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东北军
第一节 回忆抗战与见闻
赵克非：盘山县车站抗日
1931年9月19日，我部驻防北宁铁路沟帮子车站，早上时接到陆军铁甲第二大队掩护队中校队长史桂之命令：第十二分队派队附一员，率兵50名，配属铁甲车第五中队，赴盘山田庄台执行任务。当即派我前往。
列车到达沟营铁路盘山车站，当时得知沈阳被日本人占了，我们的任务是防止敌人由大石桥营口田庄台沿沟营铁路到沟帮子截断北宁铁路，使沈阳的军民无后退之路。如其得逞，我们的损失将更加惨重。了解任务重大，士兵都表示完成神圣任务，不当亡国奴。列车将以进站，掩护队下车，向田庄台搜索前进。日本飞机6架由营口方向袭来，我铁甲车以机枪射击预防低空扫射，日机遂投弹30多颗（系重迫击炮弹）。这种炮弹容易躲避，且威力不大，只有站下民房被炸毁10余间。这时由田庄台方向开来轨道车四辆，以机枪向我部扫射，我左脚负微伤，遂即开始战斗。在铁甲车的猛烈炮火掩护下，我们沿着铁路两侧地形向敌进攻，激战约1时20分钟，敌军败退。敌机二次又来6架助战，我部前仆后继，英勇杀敌，轨道车应急向田庄台驶去，我率部进击。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了。
正在胜利追击中，突然接到大部队电话，当即报告我方胜利的情况，回答是：服从命令，火车开回。车到沟帮子，看到有沈阳开来的客货车的车里、车外、车厢、车扎堆上、两车冲接处，都挤满了男女老少，个个愤怒凄惨哭泣号叫。有人说昨天夜里沈阳城被日本占了，说驻军受命不准抵抗，无辜的百姓惨遭枪击刀刺，造成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在逃亡车站时，途中见到于血泊中的群众惨不忍睹，谁也顾不了谁，拼命爬上了车。有的哭泣着说丢掉了奶奶和小妹妹，有的妈跑丢了等等。这惨痛的情景，增加了我对日寇的仇恨。归队后，受命将铁甲车部队全部开进关内，到北平丰台集结。
范铭书：长城抗战炸桥阻敌
一、东北军进驻北平
1931年张学良将军任陆海空军副司令，兼北平行营主任，参谋长鲍文樾，卫戍司令于珍，所有西苑、南苑、清河等地皆有驻军，我铁甲车大队司令部驻沟帮子车站。因该站有通往营口的铁路支线，对防卫渤海湾方面很有战略意义。
这年秋天我第一中队驻西直门车站，正准备校阅，一切学术科加紧训练，车辆油漆一新。在“九一八”的第二天一早，中队长韩梦熊带干部赴前门东车站迎接曹矅章司令。早8点左右票车进站，曹司令从头等车下来正与欢迎人员说话，即见高纪毅——（当时京沈铁局局长）在站台上向司令招手说：老曹、老曹。高到曹司令跟前即附耳曰：沈阳城昨夜晚被日本兵占据，中国军队驻北大营的第七旅、驻小东门外讲武堂、驻东山嘴子的炮兵等皆奉命令不抵抗……曹司令听此言把脸一沉非常严肃。到一中队集合部队讲话，大意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大家要严守纪律，做好准备，待接到任务，即时行动。今天你们准备的学术科目，我不看了，我有旁的事见首长开会。就这样我听到“九一八”的消息。
二、长城抗战山海关战备转移
1932年春，日军从沈阳向西侵犯，得寸进尺。其关东军在本庄繁指挥下，一路进犯热河，一路进犯山海关。我东北军受北平张副司令指挥，在山海关至九门口一带布防。我率铁甲车队归五十七军何柱国司令指挥，与日寇香月部队对峙。五十七军部驻山海关西北海洋镇，我铁甲车队驻南大寺北戴河一带，与山海关当面之敌保持接触，并监视秦皇岛方面敌人。后因战略关系，五十七军向军粮城方面转移。
三、爆破滦河铁桥
我在上尉分队长任内，受任务掩护友军撤退，爆破滦河铁桥，阻止日寇尾追。我铁甲车队至滦州车站，在一天晚上9点钟，接到军部命令，协同步兵连张某、骑兵连长王振山，在滦河西岸布防，阻止日寇，并明令指示，准备炸桥，但现下不能发火，等我炮兵部队过滦河后，待命发火。我夜间命中尉队附王耀东、少尉队附李松林带甲车逡巡警戒。我亲率少尉队附王金钰及所需人员侦察铁桥，布置炸药（TNT黄色炸药），用电气发火。可等了一夜，未接到上级准予发火的命令。待拂晓时滦河东岸发现情况，有枪和手榴弹爆炸声，当时我掌握武器有七七野炮3门、七五山炮1门、马克沁重机枪6挺，全装置在炮车上，各战士手中有七九步枪，干部手中有左轮手枪及自来德手枪，火力不少。但是我们心情特别紧张，发火吧，未接到上峰准予发火的命令，不发火吧，如情况紧急完不成任务怎么办？真是千钧一发，重任在肩。苦撑到天将微明，才接到上级准予发火的命令，即轰隆一声炸断铁桥大部及桥墩一部，仍有花梁连接，破坏程度不足。又急用导火索点火，进行第二次爆炸。在点火时，我在铁桥上左侧铁轨，王金钰在右侧铁轨，王的火柴发生故障向我索取，我当即十数枚一束与之。王即集束使用，先行点着，吱吱冒烟，我才反应过来进行点火，瞬间很有危险性。我沉着机敏完成任务，当即率铁甲车返回古冶车站。
武晋玉：难忘故土，奋勇歼敌
1936年12月12日午夜，我在西安通济南坊宿舍，听到时急时缓的枪声。我起床出外问值班警卫：“为什么打枪？”他悄悄地告我说：“把蒋委员长捉回西安来了，正在捉晏参谋长呢！”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那时我在东北军张学良的“西北剿总司令部”工作，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上午，张学良集合了“总部”全体官佐讲话，他宣布了发动“兵谏”的八项主张。他说：“我们东北军，决不能再流连西北，打自己的同胞弟兄——红军，我们要打回东北老家去！”他的话多么激动人心哟！他说，他是以“兵谏”的形式迫使蒋委员长接受我们的主张，停止打内战，团结全国各族民众，一致抗日救亡。接着，他郑重地问我们：“大家同意不同意？”我们全体官佐，特别是东北籍官佐，群情激昂，响亮地回答：“我们坚决要以血肉拥护到底！”有的人竟放声大哭。
随后几天，我们听到各种各样的消息，有的说，南京的国民党以何应钦为首，主张出兵讨伐，派飞机轰炸西安，又说阎锡山、刘湘等又要各自为政，不久蒋介石的顾问英国人端纳，陪同宋美龄来西安。传说纷纭，朝夕变幻。但我们却摘下“西北剿总司令部”的牌子，挂上“抗日联军总司令部”的牌子。兴致勃勃地迎接新的抗战工作。
谁料风云突变，12月26日张学良竟送蒋介石到南京被扣，东北军濒于解体。我先被派到陕西邠县，还没停稳，又调往淮阴“江苏绥靖公署”归原东北军将领于学忠管辖。这些事实使满怀热望的我，顿时破灭：“难道张杨两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就是这样的下场吗？难道我们国家就不能停止打内战，共同对日抗战救亡图存吗？”我忧心忡忡，一筹莫展。
1937年7月7日，日寇在北平卢沟桥发动了七七事变。我军吉星文团长率部奋起抗战，一举粉碎了十几年来所奉行的“不抵抗主义”，英勇地打响了抗日战争的第一枪。接着“八一三”日寇进攻上海，我军前仆后继浴血苦战。“一寸山河一寸血”，“誓死抗敌保上海”，战斗悲壮，争夺剧烈，气壮山河，血耀千秋。与此同时，我在南京亲眼看到被日寇屠杀逃亡出来的妇孺老弱，在南京街头风餐露宿，哀鸿遍野，惨不忍睹。
大敌当前，半壁河山已沦于敌手，日寇节节进逼，首都岌岌可危，中华民族已到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全国军民，地不分东西南北，人无论男女老幼，同仇敌忾，奋起抗战。此情此景，我作为一名24岁的热血军人，怎能忍心安居后方？义愤填膺，誓与日寇不共戴天！当天上午，我就到军政部，向直接领导请求到前线杀敌。由于当时各部队纷纷向军政部要人，即时批准调我到十六军二十八师三三六团当排长。在驻地经过三个月的作战训练，就拉到抗日最前线——台儿庄战地。卫团长集合排以上军官，宣布了作战命令，配置了火力网。易连长命我排担任正面阻击，尽速构筑掩体，随时出来战斗。我是初上火线，特别紧张。好在我排大部是陕西老班长，敢于死打硬拼。我对班长们说：“咱们不能当孬种。咱们要生龙活虎狠打日寇为国报仇！”话未说完，命令“向左侧射击！”机枪、手榴弹一齐向敌齐放，一接火，个个奋勇当先向左侧敌人杀上去。突然一颗炮弹在我前面炸开，我头部受伤顿时昏迷。等我从朦胧中醒来，发现机枪手舒坤班长的尸体压在身上，摸了摸头，血肉模糊，痛得又发昏，心想向后爬，已身不由己了。听有人说：“快抬这个”，然后我昏过去了。
后来我在后方医院住了三个多月，动手术，痊愈后，到西安原十六军军部报到归队。三三六团卫团长阵亡，新团长赵溢潞带上我们新组编的一团官佐士兵到四川万县接上新兵，参加隋县、罗山等两个战役。
我以后在战区又去了军官学校、伤兵医院、补给机关，直到1945年8月抗日战争取得伟大的最后胜利。
马万钟：沧州、嘉兴毙敌千人，团长阵亡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炮声揭开了全民族抗战帷幕。
1935年，牛元峰师长的一〇九师，在执行蒋介石“安内攘外”的内战中，在陕北直罗镇及其附近地区同何立中的一一〇师先后被红军歼灭。蒋介石为了惩罚和压缩张学良将军的军事力量，立即冻结这两个师的番号。
西安事变后，国民政府批准东北军恢复两个师的番号，一〇九师划归四十九军建制，刘多荃为军长负责整编，报请以第二旅旅长唐君尧为一〇九师师长。由于唐是双十二捉蒋主要高级成员之一，蒋介石把唐的名字抹掉，由陈诚推荐保定军官同学赵毅旅长为一〇九师师长。刘多荃原有三个步兵旅，共九个步兵团（包括张学良将军的卫戍队），改编成两个步兵师，每师二个步兵旅，每旅二个步兵团共八个步兵团，实际减少一个步兵团。从作战任务指挥讲，二二建制的旅总不如三三制的旅指挥方便。
1937年3月，四十九军（同其他六个军包括万福麟的五十三军、何柱国的骑兵军）调往河南南阳、唐河、方城、午阳一带整编。
日军柳川平助的第十师团于1937年8月14日攻占天津，并以一个加强旅团沿津浦线南下，要消灭宋哲元部撤至马厂的部队，继而攻占沧州。
四十九军划归第六战区战斗序列，8月下旬，奉命开往沧州，阻击日军进犯。通过一天多的铁路运输，一〇九师在沧州车站以，北跨公铁路，对天津来犯之敌占领防御阵地，承担主要防御任务。右翼是庞炳勋四十军，左翼是一〇五师。
沧州县城及其附近地区是平坦开阔地，成熟的庄稼未收割的地方，可以利用掩护活动，但敌人在其炮兵阵地上空设有气球，观察我部一切活动。
赵毅师长估计来犯之敌可能沿公（铁）路进攻，就把师的主力配置在公铁路防御方向上，第一线布置三个步兵团，重点保持在公（铁）路附近，以一个团为师预备队保持机动，并在右翼后方占领预备阵地。
官兵抗日情绪激烈，占领阵地后立即昼夜修筑防御工事。绝大多数部队构成立射散兵壕和交通壕，还没来得及加强掩盖。9月22日，敌人第十师团一个加强旅团派出小部队向我阵地做侦察性的进攻，被我击退。23日拂晓，敌人步炮空大举进攻，主力攻击我军右翼。战斗激烈，抵抗顽强，有的小部队在逆袭中同敌展开白刃战（拼刺刀）。右翼阵地一度被突破，经师预备队在近战中夺回，给敌沉重打击。下午战况沉寂，官兵不顾伤亡和疲劳继续备战。官兵提出，敌人有飞机大炮和坦克，我们的火器不如敌人，要同它打夜战和近战。
24日拂晓，日军集中全力，在炮兵和坦克掩护下，步兵向我阵地进攻，阵地失而复得者再，打了大半天，大部分阵地陷于敌手。近黄昏，我军逐次掩护撤退，敌人有生力量没有紧跟追击。在德州以北西霞口之间收容整顿部队，估计敌人伤亡四五百名，检查我部伤亡六七百名。士气尚旺盛，有战斗力。奉命调往上海接受新任务。在这次战役中得到有益的教训，好多官兵风趣地说：敌人的轻机枪向我们射击是在问：怕不怕？我们的轻机枪向敌人射击是表示：怕！怕怕！！这是说敌人射击，是通过缺口—准星尖—目标点三点成一线先击发3—5发，修正瞄准点再击发3—5发，这样命中率高、节省子弹；我们的射手不瞄准好，拉栓就是一梭子25发，这样命中率低，浪费子弹。检查伤员负伤部位多是手臂，这是士兵把头低在战壕内，把枪举在头顶上，不瞄准就射击，让子弹自找目标去。
1937年9月底，四十九军从沧州调往上海郊区南翔车站附近，接友军防务。通过沧州战役，敌情观念加强了，在铁路运输上，规定并检查每车列的伪装、对空监视哨和指定对空射击部队。规定并监视火车头要避开大站加煤上水，车头灯光要使空中不易发现。终点站要争取在夜间，派先遣人员到南翔防地侦察道路网迎接部队下车。这样，部队顺利到达防地接了防。在10月初，奉命调往嘉兴、嘉善地区，占领阵地，阻击向杭州方向进犯之敌。
一〇九师虽是新整编部队，但在阻击日军中承担主要防御任务，在嘉兴、嘉善同在沧州一样，担任敌人主要突击方向上阻击任务，占领右从沪杭公（铁）路、左至太湖边约四公里宽的防御正面。右翼是蒋介石教导总队邹团，左翼部队因隔太湖不清楚。
在右是公（铁）路、左是太湖的狭长地区，除了些稀疏的将落叶的树木和没收割的稻谷，是没有任何掩护的平坦开阔地。敌人前卫水上飞机着落点就是距我阵地前约50公里的太湖水面上，每天拂晓至黄昏，轮番轰炸扫射，连发现火烟都扫射。部队不敢炊羹，官兵以酸饼子充饥，坚持六七天。
在没有国防工事时，总是在军事要点临时选择地形构筑防御工事。这次根据所了解的敌情和道路网状况，把主要兵力和技术装备配置在公（铁）路地区。部队下火车后就按兵力布置占领阵地，构筑纵深防御工事。时间较充裕，部队构成有掩盖的散兵壕和纵深交错的交通壕，有的部队在阵地前设置铁丝网和扫清射界等。
这次阻击战对严守阵地、誓死杀敌的要求是严格的，擅自撤退格杀勿论，并设了督战队。11月18日，敌中岛贞雄的十八师团及六师团一部向我军发动全面进攻。我力争近战。敌人攻得凶猛，我军守得顽强，争夺战激烈，阵地多次失而复得，敌我伤亡很重。六五四团长高睦因向我这个少校参谋汇报战况，刚说完电话，副团长来电话说：“高团长阵亡了。”同敌人血战一昼夜，19日拂晓前，撤离阵地。
这次战役伤亡惨重，我军连级以下官兵伤亡2000余名，四个团长阵亡二人，负伤一人，剩下一位王团长拨归一〇五师了。营长伤亡约三分之二，其余官兵伤亡约70%。葛宴春旅长以指挥不力被赵毅师长在公路上当着官兵的面打了几马棒，战斗打响后负伤送往后方。后来听说，野战医院检查伤口时，说他是自己打的，伤口还有火药呢。
李守义：反攻小蚌埠战役
1938年2月津浦南段安徽小蚌埠抗日战役打响了，当时我正在东北军于学忠部邬庆霖团充中尉排长。有一天，我连被调到靠淮河我方一侧沿河构筑工事，淮河彼岸怀远城那边就是日本一个精锐师团，也在沿淮河构筑阵地。真个是两阵对立，淮河为界。数天以来，双方只是互相监视，不声不响对峙。这时我在阵地上可以远远望见大蚌埠火车站方向，黑压压的是一个很大的古老城市，紧靠淮河有铁路火车钢桥直通南北，显然是个战略要地，至于小蚌埠是蚌埠铁路大钢桥在我军一侧的桥头堡，是一个集镇。当然小蚌埠桥头堡对于我方来说是非常重要，如果失掉它就会使淮河很长的阵线动摇起来，故而必须守住。我们的阵地离蚌埠火车站还有八九里之遥，对岸是怀远县城，那里已被日本占据。
一天半夜，天气阴黑，我排三挺捷克式轻机枪都架在阵地上，大家眼睛瞪得溜圆，监视着淮河动静和彼岸敌人，不敢放松一点。正当半夜3点钟样子，我们忽然看见听见遥远的蚌埠火车站一带上空，不断放出照明弹，好像小红灯似的，一个一个跳上蚌埠大铁桥上空。顷刻之间，重炮和轻重机枪好像大年三十夜接财神一样哗哗轰轰地一连串地响个不停，那种激烈光景真是我有生以来所仅见。这火力又集中又猛，把淮河上的蚌埠大钢桥照得通明透亮，火焰腾空，敌人显然是想用猛烈的炮火及机枪火力突破我方小蚌埠桥头堡，再扩张战果，动摇我全阵线，这样火力猛轰，一直持续了两个小时。在拂晓的时候，我方火力顶不上去，敌人把我方小蚌埠差不多打平了。这时我在淮河阵地上发现我方小蚌埠处阵线垮下来了，黑压压地向后撤退。敌人还紧紧地延伸炮火打个不停。小蚌埠桥头堡这样一垮，果然影响两侧都顺着后撤下来。部队撤下来两里路，我方又面向小蚌埠构成新月形临时阵地。可惜都是一马平川，没有什么地形好守。日军也没有追击，只是把我方小蚌埠这个据点占住，太阳旗在碉堡上高高飘起。这时双方呈休战状态，都在埋锅造饭，进行整顿。休整了有两个小时，双方都没打枪。这时王协一营长到我面前传达上级命令，命我带一个排三挺轻机枪先行来一个试探性的反攻小蚌埠，马上出发。命令如山倒，我排整装准备跃进接近敌人，目标是小蚌埠敌人的太阳旗下的碉堡区。我奇怪，我们在平川地上大摇大摆地跃进，为什么敌人声色不动。我带三班人，一路跃进，眼看快接近小蚌埠的碉堡了。这时只见日本人一声令下，平射炮机关枪像开锅一样，完全把我们这个排盖住了，简直不要抬头，露头就打。原来日本人更鬼，他们是不到相当的距离就不发枪的，这一点应当好好学学他们。这时，我们又发现靠淮河堤根有日本一个小队从侧翼包上来了。正在我挥枪指挥时，敌人当当发枪，一枪贯通我右手掌，血流不止，又一枪打中左脚。排附搀我到淮河堤边一个掩体里临时包扎一下。这时尚好，敌人又休战了，暂时枪声沉寂。隔半小时，从村里来一个担架把我抬下去了。
温为镇：淞沪战场上的东北军炮兵
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场上的枪炮声打响后，不几天，我们这支从张学良将军手里接过来的炮兵十六团第二营全部，即由武昌左旗营房拉到了南京下关火车站。因为白天日机轰炸，只得等黄昏后上火车，连夜开到了昆山一个叫罗嘎（家）扎金（基）的村子里。这里是前方的第二线，炮兵掩体工事分别由下属几个连去挖筑，我们是指挥所，不仅要筹划将几个观测哨所建立到几株大树上或其他较高的地方去，还得自己动手挖筑防空壕洞。南方的土质都比较松软，可是挖不到几尺深，水就从地下慢慢地渗出来了。这些工事都是临时性的产物，一时间不可能有水泥砂石来砌好，只能将就着用。当时，天气还很热，大家打赤脚在这种工事里蹚着水行动，感觉很凉爽。可大家的那股同仇敌忾挽救民族危亡的心情是非常炽热的。凡事只需一声令下，立刻大家动手，即可完成。
村子里有一幢三层楼的小洋房，主人家早已走了，当我们进去时，发现厨房的大锅里还剩下大半锅没吃完的冷饭，情景颇令人凄酸！
我们不能住在那种目标太大的房子里，而是住在这幢小洋房前面的一座旧式庭院里。白天有震耳欲聋的飞机声和敌机的投掷炸弹声，间或还有敌人的隆隆炮声。入夜，可以看见敌机盘旋在我们上空发出的点点流星似的灯光和上海都市里射向天空搜寻敌机的探照灯光柱。从观测哨所的剪形望远镜中，还可看见敌人从兵舰上和我军从炮兵阵地里射向敌舰，以及高射炮射击敌机的各种弹道光，五光十色，交相辉映，煞是好看。
可以想见，在那种时刻里，谁也顾不上睡觉，背包几乎是成了多余的东西。我身上是全副武装，外加一支作战联络信号枪，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军用皮制图囊，里面装的是军用作战地图和营长谭子琦（黄埔三期炮兵科毕业生）的大小关防和他的私章、签名章、密电码本以及盖有军政部大印的军用电报纸等物件。
当时，有树叶的树枝是我们最好的绿色掩护物，除了头上必须经常戴它之外，有时手里还得抓一些来预备着。尽管如此，可我的安全却时刻被大家关注着。因为这支部队的官兵大多数是东北人，尽管他们心目中只有张少帅的英雄形象，而对于我们这些从蒋介石嫡系部队中进来的南方人，既存着仇视心理，也具备敬畏心情。然而，大敌当前，爱国之情毕竟还是趋于一致，彼此之间，尚称融洽。
一天，炮兵总司令邹作华（他原是张学良将军手下的炮兵总司令，因为蒋介石的嫡系中炮兵人才毕竟比较少，而况他还是留德军官生，“西安事变”后，他不但没受到蒋的什么责难，而是继续当他的炮兵总司令，还兼任了中央炮兵学校的校长）带来几名随从人员来到我们营部。他让我把军用地图铺开在一张方桌上，他从衣袋里取出一支小巧玲珑的金属三角尺，只见他在地图上默默地量比着，用红蓝铅笔计算着，还兀自地点点头，并喃喃地说：“好，就这样决定吧。”然后，他取起电话机，逐个儿下达每门炮口的标高角度和距离度的命令。待阵地上遵照他的指示准备就绪后，只听他一声令下：“给我开炮！”紧接着就听得一阵密集的隆隆炮声像炸雷似的轰鸣。不一会儿，有人在观测哨所里就看见了一艘敌舰冒烟起火而下沉到海里去了。第二天的报纸对这一胜利消息发出了号外新闻，极大地鼓舞了将士们的士气。我们的炮是用骡马拖的六〇野战炮，在当时来说，它还不算是怎样落后的武器。
当时敌军铁蹄践踏着我国国土，那种不可一世的狂妄态度，十分令人气愤！特别是他们用气球做的敌前观测哨所，竟只升高到仅有七八层大楼那样的高度，向我军阵地窥测，真是欺人太甚，藐视我国国力到如此狂妄的地步。不仅如此，它的飞机飞到我国领空时，竟然是低空扫射和俯冲轰炸。正是因为如此，在一次敌机来犯时，我营炮兵把炮口竖高到最高限度而轰下它两架飞机来。只见浓烟起处，两架敌机栽落在附近田野里。机上的敌人乘降落伞下降，还未到达地面时即被邻近的广西部队给击毙了。
记得战争刚刚打响不久，敌人就针对我国群情激愤的心情画了一幅宣传漫画，画的是一位日本妇女在身旁正燃放着浓雾烟尘的爆竹声中抱着一个日本儿童，并捂着儿童的耳朵抚慰地说：“孩子，别怕！这爆竹的响声只有五分钟之久，一会儿就过去了。”原来它是用藐视我们的态度来鼓动日本人民走向战场的。讵料，他们却作了过低的估计。
这次在战场上，我军的补给相当丰裕，除正常伙食外，不时还有从后方送来的全国人民捐赠的慰劳品，军政部为前方将士备办的各种干粮、饼干、罐头等更是不计其数。值得一提的是梅兰芳先生向前方将士捐赠的每人一件绒衣和一双黑力士鞋，按当时的淞沪战场上的兵员60万计算，其数目是相当可观的，由此也足见其爱国之热忱了。
其后，我们转战到南翔、大场、罗店等地，沿途看见许多被敌机炸毁的房屋和许多炸弹弹坑，大小不等，直径都在一两丈之间。最后，我们在常熟乡下一个村子里被敌人包围了。幸而这一带村子周围都是一些湖泊港汊，傍晚时分，只见港汊对面的村子里的房屋起了大火，不用说，那是敌人在蹂躏我们的百姓了。当时，我心中非常难过，可又军纪严明，不敢随便开枪或大吼一声。就这样，我们隐蔽在村子里。到夜间，上级命令我们先把从阵地上撤下来的炮身和炮弹统统沉放到港汊里去，马匹由专人分头突围或偷运出去。然后当地群众分别用小船把我们这些人悄悄地通过这些湖泊港汊而送到了奔牛火车站。下达命令规定的纪律是：不准打手电筒，不准吸烟，不准说话和咳嗽。黑夜中，伸手不见五指，静寂得只能听见小木船的一丝丝轻微的摇橹划水声，远处是不可能听见的。按理推论，像这样的情况，人们是很容易入睡的了，可大家谁也不敢合眼。各人都紧握着手中枪，准备着应付随时可能出现的突变。
在奔牛车站清点人数时，发现第四连连长朱辑五和他的护兵赵藩失踪了。后来，于1938年夏天我们在湖南郴州良田镇驻扎整编为炮三旅（旅长李汝炯）时，他们两人才从上海逃出，经由香港、广州回到原部队报到。这时，营长谭子琦已升任为炮十五团团长，老团长董明润仍然当他的炮十六团团长。而我们这个营部也自然而然地扩编为团部了。由于原来在奔牛车站时已上报“朱辑五阵亡”了，乃由书记官王其举出主意把“朱辑五”改名为“朱瑞”重新上报任命为连长；他的护兵赵藩却未改名而给蒙混过去了。这种滑稽事情在那种时代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的。
我们从奔牛车站上车后，记得不是在南京下的车，而是迂回在南京中山门外的马群、孝陵街一带逗留。那时，我很年轻，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我都觉得非常新鲜而稀奇。在那一带地方，我看见了好几个雕有古代官服的巨大石人，我好奇地走近去与他们比高低，想不到，他们都有我五六倍之大。据说京城里《石头人招亲》的故事就是由此而来。
可能是早已预料到南京会失守吧？我们这支炮兵部队现已成为没有炮的步兵了，但有兵就可以继续打仗。为了武装好这支部队，留在汤山炮校的一些炮和马总不能白白地丢给敌军用。于是，部队就在汤山炮校领了炮和马，然后进中山门，再出中华门向安徽芜湖进发。
南京的街道是很宽阔的，可那厚厚的柏油马路被太阳一晒却显得格外炎热，我们脚上虽然穿着力士鞋，而踩在上面仍然觉得相当滚烫。这时，南京城里已经是风声鹤唳人心惶惶了，街上的秩序也已大不如前，大商店早已关门，只有点点星星的几家小商店还开着门，广播喇叭里还不时传出我军转进的消息。逃难的人群横冲直撞地把我们这支已经不太整齐的队伍给挤得七零八落。
下午3时左右，我们已经路过雨花台快到燕子矶了，忽然后面传来命令，要我们立即向后转，赶到下关码头待命。当我们到达下关时，才知道日军正在迂回着包围南京了，上级估计我们在未到达芜湖（准备进入马当阵地）之前必被日军在路上吃掉而临时这样决定的。当时有两个方案：一是有船即行登船连夜逆江而上；二是没船就登火车轮渡渡过浦口北撤。幸而江防司令部早已为我们封冻到国营招商局的最后一艘客轮——江天号。于是，决定登船。而那江边一幕幕战争带来的凄惨而惊心动魄的景象却使我至今难忘。
傍晚，江天号客轮从江中缓缓靠岸，刚一搭上跳板，逃难的人群立即蜂拥而上，致使船身倾斜，呼儿唤女、叫爹叫娘之声不绝于耳。挤落随身物件者有之，从跳板上被挤落江中立即被流水吞没的人更是不知凡几。而人群仍然不断地向跳板拥来，一些警卫人员虽向天鸣枪也难于弹压得住。因为同是中华儿女，值此国难当头，怎能忍心对谁奈何？这时，只见我们的炮车已经卸去马匹，跳板的两端也已站好几名荷枪实弹的士兵把守着，任何人也休想踏上跳板一步。因为骡马是容易受惊的，牵拽的人必须小心谨慎顺应其性格引导着让它安心地踏上跳板，这样势必拖延时间。幸而跨度不大，这些老炮兵弟兄们很熟练地不用扬鞭而只是吆喝着前拉后推地一会儿就把这些“哑巴弟兄”——几十匹骡马赶到轮船的底舱里去了。紧接着是炮车上跳板，前面有人拽辕把，车上还有人扬鞭抽打开拥挤的人群，车后还有人簇拥着，好不容易一门一门地都上了船。
江天号客轮连夜逆水向长江中游疾驶过了安庆，第二天安庆城就失守了。由于上级的决策，我们没进驻马当阵地，而是重新回到了湖北田家镇的江防要塞。
范铭书：打落日本飞机
一、在湖北省孝感县整编部队
1937年农历八月十五日，我部在平汉路保定车站，奉到命令，调往湖北省孝感县整编。将原东北军铁甲车队残余车辆交还铁道部，将重机枪及其他轻武器及全部人员下车驻孝感县营房，改编为军事委员会交通队警总局防空护路大队，曹曜章任少将大队长，我由上尉升任少校大队附，直辖步兵三连（每连160名），重机关枪两连，每连配重机枪六挺，每兵另配七九步枪一支，排长左轮手枪，连长自来德手枪，大队部直属通信兵一排，排分三班，班配电话机两部，一二班另配十门交换总机各一部。经此整编，部队虽少，但精神振奋，官兵团结一致，朝气蓬勃。在营房训练一个时期，即受命派往京汉铁路，沿信阳至广水段执行护路任务。大队部驻鸡公山新店。
二、击落日本飞机一架及俘虏日本驾驶员两名
1938年8月，我防空护路大队担任京汉路广水至郑州的护铁路任务，当时抗日战争进入紧张阶段，京沪已失陷，国府搬迁重庆，但实际仍在武汉办公。日本飞机每天轰炸汉口，尤其对平汉铁路的信阳和漯河、新郑等大桥，轮番轰炸，破坏交通。某日我守新郑铁道桥部队被日机轰炸，受到损伤。新郑县政府和县商会，派员携衣物和食品，到我大队部慰问。爱国群众的热情使我队官兵受到鼓舞。
日机又于某日的下午，空袭新郑铁桥。每小队三架，在天空组成三角形，先由北向南，飞过新郑，即又左转弯飞回，变成一路队形，俯冲向铁桥投弹。我守桥部队中尉排长赵续瑞，用装有高射架的重机枪和步枪同时向大桥上空组成火网，猛烈射击。当时敌机一架中弹起火，黑烟弥空，被迫降落。其余敌机，见势不妙，盲目投弹，仓皇逃去。赵续瑞将俘虏两名驾驶员送往大队部，我大队长曹曜章用日语亲自审问——原来是日本轰炸侦察混合编队，受任务破坏平汉交通，并向友军送交文件，同时供出明日轰炸西安。我大队除向汉口队警总局电报情况外，并第二日派员将俘虏押赴汉口，交铁道队警总局（总局长蒋锄欧、副总局长陈绍平）由况科长接收。这是我带部队对日作战的一次战功。
徐鸿恩：远山芳雄被俘前后
东北军五十七军于1940年夏计划破坏津浦铁路，派出部队一一二师六六七团万毅团长担任此任务，随令一一二师派一个营支援，另外有八路军鲁南纵队王秉璋部一个中队归万毅统一指挥。
我军袭击滕县车站，中断交通，消灭鬼子车站警备队一个小队（30多人），截击列车，抓获日本空军少将远山芳雄和随员少佐猿乔新一。当时震骇华北侵略军和汪伪政权，并震惊日本国内，因远山芳雄是日本国内有名的大实业家。
1940年6月中旬，敌人济南第五军军长畑焌六密令川岛芳子特务组长派女特务徐青圃投到五十七军活动，进行营救活动，要用武器换回远山芳雄，要什么武器给什么武器，只要达到目的，不惜一切代价。
女特务徐青圃奉命后由济南登车，仍由津浦路滕县下车，下车后冒险进入防区，投到一一二师外围。部队查获女特务徐青圃，立即交师，经师部严加审讯，徐青圃供称年二十五六岁，东北沈阳市人，参加日本特务机关不到两年。她说：我时刻想念家乡部队不得脱身，此次派我来活动正好逃回东北军家乡部队，跟随参加抗战是光荣的，决不再为敌人工作。师部多次的审讯后，派我押送军部交差。
军部根据师的审讯复审多次，据徐青圃供述情节前后大致相同。敌人想用武器营救远山芳雄，是白日做梦，本军不予理睬，严加防范。徐青圃交副官处看管，随军行动暗中考查监视。
敌人见营救无效，敌军长畑焌六恼羞成怒，由各方面抽调兵力，于7月初发动军事进攻，东由日照、淮县、马站，西至费县、临沂，共分七路大规模扫荡。每股敌人300多人，带有钢炮掷弹筒轻重机枪手榴弹，分进合击，单找五十七军进攻，汉奸领路，实行三光政策，并出飞机配合地面部队作战。我军计划：军长带三三一旅，师长带三三三旅，分割地区，灵活游击，敌想包围，我则钻空、跳圈。凡军部经过的村庄或宿营地点，汉奸用白灰画成箭头指示方向，供给飞机目标以便投弹轰炸。
三三一旅遭遇敌人多次，一面作战，一面掩护军部安全转移，连续作战，官兵劳累。第七天头敌人开始撤退，有一股敌人落后，军长令唐旅长派精明谍报跟踪监视，并给予唐旅长命令。原令大意：敌此次恼羞成怒，分兵七路进我防区猛烈进攻，任凭敌人自由进出，来去纵横交错，殊属非是，若不予以深重打击，不足以表现我军官兵英勇杀敌精神，署该旋长即选敌一股彻底消灭，务必遵令达成任务，否则以该旅长是问，此令。
三三一旅旅长唐君尧，接到军长命令后积极作准备。这股落后的敌人撤至莒县东南十余里之王庄停止不走，时间是下午三四点，埋锅造饭，翻箱倒柜，真是鸡犬不留，村内老百姓早已吓走，听其自便。敌人忙乱吃喝完毕，天已不早，炮车弹药车均拉进院内，马匹送牛棚饮喂，院内有一盘磨，上房五间两旁有厢房，大门面向北，东西街道门外设有岗哨。
唐旅长根据所得情况，适当配备谍报人员递传消息，在他的指挥位置派出瞭望哨，敌一举一动都知道。他和团长们研究部署作战方法，挑选奋勇官兵，决定在夜里敌人睡熟的时候开始围歼，一个团包围一个团，堵击策应决不让敌人发觉。旅长亲自指挥，奋勇连长伍一清带头上房，带有云梯，由房后坡上去，连长在前，官兵跟随在后布置好。快到11点半，揭开后坡房瓦向屋内猛烈连续投掷手榴弹，敌从梦中惊醒，张皇失措，向外奔逃。我包围部队紧缩包围圈，向村内奋勇冲杀，堵击部队封锁村外路口，激战三个多小时。天未亮老百姓都跑来，手持锹镐木器等帮国军堵截敌人，收获甚多，共俘虏240多人，死伤的鬼子100余人，轻伤的交军医院治疗。老百姓得的大衣手表，军长命令不准军人索要，谁得的是谁的。
扫清战场缴获战利品甚多：三八式步枪300余支，钢炮、轻重机枪、掷弹筒、手榴弹、弹药无数。四方老百姓均来参观庆祝胜利，有的送鸡蛋、鞋袜慰问，军长照数发钱。
这次俘虏鬼子240多人编成大队，派小原角夫带队，每天早晨跑步，晚间娱乐，每日两次开饭，上堂学习两次，由军少将副参谋长负责照顾他们，派为警戒严密监视，8月里派队押送后方，转交集中营。
吕瑞周：太子岭遭遇毒气，上亭山轰毙敌寇
1938年春，我四十九军一〇五师六三〇团，奉命布防于江西南昌以北100余公里的永修县境、修水之滨的太子岭高地附近山区。太子岭为附近群山之冠，足以瞰制附近山区及公路桥梁，形势十分险要。该团一营营长刘纯仁率所部防守。3月21日拂晓，日寇来犯，炮空配合，掩护其步兵两三千人，以战车前导，伴随步兵，形成钻心内击战术，沿公路向太子岭高地压迫，激战三四小时，我军全力殊死决战，所有轻重武器威力，全部发挥，予敌重创。敌军伤亡惨重，气急败坏，竟不顾国际公法所严禁，无视人道主义，悍然使用了惨绝人寰的化学武器。据有关资料证实，敌人施放毒气筒1.5万个，毒气弹3000发，小发烟筒5000个。所施放毒气当时日本称之为“红一号二苯代胂腈”，我军受毒后，激烈地连续打喷嚏，流眼泪，甚至于急剧地呕吐、头晕，以致丧失战斗能力。敌人则夹杂大炮向我阵地猛轰，尤以太子岭高地，形成众矢之的。我军既无化学战斗经验，又无防御化学作战装备，仓促中仅以衣服、毛巾等蘸水捂于口鼻，稍防毒气吸入，但不过几分钟即失效用。以致官兵中毒甚众，严重丧失战斗能力。敌人则乘机发挥钻心闪击战术威力，以摩托、战车前导，驶经安新公路，向南昌进犯，敌军步兵，则席卷两翼，扩大战果。我六三〇团全军溃败，伤亡损失十分严重。
黄昏时分，战局基本稳定。遗留敌后散兵游勇，随处可见。时余正从南昌办事赶回前线目击溃败情景，商同张冠宇参谋，计议把敌后散兵收容，编成队伍，晓以战局形势，又须向修水南岸主力集中。当时约法三章：（一）绝对服从指挥，无令不得擅动。（二）仅存现有武器弹药，要视为眼珠般加倍爱惜，不乱射击。（三）渡修水后仍应服从命令和指挥。统一安排食宿，不得随意骚扰百姓。不得随意脱离队伍。纵使寻找原部队，也应向组织报告，以免找不到原部队而掉队。整编后的散兵，纪律很差，但在渡修水前，尚能服从命令。
按记忆地图，欲渡修水，在敌人控制桥梁的情况下，必须找到附近有渡船的宋家浜渡口。于是星夜赶往宋家浜。途中曾几次遭遇小股零乱队伍，结果多系友军。有一兵站携带老弱妇孺，当时被认为敌人，有人打响一枪，该兵站人们啼号大作，情绪混乱。到宋家浜后，果有渡船，但已无人摆渡，经派人摆渡数次，始全部渡完。到彼岸后，拂晓已过，未及早餐及休整，散兵多已鸟散。
后来经过作战总结，直接指挥此役的团长于漱泉失踪，扼守太子岭的营长刘纯仁，按战斗纪律判处枪决。
1943至1944年间，浙赣线战势一度趋于激烈。一次，在浙江江山吴家岭一带，我四十九军一〇五师六二六团，面临雄伟的上亭山，背依寺后村，与敌人展开战斗。上亭山麓我团一二两营被日军约一个大队步步压迫，我两营不支弃阵后退，不能站脚。我迫击炮连见势紧急果断放列四门八二迫击炮，猛烈向敌人轰击，迫使敌人不能前进，不得不停止追击，而据守工事不前。我两营步兵得站稳阵脚，稍事喘息。待敌机来袭时，我两营部队已能利用机枪打击，使其无法俯冲轰炸。不过，余因指挥位置暴露，被敌人平射炮弹连人带土轰下山头，幸未受伤。但本连排长刘景贤却被敌炮炮弹炸伤腿部，退下战场。在此次战斗中，我伤亡官兵80多人，械弹损失很多。黄昏以后，战势稳定，我迫击炮连奉命撤向附近许村待命。但经侦察，许村已被敌寇占领，不得不转往团部待命。见团长后，团长首先一句话：“今天多亏你这一顿炮了，不然现在我们不能在这儿宿营了。”由于我连支援有功，官兵作战勇敢，扭转败局，团部给予嘉许。
不久，上亭山上时常出现敌人的指挥侦察人员，大摇大摆地指手画脚窥探我方军情，团部决定将其消灭，命令我连及机关枪连研究完成歼敌任务。我与刘晓岚连长决定协同做好准备，伺机歼敌。经过测定方位距离，做好隐蔽，须臾，又有敌人活动于山顶，用望远镜向我方窥视，我枪炮齐发，顿见敌人远遁。经翌日攻至上亭山时，果在山上一个炮弹坑旁，发现一摊血迹，并有望远镜破片残渣。及至寺前村时，据百姓云：前天有一个日本鬼子大官被打死了，脑袋已被打碎，抬回村来，还搭了灵棚，有一个小队鬼子站岗，分析应有一个联队长被击毙。
1944年初秋，日本帝国主义者苦于侵华战争战线太长，补给困难，把浙赣线战线逐渐缩短。我军乘机由防御转为进攻，进而形成追击态势。我军追抵金华—兰溪一线时，日军据金华江凭险顽抗。我四十九军一〇五师六二六团在沿金华江一线布成阵地，准备与敌展开决战。我团左翼与友军四川部队一四七师衔接。在两军接合部位，派置一个排哨，一面监视敌人，一面警戒侧翼。
在旧历中秋节日，为了让大家过好节日，又要顾及部队不准吃肉的命令（曾因部队纪律废弛，师部明令官兵在战斗期间不准吃肉），我们联系当地保、甲长，在部队附近找到一些池塘，让士兵动手淘鱼，供过节食用。这样既可欢度佳节，又可冲淡士兵们每逢佳节倍思亲的心绪。
中午时分，当我们正准备烹食自己动手淘得的鲜鱼时，敌军突破了金华江我友军一四七师阵地，经该师阵地向我白龙桥桥头堡阵地守军第二营包围过来。我所派的排哨，在敌军突破一四七师阵地后，边战边向团部后撤，引来了敌军，团长几乎险被俘虏。而扼桥头阵地的第二营，在代营长汪永泽指挥下，拼力战斗，但腹背受敌，全营覆没，汪永泽等20余员官长被日本帝国主义强盗，绑在树上充作活靶，活活刺死。被俘的士兵100余人，被日寇用铁丝捆绑在一起，浇上汽油，活活烧死！其状惨不忍睹！
此次战役后，当时在上饶养病的第二营营长张行坚，回营后深感痛心，几至神经失常。他时常单独一人跑到附近山上打坐念佛，达一年余！后才慢慢恢复正常。
龙翟：固守枫岭关
1943年夏，我任陆军第四十九军第三一四团某排排长。
不久盘踞金华—兰溪的日伪军，沿浙赣铁路线向衢州、江山方向进犯。日寇的装备精良，机动性强，开始以大量的炮火向我前沿阵地猛烈轰击，掩护大部兵力逼近我们前沿，再施放毒气，以削弱我官兵的抵抗力。最后步、骑兵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以绝对优势的钢铁换去我无数中华健儿的鲜血和生命。
一天黄昏了，我排奉命占领衢州以北樟树潭车站左侧的小高地，担任侧卫警戒，瞰制铁路线，准备夜间待命伏击敌之后续部队，以挫敌之锐气。直到夜幕已深，大地漆黑，耳听到铁路上马蹄声嘚嘚，伴随着炮车声隆隆，鬼子皮鞋声笃笃，还夹杂着叽里呱啦的谈笑声，他们骄狂无忌。我们的战士对此愤恨万分，提出要求：
“排长，眼下通过的必是鬼子的炮兵和辎重兵等后续部队，应该是开火的时候了。”
“未得到新的指示，不能擅自开枪！暴露了目标，会危害全局。”这是我的指导思想。
“不当机立断，会贻误战机。”
“我们从来没打过这种窝囊仗！看情况，我们是被留在敌人后方了。既然敌人不吃掉我们，那它就是不明情况，如果我们给它一个突然奇袭，敌人必定惊慌失措。错乱指挥，甚至影响整个作战计划。最低限度，也能给它精神上的震动，灭它一下嚣张气焰，长一长中国人的志气！”
理直气壮的敦促，使我领会到：
一、这些战士的实践经验比我多，我得好好地向他们学习。
二、这些战士，过去有军事民主的好传统，我应该保留他们这种好习惯，以巩固“同志式”的感情。
三、抗日不怕死，怕死不抗日，我作为一个战斗指挥官，不能让战士有议论。
于是，我果断地下了决心，把三个班一线展开，令每挺机枪准备射击20发，步枪填满子弹5发，听我的二把盒子枪打响为信号，开始对准铁路上的鬼子群齐放射击。各副班长注意和我保持联系，听候下一步的处置行动。
果真，一阵枪响，鬼子乱了阵，哇啦哇啦地掉过头来乱嚷嚷一通，随即静下来，准是匍匐不前了。当我正凝神探听敌方动静时，连部的传令兵来带领我们归还建制了。也许不开火，还联系不上哩！
正为前述，我这个超编制排，就多次接受独立任务，被当作“敢死队”使用了。
当我军转到浙赣闽边界的山区时，我排奉命配属重机枪一挺，占领枫岭关，修筑工事，堵击进犯之敌。关隘两翼茂林修竹，沟宽谷深，关前一道石砌古径，蜿蜒南北，颇具“雄关漫道”之姿，配置我这个加强独立排于此固守，屏障闽西倒觉得荣幸、骄傲。我们据守古关城楼，利用古建筑的结构加以伪装，决心与阵地共存亡！
整个战役持续已久，补给困难，战士们早已身体疲惫；加之疟疾流行，医药缺乏；何况又是风餐露宿在关寨上，艰苦困难之情，绝非现代战争所能设想的！
数日的严阵以待，时刻准备痛歼来犯之敌，但闻左右翼炮声沉沉，似乎战争已向两翼延伸，也许是敌军指挥官的明智，遇坚不攻了。
后来，我团果然奉命东移逆袭窜犯仙霞岭山区之敌。一天拂晓，我排奉命抢占×××制高点，不料敌已先占，瞰制了我团的攻势，团立即敕令我排迅速轻装强攻，誓必夺回控制。
该高地距我排位置仅500余米，其前方三个山头，也被敌人占据两个，我排必须尽快地抢上面前最近的这个山头作支撑，安置好掩护火力点，才有利于一鼓作气，攻克敌阵。这正是“不成功就成仁”的关键时刻。我当即就掩蔽处向三个班长作好交代：“现在是拼命的时候了，我用手旗指示。占领前方这个山头后，第二班迅速各就射击位置以火力掩护；一三班随我攻占第二个山头后，由三班射击掩护；一班继续随我攻击前进。”
当我身先士卒地带领全排占领一个山头后，敌人集中火力阻我前进。虽然我第二班也开始了火力掩护，但敌强我弱，决不可能避免重大的牺牲。迟疑不前，更有利敌方。我只得不顾一切，带领一、三班勇敢跃进，抢上第二个山头，将鬼子压迫退走，又一鼓作气又抢上了第三个山头。这时×××高地之敌，步、机枪、手榴弹配合着后面的迫击炮疯狂地向我猛烈攻击，战士们伤亡惨重。但任务犹未完成，我就大喊：“轻机枪填满子弹，步枪上刺刀，冲锋！前进！”
我们终于冲上了山，一阵步机枪猛射后，正待肉搏拼刺，却见鬼子们已纷纷滚到山下了。我喊道：“就射击位置——各自射击——”只听到山下响了几声手榴弹，却终未听到枪响，原来子弹早已打完了！
当我正在左右顾盼，寻找后援时，忽听得东方传来了机群声，继而眼光移到邻近的敌占山头，却发现一块对空联络的信号布板，鲜艳夺目，指向我方。转瞬间，九架敌机，已飞临我们头顶，只盘旋了一周，就一线式的轮流向我阵地俯冲轰炸并扫射，经轮回三周才逸去！机声隐了，我才挪动了一下尘土掩盖下的身躯，左右张望了一回，才喊道“还有谁？”随即先后听到几个强弱不同的回答：“我在这里。”我仍然命令：“注意隐蔽，监视敌情。”我自己也匍匐到一个深弹坑里观察着周围，除了死者的尸体、重伤者的呻吟、遗弃的枪支和满山的弹痕外，敌我双方都不知到哪里去了！
“弟兄们集合。”一会儿仅歪歪扭扭地走来八个战士，和我一样，都不是完整的形体了。精疲力竭更加饥饿难忍，再环顾周遭，都不禁默然泪下，看着重伤垂危的弟兄们，无力援救，更绞肠内疚。何去何从？正手足无措时，忽发现远处有数十名友军模样的搜索前来，我就大胆地带领弟兄们迎上去。
“哪部分的？”对方首先发了问。
“浑河。”我回答了我师的代号。
“你们还在！”
“就剩几个！”
原来是师搜索连来清扫战场的。我要他们把战死者掩埋，把重伤者救回。
连长派定三个弟兄护送我们回师部，见到了年逾花甲的老师长应鸿纶。他慈祥地和我们一一握了手，勉慰道：“你们打得很英勇，牺牲不小，代价很大。师部招待你们，好好地休息三天，再回建制去！”
梦想不到地享受了三天犒劳，临别时，军需送来法币100元，另补充我们每人子弹100发，又充实了我们杀敌的本钱！
痛心的是：从这次战役的检讨会上，我才明白这次的任务，是因为我们二营的阵地被敌人突破了，营长不战自退，失去联络，团指挥这才抓沙抵水，令我排迎击突破口之敌，挫敌锐气，以争取时间，调动预备队，填补空隙。后来，这个可耻的营长被处决。
可惜！两个多小时拼搏，葬送了我那么多可爱的战士，仅是由于某个指挥官的失职所致。40多年过去了，我虽然经过了不少坎坷，血的教训我却永之不忘。其实，如此类似的情况（指挥官失职）不知断送了多少无辜的生命！
吴毓麟：遭遇日寇毒气的回忆
南昌会战，我所服役的陆军一〇五师防守在江西修水的张公渡一带。当时我只有17岁，在团卫生队担任器材上士。我的工作除了负责卫生器材外，还担任临时病房的外科换药任务，在战事激烈时还得赶赴前线，协助各营医护人员做战地救护工作。
在会战的前夕，由于敌人不断地以密集的炮火和飞机猛烈轰炸，我们的救护工作总是处在出生入死的环境下。
在那样国破家亡的战火纷飞的日子里，为了民族的救亡，多少有志之士前仆后继地战斗在自己的国土上。正如当时的《前线时报》的战斗号召：把死作为生的归宿，而生不过是死的开端。这正是这些人们的思想意识的写照，敌人的炮火再猛，我们是以坚强的抗战意志和刚毅的精神与之作殊死的斗争。三营沈副营长以一连的兵力和三倍的敌人作三天三夜的拉锯战。他们壮烈地牺牲了，却为祖国和人民增强百倍的抗日信心。
敌人穷极无赖，除加重飞机大炮的猛轰狂炸外，由于无法取得胜利，最后胆敢不顾国际公法而大量使用了毒气。南昌会战的前线，我方主要是受了日寇毒气而一时失去了战斗力，从而招致溃退。当时我们一行从前线救护了几名手和上肢被炸的兵员，从田间小路步入山丘下准备返回团部。只见晴朗的天空下，在我们四周有一大块一大块淡白色的云雾，悠悠地向我们飞袭而来，就好像有猛烈的刺眼和呛喉的辣椒味，向我们袭来，我们立即流泪、打嚏喷。我当即意识到我们正被毒气包围了，为了摆脱当前的境遇，我们立即奔向较高的山岳尽量争向上风头。可是情况改善不大，我环顾四周未见有水源，立即告诉大家把毛巾拿出来，各人用毛巾把自己的小便解在上面，捂住自己的鼻和嘴。尽量把呼吸透过这个带尿的湿毛巾，保护住呼吸道，经过一些时间才略有好转。
可是在敌人毒气袭击下，前线开始溃退的局面立即呈现在我们的眼前，不成队形的兵员遍散在公路及公路两侧的道路上，而敌人的大炮仍然不断轰击，天空中的敌机越来越多，三个一群轮番向我军猛轰滥炸，远处公路的尽头隐约出现了敌人的坦克。
最令人烦恼的是我们不能以毒气反击敌人，我们没有飞机向敌人施以报复性的反击，我们没有足够的大炮向敌人猛力还击，我们没有高射炮打击敌机，我们没有平射炮阻击敌人的坦克前进。回头南望，我们有几辆长管加轮的大炮被敌机炸弹击中，横卧在公路上，拖拉大炮的骡马也已死伤在公路上，真是一幅狼狈不堪的情景。
可恶的敌机炸弹使我们溃退下的兵员大量死伤，满山遍野血肉模糊，及哀声四野的求救声，令人有眼不敢正视，有耳不忍正听。敌机渐渐离去，能行动的人群又纷纷择路而逃。正当大多数人已行进在路上时，可恶的敌机又突掉转机头，再次向这些暴露的目标施以更加猛烈的轰炸，并散发传单要我们归顺他们，要搞什么东亚共荣圈。
在那惨不忍睹的尸血横存的场面稍后的地方，又不断响起了手枪声音，据说这是师部督战队在堵截撤退的兵员南撤。地面上仅有的一群人唯有向两边山区逃遁。
我们一群本来有十多人，现在仅仅剩下四人，其他的人也无法联系。入夜我们找到一个无人住的破房，虽然饥肠待补，但也无物可哺，所幸还有一口破铁锅，另外有几个人在那里洗米煮粥，可是我们随地纳头便睡。好像睡了不多时又听到机枪声响彻两耳，大家一跃而起往外边逃，可是眼前煮粥的突突的声音使我们恍然大悟，真是进入了草木皆兵的环境。
李定迁：一个军医所见的仙霞岭战斗
抗战期间有不少英雄事迹，可供后代子孙学习。我以一个医务工作者随军抗战八年，虽不懂军事，但亲历其境亦有所感受，其中仙霞岭一战对我印象较深，现就我所知回忆如下。
仙霞岭居浙、赣、闽三省边区域，是通往福建的大门，山高岭峻，地势险要，为兵家必争之地。
1944年春，日军刚占领浙、赣铁路沿线之后，即转攻仙霞岭，企图入侵福建省。敌军兵力约计一个师团左右，而我守军配备一个甲种军系国民党第四十九军。该军原系爱国将领张学良的部队，勇敢善战，当时被誉为三战区的一支劲旅。指挥者为军长东北人王铁汉，有指挥能力。当时我担任军野战医院院长，驻地离前线不远，登上山坡可目睹前沿阵地。
敌军作战方式是先以飞机低飞扫射，再炮轰阵地，再其次机枪扫射掩护冲锋。这三步作战规律早为我军所掌握，胸有成竹临战应付自如，我军按其规律准备战斗，特别是注意到空袭低飞扫射，把全军高射机枪集中使用猛烈攻击。果然不出我军所料，战斗一开始，敌机低飞扫射就被我军高射机枪所控制，并打落一架敌机堕入敌阵。后来，敌用高空投弹，目标又不准确作用不大，这样我军首战告捷，足以鼓舞士气。敌军十几次冲锋，都被我军居高临下，发挥了地形优势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伤亡惨重，迫使敌人后撤，未敢轻易再犯了。仙霞岭一战，保卫了福建省的大门安全。据军部参谋分析这次敌军失败的原因：①对我军估计错误，以为我军没有高射机枪装备，气焰嚣张；②轻视地形优势，狂妄自大。
（李元琳 整理）
王子贵：我参加了湘北战场数次大战
我叫王子贵，湖南省岳阳县月田乡大介村人。
抗战前一年5月，我由湖南省报考社会军事干部训练班，被录取。在长沙受训六个月，毕业后分发岳阳地区任军训员，进行社会军事训练，走访知名人士、知识分子，宣传动员准备抗战工作。抗战时期我任四年连长、四年营长，在湘北与日寇对峙七年之久，于湘鄂赣边区转战大小战役百次，身负重伤一次轻伤三次，在战时进入中央军校军官训练班，列为第十期毕业。
策应鄂西会战
1939年7月中旬，奉第九战区直属第四纵队司令部命，我率本连（加强连）一个搜索排、一个爆破班，配属第二师指挥，晚间巧渡西圹地区，插入敌后，一举攻克临湘云溪冷水铺、路口铺、五里碑，占领一昼夜，破坏敌人铁路公路，绝断敌通信等。日寇由鄂西战场抽调一个师团，凑合驻岳临敌人共约两万人，利用陆空联络向我猛攻，迫使我军向临湘竹山转移。因敌众我寡，受敌四面包围，激战三昼夜，彼此伤亡惨重。我军面临危机，粮尽弹绝，后无救援。廖师长当即召开全师军官会议，策划突围。我因常在敌后活动，人地熟悉，敌伪情况较为明朗，我提出的突围计划，廖师长当即采纳。7月20日晚间，我军分五路向敌后转移，行军百里全是敌人的虎穴，而敌人认为我军已成网中之鱼、笼中之鸟，但我在月隐星亮之夜，乘敌不备，6000人大军安全突破敌人的包围圈，完成了攻坚突围的任务，策应了友军作战。我军安抵防地时，第二师伤亡官兵500余人，我连伤亡官兵30余人，伤员交我通过敌哨护送岳阳关王桥后方医院。我们在这次战役中，使日伪军亦伤亡千余人，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当地爱国的老乡为我们放哨引路，护送伤员，供粮送水，做了竭力的援助，特别是在我军到了艰危的时刻，更显重要。我今天仍以深深追感，铭刻难忘。
湘北三次大会战重点简述
第一次——1939年9月中旬开始至翌年1月上旬结束。正面战场是第四军抵御，敌人以两个师团，陆空联络，气球指挥，在湘北地区进行肉搏战拉锯战三个多月。敌突破新穑河前线阵地，几天内攻陷长沙，但敌人的后方不断被我部破坏，交通运输困难万分，军用物资常被我部截获烧毁，敌人陷入了孤军深入。我军在长沙外围乘机反攻，迫使日寇溃败岳城。
第二次——1941年10月上旬开始，至翌年1月下旬终止。正面战场湘军部队抵御，激战两个多月。敌人利用舰艇，在湘阴云田登陆，严重地威胁了我大后方，并在正面集中优我几倍兵力，陆空配合，向我前线突袭猛攻，正面战场全被突破，敌人在汨罗会师攻陷长沙。但敌人300里的后方，再一次不断被我绝断，运输困难，接济不上，困守孤城，岳麓山高地在我军控制下，不断炮轰城里，我军乘此反攻，迫使日寇第二次惨败岳城。
第三次——1943年11月开始至本年12月结束。正面战场是云贵系统部队抵御，军纪较差，装备较劣，战斗力不强。日寇进攻采用走边战术，退却采用耙行战术，绕经通城、临湘、岳阳、平江，走遍山区羊肠小道，窜扰我侧面后方，使防御者防不胜防，其势凶勇，难以阻挡。湘北正面战场只采取佯攻、软战，在白羊田甘田等地激战30天左右。敌人集中优厚兵力，突破中央一点，攻破我新穑河，以陆空联络在汨罗江北岸会师（王超奎一个营在新穑河前线全部壮烈牺牲），逼近长沙郊区，激战十几天攻陷长沙。这时岳麓高地仍是我军控制，用数以千计火炮轰击长沙城里，敌人的后方、交通运输，不断被我破坏，一切物资接济困难，敌人在县城里无法安住。乘敌在困意中，我军集中兵力猛烈反攻，迫使日寇第三次溃败岳城。
长衡会战简述
1944年7月下旬，敌人以两个师团，以陆空配合，沿湘北游港河、沙河前线，燃起战火，又以两个师团，向岳阳河西，经华容、南县、沅江、湘阴进犯。这一片都是我军的薄弱环节。数日内攻陷我岳麓山高地，相继长沙亦陷敌手。由此敌人以陆海空三军作战，更为有利，虽然陆路不断被我部破坏，但水路湘江即可运输，至10月上旬攻陷衡阳，守衡大军伤亡大半。方先觉军长最后不得已，率部投降（后又反正）。从此，敌人打通了粤汉连络线，企图断绝我外援，妄想扭转太平洋战场的危局。
我在湘北与日寇相持七年之久，在人民竭力支持下，粉碎了日寇数十次残酷的三光扫荡战，在云溪至路口铺铁路间埋下地雷炸药，炸毁敌火车1列，在临湘五里碑至尖山公路间击毁敌运输汽车5辆，在岳阳新开圹至郭镇公路间烟灯巷口击毁敌军用汽车1辆、满载弹药医药汽车3辆，在新穑至长湖公路间汨罗江线共击毁汽车4辆，共烧毁敌粮仓库、弹药物资仓库5所，缴获击毙骡马300余匹，共击毙炸毙日寇约3000人，活捉日寇8人。我营连牺牲副营1人、连长2人、排长7人、士兵200余人。
毛啸风：保卫衡阳——东方斯大林格勒
1944年是国际局势极为紧张的一年。
这年的农历五月初头，第十军接到由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转发蒋介石“方军死守衡阳”的命令，旋即由衡山移驻衡阳，接受守备任务。正当我们抢筑衡阳外围防御工事之际，长沙已经陷于敌手。几天工夫，湘乡、湘潭、宁乡、衡山各县次第陷落。
6月20日午后4时许，敌分两路猛扑衡阳，南路由泉溪市方向强渡湘江，北路沿长衡公路南下。战斗刚一打响，我军便处于两面夹击、背水作战的被包围状态，形势是严峻的！
这一闻名中外的大会战，在破坏湘江铁桥的爆炸声揭开序幕，接着炮兵部队对准强渡湘江之敌，发起猛烈的遮断轰击，虽予敌以重创，但数小时后，敌终窜抵西岸，与南岳方向来犯之敌遥相呼应，并迅速携起手来。
本来，按照预定战略方针进行防御配备时，中国守城兵力共四个师，即第十军第三师、预备第十师、一九〇师，另外配属一个暂编师，阵地构筑是按四个师的兵力、火力统一配备。不意战斗开始前夕，突将配属使用的暂编师调离战场，使整个战场转眼留下一大间隙。这给防守计划的实行带来极大不利。
为了挽救临时抽调兵力所造成的严重缺陷，不得不采取紧缩前沿阵地的措施，将部队撤守第二线。这么一来，原有的第一线坚固工事，很快被敌占领，几乎是拱手相让。而我第二线阵地，因情况剧变，在时间上处于被动，工事构筑简易。当敌人占领第一线后，一方面向城区发起猛攻，再则留置必要兵力，对外围采取守势，阻止我方援军的到来。这是会战初期的作战态势，也是我军作战困难的重要因素。
尽管日军在进攻衡阳中，先后出现数个师团的番号，兵力可谓十分强大，尤其这时其空军力量仍暂占优势，兼之配有强大的炮兵和化学武器，但进展并不太快。我军同仇敌忾，以死心处死地，坚持沉着应战，屡挫敌锋。五桂岭的争夺战、西禅寺的拉锯战、无名高地的失而复得，迫敌陈尸遍野，大煞凶焰。
我们预备第十师的指挥所，原来设置在岳屏山的花药寺内，那里有坚固的地下掩蔽部。当二线阵地万分吃紧的时候，这里便成了敌机狂炸、敌炮猛轰的重要目标。长期在掩蔽部内凭借干电池的微弱光亮，处理纷至沓来的作战公文，感觉极为别扭，特别是为了防止毒气弹的频繁袭击，所采取的封锁隔绝措施，更加使人窒息。因此我们几个年轻参谋，经常偷在寺内禅房办公，贪图个呼吸自由、耳聪眼明。可笑的是一次狂炸中，古寺中弹，墙垣塌毁，我被埋在瓦砾堆中达一小时左右，几经搜寻，才被刨了出来，亦云险矣！
战斗始终在残酷地进行，我前沿阵地及指挥机构，无时不在承受敌人陆空火力的摧毁。弹痕斑斑的战场上，真可谓“体无完肤”，敌人冲锋而来，我军反冲锋而去，白刃肉搏，血染大地。如此硬拼死守，谱写了一出出悲壮的史诗。20多天过去了，我军被迫退守核心阵地。军指挥所此时设在市心的中央银行地下室，我师在北门的十家村，距敌200余米，中间仅相隔一个鱼池。全在伏地堡内办公，灯火管制极严，打电话也要格外小声。在这种处境下，大家并不气馁，但补给日见匮乏，烧夷弹将粮食烤成糊米了，成堆的白米被雨水泡霉了，衡阳城内已难找到一间完整的房屋，原来的堆栈或仓库，全无屋顶，一任风吹雨打，日晒夜露。霉米咽不下喉，马齿苋成了下饭的佳肴。请求设法补给的电报不断发出，但由于敌我胶着，两方阵地犬牙交错，空投物资有时落在敌人阵地上，有时落在两军阵地之间。为了争夺空投物资，不知丧失了多少生命。尽管如此，我们也还吃到过从桂林空运的烧饼，拿到手还是热的，也分过大蒜头和青椒。然而杯水车薪，何济于事？
随着战况的推移，守城将士面临弹尽粮绝的困境，兵员日正一日、时正一时地减少，呼救的电报发出去了，复电是“固守待援”四字。有几次甚至确言已指派李玉堂将军督率第一〇〇军进抵衡阳外围，翌晨即可与守城部队会合，并规定了联络信号。这是多么振奋人心的消息。然而望眼欲穿，结果仍是大失所望。
我们明知解危城之危，不是轻而易举的，当时的所谓国军，都有保存实力的私念，谁也不愿铤而走险，蚀掉老本。就实际情况说：我军第一线坚固阵地为敌所用，加之敌人兵力雄厚，即以援军为一个军，但军必派出一个师，而师则派出一个团，团又派一营、营必派一连，如此这般，接敌者仅是尖兵伺候了，于事何补、于事何补哉？这就是待援无望的真实原因。
衡阳之围，早为中外所瞩目。如能保住衡阳，不仅可以掩护湘桂人民安全转移，沿线战略物资免遭损失，湘桂大撤退时的惨象不致出现，且可挫敌锐气，阻敌挥师连犯西南，更重要的可以鼓舞士气，激励民心，而对同盟军的全球作战尤为有利。然而这个围始终未解，在孤军奋战47个日日夜夜之后，终于使这座历史名城陷于寇手，含垢蒙尘。
保卫衡阳之战，就战斗的激烈而言，差可与斯大林格勒之役相比拟。孤军守孤城，坚持47天，直至弹尽援绝，仍然喋血奋战。8月8日之晨，拼搏厮杀声、自毁声、痛骂声、饮泣声，不绝于耳，其慷慨激昂的画面，在抗日战史上，应有其光辉的一页。但城可守而没有守住，围可解而没有解开，却是可悲、可惜而又可耻的事。蒋管区由于衡阳不保，桂柳相继失守，溃师千里，造成不可多见的惨败，直至日骑陷独山，犯都匀，兵临贵阳城下，重庆人心大惶，陪都拟迁西康的时候，战局才算稳定下来。孰功孰罪，值得深思，值得评说！
衡阳扼湘粤、湘桂两条大动脉要冲，战略价值十分重要，理应置以重兵，严加固守，破釜沉舟，在所不辞。然而出乎意料，战役发起前，蒋介石签署的一纸命令中，仅以一般性的辞令说：“方（先觉）军死守衡阳”，连同“张军（第四军）死守长沙”，或某军死守某地，没有任何轻重主次之分，未作某种必不可少的强调。如此，第四军既在24小时内放弃长沙，其他如宁乡、湘潭、湘乡、衡山等城，皆次第陷落。可见“死守”也者，徒成官样文章，而最高统帅部的作战命令，也徒成一纸空文，此应列入战史评论之一。
如前所述，衡阳战略地位特殊，部署兵力时并未特殊对待。第十军虽有三个步兵师，其中一个师，因战斗减员过大，原已划入后调，其余两个师，都是连年鏖战，缺员严重。尤以1943年援救常德一役，虽已胜利完成任务，但人员弹药都未补充齐备，不会放枪的新兵为数不少，战斗力薄弱，可想而知。在第十军接防之初，固已拨给一个暂编师，列入建制统一指挥，而不等战斗打响，就临时抽走了这个部队，这不是存心给第十军为难吗？诚然，重担总得要挑，但必须量力而行，“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连这一用兵原则，竟也不作考虑。况且以单薄的兵力，挑扼守重镇的大担，显然是最高当局早就没有确保衡阳的必胜决心，掩耳盗铃而已，敷衍应付而已，这是值得评论者二。
8月8日凌晨，日军包围了衡阳市中心的湖南省银行和中央银行，使我军、师指挥所瘫痪了，枪声沉寂了。我们幸存的人将随身携带的武器和机要文件，忍痛烧毁或投向深井，在绝望中作了垓下之囚。必死未死，含恨终生！
1945年的8月8日，正是日军屈膝投降的前夕，我曾写了一篇追忆衡阳之战的文章，在报端发表，以为周年之祭。曾改唐人诗曰：“可怜衡阳城边骨，犹是柳营梦里人。”当时的心情，何等沉重，何等凄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