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8月30日 晴

这是很长的一天，我们追着太阳飞，从地球的这端到了那端。今天有三十九个小时。

北京——上海——东京——旧金山。

萧乾伯伯招呼我过去看富士山，他是应爱荷华大学邀请去讲学的。很幸运与他同行。我、妈妈、吴祖光伯伯一行三人均不懂英语，而萧乾伯伯则有一口漂亮的剑桥英语。原先并不知道和他同路，紧张得很，身边放了两部沉重的字典：《英汉词典》和《汉英词典》。现在好了，可以一身轻松地去看富士山了。

一片云海，云海中有一座小小的岛——这便是富士山了。

现在我在旧金山。

下了飞机等行李，等到了行李又等办入关手续。手续办了很长时间，那位海关工作人员奇怪我姓王，妈妈却姓茹，问我结婚了否？是姓丈夫的姓？我说结婚了，仍姓自己的姓。他始终也没明白过来。

中领馆的陈领事来接，萧乾伯伯的朋友来接，吴祖光伯伯的朋友也来接。行李多，人也多，手忙脚乱。一个十来岁模样的男孩子冲着我一笑，便从我手里接过了行李车，另外又有几个孩子一拥而上，接过了我们的行李，真是势不可当。我们表示不需要他们帮忙，他们就对我们笑，却并不松手。行李多，车子不够，要叫出租车；谁上谁的车，需要分配安排；人多，口杂，好一阵忙乱，孩子们则已经镇定地挣得了每人一元的小费离去了。

这几天，过路客人多，大使和大使夫人也来了旧金山，领事馆住满了，只能住在领事馆附近的一家台湾人开的小旅馆。

晚上，莫名其妙地被请吃饭。过后才知道，是吴祖光伯伯的朋友画家侯北人先生作东。在一家中国餐馆，老板姓田，是山东人，今天特为我们开店办席，办了两大桌，团团地坐满了人——有一位赵伯溪先生和他的太太。他是一个豪爽的先生，喜爱戏剧，主持了一个“海运”剧社，今年还去中国演出了一趟。今天除了他，还来了好几位剧社的先生、太太。有陈若曦女士，她是久已闻名的了。有《蒋经国传》的作者江南先生……另外，还有一位从北京来的音乐家魏立。

她，是我知道的，是我国少有的年轻女指挥中的一个。记得她原是铁路文工团的，一九七四年，她们团曾经来徐州演出，我当时尚在徐州文工团拉大提琴，曾坐在剧场，看见过她指挥乐队的背影。不曾想，将近十年之后，在这里面对面地坐在了一起。她看到我很亲热，说：“原以为这里遇不到一个熟人呢！”她一直和我坐在一起，告诉我怎么要汽水，要说：“Seven up”；告诉我千万别在美国客气，美国人不懂客气；告诉我她在这里的生活；还告诉我，她来这里三年得到的一个体会是：“一个艺术家，第一要有祖国，第二要有世界。”

“第一要有祖国，第二要有世界。”我重复了一遍，使劲点点头，我想我是很早就懂得了。

从饭店回到旅馆，便试着给周海瑞打电话，这电话号码是我来美之前他写信告诉我的。可我不相信能找到他，因为我们十几年没见面了啊！可是，电话通了。

“我找周海瑞。”我说。

“是王安忆吧！”他大声说，一下子就猜出是我，那也许是因为——我想——现在，这个地方，不会有人知道他小时候的名字了。六六年，他把这名字改了，因为他发现他居然和“海瑞罢官”的海瑞同名。当他改了名字之后，我们就再没接触过，所以，我只知道他叫周海瑞。

“我在旧金山。”我说。

“真的？在什么地方？”

“我也说不出来，我把字母念给你，你自己拼吧。C，H，A，R，L……”

“哦，和我是一条街，你那里是同性恋区。再过半小时，我就到你那里，我借一辆车，带你去兜兜。”

过了半小时，他来了，还带着他弟弟，一个复旦大学外语系毕业生。他好像变了，又好像没变，因为，我实际已经有点记不清他的模样和声音了。

我们走出旅馆，门口站了几个年轻人，挤在一起，好像在商量什么。其中一个把上衣脱掉，露出裸着的背。我看看他们，问周海瑞：“他们在干什么？鬼鬼祟祟的？”他回头看看：“没干什么。外国人的怪样子多呢，你很快就会看惯的。”街上很静，人不多，汽车静静地然而飞快地流过去，那气氛总有些神秘。“这里是同性恋区？”我问。“是的，那几家酒吧和咖啡馆里全坐着同性恋。”“挺可怕的。”“你不必害怕。同性恋区的治安最好了，他们决不伤害别人。他们都是上等人：律师、医生、艺术家。他们不会来碰你的。”“那么别人也不碰他们了？”“旧金山的副市长就是同性恋，他得了好多同性恋的票数呢。同性恋在这里能受到保护，所以外面有些同性恋也迁到这里来。”“在别的城市，同性恋要受到干涉吗？”“那也不，这是他们自己的事，谁管得着。不过，最近发现了一种同性恋的性病。很讨厌！我们这是去金门桥。”“好的。”

金门桥，是太平洋和旧金山海湾的分界线，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孔桥。我们停了车，走上了桥。已是十二点了，雾气很重，风很有些寒意了。“这里很凉快。”我打了个寒战。

“你冷了。”他们都笑了。“这里的气候很好，冬暖夏凉。”

走着，走着，走不过去了。桥的人行道被一扇铁门拦住了，可是人行道旁边的车道却畅通着，汽车静静地、飞快地流过去。“我们下了车道绕过铁门再上人行道吧。”我建议。

“不行不行，这怎么行！”他们异口同声说，带我折回了头。“这是规定。”

“可是并没有人看着呀！”我强调理由，然而回头看看，铁门那边的人行道上，果然没有一个人影。

他们带我去渔人码头，唐人街，百老汇……店铺里亮着灯，却关着门，街上很少有人。一家店门口，有一个穿着笔挺西装的男人来回踱着，慷慨激昂地说着什么。“是神经病。”他们告诉我。“哦。”“美国神经病很多。”我回头看看，他挥着手，还在演讲。“美国最有钱的是医生，医生中最有钱的是精神分析医生。”“这恐怕是一门很先进的学科。”“我看并没什么了不起，只不过是有耐心听病人啰唆，发牢骚。比如，一个人心里有什么不愉快了，便找精神分析医生诉说一番，说出之后自然畅快一些。”“那他何必花钱找医生呢？”“找谁呢？谁有时间去听他的废话，大家都很忙。”

马路对面，有个男人大声地吆喝着。“他好像是在叫我们。”我说。他们停下脚步听了一会儿，都笑了。“干什么？”我追问。“那是表演脱衣舞的地方，他正在拉人进去看呢。”我很好奇，“我们能进去看吗？”“你吃得消？”他们俩都有些吃惊地看着我，我有些害怕了：“那么算了。”

“该回去了，一点了。”

我们找了车，上车了。

“我们明天一早就走了。”我告诉他。

“还来吗？”

“回国总是从这里走。”

“能多呆几天吗？”

“我想能的。”我说，“我们的同学，有到过这里的吗？”

“没有，从来没有。”

“……你还记得她吗？”我提起一个同学。

“当然记得。”他兴奋起来。一连串地想起了很多同学，有的在上大学，有的大学毕业了，有的去了香港，有的在黑龙江和农民结婚了，还有两个，早早地死了：一个是肝癌，一个是脑膜炎……

“我们已经十几年没联系了。”

“十几年了。”

这时候，我清清楚楚地记起了他的样子和声音。他是我们班上威信极高的中队长，他总是那么严肃，甚至说相声的时候也十分严肃，然而大家仍然报以热烈的笑声和掌声，因为他有着极高的威信。

飞机下降时，耳膜受到压力，听人说话、自己说话，像隔了一层云雾，朦朦胧胧。旅馆的地、墙、天花板，全是塑料似的材料制作的，一间屋子像个玩具盒子，渔人码头的售货亭前坐了一个女人，那发色、肤色，完全像个假人，而她却是真的，走到她跟前，她忽然动了起来。这一切，都给人一种恍若梦中、不真实、不确切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