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3 元音系统的历时演变研究

受Labov等（1994）提出的英语元音链移理论的启发，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汉语方言的元音演变，他们或者利用文献整理的方法，或者利用语音实验的方法，来解释汉语方言历史上发生的元音变化。前者如徐通锵（1991）、刘镇发（2006）、王双成（2006）、彭建国（2009）等；后者如朱晓农（2004;2005）等。目前，学界对汉语方言元音演变的研究主要还是采取文献研究的方法，也就是根据韵书、方言调查报告、方言志、移民史等文献来总结发现元音的演变规律。

徐通锵（1991）指出宁波方言从1876年到现在经过了一个元音高化的推链式音变，他认为宁波方言前、低元音高化是由于韵母-ɛn的-n韵尾的脱落而引起。

刘镇发（2006）发现，温州方言在从1893年到1989年的近100年间发生了大规模的元音推移。变化主要涉及高元音和央元音。他总共列举了10条变化，具体为：高元音的[i]、[ʉ]、[u]裂开为复合元音[ei]、[øy]、[əu]; [i]在见组后变为舌尖元音[ɿ]; [ə]低化为[ɛ]; [iŋ]、[uŋ]分别低化为[eŋ]、[oŋ]；宕开三入的[io]前化为[ia]；复韵母[ie]、[ye]单元音化为[i]、[y]; [œ]高化为[ø]后消失；圆唇舌尖音[ʮ]去圆唇化为[ɿ]之后消失；[ɛ]、[ɔ]分别在前面加插了高元音介音；中古合口韵的[ua]、[uai]、[uaŋ]、[uo]的介音丢失。

朱晓农（2004）提出，汉语方言的元音在历史上发生过高化和低化，高化是主流。高元音移动到元音空间的最高位置后，会发生高顶出位的现象。他列举了6种高顶出位的情况：擦化、舌尖化、边擦化、鼻音化、央化、裂化。他尝试用发音的生理原理来解释其中的擦化和裂化现象。上古汉语到中古汉语过渡阶段发生了首次元音链移高化。主要涉及歌鱼侯幽四部：*ai>*a>*o>*u>*ou，鱼部和侯部依次高化之后，逼迫幽部裂化出位。以往的研究从听话人的角度出发，认为元音的链移始于歌部*ai。朱晓农（2005）则从说话人的角度出发提出“舌位复初论”，认为说话人的发音器官的“时间错配”是音变的动因。因此，长元音的链移从鱼部*a开始，推动连串单元音[o、u]高化，同时拉复元音*ai来填补空位。a元音容易高化，是因为它的舌位最低，开口度也就最大，说话人发音的时候很难长时间维持“大张口、低压舌”的状态，就会引起发音器官的“时间错配”，回到初始状态，从而产生一个[aə]或[a↑]滑音的过渡状态，进而开始高化的进程。前后语音环境的影响而产生的同化和异化等音变模式本质上都是语音的线性结构关系，只能反映语音的共时变化。

时秀娟（2010）用元音格局的方法，通过计算40个汉语方言点元音第一共振峰（F1）和第二共振峰（F2）的离散度，发现汉语方言元音F1的离散度要大于F2，也就是元音在高低维度上的变化幅度较大、较灵活，而前后维度上的变化幅度较小、较稳定。从而用实验的方法解释了为什么汉语方言元音的历时变化，主流是高化。实验语音学的研究方法还可以为未来的音变方向进行预测。

王萍和石锋（2008）、王萍（2009）对52名北京人发的[i]、[a]、[u]三个顶点元音进行语音实验和统计分析，发现三个顶点元音的数据集中区的位置与它们各自的历时变化方向一致，也就是[i]的分布凸显出“前”的特征，[a]的分布凸显出“后”“高”两个特征，[u]的分布凸显出“前”“高”两个特征。因此，他们认为北京话的这三个元音未来将分别向“前”“后高”“前高”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