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研究的必要性

“创造”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如何树立创造意识、培育创造能力，使人具有更强的创造力，成了热门的讨论话题，但也随之产生了一些值得注意并须加以仔细研究的问题。

1.2.1 “创新患上强迫症”

“创新患上强迫症”，这是清华大学袁鹰教授2007年在《社会科学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的标题。在这篇文章中，袁鹰教授言辞激烈地抨击了当前各类“创新”中的一些弊端。他认为，概括地讲，当前中国文化的“创新”活动，是在“创新”意识形态压力（制度性压力）下进行的职业化创新，它以个体生存利益的无限发展为“创新”的目的，即“我创新、我生存”。这种求生存的“创新”不仅丧失了中国传统文化创作中的生命感、宇宙感和历史感，而且也不能实现对现代存在问题的追问和对自我价值的创建。这种求生存的“创新”是必然没有内在性和缺少诗意的。不但如此，当前中国文化“创新”的纵深发展，正在沦入价值虚无、标准瓦解的“恶搞”的酱缸中。在文化界，各种方式、各种名义的“恶搞”正在成为“文化创新”的常规途径，而且从娱乐界到传播界、从文化界到学术界，“恶搞”成就了前赴后继的形形色色的“超男”和“超女”。他说，今天在这个“全民创新”、被定义为“盛世繁荣”的文化时代，我们只能看到一个充满“恶搞”的怪诞而破碎的文化景象的万花筒——这个文化万花筒巨大无比，喧嚣华艳，但空无一物。无疑，当前中国文化“创新”深化的趋势是由泡沫文化转向垃圾文化——由虚假的繁荣转向恶俗的泛滥。

袁鹰教授的话虽不免有些偏激，也有些精英主义的思想倾向，但他确实洞见了隐藏在当前的“创新”活动中的体制化、商业化、功利化、肤浅化的特征。而且，袁鹰指出了中国传统文化创作富于生命感、宇宙感和历史感，这是很中肯的评价。

整体来说，上述现象就是只注重“成物”（形成成果和作品），忽视“成己”（境界）的不良后果。“成己成物”并重的观点在2000多年前的《中庸》中就有阐述，在当前浮躁的社会文化背景中，“成己成物”并重，注重心灵参与、境界提升的传统创造价值观的意义和价值是显而易见的，也是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的。

1.2.2 只见“言传”，不识“意会”

一般来说，人类认识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以逻辑分析为代表的言传认识；另一种是以直觉领悟为代表的意会认识。西方逻辑分析发达，言传认识论较强：东方直觉领悟源远，意会认识论较强，而完整的认识特别是创造性认识需要意会认识和言传认识的有机结合。东方科学理论发展缓慢，特别是近现代科学落后，从认识论上说，与逻辑分析薄弱有重要关系。近两个世纪以来，东方积极引进西方现代科技成果，普及和发展逻辑分析的理论及方法，这是完全必要的，舍此就不能使东方文化走向现代化。与此同时，西方学者认识到，只有精致的逻辑分析能力并不能产生创造，创造需要高度的想象直觉能力，需要简洁、和谐、新奇的审美能力，而这些恰恰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

然而，在东方，特别是在我国，出现了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倾向。随着现代科学引入，逻辑分析发展，尤其是哲学文化大一统思想的形成，东方擅长的以直觉体悟为代表的意会认识竟被排挤出认识论的殿堂，似乎东方认识论已成为一无可取的古董，这是一个令人痛心的“忘本”倾向。所以，当前有必要加强意会认识的研究工作。在老庄哲学、魏晋玄学、禅宗以及陆王心学中有丰富的意会认识思想，等待我们去发扬光大。

1.2.3 推崇“逻辑”，贬斥“意象”

中国传统文化擅长意会认识，由此也决定了中国古代意象思维的高度发达。事实上，中华文化思维的主线就是意象思维。以《周易》“象数思维”为典型代表的传统意象思维为我国古代科技领先世界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19世纪末期，西方逻辑学开始被系统地输入中国，并得以普及化，然后又由于近代中国的唯科学主义思潮的压制，传统意象思维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比如，传统意象思维曾被冠以唯心主义的帽子，受到粗暴的批判和排斥。

当然，意象思维自身确实还存在不少的缺陷，比如注重整体而缺乏微观分析，谈功能却不考虑实体内部结构等。建立在科学实验基础上的严密概念思维是现代科学的组成部分，中国传统象数思维必须走与之结合的道路。事实上，我们也不必要拘泥于《周易》阴阳八卦中的陈陈相因。我们最关心的是阴阳五行八卦思维背后所体现出来的象数思维的一般形式、规律和方法，即象数思维的普遍原理和推理方法。象数思维只有经过一番超越其（阴阳五行八卦）具体形态的提炼，寻找出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规律和方法，才能革故鼎新，走向世界。

通过上述问题可以看出，传统的中国创造思想不但在历史上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对于当今的文化建设和创造实践都有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