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明末清初在中国发生的天主教与中国传统的本土哲学、宗教思想之间的对话历时300余年，上及天子下至百姓、外至罗马教廷内至众多士大夫，辩论非常激烈，至今在中西文化交流史、宗教史研究上占据重要地位。杨光先事件是这场儒耶争论中浓墨重彩的一个片段，也因为让不少人包括杨光先本人都性命攸关，就更加引人深思。毕竟在中国这样一个文化上倾向多元，儒、释、道三种宗教相互宽容的氛围中，激烈的文化冲突是并不多见的。

杨光先事件的焦点是清朝初年的历法之争，但对杨光先事件的解读却早已超越了历法之争本身，它真正的意义表达是折射中西哲学和宗教交流过程中出现碰撞的根本原因及人们借此产生的文化反思。然而，有关杨光先事件的文献记载并不特别丰富，而且文献评述中一些关键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梳理。具体如下：

首先，对于杨光先这个历史人物的评价。目前的研究文献大多集中在对他的批判上，批判主要围绕杨光先的“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这句话展开。批判观点归纳起来集中在两条：一种观点认为杨光先守旧排外，是顽固士大夫的代表。杨光先事件的后果是使中国走向闭关锁国；另一种观点认为杨光先卑鄙狭隘，因为他对传教士的妒忌和对官职的渴望，促使西学被禁，并由此导致中国近代科技文明的萌芽遭到人为的埋葬。

其次，对杨光先事件发生原因的考察。一部分学者认为杨光先等守旧士大夫个人狭隘保守的原因促成了事件发生；另一部分学者认为杨光先事件是由政教冲突和文化冲突引起的。传教士文献大都从天主教传教史的角度，认为杨光先事件和中国的各种反教事件以及最后天主教被禁，是罗马教廷传教政策的失误造成。

再次，对于西洋传教士及天主教的态度。相当多学者持欢迎态度，认为传教士带来的天主教和科技对中国发展而言是很好的机遇。如王治心在《中国天主教史纲》一文中指出，康熙年间的“礼仪之争”，主要原因是传教士“里面有许多妒忌、攻击、仗势等等不良的因素”，甚至认为“若是没有这次争执，若是不因争执而触怒了中国的皇帝，18或19世纪的中国，或者可以变成天主教的国家”。

概括来说，目前对杨光先事件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局限性。合理性在于讨论了杨光先事件发生的某一方面的原因；局限性在于看到了事件表象层面的次要矛盾，而忽视了事件本质层面的主要矛盾。具体而言，首先，将历史人物的个人主观意志作为历史事件的根本原因，如将禁教说成是杨光先性格狭隘所致，没有探究历史事件背后的根本原因；其次，从社会历史和朝廷政治的单一视角阐释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如对杨光先事件的研究较少从哲学和宗教层面来审视。同时，由于文献保存的原因，1994年以前的研究较少使用到杨光先事件的直接相关文献——《不得已》，一定程度上使得杨光先事件的研究存在偏颇。

此外，研究方法存在不合理的地方。有些近代学者在杨光先事件研究过程中，混淆了三个相互关联的概念，即将历法等同于科学，将西学等同于科学，将禁教等同于禁科学。实际上，明末清初的历法不仅仅是科学，而是具有科学和政治的双重属性，杨光先反对西洋历法主要基于政治稳定方面的考虑；同时，西学既包括西方科学，也包括传教士带来的天主教；最后，禁教是禁止西洋人传教，并没有禁止西洋人到中国来传播科学。杨光先主要反对天主教对传统儒教的冲击，反对天主教对政治稳定的潜在威胁，而不是反对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学技术。

而且必须澄清的一点是，杨光先事件以历法之争为开端，但是却不局限于历法本身，它实际上是明末清初排教事件和礼仪之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杨光先事件包括对历法的讨论和儒教与耶稣教冲突两个部分。而有些现代学者往往只聚焦在杨光先对西洋历法的否定上，却忽略了杨光先作为士大夫捍卫儒教的良苦用心。同时，有些学者过于乐观地估计“若无杨光先事件”中国近代科技的发展潜力，而故意忽视了“若有天主教”，天主教会对中国社会稳定和文化基因造成的冲击。

今天我们对杨光先事件的研究，不可以局限于历史人物个体和社会各阶层政治斗争的单一角度，而是需要从哲学和宗教视角探究中西文化冲突的根本原因。

本书将从“好历法”和“西洋人”入手，探讨杨光先事件的哲学和宗教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