了可以感觉得到的山东融入到一种更大范围的经济中所带来的优势和劣势之间。

（六）这些人为的障碍，不仅在贫困地区造成了贷款和储备资产的利率高于其他地区，而且使有能力越过这些障碍的有政治背景的人物，从通货贸易中获得的利益，既比那些在纯粹的地方商业也比那些从全国和国际市场的商品交易中获得的利益要多。

（七）资本和货币市场的限制，对内地造成关键且主要是有害的影响，尤其是对鲁西南地区。尽管如此，在北部沿海和其他地区之间的价格分化并未显现出来，这是由于大多数核心地区的县输出了足够的经济作物以避免银两耗竭，而输出较少的西南部，则几乎不购买什么进口物资，并通过输出寄钱或带钱回家的劳动力来平衡其收支。当1931年日本侵占了东北并阻止闯关东时，西南部地区经历了一个与更为人知的世界经济危机影响不同的通货紧缩。

（八）在成长着的超地方性市场中，政治和社会因素在决定地方参与时起着关键的作用。对市场融合的限制也阻碍了政府在地区之间转移资源的企图。这些难题极大地影响了地方与上层政府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