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7日 晴

夜里很冷，几乎是冻醒过来的。又没有勇气从床上起来关冷气，因为我害怕接近冷气机。然而不去关它，它就将继续制造冷空气，下了半天的决心，才爬起来关了它。我发现我们屋里的冷气机，在天热的时候不起作用，天冷了才起作用。真可气。

下午却又热起来，热极了，据说有八十几度。我不知道华氏八十几度等于摄氏多少，只觉得相当的热。

和Esther在门口等车，大家一起去参观校园——也就是参观爱荷华城，这是个大学城，一半以上的人口是大学生。一些学生在长跑，一些学生骑自行车飞驰而过，远远的，河上有几只小船在漂。

“这里的大学生老是玩，从来没见他们学习，像你边上的这个人，我很少见到。”我说。

Esther回头看看她边上的人——一个皱紧眉头翻看卡片的男孩子：“我边上的这个人马上要考试了，这是他最痛苦的时候。”

车来了，把我们载到市中心，旧日的首府——五角楼——现已是学校的一幢楼。楼前的大草坪上，横七竖八地躺着许多学生，远远看去，像花儿一样。一个摇轮椅的女孩子从草坪前过去，她长得十分清秀，有些削瘦。她的轮椅很漂亮，很轻便，用电钮，转动十分轻便灵活——我想起我的一个舅舅，他中风瘫痪之后，始终没得到一辆合适的轮椅。假如他有一辆轻便的轮椅，可以经常地从他那小屋子出来晒晒太阳，逛逛，也许他还可以多活几年；我还想起我的一个也是坐轮椅的朋友，听说他想要一辆有马达的轮椅——我只是听说，因为他自己从来没有表示过……

“美国大学也收残疾学生吗？”我问Esther。

“收啊，他们的学费还可以少一些，因为有残疾人的福利基金。恐怕录取分数线也是另一种标准。爱荷华是特别照顾残疾学生的。比如，有专门供他们进出的门，他们的轮椅一到跟前，那门便自动开了。好多别州的残疾学生都想来这里念书。”

我们一起参观了学校图书馆，又去参观“写作计划”的办公室。“写作计划”送我们每人二十本书，自己到书库里去挑。书库很小，一次只能进五个人，乱哄哄的。我不晓得什么时候才能轮到，只能绝望地站在人群中。爱德文递给我一个纸箱，把我推了进去。他是个很好的人，他很真诚、热情，看到我，总是又惊又喜的样子。我很惭愧，我没能够作出相应的表情来回答他的热诚。我请求他让Esther陪我进去，他也答应了。可是里面的书很有限，大多是诗，而且是相当著名的诗人作品，可惜我不是诗人，也不懂诗。挑了很久，才挑够二十本，其中有乔治桑的自传小说，惠特曼的原版《草叶集》。我希望我能学会英语。面对这么多书，眼馋得很，可是只有会英语，才能拥有它们。

在办公室里，看到了他们复制出来的我的《小院琐记》，是从《中国文学》英文版上复制的。我对Alex说：“我的作品复制出来了，你是不是可以交给写作班的老师，请他看看。”我想去写作班听听课，这写作班的历史比“写作计划”还更长，据说白先勇就是从那里出来的。Alex的表情似有些为难：“我已经送给那老师看了，可他还没有给我答复，可能因为从中文翻成英语，有些东西……”他支吾起来，而我也明白了。可能他们对我的作品不满意，觉得我还不够格。我毫不认为我不够他们的标准，我只是沮丧，我们与外界的沟通实在是太不够了。我真想使他们了解我们、我们的作家和作品。可是我觉得这里的人并不渴望了解我们，只是不断地向我们表现他们。我应该找一些机会表现我们自己，可我是太不善于此道，“中国周末”的活动又因为经费紧张取消。而且，语言不通。

明天上午英语课就要开始了，许先生问我去不去，我说：“当然去。”他又问妈妈去不去，妈妈说：“不去了。”许先生于是就发表了一个见解：“一个人应该以不学外语而骄傲。”我只是笑笑而已。在这里，常常有这种感觉——由于不会英语，不得不把自己关在门里。自然，这是美国，应该说英语。可是作家之间呢？来自那么多不同的国家，为什么只承认英语一种语言呢？其实，中文，是被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运用着。而且，中文有着极大的魅力，一个字就是一个境界——然而，对这境界，我究竟又了解了多少呢？尽管我说汉语。我忽然沮丧起来，真正地沮丧起来。

晚上，看了七等生的一个小小的短篇，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着：

“无疑是往日的一个偶然的机遇所种下的裂创根植在心底里，当时，他们在一条草径，谁也不知道对方是谁，互相之间，也没有恶意的预备，在相遇的瞬间才知道是误会，但已经不免互相被对方的形貌惊讶了起来……那时，他现在清晰地记得，正是一个浪漫的，无责任的，快乐的，自由的年代，是常常与一群人在一起的时代。”

看了这一小篇，我们似乎对这个人有了一种了解，联想他小时候自个儿办刊物等等。我想：这个人从小就习惯生活在自己的心境里，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寻找乐趣和安慰。自己苦闷自己，自己娱乐自己，自己折磨自己而又自己温暖自己。自己心灵的每一个细微的角落，全被他细致地寻找、体味、搜察，不断地发掘出一点新鲜的、陌生的东西。他和自己生活在一起，他和人群不协调。下午，他一下车便离开大伙儿自个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