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相关的增长模式

欧洲的工业革命发生在大约清代中期的时候。为什么中国没有发生类似的工业革命呢？回答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本章的内容。但还是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因素与此相关。首先，中国与欧洲制度的不同是非常重要的。英国的工业革命是由英国内战和1688年的光荣革命所引发的制度变革产生的。其次，中国的内部市场属于合理竞争却又过于复杂（Myers-Wang,2002）。但是这对于工业发展来说是不够的，还需要一个良好的制度（Pepper, 2012）。正如帕金斯（1967:478）所指出的，“清朝官员不只是懂得商业，他们连自己都深深地卷入其中了……然而，更重要的问题是，是否一个合理复杂的商业体系会必然导致工业化。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对于较晚发展的国家（除英国以外的每个国家）来说，政府能够在两个领域（技术与投资）内发挥重要作用”。清朝的市场发展因此是一种“粗放的”增长形式，没有什么技术进步。最后，英国能够通过在制造中心附近获得便宜的煤炭资源以及从殖民地获得原材料而异常快速地扩张，但中国和其他国家则不行（Pomeranz,2000），见表2-3。

表2-3 中国与西欧的比较

注：数据来自麦迪森（1998）.

表2-3中由麦迪森编辑的数据表明了中国与欧洲之间的巨大差异。中国与欧洲之间的差异出现在大约19世纪初到20世纪初。但中国的人均GDP在宋朝达到了顶点，明清则保持平稳，在清朝中期开始下降直至清朝灭亡前50年。民国建立初期再次稳步上升，尽管再也没有上升到宋代时候的收入水平。由艾伦（Allen）等人（2009）和Baten等人进行的有关中国和欧洲实际工资的几项重要研究，也发现实际工资出现了下降的趋势，并接近生活费用水平（见图2-3），其主要的关注点在于人均收入或实际工资的下降。而彭穆兰（Pomeranz）（2000）对此无法加以解释。同时，人口迅速增长，在1820年清朝中期、太平天国运动之前突然翻番。数据提示，马尔萨斯模型方差可能会有帮助。

图2-3 18世纪到19世纪中欧实际工资比较

图2-3中，纵轴代表以福利比率表示的实际工资。所有中国的工资和欧洲的工资都转化为一种成为福利比率的可比标准（见Allen等2009）。福利比率1代表生活费用．

资料来源：艾伦等（2009）。

艾文（Elvin）（1973）认为，在马尔萨斯（Malthusian）框架中，有着大量过剩劳动力的中国，可能是被困在了一个高水平的农业均衡陷阱中，在其中，前现代技术足以避免需要有较高起步资本的现代技术的使用。

加勒-威尔（Galor-Weil）（2000）以及其他许多人的模型显示，如果没有科技进步，马尔萨斯停滞无法转变为现代经济增长。尽管迅速增长的人口能够导致马尔萨斯人口停滞，但同时，庞大的人口数量又为技术革新提供了市场和需求。由于技术革新是一种公共福利，因而庞大的人口为革新产生了更大的供需以及新思想的迅速传播。为跳出加勒-威尔模型中的马尔萨斯人口陷阱，科技进步必须要超越一个特定的门槛，之后人均收入就会增长至生活费用水平之上。随着收入的提高，父母就会注重孩子的质量而非数量。此外，正如加勒-威尔所强烈认为的，科技进步提高了人力资本的回报率。进而，更大数量的人力资本就会进一步加快技术进步的速度，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到清朝中期，中国的人口规模是有利于科技进步的。革新的“创造性破坏”（正如Schumpeter所称的）会损害承担责任的统治精英们的利益（Mokyr,1990, Parente-Prescott, 2002），从而破坏皇帝的统治地位。此外，一开始还需要积极的政府发展政策为跨越加勒-威尔的技术门槛提供适当的条件。清政府的发展政策既不充分也不积极（Perkins,1967）。也正是清朝制度的利益、过度集中以及僵化阻碍了科技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