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那时候我开始在智利天主教大学工作。那个阶段我开始出版自己的首批诗作，然后是我的第一批书评，还有关于圣地亚哥城文学界动态的札记。现在我这样子倚着手肘侧躺着，伸长了脖子，回忆着。恩里克·林恩[59]，那个时代最耀眼的文人，还有贾科内[60]，乌里韦·阿尔塞[61]，豪尔赫·泰列尔[62]，埃弗拉因·巴尔克罗[63]，迪莉亚·多明戈斯[64]，以及卡洛斯·德·洛克哈[65]，青年黄金一代啊！几乎所有人都深受聂鲁达的影响，除了少数几个受到尼卡诺尔·帕拉[66]的影响，或者说是拜倒在后者的权威之下。我还记得罗萨梅尔·德尔巴列[67]。是的，我认识他。我对他们所有人做出评论：罗萨梅尔，迪亚斯·卡萨诺瓦[68]，布劳略·阿雷纳斯[69]以及他那些同属于“曼德拉草”文学团体的伙伴们。泰列尔和那些来自智利多雨南部的年轻诗人们。50年代的小说家们，多诺索[70]，爱德华兹[71]和拉弗卡德[72]。他们都是好人，全是才华横溢的作家。还有贡萨罗·罗哈斯[73]和安吉塔[74]。我对曼努埃尔·罗哈斯[75]做了评论，也对胡安·艾玛尔[76]、玛利亚·路易莎·邦巴尔[77]和玛尔塔·布鲁内特[78]发表了见解。我还在对布莱斯特·加纳[79]、奥古斯托·哈尔玛[80]，还有萨尔瓦多·雷耶斯[81]的作品所作的研究和注释上署上大名。然后我做出一个决定，也许在更早之前我就已经决定了，应该是在更早的时候吧，在现在这一刻我的一切记忆都显得模糊而混乱，总之当时我决定应该为自己的文学评论作品采用一个笔名，然后用真实姓名来发表我的诗歌。于是我就使用了“H.伊瓦卡切”[14]这个笔名。渐渐地，H.伊瓦卡切开始比塞巴斯蒂安·乌鲁蒂亚·拉克鲁瓦更加出名，这一点使我感到惊奇，同时也使我感到满足，因为乌鲁蒂亚·拉克鲁瓦是在为未来酝酿一部满怀野心和抱负的诗歌创作，这一著作只有伴着岁月的沉淀才能逐渐实现，它将用一种在智利没有别人在使用的韵律写成，我在说什么呢！应该是用一种在智利从未有人使用过的韵律写成；而与此同时，H.伊瓦卡切所做的则是阅读，然后大声解释这些读物，正如费尔韦尔从前所做的那样，努力诠释我国文学，用理性的方式，给人们带来启蒙，但是同时笔调温和隐忍，就像死亡的海岸线上一座灯光微弱的灯塔一样。而这种纯粹性，这种修饰有伊瓦卡切隐忍的笔调，却又不会因此削减其可敬程度的纯粹性，无论是从字里行间还是从其整体而言，伊瓦卡切这个笔名，无疑都是自我剥离以及理性的一场活生生的演习，也就是说，从公民意识而言，它将能够以其他任何一种手段都无法企及的力量来启发乌鲁蒂亚·拉克鲁瓦的创作，后者正在逐字逐句地被构思出来，伴随着这一双重身份所带来的金刚石般坚不可摧的纯粹性。说到纯粹性，或是以纯粹之名，某个下午，在萨尔瓦多·雷耶斯先生的家里，当时还有五六位其他客人，费尔韦尔也是其中一员，萨尔瓦多·雷耶斯表示在欧洲他所认识的最为纯粹的人之一当属德国作家恩斯特·荣格尔[82]。费尔韦尔显然是知道这段往事的，但是他希望我能从萨尔瓦多先生本人口中去得知，所以他要萨尔瓦多向我解释他当时是如何以及在何种形势下认识荣格尔的。然后萨尔瓦多先生就在一把带有描金边饰的大扶手椅上坐了下来，并说那是发生在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是在巴黎，“二战”期间，当时他被派驻智利使馆。接着萨尔瓦多提到了一场宴会，现在我也记不清那是在智利使馆，还是在德国使馆，又或者是在意大利使馆举行的了，他提到了一位美丽的女士，后者问他是否希望被引见给那位著名的德国作家。萨尔瓦多先生，我估计他当时应该还不到五十岁，就是说要比现在的我要年轻得多也精力充沛得多，他回答说是，我非常乐意，乔万娜，请把我介绍给他吧。于是那位意大利女性，那位对我们的作家兼外交官萨尔瓦多先生颇具好感的意大利女公爵或是女伯爵，带着他穿过好多间大厅，它们就像是瓣瓣绽放的神秘玫瑰一般，一个接着一个依次开启。接下来他们抵达了最后那间大厅，那里有一群德意志国防军的官员还有几位平民，而众人关注的焦点是荣格尔上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雄，也是《钢铁的暴风雨》《非洲游戏》《在大理石危岩上》和《赫里奥波里斯》的作者。在听了一会儿这位伟大的德国作家的言谈之后，那位意大利女亲王着手把智利作家兼外交官萨尔瓦多介绍给荣格尔，他俩用法语交流起来。接下来，很自然地，出于礼貌，荣格尔问我们的作家，是否能找到其著作的法语版本，萨尔瓦多随即快速地给出了肯定的答复，没错，他有一本书已经被译成法语了，如果荣格尔想要读的话，他将十分荣幸能将其馈赠给他，荣格尔露出了满意的微笑，他们互换了名片，并约了一个时间一起吃晚饭，或是午餐或早餐，因为当时除了那些每天都有可能冒出来的、将会无可避免地打乱任意一个事先许下的约定的意外事件，荣格尔的日程表也已经安排得很满，充满了各种不可拒绝的约定。萨尔瓦多说，至少他俩预约了一个日子共进下午茶，一顿智利下午茶，这将使荣格尔得以了解智利下午茶有多么精美，让他不会产生我们智利人依旧处于用羽毛装饰身体的原始状态的印象。接下来，萨尔瓦多先生就向荣格尔告辞，他和那位意大利女伯爵或是女公爵又或者是女亲王一起，再次穿过那些相互连通的大厅，它们就像神秘的玫瑰花一样，第一朵向第二朵绽开它的花瓣，而后者又向下一朵绽开，然后一直到时间的尽头，同时他们用意大利语谈论着但丁和但丁的女人们，不过在这个情况下，我想说，从谈话的本质而言，谈论邓南遮[83]和他的妓女们也是一样的。几天之后，萨尔瓦多和荣格尔在一个危地马拉画家藏身的阁楼里相遇了。巴黎被占后，那位画家无法离开那里，萨尔瓦多间或会带上各种食物去看望他：面包和肉酱，一小瓶波尔多红葡萄酒，一公斤用粗纸包起来的意大利面，茶叶和糖，大米、油还有卷烟，其他一切他能在使馆的厨房或者是黑市里找到的食物。而这个承蒙萨尔瓦多救济的危地马拉画家却从来不曾向他致谢，即使萨尔瓦多带去一罐鱼子酱、李子酱和香槟，他也从未向他表示过感谢，没有说过一次“谢谢，萨尔瓦多”或是“谢谢，萨尔瓦多先生”，甚至于，在某次看望过程中，我们这位可敬的外交官带着他的一本小说，原本是准备送给另外一个人的，她的名字出于谨慎最好还是不说为妙，因为那是一位已婚人士，当时萨尔瓦多一看到那位危地马拉画家是如此潦倒，当即决定把那本小说送给他，或是借给他。一个月后，当萨尔瓦多再次去看望那位画家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那本小说，依旧被放在当时的那张桌子（或是椅子）上。当画家被问及他是否不喜欢这本小说，还是恰恰相反，他已经在其字里行间找到了阅读的乐趣的时候，画家本人却是一副中气不足、无精打采的样子，正如他平时所一贯表现出来的那样，勉强做出回答，表明自己根本就没读过那本书。对此，萨尔瓦多先生说，带着一种作家们所固有的沮丧感（至少智利和阿根廷作家们是那样子的），他发现自己处于这样一种窘境：因此，其实你不喜欢这本书。危地马拉人则回答说那本书既没有使他喜欢也没有使他讨厌，他单纯就是没有看而已。然后萨尔瓦多拿起他的书，发现封面上积了一层灰，就是书本长久不被使用时上面通常会积上的灰尘（其他东西也一样！），于是在那一刻他明白了危地马拉人所说的是实情，从那以后他就不怎么把那位画家放在心上了，一直又耽搁了至少两个月才再次出现在那间小阁楼里。这次他现身的时候，那个危地马拉画家看上去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为消瘦，就好像在过去的两个月里，他一口饭也没吃过似的，仿佛他就想要一边凝视着巴黎的街景一边放任自己慢慢死去似的。他受到疾病的折磨，在那个时候有些外科医生把它称为抑郁症，现在则被叫做厌食症，患者主要是一些年轻女人，那些在圣地亚哥城虚幻的街道上被肆虐的风儿吹过来又吹过去的小萝莉们。但是在那些年，在那个屈服于日耳曼民族统治之下的城市里，藏身于阴暗的、高耸的阁楼之上的危地马拉画家所患的病，在当时还不叫厌食症，而被叫做抑郁症，拉丁语叫做morbus melancholicus[84]，它被认为是一种专门攻击怯懦者的疾病。当时萨尔瓦多·雷耶斯，也可能是费尔韦尔，不过如果是费尔韦尔的话，那要等到很久以后了，提到了罗伯特·伯顿的大作《忧郁的解剖》，那本书非常准确地描述了这一疾病的各个方面。在那一刻，所有在场的人都沉[85]默了，我们用一分钟的时间默哀那些无法抵挡黑色胆汁影响的人。然而，如今黑色胆汁正折磨着我，使我感到无力，使我在听到那个业已衰老的年轻人的话语时几乎要号啕大哭！当时，当我们集体默哀的时候，我们几个仿佛在偶然之间结成了一种紧密的联盟，就像是从某部无声电影中截取出来的一个画面似的，一片白色的屏幕，实验用的试管和蒸馏瓶，烧毁了的、烧毁了的、烧毁了的电影胶片。在那个时候，萨尔瓦多说到了谢林[86]（据费尔韦尔说，他从未读过他的作品），谢林把抑郁症说成是无限的渴望——就是德语中的“Sehnsucht”（欲望）一词；萨尔瓦多还讲述了神经外科所使用的干预手段，在那里，医生们切断病人脑部连接丘脑和脑前额大脑皮层的神经纤维。接下来，萨尔瓦多又开始继续讲述那个瘦削的、呆板的、佝偻的、虚弱的、羸弱的、干瘪的、苍白的、发育不全的、憔悴的、软弱的、瘦小的危地马拉画家。总之，当时他的消瘦程度使萨尔瓦多大吃一惊，内心暗忖：那谁谁谁，某某某，或是那个中美洲画家的名字，你都已经到这种程度了！随即萨尔瓦多作为一个善良的智利人，他的第一冲动就是邀请画家去吃晚饭或者点心，但被拒绝了，后者辩称那是由于在那个时间出门对他而言有点不大那个啥（我也不记得了），然后我们的外交官萨尔瓦多先生对着天空，或者是天花板，大喊了一声，接着问画家他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再也没有吃过东西了，危地马拉人说没隔多久。没隔多久是多长时间？他自己也不记得了。萨尔瓦多先生倒是还记得这么一个细节：他说完话，然后把带来的一点点食物放到灶旁的那个橱柜里去，也就是说，当时寂静开始再次笼罩危地马拉人落脚的小阁楼，并且萨尔瓦多先生的存在感开始变弱——他忙于整理食物，或是第一百次观看四面墙上挂着的画作，又或者忙于坐下来思考、抽烟，蓄意地或者说是漠然地任由时间流逝（这种毅力只有那些从事外交这一行或者在外交部已经工作了很长时间的人才会拥有），那个危地马拉人则一直坐在另外一把椅子上，刻意地坐在唯一一扇窗户旁边。当萨尔瓦多先生坐在房间尽头的那把椅子上，观看着自己的灵魂活动的景象虚掷时光的时候，那个忧郁的、佝偻的危地马拉人，则凝望着巴黎街头常见或者罕见的各色风貌消磨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