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社会学是一门人文科学

奥古斯特·孔德在《实证哲学教程》的最后三册，特别是在第四册中提出了他对称之为社会学的这门新学科的观点。

他把孟德斯鸠、孔多塞和波舒哀作为自己的启示者和先驱，自认为是他们的信徒。亚里士多德不包括在内，这一点我将在后面谈到。这三个名字中的任何一个都能引出奥古斯特·孔德社会学思想的几个基本命题。

奥古斯特·孔德认为孟德斯鸠提出的历史和社会现象决定论是一个杰出的贡献。他对《论法的精神》作了简洁的解释，其中心思想就是该书第一章的这一段名言：“规律是由事物本性中产生出来的必然关系。”奥古斯特·孔德从这一段话中看到了用于社会现象的多样性和社会变化的决定论原则。

然而，反过来说，作为社会学的创始人来说，孟德斯鸠缺少进步思想。奥古斯特·孔德在孔多塞著名的《人类理性进步的历史概观》一书中找到了这一思想。这本书认为找到了人类理性过去所经过的几个阶段。这些阶段的数量是一定的，更迭程序也是必要的。奥古斯特·孔德从孔多塞的著作中得出这一思想，即：人类理性的进步是人类社会变化的基础。

综观孟德斯鸠的决定论和孔多塞的人类理性（按照不可抗拒的次序）进步的必要阶段论，人们可以看出奥古斯特·孔德的基本观点是：社会现象取决于一种严格的决定论；这种决定论是以人类社会不可避免的变化形式出现的，而人类社会的变化又是受人类理性的进步所支配的。

这种思考历史变化的方法使他对朝着人类理性和人类社会的最终阶段发展的历史有一个完整统一的看法。这一观点与波舒哀的天意说十分相似。奥古斯特·孔德把波舒哀的天意说尊之为先于他自己的尝试的最杰出的尝试。他说：

“用相当高尚的观点综观社会的全部历史，对人类理性作第一次重要尝试的，肯定应追溯到我们伟大的波舒哀。毫无疑问，一切神学哲学用来找出人类重大事件的某种表面联系的方法都是肤浅的和虚幻的，今天人们在直接创建一门真正的社会发展科学时根本不能使用这种哲学的解释，因为它不可避免地带有先入为主的特征（而这种先入为主又是过于不可抗拒的了）。但是这种令人钦佩的学说（其普遍性对任何一种类似观点是不可缺少的）深受重视，而且只要所使用的方法的性质许可，甚至还可以一直保持下去。因此，这种学说是一种重要的模式，它始终能明确表示我们的才智不断为自己所确立的总目标。我们的才智是我们对历史全部分析的最终结果，即按照既是真实的，又比波舒哀的设想更为广泛的惟一的一种目的，合理地协调人类各种事件中的基本系列。”（《实证哲学教程》第四卷第147页。）

“按照惟一的一种目的，合理地协调人类各种事件中的基本系列”这一提法就是奥古斯特·孔德的社会学思想的要旨。他确实是一位主张人类统一性的社会学家，他的目标是要在时间和空间上把极其多样的人类社会归并为一种基本的系列，即人类的变化，归并为一种惟一的目的，即达到人类理性的最终状态。

这样，我们就能看到这位实证科学的创始人是怎样以基督教天意论的最后一位门徒的身分出现的，可以看到用天意论转为用普遍规律来解释历史的过程是怎样进行的。不管是天意还是人类变化的必然规律，历史都被看作是必然的、统一的。意愿是惟一的，因为它要么由上帝决定，要么由人的本性决定。进化也是必然的，因为要么是天意决定进化的阶段和结局，要么是人类或社会的性质本身决定进化的规律。

这样，奥古斯特·孔德的思想，即使在《实证哲学教程》里是以最科学的形式出现的，也很容易从某种科学的概念变成天意论的一种新说法了。

奥古斯特·孔德所设想的历史的惟一目的就是人类理性的进步。如果说这种进步能说明社会的全部过去是一个整体，那是因为同样的思想方法可以用于各个领域。

大家知道，奥古斯特·孔德看到了实证方法今天在科学领域里是严谨的，因而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这种建立在观察、实验和寻找规律基础上的方法，应当广泛用于今天还受神学和形而上学控制的，就是说由某些超人、某些现象的实质或现象的最近的一些原因所解释的所有领域。只有一种思想方法即实证的方法才是普遍有效的，既可用于政治学，也可用于天文学。

 

同时，奥古斯特·孔德还强调另一个见解，以补充第一个意见，尽管这个补充见解与第一个意见似乎是矛盾的。他认为只有当全部指导思想为一个集体的全部成员所采纳，并形成一个协调一致的整体时，社会才会有真正的统一性。当一个社会内同时存在许多互相矛盾的思想方法，存在好几种从互相排斥的哲学中得出的思想时，这个社会一定是混乱不堪的。

看来，我们可以从这个论点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在过去，社会并不存在危机。这些社会的全部思想应当是协调一致的。协调一致的全部思想把所有的才智以及整个集体团结起来。但是这一结论只是部分正确的，因为奥古斯特·孔德曾经指出不同的科学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达到实证阶段的。最先达到实证阶段的科学是科学分类（它表明实证思想的传播阶段）中的前几门科学。在每个时期中都有几门科学已经部分地成为实证科学，而其他的知识学科还处在盲目崇拜阶段或神学阶段。奥古斯特·孔德的最终目标——思想的协调一致性——在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完全实现过。人类历史之初，已经有某些科学因素达到了实证状态，然而在其他领域里还是神学思想占统治地位。

换句话说，历史运动的动力之一，恰恰就是每个历史阶段中思想方法的不一致性。说到底，在实证主义前只有一个时期有过思想上的真正一致性，即拜物主义。拜物主义是人类理性的一种直接的和自发的思想方法。人类理性认为可以赋予一切有生命或无生命的东西以活力，可以想象各种事物和类似人类或人类意识的生物。人类的思想只有在最后的阶段当实证主义扩展到包括政治和道德在内的全部知识学科时才会有真正的协调一致。但是在拜物主义和实证主义之间会有各种各样的思想方法，这是必然的。而这种多样性可能就是防止人类历史停止发展的因素。

奥古斯特·孔德在其一生经历之初确实认为一个社会不能有两种不同的哲学思想。但是后来他的思想发展了，认识了哲学思想的多样性在历史进程中几乎经常是占主导地位的事实。社会变化的最终目的是使人类思想协调一致，而这正是人类思想的归宿。只有两种方法能使思想协调一致：自发的拜物主义和最终的实证主义。人类要么假定各种事物都是有生命的，以此来解释所有的事物；要么抛弃神学的或形而上学的一切因果解释，致力于找出其中的规律。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怎么会有历史呢？如果说人类智慧最终和正常的阶段是实证哲学阶段，为什么人类先后要经历那么多阶段？为什么经过好几个世纪甚至好几千年才出了这样一个人即奥古斯特·孔德，只有他才最终认识人类理性应当是怎样的？

最深刻的原因是实证主义只能是一种后来的哲学，换句话说就是实证主义不能是一种自发的哲学，因为它是人类认识外界秩序、承认自己无法最终解释这种外界秩序并乐于识破这一秩序的哲学。实证主义的理性对各种现象进行观察和分析，找出支配各种现象之间关系的规律。然而观察和分析不能立即迅速地发现这种外界秩序。人类应当先生存下来，然后才能探讨哲理。诚然，在生存斗争的最初阶段里，必要时可以用科学的方法解释某些简单的现象，如物体的坠落就可以用实证的方法自发地得到解释。但是实证主义哲学是观察、实验、分析和决定论的哲学，它不能建筑在对某几种现象真正的科学解释基础之上，因而，在历史的开始阶段里就应当有另一种哲学，它与找出规律最终所需要的哲学是不同的。

这种哲学就是孔德先称之为神学，后来又称之为拜物主义的哲学。这种哲学使人类生存了下来，它对人们说世界是可以理解的，又是好心的，住着许多与人相似的生物借以鼓励人类。

拜物主义哲学为人类提供了一个暂时、变通的阶段。这个阶段在智力上使人类深信外界的本质是可以被认识的，在道德上使人类具有自信心，相信自己有能力克服各种障碍。

但是，如果历史是必然的，那么为什么历史应当继续朝自己的终点发展呢？奥古斯特·孔德回答说：既然某些现象在一开始就可以被人们用科学的方法和实证的方法进行解释，那么人类理性的进步，其停顿实际上是不可想象的。部分实证主义和拜物主义的综合之间的矛盾使人类感到苦恼，使人类理性在达到普遍的实证主义这一最终阶段之前无法停顿。

这里我们应当加上一句话：在奥古斯特·孔德看来，人类的某几个部分可以停留在一个暂时综合的阶段，停留在这个或那个中间阶段上。奥古斯特·孔德在晚年甚至认为某些民族或许可以无须经过社会动力学的全部阶段，从拜物主义的初期综合阶段直接进入到实证主义的最终综合阶段。

 

孔德的历史观还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如果说历史主要是人类理性的进步史，那么人类认识的进步和其他活动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奥古斯特·孔德在《实证哲学教程》中说，历史就其总体来说主要是人类智慧的进步史。他说：

“毫无疑问，这种进化的主要部分，即对全面进步影响最大的部分就是包括从泰勒斯和毕达哥拉斯的原始著作到拉格朗日和比夏的作品在内的科学精神的不断发展过程。然而，今天任何一个明智的人都无法怀疑这样的事实，即在长期持续的努力和探索过程中，人类的才智总是沿着一条精确选定的道路前进的。事先对这条道路的精确认识，在某种程度上使掌握足够情况的智者能在这种努力和探索迟早实现之前，按照著名的丰特内尔在上世纪初的乐观估计，预料到各个时期的基本进步。”（第四卷第195页。）

这样，理性的必然进步就成了人类历史的基本方面。奥古斯特·孔德没有给偶然性以多大的地位。他认为人类理性的主要阶段可以被一种过人的才智所预料，因为这些阶段适应了一种必然性。

人类理性的进步是历史变化最明显的特征，这并不意味着才智运动可以决定其他社会现象的转变，而且，奥古斯特·孔德也不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他在任何时刻都没有想过人类才智的进步和经济、战争与政治的转变之间有什么关系，但是人们很容易从他的分析中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在奥古斯特·孔德的著作中才智决定整个社会就像孟德斯鸠著作中政治制度决定整个社会那样都是不存在问题的。他们两人之间的区别在于一个认为历史最明显的特征是才智状况，另一个则认为是政治制度。但是他们两人都认为历史运动是由全部社会现实的各个部门之间的作用与反作用推动的。

无论在《实证哲学教程》第五卷还是在《实证政治体系》第三卷中，用社会动力学的观点来说，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的过渡，其动力是社会各部门之间的矛盾。引起某个整体的瓦解和下一个阶段的到来，其原因根据不同情况不是在政治或经济方面，就是在才智方面。

才智变化仍然处在优先地位。事实上人类历史的几个重大阶段都是由思想方法所决定的。人类历史的最终阶段就是全面实现实证主义的阶段。变化的根本动力就是实证主义的诞生和不断成熟，并对拜物主义、神学和形而上学这几个暂时的综合的不断抨击。

人类才智指明了人类历史的发展方向，并表明社会和人性在最终阶段时的盛况。

这样，人们就懂得人类历史可以被看作是一部“统一民族”的历史。如果历史是一部宗教史，那么要达到人类历史的统一性就应当有一种可以普遍推行的宗教。如果历史是一部才智发展史，那么只要有一种对全人类都有效的思想方法，历史就可以成为一部“统一民族”的历史了。这一点是比较容易想象的。今天，对于各种族所有的人来说，数学是确实可信的。诚然，这一主张的正确性还不完全是显而易见的。施本格勒曾经说过，就像现代数学一样，以前也有过希腊的数学。但是施本格勒自己只是在某种特定的意义上提出这一说法的。他认为数学的思想方法是受一种独特的文化风格影响的。我并不认为他否认数学公式具有普遍真理因而是真实可信的。

如果实证科学或实证哲学适用于全人类，又如果历史是一部才智发展史，那么这种历史就应当被看成为是一部“统一民族”的历史。

 

但是，如果说人类历史是一部“统一民族”的历史，它的那些发展阶段是必然的，而且为了达到某一特定的目的，某一步骤又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为什么人类的各个支系会有独特的和不同的历史呢？

如同孟德斯鸠注重的是维护统一性那样，奥古斯特·孔德注重的则是维护差异性。如果说人们凭着某种认识经验深入探讨这种思想方法（孔德本人或许还没有走得这么远），那么历史的多样性，即人类各支系的过去并不相同，这一点就变得令人迷惑不解了。

奥古斯特·孔德意识到这种差异性，并列举了三种差别：种族、气候和政治活动。尤其在《实证政治体系》一书中，他用各种族的某些占主导地位的禀性来解释他们之间的差异性。因此，他认为，黑种人首要的特点是重感情。他在晚年认为这一点是一种道德上的优越性。人类的不同支系并不是以同一种方式进化的，因为他们原来的天赋不尽相同。但是，差异性显然是在共同的本质上发展起来的。

至于气候，他指的是人类各个支系所处的全部自然条件。每个社会都曾经遇到过许多大大小小的困难需要克服，也曾经有过有利或不太有利的地理环境。这些地理环境使人看到进化的差异程度。

在研究政治活动的作用时，人们还可以看到天意论的痕迹。奥古斯特·孔德实际上主张首先应当使政治家和社会改革家消除这样的幻觉，即个人能够从根本上改变历史的必然进程，不管个人怎样伟大。但他不否认必然的进程发生得是早是晚，不可避免的结果其代价是否昂贵，所有这些都取决于环境、机遇和伟大的人物。但是，如果以拿破仑为例，我们却不难看出伟大人物可能发挥的作用还是有限的。

奥古斯特·孔德认为拿破仑和罗马帝国皇帝朱里安或西班牙皇帝菲利浦二世一样，不懂得他所处的时代的精神，或者用今天人们的说法，不懂得历史发展的方向。他徒劳无益地企图复辟军人制度，把法国推向征服欧洲的战争，使冲突倍增，驱使欧洲各国人民反对法国革命，而最终他在这一时的谬误中一无所获。一个君王，不管他如何伟大，一旦在时代性质问题上犯了错误，最终难以名垂史册。

这种认为个人无法改变历史进程的理论进而还抨击了社会改良派、乌托邦或革命派以及所有认为只要提出一个新社会的计划或者用暴力就能打乱历史进程的人。

随着人类从物质规律世界进入历史规律世界，命定性也确实是越来越可以改变的了。由于社会学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基本次序，人类或许能够缩短实现实证主义的时间，减少实现实证主义所需付出的代价。但是，奥古斯特·孔德基于他的历史进程不可避免的理论，既反对大人物的幻想，又反对改良派的乌托邦。下面这段话很能说明问题：

“总之，就像我在1822年写的一篇文章里所说的那样，文明的进程就其本身而言并不是直线前进的，而是像动物的爬行那样，歪歪扭扭，以平均运动为中心蜿蜒前进的。这个平均运动总是试图占优势。对这个平均运动的正确认识可以事先调节自然的主导地位，减少曲折和与之相适应的、多少令人沮丧的摸索。这是一门既尽可能合理又有学问，被人们适当引申使用的艺术。然而，赋予它具有在任何情况下都能防止暴力革命（它是人类进步的自发过程中遇到的障碍而造成的）的性质，无疑是夸大了这门艺术的真实意义了。由于社会机体极其错综复杂，所以在许多方面它的弊病和危机要比人的机体必然更为不可避免。然而，在极度混乱和不可抗拒的冲动面前，即使是真正的科学也不得不承认一时间它也是无能为力的。但是凭借着对危机的基本性质有正确的估计，并且对危机的结局能合理地预见，科学还可以有助于缓和危机，更能缩短危机持续的时间。除非它适时发现自己确实无能为力，科学一般是不会放弃明智的干预的。在这方面如同其他方面一样，甚至比其他方面更不存在支配这些现象的问题，而只是改变现象的自发发展。显然这就要求人们事先认识真正的规律。”（《实证哲学教程》第四卷第213—214页。）

奥古斯特·孔德提出的这门新的社会科学是一门研究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它是以观察和比较，因而也就是以与其他科学尤其是生物学所使用的方法相类似的方法为基础的，但这些方法可以说都带有实证主义理论的指导思想和综合静力学和综合动力学观点的框框的。无论是为了了解某一特定社会的秩序，还是为了了解历史的梗概，在这两种情况下，理性取决于把握整体应先于对局部的观察。

 

静力学和动力学是奥古斯特·孔德的社会学的两大部分。静力学主要研究的是他称之为社会协调的问题。一个社会好比一个有生命的机体，就像不把一个器官置于生命体的整体中就不可能研究这个器官的功能一样，不把政治和国家置于某个特定时期的整个社会之中，要研究政治和国家同样也是不可能的。因此，社会静力学既包括对某一特定时期的社会结构的剖析，又包括对决定“协调”的一个或几个因素的分析。就是说把全部个人或家庭作为一个整体，把许许多多机构视作一个统一体。但是，既然静力学是研究“协调”问题的，那么它必然会导致我们超出历史社会的差异性去研究全社会的主要机构是什么，以便找出社会秩序的一些原则。

这样，社会静力学就从原先只是对各种社会及某个特定集体的各个机构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简单的实证剖析，变成《实证政治体系》第二卷中对整个人类集体的基本秩序的研究了。

动力学原来也只是说明人类社会先后经过的几个阶段。但是，从整体来看，我们知道人类社会和人类理性的发展是由规律所支配的。既然全部历史是一个统一体，那么社会动力学就不同于搜集事实、观察机构承袭的史学家们的那种历史了。社会动力学综观的是人类理性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先后必要的阶段。

社会静力学揭示人类社会的基本秩序。社会动力学叙述这一基本秩序在达到实证主义这一最终阶段之前所经过的曲折历程。

动力学从属于静力学。人们通过人类社会的秩序才懂得什么是历史。静力学和动力学提出“进步就是秩序的发展”，并把秩序和进步这两个词写在实证主义和巴西的旗帜之上。

原先，静力学和动力学只是简单地研究共存和交替，最后则发展到了研究人类和社会的基本秩序，研究其变化和发展。但是，按照奥古斯特·孔德注重整体及适用于整体的规律和不可避免的历史运动与某种天意论之间的混淆不清这两个观点来看，从静力学和动力学这种表面上科学的提法发展到秩序和进步这种表面上哲学的提法，这个过程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