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与著作之间

引言

20世纪30年代我国科学派史学家傅斯年、蔡元培大力倡说史学便是史料学，乃是世人熟知。按之《墨子》名学，此说在理则学上站不住脚。墨子名学将世上之名词分别三层，是所定之达名、类名、私名。按史学是达名，除其别称是不能容许拉抬到达名这一层次。达名即是大共名，只许有一个。史料学是达名之下一个类名，类名可有多个层次。如甲、乙、丙、丁等之分。甲类之下又可分A、B、C、D之次类，A类之下又可分1、2、3、4等类。在墨子书，一律定之为类名。史学一个达名之下，甲、乙、丙、丁可有：史学通论、史学方法、史学史。史料学、史部目录学、掌故学、表谱学等大类。均不能抢占史学之名。类名说完以下只有私名，今称专有名词。私名自是专用之称。如《明清史料》、《太平天国史料》、《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义和团档案史料》等俱是史料之下私名。未料讲究科学治史之人尚犯此毛病，乃是太粗心大意。

科学派史家另有一个普遍错觉，亦公开宣称史料会自己讲话，摆出史料即自动表现史实。此说亦荒谬欠通。须知所有天下史料，俱不是生来就是史料，没有一种史料是专为史家而生，乃是各有生成之需要，无文字史料、器物史料、遗迹史料、口传史料，本身原各自有其生成来历。其所以能当成史料，完全取决于史家识断与需要，相信长城并不是为史家而建，却必能被史家所用。没有史家，史料不会自己表达史实。从史家眼光来定，甲骨文是史料，从药商眼光来看，只能用作药材供人吞食。史料不会自己选择用途。

我辈研治史学，当然极其看重史料，自与科学派史家一样，但不夸张强调史料之地位可与史学等齐。抑且，惟有史家有资格判定史料之价值。进一步，所有史料必须因史家发觉而定其功用价值，质言之，只有史家才是史料主人。鄙人早言之于拙著《史学方法》。

史料客观存在，其功用难定，俱待学者需要，而各取其不同构型而引用研究。在此可引举实例，较易供人比观。如河南省登封之周公测景台，乃是遗迹史料。30年代学者注意研究，作实体调查并提出报告，同时天文学家高平子、年历学者董作宾、建筑史家刘敦桢三人分工合作。高平子据天文学知识，从事研考周公测景台之天文学上史料重点而作其分析论断。董作宾就中国历法知识，分析周公测景台之四时二十四节气之历学史料特色，以论断此台功能。刘敦桢乃就建筑学知识，分析周公测景台之特殊形制结构，以论断此种独特建筑之设计与功能。于此可知，同一实物之遗迹史料，乃有三位学者，各据需要而作研究，并代替史料各建立一种正确结论，岂会待史料自己说话？

鄙人抱此信念，自是看重史料之本身价值，凡治史必当以史料作根据。亦并相信，一切功能待史家识断而定。当然重视史料。

吾今就此起意，相信同一史料遇不同学者，可使研究重心、著作成品，而且内容俱不相同。本文之作，即在于利用个人经验与信念，作一番实地考究，以见出史料与著作之间，同一史料会产生各样不同著作。所选择，即以《汉书·艺文志》为固定之史料，而提出研究汉志之著作可有不同。则同一史料，因作者用心不同，乃使著作亦完全不同。

鄙人设此论域，乃是研治史学一项试作。很难找到像《汉书·艺文志》这种史料，曾为历代学者作为著作素材，有如此专一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