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 全面推进的经济改革

1988年的经济动荡及1989年的政治动乱后，中国的改革彻底停止。有关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经济争论转变成为了有关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政治争论。大量的“政治家”和“理论家”都站在政府所宣称的“市场化就是向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的立场上。他们认为：“在最后的分析中，那些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所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将会首先用私有制代替公有制，然后再用市场经济代替计划经济”。（王忍之，1989）因此，实施了抑制私营经济的具体政策措施，包括发展乡镇企业、加强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

这些政策措施具有严重的后果，最突出的就是经济增长速度迅速回落，就业难问题开始出现。1989年和1990年，GDP增长仅分别为4.1%和3.8%。为避免爆发新的经济或政治危机，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领导人下决心重启经济改革。

4.2.1 重新确立实施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

1990和1991年，邓小平分别做了两次有关市场经济的重要讲话。第一次是在1990年12月24日十三届七中全会的前夕。在与江泽民和其他中央委员会领导人进行讨论时他说，“你们不能认为如果我们实行了一些市场经济就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在1991年初，邓小平还强调，“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邓小平，1994:351,354）

与此同时，许多支持改革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开始考虑如何重启市场改革。1991年10月至12月，中国共产党总书记江泽民主持了11次会议，其间领导人与经济学家对包括如何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内的重大国际和国内问题进行了讨论。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反对退回到计划经济，提倡进行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

1992年1月和2月，邓小平前往中国南方的许多城市视察。在直接向基层领导人讲话时，他重申，“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并强调“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我们应当“大胆地试，大胆地闯”（邓小平，1994:360-362）。邓小平的讲话受到干部群众的热烈欢迎。

之后，在1992年6月9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进行了一次讲话，他在讲话中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江批评了几位“很少考虑市场在激励企业间的竞争和促进经济发展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的人。他还表示，“市场是一种有效配置资源和提供激励的方式”（江泽民，2010:1-190）。江的讲话被参加会议的高层领导干部普遍接受。

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决定：“中国的经济调整目标是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会报告表明：“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江泽民，2006:10-11）。

4.2.2 贯彻新的改革战略：在关键领域取得全面突破性进展

当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将目标确立为建立市场经济时，改革尚未全面展开。各级政府都对增加投资以及推出投资项目十分热心。1992年，非政府固定投资比1991年增加了40%,1993年比1992年增加了50%。与此同时，1993年的CPI上涨了14.7%。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政府采取了一套措施来阻止经济过热，并将精力放在实现市场经济改革的总体方案的设计上。

1993年6月下旬，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当前经济状况与增强宏观调控的指导方针”。在此基础上，对银行业进行了整顿，加强了宏观调控并冷却了过热的经济，从而为1994年进行全面改革创造了一个适宜的宏观经济环境。

为起草全面改革方案，1993年5月建立了一个直接受中共中央领导的文件起草小组，其职责是起草全面的市场改革方案。中共中央的财经工作领导小组组织了16个共300多人的调研队伍，在各地区和部门开展彻底的调研，并编写背景资料供起草小组参考使用。

6月中旬，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和世界银行在大连举办了一次中国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参会者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兰科·莫迪利安尼（Franco Modigliani）、伦敦经济学院教授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rn）、被称为“台湾经济奇迹背后推手”的李国鼎，以及许多知名的中外学者。这次研讨会讨论了中央政府正在进行设计的改革事宜，包括将储蓄存款的实际利率提高到0以上、信贷封顶、统一人民币的两种汇率，并实施价格改革。

经过了150天的辛苦工作和8次修改，起草小组向中共中央提交了题为“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的总体方案的草案。

1993年11月，中共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上述“决定”。决定提出了将总体改革与关键领域的突破相结合的改革策略；号召在市场体系、企业性质、公共财政和税收制度、银行业系统、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宏观经济管理等方面实施系统的改革；同时确立了在20世纪末将一个基本的市场经济体系建立完成的目标。

在刚刚完成的路线图基础上，全面改革迅速展开。汇率制度改革的进程和实际结果是最为显著的。

1993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从1994年1月1日开始，废除双轨制汇率，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人民币汇率将由市场决定，只有当汇率浮动超过了一定水平时，中央银行才会进入市场买卖外汇（以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性）。1994年1月1日，汇率为1美元兑换8.72元人民币。这一比率低于汇率改革前外汇中心的最低汇率，其代表了比1美元兑换5.76元人民币的最高官方汇率下跌了51%。从那时起直到1997年10月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人民币相对于美元的汇率上升至1美元兑换8.28元人民币。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依据人民币在保持亚洲邻国稳定性中所起到的作用，始终保持这一汇率不变。然而，汇率机制随后变成为对美元固定并保持在1美元兑换8.27元人民币左右，一直到2005年7月21日，新一轮的汇率改革实施，人民币的价值才开始缓慢上升。

汇率改革成功实施后，从1994年开始，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保持了快速增长，支付余额从逆差的出现常常多于顺差的情况，转变为持续顺差（见图4-1），特别是在2001年11月中国正式成为WTO成员之后。经过了15年的谈判历程，中国大幅度降低了贸易壁垒，取消了进口配额，同时降低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水平。成为WTO成员后，从2002年1月1日开始，中国降低了5300多项关税，平均关税税率从15.3%下降到了11.3%，全面与全球市场接轨。指导出口的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除汇率改革外，其他方面的改革也取得了进展，综合的商品、信贷和外汇交易市场基础开始出现。

4.2.3 世纪之交所有权结构的变化

总体改革的另一个突破是在1997年召开的中共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重新调整了市场经济的所有制基础。

在20世纪90年代改革进行时，私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逐渐开始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而国有经济份额则出现下降。这就极大地冒犯了那些忠于旧制度的政客和理论家们，他们宣称“科学社会主义是以全体人民所有（国家所有）的制度作为最高所有制形式和必须要追求的目标”（特约评论员，1996）。

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的支持者则回击称，社会主义的根本是达到共同繁荣，而不是国有部门占主导地位。同时他们还认为，公有制有许多种形式，因此没有理由将国家所有作为“所有制的最高形式”。此外，从当前形势来看这个问题，他们指出“有限的国有资本无法支撑庞大的国有部门”。因此，“国有部门需要收缩范围……从一般竞争领域退出而集中于国际必须加以控制的战略领域”（吴敬琏等，1997）。

1997年9月，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公布了决定，宣告缩小国有经济的范围。大会指明“非公有部门”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号召在“三个有利”标准的基础上调整所有制模式，将国有资本逐步限制在“影响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内”（江泽民，2010,2:1-50）。1999年，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将“影响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新定义为“影响国家安全的行业、从事天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用物资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型和高科技型产业中的重点企业”，从而进一步限制了其范围。

中共全国代表大会所做出的上述决定于1998年被写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中：“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包括个体和私营经济，是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保护个体和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

在上述规定的基础上，中国对所有权结构进行了大范围的调整。除许多大中型国有企业进行重组外，由地方政府控制的数百万乡镇企业中的绝大部分都转变成为私营企业。由此，中国经济从国有企业压制所有其他部门的模式转变成为各种所有制形式的企业共同发展。除很少的重点行业外，私营经济（包括私营部门和集体部门）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同时也正是私营企业，为就业的增长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如表4-3所示。

向全球市场开放的市场经济的基本建立，解放了曾经长期以来被僵化的指令性经济所束缚的生产力。

首先，普通人因此可以开办企业了。随着改革的推进，人们开办企业的创业精神和热情开始迸发。到20世纪末，中国已有超过3000万家私营企业，它们是中国经济增长背后最基本的推动力量。

其次，大量未充分使用的人力物力资源得到了有效的利用。随着人们开始设立新的企业，生产要素从生产率较低的行业流向生产率较高的行业。改革开始后的一段时间，大约2.5亿剩余农村劳动力迁移到了城市从事工商业的工作。同时，大约有7万平方公里的耕地，几乎相当于爱尔兰的面积，被转化为城市用地。

再次，在20世纪90年代，由于成功实施了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化战略，中国利用发达国家低储蓄率所带来的机会扩大出口，并使用净出口需求来补偿疲弱的国内需求，从而保持快速的经济增长。

最后，先进设备和技术的引进，快速拉近了中国与发达国家200年间所累积形成的技术差距。

由于上述因素的推动，在20世纪90年代的后几年中国经济开始形成高增长低通胀的健康态势，如图4-2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