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巴札洛夫到格列金

这里，我们稍稍停一下，来看书中另一个人物，格列金，接替伊凡诺夫审讯他的人，这是鲁巴肖夫而外，小说中唯一成形的人物，也一如库斯勒讲鲁巴肖夫那样，是“许多人的综合”。

格列金让人很眼熟，他在小说自身的世界之中有个大名鼎鼎的先行者，一个业已铸造完成的原型，那就是屠格涅夫半个世纪前既存实又洞见所写出来的巴札洛夫，《父与子》书中那个“子”，一个狂风暴雨般的第二代年轻人。他嘲讽思想，嘲讽理论，视上一代人和历史如朽物如粪土，只在意当下，在意有形物质，在意拳拳到肉的行动。原《父与子》小说末尾，巴札洛夫急病死去，屠格涅夫只让他宛如流星划破老俄罗斯的冷凝乡间庄园天际一般，唯巴札洛夫这个典型却栩栩如生地活了下来，不仅仅只作为一个不朽文学掌故，而是真的在现实世界繁殖生养，如天上星海里沙，其中最主要的一批，皈依了辗转多年才由西欧抵达俄国的革命马克思，找到了主义，也找到了实践方式，果然造成了人类历史翻天覆地的改道而行。

整个半世纪之后的格列金，很明显是巴札洛夫的堕落版本，僵硬版、浅薄版以及贫穷版。这么说，当然重点不在于屠格涅夫和库斯勒的文学书写能耐比较，而是真实历史所发生、而且几乎是必然发生的变化，其中一个相当关键的因素是权力，格列金是革命成功后掌了权的巴札洛夫，但不只如此。

格列金，小说里告诉我们，出生于贫穷农村，十六岁才知道一小时分成六十分钟，革命资历有限，大致上只跟上个尾巴跟着摇旗呐喊，教育程度也极有限，谈不上什么文化教养和思想水平，他戏剧性地踩上和自己并不相衬的权力位置，除了历史层出不穷的机运使然而外，还有一个并非不常见的特殊原因作祟，那就是第一代革命者掌权后的权力斗争，尤其是出现斯大林这样意图独揽所有权力的人物，他得把对他构成威胁的同代人提前报废送入历史灰烬之中，最堂皇最听来正当无私的做法便是，奉世代交替为名行权力集中之实（正常民主社会哪有这种集体性的权力转移逻辑？），不断不次拔擢这些理应轮不到他们的下一代人。而这些格列金，心知肚明自己手中的生杀大权，既不是自己出生入死打下来的，亦非通过表现一点一滴结结实实堆积起来，而是上帝点名般由某一个人恩宠授予的，赵孟贵之赵孟贱之，因此他们的命运无可避免地和这个人牢牢绑在一起，把原先对革命天国和时间表的信仰，转成了对单一个人的忠心和死力，于是，神偷偷更换了，放眼全世界的革命救赎在此变成一人独裁，宛如风吹花开的革命大军穿上笔挺僵硬的制服而成了禁卫军，所以小说中鲁巴肖夫对他们的第一眼印象总觉得不舒服，想到的是希特勒手底下的机器人统治工具，而这不是他们要抵抗要打倒的吗？

格列金现象，是集权的征象，至少是一个集权的打造过程，我们得如此警觉——一九四〇年，真实的历史时间，正是斯大林和希特勒签署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第二年，权力结构的一致，让极左的苏维埃和极右的纳粹法西斯合而为一。

语言的变化是另一个有趣之处。《父与子》中的巴札洛夫议论纵横咄咄逼人，而《正午的黑暗》中的格列金一样侃侃而谈应答无碍。然而，在大致相同的民粹议论方向，大致一脉相承的语汇元素，我们仍可以轻易看出来，真正起了变化的不是语言所表述的内容，而是语言的“外形”或说“外壳”——语言的线条拉直了、僵硬了、固化了，也像穿上了浆得笔挺的制服一般，只剩单一的面向和任务。从巴札洛夫的狂暴到格列金的森严，从革命者的辩论到掌权者的训示，其间，转折不见了，弱点和缝隙被遮盖了，所有的灵韵、想象以及可能性全消失了；也就是说，语言已被抽走了“反骨”，它必要的桀骜不驯、必要的自我怀疑自我颠覆（亦即自我更生）、必要的触类旁通全数消灭了，这成了一条语言单行道，用最简单的“是或不是”二选一打造而成，通往早已准备好在那里等着的只此一种答案。至此，语言已不再思考了，如今它只是某种空洞的神圣符号。

不必思考，照着复诵即可，这于是也解答了格列金古怪的能言善道。格列金此人，我们以台湾的普遍经验来说，实在很像军队中新兵训练中心或士官队干训班的教育班长，讲起话来奇怪的流利、奇怪的滔滔不绝，和说话者本人的智商不相衬，亦和说话者本人的学识、教养、经历乃至于所谓的口齿口才完完全全不相衬，每一个看起来再笨的班长，只要穿上那一身制服，背起值星带，当场就跟上了身一般幻化成另外一个人。当然，没当过兵的人也有其他现成的实例可想，比方说那些教会、寺庙、佛堂、精舍拉你进去非要拯救你不可的好心善男信女；还有，搭计程车时收音机频道永远锁住地下电台的热血司机——格列金是遍在的、俯拾可得的，只因为他是如此语言发展的末端副产品。

从巴札洛夫到格列金的如此语言变化，这很显然就不是所谓国家合法暴力的具体政治权力单独一项所能解释、所能支撑起来的了。语言，有自身的来历和继承，亦有自身的专属战场和夺权之路，平行于国家权力的斗争和攫取。事实上，由于它的隐晦性，语言的集结和战斗通常远远早于政治动员，也往往先一步完成夺权而成为政治夺权的斗争利器甚至必要条件（所以论者才说，法国大革命在开始时其实已完成）。语言的权力冠冕，一般我们称之为“进步”，由新的某一个视角、某一套逻辑和某一组特定语汇所构成，当它夺权成功站上所谓进步思潮的最顶峰，它便从诸多平等并列的对手中单独拔升出来，而成为是非善恶的终极判准；也就是说，它不必再解释自身了，所有的举证责任丢给那些背反它、质疑它、挑战它的对手（一如法庭辩论的经验，得负责举证的那一方通常是输的）。因此，它亦无须辩论无须腾挪说服如巴札洛夫那样，说它的人也再不需要有什么真材实料，理不直气也壮，如此舒适且暂无风险的位置，对外通常会急速吸来一堆原先诋毁它的趋炎附势之辈（这些年来我们每人心里都积了一长串的姓名不是吗？），对内则是自身视角和逻辑这两样比较困难、比较不具象的要件失落，只留下那一组“硬体”式的特定语汇，因此，如罗兰·巴特再三指出的，它抽空、绑架、硬化成为某种神话、某种信仰，甚至倒过头来反抗最原初创造它、铸成它的那些人。

马克思在世之时，如摩西般无缘亲眼看到他的革命大军昂然进入流满牛奶与蜜的应许之地，但马克思却来得及亲口感慨，说他绝不是个马克思主义者。

在格列金此人身上，我们看到的其实是这两种权力的合一加持，也就是说，一种既是国家又同时是神话的怪东西——把这两者合而为一来追溯来讨论来破解的卡西尔（Ernst Cassirer），在他那部《国家的神话》书前序文就先如此告诫我们，这是无法讲理，无法说服，无法用语言攻穿的。但乐观点来说，你其实亦用不着和那些格列金脸红脖子粗辩论，一如你不会和一架录音机辩论一般，当历史的进步思潮再次改道并易主（历史总是持续这样），这些人一样会自动跟着改变或消失无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