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起义军的发展与明朝的建立
明朝是在元末农民大起义的暴风骤雨中建立起来的一个统一王朝。
蒙古入主中原,建立元朝,统一全国,结束辽、金、西夏与宋朝的长期分立局面,并将西藏纳入版图,基本奠定我国的疆域,促进了各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与融合,为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元朝在统一的过程中,推行野蛮的民族压迫和歧视政策,把全国各族人划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个等级,规定四等人的不同政治地位:蒙古人最高,色目人次之,汉人再次之,南人最为低下。并将蒙古贵族原来落后的劳动力占有形式和剥削方式,强行推广到经济高度发达的中原和江南地区,如掳掠大量人口,抑为“驱口”“驱丁”(即奴隶);搜刮大批民间工匠,抑为“系官人匠”(即工奴)。此外,为了适应蒙古人游牧生活的需要,元朝初期还曾在中原地区圈占大批良田充作牧场,不耕不稼,专放牲畜。后来,在中原地区发达的农业经济的影响下,入居内地的蒙古人虽然被迫放弃了游牧经济,改事农业,但土地的兼并现象却有增无减。元朝政府经常夺占汉人的大片耕地充作官田,赏给贵族、大臣和寺院。蒙古、色目贵族和汉族地主也使用各种手段,疯狂兼并土地,索债征租,驱迫农民,甚至干预佃客男女婚姻,将佃客随田转卖。这种做法无疑是经济领域的一种逆转。与此同时,元世祖忽必烈虽实行“汉法”,又惟恐出现全盘“汉化”的现象,因而采取“稽列圣之洪规,讲前代之定制”的方针,一面依照汉族王朝的传统建立统治机构与制度,另一方面又将一些落后的蒙古旧制稍加变通或附会汉法而加以保留,形成一套蒙汉杂糅、外汉内蒙以保持蒙古文化本位的制度。如专制中央集权的强化,科举的推行,理学统治地位的确立,是沿用宋制发展而来的;而诸王分封制度,世袭的军户制和以军户为基础的军事制度,则是蒙古旧制的延续。延续蒙古旧制,又是政治领域的一种倒退。这种经济、政治领域的逆转倒退,不能不使宋代发展起来的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的损害,其发展历程也就呈现特别曲折和缓慢的状态。有元一代,尽管元朝政府采取了许多恢复与发展生产的措施,有些部门如棉纺织业、印刷业和火炮制造业的生产技术也确有一定的进步,但就总体而言,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整体水平却始终没有超过宋代。
到了元朝末年,由于朝政的腐败,土地的集中,赋役和地租剥削的沉重,水旱瘟疫的频繁发生,“贫者愈贫,富者愈富”,广大农民连简单再生产都难以维持,生活困苦不堪,纷纷揭竿而起,开展小规模的反抗斗争。至正十一年(1351)四月,因黄河年久失修,经常决口泛滥,元政府征发北方十三路15万民夫治理黄河,派遣2万军队监工。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及其门徒刘福通等人乘机进行宣传鼓动,发动服役的民夫,准备举行大规模起义。他们提出“复宋”口号,并发布檄文,抨击“贫极江南,富称塞北”的不公平现象,号召广大人民群众推翻元朝的黑暗统治。不幸消息泄露,官府派兵搜捕,韩山童被俘牺牲。刘福通率领部众,苦战突围,于五月攻占颍州(今安徽阜阳),正式点燃了元末农民大起义的烈火。各地农民纷起响应,很快就涌现出无数支起义队伍。其中,信奉白莲教的起义军,因头裹红巾,被称为“红军”“红巾军”。以刘福通为首的一支称为北方红巾军,主要活动在江淮一带;以徐寿辉、彭莹玉为首的一支称南方红巾军,主要活动在江汉一带。另有不信奉白莲教的起义军,主要有起兵于庆元(今浙江宁波)的方国珍起义军和起兵于高邮(今属江苏)的张士诚起义军。这些起义军各自为战而又相互呼应,共同对元朝的腐朽统治发起了猛烈的冲击。
刘福通起义的第二年,定远(今属安徽)土豪郭子兴起兵攻占濠州(今安徽凤阳),组织红巾军,属北方红巾军系统。就在这一年,出身于汉族贫苦农民的穷和尚朱元璋投奔郭子兴队伍,当上一名普通的士卒。朱元璋原名重八,出生于濠州钟离之东乡燃灯集金桥坎(今安徽凤阳小溪河镇燃灯社区金桥村),祖父是淘金户,父亲是佃农。他从小为地主放牧牛羊,生活非常困苦。十七岁时,淮北发生大旱、蝗灾和瘟疫,父母、长兄和一个侄子染病而亡,他无所依凭,入皇寺(又名皇觉寺)为僧。后曾到淮西游方,三年后重回寺里。参加起义后,朱元璋因足智多谋,英勇善战,被郭子兴收为亲兵,授予最低一级的军衔九夫长,不久又将养女马氏嫁与他为妻。后来,他回乡募兵700人,又陆续收编附近一些地主武装,严加训练,培养了一批心腹骨干和一支数万人的精兵,更受到郭子兴的器重,很快升任镇抚、总管。至正十五年(1355)正月克和州(今安徽和县),又升为总兵官。不久,郭子兴病死,北方红巾军所建大宋政权的小明王韩林儿(韩山童之子)任命郭子兴子郭天叙为都元帅,妻弟张天佑为右副元帅,朱元璋为左副元帅,由朱元璋执掌实权。当年五月,朱元璋率部渡过长江,攻占采石、太平(今安徽当涂)。次年三月攻占集庆路(今江苏南京),改名为应天府,然后攻占镇江、宁国(今安徽宣城)、池州、徽州(今安徽歙县)、扬州等地,稳固了自己的阵脚。郭、张均死于集庆之役,朱元璋便成为这支队伍的最高统帅。宋政权下令在应天设江南等处行中书省,授他为行省平章。
朱元璋攻占应天及其周围据点后,北面的刘福通红巾军正吸引着元军和地主武装的大部分兵力,西面的徐寿辉及其部将陈友谅率领的红巾军又牵制着长江中游的元军,东面的张士诚虽然一再动摇,但尚未投降元朝,这正好为朱元璋构成三面屏障。针对这种状况,他作出固守东、西两线,出击东南的战略决策,集中兵力向东南方向元朝孤立的据点发起进攻,相继夺取了皖南、浙东的大片地区。与此同时,他积极营建以应天为中心的江南根据地。经过多年的努力,经济和军事实力迅速壮大,为他削平群雄、推翻元朝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朱元璋势力的发展,引起陈友谅的注意。龙凤六年(1360)闰五月,陈友谅弑徐寿辉,自立为帝,随即率兵东下,约张士诚夹攻应天。朱元璋立即实行战略转移,改行固守东南、向东北和西线出击的战略,开始与群雄逐鹿中原。他根据陈友谅“剽而轻(轻敌)”“志骄”“好生事”,张士诚“狡而懦”“器小”“无远图”的特点,决定先集中力量对付陈友谅。他采纳刘基建议,在应天设伏击败陈友谅,过了三年又在鄱阳湖之战中歼灭陈军主力,然后进克武昌,彻底消灭了陈友谅势力。张士诚胆小怕事,始终未敢轻动。朱元璋在消灭陈友谅后,便倾其全力进攻张士诚,在吴元年(至正二十七年,1367)九月攻破平江(今江苏苏州),消灭了张士诚的势力。
击灭张士诚后,朱元璋制定了南征北伐的计划。他以部分兵力,向浙东、福建、两广和四川进军,消灭南方的割据势力,主要兵力则用于北伐,与元政权进行最后的决战。此时,元政权虽然依靠地主武装把北方红巾军镇压下去,但它的统治基础却在各支起义军特别是北方红巾军的沉重打击下趋于瓦解了。至正二十七年(1367)十月,朱元璋派遣徐达、常遇春率师渡淮北上,短短几个月,即下山东、取汴梁、克潼关,对大都(今北京)形成三面包围之势。元顺帝惊恐万分,慌忙带着后妃、太子北逃。第二年八月,徐达率兵进入大都,元朝在中原的统治被推翻。
1368年正月,在徐达率北伐军平定山东的凯旋歌声中,朱元璋在应天即皇帝位,定国号大明,建元洪武,改应天为南京,是为明太祖。一个新的王朝就此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