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中国制造业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1.2.1 资源与环境压力
长期以来，依赖于能源、资源和劳动力的投入而实现快速增长的中国制造业是典型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这种增长方式与我国能源、淡水、土地、矿产等资源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1990年到2001年，中国石油、天然气、钢、铜、铝、锌的消费量分别增长了100%、92%、143%、189%、380%、311%，十种有色金属增长276%。但是，我国土地、耕地、森林等自然资源人均占有量均排在世界100位以后，淡水资源量55位以后，45种矿产资源潜在价值80位以后。矿产资源保障的前景更加不容乐观。我国的石油、天然气、铜和铝等重要矿产资源的人均储量仅分别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8.3%、4.1%、25.5%和9.7%{L-End} [23]。中国人口占世界21%，但石油储量仅占世界1.8%，天然气占0.7%，铁矿石不足9%，铜矿不足5%，铝土矿不足2%。到今天，我们已经不可能靠国内资源来支撑今后的发展{L-End} [24]。2014年我国能源消耗42.6亿吨标准煤，其中70%左右用于工业的消耗。我国原油的对外依存度超过59%，铁矿达到78.5%，铜达到75%，铝、镍、天然橡胶等重要资源对外依存度超过50%。我国的能源消耗占全球能源消耗的比重超过了21%，却只创造了占世界11.6%的GDP。
近年来我国在节约能源方面取得一定的进展，与先进水平的差距开始收窄。与2009年相比，2014年全国每万元 GDP能耗下降17%，并在未来仍处于下降趋势。但是，总体上看，我国的经济增长在相当程度上仍然主要依赖资源的高投入来实现。我国每万元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4倍，美国的2.3倍，欧盟的4.5倍，日本的8倍。
能源与资源的快速消耗，导致环境污染和生态问题日益严重。我国的制造业由于技术相对落后，产品结构不合理，导致能源消耗大，污染比较严重。当前，中国化学需氧量、氮氧化物、二氧化硫、氨氮以及二氧化碳排放均居世界首位，雾霾、水污染、土壤重金属超标已成为社会公害。我国制造业的环境污染十分严重，例如，二氧化碳排放量的70%、二氧化硫排放量的90%、氮氧化物排放量的67%均来自燃煤。加之电厂仍在扩建，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至2020年，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占到全球的17.2%{L-End} [25]。
2014年全国工业主要污染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分别占全国的90%、70%，烟尘、粉尘的排放量约占全国的85%。中国环境保护部通报的《2014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全国开展空气质量新标准监测的161个城市中，只有16个城市空气质量年均值达标，145个城市空气质量超标。全国有470个城市（区、县）开展了降水监测，酸雨城市比例为29.8%，酸雨频率平均为17.4%。全国423条主要河流、62座重点湖泊（水库）的968个国控地表水监测断面（点位）开展了水质监测，Ⅰ、Ⅱ、Ⅲ、Ⅳ、Ⅴ、劣Ⅴ类水质断面分别占3.4%、30.4%、29.3%、20.9%、6.8%、9.2%，主要污染指标为化学需氧量、总磷和五日生化需氧量。在32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开展的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监测数据显示，水质优良级的监测点比例只有10.8%；良好级的监测点比例为25.9%；较好级的监测点比例为1.8%；较差级的监测点比例为45.4%；极差级的监测点比例为16.1%。我国的国内资源再也难以支撑依靠资源与能源消耗为核心的传统工业的持续增长，自然环境也难以支撑这种高污染、高消耗、低效益生产方式的持续扩张。水污染、空气污染和土壤沙化都是我国面临的严重挑战。土地沙化、水体污染、频繁雾霾、自然资源承载力下降，不仅恶化生态环境，导致自然灾害频发，而且破坏农牧业生产条件，加剧沙区贫困，给国民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造成了极大危害。
人与自然的矛盾在近些年来日益严重，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愈来愈面临资源瓶颈和环境容量的严重制约。我们缺少足够的资源总量来支撑高能耗、高污染的生产方式，也没有更多的环境容量来承载高污染的生产方式。我们必须强化全民的资源环境危机意识，发展循环经济，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发展清洁生产，降低生产过程中的污染成本；发展绿色消费，减少消费过程对生态的破坏；发展新能源，降低能耗，以实现生产方式的彻底超越{L-End} [26]。
我国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环境的破坏严重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空气污染和工业废弃物无序排放对人类生活质量产生了严重影响。环境污染导致的人类疾病，耗费了大量的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严重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1.2.2 劳动力减少与劳动成本上升
过去30年，中国制造业的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中国庞大的人口数量和劳动力供给，以及由此导致的低工资水平。随着人们经济生活水平的提升，以及生育观念的变化，中国的新出生人口逐年减少。我国出生人口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趋势性下降，从每年2000多万人下降到2003年的1600万人以下，之后一直在1600万人上下波动，最低至1584万人。2014年出生人数增加，逼近2001年1702万人的阶段高点。出生人口的减少使得制造业可供给的劳动力逐渐减少，依靠“人口红利”获得快速增长的制造业，逐渐失去劳动力成本优势。
1．劳动年龄人口日趋减少，不同年龄劳动力供给分化趋势加剧
信息中心的分析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生育率持续下降。2012年我国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首次出现下降，绝对量也较上年减少了345万人。我国的劳动力总规模未来将保持稳步下滑的态势，总体劳动力供给不足局面将逐步显现，并推动劳动力成本继续加快上升，我国的“人口红利期”已步入尾声。在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下降的同时，不同年龄劳动力供给则出现明显分化趋势。国家信息中心分析报告显示，“15～34岁的年轻劳动力是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下降的主要部分，其规模将在未来的10多年内从目前的4.2亿下降至2026年的3.2亿左右；与之相反，受人口老龄化不断加深推动，35～59岁的中老年劳动年龄人口则将从目前的5.2亿增加至5.7亿左右。2015年以后我国将进入人口老龄化迅速发展时期。预测显示，2015—2035年的20年里，中国老年人口比例将会增加一倍，达到20%；此后一段时间，老年人口将占中国人口的1/5～1/4。2020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将超过17%，人口总量将达到2148亿，其中80岁以上高龄老人将超过3000万。2020年后，进入加速和重度老龄化发展阶段。到2050年，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高龄老人将达到9500万。高龄老人占老年人比重将从目前的1/8增长到2050年的约1/4。2051—2100年，老年人口比重将维持在30%以上，总量达到3亿～4亿。劳动力年龄结构分化加剧将在劳动力市场引发更多结构性矛盾”。
2．就业参与率仍处于较高水平，但总体趋于下降
报告还指出：“影响劳动力供给的因素除了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外，还包括劳动参与率。”长期以来，我国都属于全球劳动参与率较高的国家。不过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社会保障网络日益完备，以及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正处于逐年下滑的状态。世界银行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为80.4%，在有统计数据的183个国家或地区居第23位。不过，数据也显示，自1992年至今，我国劳动参与率已经下降了4.2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降0.22个百分点。目前，我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大约为10亿人，劳动参与率下降意味着平均每年有200万左右的劳动力退出劳动力市场。在劳动年龄人口不断减少的大背景下，如果未来劳动参与率继续维持下降势头，将加剧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带来的劳动力供给紧张局面。
3．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继续增长，但潜力日趋枯竭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地区一直发挥着劳动力蓄水池的作用，为城镇第二、第三产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3》数据显示， 2012年我国流动人口规模达2.36亿人，其中86.1%为农村户籍流动人口。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三季度末我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人数较上年同期增长525万人，增长3.1%。在劳动人口数量持续减少的背景下，农村剩余劳动力保持增长势头为劳动力市场供需平衡做出重要贡献{L-End} [27]。
不过，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也面临着潜力日趋枯竭的问题。以最受劳动力市场欢迎的青年劳动力为例，《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3》表明流动劳动年龄人口中“80后”所占的比重为48.3%，目前15～31岁的流动新生代农民工约有9814万人。2011年，我国农村人口有65656万人，其中15～31岁人口比重为27.15%，大约有17825万人，其中流动农民工占比达到55%左右，如果刨除仍接受教育或者因残疾等原因无法工作的人口，“80后”流动新生代农民工占该年龄段农村人口的比重将进一步提高到65%左右，未来进一步转移的空间已经不大{L-End} [28]。
长期来看，中国劳动力在目前的政策下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持续下降的态势，中国制造业长期以来作为竞争优势的低劳动力成本将不可能再持续下去。2010年以来的民工荒、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等都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对制造业的发展形成严峻挑战。为应对劳动力人口下降和劳动成本上升，中国制造业必须寻找一条提高内部生产效率，提高人均产出能力和获利能力的新型发展道路。
1.2.3 产业发展方式亟待升级
目前，我国制造业的发展取得了很大成就，已初步形成门类齐全、配套完整的制造业生产体系。制造业是我国规模最大的产业之一，在国民经济中具有极高的带动作用，是优化产业结构的推动力量。制造业通过为冶金、石化、能源、轻工、纺织、电子信息、生物医药、航空航天、建材、基础设施等领域提供先进技术装备，对这些产业的发展起到强有力的支撑作用。同时，制造业自身的发展和技术进步也会不断产生新的需求，从而带动相关产业进一步升级。目前，制造业支柱产业的地位进一步突出，许多重点产品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部分产品技术水平和市场占有率跃居世界前列。但是，我国制造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
1．产业结构不合理
“从生产角度来看，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的不合理表现为低水平下的结构性、地区性生产过剩，又表现为企业生产的高消耗、高成本。具体而言，许多重要产业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自主开发能力弱，难以适应激烈的国际竞争，很多行业产能严重过剩，2013年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9%，落后产能占15%～20%。随着中国外贸规模的迅速扩大，从长期来看，外部市场需求的约束力显著上升，低档产品、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呈现不断恶化的趋势，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出口格局在今后不会有很大的增长空间”{L-End} [29]。
2．产品附加价值不高
“一直以来，中国企业大都采用贴牌生产方式，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产品设计、关键零部件和工艺装备主要依赖进口。即使是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定份额的产品，中国生产厂商也更多地处于组装和制造环节，普遍未掌握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和关键技术主要依赖进口。由于附加值低，中国产品获利甚微。2011年底，美国学者发布了一份名为《捕捉苹果全球供应网络利润》的报告，其中针对iPhone手机利润分配的研究显示，2010年，苹果公司每卖出一台 iPhone，就独占其中58.5%的利润，而中国大陆劳工获得的利润仅占1.8%。正因为在价值链中没有技术优势可言，尽管付出强劳动，获得的却是最底层的、少之又少的微薄利润”{L-End} [30]。
3．制造业缺乏发达的产业分工、工艺分工体系
20世纪后期以来，在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特别是国际分工已经从产业间、产业内进一步深化到产品内分工的新型格局之下，参与国际贸易的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分工的细化使各国的比较优势不再停留在最终产品，更多地体现为全球价值链上某一特定生产区段或生产工序上，即工艺分工。工艺分工对发展中国家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机遇在于发展中国家通过工艺分工能进一步参与到全球化的分工体系中，并通过技术外溢、模仿创新、干中学等实现产业结构渐进有序的升级过程；挑战在于工艺分工很有可能使发展中国家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生产环节，面临“高端产业低端制造”的困局{L-End} [3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快速发展，有相当多的行业通过细化和深化产业分工融入全球产业链，产业竞争力得到了显著提高。中国制造业各行业的垂直专业水平差异相对较大，这说明各行业参与国际产品分工的程度有所不同。垂直专业化水平较高的行业依次为办公、会计、计算机、广播、电视和通信设备、电气机械和设备；垂直专业化水平较低的行业依次为食品、饮料和烟草制品、木材及制品业、纺织、纺织品、皮革及鞋类制品。总体来看，中国制造业各行业（除橡胶和塑料制品）的垂直专业化水平均有一定程度的增长，参与国际工艺分工的程度日益加强。但是，总体来看，在工业分工中，我国的制造业普遍集中在产业链的低端，尤其是原材料加工、零部件组装等低利润环节。在研发、设计、创意、物流、营销、销售、服务等高价值环节的领先企业较少。在工艺分工的国际分工格局下，我国制造业仍然要积极参与到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产环节中，促进价值链从低端生产制造环节向价值链高端的上游和下游升级。
在产业分工模式上，传统上我国制造企业普遍追求“大而全”“小而全”的生产体系，导致企业的专业化和相互之间的协作水平很低，生产能力分散，缺乏发达的产业分工体系，产业组织结构不合理现象十分突出。制造业“加工基地”的生产往往是孤立生产，各自为战，制造企业之间的分工不合理，缺乏上下游产业分工、工艺分工的关联机制，严重影响了国内技术装备成套供应体制和能力的形成，导致我国制造业配套和支持产业发展滞后，专业化协作程度低。例如，东北制造业缺乏发达的产业分工体系，装备制造业的中间产业规模较小、产品配套能力不强，如船舶产品的配套设备装船率仅为15%左右。吉林汽车零部件产业有一批行业龙头企业，但没有企业形成500万～1000万辆的整车配套能力。
4．制造业产业没有形成强大的产业链
我国制造业虽然拥有一批有一定实力的大型主机制造企业，但整体上产业集群化程度不高，制造业“生产基地”的产业往往孤立分布，互不联系，高度核心零部件、元器件产业基础薄弱，缺乏成套能力，服务不发达，没有形成以主机制造厂为核心、上下延伸的强大产业链，产业的总体规模、经济效益和竞争力难以提高。制造业的集群化程度低，导致配套能力差，没有形成产业集群。制造业的总体分布缺乏规划，企业之间缺乏共享技术、共谋发展的产业集聚思路。同时，零部件、元器件技术创新不显著，缺乏成套技术的升级与完善效应，没有形成产业聚集性强、产品关联度大、生产响应程度高的先进装备制造基地，导致我国制造业的总体规模、经济效益和竞争力难以提高。
5．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十分薄弱
我国制造业没有摆脱技术引进型模仿创新的模式，研发能力较差，技术创新能力也十分薄弱，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少，真正体现行业竞争力的高精尖设备、加工工艺和重大技术装备依附于国外企业先进技术。我国100%的光纤制造装备、80%以上的集成电路制造装备和石油化工装备、70%的数控机床产品都依靠进口。制造业是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但多数大型企业没有建立起较强的技术中心，与制造业的战略地位极不相称。
以上问题导致我国制造业的增长模式不容乐观，与发达工业化强国差距明显。长期以来，我国制造业的增长主要依靠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即增加投资、扩大土地、厂房、增加劳动量投入，来增加产量，是一种典型的粗放式增长模式，导致严重的资源、能源和环境压力。
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技术创新能力不足，以企业为主体的制造业创新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企业缺少核心技术支撑，产品缺乏核心竞争力，制造业还远远落后于世界水平。真正体现行业竞争力的高精尖设备、加工工艺和重大技术装备仍然基础薄弱，体现综合科技创新能力和制造实力的重大技术装备产品与发达工业化国家存在较大差距。许多关键设备不能制造，据科技部提供的数据显示，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设备投资中的2/3依赖进口。高端制造设备和技术受制于人，高档数控机床、自动化生产线等高端制造设备和技术大都依靠进口，特别是高新技术装备、集成电路等高、精、尖、微、细加工设备几乎全部依靠进口，装备中技术含量高的相关配套产品也大量依靠国外供给，这已成为我国装备工业转型升级的主要“瓶颈”{L-End} [32]。产业结构不合理，高端装备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信息化水平不高，与工业化融合深度不够；产业国际化程度不高，企业全球化经营能力不足。在全球制造产业链上，中国只是扮演着代工角色，处于产业链的低端。这种发展模式微观上使得企业利润薄弱，难以为继；宏观上使得国家整体竞争力不强，资源和能源耗费过大。因此，我国应该定位在制造环节，以制造业为切入点，尽快优化产品结构，提升产品附加值，推动研发创新，逐步向技术、服务等高端环节过渡。
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开始重新认识到制造业的价值，采取措施推动制造业的回归与复兴。由此，发达国家纷纷提出“再工业化战略”，试图实现从“产业空心化”到“再工业化”的回归。在这个过程中，德国突出了以智能制造为核心的“工业4.0”战略，美国推出了“产业互联网”战略，通过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强化制造业的科技含量，降低制造业对能源和资源的消耗，实施高效绿色生产，引领全球制造业的新发展。这是一个建立在持续创新基础上新的制造业格局与形态再造的过程，特别值得中国认真关注。
当前，中国制造业面临着“双重挤压”。从内部因素看，中国经济已由较长时期的高速增长，进入中速增长阶段，低端产业已逐步失去竞争力，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已不可持续；从外部因素看，欧美发达国家推行“再工业化”战略，谋求在技术、产业方面继续领先优势，抢占制造业高端，进一步拉开与中国的距离。与此同时，印度、越南等发展中国家则以更低的劳动成本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抢占制造业低端市场。在这样的内外部压力下，中国制造业必须寻找新的产业发展方式，通过商业模式创新和生产方式创新，走出一条以内生效率提升为主线的新兴发展之路，实现产业升级。
1.2.4 我国制造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1．在政策上，国家高度重视制造业的发展
为鼓励制造业发展，国务院早在2006年就出台了《关于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在16项重大技术装备领域实现国产化，要发展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制造企业集团。2007年，财政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海关总署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了《关于落实国务院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有关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明确重大技术装备制造业将享受进口税收优惠，以提高我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及自主创新能力。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又出台了《制造业调整与振兴规划》，并配套实施了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关键零部件进口免税政策和鼓励发展、促进消费的相关政策。政府越来越重视为制造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2010年10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了《机械基础零部件产业振兴实施方案》。2011年12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了《工业转型升级投资指南》，依据相关产业政策，从投资角度对工业转型升级规划及相关行业规划、专项规划提出的主要任务和发展重点进行了细化，明确了“十二五”时期工业投资的重点和方向。2012年1月，工业和信息化部、科学技术部、财政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重大技术装备自主创新指导目录（2012年版）》，大力鼓励发展国产重大技术装备，鼓励技术创新。2013年8月，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了《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专项行动计划（2013—2018年）》，对未来五年两化深度融合的重点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2014年8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指导意见》，推动制造业以产业转型升级需求为导向，进一步加快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引导企业进一步打破“大而全”“小而全”的格局，分离和外包非核心业务，向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中国产业逐步由生产制造型向生产服务型转变。2015年5月，国务院发布了《中国制造2025》，明确提出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以促进制造业创新发展为主题，以提质增效为中心，以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为主线，以推进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防建设对重大技术装备的需求为目标，强化工业基础能力，提高综合集成水平，完善多层次多类型人才培养体系，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有中国特色的制造文化，实现制造业由大变强的历史跨越。
目前，国家“十三五”规划对制造业的重视上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将制造业的创新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出台相应的行动纲领，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要求，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加强统筹规划和前瞻部署。制造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得到了显著的优化和提升，为其创新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环境。
2．内需的增长成为推动我国制造业发展的关键动力
我国正处于扩大内需、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政府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为制造业创造了巨大的市场需求。随着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大规模内需潜力将持续释放。同时，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升，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各行各业对新的技术装备会产生新的需求。消费者产生的新需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新的民生需求，以及国防现代化产生的新安全需求，都会促进制造业在重大技术装备创新、消费品质量和安全、公共服务设施设备供给和国防装备保障等方面迅速提升水平和能力。全面深化改革和进一步扩大开放将不断激发制造业发展活力和创造力，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
3．国际技术和人才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
长期以来，我国制造业中技术含量高的产品多是依赖于国外先进技术。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在全球蔓延，世界制造业的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配置，一些掌握装备制造尖端技术和核心技术的国外企业受冲击的程度继续加深，我国制造业面临整合、利用国际技术和人才资源的宝贵机遇。因此，我国制造企业要抓住机遇，积极参与国际产业结构调整，通过投资收购、技术引进和人才引进等多种方式，着力提升装备制造技术水平，进入装备制造的尖端技术和核心技术领域，进一步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力争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占据更加主动的地位。
4．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融合发展促进了制造业发展模式创新
当前，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正在从全球范围内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根据Economist 2012年的研究报告，未来的生产设备将更加智能化和集成化，导致劳动力的需求减少及劳动力成本降低，大规模制造模式下的全球化生产模式将逐步变为基于本地的个性化敏捷生产，为发达国家创造“再工业化”的条件。在这一趋势下，世界主要国家纷纷出台战略，抢占未来经济及社会发展的先机。德国“工业4.0”、美国“工业互联网”、英国发布的“工业2050”战略，以及日本提出的“工业4.1J”战略升级计划，无一不是关注信息化和工业化的深度融合。信息产业的领头企业，如谷歌公司、苹果公司等，主动进军传统的汽车产业，重塑汽车产业的产品模式、经营模式和商业模式。通用电气、西门子等传统制造企业也都大力推动传统制造业和信息产业的融合，借助于互联网、物联网和大数据，重塑其产品模式、经营模式和商业模式。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融合发展已经成为推动产业变革与产业升级的重要力量，其主导思想都是通过充分利用信息通信技术、网络空间虚拟系统与现实物理系统相结合，重新定义工业产品、生产过程，改变价值创造过程及主体交互过程，重塑商业及创新模式，带来新一轮产业革命。
技术环境不断成熟，政策环境日臻完善，两化融合的产业体系不断成熟，为我国制造业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
1.2.5 《中国制造2025》
目前，中国整体上进入了工业化中期后半阶段。党的十六大提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十七大首次提出了“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发展”以及“信息化与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并举”；十八大又进一步强调“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2015年发布的《中国制造2025》成为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中国制造2025》的主线是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大力发展智能制造、服务型制造和生产性服务，推进中国制造由大变强。
《中国制造2025》提出，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以促进制造业创新发展为主题，以提质增效为中心，以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为主线，以推进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防建设对重大技术装备的需求为目标，强化工业基础能力，提高综合集成水平，完善多层次多类型人才培养体系，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有中国特色的制造文化，实现制造业由大变强的历史跨越”。创新驱动是《中国制造2025》的核心主题，同时强调质量为先、绿色发展、结构优化和人才为本。
在以上指导思想和基本方针的指引下，通过建设三个十年的“三步走”战略，我国希望在2025年迈入制造强国行列，制造业整体素质大幅提升，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全员劳动生产率明显提高，两化（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迈上新台阶。为了实现2025年的目标，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全面提高发展质量和核心竞争力，我国确立了制造业发展的九大任务和重点：
（1）提高国家制造业创新能力；
（2）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
（3）强化工业基础能力；
（4）加强质量品牌建设；
（5）全面推行绿色制造；
（6）大力推动重点领域突破发展；
（7）深入推进制造业结构调整；
（8）积极发展服务型制造和生产性服务业；
（9）提高制造业国际化发展水平。
《中国制造2025》旨在通过制造业的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生产组织方式创新以及制度体系创新，以工业化与信息化的深度融合为主线，驱动中国制造在生产模式上向“智能制造”演变，在商业模式上向服务型制造演变，在资源与能源消耗上向绿色制造、环境优化转变。这个过程的核心是通过创新驱动，提升制造业的内生效率，优化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关系，加快制造与服务的协同发展，推动商业模式创新和业态创新，促进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变，最终在生产组织方式上运用全球资源实现智能制造，在产品模式上实现智能产品服务系统，在商业模式上实现服务型制造。这种转变可以推动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降低对能源与资源的消耗，降低环境污染（实现绿色制造），实现制造业发展模式创新与升级。整体来看，在制造业内部，智能制造实现了生产方式的智能化，企业通过智能制造，为客户提供智能化的产品；在传统制造业外部，通过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融合发展，依托工业化与信息化的深度融合，企业将智能产品与生产性服务整合为智能产品服务系统，满足客户的个性化需求。在产业组织上，则表现为制造业和服务业通过实施服务型制造模式，实现商业模式和生产方式的创新，实现两个产业的协同发展，带动产业升级与产业结构的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