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研究意图

选取沙石村这一社区作为调查重点，目的是通过小社区看大社会，即深入、细致地对此田野点进行研究，由点及面，鸟瞰式地看社区，从而反映社区文化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正如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在《蒙塔尤》一文的前言中指出的：“在无数雷同的水滴中，一滴水显不出有何特点。然而，假如是出于幸运或是出于科学，这滴特定的水波放在显微镜下观察，如果它不是纯净的，便会显现出种种微生物和细菌等，一下子就引人入胜了。”对于本研究而言，选择典型社区是研究的第一步。汉语“社区”一词来源于英语“community”，在不同的学科背景和具体场合下被分别译为社区、社群、社会共同体。选择的社区既是一个独立完整的社会单位（也就是说，无论大小，这个点是人类社会的完整切片），又是能在社会的若干点中具有一定典型性和代表性，它必须在大体上足以代表社会构成的普遍规律，本身又在很多方面更典型、更明显。笔者之所以选择威宁沙石村彝族红彝支系作为重点田野点，基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对于威宁彝族回族自治县来说，彝族人口居少数民族中人口第一位、居住集中、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红彝是彝族的一个支系；第二，沙石村是彝族红彝支系居住集中、传统文化保留得相对完整的村寨，如拥有丰富礼俗，如出生、婚嫁、丧葬、建房及服饰、传统手工业等。沙石村的背景知识在文章的第一章有介绍，我们通过背景知识的民族构成等方面获知，此村寨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区域，而是一个文化多元，多民族共生，相互依赖的村寨。说它多元主要源于村寨在传承保持自身文化的同时又体现了他们文化的相互融合。这种现象的形成与周边民族长期交往互动是分不开的，如从语言的角度来说，人们在不同场合选择不同语言交流，与彝族人交流时选用彝语，而与汉族、回族交流时选用汉语；与周边苗族的长期交往，他们说苗语也比较流利，当然，文化互融的例子很多，在此不一一列举。说到相互依存主要体现在他们的生计方式等方面，在后文有介绍。总的来看，选择这样的社区作为研究点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第三，相对稳定的婚姻圈。此村红彝多姓氏，本支系内婚。据笔者调查所知，他们的婚姻圈除了涉及本村寨外，还有其邻乡镇的大街乡铁匠村和勺匍乡等村寨。这样相对稳定的联姻空间建构了相对固定的亲属网络空间；第四，村庄礼仪活动内容大多数以布摩经书为依据，同时结合所处的社会环境对其中的内容进行相应的建构；第五，丧礼的隆重性和复杂性；第六，对边缘群体的民族文化保护、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探讨价值。众所周知，随着社会变迁、现代化进程加速、各个民族之间频繁交流、人口较少族群受人口较多族群文化方面的冲击等因素的影响下，人口较少族群的传统文化受到外界影响、文化侵扰、流失加大等现象是无法回避的。对于沙石村红彝而言，除了他们的礼仪文化、服饰文化、语言等传统文化相对保留完整外，其他的传统文化如歌谣、舞蹈、手工业等的流失也是很明显的。但是对该群体民族文化的逐渐流失并不代表自身意识的淡忘。关于文化流失与族群认同也有学者讨论过，有的学者认为，文化的流失取决于民族文化的适应或者互融的发生是否自愿，当面临外界或政策的强制条件下，可能出现共同体内部认同的分化或者分散，也有可能出现文化接触抵抗，激发自身的认同的加强，这样不利于各民族之间的融合，进而诱发民族主义的强烈反应。而对于该村来说，文化的变迁并不是强迫性的互融，而是在适应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发生了变迁，体现了文化的环境适应性特点。据目前调查而言，对于该群体的生存、发展、文化自觉等方面来说，自身文化居于核心地位，也是构成他们自我认同的基础。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对于少数民族社区而言，保持民族文化特性和认同，保护民族自然资源以维持其再生产及发展和繁荣民族经济都是民族生存权利的重要方面。”在经济、教育等方面发展滞后状况下，人口较少的群体在遭遇现代化发展压力下，愈发明显会表现出同化心理压力和文化流失。上述这些方面都是笔者选择这一对象作为研究点的重要缘由所在。概而言之，调查村庄丧礼的目的不是对仪式过程本事的描述，重要的是在社会发展的今天，仪式背后的观念意义及其如何与社会生活互动等一系列的问题是笔者需要解决的，即对仪式进行阐释。

礼仪文化研究一直以来是学者关注的热点，特别是随着西方仪式理论的传入，引起宗教学、民族学、人类学、文学等学科的重视。100年来，人类学宗教礼仪文化研究从发生到发展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变化轨迹，主要集中于神话和宗教范畴。在人类学和比较宗教学领域里，人们认为宗教社会学可通向后来的社会人类学，把礼仪作为比较新鲜的东西来看待，因而，对于宗教礼仪的研究一方面主要审视仪式与宗教的历史纽带关系；另一方面探索宗教化仪式在社会总体结构和社会组织结构的指示功能。总的来看，仪式研究令民族学、人类学领域的学者颇感兴趣的涉及以下几方面：第一，主持礼仪的专门人员、伴随仪式的歌舞；第二，参与礼仪的不同身份成员；第三，礼仪特征；第四，仪式与国家在场；第五，仪式与社会等。从目前来看，仪式作为行为活动的文化反映方式，并没有消失在多重压力之中，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依然保持一如既往的活力，这是引起笔者关注的原因之一。但是，丰富的研究成果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由于笔者选取的社区范围长期以来交通不太方便，很多关注此地的学者主要借助于走马观花的访问形式获得一些表面信息，具体细节未进一步探索，因此，对此地的研究相对较少。第二，很多学者缺乏从本地人的角度入手进行分析他者文化的方法，主要从自身角度对特定礼仪文化进行理解，不遵从当地人看待社会、理解社会的眼光，因此，导致在理解方面有很多偏见。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马歇尔·萨林斯在他的《石器时代的经济学》一文中有这样的内容：人类学对旧石器时代的偏见，恰是来自人类学自身的田野，来自欧洲人对既存狩猎采集者观察的文本，这些走马观花的观察者对沙漠生活萌芽如是之想，“这地方叫人如何活下去呢”。观察者进而对原住民的生活下结论，原住民仅仅以此为生。萨林斯指出这样的结论大多出现在早期，多见探险家或传教士的日记，而非人类学家的专著，但也正由于探险家的报告更早接近于原生态，为我们了解原住民的生活留下了某种认识上的弊端。但是，据笔者调查，仅从调查的当地人角度对符号象征意义进行解释也有很多不可理解的地方，因为当地行为者对他们操作的很多生活活动包含的真正含义不理解。第三，学术界对彝族礼仪的研究不少，不过，大多是选取其中一个仪式或者对所有礼仪进行概括性地描述，或者从历史学、宗教学等角度进行单学科的研究，从人类学的角度进行专题研究的不多。纵观国内学者对礼仪的研究主要表现以下趋向：一是对仪式的研究偏重于理论上的建树，缺乏实证的支持和推动，从自身角度对特定文化进行理解，缺乏从本地人的思维方式看待自然、理解社会的眼光，缺乏从人们的价值观或者地方知识角度进行分析他者文化的方法，即缺乏深入调查，从而形成错误的对地方文化的建构，造成对异民族文化方面的偏见理解；二是很多学者对于地方文化研究只停留在对当地文化现象的描述极其简单的层面分析，而缺乏与西方相关理论的对话，无法从实践上升到理论的关怀；三是对于其他民族丧礼习俗的研究比较丰富，并且大多数学者主要关注凉山彝族的礼俗研究，而建立在理论的基础上对于黔西北彝族礼仪文化，特别是对于彝族支系红彝等此类处于社会边缘群体礼仪或者其他方面的研究几乎没有。

总的来看，虽然他们在展现“真实的过去”，但应该如何对这些“过去”进行解释却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重视，结果对了解彝族内部的差异性也没有提供有益的借鉴。黔西北地区的大多数学者对于丧礼习俗研究主要停留在翻译、描述层面上，建立在田野的基础上结合地方文化、相关人类学理论对丧礼文化进行专题或个案进行剖析的研究成果目前还没有。鉴于此，本书选取威宁沙石村红彝丧葬仪式为研究视角根据自己的调查资料深入了解他们的深层文化逻辑，结合地方知识、彝族文献及人类学相关理论阐释其人们的观念世界和象征特点、价值意义等，以认识在社会变迁的背景下，人们在长期与其他民族交往的过程中如何通过丧葬仪式这一文化展演来传承自身文化和反映社会生活的？揭示在社会的发展历史进程中传统文化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具体要解决的问题概括如下：在社会变迁的背景下红彝丧葬仪式符号系统如何反映人们的文化观念、具有哪些特点、价值意义何在及仪式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如何与人们的社会生活相联系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