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论家博丹

随着国家学说的发展，历史理论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有趣的是，十六至十八世纪法国的国家理论家也往往同时是史论家。国家的起源和它逐步完善的问题以及为提出国家法的论点寻找历史上的论证，这些都很自然地导致人们对历史作进一步的研究，特别是对《旧约》史的研究。在当时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原始文化史的研究，因而《旧约》就不仅被公认为研究人类原始状态唯一可靠的资料，而且对大多数人来说还具有证实上帝存在的性质。反暴君国家学说的创立者弗兰西斯·浩特曼努斯（浩特曼）在《法兰克——高卢》一书中，就是以身兼历史学家和国家理论家的身份出现的。该书于1573年在日内瓦出版；同样，博丹长达六卷的《论共和国》表明他也是法国、德国、希腊和罗马历史的专家。他还写了一部《论史学方法》的小册子（1566年在巴黎出版），该书对研究和理解历史作了批判性的指导；在这本小册子中，他从各民族所在地的气候条件以及地理位置推演出他们的命运。众所周知，波舒埃撰写了许多教会史著作，同时他也是十分流行的、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字的《托马斯的观点之运用于世界史》一书的作者，该书无疑属于基督教历史著作中最杰出的作品之一。

波舒埃的这部著作并没有多少新颖的历史论点，而是以其内容渊博、行文生动为其特征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博丹则是人类地理学历史观的先驱者和创始者。他以希波格拉底、斯特拉博及波里比阿的学说为基础，经常引证他们的一些观点，不过，对他们气候土质影响论还补充了不少新的东西。他的《论共和国》一书的第五卷，特别是该卷中的第一章（标题是“为了使政体适应人的不同气质而如何建立统治”）最好地概括了他的历史观。

博丹认为，人的行动，不管是单个人的行动，还是民族的行动都是由他们的天性，或如他所说“本性”决定的。人的这种本性又取决于气候，还取决于他生活的地方和养育他的土壤。因而一个国家居民的气质不仅受到气候的影响，也受到土壤的影响。所以在气候相同的情况下也会出观“本性变异”。一般说来，每个国家都有特殊的民族性格，然而在这种民族性格中又常常出现不同的性格特点：山区和山谷，内地和沿海居民各不相同。

此外地域也影响人的性格，这是因为地区不同给人提供的食物也不一样；地区还会影响到人的职业（劳动方式）。比如在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之地，居民无需过分操劳，因而他们的智力和体力也就无从发展。土地贫瘠之地，在居民人口不断增长的情况之下就得努力增加食物，因而那里的居民就要劳其筋骨、用其头脑，这样就会培养出某种力量、能力和熟巧，继而就会发展成为学术。一个民族的土地提供不了足够的粮食，那就势必要发展工业，从而以工业品变换本国所缺乏的粮食，这样也就形成了最初的贸易往来。

由于土质的不同，才促成了不同的劳动方式，并因此促成了不同的能力。博丹说，不同地区的人所具有的不同的品性、才能和爱好就是以这种方式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