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电视台13频道
（1965）

1965年9月，罗伯特·休斯来此地拜访我，为纽约电视台13频道教育栏目做电视采访。在我们原来的见面中，我读了准备好的卡片，下文就是访谈的内容。其余部分，五十页左右，是根据录音带打印的，因太口语化和太凌乱而不适合此书的体例。

就像果戈理，甚至詹姆斯·阿吉的情况一样，您的姓有时念起来会让人把握不定。怎样才能把它正确无误地念出来？

这确实是一个难对付的姓氏。它经常被拼错，因为眼睛往往将第一个音节中的“a”视为印刷错误，随之试图以第三个“o”来恢复对称的顺序——好比在“0”和“×”的井字游戏中填满一串圆圈。No－bow－cough（别弯腰咳嗽）。多么难听、多么不正常！一个作者，如果他的名字经常在报刊上被提及，当他浏览文章时，就会表现出一个鸟类观察者或毛毛虫捕手的习惯。但就我来说，我总是会被“Nobody”（没人）这个词抓住，如果它以大写的形式出现在一个句子开头的话。说到发音，法国人说“Nabokoff”，自然会把重音放在最后一个音节。英国人说“Nabokov”，重音落在第一个音节，而意大利人说“Nabokov”，重音就在中间音节，俄国人也一样：Na－bo-kov。就像在“Knickerbocker”（纽约人）中那个重重的开元音“o”。我听惯了新英格兰口音，不会因美国学界人士把“Nabokov”中间那“o”发得细长雅致而感到不快。而念成可怕的“Na－bah－kov”就像一条可憎的下水道了。呃，你现在可以作选择了。顺便说一下，我的名字要发成“Vladeemer”——与“redeemer”押韵——不要发成与“Faddimere”押韵的“Vladimir”，我想，Faddimere是英国的一个地名。

怎样念您那位了不起的人物，P-N-I-N教授的姓？

“p”念得响亮，这就够了。但因为英语以“pn”开头的词汇中“p”不发音，人们就会倾向于加上“uh”，念成——“Puh-nin”——那就错了。为了把“pn”发正确，可试试连着念“Up north”，或者念“Up, Nina！”更好些，省略那个首字母“u”。Pnorth, Pnina, Pnin。你能发了吗？……很好。

您对普希金和果戈理的生平和创作作了非常出色的概括。您怎样来概括自己？

要对还未完成的事物进行概括并不容易。然而，像我在别处指出的，我生平的第一个阶段，就编年的角度来看，清晰得令人愉快。第一个二十年是在俄国度过的，下一个二十年是在西欧，之后的二十年，从1940年到1960年，则在美国。现在我在欧洲又生活了六年，但我不能保证会再待上十五年，以保持这个生活周期。我也不能预言我会写什么新书。我最好的俄语作品，用英语来说是《天赋》。我最好的两本美国题材的小说是《洛丽塔》和《微暗的火》。

我现在正在将《洛丽塔》译成俄语，这就像完成了我文学生涯的一个圆圈，或不如说开始了一个新的盘旋。在专业术语方面，我遇到很多困难，尤其是那些与汽车相关的术语，还没有与俄国生活融合起来，不像它，或她，已融进美国生活那样。我要为不同的服饰、各种各样的鞋子、形形色色的家具找到合适的俄语词汇，也大有麻烦。另一方面，描述种种柔情、我那个小仙女的优雅、赏心悦目的美国景色，都会很微妙地滑入热情奔放的俄语。这本书将在美国，也许在巴黎出版；我希望旅行的诗人和外交官会把它偷偷带进俄国。要我读几行俄译《洛丽塔》吗？当然这似乎不可思议，也许不是每个人都记得英语《洛丽塔》的开头。所以，我也许应该先用英语读开头几行。注意“l”和“t”两者那梦幻般温柔的必要的效果，整个词确实应该伊比利亚化，而不是美国式的发音：破碎的“l”、粗糙的“t”和拖长的“o”。下面是英语《洛丽塔》的开头：“洛丽塔，我生命之光，我欲念之火。我的罪恶，我的灵魂。洛—丽—塔：舌尖向上，分二步，从上颚往下轻轻落在牙齿上。洛。丽。塔。”下面是俄译本开头。这儿，她名字的第一个音节听起来更像“ah”，而不像“o”，但其余则像西班牙语。……（俄语开头略）

除了您在不同的序言中说明和隐含的，关于您的读者或批评家，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哦，当我想到一般意义上的批评家时，我把这个家族分为三类。第一，职业书评作者，主要是些雇佣文人或乡巴佬，定期在星期日专刊的坟场填满分配给他们的空地。第二，更有野心的批评家，他们每隔一年就把发在杂志上的论文收集成册，再取个有暗示意义的学术书名，如《未被发现的国度》之类。第三，我的作家同行，对他们喜欢或讨厌的书进行评论。许多公然的吹捧和暗中的争斗就这样产生了。当一个我欣赏的作者赞扬我的作品时，我不禁感受了一丝人间温情，还体验到一种和谐和理应如此的满足感。但是，我又有一种很愚蠢的感觉：如果我不马上做点什么，他或她就会很快降温，并慢慢转过身去。但我不知道做什么，我也从不做什么，第二天早晨，阴云就会遮盖明亮的山峰。在其他情况下，我必须承认，我打个哈欠并很快忘了。自然，每一个有价值的作家会有不少小丑和小评家——一绝妙的用词：小评家，或拙评家——围在身边，他们手中的击板与其说伤了作家，不如说他们彼此伤害。于是，我偶尔喜欢表达的厌恶之情也似乎恼怒了别人。我碰巧发现了一些二流和短命之作，它们出自这些自负的作家——如加缪、洛尔卡、卡赞扎基斯、D. H. 劳伦斯、托马斯·曼、托马斯·沃尔夫，还有数以百计的其他“大作家”的二流作品。就为这个，我自然被他们的阵营跟随者、媚俗追随者、时尚追随者，还有各种“机器人”所厌恶。一般而言，我对涉及我小说的负面批评一点也不在乎。但另一方面，当某个虚张声势的蠢人对我的翻译挑错，而可笑地暴露出对俄国语言和文学的无知时，我就乐于反击了。

您能描述一下对美国的最初的反应吗？您是怎样开始用英语写作的？

在移居美国（1940年5月28日，在淡紫色的晨霭中抵达美国）的几年前，我就开始断断续续用英语写作了。在30年代后期，我住在德国和法国，将我的两部俄语作品译成了英语，还写了我的第一部纯英语小说，是关于塞巴斯蒂安·奈特的。随后，在美国，我完全停止了用母语写作，除了偶然写的一首诗，顺便说说，这首诗还意外地使我的俄语诗在紧凑和浓缩方面有所进步。我从俄语写作彻底转向了英语写作，这一转向是极为痛苦的——就像在爆炸中失去了七八根手指，要重新学习拿东西一样。我在1958年美国版《洛丽塔》的后记中描述了此书的写作过程。《洛丽塔》最初在巴黎出版，那时，其他地方的人都不要它，至今十年了——十年——时间爬得真慢！

说到《微暗的火》，虽然50年代后期我在纽约的伊萨卡就设想了赞巴拉传说的一些小玩意，但这部小说第一次真正让我怦然心动，它的微型结构相当完整地呈现出来，我匆匆记了下来——写在一本记事本上——那是1959年，我坐船从纽约去法国。书中国王，即赞巴拉的查尔斯探讨的那首美国长诗是我要啃的一块硬骨头。这首长诗的大部分是我在法国尼斯写的，那是冬天，我在“英国小路”散步或在附近的山区漫游。金波特的大部分评注是在这儿的蒙特勒皇家花园写的，这是我所知的最迷人、最启发灵感的花园之一。我尤其喜欢园中那棵枝条下垂的雪松，树上犹如栖着一只毛发盖过眼睛的长毛狗。

您教文学的方法是什么？

我可以给你举些例子。当研究卡夫卡的著名小说时，我的学生必须确切地知道格里高尔变成了哪种昆虫（这是一种圆顶状的甲虫，不是马虎的译者所说的扁平的蟑螂），他们必须能够确切地描述萨姆沙住所的房间布局，门和家具的位置。他们必须知道《尤利西斯》中的都柏林地图。我相信具体的细节是很重要的；一般观念能够照顾自己。《尤利西斯》当然是一部非凡的艺术作品，也是一部不朽之作，尽管学术界的那些不学无术之徒将其变成一部象征或希腊神话的汇编。我曾经给一个学生C－或D＋的分数，就因为他借用荷马的标题给它的章节命名，而不注意穿着棕色雨衣的男子的行踪。他甚至不知道这个穿棕色雨衣的男子是谁。哦，是的，让人们想方设法去把我比作乔伊斯吧，但是，对乔伊斯锦标赛来说，我的英语是一个弱项啊。

您怎么想到在瑞士生活？

我年龄越大，身体越胖，要从这张或那张安乐椅或帆布折椅起身就越难，我一坐下去就会满足地长出一口气。现在，我发觉从蒙特勒去洛桑旅行很困难，就像去巴黎、伦敦或纽约那么困难。另一方面，我愿意每天走上十或十五英里，沿着山间小路，寻找蝴蝶，像我每个夏天做的那样。我住在蒙特勒的一个原因是，我发现，坐在安乐椅上所见到的景色会根据我的心情或湖的心情，奇妙地起慰藉和振奋的作用。我还需补充的是，我不仅不是一个避税者，而且，我还得在大笔的美国税之上再交纳略少的瑞士税，美国税如此之高，几乎使美景黯然失色。我很怀念美国，一旦我恢复精力，我就会永远回到那儿。

安乐椅在哪儿？

安乐椅在另一个房间，在我的书房。它归根结底是个隐喻：这安乐椅就是整个旅馆、花园、一切事物。

在美国您会住哪儿？

我想我会住在加利福尼亚，或者纽约，或者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或者这三个地方换着住。

因为您精通英语，您经常被拿来与康拉德相比。

嗯，我这样说吧。小时候，我是个狼吞虎咽的读者，所有的少年作家似乎都这样，八至十四岁期间，我很喜欢浪漫派作品——广义的浪漫派——如柯南·道尔、吉卜林、约瑟夫·康拉德、切斯特顿、奥斯卡·王尔德，还有一些对年轻人有吸引力的作者。但是，如我先前在别处说过的那样，我根本不同于约瑟夫·康拉德。首先，他在成为英语作家之前并没有用母语写作；其次，我今天受不了他那种优雅的陈词滥调及原始本能的冲突。他曾写道，他宁可读加尼特译的《安娜·卡列尼娜》而不读原著！这就像面对一些愚蠢至极的人时福楼拜常说的：“简直是痴人说梦。”自从像高尔斯华绥、德莱赛，还有泰戈尔、马克西姆·高尔基、罗曼·罗兰这些可怕的庸才常被当作天才之后，我就对所谓“巨著”这类伪概念感到困惑和好笑。举例来说，曼的愚笨的《威尼斯之死》或帕斯捷尔纳克的夸张、写得糟糕的《日瓦戈医生》，或福克纳的南方编年史被认为是“杰作”，或至少是新闻记者所说的“巨著”，在我看来，是一个荒谬的错觉，如同一个被催眠的人同一把椅子做爱。我心中的20世纪散文杰作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卡夫卡的《变形记》、别雷的《圣彼得堡》，还有普鲁斯特童话般的《追忆似水年华》的前半部分。

您如何看待美国文学？我注意到在您的杰作名单上没有美国作品。您如何看待1945年以来的美国文学？

哦，每一代很少有两三个真正的一流作家同时存在。我认为，塞林格和厄普代克是近年来最好的艺术家。色情及造假一类畅销书、暴力和庸俗的小说、处理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小说，即一般而言，主要由对话和社会评论组成的小说——这些都绝对禁止成为我的床头书。流行的色情加理想主义谎言则令我极为恶心。

您如何看待1945年以来的俄国文学？

苏维埃文学……哦，布尔什维克革命后的头些年，20年代和30年代早期，人们仍然能够透过苏维埃宣传的可怕的陈词滥调听出先前文化的垂死之音。强权政治——任何政治——的愚昧和平庸的心态只能产生愚昧和平庸的艺术。这对由苏维埃警察国家主导的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普罗阶级”文学来说尤为真实。它的穿长筒军靴的狒狒逐步扼杀了真正有才华的作者、有个性的艺术家、脆弱的天才。最可悲的一个例子也许是曼德尔施塔姆——一个杰出的诗人，是那些力图生存在苏俄的诗人中最伟大的——受到了残暴而愚蠢的行政当局的迫害，最终被驱入一个遥远的集中营而死。他像英雄一般坚持写作，直到精神失常遮蔽了他清澈的才赋，他的诗歌是最深沉和最崇高的人类心灵的样本，令人钦佩。读这些诗歌会增强人们对苏维埃暴行的有益的蔑视。暴君和虐待者永远别想以宇宙杂耍来掩盖其可笑的行为。轻蔑的笑声正当合理，但在道义的层面上还很不够。当我阅读曼德尔施塔姆在那些残暴者可恶统治下写作的诗歌时，我感到一种无法抑制的羞耻，因为我在自由世界如此自由地生活、思考、写作和发表言论——只有这个时候才感到自由是苦涩的。

在蒙特勒和采访者一起散步

这是一棵银杏——在中国是圣树，现在野生的银杏很稀少了。它的有着奇妙纹路的叶子像一只蝴蝶——这让我想起一首小诗：

金黄色银杏叶，

麝香葡萄，

形如翅翼半展，

旧时蝴蝶。

这是我的小说《微暗的火》中约翰·谢德写的一首短诗，他是迄今为止最伟大的虚构诗人。

经过一个游泳池

我不在意与日光浴者分享阳光，但我不喜欢沉浸在一个游泳池里。这毕竟只是与他人分享的一个大盆——让人想起那些可怕的日本共用澡盆，水上漂满了一家人，或一群商人。

电话亭附近的一只狗

必须记住把那条温驯的狗和那位电话亭里饶舌的女士拴在一起的生活连线。“漫长的等待”——自然派油画的绝佳标题。

公园里踢球的孩子

自从我把一只足球抱在胸口之后已经过去很多年了。四十五年前，我是剑桥大学的一个发挥不稳定，但相当引人注目的守门员。之后，我三十岁时在一个德国球队踢球，我最后一次救球是在1936年，我被一脚踢昏，但一个性急的队友要拉开我的双臂时，我仍死抱着球，我苏醒过来时已在看台上了。

维伦纽夫附近的一次散步

对收集蝴蝶来说，中欧的9月下旬不是一个好季节。这儿不是美国的亚利桑那，天哪！

日内瓦湖上方有一处古老的葡萄园，附近是一块草地，有一些艳丽的普通雌性草地褐蝶仍在飞来飞去——懒散的老寡妇！那儿就有一只。

飞来一只天蓝色的小蝴蝶，也是很普通的一种，在英国曾被叫做“克利夫登蓝”。

阳光越来越热。我喜欢赤裸着捕蝴蝶，但我怀疑今天会有什么收获。夏天，日内瓦湖岸边迷人的小路上尽是飞舞的蝴蝶。查普曼蓝蝶和曼白蝶，两种当地珍稀蝴蝶，就是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捕到的。但我们在这块林间空地、在这个美好但很平常的秋日看到的白蝴蝶，只是一种普通的白蝴蝶：小白蝶和白粉蝶。

啊，一条毛虫。小心点。它的淡棕色外衣能引起一阵奇痒。这条漂亮的幼虫明年就会变成一只肥大、丑陋、土褐色的飞蛾。

对问题的回答：喜欢拍摄什么样的场景？

国王的鬼魂那部分中的莎士比亚。

路易十六被斩首，鼓声淹没了他在断头台上的演讲。

赫曼·麦尔维尔用早餐，给他的猫喂沙丁鱼。

坡的婚礼。刘易斯·卡罗尔的野餐。

俄国人离开阿拉斯加，他们满意这一交易。一只海豹鼓掌的镜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