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经济全球化的二次松绑下贸易流量和流向变化
随着越来越多的公司甚至是中小企业融入到经济全球化之中，全球价值链正在显著地改变经济全球化的性质。Richard Baldwin（2011）将经济全球化的二次松绑归因于蒸汽机革命和信息通讯技术革命。蒸汽机革命使区域内和区域间的运输成本大大降低，各个区域按照比较优势从事生产和贸易，区域内通过分工形成大规模生产，这个阶段从20世纪20年代一直延续到90年代，其表现为国际运输成本不断下降，货物贸易不断增长。
因此，经济全球化的第一次松绑推动了全球货物贸易的快速增长，国际投资相对比较少，与此对应的是以货物贸易自由化为主的多边贸易谈判的全面推动。从1947年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的签订到1989—1993年的第八轮乌拉圭多边贸易谈判，其重点都是围绕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展开。
经济全球化第二次松绑是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信息通讯技术引起的国际产品分拆活动。信息通讯技术使国际分拆活动协调其地理分布成为可能，因此只有当协调或交易成本（通信、信息和治理成本）低于预期的成本优势时，全球价值链才能得以发展。这样，按照比较优势形成了中间品的全球分布，这种分布一方面使贸易结构发生变化，中间品贸易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货物。1990年以来，中间品贸易增长迅速，1995年，中间品贸易额达到2.8万亿美元，超过全球贸易的50%。中间品贸易在经过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冲击和2001年“911事件”影响的跌宕起伏后，自2002年开始进入快速增长阶段。2003年至2008年期间，世界中间品贸易年增长速度超过15%。其中，中国、印度、巴西的中间品贸易增长速度最快，中国、印度、巴西在这五年期间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达到29.55%、23.15%和22.37%。
经济全球化的第二次松绑使国际货物贸易与国际投资之间出现了互补关系和替代关系并存的现象，形成了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双增长（见图2-1）。图2-1中，世界货物贸易在1990到2014年的平均增长率是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的二倍。Hoekman（2015）分析全球贸易对GDP比例的变化趋势发现，贸易对GDP的比例从1960年的25%提高到现在的60%，而这一比例自2008年以来几乎保持不变。他进而指出，如果近年贸易低速增长的态势延续下去，那么60%将成为世界经济的“贸易峰值”。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进一步的技术突破，全球产品分拆形成的中间品贸易在2008年达到极限。
图2-1 世界生产总值增长率与贸易增长率（1995—2015年）
从国际投资角度看，国际分拆活动使跨国公司按照不同的要素禀赋进行中间品的投资，这种投资反过来又增加了中间品之间的贸易，正是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全球的新一轮产业分工，使20世纪90年代成为国际直接投资在全球扩张的黄金时期。进入21世纪后，受美国经济衰退、“911事件”等因素影响，外商直接投资（FDI）经历2000年、2001年、2002年连续三年的低迷后，又迎来五年的快速增长期。2008年，FDI同样受到重创，FDI流入存量出现前所未有的超过10%的负增长。尽管FDI在危机后两年快速恢复，但是未能延续危机前快速增长的趋势，在2011年和2012年出现低于10%的增长速度，尽管2013年在美国FDI流入大幅增长的带动下，全球出现超过10%的增长速度，2015年全球FDI流动达1.76万亿美元，同比上升38%，其中，跨国并购交易金额达7210亿美元，绿地投资宣布金额达7660亿美元。
信息与通讯技术带来的经济全球化第三个方面的表现是商业模式的变化，企业对企业（B2B）和企业对个人（B2C）成为国际商业模式的主流。首先，全世界互联网用户快速增长，平均渗透率达到49.2%，而在比较发达的地区，例如欧洲、大洋洲等地区，渗透率更高；其次，企业之间更多地使用互联网，从实体供应链转化为电子供应链；最后，形成了为企业和消费者提供服务的互联网企业，例如跨境电子商务企业（阿里巴巴）等新型网上货物交易企业。
全球二次拆分对贸易流量的影响是货物贸易并不仅仅取决于贸易双方的市场容量和收入差距引起的比较优势贸易，同时取决于全球二次松绑带来的中间品多次进出产生的贸易量。因为中间品贸易已经占货物贸易的60%—70%，对贸易流量产生影响的不仅仅是原油等初级产品和最终品，主要是中间品贸易。由于贸易流量的影响必然引起对贸易流向的影响，这种贸易流向主要取决于中间品在各国之间的进出次数，换句话说就是全球价值链的参与程度，参与程度越高，对贸易的流向影响就越大。从1990年至今，我们发现，有些国家的贸易增加值在不断提高，而有些国家的贸易增加值却在下降，这会对贸易流向产生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