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迁移的概念界定及现有研究
一、迁移的概念
大学生迁移是指大学生入校时由生源地到院校地以及毕业时由院校地到就业地所发生的跨地区的地理位置的变化，前者以就学为目的，可称为就学迁移；后者以就业为目的，可称为就业迁移。大学生的迁移代表了人力资源的初次配置，会产生人力资本的初期回报，还能够在劳动力市场上创造巨大的外部收益，如为地方贡献更多的税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劳动力需求等。
人口迁移中，就业与学习培训是我国省际迁移的主要原因。根据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就业迁移和学习培训迁移分别占省际迁移总量的69.0%和6.3%[1]。本书中，青年人口迁移特指大学生群体的跨地区迁移，包含两类：就学迁移（特指本科、专科就学）和就业迁移（包括升学）。两种迁移均是相对于生源地而言的。就学迁移是通过高校生源计划的分配，由统一的高考录取实现；跨国就学迁移是就学迁移的一种特殊形式，受到全球化背景下经济、教育等多重因素的影响，由学生自主选择；就业迁移是由学生自主择业实现的。
二、关于就学迁移的研究
国外关于大学生就学迁移的研究主要分为3类。
第一类是个体层次，以学生个体或家庭的微观调查数据作为研究对象，重点关注影响学生个体就学迁移的影响因素[2][3]，在方法上，常常采用二元逻辑斯蒂回归，即以是否发生就学迁移的二元变量作为因变量，以学生的个体特征、院校特征和所在地区的特征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个体层次的研究是整个迁移研究的微观基础。
第二类是学校层次，以大学录取学生的集合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各类大学外地生源学生的规模和比例，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大学地理位置、学费水平、学校声誉等特征与所吸纳外地学生比例之间的关系[4][5][6]。在方法上，以采用多元回归为主。
第三类是地区层次，以地区之间的人口迁移数量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各地学生的净流入、净流出以及流动数量特征，并结合地区特征变量研究就学流动的驱动因素[7][8]。地区层次的研究能够更好地反映出人口迁移的宏观模式和特征，更好地揭示地区差异，因而得到了较大关注。
对于我国而言，高校招生计划的分配是影响大学生就学迁移的重要因素。高校招生计划包括招生规模与招生结构两部分，招生结构主要分为分省生源结构（或称生源计划）和分专业结构。当前我国各地区、各直属高校的高等教育招生总规模（包括本专科、研究生）均由中央政府统筹设定，对招生规模的控制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分专业和分省招生计划通常是由高校根据不完全信息，考虑学校自身利益和特点上报汇总而成，学校拥有较为充分的自主权，国家干预相对有限。关于高校招生计划对人口迁移的影响的实证研究主要有三类。一是高校生源计划分配现状的实证研究。研究重点关注我国高水平大学招生分省配额的分配现状，主要通过各高校网站上公布的招生计划分配情况来进行分析，并对各地区学生的入学机会差异进行探讨[9][10]。二是高校生源计划分配的原则与规律探讨。大学招生往往注重生源优异。但是，过度注重招生的精英化，则会在学校生源地区的多样化方面有所损失。若考虑学校之间的博弈，学校在招生时会依据不同地区学生的迁移成本、生源地学生质量等因素设定不同招生标准[11]。高校招生的过度属地化是阻碍就学迁移的重要因素，被称作“地方保护主义”。高校对外省的招生计划分配直接影响就学迁移。潘昆峰等[12]通过数据分析发现，央属高校在生源计划分配中遵循“引力规律”，对距离高校较近省份、人口较多省份的分配量相对较大。三是招生计划对人力资源分布的影响。招生计划调控对学生的就业迁移和人力资源分布有密切影响。已有研究表明就学迁移与最终的就业迁移有密切关联，在某地就学的大学生在就业时对该地存在很强的“黏性”[13]。不仅仅是跨省就学的大学生可能留在就学地形成永久迁移，而且这股迁移流还会影响生源地的其他人才向就学地迁移。已经发现两个城市间的就学迁移量对两个城市间就业迁移量有很强的预测作用[14]。这一作用机制，可通过引力模型进行揭示。
对学生跨国就学迁移的研究较为丰富，具体内容在本书第八章和第九章进行介绍。
三、关于就业迁移的研究
美国学者Greenwood在1973年对大学业生就业流动的研究奠定了此类研究的基础。他选取了美国100个大城市，计算各地区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流动效率，并分析家庭平均收入、地区失业率等因素对各地区毕业生流入、流出情况的影响[15]。此后，很多学者都以Greenwood的模型为基础研究大学生的流动特点、趋势及其与地方高等教育、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16][17]。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一些学者开始考虑个体的异质性，并把毕业生个体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学生个体的流动模式、影响因素以及流动的收益[18]。
英国学者Faggian、McCann 和Sheppard[19]则将就学迁移与就业迁移视为一个连续的过程，并按照迁移行为的不同把大学生分为五类：不断迁移者、返回迁移者、前期迁移者、后期迁移者以及不动者。这一分类方法不是把就学或就业迁移看作孤立的行为，而是将二者结合起来作为一个连续的过程来分析，更加充分地考虑了前期迁移对后期迁移的影响，也更为真实地还原了大学生的迁移形态。（1）不断迁移，指学生为就读大学从生源地迁移到院校所在地，毕业后又从院校所在地迁移到生源地和院校地以外的地方就业，共发生了两次迁移行为；（2）返回迁移，指学生为就读大学而发生了由生源地到院校所在地的迁移，毕业后又从院校所在地返回生源地就业；（3）前期迁移，指学生由生源地迁移到院校所在地就学，毕业后就留在院校所在地就业；（4）后期迁移，是指学生留在生源地接受高等教育，而毕业后迁移到其他地方就业；（5）不动者，指学生在生源所在地就学，毕业后也留在生源地就业，未发生任何迁移。这一分类很好地揭示了大学生就业迁移的特点，成为后续研究广泛采用的迁移分类。
当前关于就业迁移的研究特点与结论可从以下3个方面总结。
第一，大学生就业迁移与人力资本迁移的关系。
人口数量的迁移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人力资本的迁移，也就是说，人口数量从一个地方流入另一个地方，但人力资本的流向却可能朝相反的方向[20]。很多学者分别利用宏观数据和累积数据分析迁移人群的受教育特征，并阐述了迁移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学者们利用微观数据证实了人口迁移与人力资本迁移之间差异的存在，而导致差异的关键就在于较高受教育群体的迁移方向[21]。某地大学毕业生的净流入或净流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明当地获得或流失的人力资本的净值。因而，为了研究地区间人力资本的迁移规律，大学毕业生的迁移方向就成为研究的焦点。
第二，影响大学生就业迁移的地区和个体因素。
对地区因素的研究表明，地区经济水平特别是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是驱动就业迁移的重要因素。距离也是相当重要的解释变量，距离增加，迁移成本也随之增加，迁移率随之降低。运用我国数据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结论[22]。随着对地区因素研究的不断深入，一些学者开始考虑个体的异质性，并把毕业生个体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学生个体的迁移模式、影响因素以及迁移的收益[23]。研究发现，个体特征如性别、婚姻状况、种族、年龄、受教育程度、前期迁移行为等都会影响人们的迁移行为。其中，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容易发生迁移[24]。
第三，就业迁移的理论解释模型。
就业迁移是人口迁移的主要类型。对人口迁移的理论模型解释最早起源于Ravenstein[25]的研究。长期以来，关于就业迁移的主要解释模型是所谓的“引力模型”（Gravity model）。该模型通过类比牛顿万有引力定律，识别出影响就业迁移地区因素、“拉力”与“推力”，强调了地理距离在影响就业迁移中的重要作用[26][27]。该模型预言：两地之间的人口迁移，与两地的人口成正比，与两地距离成反比。这一模型简单清晰，解释力强，通过模型、变形和扩展，很容易成为计量模型，从而经受实证数据的验证。然而，该模型的微观选择基础很难建立，这成为该模型的主要局限。目前，为了改善引力模型，基于复杂网络研究、人类行为动力学等交叉学科研究的新模型不断提出，最有代表性的是2012年发表在《自然》上的一篇文章提出的就业迁移与迁移选择的“辐射模型”（Radiation model）[28]。该模型类比物理学中的“辐射模型”，运用随机过程和统计力学的方法，模拟了微观个体在选择就业地时基于最大化个体收益的选择行为，定量化地给出了宏观上两地间就业迁移数量与流入地、流出地以及这两地间的各地人口分布的关系。该模型运用美国数据进行验证，得到了非常好的预测效果。
四、现有研究的不足
对我国就学迁移的研究，仍有一些不足之处。第一，对大学生就学迁移现状有待进一步精确描述。由于招生数据的不易获得性，对于大学生就学迁移问题，当前缺乏利用覆盖全国高校的权威招生数据进行的研究。对于大学生就业迁移，现有研究较少有覆盖全国范围的实证研究，较少从地市层级进行深入分析，更少见到将就学迁移与就业迁移联合起来的分析描述。第二，对大学生就学、就业迁移的内在动力机制有待进一步揭示。现有实证研究大多是事实呈现辅以简单的计量分析，少有理论、规律的探寻，更难见到从个体理性的角度分析而得出的经济学理论模型。就学迁移是由高校生源计划的分配行为导致的。高校微观决策遵循何种规律，宏观上如何与就学流场的特征有效联系？毕业生个体如何在选择就业地时实现个人收益最大化，能否建立统一的理论模型来刻画？这些内在动力机制都需深入分析。
针对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迁移的研究主题，当前的研究仍有值得拓展之处。
第一，缺少基于全国高校毕业生数据的就业迁移研究。对于我国大学生就业迁移的研究，其实质是对大学生就业地区分布的研究，并未将生源地考虑进去。少数的涉及迁移特征的研究有着代表性不强、没有区分学历和院校类型、缺少时间趋势的分析等不足。第二，缺少对于我国大学生就业迁移内在动力机制的深入揭示。在地区与个人层面上对影响迁移因素的研究，尚有待加强。第三，缺乏基于理论模型的实证研究。对引力模型、辐射模型等理论模型进行深入分析，通过中国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并对模型进行修正，这样的研究路径有待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