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互动认知的思维方式与东方转向

（一）认知方式的转变

罗素在他的《西方哲学史》中说：“笛卡尔体系提出来精神界和物质界两个平行而彼此独立的世界，研究其中之一能够不牵涉另一个。”这就是说，西方哲学曾长期把精神和物质看成是各自独立的，是互不相干的，因此其哲学是以“心”、“物”的“外在关系”立论，或者说其思维模式是“心”、“物”为独立二元的。

20世纪后半叶，人类正经历着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重大转型，即从逻辑学范式过渡到现象学范式。逻辑学范式，是一种内容分析，通过“浓缩”，将具体内容抽空，概括为最简约的共同形式，最后归结为形而上的逻各斯或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从这种范式出发，每一个概念都可以被简约为一个没有身体、没有实质、没有时间的纯粹的理想形式，一切叙述都可以简化为一个封闭的空间，在这个固定的空间里，一切过程都体现着一种根本的结构形式。例如许多文学作品的叙述都可归纳为：原有的“缺失”过渡到“缺失得以补救”或“缺失注定无法补救”这样一个结构。许多这样的叙述结构结合成一个有着同样结构的“大叙述”或“大文本”，体现着一定的规律、本质和必然性。

第二种范式与逻辑学范式不同，它研究的对象不是形式，而首先是“身体”，一个活生生地存在、行动，感受着痛苦和愉悦的身体，周围的一切都不是固定的，而是随着这个身体的心情和视角的变化而变化。因此，现象学研究的空间是一个不断因主体的激情、欲望、意志的变动而变动的开放的拓扑学空间。

从第二种范式出发，人们习惯的深度模式被解构了：现象后面不一定有一个本质，偶然性后面不一定有一个必然性，“能指”后面也不一定有一个固定的“所指”；中心被解构了，原先处于边缘的、零碎的、隐在的、被中心所掩盖的一切释放出新的能量。历史被解构为事件的历史和叙述的历史两个层面：一是“事件的历史”，这是正在发生着的、正在被亲历的历史；事件被“亲历”的范围是很小的，我们多半只能通过叙述来了解历史，这就是“叙述的历史”，而叙述的选择、详略、角度、视野都不能不受主体所制约，所以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也就是当代人所诠释的历史。当然，在现实生活中，这两种历史范式往往同时存在而被运用于不同的领域，正如牛顿力学和量子力学可以运用于不同的领域一样。在文化研究的范围内，第二种范式起了消解中心、解放思想、逃离权威、发挥创造力等巨大作用，但它也导致了人类认识的离散和互不相关。

（二）互动认知方式

从第二种范式出发，认识主体就十分重要。要打散自我认识方面的固定性，就必须要有“他者”的进入，也就是说认知不应只是主体强加于客体的单方面的认识，也不是客体自身单方面存在的自在的特点，而应是二者沟通后产生的新的认知。过去，认知的开始是公式、定义、区分和推论，它叙述的是一个可信赖的主体，如何去“认识”一个相对确定的客体，从而将它定义、划分、归类到我们认识论的框架之中。互动认知的思维方式与此不同，它所强调的是主体和他者在认知互动过程中都曾经历的改变，以及这些改变带来的新进展。它与主体原则相对，强调了“他者原则”；与确定性、“普适原则”相对，强调了不确定的“互动原则”。总之是强调对事物的深入认识不能只依靠一成不变的主体，而必须依靠从“他者”视角的观察和反思；一切事物的意义并非一成不变，也不一定有预定答案，而是在千变万化的互动关系中、在不确定的无穷可能性中，有一种可能性由于种种机缘，变成了现实。

（三）法国弗朗索瓦·于连的《为什么西方人研究哲学不能绕过中国？》

在以上的情况下，中国文化势必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他者”。正如法国学者弗朗索瓦·于连（Francois Jullien）所说：“中国的语言外在于庞大的印欧语言体系，这种语言开拓的是书写的另一种可能性；中国文明是在与欧洲没有实际的借鉴或影响关系之下独自发展的、时间最长的文明……中国是从外部正视我们的思想——由此使之脱离传统成见——的理想形象。”他写了一篇专论《为什么西方人研究哲学不能绕过中国？》。

一些西方学者已经开始了互动认知思维方式的实际探索，已经在这方面开辟了新的空间。人们认识到要全面认识自己，必须离开封闭的自我，从外在的不同角度来考察。弗朗索瓦·于连在《为什么西方人研究哲学不能绕过中国？》中说：

 

我们选择出发，也就是选择离开，以创造远景思维的空间。在一切异国情调的最远处，这样的迂回有条不紊。人们这样穿越中国也是为了更好地阅读希腊：尽管有认识上的断层，但由于遗传，我们与希腊思想有某种与生俱来的熟悉，所以为了了解它，也为了发现它，我们不得不割断这种熟悉，构成一种外在的观点。

 

从“远景思维的空间”，从“他者的外在的观点”，就会构成对自己的新的认识。他最近在北大出版的《道德奠基：孟子与启蒙哲人的对话》中进一步研究了这一问题。他在前言中说：“笔者选择从一个如此遥远的视点出发，并不是为异国情调所驱使，也不是为所谓比较之乐所诱惑，而只是想寻回一点儿理论迂回的余地：借一个新的起点，把自己从种种因为身在其中而无从辨析的理论纷争之中解放出来。”

其实，这个道理早就被中国哲人所认知。宋代著名诗人苏东坡有一首诗写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也就是要造成一种“远景思维的空间”，“构成一种外在的观点”。要真正认识自己，除了自己作为主体，还要有这种“外在的观点”，包括参照其他主体（他人），从不同角度、不同文化环境对自己的看法。有时候，自己长期并不觉察的东西，经“他人”提醒，往往会得到意想不到的认识和发展。

（四）美国安乐哲、郝大维的《通过孔子而思》及其他

和弗朗索瓦·于连有类似观点的学者还不在少数，许多相近的出版物几乎形成一个不小的高潮。在美国，著名汉学家安乐哲（Roger Ames）和著名哲学家郝大维（David Hall）合作写成的三本书陆续出版，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第一本《通过孔子而思》（Thinking Through Confucius），通过当代哲学的新观念对孔子思想进行再思考；第二本《预期中国：通过中国和西方文化的叙述而思》（Anticipating China:Thinking Through the Narratives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强调西方思维方式重在超越、秩序和永久性，中国思维方式重在实用、模糊和变化；第三本《从汉而思：中国与西方文化中的自我，真理与超越》（Thinking from the Han:Self,Truth and Transcendence i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则集中讨论了自我、真理和超越的问题。2000年出版的斯蒂芬·显克曼（Stephen Shankman）所写的《赛琳和圣贤：古代希腊与中国的知识与智慧》（The Siren and the Sage:Knowledge and Wisdom in Ancient Greece and China）对希腊和中国的认知方式作了互有回应的双向阐释；2002年，他又新编了《古代中国与希腊：通过比较而思》（Early China/Ancient Greece:Thinking Through Comparisons），汇集了近两年来以互动方式从源头上研究古中国和古希腊传统文化的著名篇章。

安乐哲首先指出：西方哲学正在经历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哲学家们和各种哲学运动从各方面向我们熟悉的关于理论和方法客观性的观点提出挑战。在众多不同方面的旗帜下，如新实用主义、后结构主义、诠释学、新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女权主义哲学、环境哲学以及后现代主义等。来自西方内部的批评正在蓬勃兴起。这种大趋势迫使我们放弃那些关于确定性的不加分析的假定，以及那些科学优于文学、理性优于言语、认知优于情感、男性优于女性的霸权观念。这种多方面的对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共同批判代表了西方思想界的一场真正的革命。

安乐哲所强调的，不只是通过“他者”来认识自己，而且是通过对话得出新的结论而有所发展。例如他认为他所强调的儒家民主主义就是杜威和孔子对话的产物。杜威认为贯彻民主的主要障碍在于，将民主理想与政治制度混为一谈，尤其是当这种政治制度很虚伪地声称它体现了民主的时候。在杜威看来，民主的基础是沟通的人类社群，人类社群的凝聚力有助于确立个人的价值。孔子和杜威都强调人是具体环境下的人（Person-in-concrete-context），而不接受无约束的自由主义的个人概念，他们认同的文化价值观都是人类社群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积淀下来的成就。杜威认为：“民主是表现在态度上的，而不是表现在组织机构上的，而且民主的态度是通过教育逐渐形成并得到加强的。”他指出：仅仅追求独立自由的自我并没有给美国带来什么好处，事实上，已经阻碍着美国社会的进步。这些思想都可以从孔子的教导中得到印证和深化。

（五）英国学者舒马赫的《小的是美好的》一书体现了一种东方理想

法国当代思想家、法兰西学院院士让-弗朗索瓦·勒维尔和他的皈依佛教的儿子马蒂厄·里卡尔曾有过一场对话，其中提出的一个观点是：西方的失败不在于科学，而在于哲学。哲学本有两大基本功能：智慧与科学。在最近的三个世纪中，西方哲学抛弃了它的智慧功能，同时也被科学本身剥夺了它的科学功能。在对话的结尾处，马蒂厄·里卡尔总结说：“经历了许多世纪的互相无知之后，在最近二十年里，佛教与西方思想的那些主要潮流之间的一场真正对话已经开始建立。佛教就这样取得了它在哲学史上和科学史上应有的位置。……如果我们将所有的异国情调放在一边，则佛教道路的目的与所有那些巨大的精神传统一样，都是要帮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类存在者。科学既没有达到这一目的的意图，也没有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这是对现代西方文化清醒的反思性认识。

英国学者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一书于20世纪70年代初问世（1984年有了中译本）。书中提出并倡导一种与现代经济学相对的佛教经济学观点，给人深刻印象。如书中写道：

佛教经济学必然与现代实利主义经济学大有区别，因为佛教徒认为文明的真谛不在于需求增多，而在于人格纯净。

从佛教的观点来看，把商品看得重于人，把消费看得重于创造活动，这是真理的颠倒。

现代经济学家习惯于按每年的消费量来衡量“生活水平”，历来认为一个消费较多的人比消费较少的人境况优越些。佛教经济学家会认为这种看问题的方法极不合理：既然消费只是人类福利的一种手段，目的就应当是以最少的消费求得最大限度的福利。

这是他从东方思想所获得的直接启悟。尤其是佛学思想方面的古老见解，给了他破除西方科学迷信的巨大洞察力。他们认为，科学所揭示的仅仅是有关物质世界的真理之一面。如果仅仅从物质一面去考察事物，便不可能得到有关事物存在的全面真相了。

另外如瑞士的卡尔·荣格认为他从道教书籍《太乙金华宗旨》中发现了他在西方古籍中苦苦寻觅了几十年而不可得的超级智慧！荣格将这本书讲述的道教内丹功法奉为“高等文明”的结晶，用它来反观西方的理智主义，则成了“未开化”状态的写照。那么，究竟应该如何转换西方人已经偏执化的心灵呢？荣格的建议是，让西方人放弃科学和理性自大的架子，学习整体性领悟世界的东方智慧。他语重心长地说：“让他们放弃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技术。拆穿他拥有力量的幻象，远比强化他错误的观念，认为他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要重要得太多了。在德国，我们会听到一种滚瓜烂熟的口号‘有意志处即有路’，这句话已导致千百万人类付出生命。”

主流社会学的重要代表——齐格蒙特·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这部书中论述了“高度的文明与高度的野蛮其实是相通的和难以区分的”。这本书为这一惊人论点，提供了异常生动直观的活见证：现代性的某些本质性的要素，如科学所培育出的那种冷冰冰的斤斤计较的理性计算精神，自我膨胀的技术以道德中立的外观加速发展着人类自我毁灭的力量，社会管理日益趋向非人性化的工程化控制方向，所有这些的结合，使对人本身的迫害和屠杀这样灭绝人性的惨剧成为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会集体行动。现代性始于理性，现在看来极端的理性却通向极端的非理性。现代性是现代文明的结果，而现代文明的高度发展超越了人所能调控的范围，导向高度的野蛮。

所有这一切都使西方不得不反思，而面向东方寻求另一种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参照。

综上所述，全世界有识之士都在研究如何将人类从已经造成巨大灾难的文化冲突中解救出来，而通过多元参照、互动认知的思维方式实现文化反思、文化自觉、文化对话正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