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苏共：列宁最重要的政治遗产

列宁离开这个世界快一百年了。他留给世界最重要的政治遗产，莫过于他缔造了一个政党，这个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在俄国发动了一场革命，把资本主义世界撕开了一个裂口，在这里进行了一场新制度的社会实验。这个被称为社会主义的社会实验，搅动了整个20世纪的国际局势和世界秩序。这场社会实验的兴衰荣辱、功过是非，在学界至今仍争议纷纭，并对现实世界政治格局的变迁发挥着持续的影响力。

让我们回到原点，对列宁的建党思想和实践做一番梳理。

苏共成立于1898年，与第二国际各国党的名称相对应，当时名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不久，党的领导机关被破坏，党组织的活动停止，直至1903年召开党的二大后，这个党才正式登上政治舞台。可是，党的二大出现了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政治分野，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起初是党内的一个政派，通常认为1912年布拉格会议后，布尔什维克才被看作一个独立的政党。[1]如果从1903年算起，到1923年病重离开政坛，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整整20年。

按照传统说法，布尔什维主义即后来所称的列宁主义始于1903年，但实际上，列宁主义应追溯到更早一些时候，像批判自由派民粹主义之作《什么是“人民之友”》（1894）、《我们拒绝什么遗产？》（1900），以及《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1899）、《我们的纲领》（1899），特别是1902年发表的《怎么办？》一书，堪称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可以看出，党的二大前，列宁的文稿主要围绕批判民粹主义和经济主义，为建党扫除思想障碍。从这一意义上说，布尔什维克确是列宁缔造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

“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

政党是近代社会的产物。当现代资本主义的胚胎在欧洲中世纪社会里发育成长，尤其当机器大工业逐渐排挤和取代手工业、社会化大生产开始形成的时候，经济利益分化促使社会分层多元化，落后停滞的封建制度再也无法阻挡现代资产阶级的崛起。资产阶级打着“民主”“自由”“平等”的旗帜向封建制度冲击，建立起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后，不同阶级、阶层和集团之间的竞争和对立逐渐发展成有组织背景的竞争和对立时，政党便应运而生了。恩格斯说：“这些经济事实形成了产生现代阶级对立的基础；这些阶级对立，在它们因大工业而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里，因而特别是在英国，又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史的基础。”[2]可见，只要现代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当社会普遍接受“自由”“平等”为基本原则的时候，代表不同阶级、阶层和群体利益的政党就会成为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形成现代社会的政党政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迅速发展，无产阶级队伍壮大并且觉悟程度提高，他们也组织起自己的政党，“民主政治”又为其提供了公开活动的政治平台和制度保障，于是无产阶级政党遂成为领导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核心力量。

早在19世纪初叶，欧洲工人运动还处于朦胧状态的时候，就已出现早期的工人组织，如“四季社”“正义者同盟”等，这些组织可以视为无产阶级政党的雏形。只有当科学社会主义诞生后，工人运动与科学理论相结合，现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政党才算形成。从欧洲工人运动的历史进程看，1875年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哥达合并大会上宣告成立，这代表了民族国家范围内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诞生。马克思指出，只有组成同资产阶级等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工人阶级“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才能“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革命的最高目标——消灭阶级”。[3]对于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和特征，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认为，共产党是一个不同于历史上所有其他政党的具有鲜明阶级性和先进性的政党，它“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4]他们还强调指出，共产党是“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5]这个“特殊政党”的含义大体可概括如下：第一，党要在理论上保持高度的坚定性和纯洁性，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崇高理想，决不与其他社会主义流派和思潮妥协或同流合污；第二，党要在政治上保持高度的独立性和鲜明的阶级性，强调革命是政治的最高行动准则，把夺取政权（尤其是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视为自己的根本任务；第三，党在组织上实行“最严格的中央集权制”；第四，党担负着教育工人群众、提高他们革命觉悟的任务，在运动中“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6]只有通过自己政党的组织和教育，无产阶级才能从一个自在的阶级转变成自为的阶级，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

19世纪末期，当列宁走上政治舞台并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之时，就把在俄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作为自己的重要使命。此时，马克思、恩格斯已经离世，世界局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结构及政治生态发生重大变化，工人的文化和生活水平普遍有所提高，欧洲各国的工人政党（当时都称为社会民主党）在政党政治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社会民主党内的改良主义思潮蔓延起来，党内产生了左、中、右三派的政治分野。期间，右翼势力及右倾思潮在西欧各国党内占据主流地位，他们认为时代已变迁，马克思主义的若干结论需要修正，特别是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和方法问题上，他们认为放弃暴力革命、和平步入社会主义是可能的，也是必需的，因此应当把党的活动重点放在合法斗争的范围内，把党的性质置于民主社会主义的轨道上。这里不去置评这种理论和策略的是与非。问题在于，在俄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资本主义发展很不充分、沙皇皇权警察统治十分暴虐的国家里，应当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无产阶级政党？是按照当时第二国际所属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模式，还是按照俄国国情，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建立一个以推翻沙皇专制统治为己任的激进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列宁主义与民粹主义、合法马克思主义、经济主义、伯恩施坦主义以及随后产生的孟什维主义的分歧和争论，这些分歧和争论给后来的布尔什维克党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列宁在20世纪初侨居欧洲多年，对西欧国家的资本主义统治秩序及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及其弊端有深刻的了解，根据俄国基本国情，他主张建立一个不同于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那样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建党时期的著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列宁心目中的无产阶级政党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它必须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革命政党。19世纪90年代的俄国，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在一定程度上的发展，工人运动在一些城市开展起来，毋庸否认，早期的工人运动不可避免地带有自发的性质，亟需一个组织（政党）正确地给予指导和引领。经过普列汉诺夫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传播以及同民粹主义的争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已成为一股茁壮成长的政治思潮，建党的条件日趋成熟，1895年11月成立的“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便是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雏形。但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无产阶级政党，人们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在此时期，由于沙皇政府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政治思潮的限制以及国外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的影响，一种被称为“合法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在俄国流行起来，一批刚从学校出来的青年人成了这股思潮的狂热追随者。他们的倾向集中表现在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忽视理论（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作用，把经济斗争作为工人运动的主要方向和任务。由于他们推崇经济主义，因而他们也被称为“经济派”。[7]经济派的主张不仅给当时蓬勃掀起的自发工人运动某种似是而非的理论满足，也与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改良主义思潮相呼应，却与以普列汉诺夫、列宁为代表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相抵牾，成了俄国建党道路上的最大障碍。列宁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任凭经济主义泛滥，就无法完成建立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

1898年刚建立起来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因沙皇政府的迫害和自身组织的脆弱而陷于散架。在列宁看来，要在俄国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首先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统一认识，武装全党。在第二国际各社会民主党内改良主义思潮涌动、俄国党内经济主义观念盛行的背景下，列宁把坚守革命理论、与经济主义划清界限，作为建党的首要任务。一是强调革命理论的重要性，旗帜鲜明地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党的行动指南，反对任何摒弃和修正马克思主义理论基本原则的言行，坚持向工人运动“灌输”革命理论，反对崇拜自发性，努力提高工人阶级的自觉意识；二是提出社会党人要随着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实际生活的变化“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将科学理论推向前进。[8]早在1899年，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我们的纲领》等文章中，就对经济派忽视理论、忽视政治斗争的倾向进行了批判。列宁意识到，在俄国应当建立一个不同于第二国际各国党的、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一个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又符合俄国国情的革命理论作为建党的思想基础。列宁在1902年发表的《怎么办？》就担负起了这个任务。

在这一著作中，列宁提出以下几点重要思想：其一，强调革命理论对俄国社会民主党建立和发展的重大意义，强调革命理论对实践运动的决定性意义，他的名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9]至今仍然是共产主义政党的座右铭。其二，强调工人运动不能自发产生社会主义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部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因此，社会民主党决不能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把运动局限于改善工人生活条件的争取经济改良斗争的水平。对革命理论的任何轻视，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其三，强调社会民主党人不是笼统地反对和拒绝工人的经济斗争，但自发的工人运动只能引入工联主义政治的轨道，党的任务“是要把这种工联主义的政治变为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斗争，利用经济斗争给予工人的初步政治意识，把工人提高到社会民主主义政治意识的水平”。[10]其四，强调在俄国条件下，社会民主党不可能成为一个公开、合法的群众性的政党，党必须是一个有严密的、集中的职业革命家的战斗组织，并通过《火星报》的发行网络开展党的活动。《怎么办？》一书中的这些思想，奠定了布尔什维克建党的思想基础，也成为列宁主义建党原则的经典性表述。

列宁充分认识到科学的革命理论对无产阶级政党的极端重要性。首先，只有确立以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党，才能教育群众，提高群众觉悟，使工人阶级从“自在的阶级”成为“自为的阶级”，这样，工人阶级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其次，无产阶级政党只有以科学理论为指南，才能清除经济主义即工联主义的影响，不做自发工人运动的尾巴，团结和引领群众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这样才能使党真正实现“先锋队”和“先进战士”的作用。第三，科学的革命理论揭示历史发展规律，能发挥凝聚人心的作用，展望未来，可以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为实现党的既定目标不懈奋斗。列宁一开始就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旗帜，同各种错误思潮划清界限，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在俄国有了新的发展，这就是后人所称的“列宁主义”或“布尔什维主义”，布尔什维克党就是这样一个以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

需要说明的是，建党时期列宁强调的革命理论，是一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运动的进展，当夺取政权的时机日渐迫近的时候，列宁就越来越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即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放在突出位置。十月革命前夕，他在《国家与革命》中直截了当地写到，暴力革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学说的基础”。[11]

应当看到，这些论述是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做出的，它是沙皇专制统治条件下、工人运动处于幼年的自发浪潮下所制定的建党原则，强调革命理论的纯洁性、阶级斗争的必要性，以及暴力革命的不可避免性，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是完全必要的。但如果将这些原则绝对化、教条化，也会造成某种局限性和片面性。

第二，它必须是实行严格集中制的政党，而不是松散的群众团体。党的二大通过了统一的纲领和章程，却在关于党章第一条的讨论中发生了严重的争论。这场争论的焦点，就是根据什么组织原则来建党，由此出现了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政治分野，布尔什维克主张建立一个集中的、组织严密的、纪律严格的党，孟什维克则要求建立一个比较松散、开放的社会主义政党。分歧的实质在于，马尔托夫主张按照第二国际各社会民主党为样板建党，而列宁主张建立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

列宁之所以十分强调要建立一个严格集中制的党，是基于如下考虑。一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要求。无产阶级政党既然是“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它的特殊性就突出表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反体制特征”，它必须把批判和否定现存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作为自己存在和发展的依据。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阶级矛盾尖锐，统治阶级往往凭借国家机器，使用极其野蛮的暴力手段镇压工人运动，在这样的境况下，无产阶级政党也只得用暴力革命的手段，领导民众去推翻旧政权，进而迈向新的目标。而革命活动“只有在集中的条件下才能发挥全部力量”，因此，“实行最严格的中央集权制是真正革命党的任务”。[12]二是对俄国国情的判断。沙皇专制统治不允许任何革命组织合法存在和公开活动，反动军警一直对革命党人无情镇压，横暴的国家机器把俄国变成一个大牢狱，这就决定了无产阶级政党只有运用暴力革命的形式和手段，才能推翻沙皇专制制度，这是列宁主张建立一个严格集中制政党的基本出发点。列宁说：“在黑暗的专制制度下，在流行由宪兵来进行选择的情况下，党组织的‘广泛民主制’只是一种毫无意思而且有害的儿戏。说它是一种毫无意思的儿戏，是因为实际上任何一个革命组织从来也没有实行过什么广泛民主制，而且无论它自己多么愿意这样做，也是做不到的。说它是一种有害的儿戏，是因为贯彻‘广泛民主原则’的尝试，只会便于警察进行广泛的破坏……”[13]

应当承认，组织严密、纪律严明、高度集中、活动秘密，是对处在地下状态开展革命活动的政党的必然要求。在沙俄警察统治的严酷环境下，没有这样的组织原则和活动原则，任何组织和政党都不可能生存下去。因此，列宁提出的集中制原则，是俄国的国情决定的，当然也带有俄国历史上革命急进主义组织的一些传统特点，尤其是19世纪民粹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对布尔什维克那样激进的革命政党有着相当大的影响，民粹派的组织原则和组织模式也对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制度产生了潜在的影响。例如，特卡乔夫强调建立一个“战斗的集中制”的组织的绝对必要性，他所建立的“人民解放协会”在组织章程中，强调这个组织“权力必须集中”“下级服从上级，上级服从中央”“无条件的纪律”“保守最为严格的革命机密”等条款。我们看到，在俄国建党时期，列宁在《怎么办？》《进一步，退两步》等著作中，也多次提出要建立一个“集中的战斗组织”“集中化的组织”“严守秘密的组织”，两者语词基本相同。诚然，特卡乔夫重视建立集中的战斗组织，是为了便于搞“政治密谋”，而列宁重视建立集中制的革命政党，则是为了进行正大光明的“政治斗争”，两者是有原则区别的。但是，不可否认，由于在沙皇暴虐统治的秘密状态下进行建党活动，列宁强调组织上的集中制原则，以及通过暴力革命手段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思想，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急进派民粹主义的印痕。

第三，它必须是精干、坚强的职业革命家组织。所谓“职业革命家”，是指以革命为职业的人，往往不是普通的工人农民，而是出身社会中上层的知识分子，因为只有这些阶层的人才不愁衣食，拥有文化知识，通晓人文史地，19世纪下半叶，尽管这类知识分子在俄国人口中所占比例很小，但他们在社会舞台上相当活跃，他们结成一些秘密组织或社团，拥有自己的理论和纲领，并开始付诸行动。如民粹派的“到民间去”运动、“劳动解放社”的革命宣传活动，以及民意党人采用暗杀等激进手段试图改变社会面貌，等等。这些组织的基本成员都是革命知识分子，其中不少是急进主义者，特卡乔夫就十分强调，只有少数革命家才能在这个战斗组织中起坚强的骨干领导作用，他们发起的一系列运动，是俄国无产阶级运动的前奏。

19世纪晚期，当俄国社会民主党组建的时候，面临的是与西欧国家截然不同的内外环境。欧洲国家的工人政党是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相继建立起来的群众性政党，在西方国家“民主政治”的构架下，工人政党可以利用普选权，开展议会斗争，组织工会，出版报刊，争取群众；在合法斗争的环境下，发展党员条件宽松，党内实行广泛的民主制，党组织迅速发展壮大，党员人数增长较快，党所领导的议会活动、工会活动及宣传活动相当活跃。但工人政党政治参与的合法性及其所有的活动都依赖于资产阶级国家民主政治制度所提供的舞台和游戏规则，加上资本主义相对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使这些政党大大弱化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它们逐渐放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逐渐淡化和放弃“先锋队”“先进战士”意识，沉迷于议会斗争，从原来的反体制性演变为热衷于体制内的合法斗争，成为现有体制的同行者、渐进派，从革命的、激进的政党逐渐演变为改良主义政党。而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资本主义虽有一定的发展，但工人人数不多，沙皇专制统治完全剥夺了广大民众的基本政治权利，所有革命组织只能在非法状态下开展秘密活动，没有欧洲国家那样组织群众性工人政党的客观条件。因此，在俄国，只有建立一个“那些以革命活动为职业并且在同政治警察作斗争的艺术方面受过专业训练的人”组织起来的政党，才能有效地与反动统治者作斗争，这样的党只能由少数意志坚强、能从事秘密活动的革命知识分子组成。

革命知识分子一般出生于非工农家庭，专制独裁统治使他们独立、民主、自由的意识受到严重压抑，当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信仰后，其中一些人便背叛自己的阶级，义无反顾地、全身心地投身革命。他们意志坚强、富有献身精神，不怕牺牲个人的一切，包括家庭和生命，他们是理想主义的革命家，只要具备一定的理论知识和组织才能，在革命实践中受到锻炼，就会成为职业革命家。在近代俄国历史上，就有急进主义知识分子的革命传统，这些民粹主义革命家身上那种无畏的勇气和对人民的赤炽之情，以及主张运用暗杀等个人恐怖手段献身革命的崇高精神，曾激励一代又一代革命党人。列宁和他身边的一些战友，早年也曾经将这些革命家视为自己的楷模，在建党活动期间，他们忠于理想、对马克思主义忠贞不贰的信念是共有的。在俄国，少数职业革命家组织通常是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开展斗争，经常要逃避警察当局的“抓捕”，随时准备坐牢、苦役和流放，这样的组织自然要求队伍精干、思想纯正、组织纯洁。因此列宁强调建立一个在理论上清醒统一、行动上团结一致、纪律严明，并把自己的全部时间贡献给革命任务的职业革命家组织的绝对必要性和重要性。他将古希腊科学家的一句名言改动了一下，说：“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14]这样的革命家组织，就是列宁创建的布尔什维克党。

在列宁看来，在当时的俄国，建立这样一个少数革命家的组织，就是建立一个不同于当时第二国际各社会民主党的新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其所以“新型”，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从政党产生的条件看，欧洲各社会民主党的建立大多是根据资产阶级国家宪法赋予的权利自由组建的，而俄国不具备这样的政治条件，因而革命政党只能是专制警察制度环境下秘密成立的“非法”组织。其二，从党的指导思想上看，欧洲各社会民主党因欧洲资本主义新变化而逐渐“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放弃或淡化了革命党的意识，特别是放弃了推翻资本主义统治、夺取政权的革命路径，使无产阶级政党染上改良主义的浓重色彩，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则与统治阶级和现行体制毫不相容，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将其与俄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以推翻沙皇专制统治为己任，制定适合俄国国情的革命纲领和策略。其三，从党的组织原则上来看，欧洲各社会民主党强调民主、自由前提下的统一，反对高度集中和集权，反对严格的纪律和严密的组织结构，而俄国必须建立一个有严密的组织纪律性、实行集中制管理的、由少数职业革命家组建的政党。其四，从实现党的纲领的策略任务看，欧洲各社会民主党把革命（尤其是暴力革命）淡出党的纲领，其斗争策略也局限于现行体制下的合法斗争，而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坚守革命原则，缜密制定革命路线和策略，有步骤地将革命朝着既定目标推进。

这样，我们可以把列宁心目中建党的蓝图勾勒出来：一个由信仰坚定、行动果敢的革命知识分子结成的少数革命家组织，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即布尔什维克党。它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理论为行动指南，主张激进主义的革命路线；它有一个纪律严明、集中指挥的领导核心及一个严密的组织网络，采用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秘密社团的活动方式；在革命策略上主张与当时俄国政坛的其他革命政党如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划清界限，反对与其他政党结成某种形式的联盟或统一战线，尽管他们共同的目标是推翻沙皇专制统治。这一切使布尔什维克成为沙皇统治者眼中最可怕的“造反者”，是一支“独特的”政治力量，而它常处于一种内敛的、比较孤立和孤单的状态，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其自身力量也得不到较快的发展。据有关资料表明，1917年初，布尔什维克仅有党员1万人左右[15]，在二月革命中，几乎看不到布尔什维克的作用，而在临时政府期间，特别是列宁返回俄国以后，他制定了新的革命路线（《四月提纲》）并获得党内接受，布尔什维克才在各派政治力量角逐中大显身手，并以其激进而独特的纲领、非凡的勇气和灵活的策略，对临时政府采取不信任、不合作的态度，对所有的“妥协党”“保皇党”（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立宪民主党）等采取坚决批判揭露的态度，它着眼于在工人和士兵中组建一支精干的革命武装队伍，利用当时俄国政坛的特殊条件，尤其是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提供的稍纵即逝的机遇，一举推翻了临时政府，取得了十月武装起义的胜利。布尔什维克党因而从一个长期受到当政者迫害并在地下秘密状态下艰险斗争的革命党、一个游离于体制外的在野党，成为新生苏维埃政权的执政党。列宁在俄国建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通过武装起义，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专制统治暴虐的国家里取得了政权，这一成功尝试为其他国家尤其是东方落后国家的建党、革命树立了榜样，提供了经验，并为20世纪全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运动开创了波澜壮阔的局面。

未能完成的政党转型

列宁缔造了一个激进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取得了政权，成为一个横跨欧亚大国的执政党，它开始了将一个广袤贫弱的农业国向现代化国家推进的艰难探索，它担负着比革命时期更为复杂繁重的治国理政任务，它还承担着推进世界革命的国际主义义务，肩负着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付诸实践的历史重任。所有这一切，需要党在观念、功能、活动方式、自身建设等各方面进行重大转变。概言之，布尔什维克要从一个以夺取政权为中心的革命党转变为一个治国理政的执政党，转变为一个适应现代世界潮流的无产阶级政党。由于事变过于仓促，当时俄国内外形势极其复杂，布尔什维克既缺乏执政的思想准备，又没有任何执政经验和起码的人才储备。当新时期、新任务突然降临的时候，身为党的领袖，列宁对这一历史性转变虽然有所认识，但又受到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对这个转变艰巨性、复杂性的认识仍显不足，加上繁重的国务活动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他在这个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主政仅六个年头，便离开了人世。他未能对执政时期党的任务和党的建设有比较系统的论述和实践，未能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这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由于局势紧张，党未能在革命胜利后适时地转变以暴力为基础的阶级斗争的传统思维。新政权建立后，列宁意识到执政后党的地位和任务的变化，1918年4月，他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说过，“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16]此时，《布列斯特和约》刚签订，苏维埃政权得到“喘息”时间，列宁就提出要适时地将党的根本任务和工作重心转移到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社会生产力、建构适应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上来。

可是，这个打算没有实现。时隔不久，内外敌人相互勾结发动了长达三年的国内战争，党不得不为保卫新生共和国而浴血战斗。这一时期，为了保卫红色政权，一切为了前线，全国都变成军营，实行党指挥一切的“战斗命令制”，执政党成了指挥战争的最高司令部，在战时体制下，革命时期布尔什维克党的一些理论观念、组织原则和活动方式又重新启用，有的还得以强化。

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后的一段时期里，国内阶级力量对比仍处于敌强我弱的态势，党的执政地位随时都有丧失的危险，所以列宁一再强调苏维埃政权的合法性和用武力保卫红色政权的紧迫性。在1919年《国家与革命》再版时，列宁特地在第二章中加了一节，强调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整个时期，“必然是阶级斗争空前残酷、阶级斗争的形势空前尖锐的时期”，“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17]本来，一个新政权建立之初，旧势力疯狂反扑是常有的事。苏维埃政权是世界上没有先例的无产阶级政权，遭到外部（帝国主义势力、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和内部（被打倒的反动阶级以及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各种势力的剧烈反抗和造谣污蔑是不奇怪的。为了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一定时期内强化无产阶级专政、对一些反动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加以取缔和镇压也是必要的。事实上，一个政党要获得执政的合法性，主要表现为民众对既定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秩序的认同、支持和拥护，单纯依靠强制手段和暴力方法是无法长期维持下去的。1920年底，当国内战争行将结束的时候，苏俄立即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就是明证。

列宁是最先觉察到危机的可怕程度的人，他力主迅速调整政策，中止严苛的军事共产主义政策，改行新经济政策。他首先着眼于放宽农村政策，用粮食税取代粮食征集制，改善与农民的关系；接着他又提出放开商品流通、推行租让制等一系列举措，使国内政局很快稳定下来。迅速恢复已濒于崩溃的国民经济，无疑是当时摆在执政党面前的第一要务，也是安定民心、安定社会秩序的首要任务。与此同时，列宁开始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建设给予很大的关注，将反对官僚主义、加强党内监督、进行清党等问题提到重要议事日程。所有这些都表明，列宁对执政党建设是有所考虑的。不过，此时列宁关注的重点是着力贯彻和完善新经济政策的各项政策措施，并试图将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国情相结合，探索通过间接过渡的道路在落后的俄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为党的长期执政奠定强大的物质基础，而对俄共（布）的执政理念、执政使命、执政能力建设、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等问题，列宁的认识还不是十分清晰，我们未见过他对执政党建设较为系统的论述。当然这也不能苛求于他，因为一个人的认识只能在实践和探索中不断提高。可惜，国内战争结束后不久，列宁便重病缠身，他已经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解决这个问题了。

值得注意的是，实行新经济政策后，经济复苏和局势缓和并没有放松政治生活中阶级斗争这根“弦”，也没有清醒地、自觉地加强执政党意识和进行执政能力的建设，党内许多干部包括大多数高级领导人的思想认识远没有达到列宁所认识的高度。他们只把新经济政策看作解决眼下严重危机的权宜之计，是不得已而对资本主义做出的让步，有人甚至认为引进外资、发展国家资本主义是“对十月革命的背叛”，把发展商业、商品流通、活跃市场视为“异端”。这些人的头脑仍停留在革命党的思维模式上，因此，新经济政策的真谛在党内没有形成共识，当然就无法形成全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自觉转变。

第二，党的民主集中制未能得到全面的贯彻实施。在革命时期，党只能在高度集中和秘密状态下开展活动，列宁在建党初期强调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是有一定根据的。这里，有必要回顾一下建党初期列宁与罗莎 · 卢森堡的一场争论以及“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的确立过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以后，针对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在组织问题上的分歧，列宁于1904年5月写了《进一步，退两步》一文，强调俄国党必须实行集中制原则，它是“唯一的原则性思想，应该贯串在整个党章中”。[18]他批评孟什维克在组织问题上分散主义、自由主义的主张。同年7月，德国社会民主党著名左派革命家罗莎 · 卢森堡应孟什维克的要求，发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一文，对列宁的集中制主张进行反批评，引发了一场关于党的组织问题的争论。双方分歧主要表现在：列宁认为党必须根据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必须有一个统一的中央领导全党，全党要有统一的纪律，才能统一行动，战胜敌人；孟什维克认为集中制将把党变成一座“工厂”，党员变成“小轮子和小螺丝钉”。罗莎 · 卢森堡在文中表示，她并不那么反对集中制原则，因为社会民主党本质上是“倾向于集中主义”的，但她认为列宁主张的集中制是一种“极端的集中主义”和“无情的集中主义”，它会导致党的中央机关对地方组织的各个方面实行“直接的、决定性的和固定的干预”，从而压制地方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并认为列宁的错误在于“把布朗基密谋集团运动的组织原则机械地搬到社会民主党的工人运动中来”。[19]我们知道，列宁和罗莎 · 卢森堡同属第二国际时期的革命左派，但他们的斗争和生活环境有很大不同。列宁的建党思想是根据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实际情况提出的，不具备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那样群众性政党能公开活动的外部条件，因此他们之间在党的组织原则上一个主张高度集中，一个倾向于强调民主。应该说，罗莎 · 卢森堡对列宁的批评是有片面性的，但也不能说这些批评都是错误的，她强调的侧重点是，要重视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要在发扬民主和提高群众觉悟的基础上实行集中，这才是社会民主党所讲的集中制的真正含义。必须看到的是，当时在国际共产主义的政治辞典里，还未出现“民主集中制”这一概念。罗莎 · 卢森堡从另一个视角提出了列宁当时未曾想到的问题，她的意见中无疑包含合理的成分，尽管并不适合当时俄国党的情况。这说明，在党的组织问题上，既应肯定列宁关于集中制的思想基本符合俄国党的活动要求，也应看到列宁把集中制思想看作“唯一的原则性思想”，单纯强调集中制也是有失偏颇的。将“民主集中制”作为一个明确的概念和完整的组织原则，是列宁在1906年3月才提出的，他在《提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策略纲领》一文中写道：“ （1）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是现在一致公认的原则；（2）在目前的政治条件下实行民主集中制固然有困难，但是在一定范围内还是可以实行的。”[20]几年来，随着运动的发展，尤其是俄国1905年群众性的革命浪潮所提供的丰富经验，也包括吸收罗莎 · 卢森堡在1904年批评中的合理因素，列宁重视了党内民主和集中的有机统一，从而使党的组织原则更趋完备了。

此后，“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组织原则一直保留在党章中。可是，在革命时期，大多数布尔什维克领袖或流亡国外（如列宁、季诺维也夫），或流放边陲（如斯大林、斯维尔特洛夫），留在国内大城市坚持地下斗争的很少，加上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党的组织指挥系统常处于各自为政状态，又逢世界大战，使党的正常活动更难以开展，所以自1907年党的五大以后，至1917年7月召开党的六大，其间相隔10年之久，仅召开过三次代表会议。处在被隔离的秘密状态下开展革命活动，一般情况下只能实行集中制的组织原则。直到十月革命胜利、布尔什维克成为执政党以后，民主集中制问题才提上重要的议事日程。

可是，布尔什维克党取得执政地位后，立即面临国内外敌人的疯狂反扑，党不得不领导民众投入保卫红色政权的严酷的国内战争中。为了对付战争、饥荒以及迎面而来的各种危机，实行“战斗命令制”，各个领域、各个部门、全体党员必须绝对听从党的领导机关发出的命令，无条件地加以执行。1919年3月，俄共（布）八大通过的《关于组织问题》的决定说：“党正处在绝对需要有最严格的集中制和最严格的纪律的环境下。上级机关的一切决议下级机关必须绝对执行。每个决议首先是应当执行，只有在执行以后才可向有关的党机关提出申诉。”[21]在国内战争行将结束的时候，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仍强调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这种斗争必然是长期的、艰巨的，因此，“无产阶级政党的内部就必须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22]由于局势紧张以及传统阶级斗争观念的影响，列宁此时仍然强调高度集中和严格的纪律，在实践中也出现阶级斗争扩大化倾向。

值得注意的是，革命胜利后，随着党的执政地位的确立，列宁开始意识到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不能缺位，不论在党内还是党外，实行民主是调动群众积极性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于是他着手建立一些民主制度，但总的看来，民主制度缺失问题仍相当突出。

这里所讲的民主制度，包含两个层面：

其一，以政权的性质和功能而言，应建立和发扬苏维埃民主。列宁不止一次地说过，苏维埃政权是无产阶级民主的一种实现形式，“是对大多数居民即对被剥削劳动者的民主”，它所建立的各级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是“劳动群众自己的直接的组织，它便于这些群众自己用一切可能的办法来建设国家和管理国家”。他提出苏维埃政权应践行巴黎公社的两条原则，即公职人员实行选举制和撤换制，以及公职人员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以这两条原则作为苏维埃民主的标记。此外，苏维埃政权还应保障劳动群众享有居住权、受教育权、监督官吏的权利，及集会、言论、出版自由，等等。[23]新政权建立初期列宁对苏维埃民主的这些设想，无疑带有理想主义的浓重色彩。1921年党的十大曾通过一个实行“工人民主制”的决议，可是，由于当时党内派别斗争十分激烈，这一决议被长期搁置，未得到实施，并逐渐被遗忘。总之，列宁生前，由于受主客观条件制约，苏维埃民主制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其二，建立党内民主制度的几项举措。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走出地下状态，由一个从事秘密斗争的革命党变为一个大国的执政党，党的历史地位发生重大变化，党的使命和活动方式变得更为繁重复杂，其自身还面临着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和自身建设的任务，这一切都要求建立和健全党内民主制度和党内民主生活。执政初期，俄共（布）虽然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无数复杂的问题，但列宁对党内民主制度建设仍有一些重要的建树和探索，这是他留下的十分有价值的政治遗产。其中主要包括：（1）建立党代表大会年会制。党章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机关，党处在执政地位的时候，应当定期召开，以履行最高机关的职能。在执政初期，尽管工作繁忙，形势复杂，危机重重，但从1917年起，的确每年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一次代表会议，一直坚持到列宁逝世后的1925年。（2）在党的会议上可以发表不同意见和争论。列宁时期，每次代表大会前，大会报告都会发给代表审议，不同派别可以在会上做与主报告不同观点的副报告，代表们可以在不同意见之间进行比较、讨论、补充，最后进行表决，做出大多数人通过的决议，共同遵守和执行。地方各级代表大会也参照办理。这样做使党的会议活跃，可以充分发扬民主，也能正确集中，发挥民主集中制的积极作用。（3）党内有批评和反批评的自由。所有党员，不论是基层党员还是党的领袖，都一律平等。列宁是公认的党的最高领袖，他自己多次说过，不能把他与党中央“等同”起来，在讨论问题和提交表决时，他也只有一票的权利，他也必须服从多数人做出的决议。列宁生前以身作则，模范遵守民主集中制，不搞个人独断，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营造了健康的党内政治生活氛围。（4）加强和健全监察机关的职能。党处在执政地位的时候，要加强对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使用权力的监督和检查。在列宁最后的书信和文章中，对监察机关提出重要改进意见，强调指出，“应该‘不顾情面’，应该注意不让任何人的威信，不管是总书记，还是某个其他中央委员的威信，来妨碍他们提出质询”，[24]以加强监察机关的权威性。列宁提出的上述有关党内民主的举措，在苏维埃政权初创时期形势复杂多变的情况下，都较好地得到贯彻执行，实属难能可贵。当然也应看到，这些举措大多没有加以规范化和制度化，这样就很难长期坚持下去并不断加以完善。

第三，执政党建设中若干重要问题未能理清和解决。列宁晚年，随着党的执政地位趋于稳固，党的队伍不断增大，国务活动大量增加，党的建设在新形势下面临一系列新问题，但此时列宁已重病缠身，无力去解决这些问题了。此类问题很多，例如，在处理党政和党群关系上，党对国家实行全面领导，这意味着党与国家政权不是“平行”的组织和领导机构，列宁说过：“任何一个国家机关没有党中央的指示，都不得决定任何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党的决议“对于整个共和国都是必须遵守的”。[25]从政治原则上说，这是完全正确的。但党和国家政权毕竟是两个不同的系统并具有不同的职能，党的领导不能完全覆盖一切、包办一切，否则便是“党国同构”“以党代政”。因此，俄共（布）八大通过的《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中就认为：“无论如何不应当把党组织的职能和国家机关即苏维埃的职能混淆起来。这种混淆会带来极危险的后果。”“党应当通过苏维埃机关在苏维埃宪法范围内来贯彻自己的决定。党努力领导苏维埃的工作，但不是代替苏维埃。”[26]然而，党的职能和苏维埃的职能如何明确界定和划分，在一党执政的条件下是很难说清楚的，加上执政初期缺乏经验，国内战争时期又实行战斗命令制，一切权力都集中在党中央手里，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党政不分”“党包揽一切”的现象，以致把分配食品之类“具体的小事”都要弄到政治局去解决，正如列宁所说：“从形式上规定不许这样做是很困难的，因为在我国是唯一的执政党在进行管理，而且不能禁止党员提出申诉。于是一切问题都从人民委员会弄到政治局来了。”[27]对此，列宁不止一次地提出党政分工的原则，指出党不应对苏维埃“进行过分频繁的、不正常的、往往是琐碎的干预”，党的任务是解决大政方针问题，“对所有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总的领导”。[28]在一党执政条件下如何理清党政、党群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一个难题，列宁提出了一些解决这一问题的设想，但未能形成现实的制度和运行机制。

又如，执政党自身建设也是一个十分现实而迫切的问题。布尔什维克成为执政党以后，党员人数显著增加，苏联官方公布的资料显示，十月革命期间党员为35万人，到1920年3月已达61.2万人。[29]从新党员成分看，除一部分工人外，还有相当多的农民和小市民进入党内，使党的非无产阶级影响增大，而一些抱有个人目的的野心家、阶级异己分子也乘机混入党内。同时，执政党地位也使一部分党员干部滋生官僚主义、脱离群众、以权谋私等消极腐败现象。为此，列宁提出通过“清党”来纯洁党的队伍，加强执政党的自身建设。根据列宁的提议，1919年3月俄共（布）八大做出决议，对全体党员进行一次普遍重新登记，“把那些入党不是为了干革命而是为了捞取执政党好处的分子清除出党”，这次清党重点清除三种人：官僚主义者、异己分子、追逐名利者。这是苏共历史上第一次清党。第二次清党发生在1921年12月，此刻正处于从战争向和平建设转折的历史时期，这次清党的主要对象是混入党内的旧官僚、“非共产主义分子”、原孟什维克分子，等等。列宁时期的两次清党，每次都有10多万人从党的队伍中被清除出去。清党对纯洁党的队伍，增强党员的先锋队意识，加强党与本阶级和非党群众的联系，有一定效果。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比较突出的表现为思想上的清理和教育不够，侧重于组织上的清洗，清洗的标准又简单地以入党时间及出身成分为界限，清洗面过于宽泛，造成一定的消极后果。总的说来，列宁时期虽然已注意到执政党建设的重要性，但尚未找到合适的方法，也尚未建立起必要的制度。

人们通常把列宁缔造的布尔什维克称为“列宁主义的党”。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党，它的确利用当时特定的国内外条件，成功地领导了一场“政变式的革命”，从而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的胜利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影响力，这是无疑的。但领导这场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党，虽然具有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秉性，但由于革命时机来得过于仓促，在革命的理论准备、力量积聚、策略制定以及革命方式的选择等方面都显得不成熟。历史进程是无法改变的，政权落到了布尔什维克手里，它就必须实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担负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使命。可是，列宁生前未能完成这一政党功能的转型。苏共是列宁留下的最重要的政治遗产，后人如何对待这份遗产，只能由历史和实践来回答。

政治遗产的时代回应

怎样对待领袖人物的政治遗产，是一个复杂且敏感的问题。所谓政治遗产，通常指的是逝去领袖的治国治党理念、大政方针、目标模式及实现步骤，等等。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政治遗产的边界往往不那么清晰，有已经确立的，有未完成的，也有仅仅是一种意愿的；政治遗产不都是正面的，也有正误参半的，甚至有完全负面的；政治遗产是有时效性的，在某种条件下是正确的，是必须坚守的，在另一种条件下可能是应当改变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的还必须加以补充、修正和变动。总之，对于政治遗产应当持慎重的、有分析的态度，分清哪些该继承和坚守，哪些应改革或加以拒绝。笼统地、教条式地全盘接受是不可取的，简单地、轻率地加以抛弃也是错误的，取舍的标准要看其是否符合社会进步和事业发展的要求。那么，苏共作为列宁留下的最重要的政治遗产，后人是如何对待的呢？

我们先来看一看苏联。

1924年1月，列宁逝世。斯大林主持丧礼并在多种场合表示，要继承列宁遗志，做列宁的好学生。他还发表《论列宁主义基础》的演讲，树起列宁主义的旗帜，在众人看来，他成了列宁主义的传承人。然而，斯大林真的是列宁的好学生和列宁事业忠诚的继承人吗？我们不妨看看他对待列宁遗产的态度。

列宁缔造的布尔什维克党，十分重视思想理论建设，重视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国情及时代条件相结合。列宁去世后，当人们在怀念他丰功伟绩的时候，斯大林对列宁主义做了理论上的阐述，从此，列宁主义便成为苏共的指导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并列在一起，在苏联和共产国际各国党内被视为经典，广为流传。但斯大林时期，在宣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方面，苏联出现了教条化的严重倾向。本来，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充满生机、不断创新的科学，可是，斯大林当政时期，列宁主义变成写在教科书上的一个个教义式的结论，由斯大林亲自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尽管篡改史实、曲解经典、错误百出，却被推崇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的百科全书”。而斯大林则成了阐释列宁主义的最高权威，斯大林的言论也就成了列宁主义的“真理”。教条化的理论必然导致人们思想的麻木和僵化状态。此外，当时还以“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为名，扼杀科学创造精神，迫害有独立思考的学者，这造成苏联思想理论界万马齐喑的局面。

列宁晚年致力于通过新经济政策探索一条适合俄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一探索的要义是，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如何在共产党领导下、通过非资本主义的方式走出一条现代化的成功之路，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世界性难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这个问题，其他国家也没有先例。国内战争期间，苏俄实行严酷的军事共产主义政策，这一政策带有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一开始是因战争造成物资严重短缺而采取的不得已手段，但这种企图绕过商品交换、市场货币关系等“中间环节”，由国家直接组织生产和进行分配，运用简单化的命令式的手段，使俄国“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经济政策，被实践证明是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是错误的。因此，从军事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将党的工作重心转变到经济建设中来，不仅是一次重大的政策调整，也是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进行历史性转折的标志。列宁的高明之处，就是从被迫的“退却”中，通过新经济政策寻找一条落后国家“间接过渡”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可惜，列宁未能完成自己的探索，就溘然去世了。斯大林当政后，不但没有继续探索，反而匆匆宣布“抛弃”新经济政策，并通过国家工业化和农业全盘集体化的方式，建立起一个全面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被称为“斯大林模式”的体制虽然在一定时期内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但它从根本上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最终成为社会发展的体制性障碍，成为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

俄共（布）取得执政地位后，列宁意识到发扬党内民主的重要性，着手规范和建立在执政条件下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和原则。由于执政时间不长，经验缺乏，列宁生前制定的一些民主举措还只是初步的，需要在实践中不断修订和完善。如何处理民主与集中、民主与专政、党内与党外、个人与组织、领袖与群众等关系，有待理顺和规范化。可是，斯大林当政后，不但没有在健全党内政治生活方面做出努力，反而使权力日益集中到少数人乃至其一个人手里。原先规定的代表大会年会制，被随意改期；[30]随着反对派被逐一打倒，党内批评和争论荡然无存，“一言堂”的形成窒息了党内的民主生活；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不断升温，也使阿谀奉承、欺上瞒下、弄虚作假、告密诬陷等不正之风日益猖獗，毒化了党的政治生态，民主法制遭到严重摧残，产生了极其消极的后果。

20世纪20年代中期，局势趋于和缓，苏共党员人数增至近百万。党员队伍扩大，以及为适应党所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迫切需要从严治党，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可是，斯大林长期忽视党的建设，在他当政期间开展的三次“清党”，完全变了味，成为清除异己、消灭党内反对派的政治运动。特别是1935—1936年的最后一次清党，由于国家安全部门的介入，成为“大清洗”的前奏。而在“大清洗”中制造的冤假错案，使数以百万计无辜的干部群众蒙冤受屈，也给党的形象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

尤为严重的是，斯大林时期出现的大量异常现象，不仅与斯大林个人性格相关，而且变成一系列体制性的弊端，为日后苏共败亡、苏联解体埋下了祸根。

斯大林逝世后，苏共历届领导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清理了个人崇拜及其后果，但斯大林时期建立起来的政治经济体制基本没有改变，也没有对如何从严治党、加强执政党建设进行专题研究。党员人数不断增加，党的战斗力却日趋削弱，执政时间愈长，治国理政能力愈弱，越来越不适应时代的潮流；苏共越来越变成一个少数权贵掌控的官僚主义政党，丧失了无产阶级政党应有的战斗力，失去了自我净化、自我完善的能力，最终走上了败亡的不归路。

列宁的政治遗产，在20世纪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有着重大的影响。毋庸讳言，中国共产党是在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建立的，建党初期，中共在指导思想、组织原则、活动方式乃至战略策略的制定和运用等方面，都以俄共（布）为榜样，遵循列宁主义原则开展活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开创了以农村包围城市、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形成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策略，取得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改革开放以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冲破了封闭僵化的苏联模式，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征程。邓小平说过，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他搞了个新经济政策，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列宁探索落后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继续和创造性发展。

注释

[1]苏共创建时名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党的二大上形成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和以马尔托夫为首的孟什维克两大派别，据《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称，1912年两派彻底分手后成为两个独立政党。但有学者考查，1912年该党在布拉格代表会议上两派并未完全分手，直至1917年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后，两派正式成为两个独立政党。布尔什维克全名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而孟什维克仍沿用原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名称。革命胜利后，在1918年党的七大改名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共（布）”。1925年党的十四大，又改名为“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到1952年党的十九大，“联共（布）”改名为“苏联共产党”，简称“苏共”。由于苏共在不同历史时段采用不同的名称，故本书在使用这一名称时，有时使用“苏共”这一普遍的名称，有时则使用特定时期通行的名称，但不会混用不同时期不同的名称。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96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11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5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85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6页。

[7]经济派排斥以夺取政权为核心的社会民主主义政治斗争的任务，鼓吹“每个卢布工资增加一戈比，要比任何社会主义和任何政治都更加实惠和可贵”，“斗争不是为了什么未来的后代，而是为了自己本人和自己的儿女”，并提出“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等口号。参见《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3页。

[8]参见《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4页。

[9]参见《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11、312页。

[10]《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57页。

[11]《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8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73页。

[13]《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32—133页。

[14]参见《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06页。

[15]关于布尔什维克的党员人数，在革命胜利前根本无法提供精确的数据，1966年苏联官方出版的《苏联共产党历史》多卷本称1917年初为23600人，但学者认为只有1万人左右；四月代表会议期间，官方称有8万人，学者认为只有4万人左右。参见姚海：《俄国革命》，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92页。

[16]《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90页。

[17]《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9—140页。

[18]《列宁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36页。

[19]参见《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01页。

[20]《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14页。应该说明的是，“民主集中制”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孟什维克于1905年11月提出的，随后列宁接受了这个概念并将其作为党的组织原则。有学者认为“民主集中制”应为“民主的集中制”，两者含义有所差异。笔者认为不宜纠缠于概念的释义，而在于政治实践。

[21]《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1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567页。

[22]参见《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54页。

[23]参见《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05—607页。

[24]《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82—783页。

[25]参见《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7页；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5页。

[26]参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1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571页。

[27]《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6页。

[28]《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64页。

[29]参见《苏联各族人民数字与事实》（中文版），莫斯科新闻出版社，1987年，第11页。

[30]1925年联共（布）十四大后，1927年召开十五大，时隔两年；1930年召开十六大，时隔三年；1934年召开十七大，时隔四年；1939年召开十八大，时隔五年；1952年召开十九大，时隔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