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国的很多公路仍然十分空旷，尤其在大西北的草原上，通往喜马拉雅的公路上，车辆稀少，只有漫天的北风和沙尘。即便在沿海那些发展迅猛的城镇里，也到处是空旷之路。它们连接着一个个正在建设中的工业区，以及规划中的公寓住宅区。它们在一片片梯田之间蜿蜒伸展着，而这些地方不久就将成为城市的郊区。它们连接着一个个村庄，二十多年前，这里的村民们只能步行出门。正是想到那些正在快速消失掉的空地——连接着故地的新路，以及即将被改变的景观——最终激起了我的愿望，在中国申领驾照。

到2001年夏季为止，即我向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提出申请时，我在中国已经居住了五年。之前的那段时间，我出门旅行都是迫于无奈地坐汽车、飞机、轮船或是火车。穿州过省，踏县过镇时，我都在沉沉昏睡中。但如果是驾车出行，一路上人都会脑清目明。这样的情形到处可见：仅在北京，每天差不多就有一千人拿到驾照，他们因此成为中国汽车工业大发展的先锋队。这些人多来自新兴的中产阶级。在他们看来，汽车代表着出行方便、家境宽裕，还有一点赶时髦。可对我来说，它代表着冒险和游历。就连机动车驾驶员理论考试里面的一些试题都说明，这个行当里根本没有想当然的事情：

223题 驾驶机动车经过积水路段时，你应该：

A）加速通过，以免发动机进水。

B）停车，检查积水，确认积水较浅时，缓慢通过。

C）在路人的带领下通过。

282题 驾驶机动车通过铁路道口时，你应该：

A）加速通过。

B）仅在看见火车即将驶来时，才可以加速通过。

C）减速，确认安全后通过。

中国人申领驾照时，按规定要进行体检、笔试、参加技能课程训练，随后是为期两天的驾驶能力考试。但对于已经持有国外驾照的人，这套程序有所减免。我参加外国人驾驶能力考试的那天上午，十分闷热，灰蒙蒙的天空像一块湿漉漉的绸布笼罩着京城。考官四十多岁的样子，戴着一双白色的驾驶员专用棉质手套，几根手指被红塔山香烟熏得焦黄。我坐进车里时，他点燃了一根香烟。那是一辆大众桑塔纳轿车，也是全国最常见的乘用轿车。我摸着方向盘，手心沁出的汗液使方向盘变得溜滑。

“发动汽车。”考官吩咐道，我转动了汽车钥匙，“往前开。”

为了新驾驶员的考试，周围几条街道都专门进行了封闭隔离，形成一个好似等待新生命降生的社区：街上看不见任何机动车，自行车杳无踪迹，一个行人也没有。甚至连店铺，或者沿街随意摆放的摊位也没有。看不见负重超载的人力三轮车缓缓前行，也看不见改装的电动三轮车呼啸而过，更看不见出租车飞驰抢客。所有车辆无不在转弯时闪灯示意，所有行人无不在跨下路肩时左右张望。在北京，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平和宁静的街道。其后的几个月里，有时我甚至有些后悔，后悔没有尽情体会那一刻的平和宁静。但是，只开了五十码，考官又说话了。

“靠边，”他吩咐道，“可以熄火了。”

考官开始填写表格，只见他那支钢笔如行云流水在纸上翻飞。那支红塔山香烟只抽了不到四分之一。最后，他对我说：“车开得不错。”

驾照上登记的是我的中文名字：何伟。有效期六年。为了防止伪造，驾照上面印制了全息图：一个人站在古式的马车上。那人穿着飘逸的长袍，宛如道家的大思想家老子，一只手臂高高举起，直指远方。就在那一年，稍后，我开始驾车周游中国。

在为这次旅行做准备工作时，一个北京司机向我推荐了《中国汽车司机地图册》。这本地图册由“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整个地图册把中国划分成一百五十八个小方格，其中包括了一张台湾的公路图——因为政治的原因，大陆出版的任何地图都会把它包括进去，尽管不会有“中国地图”的用户开车去台北。当然，更不可能有中国的驾驶员开车前往中国南海中部的斯普拉特利群岛。目前，有五个国家为这块领土正争得不可开交。斯普拉特利群岛上没有百姓居住，不过，中国人民认为自己对它拥有主权，并且对此深信不疑。《中国汽车司机地图册》因此用一页纸的篇幅，画出这个岛链。只有地图，没有道路，全书仅此一处。

在琢磨了这本地图册之后，我决定往西走。从地图上看，东部和南部显得密密麻麻，到处都是星罗棋布的城市，以及纵横交错的路网。邓小平在1978年提出以发展市场经济为目的的改革开放政策，自那以来，沿海地区的发展非常快。全国上下都朝着这个方向前进：我开车周游中国的时候，大约有九千万人离开了农村，他们大多数去了东南沿海地区，惯常的农村生活正让位于工业城镇的快速发展。可在北部和西部，很多地方仍旧以农业为主，因此在地图上看来仍留有发展空间，也因此吸引着我。翻到西部地区的页面时，道路逐渐稀少，城镇也逐渐稀少。有些页面差不多一半的纸面上全是散开的小点，用来表示一片片的沙漠。不过，西部省份涵盖的范围要广得多——仅藏北那一页就代表着整个中国十五分之一的陆地面积。在地图上看，这一块跟台湾大小差不多。《中国地图》中找不到比例尺，有时用极小的数字标出城镇之间的公里数，至于别的数字，只能任使用者自己推测了。

多数情况下，道路也没有被标示出来。高速公路用粗大的紫色线条绘制，犹如大动脉；国道用红色线条绘制，犹如连接在较大城市之间的静脉血管。省道用更细的红色线条绘制，绘制县乡道路的线条愈加细小——仿佛是在偏远山区汩汩流淌的毛细血管。我很喜欢沿着这样的小路开车，但是没有哪条道路标出了名称。北京地区的那一页上面画出了七条高速公路，十条国道，一百多条更小的道路，但仅有国道进行了数字编号。就毛细血管一样细小的县乡道路，我问过一个北京司机。

“他们不会给小路起名字”，他说。

“那么，你怎么知道自己到了哪儿呢？”

“有时候，会有一些标志，标出下一个城镇的名称，”他说，“如果没有标志，你可以把车停下来，问问别人，怎样才能到你要去的地方。”

驾驶员考试题也涉及到这个问题：

352题 如果别的驾驶员停车向你问路，你应该：

A）不告诉对方。

B）耐心细致地予以回答。

C）给他指一条错误的道路。

《中国地图》里无名无姓的道路密如蛛网，多如牛毛，要找出一条确切的道路横穿西部，可能性几乎为零。不过另一个符号倒不那么令人迷惑。这个标志出现在东北部的海滨城市山海关，自东向西横贯河北省，一路穿越山西省、陕西省，以及内蒙古自治区。即便进入满地黄沙的宁夏和甘肃，这个标志也十分清晰，仿佛是利落地插入天河的飘带。《中国地图》里面，很容易理解的就是这一部分：甚至在我很小的时候，我也能认出，那就是长城。在我的童年时期，无论何时，只要我看见中国的地图，就会默念：沿着这道城墙，穿越整个国家，多么神奇啊！

有一段时间，中国人甚至做过这样的考虑：把长城改造成一条公路。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注意到，汽车正在改变着美国的地理格局。一些在美国受过教育的城市设计者们，支持各个城市把原来具有防御功能的城墙拆掉，并把拆下来的材料用于修建适合于汽车行驶的环城公路。到1931年，先后有二十多个城市采用了这样的策略，其中就有南方的广州市，他们拆掉的建筑物具有八百年以上的历史。不可避免的是，现代人把注意力投向了长城。1923年，上海的《申报》刊登了一篇文章“长城筑路之废物利用”，其作者雷胜（音译）对政府刚提出的一项使类似建筑物现代化的议案表示支持。在雷胜看来，这种做法是“一次难得的良机”。他写道：“长城起自山海关，终于玉门关，蜿蜒数千里，且为直线。改造成马路后，它将连接北京、山西、陕西，以及甘肃各地，使经商更易……”这项议案喧闹一时——1931年，颇具影响力的《学生杂志》都对它表示了支持。其中一篇文章写道，有了取自长城的砖石，“所需资金甚少，可以达到填补交通设施之大不足，自东向西，由沿海至内地……”

没有人对这项计划采取过行动，无疑是因为长城穿越的地区太偏远太贫瘠。可是，七十年之后，这条线路引起了我这个驾驶员的好奇。自东向西，由沿海至内地——我一直向往着，在中国进行一次这样的陆路之旅。在我的《中国汽车司机地图册》里，这个标志是一条条平行线，时不时地被细小的道路——通常是细如毛细血管的那一类——拦腰切断。在有些地方，这样的小路沿着废墟延绵数公里。带有垛口的标志仍旧唤起我儿时同样的反应：沿着这道城墙，穿越整个国家，多么神奇啊！顺着这道城墙，我可以穿过中国的一个个小镇，一路走到青藏高原的边上。一旦有了这个想法，我就不会动摇，尽管朋友们警告我，不要单独长距离地开车。不过，这其实也在考试题中出现过：

347题 如果别的驾驶员对你进行善意的提醒，你应该：

A）胸襟开阔地仔细听取。

B）毫不听取。

C）听取，但不予理睬。

在北京，我租了一辆轿车，向着渤海边上的山海关——长城的起点——一路驶去。以那里为起点，我开车向西穿越河北全境，感受了丰收的季节。时值中秋，地里的庄稼已经收割过半。只剩下玉米棒子兀立在地里，其他的农作物散放在公路上——一行行的花生、一堆堆的向日葵、一排排的红辣椒。农民们把这些作物仔细地码放在柏油马路的一侧，因为柏油马路是最好的晒场和分拣场。对于壳类作物，则一捆捆地摆放在道路中间，确保路过的车辆从上面碾压而过。这样做是违法的——很难想象还有别的做法，既公然违背交通安全法规，又违背食品卫生法规。不过，在中国的农村地区，没有人去计较这种行为，因为用别人的轮胎完成脱粒工作是最简便的方法。

不过，刚开始的时候，对于从食物上碾压而过，我颇感为难。旅途的第一天，每驶近铺晒着农作物的路段时，我就急踩刹车，摇下车窗问道：“我开过去没有问题吧？”农民们有些急不可耐地大声喊道：“开，开，开！”于是，我就开过去了，只听见小米、高粱、小麦在我的车轮下噼啪爆开。第二天，我再也不问他们。第三天，我一看见谷物堆，就加速行驶。驶近铺着农作物的路段时，我就踩下油门——噼啪！咔嚓！从后视镜里，我看见人们拿着耙子扫帚，冲上公路。那就是我在秋收时节作出的贡献——开着车子忙脱粒。

河北的山峦十分陡峭，岩石裸露，我开车驶过的几个村子，名字同样粗犷：牛心山，双峰村，山神庙。长城俯瞰着这些红砖碧瓦的小镇，在高高的田野之上横过山脊。转过一座座山丘时，我总会瞥上一眼。这些建筑物主要是16世纪的明朝人修建的，他们的做工可真细致——石砌的基座，灰砖砌成的墙体，依旧牢牢地附着在山脊上。城墙有时会向下斜入山谷，在这样低洼的地势里，只会被人们像收割田里的庄稼那样不留茬子。砖砌的墙面如今荡然无存：残留的只有基座和夯土筑成的内墙结构，满是不平的坑洼，以及剥落的残渣。这样裸露的墙体横过山谷的地面，再顺坡而上爬到一定高度后，灰砖才又重现身影。在谷地的两侧，留下一条水平方向的破坏痕迹，似乎在表明曾有一股洪流横扫河北大地。不过，这股洪流是人类。而留下的那条水迹宣示着一种动机，它的高度，精确地显示着人们愿意爬到多高去取用免费的灰砖。

在营房村，我停下车来察看其中一段光秃秃的城墙，一个叫王国安（音译）的农民在路上遇到了我。“我小的时候，外形好看多了，”他说，“‘文革’中毁了很多。”

他说的，是1966年至1976年的那场政治运动。在那场运动中，毛泽东支持中国人民向传统的和“封建的”事物发起进攻。长城的好些段落就是在这个时期遭到毁坏的，王国安还记得，营房村的有些村民拆毁当地的防御工事，把其中的材料用于别的建设项目。

他带着我去他家后院，那里堆放的一摞摞旧城墙砖足有一米多高。“这些都是从长城上取下来的，”他说，“根据灰浆你就看得出来——过去他们就用这种灰浆。这是从村里一个很高大的城台上取下来的。”

我问是否还有人在摧残那个防御工事，他摇了摇头。“政府再也不让干了，”他说，“这些墙砖最先是在四十年前取下来的。先用来盖房子，房子最近塌了。如果要修点别的什么，还用得着。”

在这些人口密集的地方，一切都是潜在的资源。河北的大小跟华盛顿州差不多，但人口是它的十一倍——总共有六千八百万之多。山坡被开垦成梯级台地，用来种庄稼；公路用来晾晒农作物；路过的车辆则充当脱粒机的双重角色。如果有取得到的墙砖，当然要利用，有时候还得用过一次再一次。体格健壮的人也有两种日子要过——在农田里劳作一段时间，然后涌入城市，跟随建筑队做活，修筑道路，或者在工厂的流水线上劳作。在一张名片上，我看见过列出最多的工种数是二十七种。那是在山西，就在跟河北交界的边上，一场葬礼上，我遇到了这个人。

在这一带，即便是葬礼，也呈现出熙熙攘攘的景象。开车穿越北方的途中，我一路上都会因大大小小的仪式而停下车来。仪式就在公路上举行，跟脱粒一样，是大家的事情。通常情况下，葬礼过后就是吃饭，有些人会邀请我加入他们的宴席行列。开车穿越河北和山西的途中，我一路上碰到一个个的葬礼，事实上，有人靠这个行当吃饭——无尽的自驾旅途中，每停车一次，就代表着某个人的人生终点。在新荣，我碰到了一个名叫魏福（音译）的人和他的老婆，他们的专长就是在葬礼上演出传统晋剧。他们开着一辆破旧的北京牌卡车，为了演出方便，卡车的车厢进行了改装。在新荣，他们把卡车停在一条主路上，拉起手刹，去掉车厢拦板，支起一个雨棚，架起两只大大的百威音箱。不到半小时，他们搭起了舞台，数百人在大街上聚集在了他们周围。那是一场长达七天的法事，比一般的法事要光鲜，因为死者曾经是整个新荣最大的一家店铺的老板。店铺名叫欣源商店，他的家人把死者的棺木安放在商店的入口处。哪怕是死了，他仍旧在好好地打理着他的生意——街上的人群磕碰着挤进商店，买上一些零食，边听晋剧，边吃零食。

隔了一天，我遇上了另一场葬礼，死者刚刚入土。那里是农村，位于一个开阔的平原上，一个大大的烽火台标志性地耸立着。附近没有任何城市——在中国，法律规定人死后多数要火葬，仅在偏僻的农村地区允许土葬。烽火台边上，二十多个男男女女聚在一起，披着白色麻布，腰间用一根红绳系着。远处，是一大块政府的宣传标语：“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

在场唯一一个没有披麻戴孝的人招呼了我。这是个矮胖的男子，时年六十九岁，穿着一身蓝布衣装，戴一顶蓝帽子，圆月般的脸上闪着汗珠。我跟戏班子老板魏福拉家常的当儿，这个男子冲我笑了笑，那是我自头一天的葬礼以来看到过的最灿烂的笑容。在中国的葬礼上，至少有一个人总是乐呵呵的。

“过来，过来！”这个矮胖男子拉着我的手臂叫道，“我们差不多要搞完了！”

他递给我一张压膜的名片。名片的正面印着像商人一样握在一起的两只手，写着这些文字：

张宝龙

风水先生

红白事务

从头到尾一条龙服务

就传统而言，风水先生专门测算建筑物和地形之间的关系，试图在自然之物和人造之物之间构建和谐。古时候，诸如此类的信念对军事和政治的影响极大。在北京的西北边上，明朝人修筑长城时，特意避开一段三十多公里的山脊，因为这段山脊靠近帝王陵寝。从战略的角度看，这里非常适合修筑防御工事。但是，风水先生认为这段山脊是一条龙脉。任何建筑，如果破坏了龙脉，都可能给明朝带来灾难。就这样，这段山脊空了出来。当朝皇帝不惜更多的麻烦，把城墙向北挪了挪，那儿的地形不利于防守，需要修筑更多的防御工事。

1949年，共产党夺取政权后，他们向许许多多的文化传统发起攻击，斥之为封建迷信，其中就包括宗教、算命以及风水推理。邓小平发起的改革政策，提出建立更宽松的环境。即便在那之后，有些行当仍旧一直没有得到恢复——例如，在今天的中国，道教徒极为稀少。但是，人们对风水的信奉已经被证明具有很强的反弹性，主要是因为这个行当有利可图。风水好，就是运程好。所以，人们愿意花钱雇请风水专家。张宝龙（音译）就是新兴的风水先生之一——他论起市场经济时的精明，跟他论地理风水时的精明不差分毫。他的名片上列出了二十七个不同的服务项目，从“选择配偶”到“选择坟地”——这就是“从头到尾一条龙服务”。他可以“上”房梁，选矿址，还可以医治“疑难杂症”。他做过棺材（“自己备木材”），还帮人抬过婚轿。在名片上，第二十一项服务是“迁坟”——在经历着建筑业大发展的国家里，这个活儿很受欢迎。

“这个地方是我选的！”张宝龙骄傲地说道，同时用手指了指刚掘出来的一个土堆。在坟前，吊丧者依次叩头：每个人都双膝下跪，烧上一沓纸钱，一边以头磕地，一边嚎啕大哭。似乎没有人在意我的出现。在北方，我了解到，葬礼一般是喜好来客的。还有一个原因是，这里的人很少见过外国人。不过，我还是压低声音问道：“今天葬谁？”

张宝龙好像没有听到我的问题，所有的心思都在那土堆上。“东西走向，”他指了指那个土堆，接着说，“头朝西，脚朝东。我栽的那棵树是白杨。男人栽白杨，女人栽柳树，目的是让鬼魂知道哪儿是坟头。这是块好地，有这么几个因素。比如，烽火台的那个位置十分重要。你看，这个地方好，因为地势高，那条小溪的水向东流。上面有烽火台，可以守护坟墓。葬在这个位置的人，会有很多有钱的后人，他们当官、参军、读书都很有出息。”

男人们磕完了头，轮到女人们磕了。一个接一个，她们以头磕地，她们的嚎哭更加响亮，响彻山谷。

“我的父亲和祖父都是风水先生，”张宝龙接着说，“我们一家都是做这个的。家里的每个人都很长寿！我父亲活到九十五岁，母亲活到九十八岁。我的祖父活到九十九才过世！”

哭号声又升高了一个调子。我在琢磨，换个时间谈论长寿也许更合适，但是张宝龙一直没有收声。“我有三儿三女，”他说，“几个儿子也是风水先生！有一个女儿”——出于稳妥，既为现世也为来生，他笑了笑说——“是护士！”

河北、山西一带的天气相当不错——凉爽而清新的早晨，太阳明晃晃地照射着那些梯状台地。我总是起得很早，但从来没有什么日程或计划。我尽量沿着看得见长城的路线行驶，哪儿遇到令我感兴趣的事情，就停下来。找到合适的路线后，又再上路。有好多天，日行不到两百公里。乡下的道路快不起来，因为某段街道上总会发生点什么——帮助农作物脱粒，避让穿越公路的羊群，参加某人的葬礼。道路本身的状况也丝毫无法预测。《中国地图》上，一条细小的红线可能表示一条崭新的柏油路，但也可能就是一条土路，甚至是一条干枯的河床。通常的情形则是，道路正在翻修。从1998年开始，政府对乡村道路的建设加大了资金注入，部分原因是为了应对亚洲金融风暴，到我驾车旅行时，这一工程仍旧在进行中。

在现代中国，修建道路通常是应对贫困或者金融危机的一项策略。首次大规模的公路建设运动始于1920年，当时的一场旱灾在华北地区造成了严重的饥荒。要把粮食送到忍饥挨饿的人们手中，十分困难——因为自封建帝国开始，中国的道路交通系统都是为马拉车而设计的。美国的红十字会主持了一个项目，修建适合于大卡车和小汽车行驶的现代道路系统。到1920年10月，他们开始在山东境内修建公路。他们在当地雇佣了一些农民，其中好些人都几近挨饿的状态，因而一条条新修建的道路使得运送救济物资的大卡车可以到达需要的地方。在山东境内领导修建工程的美国工程师奥利弗·托德估计，通过新修建的道路直接或间接地向五十多万人运送去了食物和燃料。

最终，红十字会在北方四个省区修建了道路，他们的建设工作取得圆满成功，中国政府雇佣了托德。他在中国干了十八年，负责监督全国范围内的公路建设工程。仅在1928年的一条道路修建工程中，他手下就掌控着二十万个劳动力——比同一时期美国政府修筑道路雇佣的全部劳动力还多。在中国，乘用轿车的数量一直维持在低水平——到1922年，北京大约有一千五百辆——不过，人们的热情很高。中国的一些城市举办过汽车展，上海的《申报》也曾经出版过每周一期的“汽车专刊”。到1935年，中国状态甚好的泥土公路里程达到八万公里。这似乎表明，迎来全国性的汽车大发展，只是时间问题。

可是后来，这样的大发展被推迟了半个多世纪。1937年，日本人侵略华北地区，这场战争严重损毁了中国新兴的汽车市场。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下，人们不可能购买小轿车。中国农村地区的公路系统变得衰弱不堪，直到改革开放时期的到来，政府才能够大规模地改造这些基础设施。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提供了动力，这跟过去的饥荒多少有些相像。当时的政府想要抵消经济上的风险和威胁，也看到了其中难得的机遇，终于可以激发起推迟了多年的汽车大发展。历史得以重复：那是中国汽车先锋队的第二轮浪潮，而这才只是个开始。2001年，也就是我领取驾照的那年，中国的人口数量超过了十二亿，但乘用轿车的数量不到一千万辆。得到的比例是一百二十八人拥有一辆轿车，相当于美国1911年的水平。

为了自驾出游，我从北京一家叫作“首都汽车”的公司租用了一辆中国产的切诺基吉普车。租车是一个新兴的行当——哪怕就是五年前，也没有人想过可以租一辆车，出去度度周末。可现在，这行业已经发展起来了，我住家附近的“首都汽车”分店大概有五十辆车，多是中国生产的大众桑塔纳，或者捷达轿车。这两种都是小型汽车，根据与曾经在美国销售过的大众FOX类似的基本车型改造而成。住在北京的时候，我经常从“首都汽车”租用捷达轿车用于周末度假。要租车，得先办一套手续。首先，付款，每天差不多两百块钱，并填写一摞表格。接下来，一位主管技工打开后备厢，确认里面有一个备胎，一个千斤顶。最后，我们绕着车辆走一圈，并在一张汽车示意图上记下擦刮的痕迹。这个过程只需一会儿的工夫即可完成——北京人开车很不温柔，哪扇车门开关有响声，保险杠上有划痕，我都有责任把它们在图纸上标出来。记录完车辆先前留下的磕碰印记，技工把汽车发动起来，让我查看油量。有时候大概有半箱油，有时候可能只有四分之一。有那么一两次，他查看过油表后，肯定地说：“一半差一点点。”我的责任，就是还回车辆时，油箱里必须留有同样数量的燃油，而每个星期的数量则各不相同。一天，我打定主意，要为这初具雏形的行当作出我自己的贡献。

“你看，”我告诉他，“你们应该把要租出去的车子的油箱加满，然后要求顾客还车的时候也把油箱加满。美国的租车公司就是这样的。比这简单多了。”

“在我们这里行不通，”经常给我办手续的王先生说。在“首都汽车”接待办公室的三个人中，王先生态度最为和善。这几个人好像在比赛抽烟似的，浓浓的烟雾中，他们身后墙上贴着的牌子若隐若现：

顾客满意率：90%

服务效率：97%

服务用语合格率：98%

服务态度满意率：99%

“那样做，在美国可以，但在这里不行，”王先生接着说，“在中国，车辆还回来的时候，油箱里根本没油。”

“你可以多收点钱，用来加满油箱嘛，”我解释说，“把这作为一项制度。如果人们不遵守，就多收他的钱，大家就会遵照执行了。”

“中国人是不会这么做的！”

“他们肯定会这么做，”我说。

“你不了解中国人！”王先生哈哈笑着说，其他人跟着点头表示赞同。作为老外，我经常听到这样的话，也算是给我们的讨论画上了句号。中国人曾经发明了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地动仪、弩、雨伞等。他们曾经在15世纪远洋航行到非洲，他们修筑了长城，他们过去十多年里发展经济的速度在发展中国家闻所未闻。他们还车的时候，可以做到油箱里的油量刚好是一半差一点点，可是很明显，要把油箱加满却远不是从文化角度来讨论可能性这么简单。这样的对话我们进行过几次，可最后我撇下了这个话题。跟王先生这样和善的人发生争执，几乎做不到。

如果我还回来的车有什么损伤，他似乎会特别开心。在美国，我从来没有发生过事故，可在北京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我在首都第一次出门闲逛时，对街上行人之间的身体接触印象颇深——我不断地被人撞着、推着、挤着。在一个人口为一千三百万的城市里，你得学会对这种身体上的擦碰有一定的预见性。领到驾照之后，我就认识到，开车上路也是一样。头几次，我开的捷达车发生了刮蹭，心头十分难受。后来又发生过四五次类似的刮蹭，也就习以为常了。我撞别人的车，别人也撞我的。如果发生了刮蹭，我们就把车停在大街上解决问题。在中国，每个人都这么做。

有一次，在雍和宫附近，一个驾驶员开着车从后面撞上了我租来的车。我下车看了看擦刮的痕迹，对方驾驶员连个开场白都没有，开口就说道：“一百块。”这相当于十二美元。在北京，对那样一个不大不小的擦刮事故来说，这点钱是赔付的起点。王先生接到我打过去的电话，听了事故发生的情形，同样立马就答复我：“要两百块。”我又回过头来跟那个驾驶员讨价还价，理论了四五分钟的样子，他最后答应赔给我一百五十块。王先生很满意。他明白，不可能你要多少，人家就给多少。他更明白，交通事故不见得全是坏事——发生类似的小刮蹭其实是一笔不错的买卖。这类交易从来没有被记录过，所以我猜测，“首都汽车”里面的几个人也许自己截留了那些赔款。

还有一次，我在北京北郊的乡下开车，撞上了一只狗。那狗突然从一所房子后面窜出来，猛地冲到我的车子前面。我赶紧打方向，可还是没来得及。这样的问题很平常——中国的狗，跟乡下的人一样，对周围出现的汽车还不太习惯。我还车的时候，王先生发现了右侧大灯的塑料罩子已经被撞破，似乎十分开心。他问我撞上了什么东西。

“一条狗，”我回答道。

“狗没问题吧？”他问我。

“有问题，”我说，“死了。”

王先生似乎更开心了。“你把它吃了？”

“不是那个类型的狗，”我说，“是那种很小很小的狗。”

“哦，有时如果驾驶员撞死了狗，”王先生说，“会把死狗扔在尾厢，拖回家去，煮着吃了。”我不清楚，他是否在开玩笑，因为他自己也养了一条狗。不过在中国，这不一定跟饮食禁忌有关系。作为对灯罩的赔偿，他收了我一百多块钱——跟一次不大不小的擦刮事故赔偿标准差不多。

他们从来不问我把切诺基开去过什么地方。租车合同有具体的规定，禁止驾驶员把车辆驶离北京地区，不过我打算不理会这一条规定——在我把车子还回租赁公司，查看里程表之前，他们根本就不会发现。在中国，生活中很多事情都要打制度的擦边球。其中最基本的真理就是，事后原谅比事前许可要简单得多。停车场里最大的车辆就是越野车，切诺基7250型的，他们给我的特价是每天两百多块钱。车身是白色的，镶边上有紫色图案，车门上印着一排英文字“City Special”。这一排英文说得很精确——这种车辆在粗糙的路面上一无是处，因为它是后轮驱动。我敢肯定，在我旅程中的某个点上，这辆车要么会陷进泥浆里，要么会陷进沙地或者雪堆里。可是，现在完全没必要担心这样的事情，因为“首都汽车”提供不了更好的车型。再说，如果真在西部某个地方遇到了麻烦事，我还可以找风水先生张宝龙帮忙。在他的名片上，印着“拖移车辆”这项业务——项目编号是二十二，介于“迁坟”和“敲锣打鼓”之间。

一路向西，我开着车逐渐拔高。到山西北部，海拔高度已经超过一千二百多米。这一带十分干燥，地表呈现出一片灰色，点缀其间的小山包呈棕红色，绕山而行的溪谷把这些小山包切割得坑坑洼洼。一座座山峦的亮色仿佛被溪流带走了，顺着山坡流淌，再汇聚到农民们正在收割燕麦的田地里。只有这样的山谷里才透着生机：绿油油的禾苗，黑黢黢的灌溉水管，和农村地区的老年人依旧常穿的浅蓝色棉布衣服。然而，这样的地方有一种质朴而简单的美感。呈现出这样开阔的景象，竟是头一次，它在预示，再过去就是中亚地区的茫茫大草原。

走进任何一个沟谷地带，烽火台的遗址随处可见。这些烽火台用夯土筑成，夯土的颜色跟小山包的颜色一样是灰暗的棕红色，有六米多高。有些村庄甚至四周都围着这样古老的防御工事。往北大约三十多公里，就是内蒙古，在我的地图册上，这一带的省界用我非常熟悉的符号标出。

在穿过省界前的最后一个村子里，我把车停了下来。这个地方叫作宁鲁堡，这一带很多城镇的名字均含有“堡垒”的“堡”这个字，因为这些地方曾经是明代的卫戍要地。在宁鲁的场镇中心位置，依旧矗立着一座古代堡垒，村子周围围着一段段夯土墙。村子里仅有一百二十口人，在古代军事要塞的映衬下，现代村民简陋的住房显得十分矮小。

在有文物古迹的村子里停留时，我总会问有没有人了解当地的历史。在宁鲁，村子广场上一群上了年纪的人立马接过话头。“找老陈说说看，”一个人回答说，另一个人则蹒跚着要去找他。五分钟后，陈振（音译）来了。老陈五十三岁，常年的日晒给他留下满脸皱纹，头上留着剪得极短的花白头发。身上穿着一条深色的警裤，草绿色的衬衫上钉着几颗军装上常见的黄色纽扣，外面套一件军人常穿的蓝色制服，肩部缀着肩章带，袖口绣了几道条纹。在中国的农村，人们经常穿着淘汰的军装或警服，因为这类廉价的服装非常实用。不过，这类服装总是被胡乱搭配，或者尺码不对，老陈的衬衣袖子长到了他的手指尖。跟宁鲁传承了这些夯土墙一样，老陈似乎是承接了前人的一身衣着——从宽大的制服，到风化变脆的防御工事，这一切都仿佛是已然南逃的败军留下的废弃之物。

老陈笔直地站在那里，我向他做了自我介绍。我说我从北京来，对长城感兴趣，我问他对这个村子的历史是否了解。老陈听得很认真，过了一会，他清了清嗓子。“跟我来吧，”他说，“我这儿有些资料。”

我跟着他走过一段土路，来到一排土坯房前。走到最大的一幢房子前，老陈打开了大门，用砖石搭建的北方传统土炕占了屋子里一多半的地方。冬天的时候，在炕的下面烧柴禾可以取暖。不过，在宁鲁，当时还是秋天，老陈对于燃料也很节省。房间里很冷，他给我倒了一杯茶，正好用来暖手。他打开了柜子上的一个抽屉，取出用薄薄的宣纸订成的一个簿子。带着些许自豪，他把这个簿子递到我的手里。簿子的封面是手写的标题：

宁鲁堡年鉴

研究形成于1992年1月22日

我翻到第一页，上面是老陈工整的笔迹：“城墙建于嘉靖22年（公元1543年），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铺贴窑制土砖。”随后我把整部书大致翻了翻，有几十个页码，几百个表示日期的数据。里面也有地图，其中一页的标题是“长城”，蓝色的粗线条和蓝色的圆圈交织在一起。

“这一带有三十三个烽火台，”老陈指着这些圆圈解释道。“这些是明朝留下来的，明代的城墙沿着内蒙古的边界修建。从这里经过的，也有其他朝代修建的城墙。”

他打开另外一个抽屉，拿出一些灰色的陶器残片。他递给我的时候，我的手心里感觉到那硬硬的陶器残片凉丝丝的。“你觉得这是什么朝代留下来的？”他问道。

我告诉他，我不知道，他的脸上有点失望的样子。

“哎，如果你还回来，也许可以带个考古学家来，”他说，“我知道有个地方，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东西，可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朝代的。”他告诉我，有些寻宝人曾经在这个地区找到过保存完好的陶器和铜器文物。“好的都卖了，”他说，“没人管。”

所谓研究，其实是他的业余爱好——他曾是个农民，过去当过党支部书记，算是共产党设在村里的最高官衔了。现在他退休在家，不过种了两亩地，种植土豆。他还养了五头羊。他告诉我，他的年收入大概是一千多块钱。他只读到六年级，不过完全通过自学了解了很多历史知识。退休后，老陈经常跑到二十多公里远的左云县档案馆去。他查到了一些关于当地防御工事的资料，然后对那一带做了些调查，试图把历史遗迹和历史记载联系起来。他也走访过宁鲁一些上了年纪的人，有些人还记得跟日本人打过的那场仗，那正是明代要塞上面的灰砖被大家取回家修房子的那个年代。我问他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研究。“因为没有人做过，”他说，“如果没有人做这样的研究，今后就没有人了解这些历史。”

从学术的角度来看，老陈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世界上，没有哪个大学的哪个学者以长城作为专门的研究领域。中国的历史学家一般把注意力放在文本研究上，他们做的研究，通常是那些可依据某个朝代或某个政府的史料记载进行查询的政治制度。在田野考察方面，考古学家则喜欢发掘古墓。就长城而言，它跟这两大传统都不沾边：它既不在地下，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成文记录，研究者需要把田野考察和文献阅读结合起来。即使某个学者对这个话题有些许兴趣，他也会面临这样的麻烦——如何定义自己的研究主题，因为中国北方的长城多达数百段。在过去，这个地方给中原帝国惹下的麻烦最多。中原帝国在其他几个方位上都有天然形成的疆界：向东有大海，向南有丛林，向西有喜马拉雅山，唯独北方大草原是个广袤的大豁口。在古代，这一地区居住的是游牧部落，专门袭击周围相对定居的邻邦城池。作为策应，汉人通常会修筑起一道道的城墙——据史料记载，最早的防御工事修筑于公元前656年。其后的两千多年时间里，许多朝代都修建了类似的防御工事。不过，修筑的方式有所不同，用于描述这些防御工事的术语也各不相同。先先后后用过的词语有十多个，我们现在把它们都理解为“长城”。

其中有两个朝代，尤以修建长城闻名。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称帝。在他的统治下，主持修建了接近五千公里的夯土和卵石防御线。他所统治的秦朝，因为强征劳工修建这一工程而声名狼藉，当时流传的歌谣和传说远远超越了那些历经世纪风雨已然颓废的夯土墙本身。不过，秦朝修建的城墙主要留存在百姓的想象之中，明朝修建的城墙却靠材料留存至今。1368年，明朝建立政权。在北京地区，他们最终用石料和砖块建起了防御工事。用如此耐用的材料大规模地修筑城墙——就是我在河北省境内看到的那段震撼人心的长城——明朝是唯一的一个。但明朝的防御工事不是单一结构的建筑，而是一种网络状的建筑群，有些地区修建了多达四道的防御屏障。

18世纪，一大批西方探险家和传教士开始进入中国。他们听到了秦朝的故事传说，看到了明代长城。无一例外，他们在头脑里把这两个东西联系在了一起。这一想象中的线条——从秦朝延续到明朝——变成了我们现在称之为“长城”的东西：大家认为，这是用砖头和石块筑成的一个单体结构，历时两千多年，像地图上的标志那样，干净利落地横穿中国北方地区。1793年，一个名叫约翰·巴罗的英国人，游览了北京附近的一段城墙，根据他所观察到的东西进行了推断并由此宣称，整个墙体使用石头的数量可以围绕赤道修建两道稍小一点的城墙。（他并没有意识到，西边的城墙要小很多，而且是用夯土筑成的。）1923年，《国家地理杂志》宣称，人在月球上可以用肉眼看见地球上的长城。（事实上，1923年没人能从月球上看得见长城，现在仍然看不见。）一时之间，中国的知识分子试图抵制这样的夸大其辞，因为他们相信，外国人混淆了历史学和地理学这两样东西。可是到了后来，对毛泽东来说，神话故事更具有吸引力。他认识到了作为天然屏障的长城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因而高度宣传长城。不过，在一个缺乏研究古代建筑学术传统的国家里，要把这个记录纠正过来绝非易事。最终，似乎是中国人认了输，采用了外国人提出的概念。时至今日，也只有一个翻译过来的词语可用：长城——很长的城墙。

中国人对长城所做的唯一的研究，是在学术圈外进行的。在北京，由业余历史学家组成的小群体试图把田野考察和文本研究结合起来。在有些省份，偶尔也有老陈这样的人。他告诉我，他终究想给他的书找一家省级出版社。在给我看过他写的东西和他收藏的文物之后，他提出要带我去参观一下当地的城墙。

我们坐上City Special，顺着一条土路往北行驶。离开村子几公里后，我们停下车来，他带着我穿过一条杂草丛生的沟谷。他走得很慢，带着乡下人常有的那种若有所思的姿态：埋着头，双手反背到身后，攥在一起。在一处明显杂草覆盖的山梁前，他停下脚步。

“这是北魏修建的，”他说。北魏统治从公元386年延续到534年，一千多年以来，这个建筑结构已经被风雨侵蚀，到现在仅存半米多高的残墙，往东北方向延伸在山峦之间。另一道山梁把它隔断开来，那道山梁若隐若现，不经他的指点，我差点没有看出来。“那是一段汉墙，”他说。汉墙更古老了：汉朝始于公元前206年，终于公元220年。在高高的山峦上，还有第三道墙，日期可追溯到明朝。明朝修建的防御工事有一点八米高，呈东西向，向两边的地平线延伸过去，清晰可见。在这个地方，明朝防御工事相对算是后来者——只有四百年历史。

“多年来，我无数次看见过这样的东西，后来终于产生了好奇心，”老陈解释说，“它们来自何处？背后的体系是什么？这是我开始研究这个东西的主要原因。”

我跟他开车回到家里，又喝了一杯茶。他解释说，这个村子的全名是“宁息胡虏”，意即“平定胡人”。古时候，“胡”是汉人用来指称北方游牧民族的字眼。它并不专门指称某个部落或某个民族，但却带有贬义——那个词语可以涵盖所有的外来者。后面那个“虏”字，更是生硬，意指“蛮人”。

“大体上说，我们这个村子的名字是‘杀死蛮人’，”老陈笑着说，“看这个。”他打开我的《中国地图》，指着东边一个十五公里开外的村子：威鲁。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威震蛮人”。旁边有一个镇叫作“破胡”：粉碎胡人。别的村庄叫作“威胡”、“镇蛮”、“杀胡”等等。当今印制的地图上用表示老虎的“虎”字代替“胡”——这样的替换首次在清朝出现，当时的满族统治者对于把关外人作如此描述非常敏感。但这种用词上的改变仅仅是一种粉饰，它的原意，跟村子周围那些高高耸立的古老城墙一样，仍旧显而易见。

傍晚时分，太阳快要从田野落到山后的时候，我离开了宁鲁。老陈把我送到City Special上，十几个村民好奇地跟过来。好多人都穿着那种军警制服，那些收集起来的制服——又脏又旧，又不合身——让我觉得我仿佛被人送上了一段令人绝望的征程。在北边，高高的山峦沿着省界耸立着——那是我的下一个目的地，一座座干燥的山峦仿佛被抽掉了色彩。老陈跟我握了握手，并祝我好运。“下次来的时候，”他提醒我，“一定带个考古学家来。”

我驾车驶过一排排的白杨树，随着季节变换，这些白杨树正在变成一片金黄。随后，道路开始爬高，伸入那些岩石裸露的群山中。一路上没有遇见别的车辆。在一千八百多米的海拔位置上，公路从一段明代城墙上穿墙而过，这段城墙起着山西省界的作用。古代的建筑结构被拆断，腾出位置修建公路，一根水泥柱子上标注着内蒙古的入口。这是中原最靠北的一个地区，也是我参观过的人烟最稀少的地方。

我就这样一直开着车，来到一个隘口处，在主路边上找到一条分岔出来的土路。沿着这条支路顺着山梁走了几百米，我停下车子。吉普车的后备厢里，放着我带来的帐篷和睡袋。这是个非常适合露营的夜晚——空气如此透澈，群星好像就在山谷的上空闪烁。躺在帐篷里，睡意来袭，可我还想着次日打算去拜访的几个边界小镇：破胡，杀胡。去拜访那些地方，不过是在乡下再静静地开上一段路而已。

午夜时，帐篷突然被照得通明。我一下子醒过来，猛地坐起身，以为是驶近车辆的灯光。我摸索着拉开帐篷的门帘，往外看了看，才意识到是一轮圆月升上了地平线。一切依旧是老样子：空旷的土路，City Special仍在那儿停放着。山下，宁鲁村的灯火已经熄灭，渐渐升高的月亮映照着大草原。那一刻，我静静地坐着，等着我的恐惧平复下来，听到的，只有风声，以及自己怦怦的心跳声。

到了夜间，我很担心有人——特别是警察——前来拜访我。在中国，还没有驾车巡游全国的习惯，而且针对外国人有很严格的规定。按照规定，我不可以把City Special开出北京城。西部有些地方对外国人完全不开放，原因可能是贫穷、民族关系紧张，甚或是军事设施。严格说来，作为外国记者，在出游之前，应该向当地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购买了帐篷——我希望避开那些小城镇的旅馆，因为他们需要随时将住客名单上报警察局。

一路上，我给自己定了一些规矩，并尽量遵守。日落后安营扎寨，天一亮就动身出发；从不生火什么的。如果需要在小镇上停留，我尽量寻找那种专门接待大货车驾驶员的旅馆，因为他们那儿外籍客人极少，一般都没有需要向警察上报的那种登记表。我通常带上足够维持几天的饮水。驾车时，我要靠咖啡或糖来帮着提神，所以，吉普车的后备厢储满了可口可乐、给他力、奥利奥饼干，以及糖果。如果驾驶多时而没有洗过澡，我会找个理发店停下来，花钱洗洗头。每个小镇都有理发店，包括洗头和做头部按摩这样的标准服务只需要几块钱。中午时分，我通常把车停在路边打个盹。我从不在夜间开车。在中国的公路上，疲劳这个问题甚至出现在了驾驶员考试题里：

133题 如果行车达4个小时，驾驶员必须停车，并强制休息至少：

A）10分钟。

B）20分钟。

C）15分钟。

正确答案是B——如果你只休息了一刻钟，那么缺少五分钟也是违规的。在中国，开车是个体力活，至少在规则手册里面是这么描述的。法律规定，卡车驾驶员身高至少达到一百五十五厘米，小轿车驾驶员的身高至少到一百五十厘米。要取得驾照，每只手上至少有三个手指功能正常，大拇指是必不可少的。对耳朵的要求，则是双耳能够分辨五十厘米之外的音叉声。不能有红绿色盲。没有癫痫、先天性心脏病、眩晕症，或者美尼尔氏综合症。法律还明确禁止“歇斯底里”型驾驶员上路行驶。如果双腿不等长，且长度差超过五厘米，则属于法律明文禁止的范围，不能操作标准型排挡汽车。

交通法规对身体方面的要求做出如此详细的规定，似乎在表明，体格正常、身体健康对于道路安全至关重要，可事实上完全不是这样。问题不在于交通流量——2001年，我在中国北方做自驾巡游的时候，中国的机动车数量仅相当于美国的五分之一。但是，恶性交通事故的数量却是美国的两倍多，政府报告的道路交通事故数量达到了七十五万起。这是个新驾驶员辈出的国家，而新驾驶员又多出在新兴城市，而当这两者结合在一起时，后果将是致命的。如果比较熟悉周围环境，驾驶员们驾车的状态会好一些——在北京，驾驶员们在老城区开车一般很熟练。从传统上来说，最早修建于13世纪的胡同社区和狭窄的砖墙小巷构成了北京的街区格局。每当我把车开进胡同的时候，看着那些砖墙如此近距离地迫近我，禁不住浑身冒汗，然而，其他驾驶员好像一点都不担心。他们不但耐性好，驾驶技术也很好：在胡同里开车的北京驾驶员能够避开迎面驶来的桑塔纳轿车，在一群群小学生之间麻利穿行，紧挨着明代砖墙不到一厘米的地方把车停放妥当。如果胡同驾驶员们的娴熟技艺能够推广到全国的道路系统中去，也许我们大家都会平安无事。

可是，人们在新修道路上的宽敞空间里开车时，做出的反应却没有这么精明。有些道路规划得十分糟糕：到2001年，北京的机动车数量猛增至一百多万辆，而城市里面的道路基础设施怎么也赶不上。在我所居住的那条胡同的南边，老城区已经拆掉，即将修建更宽敞的道路。但是，交通规则常常显得十分离奇古怪。在一个比较大的十字交叉路口，某位天才设计师在道路最右侧设置了一个左转弯出口，那就意味着，如果某人要走那个方向的话，得斜着穿过五条车道。就算他变道转弯顺利，直行一公里左右又会遇到一个十字路口，而这儿的交通信号灯胡乱计时，朝各个方向的绿灯都亮着，足足有五秒钟之久。在这个城市的各个地方，成片成片的地区正处于建设中。往往是道路修了一半，标志规划得一塌糊涂，未作任何标示的匝道不知道连接着哪条神秘的大街。北京的地图上画出了苜蓿叶形的立交路口，设计者也许就是大名鼎鼎的Escher公司吧：

即使在今天，道路行驶中的很多问题已经有所改善，但在城区开车依然需要冒险精神。如果那个地方的驾驶员主要是新手，其中的麻烦更是显而易见。在中国，这个转型期来得太快，很多驾驶员使用道路的方式直接沿用行人使用道路的方式——人们怎么走路，就怎么开车。他们喜欢扎堆前行，只要有可能，总是紧紧跟在别的车辆后面。他们不大使用转向灯。相反，喜欢依赖汽车之间的身体语言：如果一辆车贴着左侧行驶，那么你可以推测得出，它即将进行左转弯。此外，他们还长于即兴发挥。他们可以把人行道作为超车道使用，如果能够快那么一点点的话，他们可以在环岛交叉路口逆向行驶。如果在高速公路上开过了出口，他们会直接开到路肩上，往后倒，然后立马右转下道。每当交通拥堵时，他们喜欢从边上挤过去，跟他们排队买票时的做法如出一辙。收费站也可能十分危险，因为多年排队的经验，使人们形成习惯，总在不断地估量什么才是最佳选择，并以此快速做出判断。驶近收费站时，驾驶员们喜欢在最后一刻变换车道，因此事故频发。驾驶员们很少查看后视镜。挡风玻璃上的雨刮器则被视为妨碍视线，车灯亦然。

事实上，直到20世纪70年代晚期，北京还是禁止夜间使用车头灯的，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开始大批出国考察。在改革开放初期，欧洲各国和美国政府对这些领导人的来访是非常支持的，他们希望这些中国领导人领略过民主社会之后，会重新审视自己的国策。1983年，时任北京市长的陈希同就对纽约做过一次这样的访问。在与纽约市长爱德·科齐以及其他政要举行的一系列会谈的往返途中，他得出了一项关于道路状况的非常重要的观测结论：曼哈顿的驾驶员在夜间是要开灯行车的。回到中国后，陈希同要求北京的汽车驾驶员也这么做。至于这位市长在遭遇美国的民主社会后作出了什么样的政治结论，一直不甚明了（他最终因为贪腐而锒铛入狱），但他至少为道路交通的安全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不幸的是，驾驶员们仍旧不了解车头灯的玄妙之处。很多人不开灯行车，直到天色一片漆黑时，他们才开启大灯。几乎没有人会在雨天、雾天、雪天，或者光线暗淡的情况下使用灯光——其实，这是让中国的驾驶员颇感烦心的少数几种行为之一。人们不介意你是否在后面跟得太紧、从右侧超车，或是把车开上人行道，就算你把车停在高速路出入口的匝道上，也没有人会眨一下眼睛。可是，如果你在滂沱大雨中开着车灯行驶，对面驶来的驾驶员会毫不例外地把他的车灯闪动几下，以示不满。

不过，多数情况下，他们都能够保持镇定自若。很难想象得出还有别的地方，人们用这样糟糕的方式开车，还能从中得到乐趣。在开阔的道路上，似乎每个驾驶员都刚刚从胡同里解放出来——突然加速，展开竞赛，而最惊悚之处，莫过于超越其他车辆。在山坡上，他们要超车；在弯道处，他们要超车；在隧道里，他们要超车。如果被别人超了车，他们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反超那辆车，就好像在比赛一样。根据我的判断，这是驾驶员考试题中唯一一道三个选项都正确的试题：

77题 超越其他车辆时，驾驶员应该：

A）从左侧超车。

B）从右侧超车。

C）两侧均可，视情况而定。

考试的时候，试题直接来自于政府颁发的学习材料。公安交通管理局给我发了一本小册子，里面有四百二十九道多项选择题，二百五十六道正误判断题。一般而言，这些试题抓住了道路行驶的精髓（“对/错：在出租车上，允许携带少量爆炸物品。”）。然而，对于如何教会人们开车，却不那么清晰明了。事实上，窍门在于研究那些错误的答案。手册在描述常见的道路交通驾驶技巧时，说得十分生动，差不多让读者看清了驾车人的面部表情：

81题 超车后，你应该：

A）等两车有足够安全的距离之后，打右转向灯，回到原车道。

B）快速插入到其他车辆前。

C）插到其他车辆前，并减速。

117题 驶近划有标线的人行横道时，你应该：

A）减速并停车——如果有行人通过。

B）加速行驶，紧跟前车，并紧随其后通过人行横道。

C）直接通过人行横道，因为行人应该为机动车让行。

80题 准备超车时，如果发现前车准备左转，或者掉头，或者超车，你应该：

A）从右侧超车。

B）不能超车。

C）鸣笛，加速，从左侧超车。

很多答案都跟鸣笛有关。在中国的汽车上，喇叭从本质上说具有神经学的意义——它负责传导驾驶员的本能反应。人们经常摁喇叭，开始的时候，所有的喇叭声听起来都一样，但过了些时候，你就学会正确理解各种喇叭声的含义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跟汉语一样复杂。汉语读音有声调，也就是说，一个简单的ma音，在阴、阳、上、去四个声调时，会有不同的意思。反过来，一个简单的喇叭声，至少能够表达十种不同的东西。一下短促的“毕”声，用以引起注意。连续两声“毕—毕”表示愤怒。如果是一阵特别悠长的“毕————”声，那代表着驾驶员遇到交通拥堵了，他已经没有边缝可钻，正巴不得路上所有的人和车统统消失。如果有“毕————————”声回应，说明他们动弹不得。另有一种略带口吃的“—毕—……—毕—”声，代表着驾驶员除了痛苦就再无别的感觉。还有一种事后才摁一下的“——毕”声，这一般是新手们的做法，他们通常反应迟缓，还没来得及摁喇叭，刚出现的状况就已经自行化解。也有一种基本的、短促的“毕”声，这只不过是在告诉别人：我的手依旧放在方向盘上，因此这个喇叭可以继续作为我神经系统的扩展。试题还涉及到其他类型的鸣笛：

353题 车辆从老人或小孩身边经过时，你应该：

A）减速，确保安全通过。

B）继续正常行驶。

C）鸣笛以提醒他们注意。

269题 进入隧道时，你应该：

A）鸣笛并加速。

B）减速并开启车灯。

C）鸣笛并保持车速。

355题 驶过居民区时，你应该：

A）像往常一样鸣笛。

B）比平时多鸣笛，以警示居民。

C）避免鸣笛，以免打扰居民。

去“破胡”的路上，我第一次捎上了搭顺风车的人。那天，我很早就收好了帐篷。琢磨过地图之后，我打算顺着明代城墙北边的那条路试试看。结果那是我——到那时为止——走过的最糟糕的一段路——起先是一段土路，通过一个高高的山冈，接着是陡直的下坡路。雨水把路面冲刷出深深的沟壑，City Special蹒跚前行，马达发出低沉的轰鸣声。在我的左面，一段城墙干净利落地雄踞在山脊上——我在那破旧不堪的道路上颠簸不已，城墙却似乎在半空中轻轻松松地漂浮着。下到半山坡时，一个年轻的女人站在路边，正使劲地挥手。我停下车，摇下玻璃窗。

“你去哪儿？”她问道。

“去破胡，然后去杀胡，”我答道。这些村庄的名字用中文念起来真是拗口。

“我可以搭你的车去破胡吗？”

“没问题，”我边回答，边打开车门。这个女人带着一袋新鲜的猪肉，肥腻的猪肉衬着塑料袋，白里透红。她把袋子放在地上，犹豫着要不要上车。

“多少钱？”她问我。

“什么多少钱？”我愣了一下，以为她在说猪肉的事。

“去破胡，”她问，“多少钱？”

问得好——去消灭游牧部落，谁还会定价呢？“没关系，”我告诉她，“反正顺路。”

她的名字叫作高林凤（音译），三十七岁。她告诉我，她从小在破胡长大，现在在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的一家工厂上班。这次回家是去看她的祖母——那些猪肉就是礼物。在这些地方，公交车班次很少，她之前坐过到宁鲁的公共汽车，坐到隘口时就下了车。她打算从那儿走路，一直走到有车坐的地方。她穿着崭新的灰色工作服，描着淡妆，头发收拾得很整齐。在内蒙古的这种土路上，看起来还那么整洁，这怎么可能呢？我穿着一件破旧的灰色T恤衫，裤子也很脏。自从上次洗头以来，已经整整两天了。

跟许许多多的中国农村人一样，高林凤离家去城里找了工作。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全国大约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居住在农村。随着经济的腾飞，对建筑工人和工厂工人的需求大量增加，很多工人就来自农村地区。中国的农村人口稠密，年轻人也乐意离家外出。到2001年为止，估计有九千多万人离家外出。在驾车穿越中国的过程中，你会觉得，你见证的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差不多占总人口数十分之一的人群正在路上，前往远离家乡的地方寻找新的生活。

他们多数前往沿海地区寻找工作，但在省城也有机会。高林凤告诉我，她开始是在流水线上工作，一路提升，现在已经是一名管理人员，她所在的工厂生产毛衫，用于出口。在呼和浩特，她有一个三岁的儿子。他们很少回破胡。“这儿太穷了，”她说，“种庄稼很辛苦，因为这里海拔很高，十分干燥。你看那些玉米——”她指着车窗外，紧挨路边就是一块玉米地，玉米秆一片翠绿，沾着一层薄薄的尘土。“在其他地方，玉米都已经收割了，可这儿什么都要晚一些，因为地势太高了。”

我们闲聊了一会，她很客气地问我，“你不是咱中国的人吧，对不对？”

“不是。”

“你是哪个国家的？”

我本想告诉她，我是胡人，但我还是实话实说了。

“我们工厂的毛衫就出口到你们国家啊！”她兴奋地说道。

跟工业城镇的很多年轻人一样，高林凤自学了一点英语，不过她不好意思在我面前操练。她对美国人的生活非常好奇——她问我，家里有几口人，家乡是否有农民。“你们在美国也像中国那样靠这边行驶吗？”她问我。我说是的，尽管那个时候，这样的回答已经无关紧要，因为我们行驶的道路越来越糟，路上只看得见一排轮胎印。在前往破胡的路上，在长城脚下，跟一个外国人进行这样友好的对话，其中如果有什么可笑之处的话，高林凤也丝毫没有表现出来。高林凤在小镇大门入口那儿下了车，那道大门建于明朝。她谢过我，跟我挥手道别，我开着车往西边的杀胡驶去。

这条道路沿线的小镇上，曾经都有重兵把守，可现在却正迅速地成为一座座空城。无论何处，只要我停下车来，当地的人们都会告诉我，大多数年轻人已经离家外出了。这一带的生活不容易——长期以来，局势一直不稳定。数千年来，影响这些偏僻之地的，多是一些非人为的因素，有时甚至是来自外部世界的某种强烈需求。在古时候，这些地区位于疆域边界：像破胡这样的地方有时候勉强能采用中原地区的农耕方式，但更往北去，那儿的土地只适合放牧。牧羊人的天性，就是随时迁移，而中原汉人喜欢在自己的耕地上扎根定居，因此很容易成为攻击的目标，而且双方的文化冲突总是恶性的。公元前2世纪，汉代一位大臣如此描述游牧部落：“来如疾风，去如闪电。”“居住无常，难以驯服。”有一位皇帝说，与游牧部落作战“如同与影相斗”。另一位官员形容他们“觊觎谷物，人面兽心”。

游牧民族多不是侵略者——一般而言，他们对攻城掠地不感兴趣。他们要的，是汉人的财物，不是汉人的文化，这一点一直让历朝历代的皇帝们烦恼不已。南方的情形略有不同，中原王朝在南方的扩展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文化压制，而不是武力征服。美国历史学家亚瑟·瓦尔德隆写过一本书，书名是《中国长城》。在这本书中，他记述了明朝时期发生在北方地区的几次冲突。他告诉我，在这个问题上，弄清楚中原人的立场十分重要。“对他们来说，那不是指中原文化，”他认为，“那是指所有文化。任何人都自然应该遵从——不管他是哪个民族，这就像每个人都得接受做牙科手术要使用奴佛卡因的道理一样。总体情况基本上是这样的。中原帝国向南扩展的过程中，不是中原人在迁移，而是当地人改变民俗。他们伪造家族图谱，修建祭坛——他们的所作所为，跟任何想进行文化入侵的人一模一样。时至今日，这就是中国人的力量。这不是武力。他们不需要密探，不需要卧底。有某种东西让他们成为中国人这个群体的一员，而正是这个群体令周围的人对它产生兴趣。”

“首先对此不感兴趣的，就是骑马的游牧部落，”瓦尔德隆接着说，“这令中原人十分头疼，因为他们已经用文化这个东西，把其他几个边上的外族人都牢牢地束缚住了。可骑马的游牧民族不管这一套。他们只管跑过来，强奸妇女，放火劫舍。对中原人来说，这个问题如同美国人遇到基地组织这个麻烦事，只会招人更加怨恨。美国人总是认为，那些人对我们应该再多一些了解。教他们学做美味、老式的美式烧烤，把我们的生活全貌展示给他们看，他们肯定会喜欢这一切！可是，这根本不管用。在中国的文化里，同样存在类似的错误路线。是对文化这一力量保持极度信赖，还是要有诉诸武力的意识，这两者之间存在错误路线。”

几千年来，中原人的反应基本上徘徊在这个路线两边。他们有时对游牧民族采用进攻的方式，而且跟“野蛮人”一样，时常采用极其残暴的手段。中原士兵血洗营寨，屠杀妇女儿童；他们使用生态战术——纵火烧毁牧场，以期用饥荒逼出游牧部落。当然，中原人还修筑工事，在北方修筑的一堵堵城墙延绵数公里。这种战术在明代尤为重要，因为这个王朝太羸弱，根本没办法招架游牧部落的进犯。

游牧部落的问题很复杂，汉人的解决办法同样如此。像明朝这样的朝代，会把各种策略结合起来使用：他们尝试过进攻性的对抗办法，他们修建起具有防御功能的道道城墙，他们也依靠贸易和外交手段。明代皇帝曾经赐与蒙古首领物品，并对其加官晋爵，让他们在边境沿线的要塞之地主持贸易。杀胡就是这样的地点，在明代它一度成为有名的贸易中心，城墙之外的人们争相前来与中原汉人进行物品贸易。不过，这种贸易通常是不对等的，因为除了马匹，游牧部落拿不出什么东西可以满足中原人的需求。而政府往往要对这样的贸易点进行严格监管，一个原因是他们不想让蒙古人换到可以制造兵器的铁器物品。最终，出现了无法超越文化的分歧。中原人长于种植庄稼，生产商品，他们主导了集市贸易。蒙古人不具备管理才能，但却长于劫掠。这样一来，无论早晚，这两个迥然相异的族群间都会产生暴力冲突。

时至今日，外国人仍旧需要中国人提供的各种商品，但是，他们无须再跑到杀胡这样的地方去寻找他们需要的东西。这一次仍是这样，来自外部世界的需求改变了这个偏僻的地方。长城依旧从村子的中心地带穿越而过，烽火台依然在山间谷地高高耸立着。在我到访过的地方中，这儿曾经修建的防御工事最为密集，可也最寂静无声。整条街道相当于一个大卡车停靠点——沉静的街道上，开着一排生意清冷的廉价餐馆，和几家汽修场，为那些即将去往别处的人提供所需要的服务，那是当地经济结构中仅存的东西。当年的游牧部落一直未能在此处站稳脚跟，到南方的工厂里做工的诱惑却攫取了这个地方的人心。杀胡正在一点点地走向没落——在尘土飞扬的大街上，看不到年轻人。

开着车时而西行，时而南下，我一直循着苍头河前进，两岸散布着一座座烽火台。出了河北地界，土地越来越贫瘠，我所处的位置已经是中国正北方的黄土高原之上。人们居住在黄土之上——这里的土层浅薄干燥，原本就是从戈壁滩或者西北部其他沙漠吹过来的黄沙。几千年来，风沙在这一带形成了次堆积层，黄土厚达一百八十多米。这样的土壤虽不稳固，却也肥沃。一段时期内，这个地区覆盖着茂密的森林，但是几个世纪的人口过度增长使得它现在一片荒凉。树木砍掉之后，人们开始在山坡上开垦出梯田，后来，这个地方看上去就纯粹像是一个人类建筑：用泥土做成的千层饼。雨水稀少——每年大概二十五厘米——可再少的雨水也会在松散的土壤上冲刷而过。小溪的河床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深沟。哪怕是很小的一条溪流，也能在山坡上冲刷出深达几十米的壕沟。多数农民居住在黄土坡上开凿的简易窑洞里。这样的窑洞冬暖夏凉，一遇地震，几成灾祸。据明朝文献记载，1556年发生在这一地区的一次大地震，夺去了几十万人的性命。

长城不是这个地区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但是毫无疑问，它起到了部分作用。城墙修到哪儿，它就吞噬掉那儿的自然资源，明代的史料记载了修筑长城所需要的各项成本支出。近年，美国历史学家石彬伦对筑墙工程中的各个数字进行了分析。据他估计，每烧制、铺装一块砖，士兵们需要烧掉七点五公斤木柴。即便是在用夯土或者原石筑墙的地段，士兵们也需要用木柴生火做饭，卫戍部队的收入来源则主要依赖伐木业。石彬伦的研究表明，在明代，维持城墙的开支仅有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由政府财政拨款，其余则要靠士兵们通过伐木取得收入来补齐。有些官员抱怨说，这样的行为是反其道而行之——把地表砍伐得光秃秃的，马背劫匪更容易入侵。

四个世纪之后，在这片根基浅薄的土地上，用夯土筑成的一座座建筑物好像成了唯一具有永恒意义的符号。我驶过一个个山坡，底下的沟谷又深又陡，种着庄稼的梯田好像随时都会碎成齑粉——唯有那些烽火台好像在随时准备迎接战争。它们那方正的外形从几公里远的地方也能看见，稳稳地骑在那些被开垦成台地的山峦之上。在我驶过的路边，有一个烽火台，上面刷着一个字：土。这个刷成白色的字有六米高。又过了一会，我看到了另一个字：水。如果这儿的烽火台正在传递某种信息，我竟没有弄明白是什么意思，于是我停下City Special。在水平方向上扫了一眼，我才发现，四个紧挨着的烽火台上面都刷着大字。合在一起，它们构成了一个简单的句子，但前后铺开有一点五公里长。这几个字横跨溪流、峡谷，以及沟壑纵横的山坡：

保水固土

被刷上大字的烽火台连成一排，尽头是一个大大的明代城堡，雄踞在山上。我顺着旁边的一条山路来到了城堡跟前，从那儿看到的景象让我惊呆了。那儿能俯瞰一连串的山谷，山坡上密密麻麻地布满了小小的植树坑窝。每个坑半米多宽，二三十厘米深。根据山坡陡斜的程度，这些坑窝被打成方形或半月形。坑窝里面全是空的，一直延伸过去，到你的眼睛看不见为止——简直就是坑窝的星系，只等着栽种树苗。在明代城堡的墙上，也刷着一条白色的标语：

抓住世行贷款机遇，帮助山区脱贫致富

这些城墙一度为了抵御蛮夷而建，如今却已在欢迎世行贷款。我决定联系一下当地政府，看有没有人给我就这个项目介绍些情况，一个干部同意跟我见面，他是右玉县税务局的一个主任。他告诉我，过去的两年间，当地政府接受了世界银行大约两千万元人民币的贷款。这样的项目，只是世行在黄土高原上资助的无数个项目之一。前些年，世行提供资金修建了用于蓄水的小型水坝，所资助的植树运动极大地减少了这一地区的水土流失。在右玉县，他们打算栽种松树——据大家所知，全县的植树项目覆盖面积为七百平方公里。主任把我带到一个村子，因为那是较早一批防止水土流失项目做得很成功的村子。当地的党支部书记告诉我，现在差不多每家每户都买得起拖拉机了。我们正好碰到一个村民，他刚买了一台机动三轮车，用来做生意。在附近的山头上，专门修建了两个观测站，便于更清楚地观察这个项目。

不管去哪儿，我们都乘坐一辆黑色的大众桑塔纳轿车。开了几个星期的车后，被动地坐在车上，感觉有些怪怪的，但由官方安排的路线，对做过记者工作的我来说，倒是一点都不陌生。在各省市，政府的车辆通常是黑色的，车窗是深色的，一般配有驾驶员。如果那个地区比较富裕，可以坐奥迪车，贫困地区则配有桑塔纳或捷达轿车。每到一站，会有人为你奉上茶水，以及各类统计数据。在右玉县，当地政府为他们承担的世行项目深感自豪，提供的各种数字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我的记录本。他们打算在明代城堡附近植树一千四百公顷，右玉县百分之二十八的土地面积已经达到水土保持目标，而最终目标是要达到百分之五十三。中国的政府部门对数字十分痴迷，一贯如此。早在帝国时期，各级官僚们便会玩转数字——到了明代，修筑长城的工程量有时甚至测量和记录到了厘米这个标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正是凭着这一历史久远的传统做法，成为世界银行十分理想的客户。中国各级政府可以征集劳动力，可以制造数据，当然也可以归还贷款。

他们对宴席也十分在行，官方给我安排的这次行程，最后以此告终。我们就餐的地点是当地一家餐馆的一个包间，菜肴端上来了，一道接着一道，有猪肉、鸡肉、鱼肉、山西手工面。好几个官员陪我就餐，他们要了白酒。争先恐后地，他们举起手中的酒杯。

“对不起，我今天只喝茶，”我告诉他们，“我下午要开车，所以不能喝白酒。”

“啤酒呢？”

正是这个问题，在驾驶员试题里显得有些诡异：

212题 行车前，驾驶员：

A）可以少量饮酒。

B）不能喝酒。

C）可以喝啤酒，但不能喝别的酒类。

“啤酒也不能喝，”我说，“如果开车，我就什么酒也不能喝。”

“你可以喝一点点嘛！”

“抱歉，我真不能喝。”

“肯定要喝——就喝一两杯。”

跟我一路上遇到的其他干部不同，今天陪我吃饭的这群干部最终没有坚持。说到中国的喝酒-开车，婚宴是最难纠缠的，其次是葬礼。如果在旅途中遇到这样的事，那就具有很大的挑战性——如果我在白天参加这样的宴席，就一定要想一个既不失礼节又能够执着坚持的办法，因为一端酒杯就等于开启了闸门。在美国，只要说一声“我要开车”就够了——说了之后，就算完事了。但是在中国，这样的话语正好开辟了一条进行逻辑大讨论的途径，有些甚至让人很难反驳。喝酒的第一条理由通常是“既成事实”。“你一定要喝，”别人端着满满一杯酒，对你说：“酒都斟上了，你不要推辞。”第二条理由是，我开了这么远的路程，一定很疲倦。第三条理由，喝过酒后，我可以慢慢地开。他们还会跟你说，美国人是靠右侧行驶，那意味着在中国开车没有什么不习惯的，稍微喝点酒没关系。不管怎么说——第五条理由是——酒杯已经倒满了。有时候，人们会跟我讲，如果让警察碰上了，他们看见老外开车，已经够惊讶的，肯定不会因为酒后驾车而抓你。一次，宴会主人问我，“你什么时候学会开车的？”

“大概二十年前。”

“看见没？我们这里多数人开车才一两年。有那么丰富的开车经验，你当然可以喝点什么！”

这样的逻辑的确无懈可击：很难想象，要让我胆敢在高速公路的匝道上往后倒车，不知要喝多少酒才够。不过，在右玉县，这群干部算是最有礼节的，我也因此能够挡开白酒和啤酒。宴席散去，我向他们道谢过后，开车出城。开了两三公里后，我又掉头往回走，绕过市中心，径直向那一排烽火台开去。我得看看，人们跟乘坐在City Special里的我讲述的东西，是不是和乘坐桑塔纳轿车的我讲述的一样。就在那个明代城堡附近，我看见山腰上有一群人，手持铁锹正在劳作。顺着一条土路，我把车开到了那个地方。

男男女女一共十个，正在黄土坡上挖掘半月形的坑窝。他们都穿着淘汰下来的军警制服，我一下吉普车，他们就围了过来。他们居住在附近的丁家村，跟周围大多数村庄一样，居住的也是窑洞。我告诉他们我是新闻记者，他们围得更近了些。

“我还很小的时候，他们就这么整，”一个年轻人说，“原来的不是世行贷款，但一直有这样那样的项目。看见这些坑窝了吗？全是空的。两三代人，就挖了这么些坑，可现在依然一棵树也看不见。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劳动是义务的，买树是要花钱的。让我们就这么挖坑窝，一分钱也不花。他们这么干，为的是让领导们路过的时候，看得见这些坑窝，让他们相信正在植树。地方上的干部们把钱贪污了。”

这个年轻人只有二十八岁的样子，但其他人好像也认可他作为发言人。在乡下，我时常遇到一些会讲大话的人——这类人说起政府官员的贪腐行为时，义愤填膺，牢骚满腹。可这个年轻人说起话来轻言细语，用词总是十分细致谨慎，但他的眼中明显带着忧伤的气息。他穿的那件淘汰制服显得特别肥大——这不过是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富余劳动大军中的一员而已。我问他们，挖坑能拿到多少钱。

“每天五袋方便面，”他回答。

我不能确信，是不是我没有听清楚，于是我让他再说一遍。“五袋，”他说，“你在这儿呆一下，会看到他们送过来的。”

“那你们为什么要干这样的活儿？”

“不干就得不到政府发的救济，”他说，“我们这儿刚闹过干旱，天太干，玉米种不下去。我们根本就没种玉米。今年秋天，我们只能收点土豆。政府给我们发了点玉米作为救济，但是只有我们挖了树坑，他们才肯发救济。”他继续说：“我们村里多数人都反对这个项目，因为耕地被占去了四分之三。我们本想在这样的地方放牧，但政府说这个地方需要保护。保护，保护，保护——我们听到的，就是一句句口号。”

其他人低声咕噜着表示认可。“你知道有这么一种说法：山高皇帝远，”这位年轻的农民说道，“国家领导人坐的位置那么高，他们当然不知道下面到底是怎么回事。下边的人也不知道上面的领导到底怎么说的。最大的问题在于地方上的干部——把这些东西中饱私囊的，就是县里面的干部。”他指了指那刷着标语的明代城堡。“我们看见过世界银行的官员们坐车前来视察工作，但我们没法同他们说话。县里面的领导不让我们说啊。其实，我也不知道‘世界银行’是什么东西。我只知道它跟投钱有关。他们坐着轿车来这里，我们很想把他们的车子拦下来，但车子从来没有停留过。他们只给我们讲一些口号：保护耕地，退耕还林。”

他说的那句话——山高皇帝远——我在中国哪儿的农村都听到过。人们一致认为，问题出在地方上，高官们是诚信的，正派的，极少有人对这个制度的核心表示不满。他们不明白，这种必然性来自地质条件的恶劣。对丁家这样的村子来说，山高工厂远——他们没有办法同沿海地区的经济展开竞争，即使是运作得最好的植树运动，对这个地方的影响也十分有限。这个年轻人告诉我，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丁家有两百多人，现在只剩下八十多口。这跟我在北方地区听到的情况十分相似——每个村子的人口都在减少。“我也要出去找工作了，”他说，“但我还有个小孩，父母亲也留在家里。我最终肯定会出去，但可能要在家里多呆一段时间。”

我告诉这个年轻人，有人带我去过别的村子，那儿的村民们对世行的项目是非常支持的。

“也许有的地方拿到了钱，种上了树，见到了效益，”他说，“但是，我们这儿没有。你看这山坡——好一点的东西都长不起来，因为表层土都让他们给弄走了。他们把好一点的表层土放在了靠近公路的地方，种点什么东西，看上去好看些。完全是作秀。”

我们交谈的当儿，山下面响起了引擎声。声音越来越大，路上出现了一辆小型的蓝色拖拉机。拖拉机看上去就像是卡通电影里的车子——马达吼得震天响，好不容易才开上了这个陡坡。拖拉机停下来后，我看见车厢里放着一袋袋的方便面。驾驶员什么也没有说，给参加劳动的每个人发了五袋方便面。在中国，人们经常把方便面当成零食干吃，做工的人们纷纷撕开了方便面袋子。袋子上印的牌子是“清真牛肉面”。

“你是回教徒？”我问道。

“不是的。”年轻人笑着回答我的问题，“因为这个牌子最便宜——没有猪肉。每袋一块钱！”

他打开一袋方便面，然后递给我。这样的方便面比倒满的酒杯更糟：在这个山坡上，我怎么吃得下这袋干得发硬的清真方便面？这可是一个劳动者日工资的五分之一啊。经过一番推让，我让他自己把方便面留着，还从City Special后备厢里取出一包奥利奥饼干给了他。后来，我回到北京，一位世行官员坚持认为是农民们弄错了。他特地指出，世行贷款在黄土高原上扶持的项目已经让一百多万农民受惠。不过，这仅仅是另外一个统计数据而已：我只知道，那一百万个受惠者当中，肯定不包括跟我说过话的那几个人。对那些直接从首都安排下来，不与当地人打交道的开发工作，我一直持一种谨慎的态度。山高，非政府组织的官员也远——如果你遇到那群靠挖掘坑窝换取清真牛肉面的农民，也只能是这样的结局。在明代城堡的废墟上涂刷世界银行的标语，好像也是个馊主意。不过，长城曾历经无数次侵袭而毫发无损，毫无疑问，它还将这样挺立下去，雄踞在山脊之上——只要最后一拨蛮夷之人已经烟消云散。

接下来的一百多公里路程，我开着车在山西和内蒙古的交界处穿梭前行。明代城墙依旧起着边界线的作用，那些防御工事依旧震撼人心，可是这一带十分贫瘠，道路也越来越难走。在一个叫作石人湾的村庄，我看见一个农民正在用骆驼拉犁。从这个场景里，我看不到什么有生气和希望的东西：在前头拉着爬犁的牲畜站在新犁出的土沟里懒得动弹一下，爬犁后面的农民大声吆喝着，爬犁下干燥的黄土的颜色，恰如城墙上那些烧制的砖块。又过了一个小时，我停下车来，让两位年轻女子顺便搭上了我的车。她们俩坚持要一起坐在后排，回答我的问题时，总是轻声细语的，好像在说悄悄话。十分钟过后，她们告诉我，我是她们唯一见过的外国人。

搭车的人越来越多，顺便搭载几个人成了我每天的惯例。一路上车辆稀少，但是如果看到路边有人招车也不是什么稀奇事。中国人招车有自己的动作：手臂前伸，手掌朝下，上下拍动——就像在轻轻拍打手下那只看不见的大狗。对我而言，这很新奇——在北京，没有行人随便招手搭车，在河北也没人要我停车。驾驶员试题对于乘客礼仪的问题涉及甚少，只有一个：

356题 如果你让别人搭车，后来发现他将物品遗失在你的车上，你应该：

A）据为己有。

B）尽快交还给失者本人或交到他的工作单位。

C）给他打电话，要他给报酬。

我很少看见农民等着搭顺风车。他们一般不怎么出门，如果要去赶集，会按照他们知道的时间搭乘既定线路的班车。我搭载的多数是女性，她们看上去仿佛跟我一样显得与当地环境格格不入。归结起来，这些人具有这样的特征：她们从村子里出来，在小镇上见过些世面，又即将成为别的什么角色。她们穿戴整洁，一般穿着裙子和高跟鞋，头发染得略显暗红，脸上浓妆艳抹。上车时带进一股廉价香水的气味，在车上直挺挺地坐着，后背不会靠着座椅，好像乘坐City Special是一件非常正式的事情。她们很少与人进行眼神交流。她们总是客气至极，有问必答，却又不愿意主动打开话匣。一次，我搭载了三个年轻人，两女一男，我们摆谈了半个小时。在这段时间里，他们什么也不问我。通常情况下，十来分钟后才会有人问我从什么地方来。这一点很奇怪，因为中国人聊天的时候，一般这应该是第一个问题——人们往往想要知道我是什么国籍。但是，因为我这个外国人坐在驾驶员的位置上，这个角色改变了互动的方式。他们想要显得谦恭些，但该怎么对待我，又拿不太准。有好几次，他们都问我是不是中国人，我在中国其他地方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有些搭车人猜测我是来自西部的少数民族维吾尔人，也有人认为我可能是穆斯林回族人。有一个妇女，一直观察着我在被车辆反复碾压的泥泞路上艰难前行十多公里后，终于问我：“你是蒙古人？”

无一例外，她们都是离家在外做工的人，正走在回家的路上。她们上班的地方有工厂、餐馆、发廊等等，而她们对自己的工作一般闭口不谈。一开始，我不太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女人搭顺风车，因为在外做工的多是男人。而那段时间根本不是出游的高峰期——在中国，在外做工的人每年才回一次家，一般在春节，对那些在很远的地方做工的人尤其如此。我遇到的那些人主要在离家比较近的地方做事——比如在省城，或者规模稍大点的城镇。对这部分人而言，出现在乡间路上的可能性更大。而且女人可能更愿意不遗余力地这么做，因为她们通常有父母、甚至祖辈的老人需要照料。每次，我问她们包裹里带着什么东西，她们总是这样回答：“礼物。”

她们对City Special充满好奇——她们想象不出，为什么一个人独自旅行，需要这么大一辆车。有次，一位搭车的女人非常不好意思地告诉我，她正想学开车。在一个叫作崖顶寺的地方，我搭载了一个长得很不错的年轻女子，她刚刚回去看过父母亲。她身上穿着一件红色丝绸上衣，涂着口红，一上车就带进来一股香水味，气味十分浓烈。搭载了那么多搭顺风车的人，我从那种气味联想到了大草原：内蒙古香水。

这个女子在清水河镇上的一家餐馆做工。她去过的最远的地方是包头，但她告诉我，她十分渴望有一辆自己的车。“如果能去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我问她，“你会去哪儿？”这个女子高兴地笑了笑，回答道：“北京。”我问起她的老家，她摇了摇头。“村里多数人都养羊，”她说，“我们那儿太干燥，玉米、土豆、谷子都长不好，可他们还是要试一试。除此之外，又能怎么办呢？”

她说的没错：此外还有别的选择吗？人们要么跟土地较劲，要么离家外出打工。在这样的地方，很难想象有什么理由让年轻人能够留下来。只有在《中国地图》上，还能反映出过去曾有过的乐观景象：我一路驶过的那些地方分别叫作黄龙泉、三叉河、阳泉等。可是，这些地方的地质已经变得相当脆弱，那些名字不过是散落在草原上的一个个笑料而已。白兰谷里满是沙尘，水泉村极其干燥——像一块风干的骨头。叫胜虎的那个地方，也许曾经打赢过一场战役，却输掉了整个战争。在这些地区，城墙比道路多——在我的地图册里，长城垛口这个符号纵横交错，但是随着我往前行进，红色的毛细血管越来越稀少。

有些地段，完全看不到毛细血管。我的地图越来越靠不住，一天中总有那么两三次，我觉得自己“被地图”了：“被地图”进死胡同，“被地图”进水土流失地段，“被地图”进长满野草的断头岔路上。在内蒙古，受了一个很有草场气息的村名——韭菜村——的诱惑，我“被地图”到一个河床上。从地图上看，地名听起来蛮不错的，有一条细细的红线，跟一段明长城齐头并进。可是，开了十来公里后，那泥土路面荡然无存，摆在我面前的，不过是一条早已干涸的溪流，上面散布着一堆堆砾石。我打算顺着那条纵贯峡谷的河床往前走。可是，转了几个弯之后，我就找不到路了。之前曾有人驾车来过，在各个不同的方向上都留下了车辙，而我十分熟悉的长城的影子却怎么也看不到。驶到一排窑洞前，我停下车来问路，人们只是目瞪口呆地打量着我，因为他们说的方言跟普通话完全不搭边。当时是傍晚时分，我已经很疲倦，还担心随时会爆胎。在砾石堆上颠簸一阵之后，转了一个弯，我终于看见一个等着搭顺风车的人。

她的出现，简直就像海市蜃楼——穿着高跟鞋、短裙、白色紧身上衣。在她看来，我驾驶的City Special也一定就像海市蜃楼，因为她立刻起劲地做出拍打那只看不见的大狗的手势，急切地要我停下车来。我摇下车窗。

“你去哪里？”她问我。

“先去北堡，再去水泉，”我回答道，“走这条路对吗？”在这荒无人烟的沟谷里，水泉村这个名字代表的也许只是另一个笑料而已。然而，这个女人告诉我，我走的路没有错。她问：“我要去北堡，能搭个车吗？”

“可以。”女人踏上车来，伸头往里看了看，然后仔细地打量了我一下。她就那么站着，一只脚在车上，一只脚还在外面。“你从哪儿来？”她问道。

“从北京来。”

“你一个人？”

“是的。”

“你来这儿干什么？”她又问我。

“玩儿，”我回答道。这个词语十分常用，我是脱口而出的：玩儿。可是，在内蒙古的这个河滩上，这么说可能非常不合时宜。女人把脚从车里退了回去。

“我还是等等吧，”她说。就这样，我让她在那儿下了车，扔下她站在那一堆堆砾石上——那是我遇到的唯一一个拒绝乘坐City Special的女子。

在中国，迷失方向并非是件多么糟糕的事儿，因为其他人也不太清楚自己要何去何从。1996年夏天，我作为美中友好志愿者队员来到中国，让我至今记忆犹新的第一件事就是我的无知。语言、习俗、历史——这一切都得学习，而这样的学习任务好像超越了我的能力范围。在我看来，每个人都比我领先了三千多年，所以我急切地想赶上他们。

时间一点点过去，我的学习进度呈曲线上升，这条曲线没有变平过。在中国这样的地方，你得随时琢磨点新东西出来，新发现差不多每天都有。其中最重要的发现，就是中国人普遍具有这种感觉：一切都在快速地变化着，没有几个人敢自夸自己的知识够用，人们随时都会面临新的情况，需要去琢磨透彻。农民离家去城里找工作是怎么一回事？教人们怎么做生意的是谁？他们在哪儿学到汽车制造技术的？他们是如何琢磨出怎样开车的？谁教会小镇上那些精明的女子穿衣化妆的窍门？她们搭上怀揣《中国地图》的美国人驾驶的City Special，是最合适不过的了。我们在那一刻同样显得格格不入，没有人能把今日的中国琢磨透。

很多学习行为都不是那么正规的。不过，针对个人的各类课程繁多：年轻人可以报读英语辅导班、打字辅导班、计算机辅导班以及会计辅导班。在工业发达的城镇，进城务工的人们还可以花钱学习专门课程，让别人教他们像受过教育的城里人那样举手投足。驾驶课程到处都有——这项技能培训受到政府的严格管控。国家的法律规定，每个想成为驾驶员的人必须先行注册进行课程学习，费用由自己承担，而且课程一般要达到五十八个小时。在中国，让自己的父亲在停车场上教你开车是不允许的。再说，停车场并不多见，而且多数父亲自己也没有行车所需的驾照。

我在中国东南部的一个小城市——丽水，对驾驶课程观察过一个月的时间。这座城市坐落在一个工业带上，由于经济迅猛发展，一大批驾驶新手应运而生。开课单位叫作公安驾校，让我观察的那个班的上课老师叫唐教练。“教练”这个词跟足球教练、体操教练那几个字是一样的，不禁让人联想起严格的军团训练。那正是在中国驾驶汽车的本质特点——体力活。

课程一开始，是与汽车进行基本的接触。上课的第一天，唐教练揭开一辆红色大众桑塔纳轿车的引擎盖，六个学员围在一起观看。他指给大家看，哪是发动机，哪是散热器，哪是风扇皮带。走到车尾，唐教练打开了后备厢，教大家怎样拧开油箱盖。接下来，教他们怎样打开驾驶座一侧的车门。“这样拉开，”他一边讲解，学生一边挨个练习把车门打开、再关上。下一步，唐教练教大家认识仪表板，以及离合器、制动踏板、油门踏板。一个小时之后，学员们才得到允许，坐进轿车里面。他们依次坐上驾驶座，练习一至五挡的换挡动作。发动机没有发动，但他们就这样练习使用离合器，扳动变速挡杆。看到这里，让我有些想打退堂鼓。终于，我忍不住问唐教练：“那样做，不是对轿车很不好么？”

“没事，”他回答道，“不要紧。”

“我觉得，发动机没发动，这样做可能不好。”我又说道。

“保证没事，”唐教练坚持道，“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在中国，不管是哪个行业的教练，都受到人们的尊重，这是不容置疑的。唐教练已经非常和善，让我观摩他上课，所以我决定就此打住，不再多嘴。可这做起来不是那么容易。接下来的步骤，是学员们练习使用离合器，固定住制动踏板，发动汽车，挂上一挡，一边踩下油门踏板一边松开离合器。在制动踏板的阻力作用下，发动机发出低沉的轰鸣声，随着扭矩加大，引擎盖上下颤动。一个接着一个，学员们坐进驾驶座，踩下油门踏板——发动机不断轰鸣着，可就是不让车子挪动半步。那天的课程结束时，桑塔纳轿车的引擎盖上已经可以用来煎鸡蛋。每坐进一个学员，踏下油门踏板，我的手心都会被汗水浸湿。耳朵里回响的，是我父亲的声音——他是个业余机械师，没有什么事情比呆头呆脑地瞎摆弄汽车更让他生气了。

直到第二天上课的时候，学员们才被允许开动车辆。从一开始，这些学员就像盲人摸象那样小心翼翼地围着桑塔纳轿车打转：在引擎盖周围挤成一圈查看车辆结构、练习开关车门、拨弄油箱盖。六名学员的性别结构是四男两女，年龄都在四十岁以下。他们之前缴纳过两千多元钱的学费——在基本月工资大概只有五百多块钱的小城市，这算是不小的一个数目。只有一个学员，家里已经买了车。其他人跟我说，也许哪天他们也可能买车。其中的大学生们——一共有四个——相信，驾照会让他们的求职简历增添一些亮色。“这就像游泳，人人都得会一点。”名叫王彦恒（音译）的年轻人这样对我说。他是高年级学生，主修信息技术。“在将来，很多中国人都会买车，”王彦恒说，“重要的是，要会开车。”家里有车的那个同学十九岁，名叫梁艳芳（音译），学社会学专业。她父亲开了一家塑料加工厂，有三辆车。我问她家的工厂生产什么样的塑料，这个女学生用手指摸了摸桑塔纳轿车车窗边上的塑料封条，说：“这种东西，就是我们做的。”

这个班用了十天的时间，集中进行场地训练。一段时间里，他们就做三个动作。学员们练习前行直角转弯进入停车点，然后直角弯倒车至停车点。第三项是纵向停车。每一天，整整六个小时的时间里，他们反反复复地练习这三个动作。跟其他的优秀教练一样，唐教练十分严格。“怎么搞的？”一个学员倒车的时候刮到了一根标杆，他立即教训起来。“今天脑子长到哪儿去了？”“换挡的时候不要那么松垮垮的！”他对另一个学员呵斥道，“再这样做，你老爸不骂你才怪！”有时候，他甚至要拍打学员的手臂。只要有学员转头朝后看，他就大吼道：“不要朝后看！”有严格的规章，不允许学员转头后看。倒车的时候，只能依靠后视镜，不能够有盲区——至少在唐教练眼里不允许有盲区。没人系过安全带。在公安驾校的训练场地里，我也从没看见有人打转向灯。

接下来的环节是驾驶技术训练，学员们要在障碍车道上练习急转弯，学着将车辆停驻在标线的二十五厘米范围内。最具挑战性的驾驶技术科目是“单边桥”行驶。所谓单边桥，就是一条长长的水泥做成的凸起路段，略超过轮胎宽度。学员们的目标，就是把车调整好位置，对准单边桥径直驶而过，并且不让桥上的两个轮胎掉落下来。学员们先练习左侧轮胎，接着换成右侧，如果有一个轮胎滑落下来，就算考试失败。学员们告诉我，道路训练的十天时间里，他们多数时候是在练习单边桥驾驶。我问唐教练，为什么单边桥那么重要。

“因为很难，”他这样回答我。

这就是中国的驾校课程里隐含的哲学命题：如果某样东西从技术的角度看起来特别有难度，那么它必定就是有用的。可是，这类极具挑战性的技能却是因地、因教练不同而不同的。除了五十八小时这一点，没有太多其他的客观标准，驾校一会儿强调单边桥行驶，一会儿又想出别的什么障碍行驶技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驾校教练跟过去那些教人养生之道的武术教练十分相像。时代已经不同了——学生们不必到山顶的寺庙里，每天对着树干拍打数千次，相反，他们参加公安驾校为期两周的驾驶课程学习，学着把桑塔纳轿车稳稳当当地开上单边桥。

上路训练十来天后，丽水驾校的课程学习就快要结束了。在他们学习的最后一天，也就是考试的前一天，我跟着一个学习小组上路了。教练坐在副驾驶座上，学员们在一条两车道的山区道路上轮流驾驶一辆桑塔纳轿车，完成一系列的固定动作。从一挡依次换到五挡，然后从五挡依次换回一挡；把车辆停驻在离标线二十五厘米的范围内。之后，学员们要练习原地掉头，在模拟的交通指示灯前停车。学习用的车道有三公里长，十天的训练过程中，这个长度没有丝毫变化。没有交叉路口，路上的车也很少。车辆驶入车道的时候，学员们按照规定鸣笛，转弯的时候同样如此。一路上不管遇到什么——小轿车、农用车、驴拉板车——他们都要鸣笛。哪怕只遇到一个行人，他们也要鸣笛。有时候，他们会超过驾校的另一辆车，这时候两辆车都会欢快地鸣笛，就像两个老朋友见面似的。中午的时候，大家要休息，到附近的餐馆一起吃饭。他们所有人——包括教练——都要喝点啤酒。他们告诉我，就在头一天，他们喝醉了，因此下午没有上课。

那天下午比较晚的时候，学员们回去继续进行道路驾驶训练，其中一个学员向我请求，让他开我租来的车进行训练。就在那一瞬间，经过极其简单的考虑，我决定借此看看他们在一个月的训练中收获如何。那个学员开到空旷路段之后，就醉心于超车了，可他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做。有那么两次，我只好大吼大叫，让他不要在盲弯处大幅占道转弯。还有一次，我伸手一把抓住方向盘，阻止他撞上另一辆正在他左侧加速超车的车辆。他从不观察后视镜或侧后视镜，他不知道盲区的存在。只要遇到会动的东西，他都要鸣笛。完全忽视交通指示灯的存在，倒还是最次要的问题。他差点撞上了一辆停靠着的拖拉机，距离只有几厘米。他甚至差点撞上一面水泥墙。最后，当车辆进入驾驶训练场的时候，我真想俯下身去亲吻我膝下的单边桥。

在北京的时候，总有外国人对我讲，我真不敢相信，你能在这样的地方开车。我这样回答他们：我真不敢相信，中国驾校毕业出来的驾驶员们驾驶的出租车、公共汽车，你们也敢乘坐。一旦上了路，所有人都不知道该何去何从——迷茫的一代——但作为驾驶员，总还能够有那么一点点操控感。

在山西省的西北部，一段段长城顺着黄河蜿蜒而行，有将近一百六十多公里的路程，我是沿着高高的黄土河岸行驶的。当地政府刚刚整修过那一段路，开起来比较轻松。庆祝道路整治工程的标语还在那儿悬挂着：“修好道路，脱贫致富”，“护路光荣，毁路可耻”。在中国的农村地区，交通流量不大，很少有私营广告商投放标牌广告，这也意味着，驾驶员不会受到可吃、可喝、可购的物品图形的狂轰乱炸。相反，到处都是政府的各种口号，其用语表现出独有的特性：用词简单，却很有力度，极尽直白，却令人费解。“人民拥护子弟兵”（People Embrace Soldiers）——空旷路段出现的这条标语让我不禁浮想联翩。在山西的农村，我在路边看到过一条标语，只有简单的几个字：“自立、奋斗、坚持不懈、无私奉献”。没有更多的细节——不过，你到底还想期待什么呢？在内蒙古，当地一家电厂提出的口号大玩文字游戏，我只好把车停下来，才总算弄明白：“人人用电，好好用电，电才好用”。（我想了想，过了一阵才反应过来：“的确如此！”）通常，我会遇到致力于宣传计划生育政策的口号，这类口号的用语从无谓的反复（“女儿也是传后人”），到主动提出建议（“晚婚晚育”），再到公开的谎言（“生儿生女都一样”）。驾车西行，那些标语书写得越来越大。到后来，荒芜的山坡上布满了各种各样的标语口号，这些膨胀的文字仿佛是为了用来填充这空旷的大草原。“人人劳动，青山更绿”——这条标语的文字有十几米高，摆放在内蒙古的一个山坡上，那儿既非青山，也没有一个劳动者。在另外一处荒凉得不能再荒凉的地方，几大块岩石上书写了一首诗歌：

山间植树种草

农业蒸蒸日上

修房造屋养羊

建设秀丽山川

黄河岸边悬挂着标语，劝诫农民们不要在道路上碾轧农作物。一时间，我很想知道，当地的这一倡导是否实有成效：进入山西西部以来，我的City Special竟然连一堆谷物都没有碾压过。随后，我去了寺沟村，这个村子在黄河东岸一个很高的地方上，那里的人告诉我，因为干旱，今年颗粒无收。他们只能靠土豆，还有政府发放的救济粮维持生活。我在一个农民家的窑洞里和他交谈的时候，村长刚好路过，拿着一摞救济申请表。表格的标题是“两缺一无”。村长对这个标题是这么解释的：寺沟村村民缺钱缺粮，生活无着落。在我看过的所有标语中，这一条是彻头彻尾的实话实说，它标志着北方农村地区可怜的结局——算是黄土高原的苟延残喘吧。

河对岸，是鄂尔多斯沙漠，也是西部的起点。在古代，鄂尔多斯地区一直是帝国的多事之区，也正是因为这片大草原，人们修筑长城的灵感才被激发出来。鄂尔多斯非常广袤——跟新英格兰的面积大致差不多——一直往北延伸到黄河大拐弯的地方。在河套地区以内，黄土高原变成了沙地和灌木丛。在古代，这一地区一直缺水，无法进行传统意义上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不过，游牧部落所需要的资源却十分充足，因此，他们把鄂尔多斯当作了理想的大后方：与汉人的聚居地分离开来，但又可以随时发起攻击。有些朝代，比如唐朝，能够为遍布沙漠地区的要塞提供给养，而明朝太羸弱，根本没办法在这个区域作战。

因此，他们沿着鄂尔多斯南部边沿——也就是今天的陕西省境内——修筑了城墙。从黄河一路向西，我在地图上寻找标出来的古代防御工事的线路。可是，那一页突然一片空白：村落稀疏，基本上没有道路，地图上基本是白色区域。间或，这样的白色区域会点缀一些早已断流的河道——无名无姓的小溪，用蓝色标注，流出沙漠，长度不到一二十公里，然后流入地下消失得无影无踪。从车窗看出去，地形毫无特色可言。驶过神木之后，我继续往前开，接着到了榆林——在这么贫瘠的地方，一听这个地名就让人充满了希望。

榆林城北，长城正在一点一点被掩埋掉。一个巨大的明代城堡——镇北台——孤零零地守在地平线上，城墙向西南蜿蜒进入了沙漠地带。这段城墙用夯土筑成，颜色比其基脚部位堆积的沙砾要稍微黑一些。有些地段，整个建筑结构完全消失在沙丘下面。在东面，也就是我的旅途开始的地方，城墙还能衬托出河北大地所具有的永恒的生命力。那儿有质地坚硬的岩石山峦，砖石结构矗立在山巅之上似乎安然无恙。越往西，每走几公里，土质就变得越不稳定，到了最后，在驾驶员看来，整片地都将一点点地流失掉。我从怪石嶙峋的山巅开到干燥的大草原，又来到黄土高原干成齑粉的小山坡上，最终，我来到了一片流沙之上。长城依旧，但它再也诉说不了永恒。鄂尔多斯沙漠在一点一点地向南推进，沙漠中那些震撼人心的明代防御工事不过是一根根线条而已。

在长城的另外一边，人们仍在试图改良那些贫瘠的土地。这样的战役在中国的北方十分普遍——全国土地总面积的四分之一正遭到沙漠化的威胁，沙化地区的总面积目前以每年三千多平方公里的速度向外扩展。联合国最近公布，中国有四亿人口居住的地区目前受到土地沙化的威胁。各级政府在开展各种各样的项目，试图让北方人民的生活具有更多的可持续性，这些项目小至栽种树木，大至灌溉工程。其中最雄心勃勃的，要数长江改道工程。政府看到南方各地充足的水利资源，因而启动了这项耗资上百亿元的工程，计划将南方的部分河水引入北方。不过，这一方法收效如何，尚不明了。到最后，把水输送到北方可能毫无意义，因为那些地方的年轻人大多去了南方。

在中国，北方有些地区本来不应有农民在此定居，鄂尔多斯便是其中之一。古时候，在这一地区居住的，只有游牧部落。但是在19世纪，由于贫困，由于战争，一些汉人逐渐北迁，当起了先遣队。1949年，全国解放以后，共产党领导的政权鼓励人们大量地迁到长城的另外一边定居，他们希望中原的农耕方式在榆林以北的沙漠地区发扬光大。在不同时期里，他们开展了各种各样的运动，发动人们植树种草，甚至种水稻，当地本不多见的小河流和小湖泊被改成了灌溉工程。无一例外，当地的原住民——多是蒙古族牧民们——一直反对这样的工程项目。他们向当地干部提出拒绝参加劳动的要求，不过，政治自有它横扫一切的经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文化大革命”的热潮之下，当地一个叫作乌审旗的地方被作为模范公社，在全国进行宣传。其他的沙漠地区要学习他们的榜样做法，挖掘灌溉水渠，种植稻谷。可是，到了80年代，十分明显，乌审旗所进行的种种努力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在人口增长和非本土庄稼的双重因素作用下，这一地区宝贵的水资源迅速枯竭。

近年来，当地政府采取了全新的策略。人们放弃了水稻种植，改种柳树，然后用柳树叶子来饲养绵羊。他们把这种模式叫作“空中草场”——采下的柳叶直接作为绵羊的饲料，柳树本身还能起到阻止沙漠面积扩大的作用。这种做法的作用体现在好几个方面：全旗的农业用地占土地总面积的比例持续保持在百分之十左右，当地的牧民们也能够进一步扩大饲养规模。我到一户蒙古人家中进行了参观，他们总共饲养了两百头绵羊。“一切都好多了，”这家的男主人说，“买粮食、买衣服都容易多了。”他讲普通话，但不太流利。他告诉我，他从小就在蒙古包里长大。现在，他住进了砖房，墙上贴着两张画报，一张印着法拉利蒙代尔汽车的画报，另一张是哈雷-戴维森摩托车的画报。墙上还挂着一幅中国地图，两幅成吉思汗画像，一个神龛里放着毛主席的画像。我问他这个神龛是怎么回事，男主人回答说：“毛泽东解放了我们，是伟大的领袖，是个好人。”他接着说，所有真正的蒙古人都挂成吉思汗的画像。另一面墙上，是政府颁发的奖状，镶嵌在镜框中，表彰他在1997年3月20日缴纳税金的行为。在农民家里，我经常看到类似的奖状——有时候人们会因为保持居家整洁而获奖。

在乌审旗，植树所带来的任何效益似乎都是暂时的。江红（音译）是个华裔地理学者，正在这个区做研究工作。她告诉我，那一带的地下水位正在下降。沙漠地区无法承受更多的农业模式，就是种植柳树也不行。不过，江红也注意到，当地人对政府倡导的种植项目持赞同态度，哪怕他们已经了解地下水正在枯竭这一事实。这种情形不同于过去，那时候的人们对政府各种高压式的运动总是持反对态度。曾几何时，各项工程总是显得非常抽象，具有集体的性质：毛泽东曾经宣布，中国的生产要超英赶美，像乌审旗这样的地方的牧民，当然不愿意为了这样的目的而毁坏自己居住的环境。但是，自邓小平主政以来，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是个体的动力，其成果立等可见。而新型的迁徙模式也意味着，许多人已经瞥见了更美好的生活是什么样子。

“他们如今见过的世面多了，”江红说，“他们有机会去城里看看，他们在电视上也能看见很多东西。他们想得到更多的、在外面或者电视上看见的那些实际利益。”一句话，人已经变得更加世俗化，只不过，他们跟外界的这种联系在方向上有点迷失。起参考作用的框架不再简单地由乌审旗那一点有限的资源构成，而是由城市里面无限丰富的产品构成。在向别的地方学习的过程中，当地的人们跟他们最亲近的环境已经失去了联系。

几十年间政策的不稳定，已经影响到人们的思想观念。“如果一切变化太快，人们就没有足够的时间，去了解自己的生存环境，”江红说，“回过头去看看1949年以来的历史发展，政策总是改来改去。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人们觉得时机来了——那你就得抓住这个机会，因为它可能又持续不了多久。对于发展，人们已经惯于持那种短视的观点。”

就这一代人来说，经济的土壤跟鄂尔多斯的沙漠一样，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什么都在变——规则在变，经商行为在变，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挑战也在变。总会有新的形势需要琢磨，人们来不及辨明方向。而成功的人之所以成功，就因为他们先做后想。可持续性是一种奢谈，没几个人有工夫去考虑，尤其在年轻小伙子们可能抛弃故土的村子时更是如此。长远计划没有任何意义：人们的目标就是有钱今天赚，有利今天获。不然，你就只有被下一次变革的浪潮淹没掉。

离开乌审旗后，我再次越过长城，向南往榆林驶去。我没有打定主意，到底在路上要走多久。夜晚越来越冷，阵阵倦意开始向我袭来。从一开始，我就计划把我的旅程分成两个阶段，这样就能够在秋季和春季两个季节里好好地看看乡村的美景。到了榆林，我打算做一下休整——我很想找张床睡上几个夜晚，好好吃几顿饭，然后决定到底还沿着长城走多远。可最后，当地政府替我做出了决定。

榆林是我几个星期以来看到的第一座城市。总人口大约有十万，按照中国的标准来看，这是个小城市。城里的氛围十分舒适，让人不禁舒服得想睡觉。市中心依旧被一段古老的城墙所围绕，街道十分狭窄，汽车大发展的势头还没有蔓延到这个地方来。我住进了当地最好的宾馆，洗了个澡，然后躺下来打算小睡一会。不一会儿，房间里的电话响了起来。打来电话的，是宾馆总台的接待员，她告诉我，大厅里有人要见我。

“政府来的。”她说。

被吵醒的方式林林总总，这一种最令人心烦。我穿好衣服，走下楼。来人三十出头，穿着深色上衣，绷着脸，似笑非笑，仿佛在告诉我：麻烦来了。

“我知道，你是个记者，”他说。

他提出要看看我的护照、居留证，还有记者证，我都一一递交给他。他一言不发地查看我那一堆材料，时不时在一摞纸片上做些记录。末了，他抬起头来。“你知道，中国有法律规定，记者应该先申请，然后才能做采访报道，”他说，“你违反了这些规定。”

“我只不过参观了一下长城，”我告诉他，“没有必要跟政府的人报告。我也没打算在榆林采访什么人。”

“恐怕这都没有关系。你还是得申请。”

我向他道了歉，并告诉他，今后我一定提前申请。“我明天就走，你看行不？”我问他。

他那似笑非笑的脸绷得更紧了。“恐怕你现在就得离开，”他说。

“我能吃了午饭再走吗？”

“抱歉，”他回答道，“马上离开。”

那人就在大厅里等着，我则上楼去收拾行李。随后，他径直把我送到City Special跟前。跟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位警察，他们要确保我离开城区。从榆林出来，我往南开了六个小时，来到延安市。这里是中国革命的摇篮，20世纪30年代末，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在此建立了他们的根据地。现在，延安已经变成了一个旅游目的地，我打算在不引起任何人注意的情况下，找家旅馆住下来。可这一次，我的行李都还没有来得及打开，警察就找上门来了。他们已经知道我从哪里来，开什么样的车。或许全省都已收到了警情通报。延安的警察要我马上离开，于是我打定主意，沿着长城的旅行到此为止，到了春天再说。

我走上一条高速公路返回北京。一条横贯山西全境的收费高速公路刚刚修好，山区道路上开了几个星期之后，在这条路上开车，感觉就像在飞翔。路面很好，一路上车辆稀少。延绵数公里的一段路上，我从采收下来的玉米边上疾驶而过。在“首都汽车”，我把City Special交还的时候，油箱里的油量不多不少，刚好还有八分之一，没有新的刮痕，后备厢底板上，堆满了可口可乐空瓶子。办公室里，王先生正在抽烟，身后的墙上，还是那张服务等级公示牌：

顾客满意率：90%

服务效率：97%

服务用语合格率：98%

服务态度满意率：99%

他查看了我的租车材料，在一些项目上做了注销登记，并录入计算机。查看过里程表之后，他把嘴里叼着的香烟取了下来。

“看，你跑了这么远！”他问道，“你去哪儿了？”

我本可以告诉他，我一直呆在北京，但那样做似乎脸皮太厚：City Special行驶的里程一共是三千六百一十七点二公里。于是，我尽量轻描淡写地告诉王先生，往西边走了走。

“到底什么地方嘛？”

“河北、山西。”我回答道。

“就那么远？”

“哦，还有陕西，”我说，“还有内蒙古。不过，在内蒙古没走多远，主要是沿着跟山西交界的地方走了走。”

“哇！”王先生惊呼道，“你一个人去的？”

“是的。”

“知道吗，你是不能离开北京的。”

“我觉得，只要我小心点，不会有事的。”

“你走的是柏油马路吗？”

“多数时候是这样。”

“你不可以开到柏油路以外的地方去，”王先生说。

“我知道，”我说，“但内蒙古有些地方没有柏油马路。我真的开得很慢。”

王先生跟我以往还回磕碰过的车辆时一样吃惊。“了不起！”他笑着说，“一直开到内蒙古！”他把其他几个工作人员叫过来，一起看那里程表。每个人都哈哈大笑，点上香烟，以示庆贺。我收起退还给我的押金，向门外走去。离开的时候，他们还在那儿议论纷纷：“一直开到内蒙古！”

第二章

自从首次长途游历之后，我对于把从“首都汽车”租来的车开到什么地方，一点也不担心。我经常在周末租用捷达或桑塔纳轿车，在北方地区进行短途出游，先后到过清东陵、承德皇家避暑山庄等地。有几次，我租来一辆捷达轿车，沿着刚修好的高速公路，一直开到了海边。从北京开到北戴河的海滨度假胜地，用时不到两个小时，路上的车流量也很少。在中国，城里人已经开始大规模买车，但还没怎么形成驾车远游的习惯，因为公路的通行费很高，驾驶员们的经验也还欠缺。公路上空荡荡的，修得也很好：四车道，路肩宽大，沿路的景观绝佳。

开几个小时的车，也不会碰到警察。很奇怪，因为在中国人生活中的其他方方面面，警察是非常重要的。作为记者的我，曾被扣留过好几次。跟来自美国中西部的任何人一样，我一走上空无一车的路段，就会本能地留心警察的出现。然而，中国还没有建立起真正有效的高速公路巡逻机制，我看到的那些为数不多的警察也只是路过而已。他们一般闪着顶灯，也许是从美国电影里学来的吧，可他们既不是在巡逻，也不是在赶路。实际上，警车差不多算得上是高速公路上开得最慢的车辆之一。起初，一想到要超越警灯闪烁的车辆，总觉得有些难为情，可要不了多久，我就学会了像其他人那样视而不见。唯一会担心的，是那些大货车驾驶员。警察通常把车停在收费站周围，对超载的车辆进行罚款。如果是小轿车，丝毫没有人会对你加以留意——在中国，现在正是在高速公路上驾车行驶的黄金时期。

唯一的问题是其他的驾驶员。不过，即便在混杂的道路交通中，人们还是会作出一定程度的预测。某些车型可以跟某些性格类型相配，到了路上，我得学着加以分析。最大的风险常常来自车辆谱系的两个极端。如果某人开着梅赛德斯或者顶级别克轿车，那他可能属于第一拨成功的商人行列，这帮人开起车来毫无畏惧之心。我对那些廉价到底的轿车、破旧的夏利车和长安车也得时刻提防，因为驾驶这些车辆的算得上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在乡下，车窗遮得严严实实的黑色桑塔纳也是麻烦事。那一般是领导坐的车，所在地的政府要么没钱，要么没本事用公款买奥迪轿车。在小镇上，桑塔纳行驶起来像是一个市井无赖：喇叭摁得震天响，从右侧超车，对行人毫不相让。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官员大多乘坐黑色的奥迪A6、A8，遇到这种车，也要尽量避让，如果你骑的是自行车，更应该避让。我对奥拓都市贝贝这样的微型车也感到害怕，原因却有所不同。它们一般是中下阶层购买的第一辆车，这些人既没有驾驶经验，开起车来又犹豫不决。对切诺基吉普车来说，还没有形成跟City Special相对应的认识套路。这正是美国汽车公司的问题所在，这个牌子的汽车在中国的新经济环境中一直没能占到一席之地。美国的汽车制造厂商总觉得中国的形势非常复杂，难以开展业务。因此，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它们总是抓不住机会，而美国汽车公司不过是一个新鲜的实例而已。

从某种意义上说，自从修建长城以来，对外贸易一直进行得非常艰难。回顾过去，汉人跟北方游牧部落的联系最为紧密，其中的经验让中国历朝帝国确信，外来者没有什么东西拿得出手。这样的世界观一直持续到19世纪，被鸦片贸易打得支离破碎。在中国的南方，英国商人为这种毒品建立起的市场空前繁荣，到最后，清政府只好打算用武力来结束这样的贸易活动，于是爆发了鸦片战争，从1839年持续到1842年。很快，西方的技术优势表露无遗：清政府输给了英国的战船，被迫将香港拱手相让，开放通商口岸。紧随其后的几十年间，英国人和其他列强以武力的方式扩大了在中国的地盘。对这个曾经认为不需要外来物品的文明古国，加入现代贸易的行列，肯定痛苦非常。

20世纪初，很多中国人对外来物品仍然持一种深深的怀疑态度。最初，汽车被指责为帝国主义的另一种侵略工具，随着人们认识到这种新式交通工具带来的种种好处，大家的态度才慢慢开始有所转变。20世纪20年代，美国红十字会发起的筑路运动大获成功，知识分子们对美国品牌的欢迎胜过英国，后者的形象依然为鸦片战争的历史所玷污着。1924年，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先生，给亨利·福特先生写去了一封信，对他的公司大加赞赏，并邀请他前来亚洲发展。“吾以为，君在华夏可做同类事，然规模更大，意义更甚，”孙中山这样写道。福特公司的回函是一封内容可为任何人阅读的通函——很显然，亨利没有收到孙先生的信。尽管让中国碰了钉子，尽管中国人开车靠左侧行驶，福特公司还是迅速占领了中国市场。到20世纪30年代末，中国境内的福特汽车经销商达到了二十多家，公司甚至开始考虑在上海开建一条生产线。

日本人的入侵，给这些计划画上了休止符，不过，战争也创造了另外的机会。20世纪40年代初，美国军队向中国的西南地区运送吉普车和大卡车，以支援中华民国，却遭遇了大量的交通事故。车辆是按照右侧行驶的习惯设计的，美国驾驶员需要适应中国的道路行驶习惯，于是麻烦不断。美国将军魏德迈提出了一项十分简单的解决方案：中国全境转向美国的驾驶模式。对美国的支持仰仗甚多的蒋介石很快就同意了这一方案。1945年12月31日，日本人早已投降之后，该转变方案正式实施。

从那时的情形来看，美国的汽车制造商似乎在中国已经稳坐钓鱼台，可随后的革命还是改变了整个事态。毛泽东跟苏联人结为同盟，美国人则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强制实施了贸易封锁。不过，共产党领导下的计划经济也不会催生私家车消费者。实际上，一直没有形成轿车市场，中国的工厂大都只生产客车和卡车。邓小平主政后，中国的汽车工业遇到的最基本的挑战，跟改革初期所遇到的挑战性质相同：人们怎样才能学会那些全新的事物？从政府的角度看，向外国汽车制造商学习至关重要，可是没有人愿意把一个产业的利润和控制权交给一个外来者。结果，邓小平请到几家外国的汽车制造商来华开店，但同时要接受严格的监管。为了在中国造出轿车，外国公司首先要找一个国有公司作为合作伙伴，而且外方所有权不能超过百分之五十。

美国汽车公司欣然接受了这一机遇。1979年1月，也就是吉米·卡特总统正式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之后不到一个星期的时候，美国汽车公司已经派出一个代表团，起草了一份合作协议。接下来的十年间，他们才感受到了作为领头羊的遗憾。其他公司，如丰田汽车，在中国境外伺机而动，美国汽车公司却一头扎了进去，随后便迷失了方向。合资公司的结构十分糟糕：存在着两套管理制度，各有各的文化理念、生产目标和价值观念。美国汽车公司的经历一时声名狼藉，竟引发美国记者孟杰幕的灵感，写下了《北京吉普》这本书。书中讲述的，是相互之间一次又一次的误解，书中的章节有“无路可走”、“拉锯战”、“倾诉委屈”等。就连书后的索引也传达出双方紧张而又沮丧的心理——从“absenteeism”（经常旷工）开始，到“xenophobia”（对外国人或外国事物的恐惧和憎恨）结束，仿佛是一份按照字母表排列的证言，证实了80年代巨大的文化差异：

Beatrice公司，236—238页

Bechtel公司，65页，105页，299页

办公室里摆放的床，127页

北京汽车工业公司（BAIC），91页，254页，263页

北京吉普成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它代表着改革初期困扰合资企业的种种问题。在那十来年的时间里，中国人还在琢磨怎样做生意，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的经济才算是真正起步了。美国汽车公司一直没能恢复元气，它的经历成为了经典案例——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点。切诺基大吉普车所代表的，是他们曾经做出过的最糟糕的考量之一。他们在1985年开始制造中国版本的切诺基吉普车，因为那时还太早，根本没有想到生产运动轿车。而主要的汽车消费者还是那些商界人士，以及喜欢小轿车的政府部门。等到私家车消费者终于开始出现的时候，美国汽车公司打算去掉切诺基的四轮驱动模式，以便将生产目标对准新兴的城市消费者。他们在车门上涂了一条很有动感的线条，画上一些紫色纹饰，并贴上一个十分城市化的名称：City Special。这样做出来的车价钱便宜不少，可也更无用，更无特色。没过多久，中国出现了一个有钱人的阶层，他们喜欢户外运动。然而，在他们看来，切诺基已经不再时髦，用处不大。喜欢炫耀的城市冒险一族更愿意开丰田的陆地巡洋舰或者三菱的帕杰罗。我之所以开City Special，唯一的原因是我别无他选——在“首都汽车”的停车场上，我能找到的就只有这款车。

跟美国汽车公司不一样，在中国的其他外国公司从那几年艰苦的岁月中熬了过来，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为止，有些公司开始赚取巨额利润了。这个产业有着严格的监管制度，因此限制了相互之间的竞争，从而使价格维持在虚高的状态。跟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汽车消费者落后了几代人，这使得外国汽车制造商可以把海外一些已经过时淘汰的制造技术拿到中国市场来。20世纪90年代，大众公司在宾夕法尼亚州韦斯特莫兰有一条原本用来生产大众FOX车型的报废生产线。公司将其主要设备搬迁到了中国的东北，生产出的轿车叫作捷达，后来超过桑塔纳轿车，成为全国最畅销的乘用车。利润也十分惊人：在2001年和2002年，以单台轿车计算，大众和通用汽车两家公司在中国市场的获利，超过全球任何一个地方。在中国，别克公司每卖出一辆君威车，获得的利润会是美国市场上同一车型的两倍。迈克尔·杜恩是专门研究中国汽车市场的分析专家，他告诉我，在那一时期，他曾经就中国市场的获利问题问过通用汽车公司的一位经理。“我们赚的钱，比上帝还多，”通用公司的经理这样回答。

不过，整个体系已经成熟，是应该有些变化了。如果某家中国公司能够采取某种方式利用外国技术，而又可以不跟合作伙伴发生纠缠，他们会创造出一种更加高效的管理模式。在这么一个低端市场里，机会是相当多的，因为价格不菲的合资产品还没有瞄准新兴的中产阶级。20世纪90年代末，安徽省的芜湖市政府决定成立一家汽车制造厂。他们雇请的工程师名叫尹同跃，他之前曾是大众公司的明星人物。在大众公司把韦斯特莫兰报废的FOX生产线搬迁到中国东北的过程中，尹同跃令自己声名大振。

在芜湖这个新的工作岗位上，尹同跃很快就将他的上述国际经验进行了充分利用。他首先去了英格兰，从已经过时的福特发动机公司买来一些设备。然后，他又去了西班牙。在那里，他从曾经生产过图雷多轿车、当时正在苦苦挣扎的大众分公司手里获取了生产图纸。图雷多轿车的生产平台——基本框架和主要部件——与捷达轿车相同。偷偷地，尹同跃把英国的福特发动机公司搬回了芜湖，跟西班牙的生产图纸融合在一起，建起了一条组装线。当时国家有严格的制度，禁止新的汽车生产厂家进入市场。于是，芜湖的官员们只能简单地把这家公司叫作“汽车配件”厂。这个厂在1999年5月做出了它的第一台发动机。七个月之后，它制造出了一辆汽车。这台汽车的发动机是福特设计的，车身照着西班牙图纸在大众平台上做成，很多配件则是正宗的捷达配件。芜湖人只不过找到大众汽车的特约供应商，然后跟他们偷偷地做买卖。大众公司为此十分生气，这同样也惹恼了中央政府的人。

然而，在改革年代，每个人都知道这条基本的准则：事后求谅解，比事前求许可要容易多了。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芜湖的领导们跟中央政府进行协商。最终，也就是2001年，他们生产的汽车获准在全国范围内销售。（据报道，他们用钱解决了跟大众公司的问题，后者决定不诉诸法律。）他们给自己的公司取名奇瑞，这两个字在汉语里的含意是好运当头。名字的读音跟英语单词cheery有点接近，但他们用Chery这个词翻译了公司的名字。奇瑞的领导们说，名字里之所以去掉一个英文字母e，表明奇瑞公司永远追求幸福吉祥的理想状态。他们生产的汽车十分廉价，导致全国范围内的汽车降价。因此，差不多是在顷刻之间，他们改变了市场格局。没过多久，奇瑞公布了他们的终极目标：要成为向美国市场出口汽车的第一家中国汽车公司。

自从在中国开始开车以来，我一直十分好奇，很想知道那些轿车是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于是，有一年，我去了芜湖，跟几个工程师一起参加了奇瑞公司的汽车道路检测。他们要检测的原型车有两种：T-11和B-14，两种车型都还没有正式的型号名称。这两种车型处于高度保密状态——他们在车身的边角贴上了塑料包装纸，以防专拍工业照的摄影师偷偷拍照。B-14是CRV轿车，T-11则是一款小型的运动型轿车，外观跟丰田的RAV4极为相似。这一点，已经成为奇瑞公司的专长：他们生产的轿车疑似市场上的主导车型，这是人尽皆知的事实。T-11车型没打算针对美国的汽车消费者——奇瑞的质量还达不到美国的质量标准——不过这款车型被认为是朝着那个方向迈出的第一步。这两款车专为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设计，这部分人对户外运动颇有兴趣。当年美国汽车公司生产出City Special时，这些人还不存在。

其中有个名叫约翰·丁克尔的美国工程人员，被奇瑞公司请来做顾问，他的专长是汽车的道路测试。“只有遇到坏事时，你才会发现车辆的好坏，”开着一辆T-11原型车驶出奇瑞厂门的时候，他这样解释道。我坐在前排座位上，充当翻译，后排坐着三位年轻的中国工程师。他们全都没有系安全带。

工厂门外，有一辆大型货运卡车，上面装载着一层层的奇瑞轿车。丁克尔驾驶的T-11超过了这辆大卡车，来到一个空旷路段后，他进行了一系列项目的测试：加速、刹车、转向，等等。“一个轮子存在转速差，需要加上一个滑差。”他把车速提到一百五十公里，在奇瑞公司所处的工业园区巡游而过，道路两旁比肩接踵的厂房在车窗外一闪而过：一辆满载砖头的拖拉机，一家新建的空调制造厂的大门，一排供建筑工人栖身的临时工棚。一个小男孩站在路边，正在对着草丛撒尿，他转头朝我们张望时，我们的车子飞驰而过。丁克尔突然踩下刹车，一辆公共汽车猛然鸣笛。我转过身去，看了看坐在后座上的三个工程师。

“要是让警察逮着了怎么办？”我问道，“他没有中国这儿的驾驶证。”

“这周围不会有警察的，”他们其中一个人回答道，“就算有，他们也应该知道我们在做什么。”

这三个人都二十岁出头，穿着蓝色的连体工作服，他们专心致志地观察着，希望能够从美国的道路测试员身上学到一些窍门。丁克尔又进行了一系列其他项目的测试，快速换挡、突然刹车、快速变换车道等等。后排那三个人则紧紧撑着车厢顶板。我们的车从一辆满载建筑材料的大卡车旁边快速超过，随后，其中一个工程师要我转述一点要求：“我们能不能找一个车辆不多的地方？”

他建议我们往北行驶，芜湖市正在那边修建一个新的工业区。那一带的建筑工人还在不停地劳动，丁克尔开着车在一堆堆建筑材料之间躲闪穿行。他绕过一辆土方车，在一堆堆砖头之间穿行着。一辆建筑工地上的大卡车横过我们的车道，向左拐弯，没有发出任何信号。“在美国，这种行为就叫白痴，”丁克尔咕哝着，我没有翻译他的上述评论。他驾着车驶过一个建到一半的住宅区，楼房的轮廓在薄薄的晨雾中若隐若现。他说：“告诉他们，从二挡换到三挡，从四挡换到五挡的时候，变速箱有点卡。”

丁克尔已经六十岁，目前居住在奥兰治县。我问他出生在什么地方，他回了句“这关你什么事？”，意即他是长岛人。这个人很机敏，颇有幽默感，身材瘦削——体重仅有一百二十多斤。他告诉我，他毕业于密歇根大学，20世纪60年代晚期，从这所大学的有害物质排放实验室走出来的学生中，他是唯一一个驾驶过马自达COSMO车型的人。他一直对当一名工程师没什么特别的兴趣。我问他，最开始的时候，是怎么选择那样的道路的，他回答我说：“我的辅导员不太聪明。”丁克尔于1962年高中毕业，当时的太空竞赛白热化，正是美国工业大发展的年代。那时候的人普遍认为，一个人只要数学成绩好，理所当然应该当工程师。丁克尔在克莱斯勒有过短暂的工作经历，随后改行做了新闻记者。他在《道路与试车场》杂志干了二十年，其中有两年时间是做总编辑。“我干汽车测试这行有三十个年头了，”他说，“事实上，每一种上路行驶过的汽车，我都开过。”他告诉我，芜湖那些空荡荡的街道让他想起了曾经在加利福尼亚呆过的那些日子，也就是他们在奥兰治县的豌豆地里试车的岁月。

芜湖坐落在长江两岸，距上海车程五小时，是中国南方经济腾飞的新先锋之一。我们在这个城市的工业区驾车行驶的时候，它正处于建设初期，条条道路已经修好了路肩和人行道，道路标志也已经安装到位，但街上看不见什么行人。多数工厂都修建了高高的围墙和气派的大门，里面的厂房才建到一半，几乎都在等着安装机器设备。不知为什么，这样的场景让我想起了我在北方驾车穿越的那些小村庄。在类似破胡和杀胡这样的地方，到处都包围着坚固的防御工事，可大多数居民已经离它而去。在这个开发区，情形十分相似：高高的围墙，气派的厂门，无数的建筑，却看不见什么人影。如果你是从北方的小村庄直接来到这样的新兴工业区，会禁不住想知道，这些人究竟到哪儿去了？但这正是一个处在变革中的国家的特点：抛弃旧事物，建立新事物。人们总在不断的运动中——或坐火车，或坐公共汽车，或坐轮船。他们站在乡下的公路边，拍动手下那只看不见的大狗，等着搭上开往南方的顺风车。半年之后，芜湖市的这个工业区即将完工，然后，年轻人将成群结队来到这里。

坐着T-11轿车，我们来到了一处正在修建的环岛路段。在约翰·丁克尔看来，这个地方颇有点像个防滑垫。他把车速提到六十多公里，我们的车驶过了一个土堆，几袋水泥，以及一个即将用来搭建脚手架的竹子堆。丁克尔驾着车转过一个弯道，轮胎跟路面摩擦得吱吱作响，坐在车里的几个人一次次被甩得东倒西歪。车窗外不停地闪过一个个建材堆：土堆、水泥、竹子，土堆、水泥、竹子。T-11的后座上，三位中国工程师被甩得挤到了车子的一边。他们还是没有系上安全带。

坐在中间的，名叫齐海波（音译），二十二岁。本来也可以坐进马自达COSMO车型驾驶座的他，还带着一袋零食。他从小在长城外的内蒙古鄂尔多斯沙漠里长大，他的老家就在政府试图通过种植柳树扶持当地牧民的那个地方。齐海波是汉族人，他告诉我，他的祖父原本是从陕西省迁移到鄂尔多斯的（“也许因为饥荒或是战争”）。在沙漠里，他的祖父当起了农民，靠种植小麦、向日葵以及玉米，过着食不果腹的日子。齐海波的父亲上过五年小学，他母亲读的书更少，只上过一年级就辍学了。20世纪80年代，他们一家人转而种植西瓜，可也只能满足基本生活需求。齐海波甚至还记得他们第一次用上电的那一天。他的父母鼓励他，要集中精力学习。在当地学校里，他一直是班里成绩最好的学生。他自己心里也很清楚，总有一天，他会翻过长城，奔向南方，再不打算回到那里。

高中毕业后，他考取了武汉工业学院，这是湖北省一所相当不错的大学。他一直对工程技术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可是跟丁克尔一样，他也正好身处于国家的关键时期。“我本想考一所好点的大学，”齐海波说，“我听说计算机和电子学是目前最热门的职业，于是，我在高考的时候选择了这些专业。”在武汉工业学院，齐海波被安排进入专事运输汽车制造的工程系学习，因为它所针对的，是中国发展最快速的运输市场。到高年级的时候，他参加了一个求职会，遇到了奇瑞公司的招聘小组。“他们说可以给我一个工作机会，学校的人都在说，这是一家新成立的公司，一家发展很快的公司。第二天，我就跟他们签了合同。我想，年轻人在这里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根据奇瑞公司的标准，齐海波不算太年轻——公司员工的平均年龄是二十四岁。齐海波每周工作六天，每个月的薪水是一千多块，住在奇瑞公司的宿舍里。他们四个工程师共用一间宿舍，走廊边上有一排浴室，跟所有人共同使用。齐海波本来也想拥有自己的居住空间，可是这儿的条件比他知道的鄂尔多斯沙漠好多了。他期望在奇瑞公司有一个长远的未来。“它不是合资企业，我也喜欢这一点，”他说，“这是中国自己的汽车制造厂。”

做完道路测试之后，我问齐海波，他从丁克尔那儿学到了什么东西。他说，T-11车型在急转弯的过程中，外侧轮胎有些打滑，说明它的主动轴长度有点小问题。车速过快时，B-14车型的后部有飘浮的感觉。齐海波尤其佩服丁克尔开车的技术。这位主管汽车质量控制和道路测试的年轻工程师，刚好在一个月前才拿到了驾照。

在中国驾车行驶，常令我产生自己正在老去的感觉。这个国家所具有的那么多活力，全来自那些非常年轻的、刚刚进城务工的“候鸟”，以及满脸稚嫩的大学毕业生们，而类似于奇瑞的新兴公司则不断地改变着国家的经济面貌。在路上的，多是三四十岁的人们——任何比这年长的人都会遇到法律上的种种限制。根据法律，申领大货车或者大客车驾驶证的年龄不得超过五十岁，超过七十岁则不能驾驶乘用轿车。对中国的交通而言，只有年轻人才有足够的韧劲。一旦开始手握方向盘，时间似乎就跟着加速前进。我领到驾照后才开始认识到，修建道路的速度有多快，新车型层出不穷，总能吸引我的注意力。在空旷的路段，大家拼了命似的往前奔跑，也正是这个原因——你会有种感觉，一群人正跟在后面，紧追不舍。

我喜欢从“首都汽车”租车，原因却恰恰相反——这家租赁公司给人一种“慢”的感觉。当时它仍旧是国有性质，属于旧时的公有经济体制，它的公司文化跟奇瑞这样的公司恍若隔世。在“首都汽车”那里上班的，多是中年人，坐在那里，要么抽烟，要么看报纸。尽管率先进入到这个前景看好的市场里，那些人却几乎没采取任何措施，以充分发挥公司在行业中的领先优势。后来，“安飞士”和别的租赁公司在北京开了分店，但我寓所附近的“首都汽车”分店却没有对这些新的竞争形势作出任何反应。他们既没有提升所租车辆的档次，也没有优化租车过程。他们依旧没有淘汰切诺基吉普车，一直没有人租用这台车，它躺在停车场上生闷气，有如退役的赛马，记录太差，不适合繁衍。“首都汽车”从未改进过他们的加油规定，甚至懒得去强化执行那些最基本的租赁条款。它们的服务用语满意度一直稳稳地维持在百分之九十八的水平上。可我还是经常会回到他们那儿——我无法想象从别的公司租车会是怎么一回事儿。

完成北方自驾游六个月之后，我又来到“首都汽车”，为租用City Special缴存了一笔费用。机师让我看了备胎，查看了油表，绕着City Special的车身巡视了一圈。没有新增加的擦痕，从去年秋天我把它还回来之后，便没有挪动过位置。回到办公室，王先生笑眯眯地在一堆文件上签字画押，顺便祝我好运。他没有问我要去哪里。这个人的善良和礼貌，让人无话可说，竟像是一种谨慎——在他看来，从“首都汽车”租车用于做什么事情，完全是我的私事。

这次出行，我打算径直开到青藏高原边上。最西边的那些城墙位于甘肃省海拔较高的大沙漠，分布在丝绸之路沿线，我希望能够在一个月之内到达那里。我计划在四月末开始这趟旅行，因为那时的天气应该相当不错。我在City Special的后备厢里储满了可口可乐、给他力、奥利奥饼干，还有德芙巧克力。在北京，我捎上了一个搭顺风车的外国人：麦克·高提格。他是我做美中友好志愿者时结识的朋友，他来看能不能顺路搭车到内蒙古的首府城市呼和浩特。我想，我们俩同坐一辆车的时间最多也就一天左右，然后就可以沿着长城的路线，恢复我去年所进行的旅程。

启程的那天早晨，一场暴风雪从西伯利亚横扫过来，冰冷的雨点，敲打着首都。城区道路的交通受阻，慢得像在爬行，我们用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才逃离了那座城市。然后，我朝着西北开上了110国道。这是一条破旧的两车道公路，过不了多久也许就会被废弃不用，因为另外有一条高速公路正在修建中。新路的两旁停着好些推土机和水泥搅拌机，无人理会——你知道，天气不好的时候，中国的建筑工人是要停工的。当时，天空中只是下着雨，但我能够清楚地看到前方会遇到什么——前方的路上，已经结冰。一路上行驶的，多是解放牌大卡车，载着货物自内蒙古一路南行，一排排箱子上覆盖着积雪。这些卡车在大草原上顶着侧风艰难前行，驶到这里时，那些结了冰的货物全都向右侧歪着，好像是在风浪起伏的大海上航行的船只。

在河北省境内，开始出现“奇石”广告牌。那些地方无人居住，低矮的岩石山峦，使农耕变得令人十分恼火。唯一的颜色，是竖立在路边的红色标牌。每一块标牌上都有几个大字，标示着“奇石”这个东西——一块块标牌被北风撕着、扯着。空气越来越冰冷，冰雪的碎片颗粒开始敲打着挡风玻璃。驶过了好几块标牌，我们才开始说起话来。

“我们这是到哪里了？”高提格忍不住问了我一句。

“不知道，”我回答说，“我以前没走过这条路。”

那些用水泥和白瓷砖建成的商店，修得极为简陋，门前竖着些标牌。“奇石”这个词可以用来指称任何跟某种东西形似的石块。在风景区，很多人痴迷这玩意。在黄山，你可以找到一些自然形成的东西，被冠上“仙人下棋”、“犀牛望月”这样的名字。收集者收购的那些小石头，有时会被雕刻成一定的形状，或是具有令人不可思议的大家所熟悉的矿物纹样。对中国人的这种痴迷，我从来没弄明白过。在河北省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里，突然冒出这么多商店，让我颇感神奇。谁在购买这样的玩意？驶过了二十多块标牌之后，我终于把车停了下来。

在商店里面，我首先注意到的，是十分奇特的商品陈列方式。里面灯光昏暗，陈列台完全占据了店内空间，狭窄的通道让人仅能勉强挤过去。一个店员站在通道边上，脸上带着微笑。我从那些陈列台边上挤过去，高提格紧跟在我身后。突然，传来一阵巨大的哗啦声。

我转过身来。高提格僵直地站在那里——绿色的碎片在水泥地板上撒了一地。“怎么回事？”我问道。

“他把东西碰倒了！”那店员一边抓着高提格大衣的衣襟，一边说，“你的大衣把它扫倒了。”

高提格和我直瞪着那一地的碎片。过了好一阵，我才问道：“这是什么东西？”

“玉石，”那人回答说，“一艘玉船。”

我终于认出了那些碎片：帆上摔掉的一角，缆绳的残片。中国商人的办公室里经常摆放有这种船模，喻示好运当头，那几个字说的是：一帆风顺。物件完全摔碎了——看上去很像是工厂里生产的廉价人造玉石。地上散落着五六十块碎片。

“没事，”店员爽朗地说，“随便看看。也许你还想买点其他东西呢。”

我们挪到屋子的中央，完全置身于一排排的陈列台之间，好像围栏里的困兽。高提格的手在发抖。“真是你碰倒的吗？”我问他。

“不知道，”他说，“我一点都没察觉到，不过我也不太肯定。我一走过，它就倒了。”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做生意的店员，自己的商品被摔碎了，反应竟是那样的平静。就在这时，另一个人从旁边的房间走了出来，手里拿着扫把。他把那帆船的碎片扫成一堆，堆在地板上，随后就走了。无声无息地，又走出来几个人，三个人站到了大门的边上。我以前曾经听说，有些古董店老板会故意把花瓶摔碎，然后怪罪于顾客。现在，我在想，他们是不是在用同样的伎俩进行路边敲诈。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在中国开车的，有那么多新手，他们有的是钞票可花。

“我们怎么办？”高提格问我。

“不知道，”我对他说，“也许只有买点东西才行。”

商店里，有些奇石看上去很像食物。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这样的主题一般比较大众化。我也认出了人们最喜欢的几样物件：一棵石雕的白菜、一块石雕的腊肉。另有一些石头，经过了打磨，露出了神奇的矿物纹理，不过我当时十分紧张，所有的东西看上去都一个样。我随便挑了一块小石头，问了问价格。

“两千块，”店员回答说。他看到我犹豫了一下，这个价格差不多是二百五十美元。因此，他马上又说道：“不过可以便宜点。”

“你看，”高提格用英语对我说道，“这儿的其他东西如果掉到地上，肯定不会摔坏。”

他说得对——从这些展品坚实的硬度来说，这事儿实在奇怪。这房间的东西，全是石头做的，怎么偏偏入口处会跑出个玉石做的帆船呢？作为最后一根稻草，我期待着高提格的身形可以避免引起暴力冲突。他身高接近一米九，体格魁梧，留着一头短发，长着日耳曼人特有的鹰钩鼻，让中国人觉得十分注目。可事实上，我从没有碰到过比他还绅士的人，于是，我们俩怯怯地向大门走去。那几个人依旧站在大门边上。

“很抱歉，”我告诉他，“我们没打算买东西。”

“怎么办？”店员轻声说道。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指着地上那一堆帆船碎片说。“这个你们看怎么办？”

高提格和我低声交谈着，我们决定先给五十元试试看。高提格从钱包里拿出五十块钱——如果换成美元，差不多是六美元。他把钱递给店员，那店员一言不发地收下了。返回停车场的路上，我一直在想，肯定会有一只手拍在我的肩上。我发动City Special，打转方向，掉头开上了110国道。车子都开到了张家口，我的手还在发抖。在一个大货车停靠点，我们停车吃午饭。我大口大口地喝茶，才使紧张的心情平复下来。得知我们是美国人，服务员立刻激动不已。

“我们老板到过美国！”她说，“我这就去叫她！”

餐馆老板娘五十多岁，头发染得跟擦过黑鞋油似的。她来到我们的桌子边上，十分夸张地递上一张名片。名片的一面印着中文，另一面印着英文：

美利坚合众源公司

中国办事处副主任

金芳柳

上面烫金印着美国的总统徽章，粗劣不堪。这个徽章跟美国的正宗原版大致相像，只是张家口的这只鹰肥了许多：它的双翅显得胖乎乎的，颈子有点粗大，双腿肥得像两根鼓槌。就算把盾牌和箭头都丢掉，我依然怀疑这只鹰能不能飞起来。名片的一个角上印着几个小字：

杰罗德·R·福特

名誉主席

“这是家什么公司呀？”我问道。

“在张家口这里，我们是做餐饮服务的，”金女士说。她还告诉我，她的女儿在弗吉尼亚州罗恩奥克市也开了一家餐馆。我指着角上的那个名字，问她：“你知道那个人是谁吗？”

“福特，”金女士自豪地回答道，“他当过美国总统！”

“他跟你们公司有什么关系吗？”

“只是个名誉头衔，”金女士这样回答道。她摆了摆手，仿佛在说：没必要让福特知道我们在张家口开的这个不起眼的大货车停靠站！她给我们的午饭打了点折，还叫我们随时再来。又过了几个小时，快要走到内蒙古交界处了，我在路边停车时，City Special陷进了雪地里。我们找了好久才从当地找来一个农民，开着拖拉机，把我们拉了出来。到此，我开始考虑这样一个问题，还要不要回到长城所在的位置。雪下得更大了，事情更奇了。夜幕降临时，我们在集宁找了一家叫作乌兰察布的宾馆住了下来。这家宾馆的接待大厅真大，竟然设置了一条保龄球道。我们在前台登记的时候，耳边不时传来保龄球和瓶柱的撞击声。

次日一早，我们就出发了，打算走到呼和浩特。在110国道的入口处，当地政府在路边竖立了一块牌子，上面的数字可以更换，很像波士顿芬威体育场上的记分牌：

到本月为止

该路段

已发生交通事故65起，死亡31人。

雪已经停了，可气温低得让人无法忍受。从集宁到呼和浩特的路上，除了空旷的草原，什么也看不见——冰雪覆盖的低矮群山，在呼啸的北风里蜷成一团。我们的车从一辆辆解放牌大卡车旁边开过，它们停在路上，丝毫无法动弹，也许是因为油箱里的水分太多，输油管被冻住了。开了二十多公里，我们爬上一座小山，看见几百辆车排成一条线，一直延伸到了地平线上——吉普车、捷达车、桑塔纳轿车、解放牌大卡车。一辆车都动弹不得，所有的车都在使劲地摁喇叭：喇叭声组成的管乐声，和着呼啸的北风齐鸣。我根本没有想过，在这么人迹罕至的地方，也会形成这样大规模的交通拥堵。

我们把City Special停靠下来，步行走到交通拥堵的点上，驾驶员们向我们讲述了堵塞发生的原委。开始的时候，是几辆大卡车的油管被冻住了。大卡车只好停了下来，别的车就想超过去。可这条路只有两条车道，就在超车的时候，遇到对面驶来一辆小轿车，那个驾驶员不肯退让。双方就这么对峙着，使劲地摁着喇叭，后面的车辆越排越多，到最后，前后左右都动不了了。路肩上的应急通道很快就被那些想挤过去的驾驶员们堵死了。有几位开切诺基吉普车的，仗着后轮驱动系统，直接从草原上过去，可走出去不到五十米就陷住了。穿着平底皮鞋的驾驶员们跳进积雪里，徒手挖掘，试图把一辆辆City Special刨出来。风雪十分冰冷，就连站在那里都冷得让人受不了。与此同时，卡车驾驶员们钻到车子底下，在路上燃起一堆火，烘烤被冻住的输油管。这样的场景，有种别样的美：荒凉的蒙古大草原覆盖着冰雪，一望无际的黑色桑塔纳轿车，蓝色的解放牌大卡车底下闪烁着橘黄色的火焰。

“你可以上那儿，去给那些大卡车拍张照片，”高提格对我说。

“你去，”我说，“我是不会靠近那些家伙的。”

终于，在这个地图上未做任何标注的内蒙古草原，我们跨过了那道模糊的界线——一道区分“奇”和“愚”的界线。根本看不见警察或交警的身影，我和高提格对着火光的方向看了一阵，然后掉头离去。这一次，《中国地图》派上了用场——我大致翻了翻，很快找到了一条返回呼和浩特的路线。抵达呼和浩特的时候，City Special觉得应该用它自己的方式庆贺一下，于是就坏掉了。车子根本没办法发动，于是，我给远在“首都汽车”的王先生打去了电话。“没问题！”他说，“我们来接你。”

“哦，我看不行，”我对他说。

“你在哪儿？”他问我。

“在呼和浩特。”

“在哪儿？”

“在呼和浩特。就是内蒙古的首府。”

“哇！”他大叫起来。“又开到呼和浩特去了！不错嘛！”

跟往常一样，他把这事立马搞定了。他让我找一个修车师傅，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把发票开好。高提格原本打算坐火车离开呼和浩特，可为了弄好City Special，他又跟我多呆了一阵。我们推着车打着了火，然后开到一家修车厂，工人帮我们更换了点火装置，花了不到一百块钱。摆弄引擎的过程中，那个机械师一直不停地吸着三五牌香烟。在我们驶过110国道后，点上这么一支香烟，不过如同七月四日国庆日里的一点焰火，不会酿成任何危害。

City Special恢复正常工作了，天气也好了起来，我也终于又看见长城了。这一带的城墙很多——在我所走过的地方中，内蒙古把长城这个词的独特之处掩饰得最为彻底。上一次游览过程中，我沿着南部边界的明代城墙前行。这一次，我往北开了三百多公里，见到了另外一道障碍物。这段城墙有八百多年的历史，可追溯至女真人建立的金朝时期。不过，这里的城墙历经风雨，已经消失在了茫茫大草原上，仅留下一段杂草掩盖的土坎，宽约九米，高约九十厘米，像箭镞一样伸向远方。如果没有当地人的指点，我肯定找不到这里来。那人坐在我车上，领着我穿过了一大片草地才来到这里。他叫我停车，我们钻出City Special后，我才发现把车停在了遗址之上。“不要紧，”那个人说，“它们存在的目的，就是不想人们跑得太远。”往西又走了一百多公里，包头城外，我在一段城墙面前停下了车，这段城墙可追溯到止于公元前221年的战国时期。那是我见过的最古老的一段城墙——历经两千两百多年，仍然屹立在那里，有一人多高，从几公里之外也能看得见。

在这片毫无任何特色的土地上，这一道道城墙多少显得有些像堂吉诃德一样不合时宜，因为过去那些王朝的种种符号早已湮灭在茫茫大草原上。就连那些现在才修造的建筑物看上去也不过是应景之作，尤其在北方，牧民们搭建的棚屋背靠西北，以抵御凛冽的寒风入侵。这些棚屋十分低矮，前面围着一圈用泥砖砌成的弧形围墙，以挡住从戈壁沙漠刮过来的沙砾。除了牧民，很少有人居住在这一带，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商店。一天下午，我整整开了一百六十多公里，而唯一表明存在商业活动的只是一间拱形茅屋，门前的牌子上印着内蒙古特有的两合一名称：修车/诊所。

内蒙古最大的城市是包头，在广袤的大草原上，突然出现这么大一个地方，竟有种梦幻般的感觉。这个城市的人口超过一百万，而且还在迅速增长，主要靠的是中央政府前不久启动的西部大开发所提供的资金支持。政府试图让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跟沿海形成平衡态势。可是，从几个主要方面来看，在西部投钱并不成功：因为这里缺乏必要的资源，在对外贸易方面没有优势。不过，资金已经流进了几个既定的城市，我驾车从包头市中心穿过时发现，那个城市正处于一种虚假的繁荣状态。城市设计者已经改变了这座城市，到处都在修路，到处都要绕道而行，到处都堵满了车辆。在整座城市里，人们试图用稻草人吓跑鸟儿的方式来管理交通上出现的新局面，所以，政府有关部门竖立了大量的交警塑像。这样的塑像放置在各大十字路口和转盘路段，呈敬礼姿势站立在一个个底座上。人们给这样的交警塑上了全套制服，系着领带，顶着大盖帽，戴着白手套。每个雕像上面甚至还能看到标示了号码的身份牌。在包头，我没有见过真人警察。

在这个城市的南面，我跨过了黄河，再次进入到鄂尔多斯沙漠。这儿地势平坦，可荒无人烟，一条干涸的河床，被冲刷得色彩尽失，偶尔可见交警的塑像矗立在公路边上。这些塑像，甚至有些令人恐怖：狂风吹拂着，沙尘覆盖着，周围的沙漠更加说明它毫无意义。可是，他们的姿势依然笔直挺立，敬礼的手臂一直举着，很有奥兹曼迪亚斯壮士的派头——兵马俑一样的警察啊。行驶了一个小时后，我来到一座收费亭前，碰上了一起意外交通事故的尾声部分，那是我在中国看到的交通事故中最惨烈的一次。很明显，出事的大卡车当时速度极快，而且驾驶员把角度对得也太精准了，开着卡车斜着插进了收费亭。这样的场景，让我想起中国人做的一件玉雕，在玉石雕刻的鸡蛋里嵌着一条蟠龙。你禁不住想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旅程中的大半部分，我都是沿着小路行驶，可是现在，我驶上了210国道，往成吉思汗陵的方向而去。在内蒙古大草原上驾车行驶，其谜团之一，是看不见任何标志，表明历史上最伟大的帝国曾经统治过这片草原。虽说城墙随处可见，但那全是修来抵御游牧民族的，蒙古人本身没有留下任何东西。他们从来就不是伟大的建筑家，连发源地也差点谦卑到无以复加。1162年，也就是成吉思汗出生的那一年，蒙古还是一个没有文化、以游牧为主的社会，社会结构以家族和部落为联结纽带。这位伟大的领袖人物克服了这些不足，逐渐掌握了权力。他统一了各部落，他创造了制度。在成吉思汗的军队里，以十为建制单位，长官发布命令的时候，采用统一的诗词和歌谣，以便于那些不识字的士兵们记忆。蒙古人没有陆军，没有舰队，没有修建防御工事，也没有运送给养的列车。他们有的，只是受过严格训练的骑兵。平均算下来，每个士兵拥有五匹战马。往前推进的时候，兵士们在大草原上分散开来，确保全部战马都能吃上草料，他们还要一路从母马身上挤奶。通常情况下，他们往前推进的速度极快，在短短二十五年的时间里，蒙古人拿下的土地和人口，超过了罗马帝国在四个世纪里的总和。

在《成吉思汗和现代世界的形成》一书中，历史学家杰克·维泽福德讲述了蒙古人的战略思想，以及他们对其他文化的影响。蒙古人身上的某些性格特点简直不可思议——在所有令人生畏的评语中，他们竟然晕血。他们不屑于近身格斗，弓箭才是他们最擅长的武器。在战斗中，他们喜欢跟对手保持一定的距离，他们精于围城之战，竟把一座座修有围墙的城池困成了废城。外交是他们的另一手王牌。成吉思汗禁止搞刑讯拷打，不允许烧杀抢掠，认为这样做只会适得其反，他确立了外交豁免权的观念。在被攻占的土地上，他给予宗教信仰的自由。他的一项重要本领还在于广纳人才，他愿意接受任何有一技之长的人才。中原汉人带来围城的战术，波斯人传过来天文学知识，蒙文字母则取自于维吾尔人。德国矿工可以前来中原做工，汉人也可以到波斯当医生。出入成吉思汗宫廷的，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景教等的信众或教徒。到1227年，也就是他去世的时候，他的帝国所辖的疆域面积是历史上最大的国家的两倍。他的孙子忽必烈汗，完成了对中国的统一大业，于1279年建立了元朝。元朝是第一个由非汉人统治中原的朝代，其领土范围北起西伯利亚，南至越南北部。

不过，它也极其短命。蒙古人的崛起，主要依赖于成吉思汗的远见卓识，其后便再也没有产生过他那么英明的领袖人物。不到百年，汉人推翻了元朝统治者，建立起明王朝，把蒙古人又赶回了北方地区。他们一旦离去，就什么也没有留下来。跟其他帝国不一样，蒙古人没有发展出大的宗教派别，没有推广过统一的书写形式，也没有固定的政治体制。他们没有进行过技术革新，修建桥梁是他们为数不多的专长之一，因为他们总在不断地迁徙过程中。迁徙成了他们流传最久远的遗产——在他们短暂的扩张结束之后，新型的贸易方式和文化交流依然持续着。

蒙古人很少写东西，因此我们无法知道，他们怎样看待自己。当今的文献报道，多来自于曾经被他们打败过的那些人——历史由输家记述，这也是为数不多的例子。蒙古人垮台后，对他们的后代步步紧逼的，是明朝统治者。明朝人则时不时也要面对成吉思汗后人发起的进犯。明朝时期，一些汉人军官对这样的遭遇进行过记述。其中一个人名叫尹耕，他在负责边疆事务的兵部服役。美国历史学家石彬伦翻译过尹耕的文献，他的文字十分生动详细，好像今天依然屹立在长城的城墙上。跟16世纪中叶的绝大多数汉人一样，他也把北方人单纯地称作“蛮夷之族”。“蛮夷之女身材丰腴，”尹耕这样写道，“因为她们吃的是肉和奶酪，穿的是兽皮，她们的肌肉因此柔软白皙。她们喜欢私通——不管是白天黑夜，或者有没有别人看见。”根据尹耕的记载，蒙古男人有着类似的爱好。（“蛮夷之少年喜欢诱拐女人，把她们放到马背上，与之发生性行为。”）他还记述，蒙古人身上有一股膻味——像羊肉那样的膻味——而且具有很多兽类特征。（“所有蛮夷之家都酿酒，所有人都喜欢喝酒。蛮夷之人饮酒如牛，啜饮过程中甚至呼吸如常。”）为了避免让读者获得蒙古人只对性和饮酒有兴趣的印象，尹耕还描述了蒙古人另外的娱乐消遣。（“蛮夷之人喜欢用剑刺杀婴孩，以作消遣。”）

到了尹耕的时代，蒙古人已经不再是成吉思汗当政下的统一体，不过，他们还是一群精明强悍的袭扰者。他们驰骋马背，以小队为单位，趁着夜色来袭。他们顺着山脊潜行，因为害怕遇到埋伏。他们以狼烟为信号进行联系。他们还发明了草原版的微型信用体系——根据这一体系，贫苦的蒙古人可以向富裕的蒙古人租借马匹，从事袭扰活动，之后与马匹主人按一定比例瓜分战利品。蒙古人一般不会在汉人的地盘上逗留太久，他们擅长进行穿插进攻，掠夺物品，一旦得手，立马回撤。（北京及其他地方的城墙上，两侧均修建有垛口和射箭孔，就是因为守城士兵要对袭扰成功后正在回撤的蒙古人进行打击。）蒙古人喜欢从汉人手里劫掠的物品，包括牲畜、日用品，甚至是人。他们把劫掠来的汉人——不分男女——放在马背上，驮回到大草原，并强令他们组建家庭。然后，他们把男人（有时候也有女人）派回去充当间谍——男人可以被派到南方收集军事情报，女人和孩子则由蒙古人留作人质。

有时候，这些俘虏很好地适应了北方的生活，似乎乐意呆在那边。这是一种实用至上主义，时至今日，依然时时可见——中国人一旦背井离乡，会学着适应新的生活环境，无论是改革开放年代南下的人们，还是明朝时期北上的人们，均是如此。石彬伦翻译了一段16世纪初期的文献，这段文献记载了一队游牧部落和守城士兵的会面过程。跟游牧部落一起的，有一个汉人男子，原本住在宁夏的某个小镇上，这个男子对于他们那队人马想要刺探军情的用意毫不隐晦。明朝人是这样报告的：

一日晨，五蒙古人走进烽火台，对守城士兵喊道：“蒙古首领派我来此，查看你们那边为何牛车运行不止。”守城士兵应道：“上司调集数千人运送谷物，欲攻打河套内的鞑子。”蒙古人又说道：“吾等人数众多，尔等休想攻克我方。我乃韦州［汉］人，前来赠弓，以表诚心。”那士兵驳斥道：“哦，如果你是韦州人氏，何不就此降服，回归故里？”那人答道：“韦州事难，莫若草原舒坦。何须返家？”说着，他把弓箭交给守城的士兵，可守城士兵没有回赠弓箭。那“蒙古人”策马逃离。

许多像尹耕这样的军官写过不少东西，教人如何区分变节者。他们的头发一般偏短，这一点跟蒙古人很有些相像，而且有明显的疤痕。他们身上有一股膻味。如果问他们当朝皇帝的年号是什么，常常答不上来，因为他们没有时间概念。他们可能把中原说成是“南朝”。在一次战斗中，汉人俘获了一个曾被蒙古人绑架的汉人，名叫蒲凝。一个军官对他做了这样的描述：“蒲凝跟蛮夷在一起生活了很长时间，吃的是肉和奶酪，因此他的身架十分结实，面如雄狮。”这位军官继续写道。“他长得很胖，蓄着短发，走着鸭子步。”在古代中国，汉人认为自己是一个有文化的民族，一个人如果跟蛮夷在一起生活，会慢慢地失去他的“汉人特性”。

然而，对于蒙古人来说，政治合法性却是严格地按照先天条件确定的。王位传承仅限于成吉思汗的直系后裔，这个谱系之外的任何人都很难获得晋升地位的机会。其中一个广为采用的方案，便是想方设法从汉人那里得到赐物和封号。石彬伦研究过几起案例，在长城两边的双方交战的过程中，有人把这一策略发挥到了极致。16世纪40年代，俺答汗十分能干，已升至头领地位，后来建立了呼和浩特这座城市。可是，他在谱系中的地位限制了他的晋升——他排行老二，其父排行老三。于是在1550年，为了聚集财富，提升他在自己同胞中的地位，俺答汗率领数十万蒙古大军，向北京城的东北边发动突然袭击。当时，明朝的防御工事主要是用石头垒成的城墙，蒙古大军轻而易举就攻破了它。蒙古军队的劫掠行为持续了半个月之久，杀戮和俘获的汉人多达数千人。之后，明朝开始大规模地在都城周边用灰浆修建城墙，以提高工事的防御能力。

俺答汗的长子，叫作辛爱黄台吉，采取了另外的策略，以应对家族谱系的缺憾。他从显耀的蒙古人家族中迎娶的女人多达十多个，以期巩固同盟关系。不过，他遇到了财力不足的麻烦，他对此问题的解决之道极尽简单：把那些女人遣返回家。这些被休了的女人们，携家带口又缺钱，打算投靠汉人的卫戍部队，以得到援助。1576年，在类似的恳求遭到拒绝后，一群蒙古人组成突袭队，在整个防御体系最偏远的地方找到一个缺口，并由此攻打进来。这一地区道路崎岖，明王朝觉得根本无需在此修建任何城墙，可蒙古人偏偏从这里攻了进来，杀了二十九个汉人。明朝的回应，则是掀起又一次的筑墙运动。这一次，他们使用了方砖，这样一来，在哪怕最陡峭的坡地上也能修筑城墙。

现在，在北京城外，有些悬崖峭壁上依然可见道道方砖城墙。游客们经常会想：在这样的地方，真有必要修建防御工事吗？可是事实上，蒙古人非常擅长在这样偏僻的地方进攻。有时候，一个首领在成吉思汗家族谱系中的地位可能是非常关键的因素。如果他的等级较低，就可能引发一系列事件，横扫南方，与明朝发生暴力冲突。石彬伦把1576年的那一次偶发事件称作“蒙古怨女突袭事件”——遭遇挫败的女眷最终促成在北京周围修建起令人眼花缭乱的砖石城墙。

成吉思汗陵的停车场上停满了黑色的桑塔纳轿车，车窗遮得严严实实。每当看到这一幕，我的心就会往下沉——仿佛看到一群乌鸦停在了寂静的树林里。在中国的农村，桑塔纳通常是领导的坐骑，如果他们成群结队出现在旅游点，一般说明公款旅游十分盛行。我到达成吉思汗陵的时候，中午刚过，许多领导在午宴上喝得醉醺醺。他们跌跌撞撞地从桑塔纳里钻出来，在停车场上又吼又笑。我跟随三个摇摇晃晃的男子，跨上台阶，来到陵墓入口处。在这里，他们一行人跟服务人员争执了起来。服务员是个蒙古人，他根据三十五元的收费标准，要他们购票。这点钱若是换成美元，不到五美元。

“你看，这——样行——不？”其中一个领导嘟囔着说，“三个人一百元。”

“三张票应该是一百零五元，”这个蒙古服务员回答道。

“给个特价嘛，”领导说，“打个折，就一百元。”

“不行。三十五元一个人。一百零五元。”

“你看，这——样行——不？”领导又说，“我给一百。”

“一百零五元。”

“一百元。”

每个人说话都是这样慢吞吞的，就这样毫无意义地争执了整整五分钟之久。在中国，国营旅游景点的门票是不讲价的，我不明白，那位服务员为什么竟能如此耐心。后来，我才发觉，他也喝醉了。他倚靠在办公桌上，整个售票亭都弥漫着一股酒精的气味。进了大门，有三座蒙古包一样的建筑，顶上装饰着烧制的瓷砖，橙色夹杂着深蓝色。到处都能看到喝醉的领导们的身影：他们或跌跌撞撞地穿过走廊，跨下台阶；或在阳光下坐下来，双颊绯红，双手抱头；或站在展板跟前，摇晃着身子想读出那些印着的有关成吉思汗和元朝的文字。

沿着鄂尔多斯沙漠南部边沿的一条小路，我开了近五百公里路程。我那《中国地图》上标得清清楚楚，长城就在附近，可从路上什么也看不见。有时候，我开上一个小时的车，一辆车也碰不到。我打开收音机，听到的全是蒙古语。偶尔，一阵大风刮过，在柏油马路上掀起一阵阵小型沙尘暴，沙粒像液体一样，一波一波地流动着。开到陕西边界的时候，我又看到两个搭车人在拍打手下那只看不见的大狗。其中一个是老者，我把车停下来的时候，只听他大声吼道：“去靖边多少钱？”

我告诉他，我刚好顺路去那个方向。靖边是靠近长城的一个小镇，那两个汉字的意思是“平定边疆”。

“不要钱？”他十分惊讶地问道。他问我从什么地方来，我说从北京来。他好像有点耳背——他每次大声说话的时候，都要把身体凑过来。“能不能装上这些袋子呢？”他大声问道。

“当然可以，”我问道，“里面装的是什么？”

“盐巴！从我女儿的农场上弄来的！”

我打开City Special的后备厢，帮着这位老者把那些口袋放进去——每个袋子大概四十多斤重。里面装的，正是这段时间来我很少吃到的东西。现在，我的吉普车后备厢储满了可口可乐、给他力、奥利奥饼干、德芙巧克力，还有鄂尔多斯盐。这位老者打算把这些盐巴拿到靖边去出售。他一上车，就高声大气地问了我另外一个问题。“你认不认识韩河流？”

“谁？”

“韩河流！你认不认识他嘛？”

“不认识，”我懵懵懂懂地回答道，“谁是韩河流？”

“他是我们村的！”那老者又大声说道，“他到北京打工去了！我在想，你可能见过他！”

我告诉他，我会留心韩河流的。这位老者戴一顶破旧的帽子，穿着蓝色的粗棉布衣服，牙齿快掉光了，下巴上蓄着一绺山羊胡。跟他一起的旅伴，却是我在北方见过的最漂亮的女子。她二十来岁的样子，头发染成了淡红色，涂着鲜艳的口红，双眉之间长着一颗小小的美人痣。她穿着一件红色的丝绸外套，腰部收紧，胸襟上绣着几朵金色的花儿。她个子娇小，有一个小鸟般的名字——王燕。在这个穷山恶水之地，她显得完全格格不入，真像个异类，被大风吹离了航道，随后登上了City Special。她拘谨地坐在前座上，后背甚至不敢挨着椅背。

“他是我爷爷，”她说，“我们一起住在靖边。”

后座上老者把身子向前倾过来。“你是不是真的不收钱？”他高声问道，“到靖边一般是五块。多了我们给不起。”

我们向南行驶着，从种在沙地里的一排排柳树边上开过去。王燕很害羞——她目不斜视，直直地盯着前方的道路，回答我问题的时候，声音十分温柔。她刚回农场的家看了她的父母，几年前，她来到了靖边，那是离她家最近的城镇。最近，她的爷爷跟着她来到了这个小镇。“我们村所有的年轻人都出去了，”她说，“没人愿意呆在那个地方。我也没有打算回去。”她在靖边的一家美容院打工。对那些没有读过多少书的进城务工女性而言，干什么工作完全凭长相而定。长得端庄的女孩子，多半会在理发店或者餐馆找到活；长相一般的，就只能当服务员，或者进工厂当工人。对长得好看的女子来说，找工作要容易得多，不过，也可能会遇到陷阱。多数发廊是做一些常规的服务——美发、化妆、洗头，以及简单的按摩——但也有一些起着娼妓前台的双重作用。在我看来，王燕的家人把她爷爷送来跟她一起住，可能就是为了防止她遇到麻烦。

二十多分钟后，老者又倾过来了。“你是中国人吗？”

“不，我是美国人。”

“我说嘛，你就不是中国人。”他大笑着说，“你是我遇到的第一个外国人呢！”

在靖边，我把他们带到了美容院。美容院的名字叫作“建华”——“建设中华”——我帮着把盐袋子拿了进去。里边有四个年轻的男子和女子正在干活，他们跟王燕十分热情地打了招呼。那几个男子颇有小镇时髦者的样子，蓄着长发，穿着缀有拉链的皮衣。时辰还早，顾客没到，他们在影碟机里放上了一张麦当娜的碟子。墙上，有一整面大镜子，这几个人挪开美容椅，练习起舞步来。他们从镜子里观察着自己的动作，一遍一遍地反复练习，想要走对步子。店堂的另一头，王燕凑在另一面镜子跟前，整理着一路上凌乱了的头发和妆容。她的爷爷靠在门边，孤零零地站着。进了美容院后，他一直沉默不语，只是注视着那几个年轻人，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在摆满了镜子的房间里，只有他没有盯着自己看。

在中国北方，我开着车越往前走就越不明白，这些村庄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对于城镇，要预测未来不算太难，至少从发展这个角度来说是这样——它们的未来轨迹已经在新修建的一条条钢筋水泥路上明摆着。可是，在乡下，几乎不敢想象，一代人的时间——也就是二十来年——之后，谁还会住在那些地方。我在各个村庄停车的时候，看到的只有老年人、残疾人，还有就是年龄很小的小家伙。那些人进城务工后，把孩子留在家里，由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抚养。打工者们在城市里仍旧没有安顿的感觉，尽管城镇照例总要发生变化。将来，他们可能会想办法把家安在离上班比较近一点的地方。对北方的很多村庄来说，那么多小孩子仍旧需要在农村长大，他们可能是在这些地方住过的最后一代人。

从靖边往西走了一个小时的车程后，我把车停下来，参观了安寺村附近的一段长城。在明朝时候，这个地方曾经是一处重要的防御点。人们告诉我，在安寺附近，有一段废墟，十分有气魄。安寺这个地名的意思正是“安宁的寺庙”，我把车在村子里停好后，只看到一个大人。那是一个残疾人，拄着一副做工非常粗糙的拐杖，正在看管着一大群孩子。在中国的农村，到处都有这样的经典场景：很小的小孩子，围着一个走都走不动的大人，又蹦又跳。

那位老人告诉我，长城离得不远，但他说不清楚究竟在哪个方向上。末了，他指了指最大的那个孩子。“把他带上，”他说，“他认得路。”

一眨眼的工夫，那个孩子钻进了City Special。他还没来得及关上车门，另外四个孩子便跟着鱼贯而入。他们迅速地关上车门，把一个九岁的女孩留在了车外，她站在地上，头上扎着小辫，带着失望的眼神，微蹙着眉头。我看着那位老人，希望他把后面的几个小孩子叫下车，可他一言不发。他脸上略带着一丝迷茫的表情，那是在历经了战争、革命、饥荒，到了现在的垂暮之年仍要奉命照看小孩的人身上常有的那种表情。

“好吧，”我对他们说，“你们都上来了，她也可以上来呀。”

其中一个孩子叹了口气，打开了车门，女孩爬上车来。我们沿着一条松软的土路往西开过去，我得时不时地加大油门，从一片片流沙上碾压过去。听到后面的几个小孩子在窃窃私语，我才意识到，我还没跟那位老人讲过有关我自己的一丁点东西。他们不知道我来自什么地方，要干什么，我只是让他们给我带路，找到废墟。于是，我停下车来，转头回去看着那几个孩子。

“我从北京开车过来，”我告诉他们，“我住在那里。不过，我是美国人。我正要到很多地方参观长城，所以我就来了你们这儿。”

那几个孩子听得十分认真。前座上坐着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另外三个孩子坐在后座上。最大的那个男孩子十二岁，他膝盖上还坐了一个两岁大的小女孩。六个小家伙表情极为认真，尤其是那个小女孩——胖乎乎的小脸上露出一丝忧郁的表情。我觉得，应该给他们分点巧克力才合适。于是，我打开三条德芙巧克力，分到他们手里。然后，我们朝着长城的方向继续前行。一时间，我把自己当成了诱拐孩子的花衣魔笛手——据我所知，这些孩子代表着安寺村的全部未来。

这一带位于鄂尔多斯沙漠的南部，海拔高度差不多有一千五百米，沙丘已经推进到了城镇的边上。长城在一座座沙丘之间蜿蜒穿行，高度仅有三米，用夯土筑成。“你沿着这些长城，走上一年也到不了北京！”钻出City Special的时候，其中一个男孩子这么说道。孩子们蹦蹦跳跳着绕过一个沙丘，我走在他们身后，一层层细沙，在我们脚下流淌。这一段长城连接着一个防御工事——外形是方的，也用夯土筑成。每一个角上都有一个角楼，中间是一个巨大的烽火台。烽火台看上去很像金字塔，基座上有一个小孔，像是通往法老陵寝的入口。一个接一个，几个孩子爬了进去。

跟在他们身后，我用手和膝盖着地，爬了进去。地道拐向左边，白色的墙壁消失在远处的黑暗中。我摸索着前行，从一堆尘土上爬过，随后出现了一丝亮光。开口处是一个通风井——其实就是一道竖直的烟囱，有十五米高。在明代，士兵们需要在这个位置放上一架梯子，可这些孩子们用脚蹬着砖缝，摇摇摆摆就爬上去了。一阵沙土掉下来，我用手挡住了眼睛。“不要爬那么高！”我大声喊道，“危险！”

“没事儿！”其中一个孩子回答道，“我们以前爬过！”

我爬出地道，跟那个女孩会合了，她留在外面，照看着那个小女孩。等到我钻出地道的时候，那几个孩子已经爬到了顶上，正在叫嚷着庆祝他们的胜利。等他们从顶上下来之后，我才注意到，其中一个孩子的手臂上贴着一块脏兮兮的创可贴。他跟我说，他在学校玩蛙跳的时候，摔断了手臂。最小的那个七岁男孩，额头上有一道淤青，看着很别扭，也是一次不小心造成的。如果这就是最后一代乡下人，那么他们至少是主力。其中有三兄弟，长得很相像，留着短发。在北京，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小孩子——那是在首都，每一个小孩基本上是家中的独子，一生下来就受尽呵护与宠爱。

回到安寺村的时候，拄拐杖的那位老人正在耐心地等着我们。我了解到，他是那三兄弟的爷爷。他还告诉我，尤其在他们那个地方，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得并不严格。“人们只要交了罚款，就可以多生，”他笑着说。他还是一点都不关心我是谁，我要做什么。在北方的农村，人们很少起疑心，他们邀请我进去喝茶或者吃饭，基本上很常见。对于农村生活的艰辛，我并未心存幻想，我在美中友好志愿者协会当志愿者的日子里就学会了，不能把贫穷想得太美。不过，在驾车穿越这些即将消失的村镇的过程中，我还是感受到了些许酸楚。那是我瞥见的最后一线生机——最后的小镇，最后的乡村少年，也许还有最后的家庭，兄弟姐妹俱全的大家庭。乡下人特有的诚实与信任，不会随着迁居入城而继续存在。在世界上，陌生人受到毫不迟疑的欢迎，赢得孩子们的信任，这样的地方并不多见。驾车离开安寺村的时候，我有些伤心。

沿着长城，我行驶了一周的时间，最后到达了鄂尔多斯沙漠的最边缘。一段土墙往西北方向延伸过去，进入了腾格里沙漠。腾格里沙漠以其沙子的细腻而著称，那些沙丘的形状十分优美，顶部为圆弧形，很像撒哈拉沙漠里的阿拉伯花饰。这是一片沙地，只有沙子，全是沙子：在腾格里沙漠的中心区域，连牧民都不愿意居住。每天傍晚，我都会停下车来，在沙丘上支起帐篷。在沙地上睡觉，比任何地方都好，至少在平静的夜晚如此。我很幸运，当时正是春天时节。夜空十分明朗，在月光下，一座座沙丘泛着森森白光。

只要经过城镇，不论大小，我总要停下车来，吃顿饭，洗个头。这是些被人遗忘的偏僻之地，偏僻得只能吃点中国经济大发展留下来的残羹冷炙。我看到有些摩托车，在后挡泥板上面贴着一张计算机上使用的光盘，作为很好的反光材料。在一个叫作兴伍营的地方，人们得爬上长城才能收到手机信号。兴伍营的意思是“兴旺发达的军营”，因为明朝曾经在这一带修建过巨大的防御工事。目前，这个村庄非常偏僻，十分贫穷。不过，人们依然在充分利用长城。他们站在城墙上，手机紧贴着面颊，俨然数字时代的哨兵。如果长城变成了手机零件，那会意味着什么呢？或是电脑光盘因为反光而发挥了最大的作用呢？在这样的地方，所有的东西都纠结在一起，分不清哪是进步，哪是即兴之作。

在盐池镇，我洗了洗头，然后沿街溜达起来。这也是一个十分干燥、被人遗忘的地方，离长城不到十公里的距离。我正走着，一辆摩托车慢慢地开了过去，那人随后撞上路肩，一头栽倒在满是尘土的地上。几个人围了过来，可那人根本没有动弹。“他喝醉了，”其中一个人说道。他们站在那里看着，那个人终于醒了过来——可他实在醉得太厉害，连话都不能说。有人把他扶了起来，那醉汉想要坐回到车上。“不要开车了，”一个路人小声地对他说，同时把他拉了回来，可那人挣扎着硬要过去。不一会儿，他周围聚集了三十几个人。

中国人聚集围观的过程，常常出人意料，无法揣测，尤其在盐池这样偏远的地方更是如此。哪怕一件很小很小的事情，只要发生在大街上，也可能引起大家的围观。多数围观者是被动的，至少在一开始的时候是这样的——他们不过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过，随着聚集的人越来越多，人群开始扩大的时候，它就可能形成了一定的势头。围观者可能因为看法各一，从而动武，也可能在转瞬之间转过来针对某一特定的个体。事情发展的结局，往往很难预料，因为这得大大仰仗于人群中是否会出现一个能够起主导作用的人物。一个能说会道的人，可以把整个事件颠来倒去，使围观者付诸行动。

在盐池，如果某个果敢的人站出来，批评骑摩托车的那个人不应该喝那么多酒，或者厉声警告他不要惹事，其他人很可能就会跟风而行。可在围观的这一群人中间，最强势的碰巧是骑摩托车的那个人自己，他想着要坐上摩托车。他身上的每一根神经都把他往摩托车上拽——他一言不发，没有别人的扶持他根本站立不稳，可仍旧十分生气地把每一个拉他的人使劲地推开。过了一会儿，他那股犟劲好像赢得了围观人群的尊敬，大家竟不再坚持反对什么。到最后，他们干脆帮忙了。一个人扶着他坐到了摩托车上，另外有人帮着发动了摩托车。还有个人在后面推了一把。那人摇摇晃晃着突然来了个原地掉头——围观人群全都屏住了呼吸——可他竟然把握住平衡，迅速消失在茫茫夜色中。围观人群等待了半分钟的样子，仔细地听着，脸上露出急切的表情。然而，仅此而已——没有碰撞声。终于，人群散去，愉快地交谈着，往别处踱步而去，去盐池别的地方继续找乐子吧。

沙漠是一个十分鲜明的场景：在这个模糊的背景映衬下，所有的一切都显得轮廓分明。一天下午，沿着内蒙古和宁夏交界处穿越一片沙丘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孤独的身影，正行走在道路边上。我停下车来，大声问他：“你要去哪里？”

“你要去哪里？”那个人反问道。

两个问题都是明知故问，这条路上，连续五六十公里没有一个岔道。我问他，要不要搭车，他耸耸肩，坐上车来。他二十五岁的样子，上唇撇着一撮浅浅的胡须，像是某位书法家写错的一个笔画。他穿戴整齐，穿一件领尖带有纽扣的蓝色衬衫。他说他住在自治区的首府城市银川。我问他是不是一路上遇到了什么麻烦。

“没有，”他说，“我每个月都要来这个地方，就来走走。每天有三趟车从这条路上经过。九点三十，十二点三十，两点三十。我坐早班车到这里下了车，然后散散步。一般情况下，我会坐后面的随便哪班车回到银川。”

他说话有点奇怪，好像在痉挛似的——在时断时续的话语中，他快速地堆砌着词语，好像要用什么东西尽量填满围绕在我们四周的所有空间。他没有告诉我他的全名是什么，只说他姓甄。不过，当问他为什么来到腾格里沙漠时，他倒完完整整地回答了我。

“我曾经在部队当兵，”甄先生说，“我是90年代当兵的，驻扎在陕西省的秦岭山区。我们每天都身处荒野，我现在会时不时地怀念那样的日子。不知道该怎么说，反正那是一段非常快乐的时光。当然，那个时候很苦，但是，做那样的工作很光荣，很有荣誉感。跟我个人没有关系——每一件事情都是中队的事情。集体比个人更重要嘛。我喜欢的，正是这一点。我们彼此了解，彼此依靠，到最后，你这个个体本身反而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所以，我每个月都到这个地方来。空荡荡的沙漠让我找回了过去的那种感觉。”

甄先生坦诚地告诉我，他不喜欢美国——他尤其批评美国在1999年时参与北约对贝尔格莱德中国大使馆的轰炸。服完兵役后，政府给他安排了一份工作，到银川一家粮食公司上班。他没有结婚，也不打算结婚。

“金钱是原因之一，”他说，“如果没有钱，结婚就是件麻烦事。不过，主要的原因，还是我认为人与人之间应该经常扎堆，而婚姻会打破这种纽带。目前，我有很多好朋友，我们经常聚在一起吃饭、喝酒、聊天。有点像我当兵那个时候的日子。可一旦结了婚，这些事儿就做不成了。你得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家庭上。那种聚合感就没有了，我可不想搞成那个样子哦。”

我问他，除了在腾格里沙漠散步，还有没有别的什么爱好。

“其实，我喜欢开车，”他告诉我，“那是我的最爱啊。我好想早点拿到驾照哦。”

他在驾校的学习课程快结束了，拿到驾照后，他想开开出租车。如果有条件，他也想自己买一辆车。不过，只要有机会，他还是会找几个朋友一起练车。他问我什么时候学会开车的——跟很多美国人一样，我十六岁开始开车，这让他吃惊不已。在中国，开车的年龄不得低于十八岁，不过，财力才是真正重要的问题。等人们到了可以学车、可以考虑买车的时候，都已经三十多岁了。

“开这种吉普车跟开桑塔纳是不是大不一样？”他问道。

“没什么差别，”我告诉他，“都有五个挡位，基本上一样。很好开的。只要你会开桑塔纳，开这种吉普车就没问题。”

“我还从来没开过吉普车，”他说，“我好想试一试。”那一刻，他沉默了，眼睛看着窗外的沙漠一闪而过。在我们的左面，长城消失在一片沙丘之间。甄先生终于说道：“让我开一小段，行不行？”

我把车靠边停下来，然后下了车，从City Special的前头绕了过来。甄先生移过去，坐到了驾驶座上。他指着那些踏板。“这是油门，对吗？”他问道。“这两个就是刹车和离合，对不对？”我不知道，我怎么会答应让他来开车。也许是因为连日的长距离沙漠行车、空旷的道路和空旷的环境吧，一切都显得有点不真实了。我系上了安全带。这是我第一次坐在City Special的副驾驶座上。

他发动了引擎，让发动机在空挡上空转了一会儿，随后才起步行车。他把上身前倾出去，透过挡风玻璃细细察看路况，抓着方向盘的指关节一片惨白。只要有车驶来，他就要急剧减速。在半小时的时间内，这种情形发生了五六次。除此之外，由于道路空旷，车子倒也能够笔直行驶。四面八方都是荒地。等到甄先生感觉有点适应之后，他把车速提到了六十多公里，写错的那一撇胡须下，洋溢着一丝幸福的微笑。一路上没有弯道，可他还是试了试转向灯，想要看看是否正常。左、右、左、右。他打开了车灯。他动了一下雨刮器。他摁了一下喇叭，再摁一下，空旷的道路吞没了喇叭声。

那天稍晚些，我在一个卡车停靠点放下甄先生之后，“被地图”进了一片沙地。在我的地图上，长城依旧清晰地标示了出来，一条垛口样的折线利落地蜿蜒向西，穿过一片沙漠，但这一带的道路却十分难得见到。废墟北边，一条毛细血管样的无名小路伸向远方，我试着开了过去。路面浇铸过水泥，偶尔有几个路段被风吹来的沙子淹没了路面。每开一阵，我就得加大车速，才能驶过那糟糕的沙土路面。终于，City Special撞上一个沙堆，停了下来，轮子完全陷进了沙子，连轮毂罩都看不见了。我试着把沙子刨开，可完全不管用。我正打算把轮胎的气放掉一些，以增加附着力，一辆四轮驱动的吉普车开了过来。那人帮我把车拖了出来，我只好往回走——看来，从那条路走下去是一点希望也没有了。

天色渐晚，我走到了一个没有任何标示的十字路口。周围连个问路的人都没有，我只好凭借着指南针的指示，往南行进。开了四十多公里后，路边出现了一块纪念碑。沙子已经淹没到纪念碑的基座部分，不过那些铭文依旧清晰可辨：

1991年8月

工厂全体员工永远不会忘记你

这块纪念碑上找不到任何详情介绍，显得十分奇怪。什么工厂？哪些工人？不会忘记谁？又往前走了几公里，我把车开上了一条土路。沿着土路走了几分钟之后，我在一个沙丘上支起了帐篷。我享用了一顿跟在鄂尔多斯沙漠里一样的晚餐——几块奥利奥饼干，几块德芙巧克力，还有一瓶给他力。夜空一片沉寂，敞开着帐篷的门帘，我躺下来，看着头顶的满天星斗，慢慢入睡了。

一路上，我已经习惯于在我说不上地名的地方酣然入睡。第二天一早，我才弄清所处的位置，为了预防City Special在路上坏掉，我一般要储存足够的饮水。在多数地方，手机信号的覆盖情况良好——中国的通讯系统下辖好几家国有大公司，他们在各处修建的基站达到了全方位覆盖程度，令人称奇。政府还掌控着能源产业，即使在十分偏远的地方，也能找得到加油站。我油箱里的油从未见过底，因为油价管控，价格也十分便宜：2002年春，跟全国各地一样，我加油的价格是每升二点五元。到处都看不见自助加油站。在我驾车从内蒙古到青藏高原的横穿西部之旅中，City Special的油箱盖几乎没有被男人碰过。加油一般是女人们干的活儿，至少在西部是这样，在这些地方，看管加油站的一般是刚刚从农家走出来的年轻姑娘。这些流动务工人员只有十几岁，穿着崭新的工作服，头发梳理得十分整齐，描着淡妆——她们是小镇上见过些世面的人，在成功大道上迈出了第一步。

加油站的姑娘们干活认真，彬彬有礼，十分友善。可如果要让她们指指路，你简直不能抱任何希望。这个问题很普遍——一路上，我得花大量的时间，向别人打听可靠的信息。有时候，他们的口音也非常难懂，不过，最大的问题，还是没有几个中国人出门旅行过。开过车的人就更少了。对于公路，他们知之甚少，哪怕就在家门附近，他们描述起怎么去某个地方的时候也是一团糟。最好的办法，是向他们提出“是”或者“不是”之类的问题：“这条路是到中卫的吗？”如果一个驾驶员只剩下翻开地图向人请教这一招，那简直就是糟糕透顶的一件事。这无异于把谜题交到一个小孩子的手上——人们把地图拿在手里东翻西翻，在页面上寻找合适的线路，脸上的表情先是迷惑，接着就是陶醉。一路上，我学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在问路的时候把《中国地图》藏起来。

乡下人对于地图没什么认识，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对于读过书的中国人来说，也是如此。即便是一个有着数年驾驶经验的专业驾驶员，也可能会因为一张简简单单的地图而弄得晕头转向。尽管中国人有着极其悠久的古代制图历史，地图却没能成为他们现代文明的元素之一。已知的最早的地图可以追溯到公元2世纪。那是印制在丝绸上的一些文献资料，从湖南省的一个古墓中被发掘出来。那些地图文献跟古希腊、古罗马的地图属于同一时期，而中国人绘制的那些图标已经体现了非常先进的技术水平。这些东西曾是为了军事目的和政府使用而制作出来的，因此极为抽象，并且采用鸟瞰的方式绘制。比例尺的运用相当精道。人们用以表示地面主要特征的符号十分连贯，显示出了越到下游河道越宽敞的特点——对于那些需要在某个地点让军队渡河作战的人来说，这个细节尤为关键。到了公元3世纪，一个叫作裴秀的官吏拟定出很多规则，用以指导地形的测绘和地图的编制。对于制图，中国人具有很好的技术底子。

中国早期的地图绘制得相当不错。然而，采用的基本原则却只考虑实用性，不大在乎科学性。在古希腊，制图学是从天文学里面分支出来的，人们因此借用了星象寻踪的主要原则。在此基础上，西方人提出了经度和纬度的概念，古代中国的地图里面却找不到它们的踪影。若干世纪以来，中国人甚至忽略了裴秀提出的规则，到了后来，他们做出的地图描述性大大超过分析性。他们的地图，主要依靠语言文字，不太看重各种符号的使用。为了强调曾经发生过什么极为有趣的事情，连地形都可以采用变形的方式进行绘制。例如，明朝的长城地图，在一座陡峭的卡通样陡坡上，一个个巨大的烽火台隐约可见，而周围环境看不见任何细节，也没有什么比例尺。这样的制图说明，跟中国人一千六百多年前的做法相比，还倒退了一步。

至于为什么把地图绘制成这个样子，有几方面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在于当时的政府在勘察和贸易方面兴趣不大。中国古代的皇帝们很少鼓励远征考察行为，官吏们更是有蔑视商人阶层的古老传统。与之相反，欧洲和阿拉伯国家在制图技术上的巨大进步跟贸易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公元13世纪，随着指南针的传入——最先也是中国人的发明项目——为商人们画出相当精致的地中海地图创造了条件。两百多年后，葡萄牙商人试图开辟南边的商业道路，他们绘制了相当精确的非洲海岸地图。这一项目有赖于政府和商人双方才能完成——葡萄牙的数位王子协调过商人的勘探过程，最后才绘制出了非洲的海岸线地图。

然而，中国的制图史上却没有类似的重大突破，因为它的发展动因迥然相异。在古代中国，地图主要是为了满足军事上的需要，而军队对于绘制详细的内陆地图和海岸线地图没有多大的兴趣。发生战事的地区，主要在西部和北方，也就是修筑长城的那些地方，而这些地方极为广袤，基本上没有特别之处。对驻扎在这些地区的军队来说，某些具体的地点比周围环境更加重要。因此，中国的地图一般要突出主要的关隘和重要的堡垒。后来，无论什么地图，不但要描绘出某个地区的地形，还要标出地图绘制者最感兴趣的东西。在葡萄牙人试图打开东非黄金贸易线路的同一世纪里，明王朝却在忙于抵御北方的游牧部落。这样大相径庭的目标当然会形成人们对于同一个世界的不同视图。

在中国，地图演变成了政府和军队的一种工具，却没有形成个人使用地图的传统。在中国的教育体系中，地图所扮演的角色十分渺小。翻开小学的地理课本，你会发现，里面以文字描述居多。这也许会鼓励学生们用文字描述他们的生活环境，可他们几乎没有勾勒过任何地图。像新经济形势下的许多实用技能一样，读地图还没有进入课程设置的范围。有的人尽管上了好几年的学堂，可还是没有学会使用地图。通常情况下，只有他们开始自己开车的时候，才会跟这东西第一次较起真来。即便某个中国人对于详尽至极的地图有点兴趣，可要找到这样的地图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政府对于这样的地图总是持一种非常谨慎的态度。目前，还是有这样的倾向，即将地图绘制跟军事目的联系起来。尤其对于西部地区，要想找到西藏、新疆这样的地方的详细地图更是不太可能。即使在不太敏感的地区，对地貌地图也进行了分类管理，市场上基本看不到。为了完成我的自驾游，我也懒得带上GPS。如果没有精确的地图，这样的设备可能毫无用处。不过，我的主要顾虑，还是担心这样会让别人以为我是到偏远的西部地区从事测绘勾当的外国人。

所以，我只能依赖《中国地图》，这也算是市面上能够买到的最好的东西了。这家国营公司成立于共产党执掌政权之后不久的1954年，几十年来，《中国地图》继续秉承为政府和军事服务这一传统目标。公司总部坐落在北京的天安门附近，我曾顺道对它做过一次拜访。那个地方让人想起老派的“单位”这个概念：灯光昏暗的走廊，大大的会议室，很多人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公司目前有四百八十多名员工，不过这个数字已经够多了，因为在我跟他们的副总编会晤的过程中，一直有人在走廊上打乒乓球。副总编名叫徐根才，他跟我热情地打过招呼后，一位助手给我们斟上了茶水。我们并肩而坐，中间摆着茶杯，这跟当初毛泽东会见尼克松的情形颇为相似。不过，我们很显然错过了外面大厅里一场重要的比赛——我能听到击球的啪啪声，时不时夹杂着压抑住的喝彩声。

徐总编告诉我，中国发展变化的速度，是《中国地图》所要面临的最大挑战。他们每三个月就要更新一次北京的城区地图，因为到处都在修建新的建筑，汽车大发展也催生了以前从不曾有过的自由市场。20世纪90年代，《中国地图》只出过五个版本的驾驶员专用道路简图。而现在，他们已经出版了二十多个版本。他们的市场目标已经从政府和军事上转移出去，不过他们对个体消费者的观念仍旧是另类的。“我们出版了很多类型的地图，因为经济的发展，人们需要这样的东西。”徐根才说道。他逐字逐句揭示了这句话——公司正打算出版的地图，是人们购买某样东西的时候用得着的。“我们出版餐馆地图，如果你要在北京吃饭，所有地点都找得到。”徐根才解释道，“我们还出版特别版的旅游地图，不光标出著名的博物馆，还会标出酒吧一条街和秀水街市场这样的地方。”

我提到，以前的秀水街是一个颇有名气的服装市场，最近被拆掉，迁了新址。

“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徐根才说，“我们也得跟着改。”

他十分自豪地展示了其他的专业地图。《小店物语——北京小店地图》上面全是密密麻麻的购物广场和购物商店。《北京学校地图》列出了首都地区的所有教育机构。《中国城市房产地图》专为投资者设计，列出了全国的楼价预估值。如果你需要寻找某种很快就要过时的东西，《中国城市房产地图》倒是值得一赌。还有一本《北京求医问药地图册》——这正是疑难杂症患者的梦想，上面标出了好几百家医院、诊所、药店的地理位置。在我看来，花了那么多年的时间满足政府和军事需要之后，《中国地图》还是没怎么抓住这样的概念——为私人和个体推出一种具有开放特点的工具。在他们看来，人们需要辨识方向。仅仅给他们最好的北京地图册，让他们自己去判定，需要寻找餐馆、药店、还是只管六个月的房产价格，这还不够。我们并肩而坐一个多小时后，会谈结束。徐根才和我同时站起来握手道别，似在为我们的高峰外交活动画上句号。他祝我旅行顺利，还叫我随时再来。走廊上，我离开的时候，乒乓球比赛依然热烈地进行着。

离开腾格里沙漠，我向西进入了甘肃省境内。那条道路没有命名，修得太小，够不上国道的档次。不过，在政府新近掀起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对这条路进行了浇筑。卡车司机已经开始在使用那条道路，沿线可以看到很多标语牌：“交警祝你旅途平安”；“丝绸之路换新貌，交通警察保平安”。不过，还是很少看见执法者。这里又用上了翻版的兵马俑警察策略——间接的警察工作吧。在红水村外，一辆卡车坏掉了，停靠在路边。卡车边上站着三个人，正在拍着手下那只看不见的大狗，心情十分焦急。小轿车、大卡车从旁边一闪而过，正如驾驶员试题中的一道试题：

344题 如果遇到交通事故，有人需要帮助，你应该：

A）继续行车。

B）停车，尽可能提供帮助，并联系警察。

C）停车，如果有报酬，才帮忙。

我把车停下来，那几个人说他们的油泵出故障了。那是一辆解放牌大卡车，牌子是巨能王。他们已经把手下那只看不见的大狗拍打了一个半小时，才遇到我停下了车。他们问我，能不能把其中一个人顺便捎带到最近的安远镇，那儿有个火车站，我答应了他们的请求。他们把坏掉的油泵装进一个粗麻布口袋，扔进了City Special的后备厢。

这位卡车司机名叫李长杰（音译），是个南方人，老家在江苏省的一个小村庄。妻子仍在家务农，他则跑出来做起了生意。他个子矮小，满脸憔悴，但目光敏锐——面露饥渴。之前是农民，在新经济形势下取得成功的人脸上常有这样的饥渴。1993年，李长杰从亲戚那里借钱买了一辆二手车，跑起了营运大货车。时间一天天过去，他逐渐更新了自己的营运工具。去年，他花二十五万多元购买了这台巨能王。在中国，这是很大一笔钱，而李长杰对这个车的油泵恼怒不已。

“我查过了，全省没有一家公司有存货，”他说，“我得一路跑回徐州去更换。因为没有可靠的方式能够把它尽快发过来，我只好亲自去更换。去的时候要坐两天的火车，回来又得要两天。你是个作家——你知道你该写些什么吧？你应该写写解放牌卡车，配件太难找了。简直可笑。你还可以写一写中国生产的这些东西，质量太差。这个国家生产的什么东西都不经用。”

我向来喜欢跟中国的大卡车司机聊天，他们是这个国家里最纯粹的企业家。他们通常拥有自己的大卡车——通常是合伙购买的。一般情况下，他们结伴出车，一人开车，一人睡觉。在中国的专业汽车驾驶员大军中，他们的技术是最娴熟的。出租车司机往往太霸道，因为风险很低：城市中的车辆移动太慢，人们对擦刮事故不太在意。长途公共汽车驾驶员则最糟糕：公共汽车不是他们购买的，薪水则主要靠车票提成。这就给了他们超速的诱因，在以口号标语和交警塑像为主要公路巡逻方式的地方，尤其如此。无论我什么时候读到关于严重交通事故的报道，那总跟长途公共汽车有关。

然而，卡车司机很少让我如此神经兮兮。卡车多数会超载，因此跑不快。他们一般不会冒险行车，因为卡车是他们自己的。他们总是走熟悉的固定线路，还会根据天气情况做出灵活的调整。跟他们聊天也很有趣。一次，我在山东省的一个卡车住宿点住了一夜，问过那些驾驶员，车上装的是什么。有两个人驾驶的那辆车刚刚卸下了有色金属，现在装着竹枝扫把。另外两个人驾驶的那辆车刚卸下彩色电视机，又装上了加工过的小麦。别的车或是卸下化学材料，装上了散热器；或是卸下网球鞋，装上了发电机。他们是新经济体制下的炼金术士，在中国道路系统沿线的每一次神秘交易现场，他们都是中心人物。一辆卡车刚刚卸下计算机控制的麻将设备，又装上了小学生教科书；另一辆车运过来一车皮鞋，然后又运回去一车回收塑料。

还是那次旅行过程中，在天津附近的一段高速公路上，我跟在一辆车门没锁好的货车后面行驶。那上面装着从国外进口的废纸，运到中国来循环处理。车门甩开后，印刷品在路面上撒落一地。几百本小册子像垂死的小鸟一样掉落到地上。我把车停在一边，捡拾起一本。上面印着英语：武威奇财务公司长达十四页的抵押贷款申请书，地点位于肯塔基州达特福德市。我后来跟武威奇公司进行了联系，他们丝毫不明白，那么多申请书怎么会出现在天津的高速公路上。不过，在发展中国家购买的产品基本上都是这样：产品也许已经在中国的某条道路上度过了一些时日，某天又会回到那个地方进行循环处理。

在甘肃省，李师傅的巨能王卡车坏掉的时候，正装载着原棉。新疆到江苏是他行走的标准路线，距离超过三千公里。在西北这一段，他走的那条路线叫作丝绸之路，穿过了甘肃省境内的河西走廊，以及新疆中部的绿洲城市。他一般把原棉向东运到某个工业城镇，然后装上成衣——这是他主要的炼金术。“都是些廉价服装，”他说，“就是出口到中亚贫困国家的那种。”他一年能挣到五万多块，这样的收入在中国是很可观的。这一次，另有两个人跟他一起出车，其中一个是学徒。在接下来的四天时间里，那两个人得一直坐在巨能王卡车上，等着李师傅回来。除了警察的罚款，盗贼是卡车司机们最大的担忧。“不管你装的什么，甚至你的车辆还在行驶当中，那些人都会跳到车上，盗窃货物，”他说，“河南那个地方最让人恼火。在河南，如果遇上盗贼，即使叫了警察，他们也懒得过来。我最讨厌在河南开车。”

在安远火车站，李师傅下了车，卸下了他的油泵。油泵漏出的油流到了City Special后备厢的地板上，他不住地道歉。我跟“首都汽车”的王先生通了电话，然后对他说：“没问题！”之后，我开车进入了河西走廊。这个狭长地块的边界十分分明：东边是沙漠，西边有高山。不过，在这个走廊的中心区域，因为有从西边山脉融化的雪水，土地肥沃，因此适合人类居住。在古时候，这个地方是天然的商贸通道。一个个商队从这一地区穿越而过，有些商品由此经过，最后到达了中东和欧洲。在19世纪，西方的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开始把这条通道称为丝绸之路。实际上，它是由好几条道路交织而成的，连接着许许多多的目的地，承载着各式各样的商品物资。但是，这个名称慢慢生效了。这跟长城十分相似：本是外国人使用的一个简称，就像一个历史品牌，吸引着人们的想象力。跟长城一样，外国人提出的这个概念传回了中国。现在，这个词语已为每一个中国人所熟识：丝绸之路。

在甘肃，这两个概念沿着312国道交织在一起。现代公路从走廊中心穿过，沿着它往西北方向行驶，右手边开始出现一段段明长城。这些长城是用夯土筑成的屏障，大约有一人那么高，延绵数公里。偶尔，在这些土墙形成的包围圈里坐落着一个小村子。在某处，我驶离国道，沿一条土路前行几公里走到了尽头，这个地方名叫峡口。村庄坐落在一圈围墙之内，当地村民仍旧在发挥着它的用途。在一处防御工事边上，有一排排绵羊圈，那些畜生正在用蹄子刨着明朝留下来的历史遗迹。在村子边上，没有用上自来水的家庭径直在屏障上掘出一个厕所来。关于长城的伟大概念就只说这么多吧：在峡口，这一切都一文不值。

古时候，这个地方曾经是一个军事前哨。时至今日，这个行政区域仍旧被叫作“老兵镇”。一度，它的作用就是保护那些从此地经过的商队。“在我很小的时候，骆驼队还从这儿经过，”一个老人告诉我，“我还记得，他们要去的地方是新疆。”他的同伴点了点头。“一个客商有十匹骆驼或者更多，全都身负重物，”另一个人说道，“有汉人，也有维吾尔人，不过汉人居多。解放后，过路的骆驼就不怎么多了。从那之后，人们开始用卡车了。”

太阳底下，在一个古旧的烽火台脚下，五六个人坐在一起，抽着金城香烟。曾经，这一建筑物肯定十分漂亮：有两层楼那么高，每一层都有一个四方形的屋顶和彩漆屋檐。上面有一条标语，字写得不错：“凭电力，控天地。”这儿是村子中心的一个十字路口，骆驼队曾经从此经过。现在，每当天气好转的时候，村里的老乡们喜欢聚在烽火台下。不过，烽火台年久失修，油漆剥落，木头制作的屋顶蛀出了空洞，基座上的方砖已被取走，用在了建筑工程上。老人们告诉我，入口处曾经有两只威武的铁狮子，不过在毛泽东发起的工业大跃进运动中，被融化成了铁渣子。“文革”中，铁钟被当成了废物。“过去，只要吹风，大钟就要鸣响，”一个老人回忆道，“一共有八个，都挂在几个角上——一楼挂了四个，二楼挂了四个。”

他们谈论着其他已经不复存在的建筑，回忆着峡口一带曾有过的地名和方位。其中多数是宗教盛行时代留下来的寺庙，在“文化大革命”打倒迷信的运动中已经被毁坏了。“如果要生孩子，就到送子娘娘庙上去，”一个人说道，“老年人一般爱去三圣显灵道观。读书人参加宫廷考试之前，先要去文殊菩萨庙拜一拜。农民们如果需要祈雨，会去龙王庙拜祭。”

现在，这些地方不过是留在人们记忆中的地名而已。就连烽火台废墟旁的十字路口都已经毫无意义了，因为现代的丝绸之路已经远离峡口村。新建的312国道从村子西边三公里远的地方经过，算是这个小村遭受的最后一次挫折，因为游客再也不会来这个地方拜访了。这里的人口已经减少到了四百，比改革开放初期的一半还少。大家都说，年轻人中学一毕业就走了。我问，有什么地方能够让我睡一夜，他们立马把我指引到了学校——那恐怕是村子里唯一保存完好的一幢建筑。

天气日渐阴冷，风也很大，不太适合支帐篷，天黑之前赶到下一个村镇的时间又不够。在峡口学校，老师们对我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他们说，偶尔有人在参观过长城废墟后，到他们那里借宿。老师们拿出一张轻便床，安排我睡在四年级的教室。跟中国乡下的大多数小学校一样，这间教室很干净，基本上没有什么装饰，里面空无一物，让我觉得它就像是一个旅行者之家。我不过是路过而已，学生们也是如此。到最后，新建的丝绸之路会把他们统统带走。墙壁上张贴着周恩来总理、卡尔·马克思、革命将领朱德的语录——这些话语激励着孩子们到南方的工厂寻找出路：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一个人有知识，才能变得三头六臂

人和机器一样，经常运动才能不生锈

《中国地图》上，甘肃的这一带有很多地名跟军事有关：龙头堡、老兵栅栏、丰盛堡。峡口以西，有一大堆地名跟马匹有关：马蹄庙、大马营、军马营一、军马营二、军马营三。所有这些地方距离长城都非常近，就在青藏高原附近的一个斜坡上，我打算折向那个地方看看。

跟河西走廊东部边沿的多数地方一样，峡口村十分干燥，满是灰尘。那是靠近沙漠的地方，不过，随着我往西行驶，地形有所改变。我爬行到海拔两千一百多米的高度时，基本上是荒芜的灌木地。一个小时后，我来到了一个草木繁盛的高地，海拔高度有三千两百多米。这些地方有融雪的滋润。在远处，我看见了喜马拉雅山那白皑皑的群峰之巅。一刹那，茫茫大漠的枯燥乏味变成了缤纷的五彩世界：春日的天空一片湛蓝，宽阔的草地一片葱绿。空旷的草地上，牲畜们在啃食嫩草，溪流从水田边上匆匆流过。这是一片大农场——宽广无边，喜迎宾客，恰似蒙大拿州的高原。

在军马营一，牛仔们正在把几百头牲畜赶进一个围栏里。那些马匹个头矮小，膘肥体壮，四肢稳健，四蹄踏过，如雷贯耳，仿若千军万马从人们眼前行进而过。牛仔们穿着军人制服：窄边帽，迷彩服，劳动衣，军用靴。我钻出City Special，一个人策马而至，灵巧地下了马，向我介绍了他的军衔——王佳艺班长。

“这个品种叫作山丹马，”我问起马种时，他向我这样介绍道，“个头不高，跑得不快，但耐力出名得好。拉东西很不错。”

山丹是附近的一个城镇，王班长介绍说，早在两千多年前，也就是汉代，当地人开始为军队饲养马匹。那个时候，帝国的主要对手是匈奴，世世代代以来，这个游牧民族一直威胁着中原汉人。要打赢他们，只有靠骑兵。因此，历代帝王们在河西走廊的这一带都建立了饲养基地。在过去，人们把这个地方称作御马营，几百年来，一直保持着这样的传统叫法。共产党执政后，把这些地名进行了编号，可还是饲养山丹马。在西部崎岖不平的地方，这种马匹用处很大。在中国的偏远地区，如新疆，国界巡逻仍采用骑马的方式。当地人告诉我，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支援阿富汗反抗前苏联入侵，向阿富汗提供了大批山丹马。

不过，即使在这样偏僻的地区，他们对于改革开放的巨大变化也无法免疫。那里地名虽然还叫作军马营一，照看的还是两千多匹马，然而王班长告诉我，他们也正处于私有化的过程中。“严格地说，我们不再归军队管辖，”他说，“几年前，部队就不再需要我们这里的马了。目前的马匹够用了。我们现在把马卖给其他公司，尤其是那些搞旅游的公司。有些领导说，我们也要开始搞旅游了。”

那极有可能是军马营一的未来命运——某一天，它会发展为城市游客的农场。同时，这个地方依然有些军队的感觉，每个人都穿着制服，没有多少平民生活的迹象。我到达场部的时候，那位主任十分紧张，要求查看我的护照和记者证。接下来，他似乎不知所措，让我赶紧开着City Special离开那个地方。

最近几周，随着我深入西部，我已经感觉到，当地政府对于外国人非常小心谨慎。在一个收费站，一个警察把我拦下来，把City Special彻底地检查了一遍——他甚至打开引擎盖，记下了发动机序列号。他没有告诉我，为什么那么担心。不过我明白，这一地区有军事设施。民族紧张也可能是原因之一，因为甘肃省是藏人的一大家园。

我知道，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停下来。参观过军马营一之后，我决定离开这个县，以免惊动警察。我往北行驶，快到午夜，才到了一个叫作高台的小地方。这个地方沿着312国道伸展开去，一溜狭长的地段上，到处都是汽车维修店、廉价餐馆以及卡车司机旅馆。在一个低洼地段，我找到了一家旅馆，十几元钱一张床。他们没有需要向警察上报的登记表，我要做的，就是用现款付清床位费。一个房间四张床，对着国道那一面有一扇窗户，墙上有一张荷兰风车磨坊的画报。

两位四川卡车司机已经占了两张床，他们来自内江。我在美中友好志愿者组织服务的时候，就知道那个地方。他们的解放牌大卡车装载的是儿童服装，即将出口到哈萨克斯坦。他们停在这里，是要对车辆进行修理——又一辆巨能王在甘肃省境内被打趴下了。我一进去，那两个卡车司机立马兴奋起来。

“你是不是来看另一个老外的？”其中一个人问道。

“什么另一个老外？”

“那个俄罗斯女人。”

“我不认识什么俄罗斯人，”我说道，“我是美国人。”

“哦，我还以为你认识她呢。她就在楼上上班。”

“她在楼上干什么？”

那个人的同伴笑了笑，回答道：“她是个妓女。”

哦，我的老天，我自言自语道。在甘肃的卡车司机旅馆，如果还有什么比这个四张床的房间还令人沮丧的话，那就是我知道了楼上有一个耍把戏的俄罗斯女人。

“要不要上去看看她？”那个人问道。

“算了，”我说，“我累了。我开了五个小时，一直没有休息过。”

“走嘛，去看看！她也是个老外，你们两个还可以聊一聊噻！”

我敢保证，她身上肯定有故事——也许是后苏联版的“嘉莉妹妹”，始于符拉迪沃斯托克，止于河西走廊，真是可怜之极。可我不愿意听这样的故事，也不愿意看见那位女子，那两个四川卡车司机只好作罢。在这张十几元钱的床上，我唯一想做的事情，仅仅是睡觉而已。

进了甘肃省，我车上的给他力喝光了。在宁夏境内的时候，我吃光了最后一块德芙巧克力，可乐早就没有了。在那些小镇上，根本就找不到这样的外国产品。苏打水没有了，我找到了“非常可乐”这个替代品。“非常可乐”有一句口号——“中国人自己的可乐！”——那既是自夸，也是警告。几周以来，我在咖啡和糖所形成的兴奋之巅向西行驶，到了河西走廊，疲劳和倦怠把我又拽回了地面。早上起来，我常常睡眼惺忪，衣衫不整；到了晚上，我又总是强打精神才能睁开双眼。我满身污垢——哪怕最周到的洗头服务也洗不干净。City Special的启动器已经更换过，但车里面满是沙子，巨能王的油泵在地垫上留下了一大摊污渍。搭车人乘坐的时候，后背远离座位，我不能责怪他们——这辆车正在变成一堆废铁。

车窗外，长城依旧，气势雄伟。我越往前走，这样的建筑就越震撼着我，既为它们的美丽，也为它们的坚守。它们那变色龙一般的品质极为出色——这些城墙沿着地形的轮廓线蜿蜒向前，附着在山脊之上，带上了土壤的颜色，因为年久，因为取材自本土。在河北，那些城墙跟当地的山峦一样陡峭而粗糙。在有些地方，你身处半山，却无法看清哪是岩石，哪是明长城。在黄土高原，山峦不再，取而代之的是布满台地的壕沟深渠。跟那块满目疮痍的大地上的其他东西一样，长城同样变得棱角分明。在鄂尔多斯沙漠边沿，那些屏障物看上去仿佛是一堆堆沙子。在河西走廊这儿，明城墙宛如一条色彩黯淡的蛇，在春日的阳光下伸展开去。如果这些建筑物在修建之初破坏了环境，那么随着岁月流逝，它的边角已经磨平，看上去跟周围融为一体，几成天然了。实在奇怪得很，人类曾经以为从月球上可以看见长城——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哪个人造建筑物，跟周围环境如此精妙细微地融合在一起。在有些地段，即使你就站在那个东西上面，也可能懵然不知。

长城的意义也颇有变色龙的性质，对它的阐释曾经随着时间和观念的不同而不断改变。20世纪初期，革命家和民族主义者孙中山先生赞美它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建筑成就。毛泽东把它描绘成近代史上全民抵御外辱的先驱。对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最伟大的作家鲁迅而言，那段城墙代表了中国文化里所有的糟粕。鲁迅把长城说成是“奇迹和诅咒”。他写道：“我总觉得周围有长城围绕。这长城的构成材料，是旧有的古砖和补添的新砖。两种东西联为一气造成了城壁，将人们包围。”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人占领了中国的北方地区。侵略者的士兵倚靠着长城拍下照片，为的是让人信服，他们占领了这片土地。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和弗兰兹·卡夫卡都根据长城编写过故事。在外国作家看来，长城一般象征着对外国人的恐惧，而中国人则觉得那是伟大文明的证据。由政府主办的《今日中国》甚至把它说成是多民族团结的象征——“与其说是屏障，不如说是河流”。长城的象征意义是一种流体，它表示什么东西都行，哪怕说成是蒙古人和汉人的合作也没有问题。

在学术界，历史学家们通常把长城说成是防御失败后修建的工程结构。美国学者亚瑟·瓦尔德隆考察了某一时期的明代长城，在书中做出如下总结：“即便在修建之初，从军事角度看来也毫无用处。”不过，他的研究仅仅局限于某一时期的某一部分长城，此外再无学者对它的历史做过真正有深度的追寻和研究。目前，对于长城真正有意义的研究是由学术圈外的人进行的。他们的背景极为广泛，既有我在山西遇到的乡村历史学家老陈，也有研究生毕业的外国人。不过，这类人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一般来说，他们都是男性，体格健壮。就传统而言，中国的知识分子少有这样的品质，然而这种品质对于探寻长城来说却是必不可少的。长城还吸引着一些偏执的人。独立的研究者必须是具有顽强意志的旅行家，需要充足的资源才能支撑自己的研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新的经济形势下，这是个很好的历史课题。政府顾不上，学术界忽略了，长城研究这个领域全靠那些自由的个体：历史就如同自由市场。

最终，他们几乎都走上了通往北京的道路。1984年，一个名叫董耀会的公用事业外线工辞去工作，跟另外两个同伴一起，花了十六个月的时间，不辞艰辛，徒步考察了横跨全中国的长城全线。在根据这一经历写成一本书之后，他来到了首都，并被录取进入古汉语课程的学习。后来，他促成成立了中国长城学会，该机构目前出版两种刊物，大力宣传对长城进行保护。另一个无师自通的专家是程大林。他最先是在一所体育学院读书，毕业之后，做了一个摄影师。他所在的新闻机构经常派他到长城上去摄影，因为他身体强壮，适于攀登。就他自己而言，他研究了明代历史，后来出版了八本书，既有图片，又有理论研究。英国地质学者和马拉松运动员威廉·林赛一时兴起，于1986年来到中国，花了九个月时间，沿着长城跑步或徒步行走，从甘肃出发，一直走到了大海之滨。后来，他定居在北京，出版了四本跟长城有关的书籍，成立了国际长城之友协会，旨在开展对长城的保护工作。

在中国最有名的学术机构北京大学，对长城进行高端研究的是一位警察，名叫洪峰（音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洪峰上过体校——他是个短跑运动员，同时也是跳远运动员——可他喜欢看历史书籍。由于差一点点资格没被大学录取，他成为了一名警察，后来分配的工作单位是北京大学。闲暇时间里，他到图书馆研究明代文献资料，徒步到最偏远的长城地段进行考察。他在一个专为长城发烧友成立的网站上发表文章，有些还属于重要发现。（例如，洪峰发现了一些明代文献资料，可以说明在修建北京附近长城的过程中，风水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在跟洪峰会面的时候，他告诉我，尽管就在北京大学工作，他却一直没跟那些教授们讨论过他的研究课题。“考古和历史系的学者们对长城不怎么感兴趣，”他说。

研究工作做得最彻底的，要数石彬伦。跟其他人一样，他也喜欢运动——在达特茅斯的时候，他加入了大学划船队，也加入了越野滑雪队。1990年，他来到中国，打算在北京大学攻读历史学硕士学位。在这里，他用中文写了一篇关于西汉时期某位哲学家的论文。之后，石彬伦决定放弃在学术领域进行职业发展，转而进入哈佛大学法学院，成为了常驻中国的顾问。几年之间，他把徒步考察长城当成了一种业余爱好。没过多久，他辞去了那份工作，决定潜心从事全职研究。他的目标十分远大：计划徒步走遍北京地区的每一段明长城，决心读完那个朝代出版的所有关于长城防御体系的历史文献。他做研究工作所需要的资金，全靠自己通过开讲座和到长城当导游来获取。

跟其他外国学者不一样，石彬伦已经找到一些证据，证明明长城实际上起到了防御工事的作用。1555年，数千蒙古人向北京西北边一个叫作水头的村子发起进攻。明王朝刚刚改进了水头村的那一段城墙，十分坚固，抵挡住了这一次袭扰。岁月长河中，这样成功的防御实例还有很多。在16世纪后半期的一份报告中，一位中国官吏对一次大捷之后的情景进行了描述：

那一天，我们把砍下的鞑虏人头挂在柱子上。兵士占宇从上面割下一片肉来，走到他的同伴跟前，说道：“这是袭扰者应得的下场。”另一个兵士赵翩从那死人的颈部割下两片肉，生吃掉了，同时还对他的同伴大声讲道：“我讨厌骚扰百姓、找我们当兵人麻烦的人，我要吃他的肉！”作为他们的上司，我很高兴我的手下这么勇敢和忠心。

世界上，没有哪个人对明长城的了解有石彬伦那么透彻。一次，我问他，这样的建筑物说明了中国的什么。“开讲座的时候，老有人问我这个问题，”他说道，“这说明中国的什么呢，中国是它的建造者呀？我的答案基本上是这样的：什么也说明不了。他们很有些失望。这个东西不过说明中国人曾经做了些什么而已。那只是他们进行自卫的一种方式。”

石彬伦讨厌把长城赋予象征意义，并加以利用。在他看来，长城已经变成了一个极其简单的隐喻，人们更愿意对它进行阐释，胜于对它进行调查研究。他认为，把某一个具体的建筑结构用来解释类似中华文明这么复杂的东西，是十分不公平的。“我怎么看它呢？那一带是边疆地区，经常容易受到攻击，”他说道，“他们只好修建了这样的边境防御体系。人们把它跟外交、贸易以及对蒙古领土的侵扰等联系起来。”

对明朝人来说，修建那些城墙不过是他们当时有些复杂的军事策略之一。可到了今天，人们很容易脱离当时的具体情境来看待这些防御工事。它们依旧震撼人心，每一名游客都可以沿着废墟走上几步。然而，要找到并读懂明王朝的档案，以及其他有关对外政策的详细资料，比这困难得多。

石彬伦继续说道：“人们常说，值吗？我可不认为当时的人会这么想问题。没有哪一个城邦国家说过这样的话：‘我们放弃这块土地吧’或者‘我们可以牺牲多少多少平民和士兵的性命。’账不是这样算的。每一个王朝都会设法保全自己。”

沿着明长城，我往西北方向行驶到了嘉峪关。这个城堡位于河西走廊的尽头，然后我继续行驶，到了敦煌。敦煌以其洞窟里的佛教艺术以及附近那一个个巨大的沙丘而闻名遐迩。可我还要继续驾车前行——一路上花费了那么多时间，我可不甘于在这样的旅游点闲逛。我进发到一个叫作肃北的地方，在一个检查站，警察拦住了我。路障设置在一个人迹罕至的十字路口，非常靠近青海省界。

“驾驶证，”一个警察非常严厉地叫道，同时他朝车子里面看了看，“哇，你从哪里来？”

“北京。”我回答道。

“你不是从北京来的！”

“我是美国人，但我住在北京。”

“看看这个！”他笑着对另外两名警察叫嚷道，“这家伙是个老外！”

三个人在City Special周围挤成一堆。他们看上去不过是些娃娃而已——几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瘦得皮包骨头，穿着的警察制服明显肥大。第一个警察查看了我的证件，大声说道：“看起来像是咱们中国的驾照！”

“就是中国的驾照，”我说道，“如果只有美国驾照，我也不敢把车开到这里来。”

“你还有美国驾照？”

我递了过去，几个警察传阅着——无疑，这是甘肃省境内检查过的第一本密苏里驾照。“来这里干什么？”一个警察问道。

“就是开着车转一转。旅游。”

“怎么学的中文？”

“我在这里住了好多年了。”

“你一定是个间谍！”他说道。另外两个警察大笑着，跟着帮腔：“他是个间谍！他开着车乱转，又会讲中文——一定是个间谍！间谍！间谍！”

几个警察笑得前仰后合，把驾照还给了我。好一阵，我才问了句：“我可以走了吗？”

“可以！当然可以！”

驾车离开的时候，我看了看后视镜，那几个人在路边推推搡搡，一边彼此拍打着，一边哈哈大笑：“间谍！间谍！”

一个多小时后，我到达了肃北。除了蒙古族和哈萨克族牧民的白色帐篷，一路上什么东西也没有。肃北县城也不过是在峡谷里有一排低矮的建筑物而已。在一个公共厕所附近，我停了下来。等走出来的时候，有一个人正在等着我。他只说了一个词：“身份证。”

那人个子矮小，皮肤黝黑，上唇长着几根稀疏的胡须——凭我的猜测，他是个蒙古人。他的要求令我吃了一惊，在我迟疑的当儿，他亮出了一块牌子：公安。他查看了我的护照，然后装进了他自己的口袋里。“这个地区不对外国人开放，”他说道。

“抱歉，我不知道，”我回答道，“没有人跟我说过。”

“有没有跟你说过并不要紧。这里没有开放。”

“我只是来旅游的，”我说道，“我马上就走。我不想给你们添麻烦。”

“你已经惹麻烦了，”他说道，“我们到所里去吧。”

我把City Special停在路边，跟他走了。我的心在往下沉，轿车会不会被扣留——我知道，曾经有外国人开车非法进入到管制区域，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不过，在中国遭到扣押后，很难预料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在这里，一切全看你是在什么地方，又是谁处理这样的事情。

到了所里面，一个女警官已经在等着我们了，他们让我在一张桌子前面坐了下来。那个男警察说他们最近扣留了一名外国人。“他是坐公共汽车来的，”他说道。

“后来怎么样了？”我问道。

“依法进行了处罚。”

“怎么处罚的？”

那个警察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他们两个人在一个文件柜里翻找着，抽出一摞纸。他们的动作很麻利，似乎这已经成了他们的家常便饭。我决定再求他们一次，让他们对我慈悲为怀。“国道下来的岔路口有几个警察，”我说道，“他们检查了我所有的证件。他们都没有跟我说肃北不对外开放，他们说我可以来。”

“他们当然说可以啦！”那个蒙古族警察反驳道。“那些家伙知道个啥？他们不过是交警！一文不值！”

对此，我很难加以辩驳。警察开始对我进行问话：蒙古族警察向我提问，女警察做记录。今天从什么地方来？这是你的护照吗？居留证呢？这是你目前在北京的住址吗？你在那里住了多久？文化程度？租车有收据吗？租金是多少？汽车租赁公司在哪里？昨晚在什么地方住宿？费用是多少？登记了吗？你的工作单位是什么？这样写对吗？你有博士学位吗？

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总喜欢回到我的教育程度这个问题上来。这令我有些不解——教育程度跟溜达到青藏高原的某个未开放县城到底有什么联系呢？后来我才豁然开朗，他们不过是在填写表格而已。上面有好多空格，有些空格涉及相同的问题。有时，我不得不把同一个问题回答上两三次。提问十分具体，十分详细，使得询问的效果并不太好。两位警察好像没有丝毫疑心，他们也没有向我提出什么开放性的问题，比如我计划要去什么地方，离家这么久，都做了些什么等。他们对City Special都懒得看一眼。那纯粹是填一堆表格而已，末了，他们直起身来，似乎大大地松了口气。

“你违反了我们国家关于外国人的法律，”那女警察对我宣布。她取出一本规章制度读本，指着第四十六条。“我们得处罚你。”

“怎么处罚？”

“罚款，”那男警察说道，然后两个人同时笑了笑。那种笑，是中国人的笑，它掩盖了窘迫。我自己也笑了笑。

“根据法律，我们可以罚你五百，”她说道，“不过，你是初犯，我们只罚你一百。”

那相当于十二美元。“谢谢，”我对他们说道，同时把钱放到了桌子上。他们一看到钱，立马紧张起来，两个人谁也不敢去碰那张钞票。“我得把我们的上司叫来，”那个女警察说道，并走出了房间。几分钟后，她又回来了：“我们不收现金。”

“为什么不收现金？”

“因为怕贪污。如果我们收了现金，没有人能够证明有多少钱。所以，你得把钱汇给我们。”

时不时地，共产党内部会掀起反腐败运动。不过，始终没有多大变化。然而，在甘肃省这个被人遗忘的地方，警察们却十分认真。那个女警察领着我到了外面，跨过街道来到中国农业银行。当时是星期天，于是她联系了银行的经理，专门给我们开放了柜台。我填写了一张表格，地址是那个派出所，写下了那个女警察的名字，把钱递了过去。银行经理说：“星期二就可以到账了。”对这样的效率，他似乎十分满意——只需要两天时间，那笔钱就会到达站在我旁边的这个女警察的手里。她似乎也很满意。到了街上，她跟我握了握手，并祝我一路平安。我发动City Special，掉了个头，回到了检查站。那几个交通警察还在那儿，穿着肥大的制服呆站着。我从他们身边开过的时候，他们高兴得哇哇大叫。

沿着一条小路，我行驶了五十多公里，进入到戈壁沙漠。在《中国地图》上，这一片区域留下的空白最多，一整页的版面大概只标出了十来个地名。其中有个地方叫作玉门关，汉朝时期，人们在这里修建了军事建筑。浇筑的道路通到这里就走到头了。

一条崎岖的土路继续往沙漠里延伸进去。现在，我的地图用不上了，因为上面根本没有任何标示。City Special在岩石满布的浅丘上颠簸不已。走了十五六公里，我来到了河仓城遗址，这条土路也到了尽头。在古时候，这里是一座有军队把守的粮仓，修建于两千多年前，专为在此驻扎的汉朝军队提供粮草和给养。在这周围的沙漠地带，帝国的西部边缘，汉人没有修建长城，只修建了堡垒。这里的地势十分平坦，一片荒芜，四五公里之外，我看到了另外的堡垒。沿着长城这条线，我走到了尽头——连绵不断的城墙像一条溪流，流到这里，变成了一个个堡垒，如同水龙头上刚刚关闭时滴落的几滴水珠。

河仓城一个人也没有。政府计划把通到这里的道路铺设成水泥路面，只是工程还没有开工，因此这地方仍旧一片孤寂。这座古老的粮仓十分雄伟，有六十多米长，围墙高达三米多，在一片灌木丛中拔地而起。有用夯土筑成的支柱，墙壁上有可以看见天空的小孔。在泥土搭砌的墙上，我发现了夹杂其间的稻草，那是修建时使用的原材料。这一带极为干燥，里面的稻草看上去仍然新鲜如初，实际上它已经在这里沉睡了两千多年。跟这一地区的其他城堡一样，匈牙利籍英国探险家和考古学家奥里尔·斯坦因在20世纪早期对这个粮仓进行了考证。他曾两次来到这里，带着沙漠驼队在此停留了数月之久。第二次来的时候，他实际上追踪到了自己第一次所走过的路线。在其中一个地段，他偶然发现了两排脚印，一排脚印是人留下的，另一排是一条狗留下的，而他也弄明白了那是他自己留下的脚印——七年前，他带着他那条忠实的狗达希二世从那里走过。他写道，时间在这片长期滴雨未下、没有流沙，也没有遭到侵蚀的土地上好像已经失去了破坏能力。

在城堡的墙根，我支起了帐篷。远处有一条小溪，小溪两岸是一片沼泽地，恰似一条绿色的彩带，镶嵌在这一片焦干的土地上。天空中却一刻也没有闲下来——蔚蓝色的苍穹中散布着几朵流云。半夜时分，呼呼的北风把我吹醒了。那风从戈壁滩上吹过来，一直灌进这座废墟里面。我躺在那里，听着那首曾经撩动汉朝兵士心扉的风之歌。

离开河仓城，我开始往回走。沿着215国道往南走，可以走出甘肃省，我沿着这条路走到了甘肃和青海的交界处。在边界上，在海拔三千六百多米的地方，有一处隘口。过了这个隘口，我就进入了青藏高原。堡垒不见了，烽火台不见了，长城不见了——那一切都被留在了后头。

这条道路刚刚修好，两车道，两边全是高高的岩石和泥土。时不时地，一两条标语打破了单调的路面：“危险！此坡容易打瞌睡！”有一个地方，政府部门在道路边上吊挂了一辆小轿车。车被撞得面目全非：前半部几乎被撞扁了，只剩下一扇车门，靠几块铁皮吊着。车子的后半部分涂着几个字：“四人死亡。”这一整部废旧小轿车竖立在几根离地四米多高的小柱子上，恰似小孩子用来待客的冰棍的翻版——汽车冰棍，叫人看了毛骨悚然。

在接下来的一个弯道处，有一块标语说明，此处已有五十三人死亡。标示牌上列出了几种速度，好像是菜单上的一个个选项：

时速40公里最安全

时速80公里很危险

时速100公里进医院

一路上，我看到两辆坏掉的大卡车。两辆车的司机站在巨能王边上等待同伴的返回，均拒绝搭车。其中一个卡车司机已经等待了两天时间。他问我，是否有食品和饮水，我从后备厢里取出最后两瓶水和最后的一点奥利奥饼干给了他。除此之外，一路上空无一物。西边，耸立着五六千米高的皑皑雪山。

接下来那一段两百多公里长的路上，我基本上没有看见人类居住的印迹。没有加油站，没有商店，大地一片荒凉，没有人会自找麻烦在这里刻写宣传标语。我好不容易遇到的第一个城镇，不久前刚刚被夷为平地。那座小镇看上去像是一处军事设施，成排成排的房子修建得十分整齐。曾经一度，这里一定驻扎过好几百人。而现在，它被废弃了——道道断墙矗立在高原之上，恍若那失落的帝国残留的踪迹。不远处，公路上分岔出两条土路来，一条向东，一条向西，指路牌上的地名念起来充满军事意味。向左，通往“建设”。向右，通往“统一”。深吸一口气，我径直往前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