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申明大道”的超越旨趣

所谓“申明大道”，是指古书目录通过组织文献、考辨学术的现实层次，致力于追问文献体系与学术体系背后的政教人伦价值。刘国钧（1899—1980）曰：“四库分类次序之原理，一言以蔽之，即由六朝时遗传来之卫道观念，申言之则曰尊儒重道。”其具体表现在于，“一方面以得道之偏全，定部类之先后”“一方面便不能不摒斥非圣无法之著作，且不能不于类目之中，寓褒贬之意。”于是，“四部类目一变而为主观褒贬的分类”。刘氏的本旨是要批判四部分类的不足，但恰恰提醒我们四部分类把文献和学术的努力转向了思想和信仰的层次，即借助于目录，“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建立以超越技术和知识为旨归的思想秩序。

（一）“申明大道”是古代目录学的重要维度

目录学“申明大道”的超越旨趣，本质上源自古代典籍的独特价值。牛弘《请开献书之路表》认为，典籍是“圣人弘宣教导，博通古今，扬于王庭，肆于时夏”的工具，而“孔子以大圣之才，开素王之业，宪章祖述，制《礼》刊《诗》，正‘五始’而修《春秋》，阐《十翼》而弘《易》道”，达到了“治国立身，作范垂法”的目的。《古今书录·序》则言简意赅地指出：“夫经籍者，开物成务，垂教作程，圣哲之能事，帝王之达典。”显然，古籍不仅是表面的物理形态和学科化意义上的知识论，更是深层的价值存在。相应地，表述、组织和认识文献的目录学必须揭示出文献的价值内涵。

对目录学旨趣的超越追求，堪称渊源久远。自刘向以来，中国先贤就把揭示文献的价值内涵作为目录学的主要方向。张衡《论衡·对作》曰：“案《六略》之书，万三千篇，增善消恶，割截横拓，驱役游慢，期便道善，归政道焉。”即认为《七略》通过文献整理和类别褒贬，达到了去恶扬善、襄赞政道的目的。班固《汉书·叙传》评价刘氏目录工作是“略叙鸿烈”，攸关政教人伦。换言之，刘氏父子的目录学是一个“兼具实然知识和应然理想之双重自觉的完整体系：在回应具体文献整理工作的实然知识的基础上，观照社会文化，模铸人们的文化信念乃至伦理操守，从而最终在观念层面上营造了一个集知识、文化、价值和伦理多位一体的学理结构。虽然二刘以‘中秘’所藏文献的整理为起点，积累了‘广罗异本’‘校勘文字’‘种别群书’乃至‘互著’‘别裁’等实然知识，成为后世目录实践的楷式，但真正使他们名垂青史的并非这些直接指导文献整理实践的境遇性知识；而是在文献整理的基础上检讨当时文化的总体面貌，强调文献背后文化的有机统一性，从而在文化反思的基础上给出关于文化本身的学术定位与哲学思考”。事实上，“这些境遇性的实然知识亦非二刘的首创，而是在充分借鉴此前的文书档案整理的基础上形成的”。

“刘氏父子不仅形成了有关文献收集、整理、保存和利用的相对完备的境遇性知识，而且还揭示了目录的社会功能和现实意义，从而完成了普遍性价值知识的勾勒。他们的《七略》既成为清儒姚振宗（1842—1906）《汉书艺文志条理叙》所谓‘求周秦学术之源流，古昔典籍之纲纪’的‘津逮’；也提供了对文化的整体性考察和无限性洞见，深刻地影响到人们的文化接受和文化理解。后人对刘氏的服膺也不在于他们纯熟的境遇性知识和技术，而在于他们提供了一个基于文献整理的文化秩序和人伦理想，以及由此营造的超越性话语——目录学家以文献的序化为依据，保持着对历史和社会最清醒的分析和判断，道德伦理和社会责任是其无法回避的课题。由《七略》肇端的中国古代目录学从一开始即内在地具有、并长期地固守着与文化的本性及社会人伦相融合的视域与境界，充满了应然的超越性内容”。因此，古代目录学不仅是关于文献的序化问题，更是人和社会的发展问题。正如乾隆皇帝弘历在《文渊阁记》中指出，《四库总目》的旨趣并不局限于书目检索和考辨学术，而是要努力臻致“盖如张子（今按：张载）所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境界。

中国古代文化本质上是“仁式”的崇尚道德理性的文化，中国古代目录学也超越了从外部形态或学科属性、逻辑类项等客观层面打量文献的路径，认为“文献凝聚着深刻的历史文化和人类生命的哲学冥思，是对当时社会现实、文化境界和人的生命存在形式的体验和洞察，是对天人本体的哲学设定与建构”。相应地，古代目录学在文献整序与学术考辨的现实层面之外，还致力于提高主体人的道德素质、促进社会和谐与进步，达到了近现代目录学所无法企及的思想高度。古代目录学家本质上是道德主体，古代目录也以“大弘文教”和“申明大道”为诉求，这在书目的各个方面都有体现。例如，能否纳入综合性目录的著录范围，是作者主体对文献内容（尤其是人伦教化内容）主观判断的结果，从而诱使读者只读符合社会规范的文献。正如《四库总目·凡例》第一则指出：“是书卷帙浩博，为亘古所无。然每进一编，必经亲览，宏纲巨目，悉禀天裁。定千载之是非，决百家之疑似，权衡独运，衮钺斯昭……俾共知我皇上稽古右文，功媲删述，悬诸日月，昭示方来。”又如，《汉志》分类、序言等内容无不反映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意识形态的积极回应。所以，现存子部文献的《叙录》以及《诸子略序》“彼九家者，不犹愈于野乎”的表达，都以是否符合儒家经义而定夺其得失；而《六艺略》及其所分九种小序，都以“恢复仲尼法度”为职志，不乏对今文经学的批判。

综上，“中国古代目录学并不固步自封地局限在‘术’的形而下层面，而是密切联系社会政治和人伦生活，具有‘道’的形而上追求，成为入世的传统文化的一部分”。目录学家通过对文献的定位以及对文化的规范，确立了一个以人伦价值为圭臬的目录学取向，从而完成对文献秩序和文化秩序的本体论勾勒。其最终目标，是希望读者在通过书目获得文献的同时，涵泳于书目作者用心良苦的文化“圈套”之中：让读者“读好书”，“正确地”读书，积极寻绎书中的人伦价值内涵，从而“做好人”；然后，再由一个个“好人”参与推动“天下归仁”的远大理想。总之，理想境界是中国古代目录学追求的一个特殊方面，它同人格修养与社会和谐密切相关，所以层次更高。

（二）“申明大道”的近代境遇

何中华分析指出，西方文化本质上具有崇尚理智分析的“智性”特征。同样，近现代目录学也是根据西方的科学理性精神建立的，其学术理想并没有突破现实。在“智性”文化中，“大而无当”的道德价值遭遇到了空前的危机，现代目录学也堕落为价值无涉的工具性规定，成为一种“炫技”的杂耍，从而也丧失了更高的目标和应有的担当。

20世纪初以来，经过西方近现代科学的洗礼，中国古代目录学的三大内容皆不同程度地走向了异质化的发展道路，而冲击最大的是对古代目录学价值与意义的遮蔽，“申明大道”“弘道设教”的内容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大致而言，强调目录的检索功能与现代公共图书馆的兴起有关，而重视古代目录学的学术价值则基本与传统的文史研究有关。两者虽然取径和目标不同，但都对古代目录学“申明大道”的超越旨趣采取了拒斥的态度。就其本质而言，这种拒斥是自觉接受西方“科学”或“学科”意义上的分科治学理念的结果。“科学”以主客体二元分立为前提，以理性为尺度，追求逻辑理性的明晰性，形成了关于“事实”之实证的认知模式。它执着于学科知识的自我证实，努力构建学科的认知框架，因而只能在看得见的“事实”层面上言说。

首先，科学的目录学通过对“目录”下定义的方式探求目录的本质，并将非目录学本质的内容排斥在了研究范围之外。

在此基础上，才谈得上建构逻辑化、系统化的目录学知识及其结构体系。学者们普遍认为，只有经过科学洗礼的知识才能被当作有关目录学的合法性知识。而从定义的角度严格限定“目录”的内容，也是中国古代目录学在与西方近现代“科学”对话时不得不面对的第一“改造”。例如，杜定友指出，“我国目录学，其弊在乎混乱。所乱在何？以目录与书目、与类例、与著述史相混也。目录所载以一时一地所藏为限，书目所载为泛指一切之书或特种之书，类例所载为图书之分野，门类之系统，著述史所载为考学术之源流，使人可以因书究学。四者相有关系而性质不同，吾人不可以期目录者期书目，期书目者期类例，期类例者期著述史，期著述史者期目录，此所以学贵专门，殊途而同归也。”又曰：“治目录学者，必言类例，言类例者必曰学术源流，言学术源流者，必兼校雠，言校雠者，必及版本，言版本者必及藏书，言藏书者必及编目。于是书目学、目录学、校雠学、版本学、图书学混而为一，不复明其界限，别其用途，以至错综杂乱，不可言状。”

于是，郑樵、章学诚在“校雠学”名义下涉及的辑佚、校勘、藏书乃至“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内涵，都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从而也改变了广义“校雠学”有关图书学、图书馆学、目录学、文献学以及学术史等多维内涵混沌不分的状况。当然，“大弘文教”“申明大道”“正教伦理”“正纪纲、弘道德”之类的超越旨趣，也被“祛魅”（Disenchantment）了。事实上，正如韦伯（Max Weber,1864—1920）指出，所谓现代性，就是一个“祛魅”的过程；而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提出的真理、道德和艺术的三分体系则打破了自古希腊以来真善美统一的文化模式。这种“分化的理念是建立在一系列排斥的基础上的，这些排斥假定了与道德价值、审美价值相脱离的真理观”，而文化领域的分化，作为现代性的基本原则，既是文化转型的一种必然结果，也是对“人类文化整体性的分割，由此导致人类知识付出了丧失文化基础的代价”。但西方式的“祛魅”主要是指通过对宗教“神性”世界的批判与否定而达到对世俗社会合法化及其对人性的肯定与回归。“科学主义文化哲学从技术上着手排除那些无意义的形上学问题，它将哲学的范围限定为实证科学寻求证明和辩护的狭小领域中，它试图以精致的逻辑和语言来修补业已失落的启蒙时代的文化理想”。然而，“中国没有对宗教神性世界的信仰，因此，近代中国的‘祛魅’主要表现为对封建主义的彻底解决”。反映在目录学中，则体现为对中国古代目录学所负载的社会教化功能与伦理道德担当的剥离。

我们知道，科学认识以与观察事实有逻辑联系的问题为对象，只对与观察事实有逻辑联系的存在物进行研究，从而避免思维因脱离观察事实而陷入玄思。因此，“只有受到事实支持的学说才是可以接受的，检视一个学说是否可靠，就看它能否与来自观察或实验的事实取得较为确定的逻辑联系”。这种重视“在场”事实的认识方式，本质上反映了西方文艺复兴以来人对自身理性力量的认同以及对宗教神性的否定。那些“不在场”的、本体层面上的“精神性的内容”，被直接的现实和世俗的兴趣所消解，相关研究被认为“既不能合理地解释世界，又不能科学地预见未来，难以发挥理论的作用；它脱离现实，难以找到与实践沟通的桥梁”。

其次，近代西方目录学的核心是努力以最经济的方式向普通读者传递最全面、最准确的文献信息，它的全部学理和旨趣直接指向信息传递的预期效率最大化，即达到“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um）或“帕累托有效”（Pareto Efficiency）。

目录学研究遂被归结为和简化为从技术和管理的角度计算出一个状态稳定的最优目标并指出达到这个最优目标的各种可行路径，目录学的各个分支和领域无不致力于奔赴这个最高理想。这种功利性追逐，形成了对中国古代目录学的第二“改造”。

由于效率是通过理性和实证而得到保证的，那些“不在场”的文化、信仰、价值之类的超越内涵不仅与效率无涉甚至直接影响到效率的最大化，因而只能被理性和实证所取代。由此，曾经作为崇高知识的形而上学，成为不合时宜的某种操守，并被推向了需要自我辩护的尴尬境地。拿分类来说，刘国钧1929年《中国图书分类法》的编制原则主要有：①“类目不宜含有批评褒贬之意”；②“以学科分类为准绳……参以体裁的分别”，“不能利用四库之部类而增减之”；③“分类以详为贵”；④“一方面须求理论上之圆满，一方面仍须求事实上之便利”。同样，刘子钦1924年提出的七条书目分类原则中，①是“应竭力与科学分类相适应”；⑤是“不宜有批评褒贬之意”。因为学科属性原则是一条客观的原则，所以，邢云林于1931年提出，“名词（类目）须专门化，须标准化，须学术化”。这就改变了传统四部书目的知识结构和社会秩序，也宣告了与政治、血亲、伦理紧密相关的天理世界观被科学世界观所取代，“弘道”的传统知识取向转换为近代化的“求真”取向。相比而言，传统四部法重视“批评、褒贬之意”，明显缺乏源自学科原则的客观性，因而也备受质疑。刘国钧在指出传统四库分类“尊儒重道”之后，又说：“凡类目，首贵界限明晰，欲界限明晰，必分类之标准简单明了，而应用之时，又能始终一贯。”而四库分类法“分类根据不确定，故书籍之部次难决”，“是疏阔式分类”。“总之，四库类目之大弊在于原理不明，分类根据不确定。既存道统之观点，复采义体之分别。循至凌乱、杂沓，牵强附会”。这里，对古代目录“申明大道”的批判以及在新式书目编制中刻意排诋“申明大道”的内容，两者之间是具有高度统一性的。

综上，理性是现代性的重要基石，在理性精神的感召下，有关目录学的认识和观念以及与之相关的知识和价值都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走向科学主义的目录学。近代“西学东渐”以来的中国古代目录学正是坚守“在场”事实、重视现实效率的科学的目录学。于是，汪辟疆、余嘉锡、姚名达等人强调“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对“申明大道”之类的形而上话语不予闻问；杜定友、蒋伯潜、吕绍虞等人重视书目的检索功能，不仅拒斥“申明大道”，还进一步对“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优良传统”进行批判，甚至直接宣称中国古代“没有目录学”。由此，古代目录学中的理想诉求和深度意义被消解了，物化的“实有”仿佛可以填充目录（学）精神世界的内在匮乏。然而，如此这般地被现代理性改造之后，不仅造成了对古典目录学的最大误读，也直接导致现代目录学只能停留在专业知识和具体技术的维度，缺乏美、善乃至神圣的追求，未能从根本上提升目录学应有的品质。

（三）对“申明大道”之近代境遇的反思

对“申明大道”的拒斥，既误读了中国古代目录学的本质，也放弃了对西方现代目录学的精神救赎。

首先，误读了中国古代目录学的本质。

以“申明大道”为底蕴的理想追求，不仅是古代目录学的真实内容，也构成了“部次条别”和考辨学术的思想前提。古代目录学的理性表现为政治、道德和日常人伦的理性，广泛涉及对人、对社会、对政治乃至对自然的基本态度，成为浸润到现实生活中的一个信仰。从学科分化的角度来看，古代目录学恰恰要突破学科界限，其指向不是学科本身，而是社会现实，从而既要重建文化，也造就了一种超学科的话语体系。因此，古代目录学不是社会文化系统中的独立因素，必须在多元文化因素的相互联系中才能揭示其本质。

古代目录表面上是对一批文献的表述、组织和认识，但它不是机械地组织起众多文献，而是表达着对文献和文化世界的某种态度或关系。这种态度和关系是被社会伦理和政治制度所左右的体系，它在基本原理和思想倾向上背离了那种只有自然科学才惯于公式化描写的常规。因此，古代目录学的著录、提要、分类、序言等，作为“学科”意义上的形下技艺，都必须上达为形而上的本体追求。但在西方式的近现代“科学”或“学科”的要求下，和几乎所有学科一样，中国古代目录学也完成了现代化“转向”，并在“汉话胡说”的思路下最终走上了一条逐渐脱离古代目录学自身特点的诠释道路。就此而言，仅仅执着于学科化的形下层面，并刻意与政治、道德切割，只能导致对中国古代目录学最为核心的内容——超越旨趣——的一瞑不视，也必然因误读古典目录学的精髓而无法揭示其本质。

其次，现代“科学的”目录学终究需要形而上学的本体论呵护。

现代目录学与理性的西方文化之间存在镜像和理据的关系，从中可折射出西方“智性”文明的价值观和民族性。具体而言，建立在学科属性和主题概念的逻辑类项基础上的分类目录，默认所有的文献都是学科化和逻辑化的存在；而形式主义的字典式目录也意味着，只有与可观察的事实有逻辑联系的信息才值得“取值”并成为构建目录系统的支点。由此，追求文献检索效率、追问文献知识的“力量”，成为现代目录学的动因，文献成为某种可给予的待用品而中立化了，它成了非人的机械性产品，知识的意义不再是自为的存在。于是，一本本文献就像一个个原子或细胞一样，成为脱离人文内涵的、绝对客观的僵死之物。人类主体的生存体验，被消解为实利的算计、需要的满足以及自我的理性肯定之中。它是科技的无限实现，是一种被意志抛弃的非人状态，而与人的情操无涉，其最大缺失是只需做好表面的文献整理工作，而无须与一种道德体系或价值体系形成整合，堪称小聪明有余而大智慧不足。

诚然，“人对‘形上本体’的确立是同人的本质规定相吻合的。人总是要寻求一种‘超越’，表达一种‘追求’，内蕴着一种‘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形上本性’乃是人的超越本质”。因此，目录学必须放弃机械定性化的追求，思考“文献工作的具体业务活动如何与教化相联系，以强烈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参与推动社会和谐与进步，追求在职业知识的技术之外担当更多的社会道义”。而中国古人试图以超越目录学自身的视角，将经验观察到的目录现象解释为高于目录本身的某种力量或原则，具有明显的形而上的哲学意味。目录创造了一个世界，一个在可见之物中存在不可见之本性的世界。目录作为文献秩序体系，不仅要让人们摆脱文献的无序，更应助益人类走出文化的混沌。而最高秩序只能是一种道德体系或价值体系。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梁启超才“由于担心科学的过度扩张最终阉割人的道德主体性和审美主体性，因而拒绝将整个社会和人的行为纳入统一的、由科学法则指导的模式之中”，并“力图缓解‘科学规划’所造成的道德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