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企业集团财务转型势在必行

第一节 企业集团财务转型的宏观背景

一、经济全球化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美国经济学家提奥多尔·拉维特指出，当今社会最显著的变化之一，就是经济全球化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已经席卷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国家之间、地区之间被国际贸易和投资的纽带紧密联系在一起，彼此之间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深刻影响了我们的生活环境，商品、服务以及资本和技术在世界生产和消费领域扩散开来。国际贸易、国际分工的发展使得各国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新的世界经济格局已经形成，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商品、劳务、技术交换十分频繁。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全球化经济形势明显加快。

曾任惠而浦首席执行官的约翰·惠特曼说过，获得长期竞争优势的唯一方法就是在全球范围内充分运用企业的各种能力，使得企业整体的运作能够比其各个独立的零散部门运作更加有效。随着全球化经济发展，全世界处在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境地。尽管各国、各地区之间的经济独立性和差异性依旧存在，但是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通过商品、劳务、技术、资金等方面的联系，已经形成了一个世界经济的有机整体。一方面表现为生产一体化，即各种资本形态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程度越来越强，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置身于这一潮流之外而独立发展，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影响加深。经济全球化要求各国间加强协调与合作，促进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合理、有效配置，实现各国经济的优势互补。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促进金融一体化的发展，提升了资本的跨国流动速度，扩大了金融工具交易的规模，导致虚拟经济迅速膨胀。金融一体化加快了资本的运转，活跃了整个世界的经济形势。金融一体化为参与者提供了更加便捷的交易服务。

20世纪末，经济全球化以及新兴经济体的出现使得世界各国经济互相交融，加剧了经济发展的复杂性。为了谋求企业长期生存和不断发展，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欧洲等出现了以财务转型为核心内容的“企业转型”的浪潮。

在学者刘志彪看来，中国正在进入第二波全球化的浪潮之中。第一波经济全球化战略偏重于增长和开放，而第二波全球化战略却需要以彻底的结构性改革为前提来支持增长和发展，尤其是加速启动民生导向性的制度改革。为此新一轮的开放局面需要形成全球化城市、全球化产业、全球化企业和全球化人才等支撑要素。这其中，需要宏观层面的政府为其提供实现的环境，需要微观层面在转换价值链的同时，也实现自身的功能升级，需要中国本土企业抓住世界金融危机的千载难逢的黄金机遇，大力吸收国内外高级要素，逐步成为具有“创新环节全球分工、创新资源全球配置、创新能力全球协调、创新核心以我为主”等特征的全球创新链体系中的重要一员。

近期来看，中国企业集团依然面临着国外及国内的双重竞争。网络经济形成了价格联动、时间连续的交易网络，网络经济带动着商品、高新技术、服务业在全球市场继续扩张。伴随着不断发展创新的交易方式及手段，企业的交易量迅猛增长，企业传统的成本优势及经营体制逐渐丧失，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是企业持续发展的基础保证，成为企业赢得并保持市场竞争优势的前提。随着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传统企业逐渐形成国际及国内投资并存的多元化投融资模式，增加了企业投融资风险的同时也使企业在投资、融资上有更多选择的机会。经济全球化下企业竞争成败的关键在于对金融市场产生的高风险及资本运营的高度重视，而不再是单纯地自主理财、谋求高收益。

为顺应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潮流，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开启了国际合作的新平台，旨在促进沿线国家共同发展，是一种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尝试，是我国基于国内外经济新形势、新常态而提出的重大倡议。“一带一路”倡议的全面铺开和实施，在给沿线企业提供更多“走出去”的发展机会的同时，也倒逼我国企业加快转型升级的步伐，积极调整战略，转变发展模式，在市场、议价、成本以及融资等方面加强风险管控，以适应国际市场的竞争。

面对当前的经济全球化环境，中国企业尤其是已经逐步走出去的企业要想在世界经济竞争格局中获得一席之地，必须要根据客观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地调整企业的战略、管理模式、组织结构和文化观念，提升创新能力，以保持强有力的竞争优势，适应新时代的发展需求。

在全球化经济下，企业的财务人员同样也肩负着维持企业价值和创造价值的双重重任。

首先，财务部门要助推企业顺应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其自身应当转变为具有全球企业运营管理专业技能的部门，这就需要财务组织转型来加强全球运营的企业集团的管控，即根据一定的方法和原则来分析、确定集团管控模式，由此确定财务组织转型方向，进而开展有的放矢、价值驱动的管控。

其次，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带动作用下，我国的跨国公司从小到大、从少到多、从弱到强，业务遍布全球。因此，企业迫切需要建设支撑全球运营的财务管理体系，实现企业全球化财务管理一体化和集约化。一方面，建立配套的管理规范，推动集团全面核算规范化、流程标准化是加强全球集团管控和合规要求的前提。另一方面，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以及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企业必须构建适应全球化的财务管理信息体系实现跨国交易，然而，目前很多企业的财务信息系统仍然局限在传统的会计核算等层面，财务管理信息系统建设滞后，缺乏对财务战略的判断分析等功能。企业需要全面建设管理会计信息系统，利用信息化手段将会计与经济业务活动有机融合，通过“数据集中、信息集中、核算集中、管理集中”，有效整合财务资源和数据，强化国际业务信息的动态掌握，实现业、财一体化，有效发挥管理会计功能；同时也要搭建集团层面的财务信息平台来强化企业集团总部获取分支机构的财务和管理信息数据的效率和质量，提升全球化管理能力。

再次，随着企业国际市场销售比例的提高，企业应当转变传统的财务管理工作模式，重视对财务风险的控制。比如，企业集团在资金管理方面要考虑如何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对财务风险防范的客观要求，优化资本和财务资源的结构和资金的使用效率，合理制定营销过程中的信用政策，从而提升企业的经济效益。

最后，企业运营的国际化、金融化迫使财务人员加快转型，要求企业财务人员适应国际财务惯例，兼具管理创新和专业知识，成为多元化复合型人才。

可见，企业在复杂多变的经济全球化环境下谋求生存与持续发展，财务转型与升级是必然选择。

二、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党的十八大把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列作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两大任务，并指出深化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同时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这是根据国际环境变化和我国发展新阶段的客观要求提出的。能否顺利实现改革驱动和创新驱动，能否充分发挥这两大动力机制的作用，将决定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能否取得成功。

当前，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经济发展，都表明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的最后窗口期。如果我们能够把握好“十三五”时期的窗口期，就能够把握我国未来10年、20年甚至30年发展的主动权；如果没有把握好，我国就会失去主动权，由此带来更大的经济风险、社会风险，经济社会发展将受到严峻挑战。

可喜的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仍有巨大潜力和空间，具备诸多有利条件，同时也面临来自国际和国内前所未有的挑战。能否有效应对挑战，充分运用有利条件，将巨大潜力转变为现实生产力，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关键在于能否推进并实现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本质内涵和根本意义在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和结构升级，转型和升级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必须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升级。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结构战略性调整和升级的重要选择，更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

新常态是当前以及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选择，也是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新常态下，过去依靠大规模投资驱动和低成本出口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拼资源、拼人力已经成为过去式。依靠结构调整、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成为新常态的必然选择。供给侧改革正是适应新常态的一种有效手段和可行措施。实施供给侧改革除了改善消费需求，更大的考量还在于通过调整改善经济结构，提高中国经济发展质量。供给侧改革无疑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环节，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指明了方向。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今后的重要任务，主要体现为三方面：一是化解过剩产能，二是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三是新兴产业的支持和培育。供给侧改革的重点任务为五项：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去产能”，准备先从钢铁和煤炭两个行业入手，因为钢铁和煤炭产能过剩的情况比较突出。至于“僵尸企业”的处置，各地要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范围，采取具体措施，中央也会有一定的支持政策，来推动化解过剩产能和处置“僵尸企业”。“去库存”，关键还是去房地产库存，特别是三、四线城市。政府正在鼓励新市民购房，推动保障房的建设，特别是货币化安置的政策。政府不一定去建保障房，而是把现有存量的商品房收购集中起来，再安排给保障性住房的需求方或者棚户区改造的群体，通过一系列的措施，来化解房地产的库存。“去杠杆”，主要是去企业的杠杆，从金融系统一直到企业，将采用非常稳妥的处置方式，降低改革风险。“降成本”，政府已经在调查制订方案，特别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另外还有不合理的收费、企业一些过重的负担，都要降下来。“补短板”，主要是通过加大投资力度来补短板，促进结构调整。

在供给侧改革中，政府和企业要共同发力。政府应着力于有效政策供给和环境营造。企业则要积极行动，降成本，去产能，加快创新，提升核心竞争力，实现转型升级。

必须承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抓住了经济全球化和发达国家制造业向外转移的机遇，全面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成本低的比较优势，积极引进外资，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最终有效促进了国内就业和经济快速发展。如今，我国经济的比较优势正在发生新变化。一方面，我国劳动力低成本的优势正在弱化，依靠低成本劳动力的发展模式已成为过去式；另一方面，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经济新的比较优势正在形成，为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必要条件。

与此同时，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也要求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过去，我国经济虽然高速发展，但由于“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居主导，过分依赖投资和重化工业拉动增长，因而资源过度消耗、环境恶化的问题相当严重，不仅不可持续，而且也违背了提高全体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经济发展目的。能不能改变这种状况，是对未来中国经济能否成功转型升级的严峻考验。

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突出问题同样存在于中国的企业之中。大而不强，粗放式管理，大企业病现象突出等问题尤为严重。新常态的发展形势迫切要求中国企业通过精细化的管理打造可持续发展的优势，转变增长模式，不断在改革中释放管理因素在经济转型中的巨大潜力。

进一步分析，管理的核心是财务管理，财务管理在企业管理乃至经济管理中具有基础支持和战略支撑作用。企业转型所涉及的组织转型和业务转型需要有效的财务管理作为重要的支撑手段，以实现资源的有效分配，促使企业战略目标的有效实现。

然而，财务管理如何助力于企业转型，如何深挖企业价值秉承价值经营理念，如何扮演好企业价值创造者的重要角色，这些都是传统财务管理所缺失的，在经济新常态下财务转型具有迫切性。比如，经济转型要求企业建立对应的成本管控体系，整合可以提升企业价值有关的方法及工具，为大数据时代财务管理决策提供指导；经济转型下的财务管理需运用管理会计的技术及方法开展全面预算管理，针对决策信息的价值成本、资源配置方式、企业的投资及筹资方式进行预算研究及决策分析；经济转型要求企业需进行科学的经营管理活动，将企业财务风险管理体系建立起来，按照收益均衡及风险原则，对企业的财务风险进行合理的控制，更好地实现科学管理，以保证企业财务运行机制不断健全。此外，财务核算及管理会计的相互结合，是经济转型下企业财务管理的主旨，为了方便更好地引导企业的管理决策，需更好地从财务管理的角度对资源配置进行合理的优劣判断。

可见，在党的十八大开启中国经济转型的序幕之际，财务管理在经济建设中的基础作用非常重要，企业财务管理面对新的市场环境和运营模式，也必须实现创新和转型，建立和其配套的价值管理，为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规划、制定战略，使得财务转型、企业转型与经济转型同步协调。当然，推动经济转型的财务人员将会大有作为，这也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宏观背景的必然要求。

三、人口红利消失

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长达30多年的人口红利期，源源不断的低价劳动力为经济社会保持较快发展态势创造了有利条件，为我国商品奠定了低成本竞争优势，在国际市场上颇受欢迎，人口红利成为我国经济长期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但随着近年来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我国劳动力短缺问题日益突出。2000年以后，我国开始逐渐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化进程逐步加快。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显示，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比2000年上升2.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上升1.91个百分点。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劳动力价格不断上涨。廉价劳动力供应愈发趋紧，企业用工荒频繁出现，导致我国企业依靠低成本劳动力来获得的竞争优势被逐渐削弱，依靠低价商品竞争的经济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原来依靠充足的廉价劳动力和资本、购买中国廉价商品的庞大出口市场收获的果实已被采摘，旧经济发展引擎出现了问题，经济增长速度逐渐趋缓。

面对这样的形势，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也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新的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徘徊的一种状态。虽然目前对于中国是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没有统一的意见或结论，但学者张德荣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劳动力因素是一国步入中高收入阶段后经济发展的动因，因而我们不得不警惕人口红利消失很可能成为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障碍之一。但无论是人口红利消失还是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考验，都在警示企业必须走转型升级的发展之路。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人口红利消失其实是一把“双刃剑”。从表面上看，人口红利消失直接表现为劳动力成本上升、企业利润下降等问题，给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但从长远来看，人口红利消失则是企业转型升级的强大驱动力，为中国提供了一个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契机。

人口红利的代名词是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其理论基础是假定富余劳动力的转移不存在障碍，其实人口红利消失之后，劳动力比例的下降不仅是因为人口年龄的变化，还有技能及受教育水平低导致生产效率的下降。人口红利的理论其实没有考虑到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及人口素质的因素，依赖于廉价劳动力的人口红利只有利于附加值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发展，不利于企业的管理创新和技术升级，也不利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当失去了人口年龄这一优势之后，企业更应该注重转型升级，增强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能力，逐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品附加值，实现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换，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甚至可以从根本上来讲，中国要想实现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向以创新推动的高附加值市场转型，不只是一个选项，而是必然选择。

幸运的是，中国有能力攀登创新高峰。与人口红利相比，中国的经济增长在更大程度上得益于改革开放所构建的经济发展机制、巨大消费市场和人力资源价值的提升。人口红利消失有利于促进劳动力实现更为充分的就业，以劳动力价格的合理上升倒逼企业加快自主创新和品牌建设，加大技术和人才的投资，不断提升产品的附加值。与此同时，人口的老龄化和劳动力价格的上升将使我国加快建立健全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增加社会保障投入，降低过高的储蓄率，为企业转型升级提供更大的市场成长空间。

在企业迫切需要转型的时期，作为财务人员，也应有一种紧迫感。因为传统的财务工作多被划分为低成本、劳动密集型的岗位，大多数财务工作者的重点都放在了记账、算账、报账，以及为外部监管服务等方面。尽管会计信息化水平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但是，重复性操作、低附加值工作仍然占据财务工作的大部分时间，这不仅增加了财务管理的成本，而且效率和准确率都较低。与此同时，我国存在着传统财务人员严重过剩的问题。

而当前，企业为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其财务管理职能也要顺应企业的转型要求。首先，财务人员必须意识到会计电算化、业财一体化、财务智能化将使得重复性的会计操作大幅度减少，企业对于从事传统低附加值工作的财务人员的需求自然减少。根据2016年1月冬季达沃斯论坛就机器人发展前景的最新调研指出，到2020年，在全球15个主要的工业化国家中，机器人与人工智能的崛起将导致510万个就业岗位的流失，多以低成本、劳动密集型的岗位为主。《经济学人》杂志2014年的调查显示，未来20年最有可能被机器人抢走饭碗的岗位，包括低端制造业的生产、销售、会计等。类似“区块链”等新技术将使合规与后台等“低附加值”工作实现自动化，部分会计人员面临失业。其次，我国管理会计人才的缺口和核算型财务人员的过剩现象并存，随着“全球化”步伐日益加快和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到来，会计职能从重核算向重管理决策发展，核算型财务人员的不可代替性不复存在，其职业价值急速缩水，需求将持续削减。财务人员如果不主动顺应这种趋势，将无法胜任新常态下财务工作岗位要求，大量传统财务人员将面临转型或者失业。

因而，对于财务工作而言，也需要用倒逼机制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转型，其路径就是要思考财务人员未来能向客户提供哪些高价值的服务，如何依靠财务人员的专业技能从“财务人口红利”转向“财务人才红利”，即培养能够促进资源优化配置、精细测算成本、研判市场趋势、合理规划投融资方式，进而能够助力经营决策、提升价值创造力的复合型财会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