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宣守成

永乐二十二年（1424）七月，明成祖病逝于榆木川，太子朱高炽继位，是为明仁宗，改元洪熙。明仁宗在位仅10个月即病故，继位的是明宣宗朱瞻基，改元宣德。明仁宗、宣宗先后在位12年，他们对明太祖奠定、明成祖拓展的基业采取守成之策，保持了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继续发展，史称“仁宣之治”，谓：“明有仁、宣，犹周有成、康，汉有文、景，庶几三代之风焉。”明宣宗即位不久，就发生汉王朱高煦之叛。朱高煦为明成祖次子，英勇善战，在靖难之役中屡立战功。明成祖以其类己，曾许以事成立之后立他为皇太子。明成祖的长子朱高炽，早在洪武年间已被立为燕世子。永乐二年（1404），在大臣的建议下，被立为皇太子，朱高煦则被封为汉王。但朱高炽身体肥胖，且有足疾，不能骑射，不为明成祖所喜。朱高煦乘机多次构陷朱高炽，阴谋夺嫡。幸赖东宫僚属竭力救护，加上皇长孙朱瞻基深得明成祖之喜爱，朱高炽才得以保全储位。明仁宗即位后，已就国乐安（今山东广饶）的朱高煦仍贼心不死，图谋反叛。至明宣宗即位，遂于宣德元年（1426）八月举兵发动叛乱。在内阁大学士杨荣的劝说下，明宣宗御驾亲征，统率大军包围了乐安，朱高煦被迫投降，宣德四年（1429）被处死。朱高煦之弟赵王朱高燧，永乐时曾参与夺嫡，朱高煦反叛时“尝遣人与赵通谋”，此时为形势所迫，上表自动献出护卫军。此后，其他藩王的护卫也相继被裁撤，进一步强化了中央集权。

仁、宣在位期间，在永乐朝保储有功的一些文臣，特别是东宫僚属受到重用，加官晋爵。明成祖死后，明仁宗恢复了被成祖下狱的夏原吉户部尚书的职务，又“进杨荣太常寺卿，金幼孜户部侍郎兼大学士如故，杨士奇礼部左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黄淮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学士，俱掌内制；杨溥为翰林学士”。不久，又晋杨荣为工部尚书，杨士奇为兵部兵书，黄淮为户部尚书，金幼孜为礼部尚书。为了进一步提高僚属的地位，明仁宗还恢复建文、永乐朝罢废的公孤官，进蹇义少傅，杨士奇少保，杨荣太子少傅兼谨身殿大学士，金幼孜太子太保兼武英殿大学士，夏原吉太子少傅。明宣宗即位后，又召杨溥进入内阁，旋晋礼部尚书。其中，以杨士奇、杨荣、杨溥三人，与明仁宗、宣宗关系最为密切，人称“三杨”。仁、宣在重用文臣的同时，武臣的地位却受到贬抑。洪武、永乐时期文武并进，武臣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拥有较多的发言权。永乐、洪熙交替之际，武官勋臣大多主张以能征善战的朱高煦接替不能骑射的朱高炽为皇储。明仁宗就位后，便不重用武臣，军国大事的决策，武臣几不得过问。他还设置守备太监和镇守太监，以分武臣之权，并设文臣参赞军务，以牵制各处总兵官的行动。明代文臣独重的政治格局开始形成，从而避免了武臣跋扈、拥兵自重现象的出现。

出于高度集权统治的需要，明仁宗以同为东宫僚属的公孤与阁臣共同备顾问，预机务。“至宣德时，始令内阁杨士奇辈及尚书兼詹事蹇义、夏原吉，于凡中外章奏，许用小票墨书贴各疏面上进，谓之条旨”，即由公孤与阁臣共同代替皇帝起草批答内外章奏，为皇帝提供决策意见或建议，称为条旨或票拟。这个时期，内阁的辅政力度有所加强，但其职权仍未越出议政的范围，不得专制诸司，无权处理六部庶政，仍属“论思之地”的性质，而且其议政的职能，也为不担任大学士的其他公孤官所分解。不过，由于仁、宣在不违背洪武祖制的情况下，采用为阁臣加官的办法，晋封师保，兼带尚书官衔，阁臣的官阶从五品升至三品，又从三品升到三孤的从一品，超过六部尚书的正二品官阶，这就大大提高了内阁辅政的权威性。到正统年间，“始专命内阁条旨”，票拟制度化，成为内阁的专职，明代的内阁制度趋于完备。

为了避免皇权的旁落，明宣宗还起用宦官代行批红权。明朝建立后，明太祖鉴于汉、唐宦官专权的教训，明确规定宦官只供洒扫侍奉，“不许读书识字”,“不得兼外臣文武衔”，并铸铁牌置于宫门之中：“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但到洪武中期，随着专制中央集权的强化，文武勋臣遭到诛戮贬斥，明太祖便逐渐起用宦官参与传宣谕旨、市马和出使外国的活动。明成祖夺位时，宫中的宦官为他提供情报，身边的宦官随他作战，立有战功。即位后，对宦官更是多所委任，不仅设立由司礼监太监执掌的东厂，还派宦官出使、监军、分镇、专征，并参与各种活动。他还选拔一些宦官，派教官培养他们读书识字。到宣德年间，明宣宗更是正式设立内书堂，“命大学士陈山教授之，后以词臣任之。凡奉旨收入宫人，选年十岁上下者二三百人，拨内书堂读书”。除让宦官继续参与各种政治、军事和经济活动外，他还命司礼监秉笔太监代替自己对内阁的票拟进行批红，“凡每日（章）奏文书，自御笔亲批数本外，皆众太监分批。遵照阁中票来字样，用朱笔楷书批之。间有偏旁偶讹者，亦不妨改正”。宦官是皇帝亲信的家奴，处于皇帝的绝对控制之下。使用宦官代行批红，可以保证皇权的有效行使，以维护皇帝的专制权力。此后司礼监和内阁便成为辅佐皇权运行的两个并列机构。

明初为了防止个人专擅，在地方分设三司，互相牵制，这又产生事权不一、效率迟缓的弊端，遇有重大政事往往不能及时处理。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建文年间曾派遣暴昭、夏原吉等24人为采访使，分巡各地，纠察风纪，安抚军民，或处理地方上的一些重大事件。永乐年间，也曾派遣蹇义等26人巡抚各地，询察军民利病。仁、宣时期，将临时派遣地方的巡抚，变成专设久任的官员，他们出巡的任务因时因地的不同而有所侧重，但总体上都有协调地方三司、监察官纪、安抚百姓的职责，从而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提高了行政效率。到景泰年间，巡抚统一授予都御史、副都御史、佥都御史等都察院的宪衔，又进一步提高其权威性和办事效率。巡抚制与景泰至成化年间正式形成的总督制合称督抚制，分省设抚，以民事为主，兼理军务；跨省设督，以军务为主，兼理民事，督抚成为地方三司以上的方面大员。只是终明一代，督抚皆以朝廷钦差的身份出现，至清代才变成正式的地方最高军政长官。

仁、宣注意调整君臣关系，整肃吏治，缔造稳定而清明的政治局势。明太祖诛戮功臣，明成祖在“靖难之役”后大搞瓜蔓抄，清除支持明惠帝的异己势力，造成君臣关系的紧张。仁、宣都强调慎用刑罚，反对法外用刑。明仁宗即位未久，即下诏曰：“夫刑以禁暴止邪，道民于善，岂专务诛杀哉！故律令制善，善长而恶短，罚之轻重，咸适厥中。……自今有犯死罪律该凌迟者，依律科决，其余死罪，止于斩绞，法（司）并勿傅会昧情失实，以致冤滥。若朕一时过于嫉恶，律外用籍没及凌迟之刑者，法（司）再三执奏不允，至于五奏不允，同三公及大臣执奏，必允乃已，永为定制。……自今惟犯谋反、大逆者依律连坐，其余有犯，止坐本身。”因此，仁、宣时期较少出现对大臣滥捕乱杀的现象，政治局势比较稳定。永乐前期，十分注意吏治的整顿，特别是对“犯赃必论如法”。但至永乐后期，因明成祖几次患病不能视朝，“扈从之臣，请托贿赂，公行无忌”。明宣宗继位后，首先整顿监察机构，起用以廉明刚直著称的薛瑄、顾佐、邵圮、陈勉等人担任两京左右都御史，罢斥贪墨渎职的原左都御史刘观及其他不称职的御史三十余人。同时大力精简机构，裁汰冗员，并令吏部甄别守令，“不肖者必退，贤者必进”。对贪污受贿的部、院大臣，坚决进行罢免或逮捕法办。对横行不法的江南豪强地主，则派巡抚予以打击，将其“翦除殆尽”。从而使洪武以来吏治清明的局面得以维持百余年之久。

明仁宗、宣宗提倡节俭，减省永乐时期因大兴土木向民间或海外“采办”物料之举，并调整开拓边疆与下西洋的政策，以减少朝廷的负担。对蒙古不再大举出征，只是严为守备，毋令其扰边。明成祖一度征服安南，但统治不稳，宣宗于宣德二年（1427）下令撤军。郑和下西洋的活动，在宣德五年（1430）第七次远航之后也宣告停止。与此同时，仁、宣继续实行休养生息政策，采取了蠲免赋役、恤贫赈灾、垦荒屯田、兴修水利等措施，推动了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

由明太祖奠定的基业，经过明成祖的积极开拓，明仁宗、宣宗的守成，弼成“洪永熙宣之治”，明朝的国势臻于全盛，在亚洲乃至世界上具有重大的影响力，这是继西汉文景、汉武之治和唐代贞观、开元之治之后的又一个盛世。但是，明成祖好大喜功，在位期间，不断兴师动众，治理吴淞江、运河和黄河，营造长陵、北京宫殿和武当山宫观，攻打蒙古和安南，并屡派郑和下西洋，耗费惊人。仁、宣继位后，实行守成之策，休养生息，这无疑是必要的。但他们又过分保守，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第一，郑和第七次远航后，完全停止下西洋的活动，中断了与西洋各地的联系，中国的帆船从此绝迹于印度洋和阿拉伯海，从而退出正在酝酿形成中的世界市场，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第二，在边疆上采取收缩政策，无原则地息事休兵，不仅罢兵安南，而且在北方对蒙古奉行单纯防御的策略，屡弃军事重镇。明朝建立后，曾修缮和加固北方长城，并在沿长城的险要地带设置辽东、宣府、大同、延绥（榆林）四镇，后增设宁夏、甘肃、蓟州、太原（山西）、固原五镇，合称“九边”。九边之外，洪武时还设大宁、开平、东胜三卫，以屏蔽宣府、大同。明成祖时弃大宁卫，后又将东胜内迁，宣德五年（1430）再将开平卫迁至独石，北方防线因此大大内缩，“尽失龙冈、滦河之险，而边地益虚矣”。加上宣德时武臣地位的下降，北方防御力量大为削弱，对蒙古便采取“来则击之，去则勿追”的消极防御策略，使蒙古势力得以乘机复振。第三，明成祖和宣宗重用宦官，又为明中后期的宦官专权埋下了隐患。此外，仁、宣慎用刑罚，客观上对权贵官僚的贪残不法起到保护、纵容的作用，却又导致宗室、勋戚、官僚的恃势兼并和百姓的破产流亡。因此，明宣宗去世后，年仅九岁的明英宗继位，辅政的“三杨”虽然继续执行前朝的政策，但统治危机已在潜滋暗长，时隐时现。到了正统七年（1442），宦官王振专权，各种社会矛盾急剧恶化，不久就相继爆发叶宗留、邓茂七农民起义和瓦剌入侵的“土木之变”，彻底结束了明前期的太平和繁荣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