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本书内容属于史学学问之类。余论史学已有三书问世，一为《二十世纪非主流史学与史家》，乃为史学史之类。二为《史学方法》，乃是方法学之类。三为《新史学圈外史学》，乃是史学通论之类。而本书是第四种，则亦同为史学通论之类。

梁启超自1902年倡说“新史学”，其陈义浮泛，纯傅会于进化论，决不周备。其后论史固自辟路径，实乃为其开明专制思想主为史上有据，乃著书论六大政治家。实政治学说之陪衬，不当视为史学正宗。虽然如此，梁启超自是“新史学”开新方向之先知前徽，不可不仰重也。

后世学界未尝循行梁氏道路，特别是于“新史学”别辟新路，鄙人前书曾详举证，如30年代沈兼士之论“新史学”，自指在语言学及史料学。未尝一字提及梁启超。论定国学中之史学一道。50年代又有周予同论新史学，乃是认为公羊学下之史学，亦不一提梁启超之倡说，而置梁氏出于康有为一系之公羊学家。看其启念渊源，无非是继承并宏扬经学，名为“新史学”实止“旧经学”，周氏一生讲授经学，有书问世。读其书方能见出周氏亦自创“新史学”。

等而下之，20世纪80年代，香港、台湾同时冒出“新史学”之一派，香港一派承认梁启超为先驱，但却于后人随意加上标签，称为某派，例如殷海光先生逝世多年，被其引重为一代史学家，为“史建派”一员。殷氏生平自命为哲学家，未料身后变为史学家，且与那位作者同列为“史建派”大家。看来高明之士身后并不寂寞。

台湾一些不学无术之辈亦在新造“新史学”一派，完全不提梁启超，直是篡夺，招牌照挂，一味蛮干，“新史学”一义，怎可不疏远避之。此鄙人前书之所以作也。

本书之作，乃继《新史学圈外史学》之绪，多有开新力创之作，见之于此书上半部；亦展示依循先师及史界先贤之名著卓识有所申叙暴表，见之本书下半部。盖鄙人一生历史著作已有二十四五种问世，而学问师承有自，得业师郭廷以先生之教诲，又参酌同代名家吕思勉、钱穆、沙学浚、赵铁寒、刘殿爵、周策纵、雷海宗等文史名家之学术精诣，步趋而效行之。则可自信学有师承，而获今时之成果。此时可言我有自己之史学。

此际弥望史界当今者取来顾颉刚所著《当代中国史学》从头至尾熟阅其所陈叙，于一代史学全般门类，关顾周备，包罗至广，叙议平实公正，条理分明。惟未尝提示“新史学”一语。看来学界高人若欲设法来完成，则势须先打倒顾先生方有下手之机。奉劝他们能够慎思明辨，尽可一试身手。

鄙人虚心自勉，从事研治史学六十余年，只是抱负自信，未尝自炫自诩。盖见各文史大师前辈，包括业师郭廷以、沙学浚两位谆谆教诲，抚循子弟。若李田意、刘广京、刘殿爵三位大师，我乃以师长之礼奉侍，长久相从，他二人多年垂教，多方护持提携，勉励有加，使鄙人获益匪浅。又有郑德坤、陈源、周策纵、赵铁寒四位教授，吾以长辈而尊崇之，而各人无不宽宏厚待，爱人以德。想想上一代学者之学问德量远在吾辈之上。吾之处身行事，每愧浅薄狭隘，怯懦畏葸，焉敢望前贤项背。惟劝后之来者务要以我为戒，而能增长如上一代前贤之道德文章。千万莫把学界沦为势力竞逐之场。

2014年3月10日写于多伦多柳谷草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