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人口迁移的经典理论及模型

农业社会时期，人的空间移动主要依靠步行、骑马或马车等，成本高、效率低，迁移流动相对比较困难。工业革命以后，火车和其他交通工具的发展以及道路的不断完善，使得人口迁移越来越便利，于是人口迁移规模和频率也越来越高，因而受到人口学、经济学、统计学、社会学等相关领域学者的关注，并发展出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经典理论和模型。

一、人口迁移的影响因素——推拉理论和引力模型

Ravenstein[3][4]是较早研究人口迁移规律的学者，其发表的《人口迁移法则》具有里程碑意义。1885年，Ravenstein通过对英国人口迁移的数据进行分析，又于1889年拓展到多国分析，指出人口迁移最基本的原因是工业和商业中心所在地人口无法满足其对劳动力的需求，因此从其他地区吸引劳动力进行补充。他总结了人口迁移的法则：（1）快速发展的工业和商业中心城市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会带动周边地区人口向其迁移，首先是邻近地区，距离越近迁移越多，之后邻近地区也出现劳动力短缺会吸引更远地方的劳动力来补充，不断向外辐射。（2）城市本地人口和劳动力提供地的人口，两地间的距离都会影响两地的迁移流，而不断发展的交通会一定程度上抵消距离对迁移的阻碍。（3）如果需要克服较长距离发生迁移，人们更倾向于去大的工业或商业中心。（4）每个主要的迁移流会带来补偿的反迁移流。（5）城镇地区的居民相对农村而言，迁移的倾向或意愿更小。（6）女性比男性的迁移比例要低，女性也更倾向短距离迁移。（7）苛税、恶劣天气等都可能是迁移的原因，但最重要的还是希望通过迁移获得更好的物质生活条件，即经济因素推动了迁移行为。

Heberle[5]在对德国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由农村向城市迁移的推拉模型，技术进步造成农村劳动力过剩即产生了迁出地的推力，而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形成拉力。之后，其他学者也对推拉模型进行发展，影响力比较大的是Lee[6]，他在Ravenstein人口迁移法则的基础上，对人口迁移理论进行了发展，也进一步完善了推拉模型。Lee从迁出地因素、迁入地因素、迁移过程的障碍、个人因素四个方面进行讨论，指出每个地区都会有推力和拉力，两者形成的净推力或净拉力可以影响人的迁移行为。人们会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选择，和生命周期也有关系，在迁移前会试图了解迁入地的情况，迁移过程的障碍也会影响迁移行为。

推拉理论尽管能够对人口迁移流动的影响因素进行解释，但还需要量化的模型才能更好地应用。人口迁移引力模型由G. K. Zipf将物理学引力模型引入，认为两地之间的人口迁移总量，与两地的人口数量的乘积成正比，与两地间的距离的a次幂成反比。

基本引力模型的公式表示如式（1-9）：

其中，Mij为i地到j地迁移的人口，Pi表示i地人口，Pj表示j地人口，Dij表示i地和j地之间的距离，K和a是常数。

Lowry[7]用两地非农业劳动力人数、失业人数和制造业的工资来测度引力，并对进步引力模型进行了对数线性转换，拓展了引力模型，可以纳入更多的影响因素。该拓展模型线性化后可表示如式（1-10）

其中，Mij为i地到j地迁移的人口，Pi表示i地人口，Pj表示j地人口，Dij表示i地和j地之间的距离，Ui和Uj分别为两地的失业率，Wi和Wj分别为两地的工资，a1、a2、a3、a4、a5、a6、b为系数，εij为误差项。

线性化的引力模型为国内外人口迁移研究者所推崇，应用广泛，人口迁移的结果与引力模型的假设符合得比较好，也有一些研究对此进行继续修正和完善[8][9]。国外学者以“引力模型”为基础对高等教育中的跨地区就学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研究。研究发现，距离因素显著影响跨区域就学行为，距离越远，迁移发生频率越低[10][11][12]。此外，“相邻效应”（neighborhood effect）的存在，对相邻区域之间的就学迁移频率有正向影响[13]，迁入地和迁出地的整体教育资源状况，特别是院校质量也成为就学迁移的拉动或推动因素[14][15][16]。

二、劳动力迁移理论与模型

从人口学的角度对人口迁移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是将人口迁移行为作为核心开展研究，经济因素对人口迁移行为具有关键影响。把人作为劳动力进行研究，则是从经济学的角度，以经济发展为出发点来考察人口迁移或劳动力迁移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这个影响是互动的关系，既包括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变化对劳动力迁移的影响，也包括劳动力迁移对区域经济的影响。以刘易斯（Lewis）模型、托达罗（Todaro）模型等为代表的劳动力迁移模型，在发展中国家城乡二元经济的假设下，对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进行研究，在我国得到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也有一些研究是在批判中结合我国国情进行理论发展[1][17][18]。

Lewis[19]提出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模式，即农业经济部门和现代经济部门。在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的情况下，农业劳动力会出现过剩的情况，边际劳动生产力为零，而现代经济部门随着经济发展和资本累积在不断扩大，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迁移。不过，这个模型存在两个比较关键的缺陷，农业劳动力不会无限过剩使得边际劳动生产力始终为零，现代经济部门也不会无限吸收农村转移劳动力，城市存在失业的问题。针对这两个问题，Ranis和Fei（1961）和Todaro[20]、Harris和Todaro[21]等分别提出模型对Lewis模型进行改进。前者认为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不会一直为零，会出现由零变正的过程，并可能增长到与现代工业工资相同，相互争夺劳动力的情况。Todaro提出托达罗模型，指出劳动力在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会对城市的工资和失业率同时考虑，形成收入预期，该预期并非实际工资对迁移产生影响。

我国社会结构具有城乡二元特点，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城乡二元结构和户籍制度等对人口迁移产生影响，上述模型对我国经济发展和人口迁移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但并不能完全套用上述模型，经济学家对上述理论和模型基于我国国情也进行了较多的发展。比如，我国研究者曾考察我国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与教育程度的影响，Zhao[22]曾发现我国农村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口反而更倾向于在附近从事非农工作而非迁移到外地务工，蔡昉[18]也提出，在同一出生队列人口中，流动到外地打工的劳动力并不是同年龄中教育程度较高的，并对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进行了探讨。

这个系列讨论劳动力迁移的模型主要是从城乡二元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关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并未区别教育程度或人力资本的影响，也没有考虑到来自城市高等教育的吸引。我国已经由高等教育精英化阶段向大众化阶段转变，高校扩招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村孩子进入大专院校，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城乡年轻人的迁移行为，本书对此问题的深入分析，不拘泥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而是专注讨论高等教育对人口迁移的影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劳动力迁移模型进行发展和补充。

三、新经济迁移理论

Stark和Bloom[23]提出劳动力迁移的新经济迁移理论，在这个理论中有几个比较核心的观点。第一，迁移的决策不仅仅是基于迁入地和迁出地工资的绝对差异和成本的成本收益分析，还来自“相对差异”或“相对贫困”。个人根据自己所了解到的可以作为参照的人口的工资与本人工资的差异，形成“相对贫困”的感觉，这种感觉促使人做出迁移的决定，而不是因为他不迁移的收入最低或能够从迁移中获得最大收益。蔡昉、都阳[24]在中国对相对贫困假设进行了实证分析，证实了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对农村人口外出务工都有影响，并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并非最穷的地方或人力资本最高的人最倾向于外出。

第二，迁移的决策并非基于个人的成本收益进行的，家庭作为一个劳动力汇聚的基本单元，会从家庭总体的角度做出成员迁移的决定。该理论认为，如果一个家庭在当地的收入不稳定、存在风险，为了降低总体风险，会考虑让部分成员外出工作以减小风险。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家庭扩展形成的社会关系网又会对迁移产生影响，部分成员如果外出工作获得了较高的收益并且对外出工作的环境更为了解，会增加其他成员外出获得高收益工作的机会并降低不确定风险，可能会带动家庭中其他人口的迁移。Mincer[25]也曾提出以家庭为单位考虑迁移行为，并认为家庭纽带可能会对男性和女性的迁移和外出工作产生不同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