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从中国金融结构的转型、民间资本的发展看稀有金属投资的前景

当前，从短期的经济周期波动看，中国经济在经历了为应对金融危机冲击而实施的大规模刺激政策后，经济增长速度逐步回落并走向软着陆。从中长期看，中国经济当前正处于一个从高速增长到中速增长的转换阶段。人口、资源以及外部经济环境等约束条件的转变导致中国的经济潜在增长率不可避免地出现回落，特别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使得低端制造业的比较优势明显下降；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红利窗口的即将关闭，导致抚养比见底后，储蓄率也随之回落。总储蓄回落过程中，廉价资本的背景发生转变。另外，全球目前正处于产业转型期，在新的产业增长点形成之前，全球经济依然会处于一个低速增长期。

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可以看到，当前中国的宏观政策是在两条线索同步推进，一条线索是通过稳投资、扩消费等措施来对冲周期性的经济回落，促使经济触底企稳；另一条线索是结构性的调整和改革，包括结构性减税、鼓励民间资本的投资、培育新的产业增长点等。在经济从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的转换时期，目前的经济回落究竟是周期性的回落，还是整个经济结构性减速的起点，还有待观察，而在没有清晰的结论之前，中国仍将遵循总体发展方向，在通过适度的投资和扩大内需来稳定增长的同时，将更多的注意力转向经济转型。从城市化、工业化等中长期趋势看，中国还是存在不少投资空间的，关键是如何吸引包括民间资本在内的多元化资本的进入，促进投资效率的提高。

无论是从经济转型的角度，还是以应对经济回落的角度，我认为民间投资必须更为活跃，才可以为经济增长注入长期可持续的内在动力。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中国政府采取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遏制了经济急速下滑的势头。客观而言，面对危机，通过政府投资刺激经济增长具有其合理性，因为危机时期私人投资会变得更加谨慎，难以支持经济增长。但随着经济的回暖，市场预期也开始变得明朗，政府投资推动的暂时性解决方案应逐渐退出，让位于市场主导的长期性战略，以保持经济增长的长期活力。

西方发达国家正在经历的复苏过程就是一个体现民间投资重要性的例证。美国在经历金融海啸后，经济逐步实现触底反弹。在这轮经济复苏中，其主导力量仍是由政府投资推动的，而政府投资往往并不能反映劳动力市场的供给与需求状况，对就业的推动作用也就不明显，在失业率居高不下、民间资本并未参与其中的“表象复苏”下，经济的恢复并不稳定。因此，只有引导民间资本接过政府投资的“接力棒”，促进可持续的就业复苏，才能真正令经济脱离金融危机的阴影，迈上正轨。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中国的民间资本规模不断积累，也存在着形形色色的民间投资渠道，其中许多渠道都是民间资本自行摸索出的投资方式。但由于中国整体投资渠道的匮乏，当前中国的民间投资方式常表现出一拥而上、越热越炒的羊群效应的特点。这不但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颇微，而且容易带来资产泡沫等问题。这里就体现出两个问题，一是对民间资本的引导；二是对投资渠道的拓宽。进入2012年以来，中国已明显加大了对民间资本的引导力度，比如对民间资本开放公共行业，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公共服务业，在温州试点进行金融改革，这些都是利好民间资本长远发展的。而在大力引导民间投资的同时，必须有丰富而多元化的投资渠道予以配合，此时，中国有限的投资渠道就成为发展民间投资的最大阻碍，拓宽投资渠道的需求显得尤为迫切。

恰于此时，本书提出了投资稀有金属的概念，首次将稀有金属视为一种投资品类，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对其进行了介绍，我认为这个切入点和切入时机都是有重要参考价值的。一直以来，稀有金属的价值一直只体现在工业使用上，与“投资”二字并无太大的关联，而本书通过浅显易懂的语言和深入浅出的分析，另辟蹊径，为读者展现了稀有金属的另一面。近年来，国家对稀有金属行业的关注度明显提高，从出口配额的实行到行业上游的整合，从环境治理成本的推行到出口税惠的降低，无不体现出稀有金属作为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在环球范围内具备了越来越高的价值和地位。而中国凭借自身巨大的资源优势和市场优势，有条件将稀有金属资源转化为国际范围内的经济竞争力。从行业自身发展上来看，稀有金属整个行业长期处于资源基础价格偏低的情势下，而科技的发展和稀有金属重要广泛的工业用途又使得其供需关系长期趋紧，再加上多方面生产成本上升带来的资源价格上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令稀有金属在动荡的国际经济金融环境中依然表现出其独特的投资功能。另外，从其固有属性上来看，稀有金属的金属特质令其易于标准化和量化，便于形成商品进行交割，这也从客观条件上使得其具备了成为投资品的基本条件之一。

我相信，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拓展新的投资渠道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出台，对当前金融危机冲击下促进中国加快经济转型、更好地应对危机冲击，会发挥重要的作用。而稀有金属投资作为一种有培育前景的投资渠道，在合理控制风险、及时透明披露信息等的前提下，既可增加民间资本的投资渠道，又能在战略资源的市场定价权方面赢得主动，应当是当前有利于金融结构转型的一个举措。

巴曙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秘书长

巴曙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巴曙松研究员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秘书长，还担任商务部经贸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银监会考试委员会专家，中国证监会基金评议专家委员会委员，招商银行和包商银行博士后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等，先后担任中国银行杭州市分行副行长、中银香港助理总经理、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展战略委员会主任、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经济部副部长等职务。巴曙松研究员还曾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主讲专家，主要著作有《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研究》、《金融危机中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挑战与改进》、《巴塞尔资本协议Ⅲ研究》、《房地产大周期的金融视角》以及《中国资产管理行业发展报告》年度报告等，译著有《美国货币史》、《大而不倒》、《金融之王》和《资本之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