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国内外相关研究状况与进展

2.2.1 PPP项目相关研究的趋势

PPP模式自从问世以来，受到许多国家和地区政府的密切关注，很大的原因在于它相对于传统由公营部门提供基础设施服务的模式有着许多优点。例如，新南威尔士政府指出PPP模式能够带来更合理的风险管理、更低的生命周期成本、更便捷的合同管理、更新颖的公共服务、更高效的项目管理等好处[11]。Akintoye等人也认为PPP模式可以提高政府整体规划的能力，带来创新和高效的管理方式，降低项目执行成本，减短项目运作周期，并且将部分风险转移给私营部门以及吸收私营部门的技能、经验和技术优势等[12]。香港环境运输及工务局在选择项目采购模式指南中指出，PPP项目生命周期成本相对较少，比传统由公营部门提供的模式要快速和节省，能够更好地维护公共设施，提供创新的公共服务，同时也鼓励私营部门在公用事业中的参与[13]。

PPP模式虽然有其独特的优势，但是它本身并非没有缺点。Yescombe指出PPP模式的几个方面一直都是争论的焦点，如PPP模式有着较高的融资成本，风险的转移和资金价值的实现是否能够补偿较高的融资成本，项目的复杂性，公营部门在项目中的灵活性等[14]。Corbett和Smith认为PPP项目的交易成本往往比传统政府自建项目要高，项目执行过程中也经常缺乏竞争性和灵活性[15]。Chan等人也指出PPP模式相比传统采购模式而言有着更大的风险，因为参与者经验和技能的缺乏，以及采购过程和成本更加复杂和昂贵[16]。

正因为PPP模式相对于传统政府自建模式的优劣势，PPP项目的关键成功因素一直是研究关注的重点。Zhang认为PPP项目的关键成功因素包括通过合同安排的合理风险分担、项目经济可行性、实力强大的私营部门、合理的融资方案和良好的投资环境[17]; Li等人通过对英国PPP项目的分析，归纳总结了18个关键成功因素，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包括实力强大的私营投资者、公平的风险分担和融资市场的可及性[18]; Jefferies则总结出悉尼SuperDome项目中的关键成功因素包括对项目的清晰认识、紧凑的招投标过程、合理的风险管理和招投标的竞争性等[19]。从上述研究成果都可以看出风险分担的合理性对于PPP项目绩效有着很大的影响，这也说明了本课题研究的重要性。

本书通过如图2.2所示的两阶段文献搜索，调查分析PPP领域相关研究的发展趋势。在阶段1中，通过Scopus数据库搜索，使用的搜索条件是TITLE-ABS-KEY（“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OR“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s”OR“build operate transfer”OR“build-operate-transfer”OR“build/operate/transfer”OR“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OR“public-private”OR“privately financed”OR“private finance”OR“public/private”OR“private infrastructure”OR“privatized infrastructure”OR|“PFI”OR“BOT”OR“PPP/PFI”OR“PFI/PPP”）AND DOCTYPE（ar OR re）AND SUBJAREA（ener OR engi OR envi OR busi OR deci OR econ OR soci）AND PUBYEAR AFT 1997 AND PUBYEAR BEF 2009 AND（LIMIT-TO（LANGUAGE, “English”））AND（LIMIT-TO（SRCTYPE,“j”））。这个搜索条件的实质意思是在英文期刊论文库Scopus中搜索1998—2008年标题、摘要和关键词中含有所列举的任一关键词的所有文献。在阶段1中，共搜索出从1998—2008年的1952篇PPP相关论文。从搜索结果中（见图2.3）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每年发表的PPP论文数量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这说明了PPP模式在全球范围越来越受到重视和关注。

从阶段1的搜索结果中也能发现刊登PPP相关论文最多的期刊分别是Journal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JCEM）、Construction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CM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ject Management（IJPM）和Public Money and Management（PMM），其中，前3个期刊也是Chau工程管理领域期刊排序中较为靠前的期刊[21]。因此，在阶段2中将上述4个期刊以及Chau期刊排序中前6位的另外3个期刊Proceedings of Institution of Civil Engineers-Civil Engineering（PICE-CE）、Journal of Management in Engineering（JME）和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and Architectural Management（ECAM）列为目标期刊。在7个目标期刊里1998—2008年间共刊登了170篇PPP相关论文，如图2.4所示，该图也能清楚反映出PPP模式在工程管理领域越发受到关注和研究的现状。

通过归纳分析，可以发现英国研究人员发表的PPP论文数量最多，这与PPP首先由英国政府提出的事实相符。如2.1节所述，PPP在英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用事业领域的应用范围涵盖水业、公共交通、电力能源、医疗卫生、国防、警局和监狱等。美国、新加坡、中国香港、澳大利亚、中国和德国是仅次于英国发表PPP论文较多的国家和地区，而其他PPP应用比较广泛的发展中国家如南非、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泰国、巴西等并没有发表太多数量的相关文章，其中原因可能包括国家经济实力、PPP从业人员的教育程度、母语因素以及目标期刊选择的局限性。

在这些发表的论文中，BOT模式是前期最为常见的研究分析对象，而近些年已逐渐扩展到更为广泛的PPP概念，包括BOT、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PFI）、Design-Build-Finance-Operate（DBFO）等各种具体模式。相对地，研究内容也从前期的风险、采购和财务三大块内容扩展到包括投资环境、采购、经济性分析、融资方案、风险管理、管理框架等多种更为具体的操作细节。在研究方法论部分，最近发表的PPP论文中更为注重采用半定量化或者定量化的分析工具/技术，如模糊数学、期权选择、博弈模型等。

2.2.2 PPP项目风险管理研究的进展

风险作为工程建设领域中的一种客观现象，本书将其界定为一种不确定状况，一旦发生会对至少一个项目目标如时间、费用、范围或者质量产生消极影响。风险的概念应该包括3个层面：什么是风险、风险发生的概率和风险发生带来的后果[22]。与其他类型的工程项目相比，PPP项目具有更复杂的风险，因此PPP项目的风险研究一直都是PPP模式研究里的焦点。

风险识别是指对项目本身潜在的或客观存在的影响项目绩效的风险因素进行系统的预测和归类。风险识别的技术一般包括信息搜集技术（包括头脑风暴法、德尔菲方法、访谈、SWOT分析）、核对表分析、假设分析和图解技术（包括因果图、系统流程图、影响图）。大多数方法都曾应用于PPP项目的风险研究中，例如，Li将PPP项目风险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3个等级[23]; Ozdoganm和Birgonul将发展中国家的BOT项目（特别是水力发电项目）的主要风险因素归纳为市场风险、财务风险、政治风险、法律风险、建造风险和经营风险[24];Thomas等人则将印度BOT公路项目风险按照项目阶段分为项目形成阶段风险、建造阶段风险、经营阶段风险和项目生命周期风险[25]; Wang等人识别出BOT项目的50项风险因素，并将其归类为政治风险、建造风险、经营风险、市场和收益风险、财务风险和法律风险[26],[27]，在其2003年的文章中重新将BOT项目风险进行了归纳总结，除了上述按照风险类别分类外，还按照风险发生阶段以及项目类型进行归类，如电厂、道路、隧道/桥梁、铁路/地铁、机场/港口、水/气处理厂、通信以及所有项目共有的风险[28]; Zayed和Chang认为BOT项目风险主要集中在政治风险、财务风险、收益和市场风险、激励风险、采购风险、形成风险、完工风险和运营风险八大方面[29]；尽管Hastak和Shaked研究的是国际工程项目，但是他们所识别的风险因素对本书研究也有部分借鉴意义，他们通过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方法将风险因素分为国家、市场和项目3个层级，共73项风险因素[30]。

风险评估方法可分为风险定性分析方法和风险定量分析方法。Akintoye和MacLeod、Lyons和Skitmore、Fayek等人都做过相应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基于专家的经验判断和主观评价的风险定性分析方法是工程领域中常用的风险评估方法[31～33]。由于PPP项目参与者多、周期长、风险高等特点，项目风险评估对于PPP项目正常运作有着重要影响。Walker和Smith指出风险评估可以识别出赢利不足的项目，可以让参与者预见项目潜在的问题，并做好应对准备[34]。蒙特卡洛模拟是过去研究中常见的PPP项目风险评估方法，例如Songer等人的收费公路风险评估研究[35]、Ye和Tiong的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投资NPV-at-risk评估研究[36]都采用了蒙特卡洛模拟技术。敏感性分析作为另外一个常见的定量分析方法，一直被认为是分析资本投资项目财务评价的有效工具。Woodward进行过一次问卷调查，调查BOOT（Build-Own-Operate-Transfer）项目参与者在风险管理过程中是否使用敏感性分析方法，结果表明大多数管理者都使用这项工具[37]。但是蒙特卡洛模拟、敏感性分析以及另外一种常见的概率分析方法，这些经典的风险评估方法需要有足够的数值数据支持，因此一般只能应用于PPP项目的财务评价以及能与财务评价挂钩的风险评估中。虽然有些学者尝试通过对以往PPP项目数据进行归纳总结得出某些风险的概率分布，例如戴大双等人通过总结40个典型的PPP项目实例，分析需求风险、原材料风险、利率风险、汇率风险、通货膨胀风险5个可量化风险的发生概率和对项目目标的影响[38]，但是由于这些PPP项目之间的差异性较大，统计数据精确度难以保证，因此类似方法并没有得到广泛推广，过去研究中更加普遍的做法是专家的主观判断。其中，使用问卷调查的专家打分法是过去研究中最常见的风险评估方法。例如，Wang等人通过问卷调查收集项目参与者对政治风险、外汇兑换和收益风险的严重性与风险处置措施有效性的判断[26],[27]。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专家打分法这种评估方法属于定性分析方法，虽然简单实用，但是只能为项目风险分析决策者提供风险和风险处置措施的优先顺序建议，因此更多的研究人员在尝试如何更加充分利用专家的主观判断。AHP方法是其中一个很好的尝试，张星等人将风险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应用于BOT项目的风险研究，结果表明使用AHP方法可以充分利用专家对风险的主观判断，从而得到更好的评估结果[39]。图解技术是另外一个尝试，Chee和Yeo在BOT电厂项目中使用DynRisk软件评估项目风险，该软件的原理就是使用影响图来表示项目特许期内现金流模型[40]。另一方面，由于PPP项目历史数据缺乏，模糊数学因其语言变量的运算规则也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很多研究人员尝试将模糊数学方法与专家主观评价方法结合，以拓宽主观评价方法的应用范围。例如，Cheng将模糊数学方法和德尔菲方法以及AHP方法结合，建立了一个多准则选择模型，应用于台湾BOT交通项目的项目融资[41]。

除了风险识别方法和评估方法，项目风险管理框架也是另外一个研究热点。Project Management Body of Knowledge（PMBOK）中定义的风险管理框架在整个项目期间都需要更新，包括项目风险管理规划、识别、分析、应对和监控的过程，这些过程不仅彼此交互作用，而且还与其他知识领域的过程交互作用[42]。具体应用于工程建设领域时，需要根据项目类型、规模、环境以及项目公司对待风险的态度等条件进行适当的调整和变化。例如，Wang等人的“外星人眼”风险管理框架[43]、Tah和Carr的工程供应链风险知识管理框架[44]以及Jackson和Flanagan的项目预算风险管理框架[45]。当具体应用于PPP项目时，上述那些普遍项目风险管理框架以及工程项目风险管理框架都需要做部分修改和调整。根据大多数PPP项目的运作流程，公营部门将首先识别项目可能的风险因素，初步估计风险因素的发生概率和影响程度，对风险进行初步分担，并定义于招标文件中，然后私营部门在此基础上与公营部门进行合同谈判，直到达到一个风险分担的平衡。例如，Wang等人建立了一个中国BOT电厂的风险管理框架，建议在授予特许权之后，按照带优先顺序的风险因素和风险处置措施与公营部门进行谈判，达成一致后修改特许权协议草案，并提出风险分担原则和有关合同结构安排的建议[46]; Akintoye等人则通过对68个参与PPP项目机构的采访和8个典型案例的分析，总结归纳了PPP项目的风险分析和管理框架[12]。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出，大多数的风险管理框架/模型的建立一般包括：①通过文献综述，比较已有风险管理框架，结合所要研究的问题，初步构造风险管理框架；②通过专家访谈、问卷调查，综合专家的经验分析和主观判断，更新和调整风险管理框架；③最后通过应用于实际项目，或使用项目历史数据进行框架的最后验证。另外，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风险管理领域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很多人将风险管理理论框架制作成相应软件，提高了风险管理框架的应用性[47]。

2.2.3 PPP项目风险分担研究的进展

风险识别、风险评估和风险处置被认为是项目风险管理的三大核心组成部分，而风险处置措施一般包括风险自留、风险降低、风险分担、风险转移和风险回避。风险分担作为风险处置的一项选择措施，一般都是定义于合同条文中[48]。但是合同的起草者总是试图将更多的风险转移给对方[49]，从而导致双方在达成一致协议前所需的谈判时间和成本居高不下。因此相对于其他风险处置措施，项目风险分担是PPP风险管理研究中更受关注的重点。

以往的研究中，许多学者建议过不少风险分担原则，例如，Rutgers和Haley提出风险应该分担给比自己更能管理好该风险的一方[49]；马强认为项目业主应该承担可控制的风险如项目融资、建设、经营和维护等风险，项目业主不可控制的风险如法律变更、公共政策变化等风险则由政府承担[50]；罗春晖认为基础设施建设私营投资项目中的风险分担应遵循风险分担与控制力相对称，风险分担与收益相对称，风险分担与投资者参与程度相协调的原则[51]；刘新平认为PPP项目风险分担应该由对风险最有控制力的一方承担相应的风险，承担的风险程度与所得回报相匹配，承担的风险要有上限[52]。除此之外，张水波提出项目参与者的风险态度对风险分担谈判结果有重要影响，对于风险的分担并不存在绝对的原则，而是应该在基本原则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双方对风险的态度和项目的具体条件[53]。Crampes和Estache也认为双方风险态度对风险分担有影响，当双方都是风险中性态度时，分担未明确的风险由谁承担关系不大，但当经营者是风险规避型，而政府是风险中性态度时，如果不考虑成本问题，就应该由政府多承担部分风险[54]。

基础设施建设原本应由公营部门负责，私营部门的参与使得公营部门能够将部分风险转移出去，而私营部门在承担风险的同时，有权利和机会享有收益。从上述所引用的风险分担原则可以看出，大部分学者认为风险和收益应该达到对称状态，即享有的利益理应大于承担风险的成本。但是，在实际设计风险分担原则时往往不完全对称。Humpherys等人在分析航空交通项目时提出，政府为了能够增加项目的财务可行性，往往放弃享有相应的收益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当风险损失超过预先规定的私营部门承受范围时，政府将承担超额损失，但当收益超过相应的范围时，政府放弃享有相对应的超额收益，以激励私营部门提高项目运营效率[55]。例如在墨尔本CityLink项目中也规定了如果政府行为导致了该项目的收益减少，政府将全额补偿，但是如果政府行为导致了该项目的收益增加，政府只分享50%的增加收益，这种情况下风险承担和享有利益就不是对称的[56]。

风险合理分担可以促进公营和私营部门达成合同协议一致，即特许/合同定价应该找到公营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共同基准，以反映风险的合理分担原则，使各方满意。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如果私营部门承担的风险越多，谈判过程中主张的权利也将越多（如要求自由调整价格、要求更高的风险补偿等），导致项目资金价值（Value for Money）降低[57]。关于风险分担与项目成本的关系，Oudot做了很详尽的解释，Oudot认为风险分担对项目成本的影响体现在交易成本、生产成本和风险承担成本上。交易成本的影响是指双方在合理明确的风险分担基础上进行合同谈判，可以有效地缩短谈判时间和降低谈判成本；生产成本的影响是指风险承担者通过风险控制来降低风险发生概率和影响程度，从而降低项目的生产成本；风险承担成本的影响则是指由于承担风险的一方所要求享有的风险补偿，导致项目成本的增加[58]。刘新平则认为在PPP项目中，随着政府转移给投资企业的风险增加，项目总成本将不断下降，项目的效率将不断上升，但如果风险转移超过一定程度后，项目的效率将开始下降，而总成本也将开始上升，合理的风险分担应该是围绕着最优风险分担量，分布在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区间内[52]。

但是，上述所介绍的风险分担原则都是使用语言表述，意思虽然简单明了，但实际操作却存在很大的困难。例如，“由对风险最有控制力一方控制相应的风险”中，如何衡量哪一方对该风险“最有控制力”？又如何决定哪一方分担该风险的几成？实际应用中更需要一个可操作的分担方法，因此项目风险分担方法也成为另外一个研究热点。罗春晖认为设计风险分担机制时应注意：风险分担机制能迫使项目投资者尽量采用市场手段和自身高效经营来降低风险，而不是靠将风险转移给其他参与者；风险分担机制要有利于降低各方的风险、控制成本，提高私营投资者控制风险的积极性；风险分担机制使投资者控制风险的行为有利于项目社会效益的提高[51]。

统计分析是风险分担的一个最常见的方法，主要是采用问卷调查或者访谈的形式，由公营部门和私营部门的专家分别对风险分担直接作出回答，统计专家对于各风险分担结果的回答，通过平均值或者频率分析来判断专家对风险分担的倾向性。例如，Li等人结合英国PPP项目采购流程建立了一套PPP项目风险分担流程[59]。在该流程中，公营部门首先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发生的概率和对项目目标的影响程度，并将初步的风险分担结果公布于招标文件中；私营部门根据对项目的了解以及对自身能力的把握，就风险分担成本与公营部门进行谈判，当双方达成一致时，将风险分担定义于合同中，风险分担谈判过程结束。同时，Li等人通过一次国际性问卷调查，总结出英国PPP项目的风险分担偏好结果。类似地，Ahwireng-Obeng和Mokgohlwa首先通过文献综述，对比分析现有理论研究，总结出PPP项目理论中的风险分担，然后结合判断抽样和雪球抽样选定36名专家（包括政府官员、项目贷款方、项目公司和项目顾问等）作为调查对象，调查实际项目中的风险分担偏好[60]。

统计分析虽然简单明了，但是却无法确定关键风险因素在公营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承担的量，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通过数学模型寻求风险分担的最优解。张水波分析了风险分担基本原则以及合同双方承担风险态度对风险分担的影响，并建立了一个简略的风险分担模型，该模型说明了最优分担决策目标函数，但并没有给出具体的运算公式，研究结果有待进一步深入和细化[53]。博弈模型是另外一个多数学者主张使用的方法，杨卫华认为多方合作博弈模型比较符合BOT特点，应该从政府、私营部门、消费者这3个利益主体出发建立模型，明确关键的博弈关系，使得风险分担方案达到各方利益均衡的状态[61]。Hurst和Reeves也认为博弈模型中的委托代理理论可以解决风险分担这一特许权合同设计的重要问题[62]。但是不管从实践还是理论的角度来看，目前的PPP项目关于风险分担的博弈量化模型都不完全合理[61]。

与项目风险评估类似，定性风险分担方法虽然简单易行，但是所提供的参考价值有限，而定量风险分担方法与PPP项目实际情况并非足够符合，操作过程繁杂，结果精度有待考证，因此也有学者尝试将模糊数学方法应用于风险分担研究中，保留定性风险分担的简单易行，同时提高主观评价的参考价值。例如，Lam等人通过设定7个风险控制力指标，通过主观评价衡量参与者对风险的控制力，从而确定风险是由哪一方承担或者共同承担[48]。

目前已有许多研究人员通过案例分析，归纳总结出许多案例的风险分担方案。例如，Arndt归纳了墨尔本CityLink项目的风险分担方案[56]; Wang等人总结了广西来宾B电厂项目的风险分担方案[63]; Zhang等人总结了上海延安东路项目的风险分担方案[64]。从上述基于案例分析的风险分担结果可以看出，每个案例的风险分担结果有一定的差异，甚至有些明显不符合所谓的风险分担原则，例如，在墨尔本CityLink案例中，私营部门需要承担大部分项目审批风险以及与公营部门共同承担法律风险[56]。因此，总结成功PPP项目风险分担的经验，形成统一而具有灵活性的风险分担是很多学者研究的方向。Li等人、Ahwireng-Obeng和Mokgohlwa则是通过问卷调查方法统计分析专家们对风险分担的看法，提出自己对风险分担的建议[59],[60]，类似结论也可以从Thomas等人、Ozdoganm和Birgonul的研究中得出[24],[25]。除了通过案例分析和问卷调查方法得出的风险分担结论以外，许多国家都在其PPP指导文件中提出了风险分担建议，并要求项目参与者以该建议作为谈判和合同设计的依据。例如，澳大利亚的Partnership Victoria在PPP指导文件 Risk Allocation and Contractual Issue中提出了PPP项目风险的风险矩阵，详细定义了每个风险和其带来的影响，以及每个风险应转移给哪一方和风险处置建议[65]；英国的HM Treasury则更进一步地提供标准PPP合同条文，将合理风险分担结果定义于合同条文中，以更好地促进PPP的执行[66]。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国家的国情不同，针对一个国家的风险分担结果不能简单套用到另外一个国家；同样地，从一个案例中总结出来的风险分担结果也不能简单套用到另外一个案例。

2.2.4 研究现状分析

中国基础设施领域的巨大建设需求和政府积极促进私营资本投资公用事业领域的态度，都为私营资本以PPP模式参与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契机，PPP模式在中国有良好的应用前景。但是许多研究人员提出PPP模式本身并非完美，与传统采购模式比较有着相应的优缺点。PPP在中国的应用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例如，法律环境不完善、政府风险偏大、融资市场不成熟、融资渠道偏少等。因此PPP项目运行的关键成功因素备受大家关注，而合理的风险分担则是其中的一个关键成功因素。另外，很多学者也对以往的案例进行统计分析，发现PPP项目比其他传统采购模式项目所需要的合同谈判时间更长、成本更高，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双方关于风险的分担以及分担程度很难达成共识。因此，在基础设施建设压力巨大的中国，迫切需要建立一套PPP项目风险公平分担机制。

风险识别、风险评估和风险处置被公认为项目风险管理的三大核心组成部分，“PPP项目风险管理研究的进展”部分详细论述了现在关于风险识别方法、风险评估方法、风险管理框架及其在PPP项目中应用的研究现状，可以看出：

（1）风险管理相关方法在理论上已经很成熟，在工程项目风险管理中也得到了很好的应用。但是由于PPP项目周期长、投资大、风险大、相关历史数据不充分，因此，依赖于数值数据的传统定量方法在PPP项目风险管理的应用中受到很大的限制。

（2）目前的PPP项目风险评估和分担方法主要是基于专家主观判断的定性分析方法，蒙特卡洛模拟和敏感性分析是现有的主要风险定量分析方法，但是由于输入参数的准确性不高，输出结果的准确性和借鉴意义不容乐观。

（3）由于基于主观判断的定性分析结果所提供的直接参考价值有限，而在例如财务评价、成本核算、安全预测等许多领域中，研究人员尝试引入模糊数学方法提高主观评价所提供的信息量，因此少数研究者将其引入PPP项目的风险分析中，研究结果表明该方法可行，值得深入探讨研究。

（4）归纳总结以往的PPP风险管理研究，大多数研究框架都是首先通过文献综述/案例分析，比较已有成果并结合拟研究内容，初步构造风险管理/评估模型；其次通过问卷调查/专家访谈，综合专家的经验分析和主观判断，更新和调整风险模型；最后通过应用于实际项目或者与以往项目数据对比分析等方法进行模型的验证。

作为本书的关键内容，PPP项目风险的分担是PPP模式中的重要问题，已经成为PPP模式研究领域的主要内容。“PPP项目风险分担研究的进展”部分则详细论述了关于PPP项目风险分担原则、风险分担框架和风险分担结果的研究现状，不难发现以下几点。

（1）从理论上来说，PPP项目风险分担原则已经较为完备，但是在实际运用中这些原则存在互相重叠，甚至互相矛盾的地方。另外，风险分担与项目总成本、项目参与者的收益分配与双方的风险态度和合同安排等因素有关，例如对于经济收益先天不足的项目，政府为了吸引私营资本的投入，可能会放弃所承担部分风险相应的收益，这种情况虽然不符合项目风险分担原则，但却是合理的。因此，在本书研究中需要详尽考虑影响风险分担的绝大多数因素和原则。

（2）目前较为普遍的风险分担方法主要有两大类：一是通过问卷调查、专家访谈统计各方对各项目风险的承担应答比例，通过比较平均值反映出专家对这一风险的倾向性；二是通过建立博弈等数学模型寻求风险分担的最优解，确定关键风险在公营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分配。两个方法各有利弊，前者简单明了，操作简便，但是无法确定共同承担的风险中公营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承担的具体数量；而后者能够定量确定风险的分担数量，但是模型建立过程麻烦，操作复杂，大多数情况需要舍弃部分条件，与真实PPP项目有所区别，结论的可靠性有待考证。

（3）现有的关于PPP项目风险分担结论主要来自3个部分：一是通过对案例的分析总结；二是通过问卷调查、专家访谈的统计分析结果；三是许多政府部门所提供的PPP项目风险分担建议。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国家的经济形态、法律体系、政府机构设置、经济环境等因素不同，因此并不能笼统地将某一国家的PPP项目风险分担简单地套用于其他国家。类似地，某一PPP项目的风险分担安排也不能直接套用于其他项目中。另外，所归纳的这些已有的项目风险分担结果可以作为本研究结论的验证依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