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国关注的重点

如前文所述，虽然美国不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但是其全球性影响力以及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和重要性都决定了“一带一路”倡议规划必须考虑美国的角色，顾及美国的利益和反应。目前，从中国方面来看，“一带一路”倡议并没有设立国别范围，更不会搞排他性制度设计。事实上，在中国政府于2015年3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的官方文件中，即写明了要坚持开放合作、和谐包容、市场运作、互利共赢的共建原则，强调“一带一路”相关的国家基于但不限于古代丝绸之路的范围，各国和国际、地区组织均可参与，让共建成果惠及更广泛的区域。可以说，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大门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域外国家始终是敞开的，并不具有排斥特定国家的意图。

然而，就美国方面而言，进入21世纪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在全球的实力地位日益凸显，相对而言，美国掌控世界政治和经济事务的能力则有所下降。中美两国的实力对比正在朝着不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这使得美国社会看待中国的心态发生了明显变化，对华防范心理和危机感骤升。正如有学者所言，冷战后美国的“超强”状态使其难免产生超强者特有的那种对权势分散化的强烈戒心甚至过头恐惧，尤其是当这种趋势出自非西方大国时，美国的这种心态将会更加严重。基于此，面对中国在21世纪推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尽管美国国内也不乏一些客观、理性、合作的声音，但是各界整体上对中国的意图还是存在较大疑虑，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拓展国际影响力的战略工具，将为中美之间带来更广泛的竞争，并会威胁到美国在欧亚大陆的利益和领导地位。

中美两国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不同看法无疑会置中国于两难境地：一方面，中国欢迎美国以积极、建设性的姿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因为没有美国参与的“一带一路”计划是不完整的，并且“一带一路”沿线的一些事务在事实上也离不开美国的支持与合作；另一方面，中国又忌惮“一带一路”倡议遭遇美国的破坏和阻力，担心其插手或阻挠“一带一路”项目的实施，甚至拉拢、离间有关国家，排挤、抵消中国的合理存在。因此，如何破解“一带一路”上的“美国风险”，推动其扮演积极角色而非充当麻烦制造者，就需要加强以下重点工作。

一、梳理观念市场引导美方树立“共同事业”意识

所谓观念市场，是指一国民众对他国形象和行为形成的一种集体认知，它既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目前，既然美国社会普遍存在着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误解和认知偏差，那么中国就应当积极通过各种渠道对美开展公共外交，扭转美国对华“一带一路”倡议认知的负面“观念市场”，不断向美国各界阐释“一带一路”倡议的开放性、合作性、包容性和共赢性，进一步淡化该倡议的“抗美”色彩和战略属性。同时，在塑造美国“观念市场”过程中必须遵循审慎的原则。一方面，要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恰当表述中国的愿景，不宜夸大“一带一路”倡议的作用，避免给人以浮夸之嫌；另一方面，要注意倾听美国各界的不同声音，尤其是要学会换位思考，汲取美方有益的质疑和善意的批评，这样才能有针对性地进行对美舆情疏导，取得增信释疑的效果。此外，还要逐步引导域内外国家树立起“我们的事业”意识，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外界强调，中国方面的相关战略规划只是“一带一路”整体事业的一部分，而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中国与合作国家共同的战略规划。

二、打造吸引美国合作的示范工程

众所周知，“一带一路”横贯欧亚大陆，覆盖区域人口规模庞大，沿线各国在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宗教信仰、文化传统以及对华亲疏关系等方面都存在诸多差异，这意味着其在推进过程中必然会面临众多潜在的地缘、安全、经济、法律甚至道德风险。不仅如此，“一带一路”建设的内容也极为庞杂繁多，不仅包括政策协调、经济贸易、基建投资、人文教育等方面，还涉及交通物流、能源资源、产业合作、科技交流等领域。建设内容的繁多固然有利于多样化选择，但同样也会给实际操作带来选择性难题。由以上可知，“一带一路”倡议将是一项长期、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笔者建议中国遵循“轻重缓急、先易后难”的顺序原则，优先从那些风险最小、最能体现互利共赢和最容易取得成效的国家和项目入手，在“一带一路”沿线打造若干个共建、共享的“示范工程”，让美国在内的域内外国家切实领略到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正面价值，从而吸引它们认可或加入“一带一路”事业。显而易见，一旦美国的抵触情绪得到化解，开始发挥“带头”作用，那么其他还处于观望中的外围国家或将陆续跟进，这无疑有利于“一带一路”倡议规划的整体性推进。

三、争取与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对接

目前，虽然美国倡导的“新丝绸之路”计划也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例如地区内相关国家基础设施滞后、基建资金匮乏、相互信任缺失以及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威胁等，但是美国从未放弃该计划。事实上，2015年1月美国负责南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比斯瓦尔就“新丝绸之路”发表的演讲中还声称这一计划是“奥巴马政府对该地区持久承诺的体现”，强调“在该地区内扩大贸易联系并通过巴基斯坦和印度将其引向南方，将会起到‘游戏改变者’的作用。通过连接新的市场，这种贸易联系还会促进地区内的政治稳定以及激励各国合作共同应对挑战”。更为重要的是，美方深知中国在“后阿富汗”战争时代所享有的地缘政治和经济优势，因而一再表示中美两国的“丝绸之路”计划并非竞争关系，美国鼓励中国在地区稳定和经济重建等方面发挥独特的作用。上述认知显然为中美两国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创造了巨大的合作空间。基于此，中国应积极寻求将“一带一路”倡议与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进行对接，寻找两国能够深度合作的领域和项目，扩展共同利益，避免双方陷入恶性竞争的旋涡。

四、妥善处理好周边海洋争端

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规划中，海洋争端始终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议题，也是中国所遇到的一个“成长的烦恼”，处理不当将会直接影响到“一带一路”的建设，尤其是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成效。以南海问题为例，众所周知，东盟是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关键“枢纽区”，争取东盟国家的支持和参与，对于海上丝绸之路的顺利推进至关重要。然而，由于中国巨大的“块头”和强健的“肌肉”，其在南海争端上的正当维权行为很容易被外界和周边小国炒作为“海上威胁”，也更易于引起国际社会较多“关注”。其结果是，中国与越南、菲律宾等东盟部分成员国之间的海上争端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很可能会外溢至中国—东盟整体关系中，从而危及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还值得警惕的是，当前东亚地区逐步形成了“经济上依靠中国，安全上依赖美国”这一经济中心与安全中心相互分离的二元格局，一些东南亚国家希望在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红利的同时，为自己购买“安全再保险”，持续强化与美国的安全关系。在此结构下，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海洋争端或将成为美国离间中国与“一路”沿线国家关系、曲解海上丝绸之路本质、破坏“一带一路”建设的工具。因此，中国未来需要妥善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海洋争端，不断加强与周边国家之间的沟通和政治、战略互信，防止它们沦为美国制衡中国的棋子。

五、坚持市场机制主导地位

毋庸置疑，“一带一路”走出去的主体是资本、企业，而不是政府，其推进过程中需要遵循国际通行规则，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政府则在外交倡议、宏观布局、信息传递、平台建设、海外保护、合作机制以及政府间融资机构建立等方面扮演引导和保障角色。换言之，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应当遵循政府搭台、企业唱戏模式，用足用好市场力量。与此同时，多元化的参与也是“一带一路”建设成功的前提条件之一。在“一带一路”建设所涉及的众多跨国、跨地区项目中，中国不应当仅仅诉诸双边途径，而是应该通过多方参与实现“多渠道融资、多样化所有权”。具体来看，政府不仅要创造条件引导国内企业（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资本）跟进，鼓励它们落实“亲诚惠容”理念，服务于经济外交目标，还应当为包括美国在内的域外企业提供公开、平等的参与机会，促进各企业根据产业链分工合作，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美国的政治就是做生意”，如果能够通过市场机制吸引美国企业广泛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那么赢得美国政府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可也就为期不远。

六、注重与美国主导的国际机构合作

随着亚投行、丝路基金等“一带一路”融资机构的创建，其必然会面临如何与现有的、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和平共处”的问题。不可否认，亚投行与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等机构存在竞争的一面，但亚投行不应也无法取代后两者的地位。事实上，双方更多的是一种互补关系，都是为亚洲国家的经济发展发挥作用。正如2015年3月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所言，由于定位和业务重点不同，亚投行与现有多边开发银行是互补而非竞争关系。亚投行侧重于基础设施建设，而现有的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多边开发银行则强调以减贫为主要宗旨。反过来讲，如果中国推动亚投行与现有国际金融机构进行竞争，那么这不仅会收窄亚投行的融资渠道、弱化其信贷标准，不利于亚投行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还会引来美国、日本等国家的对抗，继而导致“一带一路”融资项目频频被“政治化”，成为一场场国际政治博弈。因此，在“一带一路”建设项目实施过程中，亚投行应注意与美国主导的现有国际金融机构进行协调合作，以化解多边阻力和政治风险。此外，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机构才刚刚起步，还处于经验摸索阶段。它们无论是在当前“建章立制”，还是在未来促进自身科学决策和高效运行等方面，都存在着向现有国际同类机构借鉴和学习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