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片的世界

这个终归属于史诗时代的美丽故事（尽管很可能是梭罗“仿制”出来的），在我们这个多疑、除魅、不再有所谓上扬的虔诚的现代世界，仍一再的有实践之人，最终甚至还成为现代小说的书写手法——其最壮烈（但不是最成功）的一次演出，大概是福楼拜和他那部著名的《布瓦尔和佩居榭》。我最近从昆德拉的《帷幕》书中又多读到这段故事：“福楼拜曾向屠格涅夫说起自己要写《布瓦尔和佩居榭》的计划，后者建议他务必将这个故事写短。不愧是老前辈的完美忠告。因为故事一旦拉长，作品就会单调、惹人生厌，说不定还会显得可笑。可是福楼拜坚持己见；他向屠格涅夫解释道：‘要是这主题用简短的方式呈现，那就或多或少成为精神取向的奇幻，既无血肉又不真实。但是一旦仔细描写并加铺陈，那么人家就会觉得我相信我自己的故事，所以内容便被视为严肃的，甚至是骇人的。'”

“人家就会觉得我相信我自己的故事”，真是个诚实的福楼拜，但他到底相不相信呢？

事实上这已不再是福楼拜一个人的一念问题，彼时业已走到自然主义的现代小说，从这层意义来说，代表着已智性地、难以回头地把怀疑推进到一个决定性的新阶段，稍前勉强还维持着史诗格局、个人和巨大世界犹有将信将疑不绝联系的大叙事小说再次崩解，万事万物失去了灵性，更不存在目的和意义，呈现某种无差别的平等，它们只能被排列，或该说并列（只因为小说书写不同于绘画，它有着无法克服的时间顺序），而无法被有层次、有先后、有轻重缓急地组织起来，自然主义只能把事物的真实转向或说缩减为物理性的血肉实存，并静静等待丧失意义保护后下一波有关实物和文字符号联系缝隙的质疑。

《布瓦尔和佩居榭》，福楼拜不逊色那位库鲁城手杖工匠太多地为写这部小说阅读了超过两千五百册的图书，但造不成一个新的体系，一个有充实和完美比例的世界，而是如卡尔维诺所说的，最终成为一场“船难”，在“渊博”已等同于“虚无”的知识大海之上，而布瓦尔和佩居榭这两位壮哉其志的绝望家伙，连悲剧英雄都不是，而成为两个日复一日的抄写员。

这场船难极可能预告了二十世纪两部更了不起小说的出现，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和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只是捡拾、搜集和抄写的东西变得更细琐更破碎也更私人，用昆德拉的话来说是，抓住当下某一个时刻，在一个人脑际闪过的意念和回忆，那到了下一秒就会永远消失的意念和回忆。昆德拉还告诉我们，这样如天外飞来的意念和回忆，在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里犹参与了甚至促发了安娜的自杀悲剧，而在普鲁斯特和乔伊斯那里，这只是寻常、平凡、什么事也没发生的某一天。

这是个只有碎片的世界，一个大图书馆烧毁多年后的世界。安贝托·艾柯《玫瑰的名字》最终有这么一幕，是长大后的见习僧埃森重返了那个大火烧毁的废弃修道院——“我在碎石堆探寻，有时会找到由图书室和写字间飘落、像埋在地中宝藏般残存的羊皮纸碎片；我开始收集它们，仿佛想将这些碎纸片凑成一本破碎的书……书橱里还有一些羊皮纸。其他的遗物则是我在下面的废墟中翻寻时找到的。有些羊皮纸碎片都已褪色，有些则还隐约看得到图案，或几个模糊的字。有时我会找到字句依然清晰的书页，更常找到的是在铁钉保护下，完整如初的装订……书籍的幽灵，外表看来完好，里面却已销蚀了；然而有时会残留半页，看得见标题……回程途中，以及日后在梅可时，我花费了许多个钟头，试图解读那些断简残篇。常常由一个字或是一个模糊的图案，我便认出了那本作品。后来我要是找到那些书的其他抄本时，我更加细心而喜悦地阅读它们，仿佛命运留给我这个遗赠，仿佛辨认出那些被毁的抄本，是上天对我说的显明信息：‘拥有并保存吧。’在我耐心重组之后，我造就了一个次级的图书馆，是已经消逝之大图书馆的象征：一个由碎片、引句、未完成的句子以及残缺的书本组成的图书馆。/我看着这些‘书目’，愈来愈相信这是偶然的结果，并不包含任何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