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学说:马克思的社会学的基本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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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环境对历史的影响

随着对神祇任意干涉事件信仰的日趋瓦解,人们愈益地从参加者的动机与情欲中寻找国家和党派斗争的原因,就越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所谓情欲的不同又是来自何方;这种情欲的不同不仅见于各个希腊的部落,而且也见于希腊世界之外的蛮族。通过观察便自然而然地产生出以下这样的答案:各个民族情欲的不同是由气候的不同决定的。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在不同的场合就已指出,气候条件有时产生有利的影响,有时产生不利的影响。这种偶尔得到的假说式的解释在科斯的希波格拉底(公元前460—前377年)那里则被发挥成为一种因果论。他认为,气候首先以这样的方式来影响人的机体的:冷和热,两者之间的变化,以及空气的湿度都以各种方式使人的呼吸感到困难或畅快,使人的血液循环加速或减慢,使人的躯体倦怠或振作。在适应各种不同气候的过程中就会形成各个民族的不同气质:有的坚韧不拔,有的缺乏毅力,有的迟钝,有的灵活,有的易于激动,有的反应迟缓,有的勇敢,有的胆怯……土质的不同对人的躯体和情绪也会产生各种不同的影响,各个地区的自然界所提供的形形色色的食品也会影响到人的体质。

这些自然环境的因素首先决定了人的体质和气质,在希波格拉底看来这也决定了人的行为。再者,政治状况,特别是政治制度对人的性格形成也起着同样的作用。比如他在《论空气,水和地域》一书的第十三章中曾这样写道:

“精神上的迟钝和性格上的柔顺,使得亚洲人不像欧洲人那么好战,性情沉静,这主要是由一年四季的气候造成的;亚洲地区一年四季的气温变化不大,使亚洲人感受不到气候的剧变。众所周知,在气候剧变的影响下人就会情绪激动,甚至达到丧失理智和狂热的地步。始终处于同一心境的人就不会如此;但微小的变化也会使人始终精神兴奋而无法得到安宁。”

他继续写道:

“我觉得,亚洲人的气质之所以变得柔顺,除了气候因素外,尚有法律的作用,因为亚洲的大部分地区都处于王政的统治之下。要是人既无超越个人的权力,又成不了自己的主人,而只是处于他人的统治之下,那么他就不会努力习武,以使自己长于征战,相反还会极其厌战,因为他们所冒危险与他人不同:他们是被拉去征战的,他们忍饥挨饿历尽艰辛,远离妻儿朋友是为统治者送死;他们奋战的结果只是为主人增加权势和威望;他们九死一生、战死沙场,从中得益的却是他们的主人;或因敌人的入侵,或因主人的经营不善使得他们的田园荒芜。就是由于这些法律的影响,使那些即便生性英勇、性格活跃的人也会消沉下来。”

斯特拉博(公元前一世纪左右)的地理著作也没有超出这种自然环境影响人的气质的观点。不过在他的著作的一些章节中曾附有简短说明,认为气候和土质对人口密度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城市人口稠密使生活方式也变得文明起来,这一观点是对希波格拉底气候决定气质论的某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