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死亡巨头
锄奸局是苏联政府的刺杀机构,它在国内外同时执行任务。1955年,锄奸局员工急速达到四万人。锄奸局原文的意思是“间谍之死”,“锄奸局”是其员工和苏联官员内部使用的名称。头脑正常的公众不敢想象自己会说到这个词。
锄奸局总部设在斯维坦卡维萨街上的一座巨大而丑陋的现代建筑里,位于宽敞、单调的大街的13号。巨大的双重铁门外,两名手持冲锋枪的哨兵站在宽阔的阶梯两侧,来往行人都是低头走过。但凡他们能及时想起,或者来得及调整路线,他们都会穿过马路,走到对街,避开这里。
锄奸局的命令是在二楼发布的,二楼最重要的房间是一间十分宽敞、采光又好的房间。房间是淡橄榄绿色墙石,全世界政府办公室几乎都是这种颜色,从与隔音门正对的两扇巨大的窗户可以俯瞰楼背后的院子。地上铺着绚丽的优质高加索毛毯,房间的左侧墙角处摆放了一张大橡木桌,桌上铺着红丝绒,上面压着一层厚厚的玻璃。
书桌左半边放着两个文件篮,分别标有“入”“出”字样,右边放了四部电话机。
正对书桌的中线位置,垂直摆放了一张横贯房间的会议桌。围着会议桌有八把靠背红皮椅子。会议桌上铺着红丝绒,不过上面没有玻璃板,桌上摆着烟灰缸、两个水罐和玻璃杯。
墙上挂着四个巨大的镶金边的相框。1955年,门上方挂的是斯大林的相片,夹在窗户中间的是列宁像,与另两面墙遥相呼应的是布尔加宁像(1954年1月13日被换成了贝利亚的像)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谢诺夫将军像。
在谢诺夫将军像下方有一个书架,书架顶层摆放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及斯大林的著作,下层书架堆满了各国语言版本的间谍、反间谍、警用技巧和犯罪学方面的书籍。书架旁靠墙摆放了一张长条桌,桌上摆放了十几本皮革装订的大开本的影集,封面上有烫金日期,这些影集收纳着被锄奸局刺杀的苏联公民及外国公民的照片。
就在格兰特夜里11点30分即将降落在图什诺机场的时候,一个相貌凶悍、身材魁梧的五十岁上下的男人正靠在长条桌前,拿起1954年的相册翻看着。
锄奸局局长格鲁博扎博伊契科夫大将在局里被称作“G”,他上身穿着干练的卡其色高领紧身制服,下身穿着藏蓝色马裤,裤子外侧有两条细细的红杠,裤脚塞在一双柔软锃亮的骑士黑皮靴中,制服胸前有三排奖章色带——两枚列宁勋章、一枚苏沃罗夫勋章、一枚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勋章、一枚红旗勋章、两枚红星勋章、一枚二十年军龄勋章以及莫斯科保卫战和攻陷柏林勋章。这些勋章下方是象征大英帝国司令勋衔的粉灰色丝带和象征美国荣誉勋衔的红白色丝带,在丝带的上方别着代表苏联英雄的金星。
制服高高的领口上方是一张狭长的、狡猾的脸,浓黑的眉毛下一双圆溜溜的棕色眼睛像抛了光的大理石一般鼓出来,眼袋松垮垮地耷拉着。他的头上刮得干干净净,一点头发楂都没有,屋顶大吊灯照亮了发白紧绷的头皮。他的嘴巴大而严肃,下巴上有深深的凹窝,这是一张令人望而生畏的强硬的面孔。
桌上一部电话机响起了嗡嗡的铃声,男人紧走了几步来到办公桌后的高背椅子上坐下,拿起标有“V·CH”字样的话机听筒。“V·CH”是俄语高频的缩写,一共只有大约五十位高级官员被接入高频交换机,他们不是部长就是少数部门的负责人。该交换机由克里姆林宫专门的安全官员负责操控。即便是他们彼此也听不见通话,不过所有的通话内容都会被自动录音。
“喂?”
“我是谢诺夫。今早的常委会后采取了什么行动?”
“将军同志,常委会后我即召集外交部、情报司,当然还有国安部开了个会。会后,如果大家一致同意行动方案,我会召集我部行动局负责人和方案局负责人开会,考虑到可能就清洗方案达成一致意见,我已经提前安排必要的行动人员来到莫斯科,这次我将亲自督战,杜绝再次发生霍克洛夫事件。”
“上天保佑,别再发生那种事。第一次会后给我电话,明天一早我要向常委会报告。”
“一定,将军先生。”
G将军放下电话,按下桌上的按铃,同时打开录音机。他的贴身助理,国安部的一名上尉走了进来。
“他们到了吗?”
“是的,将军同志。”
“请他们进来。”
几分钟后,六个人依次走进门,其中有五个人穿着军装。他们几乎无视坐在办公桌后的那个男人,兀自在会议桌前坐下。他们是三位高级官员、部门负责人,每人带有一名随行助理。在苏联这个国家,没有人会独自参会,为了自身安全,同时也为了让所在部门安心,他们都会带一名见证人出席会议,以便让他的部门准确掌握会议情况,并且最重要的是了解该部门的表态意见。这对于接下来要开展的调查情况非常重要。会上不允许做笔记,会议决议都是口头传达到部门。
坐在桌尾的是斯拉文中将,他是陆军总参谋部情报局负责人,他的身旁坐着一名上校。坐在桌首的是外交部情报司的沃兹德维辛斯基,身边带着一名便衣中年男子。国安部情报局负责人尼基廷背对着门坐着,身旁坐着一名少校。
“同志们,晚上好。”
三名高级官员礼貌地低声回应,他们都清楚,而且以为只有自己知道,这个房间配有录音装置,他们没有告诉自己的随行助理,暗自决定在遵守国家纪律、服从国家需要的基础上,尽可能少说话。
“我们抽支烟。”G将军抽出一包莫斯科伏尔加香烟,用美国芝宝火机点上一支,会议桌四周响起此起彼伏的打火机咔嗒声。G将军把他的香烟捏得扁扁的,咬在上下牙齿之间在右嘴角叼着,他咧开嘴巴,开口说话,他的语句急促,从牙缝和上翘的香烟之间传出来,像是嘶嘶的声音。
“同志们,按照谢洛夫将军同志的指示,我们在这里开会。谢洛夫将军代表常委会命令我通知你们有关国家政策的一些事情,之后我们商议一下,依照这一政策制订一个行动计划。我们必须迅速做出决定,但是鉴于我们的决定事关国家的重大利益,它必须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G将军停顿了一下,等待大家咀嚼出这些话的分量,他挨个儿审视着在场三位高官的脸,他们面无表情地看着他。这三位重要官员的内心思潮翻滚,他们即将看到壁炉的炉膛,他们将要听到一个国家机密,而对此机密的知晓有一天可能给他们带来极其危险的后果。坐在这间安静的会议室里,他们感觉被苏联最高权力机构——常委会发出的可怕的白炽光炙烤着。
最后一截烟灰落在了G将军的衣服上,他掸了掸衣服,把烟头扔进桌边的密件垃圾筐,他又点上一支香烟,边抽边说话。
“我们计划要在未来三个月内在敌国境内开展一次万众瞩目的恐怖行动。”
六双眼神坚毅的眼睛瞪着锄奸局局长,等待着下文。
“同志们,”G将军向后靠在椅子上,换上解释说明的语气,“苏联的外交政策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过去我们采用的是强硬政策——钢铁政策,这一政策曾经很有成效,给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制造了紧张气氛,但美国现在变得愈加危险,他们现在很神经质,我方情报显示我们正在把美国推向对苏联发动原子弹突袭的边缘。你们都看过相关报告,应该知道我所言非虚。我们不希望发生这样的战事,即便是要打仗,也应该由我们来选择开战的时间。有一些位高权重的美国佬,尤其是拉德福德领导的五角大楼里的那群人,因我们的强硬政策而得以推进他们的火炬计划(煽动叛乱计划)。因此,我国决定适时在坚持目标的同时改变我们的策略,所以就有了现在的新政策——‘一手软一手硬’政策。日内瓦是这种新政策的诞生地,我们向媒体、演员和艺术家们开放我们的领土,尽管知道他们中有很多间谍。我们的领导人在莫斯科的招待会上谈笑风生,谈笑间投下史上威力最强的实验炸弹。布尔加宁同志、克拉什切夫同志和谢洛夫将军同志(G将军仔细地说出每一个名字,以备录音)访问了印度与东方,羞辱了英国人。而当他们回国后,又与英国驻苏大使亲切会谈,商量即将对伦敦进行的友好访问。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一会儿胡萝卜,一会儿大棒,一会儿微笑,一会儿皱眉,西方国家被我们弄糊涂了,刚刚放松了警惕,来不及翻脸。我们的敌人反应笨拙,他们的战略错乱无章。而与此同时,普通民众却被我们说的笑话逗得哈哈大笑,为我们的足球队叫好,又因为我们释放了几名懒得继续养下去的战犯而乐得流下口水!”
坐在桌旁的听众开心并自豪地微笑着,多么高明的政策!我们把西方国家狠狠地愚弄了!
“与此同时,”G将军接着说,看到由他的话引起的反应,唇边露出微微笑意,“我们要继续不动声色地推进我们的战略——推进摩洛哥革命,向埃及输送武器,与南斯拉夫交好,在塞浦路斯制造麻烦,在土耳其制造叛乱,在英国煽动罢工,从法国获取巨大的政治利益——在世界上没有哪个前沿阵地没有留下我们悄悄前进的脚步。”
G将军注意到听众们眼里闪动的贪婪,这些人放松下来了,现在该对他们严厉了。现在他们该认识到新政带给他们的责任,在这场伟大的博弈中情报部门也得发挥作用。G将军倾身向前,左肘架在桌上,举起拳头。
“可是同志们,”他语气温和,“在执行苏联国家政策的过程中哪些环节出现了错误?谁在我们需要他强硬时却一直夹着尾巴?谁在其他部门旗开得胜时连连败退?因为谁犯下的愚蠢的错误,让苏联在全世界抬不起头?是谁?”
声音越来越大,直到像是嘶吼一般。G将军自恃他已经完美地按照常委会的要求传递了谴责的信息,谢洛夫听到录音回放时,效果应该棒极了!
他把目光投向那一张张苍白、期待的脸,G将军的拳头砸向桌子。
“是苏联情报机构,同志们。”他的声音此刻变成了愤怒的咆哮,“我们是懒虫,是破坏分子,是叛徒!是我们在苏联所进行的伟大而光荣的战争中辜负了她!是我们!”他用手臂指了一圈,“我们每一个人!”他的语气平静下来,变得心平气和,“同志们,你们看看这些记录。狗日的(他骂出了农民的粗口),看看这些记录!我们先是丢了葛玲蔻,接着是加拿大整个情报机构、科学家福克斯,接着我们在美国的机构遭到清洗,然后我们失去了一些像托卡耶夫那样的人,之后就出现了霍克洛夫丑闻,接着就是澳大利亚的彼得罗夫和他老婆——糟糕透顶的一件事!这样的事情数不胜数,接二连三的失败,我连一半都没有说完。”
G将军顿了顿,接着口气极为柔和地说:“同志们,我必须告诉你们,除非今晚我们提出一个行动计划,确保打一场情报战胜仗,除非在计划获准后我们正确实施了该计划,否则我们就会有麻烦了。”
G将军思忖着最后再用一句什么话能不露声色地传递出威胁的讯息,他想出来了。“就会引起,”他停顿着,假装温和地望着大家说,“不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