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空、在场、缺场

正如哈格斯特兰德（Hägerstand）所指出的那样，个体的平常生活和个体的整个生命活动可以被看作是“时空当中摇摆舞”。但这里的“摇摆舞”术语存在某种误导性，既然如我已经强调指出的那样，大部分每日生活都是极为例行化的。在大多数时间和地点背景下，正是这种例行化的、很大程度上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社会生活特征，给表现为一种有规律地循环的“每日生活”或者“平常生活”赋予了意义。在所有社会，绝大部分日常活动都由习惯性的实践所组成，个体在特定的时空“站点”中转换。

近些年来，地理学领域的作者为分析个体和团体在时空中的运动提出了众多有用的工具。以简妮尔（Janelle）为例，她试图以图表的方式表达共同体之间“时空交汇”（time-space convergence）的场所变化。两座城市之间的时空交汇率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得到计算，例如，比较1780年从爱丁堡乘马车到伦敦的时长与1980年乘飞机旅行这两座城市的时长。现代交通工具无疑是描绘世界社会“内爆”（implosion）的一种方式。但是，尽管出现了诸如此类的观点，尽管哈格斯特兰德的时间－地理学的确重要，在我看来，社会理论中还是缺少使空间以及对于空间的控制成为其内在组成部分的概念。

在我看来，提出这些概念的最适当方式莫过于集中于人类社会关系中在场与缺场的某些方面和模式。在场是一个时空概念，就像缺场可以用来表示与某些特定的经验或事件之间存在的时间和空间距离一样。正如哈格斯特兰德以及随后德里达所表明的那样，不能把“在场”理解为是“既定的客体”或者“既定的经验”。德里达对于“在场形而上学”的批判尽管存在某些激烈的反对意见，但还是值得我们洗耳恭听。

与所有其他类型的事件一样，所有社会互动都发生在时间和空间中。所有社会互动都与在场和缺场交织在一起，这种交织极为复杂和微妙，它们可以被看作这样一些表现模式：长期制度绵延所涉及的结构存在于偶然的社会行为中。结构表达了不确定长度的时空距离中的时间。在那些不存在书写的社会，它们不具有表达过去时间的物理“印记”，过去只是深深烙印于遍布日常经验例行化的传统中。但是，象征性记号、书写却是使经验沿时空延展开来的最有效手段，然而，书写的出现也使某些迥异于口承文化（oral cultures）的最基本解释学困境得以具体化。

与其他事物一样，人类大脑既是一个过去经验痕迹的存储器，又具有维持社会系统再生产的能力。正如我前面所指出的那样，把记忆仅仅看作是个人经验记录（准确的或者不准确的）的观点是错误的。在包括口承文化在内的所有社会中，个体的记忆同时还包括了集体的过去经验。在口承文化中，过去与现在的关系由集体的全体成员所操控，并且这种关系还通过对体现群体实践的传统的掌握和运用而得到再生产。当然，在解释神话和传说的时候，在讲述故事的时候，经常也存在着“专家”。通过维持某些不为其他共同体成员所知的秘密，尤其是某些与巫术力量有关的技巧，专家的技巧得以保持。但随着书写的出现，尤其是单词和数字的符号化，过去得以归类成档（如信笺、档案、文件、图书馆、计算机内存等）。

在社会系统的时空构成中，在场可得性与记忆（储存器）和空间的分类联系在一起。所有的集体都拥有其有限的运转场所（locales）：集体作为社会系统而“典型互动”的物理场景（settings）。我更喜欢“场所”而不是“地点”概念——尽管地理学家更偏爱后者——是因为前者表示的不仅仅是“位置”。集体的场所内在地与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组成联系在一起，因为集体成员对于互动场景特性的普遍性意识是维持行动者之间意义交流的关键性因素（交流的脚本特征）。我在其他地方就其对语义学分析的重要性予以过关注。场所包括从各种有限的场景——住所、办公室、工厂等——到具有广袤领土范围的民族国家和帝国。从在场可得性的角度来看，场所可以被理解为是时空。“小型”共同体从而可以被看作是人们的行为互动中只“渗入”较短的时空距离。形构了社会系统的行为互动在时间和空间方面都非常“接近”：只有在直接面对面的基础上才能与他者在场。以时空为基础，场所通常是区域化（regionalized）的。至于场所中的“区域”，我指的通常是包含在互动系统中的场景的某些方面，它们以某种方式专门为某些个体、或者某些类型的个体、或者某些类型的活动、或者某些类型的群体而“分离”开来。

在我看来，在场可得性、场所、区域和区域化是一些具有广泛适用性的概念。比如，我们可以使用这些概念来分析家庭的时空构成。家庭典型地是一个小型场所，具有较短距离的可得性，活动的模式也内在地具有强烈区域化的特征——至少在现代西方社会是如此。房间通常根据其时空方面的用途特征进行分类，如“客厅”、“厨房”、“卧室”等。其他大型的场所（如城市）也可以得到类似的分析（当然，它由家庭和其他场所所组成）。在相对自由的住房市场的影响下，城市区域化是阶级结构化过程中的主要现象之一。这种分析还适用于用来分析工业组织中“办公室”与“车间”的分离，当然，还存在大量其他时空区域化的例子可以用来作为例证。

在当代社会世界的发展过程中，社会互动在空间上的扩张和时间上的压缩已成为“时空交汇”的最显著特征。在现代，社会互动的全球化性质与降低在场可得性距离的新媒介的发明携手同行。电话、电视等尽管不像普通面对面互动那样实现互动各方完全在场，但的确使他们能够跨越无限的空间距离而实现第一时间的接触。

本书无意详细展开社会分析的拓扑模式，尽管这对于社会理论来说是一项重要而有趣的事情——而且其发展也仅仅处于相对初步的阶段。但是，场所区域化所表现出来的两个方面这里尤其值得加以注意：一是与社会互动的片断化特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区域化。作为在时空中具有开始和结束，或者说具有“开幕”和“谢幕”的一系列片断，不仅参与者对互动的绵延进行过典型的反思性分类，而且社会观察者也能够进行同样的分类。当然，就像在互动的经验现象中片断与目的、计划等交织在一起那样，片断也与时空的“长度”重叠在一起。这正是为什么“片断”或者“片断性特征”概念既可以用于分析琐碎的日常会面，也可以用于分析大范围制度变迁过程的原因。

二是场所的区域化对于社会实践的隐遁或者呈现——一种对于权力分析有着重要意义的现象——来说极为重要。戈夫曼所区分的前台和后台是概念化社会互动的区域性隐遁／呈现模式（或者说片断）的一种方式。许多片断属于“前台表演”的部分，个体在前台的态度和行为根据所遇到的“观众”而得到相应的“调节”。戈夫曼所讨论的对前台表演的管理主要集中在小范围的场所上，并且主要采用来自西方社会的例子。但我们没有理由将其使用仅仅限定在这些方面，无论“自我呈现”的某些特征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典型现代的现象。

但是，社会实践的区域性呈现／隐遁模式不仅仅运作于所区分的前台区域与后台区域上，而且这种运作模式也不总是一种有意的“演出”（stag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