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的诞生

乌拉圭回合是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时间最长，也是最为成功的国际贸易谈判。谈判成果多达26000页，重达200公斤！谈判结束时，各国代表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这是国际贸易的胜利，将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制造一个新时代，对全球福利做出贡献！”“将开始建立一个世界性的经济民主！”“将世界引往一个方向，一个开放和自由交流的方向，进步和繁荣的方向！”时任GATT总干事Peter Sutherland概括了协议的内容，称其为“对世界贸易体制的重大更新”；是选择了“开放与合作，而非无常与冲突”；“会带来更多贸易、更多工作和所有人收入的大幅度增长”。他称此时为“现代经济和政治历史上的决定性时刻”。

这一欢欣鼓舞的时刻来之不易。从1986年到1994年，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几十个国家的代表持续磋商，GATT总干事多方奔走，其间的酸甜苦辣，局外人恐怕难知其味。

1980年，国际经济情况开始变坏。通胀和失业扩大，金融不稳定，大规模收支不平衡。石油进口国日益感到无法应付油价上涨所带来的债务。贸易增长放缓，数量仅增加了1%。随后两年，情况进一步恶化。

与此同时，时任GATT总干事Arthur Dunkel发现，世界贸易体制也面临着问题。尽管东京回合的改革和自由化正在付诸实施，保护主义的行动跟不上保护主义的声音，但通过成功的谈判回合驱动政府和多边贸易体制的力量已经大多丧失。由于不能解决保障措施问题和《多种纤维协定》中的特殊保障措施的日益滥用，GATT规则的权威，尤其是在成员之间实行非歧视的核心规则，受到了损害。发达国家解决某些产业所遇到问题的方法，是完全在GATT框架之外签订限制贸易的协定。一种新的双边限制措施正在实施，即日本自动限制对美汽车出口。一些提交GATT的案件，由于范围太宽，对于国内政策太重要，因而无法在准司法的专家组程序中予以有效处理。此外，东京回合的守则并非都是运行良好，农产品出口商也认为GATT没有解决他们的关注。

面对这种情况，两个最大的成员态度并不一致。

欧共体对启动新回合并不热心。欧共体很大，不用担心GATT规则的衰败。它关心的是发展内部市场，吸收新的成员国。它还担心对发展中国家的新的减让会影响《洛美公约》成员的利益。它还承认，GATT对农业贸易的实质性谈判会产生一种压力，促其改变千辛万苦制定的共同农业政策，并且不可避免地将成员国之间的潜在政策分歧重新揭开。然而，欧共体认真对待其作为领先贸易力量和GATT支柱的职责，随时准备全面加入关于GATT未来的讨论和决策。

美国则对GATT恢复活力抱以极大热情。1981年，里根领导下的新政府上台，迫切希望在美国与其他国家关系问题上提出新的思想和增加新的动力，表现出与此前民主党政府政策的截然不同。基于其自身的自由贸易理念和摆脱国会限制进口的压力的需要，新政府为GATT确立了一套野心勃勃的目标，大大超越了传统的关税和非关税堡垒。美国现在要寻求世界农产品贸易的自由化，并且解决投资和服务贸易中的障碍。

1981年3月，Arthur Dunkel在一次演讲中，阐述了GATT秘书处的观点。他说，各国政府由于受到一种恐惧的平衡力量，才不会滑向保护主义，即担心一旦限制贸易，就会招致报复并损害整个贸易体制。他认为，这种情况是不会持久的。如果没有大家向着正确方向的共同努力，就不会有安全可靠的基础，而没有这一基础，贸易体制就不可能解决快速经济发展、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困难和其他因素所造成的压力。他说，这种共同努力“并非不可能”。

Dunkel的希望，主要基于以下判断：所有GATT成员国都非常担忧贸易关系的下滑与恶化，而GATT本身，即国际贸易中的法治，也面临明显的危险，将会受到损害和规避，从而丧失其可信度和有效性。他的希望，还有一个更为即时、具体的原因：很多国家都告诉他，支持召开一个政治层面的会议，以便对贸易体制的困难进行坦诚的评估，并且共同努力解决这些困难。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回合谈判缓慢地启动了。

开始谈判的决心也许容易下，但谈判的过程却是复杂的。仅以关税谈判为例。受到国内商业团体的敦促，每个参加者心里想的都是自己的国家贸易利益。每个人都想为自己已经或即将生产的产品打开外国市场，却不愿意降低自己的关税，尽管经济学家告诫说，降税有利于国家的经济发展，消费者也会欢迎低价的进口产品。由于存在不愿面对更大竞争的国内生产商的压力，有时还由于担心降税会减少政府收入，多数国家削减关税，都是为了得到谈判对手的相应削减。不到最后一刻，每个人都不愿意亮出底牌，因为这样做就会失去讨价还价的力量，并且遭受失去保护的国内利益的批评。GATT的关税谈判，有些地方很像扑克牌游戏。

启动谈判的宣言中，要求采取适当方法削减或取消关税，包括高关税和关税升级，并且所有成员都应进行关税减让。落实到具体谈判中，谈判代表需要解决一系列问题：哪些关税是可以取消而不仅仅是削减的？对于没有取消的关税，能有一个削减的目标水平吗？什么是高关税，以及如何削减或取消？如何界定关税升级，以及应当采取什么方式进行削减？如果有些国家过去没有做出什么关税减让，现在如何劝说他们减让？（有些发展中国家认为谈判不是互惠的，而有些国家只有在农产品和初级产品市场对他们开放时，才会削减、约束自己的关税）能否采取某种降税公式？很多国家的约束税率都比实际税率高，那么谈判应以哪个税率为准？每个国家每个税目进口的价值是多少？

以上只是市场准入谈判中关税谈判的例子。要知道，这一轮谈判范围广泛，包括市场准入的非关税措施、自然资源产品、热带产品等内容；“规则制定”，即保障措施、补贴与反补贴措施，“东京回合守则”（反倾销、标准、进口许可、海关估价、政府采购、补贴）;GATT条款，即减让表、收支平衡条款、国有贸易、安全例外、区域安排、豁免条款、GATT中的事实地位、关税减让重新谈判、GATT的互不适用、“祖父条款”；纺织品与服装，农产品。更为重要的是，谈判还包括服务贸易、知识产权和投资等新议题，以及争端解决和成立WTO等机制建设问题。

难以想象如此众多议题的谈判是如何在如此众多国家之间进行的，但谈判过程之复杂艰辛则是可想而知的。事实上，谈判数次陷入僵局，甚至濒临破产。谈判终于尘埃落定、大功告成后，一家著名的杂志刊载了一篇文章，回顾了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开始到90年代中期的结束，其间成千上万的谈判者、官员、政治家、记者和说客的心路历程，并且用一个标题表达了此刻大家的心情：“这是真的吗？”（Can it be true?）

Arthur Dunkel没有在总干事的任期上看到谈判的结束，他已于前一年离任。人们盛赞他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的引领作用。他主导了谈判的酝酿和开始，以及近七年的实际谈判。他对世界贸易体制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继任者Peter Sutherland大刀阔斧、强力推动，终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催生了世界贸易组织。

参考资料

《乌拉圭回合谈判史》（John Croome:Reshaping the World Trading System:A History of the Uruguay Round, Second and Revised Editio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