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这本书是关于城市空间的，为什么有些城市空间很人性化，有些城市空间却不那么人性化，我们可能会有些什么样的实践经验。这本书所得出的结论都是通过直接观察获得的。

1970年，我建立了一个叫做“街头生活项目”的研究小组，开始观察城市空间。人们早就使用了直接观察去研究遥远地区的人类。但是，还没人对美国城市做多少直接的观察。那时，人们都很关注城市的拥挤问题，但是，有关这个问题的大部分研究都是针对人们认为会发生拥挤的那些地方。最著名的研究是对动物拥挤的研究，或对相关实验条件下学校学生和工作人员的研究——这些研究当然有价值，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些研究毕竟让人觉得是对城市拥挤的一种间接经验。

“街头生活项目”是从观察纽约市的公园、游戏场地和街区里那些非正式的休闲娱乐场地开始的。我们首先注意到的一种现象是，纽约市的许多公园、游戏场地和街区里那些非正式的休闲娱乐场地并不拥挤。确实有些地方拥挤不堪，然而，更多的地方近乎空空荡荡，而非熙熙攘攘，尤其是那些在人口密度排行中名列前茅的街区，常常并不拥挤。显而易见，对儿童而言，空旷的空间本身是没有吸引力的，许多街头巷尾因为空旷而不再吸引儿童在那里玩耍。

人们常常想当然地认为，儿童因为没有玩耍的场所才在街头巷尾嬉戏。实际上，许多孩子在街头巷尾玩耍，恰恰是因为他们喜欢街头巷尾的氛围。我们看到的一个最好的游戏场所就是东哈林区101街的一个地块。这个游戏场所有它自身的问题，不过，这个游戏场所运行正常。101街本身就是个玩耍的地方。从毗邻的门廊和消防通道，就可以看到101街，这些门廊和消防通道适合妈妈和老人们使用。101街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在运转，如果我们有先见之明的话，一定会给我们自己留些时间，去看看广场。我们虽然不了解广场，然而，广场本身的确包括了一个成功城市场所的全部基本要素。

我们的研究把我们带到了接近纽约市中心的地方，那里的空间使用不平衡甚至更为突出。大部分拥挤的地方都可以找到一系列的节点，特别是地铁站。从整体上讲，这些空间都是市中心的一个部分，但是，因为利用这些节点的人数非常多，感觉不好，所以，我们对纽约的感觉也被扭曲了，这种感觉与我们实际感受的空间不成比例。实际上，纽约有许多地方并不拥挤，它们可以稍许缓解拥挤带来的不适感。这种对纽约的扭曲感觉有很强大的滞后效应。

这种对纽约的扭曲感觉也影响到了研究者。我们观察我们期待观察的，我们一直都习惯在城市中心找到拥挤的空间，所以，这种习惯让我们常常很难发现那些并不拥挤的空间。然而，一旦我们真去找，不拥挤的空间比比皆是。

另外，城市公共空间的数量正在增加。自1961年以来，纽约市一直都给提供广场的业主一些奖励。业主每建设1平方英尺的广场面积，便可以增加10平方英尺的商业建筑空间面积（约0.9平方米），新增的建筑面积高于分区规划容积率允许的建筑面积。所以，业主无一例外地开发广场以换取商业建筑面积。每一个新的办公大楼提供一个广场或相当的公共空间：1972年，纽约市建设了20英亩（约8公顷）世界上最为昂贵的开放空间。

我们发现，有些广场，尤其在午餐时候，会吸引很多人。西格莱姆广场就是一个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广场奖励观念的地方。建于1958年的西格莱姆广场，简朴优雅，从没有刻意去规划为一个人性化的广场，但是，它成为了一个人们喜欢逗留的广场。天气好的时候，会聚集约150人，他们坐在那里，晒晒太阳，吃吃东西，闲聊唠嗑。人们还很喜欢水街77号，即“浪荡公子广场”，因为年轻人喜欢在那里聚集，于是它也有了名声。

不过，在大部分广场里，我们并没有看到很多人。广场是用来步行的过渡空间。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午餐时，人们坐在广场上，平均1000平方英尺4个人（即每23平方米1个人），这个数字对于高密度的城市中心来讲的确太低了。无论哪里的最紧凑的中心商业区（CBD）都包括了数量令人惊讶的空荡荡的和没有利用起来的开放空间。

西格莱姆广场和水街77号可以成为人们喜欢逗留的广场，人们为什么不青睐其他地方呢？那时，纽约这座城市正在拥有更多的公共空间，价值数百万的商业建筑面积正在拱手送给业主，所以，作为回报，纽约市有权要求这些广场更好些。

我向纽约市规划委员会主任埃利奥特（Donald Elliott）提出过这个问题。实际上，我让他花了一个周末的时间去看一场关于广场使用和不使用的电影。他觉得问题出在管理过严的分区规划上。如果我们可以找出为什么好的广场运行不错，不好的广场运行不起来的原因，提出具体的指导，我们就可以有形成新的分区规划的基础。我们知道，这类建议会遇到很强大的挑战，所以，极其详尽地记载下公共空间的真实情况，是很重要的。

我们开始工作。首先研究一批典型的空间，16个广场、3个小公园和许多街头巷尾。出师不利、钻进了死胡同、陷入泥潭，当然，我会在这里忽略掉那些插曲，我们的确有很多这样的经历，研究工作不可能像我这里叙述的那样一帆风顺。我还要说一句，我们原以为，应该首先把我们认为再明显不过的发现提出来。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做。因为相反的判断似乎也不含糊。所以，我们是通过破解一系列假定才最终得到结论的。

这项研究延续了3年。我说这个数字是因为这个数字让人印象深刻。实际上，这只是一个日历上的时间。出于实践的需要，在6个月就要结束时，我们已经完成了基础研究，开始提出我们的意见。纽约市还有其他的问题需要处理，我们发现，传递我们的这些发现所花的时间，要比我们做出这些发现的时间还要长。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出入教堂大厅、会议室，放电影，放幻灯，与社区团体、建筑师、规划师、商务人士、开发方和房地产商进行交流。我们继续做研究；我们必须让我们的发现不断更新，以防对手的阻扰。当然，纽约市规划委员会最终把我们的意见并入了一个新的开放空间分区规划的提案里，1975年5月，纽约市的预算委员会采纳了这个“开放空间分区规划”。随后，新的空间设计得到了改善，旧的空间得到了振兴。（因为这个分区规划可能用于其他城市，所以，附录B是这个分区规划的简写本。）

分区规划当然不是实现更好的空间设计的理想方式。公共空间的设计应该因地制宜。单就经济而言，因地制宜确有意义。我们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在办公大厦的底层建设起许多劣质的广场。目的何在？正如本书将要详细展开的那样，建设一个人性化的空间，而不是建设一个非人性化的空间，其实并不难，人性化的空间可以让城市生活大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