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聚焦：Remind的故事

美国的教育体系需要有新的突破，这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了。布朗大学的一项研究提出了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在老师和家庭之间应该建立起良好的沟通机制。夏季课程的任课老师如果可以保持每天都跟学生家长用电话、短信或纸质信件沟通，那么他们所负责的那些六年级学生可以多完成42%的家庭作业，课堂参与率也能提升将近一半。

近几十年来，很多机构都试图通过引入新技术来提高学生的成绩，但遗憾的是这些努力都失败了。然而，好像没有人发现，一夜之间，数千万的美国学生在口袋里装着不同的科技设备来上学。也正是由于智能手机的普及，电子文本消息成了年轻人沟通的主要模式。随之而来的商机就是在校方、教师、学生和家长们之间构建起安全实用的电子信息沟通系统。

对于选择正确的目标来说，聚焦是至关重要的，这对区分OKR的优劣也是至关重要的。布雷特·科普夫（Brett Kopf）在创建Remind教育通信软件时就发现了聚焦的紧迫性——使教师、学生和家长能够在安全、可靠的环境中进行沟通。通过使用OKR，Remind把注意力放在首要目标上，服务上百万关系着国家未来的学生。

我和布雷特第一次见面时，就对他为客户服务的热情而感到震惊。初创时期，Remind聚焦的对象是老师。布雷特的办公室在一栋狭小的阁楼上，当我走进那里的卫生间时，看到洗脸台的镜子上贴着公司的目标清单，这让我久久难以忘怀。实际上，那就是重要目标导向的标志。

我发现布雷特擅长发现重要目标，并让其他人认可这些目标。2012年，他和他的哥哥戴维登上了《福布斯》“30位30岁以下青年才俊榜”荣誉榜单。但随着公司规模迅速扩大，他们也需要集中更多注意力。OKR则为已经开始的流程提供了重要保障。

以下为布雷特·科普夫的亲身讲述。

布雷特·科普夫：我在伊利诺伊州的斯科基市长大。在学校时，我努力集中精力。但如果可以四处走动，我会感觉更舒服些。对于我来说，坐在课桌旁是一种折磨。一节40分钟的数学课，就好像一辈子那么漫长。我从小就不受约束，也不太投入，是个会跟邻居捣乱、乱吹纸团的小孩。

我在五年级时进行了测试，被诊断为患有注意力缺陷多动症和阅读障碍。对我来说，组织语言和写信是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而数字就更难了。

我父母都是企业家，我看到他们总是凌晨5点钟起床开始工作。我也在努力学习，但是我的成绩还是不断下降，我也越来越没有信心。当我在芝加哥北边的一所高中上学时，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其他孩子骂我笨，而我自己也开始相信是自己太笨了。

之后，在三年级的时候，一位名叫丹尼斯·怀特菲尔德的老师开始给我一对一授课，这改变了我的生活。她每天都会问：“你今天要做什么？”我就会列出一份清单：历史课工作表、英语短文和即将到来的数学考试。然后，她会说一些非常巧妙的话：“好，那我们就选一个，然后讨论一下。”我们一次只专注于一件事情，因而每件事我都完成了。她经常鼓励我说：“只要继续努力，你是可以做到的，我会一直陪着你。”慢慢地，我心中的恐慌也逐渐消失了。学校的任务对我来说可能永远不会变得太容易，但我开始相信，我可以完成这些学习任务了。

母亲每周都会与怀特菲尔德女士通话，而且每个月至少来学校一次。她们步调一致，组成了“布雷特队”——努力不让我在学业上太失败。我确信当时并没有充分认识到她们密切联系的重要性，但这为之后的事情埋下了一颗种子。

即便我的成绩有所提高，美国大学入学考试（ACT）——需要回答600个问题，并保持4个小时不动对于患有注意力缺陷多动症的我来说，也绝对是一场噩梦。但最终，我通过了考试，来到了密歇根州立大学。这是我取得的第一场胜利。

当人们试图解释国家在教育方面存在的巨大问题时，他们通常都从课程或“成绩问责制”方面找原因，但那只是考试成绩的表现而已，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却被忽略了，而那恰恰就是Remind认为重要的事情。

推特教育

像许多企业一样，Remind的建立源于我自己的一个私人问题。作为一名大学新生，我对学术任务的截止期限和计划安排近乎绝望，因为教授们的想法似乎随时都在发生变化。没有了来自“布雷特队”的支持，我先后挂了3门专业课，最后选择了农业经济学专业，这是我能找到的最简单的专业了。但是，我每学期仍有5门课程要学习，而且每门课程可能会有35份作业、课堂小测验和考试。在大学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对时间的管理。什么时候开始写这10页的政治社会学论文？如何准备化学课的期末考试？这都和动态的目标设定有关，而我却一直在犯错误。

在大三那年，我付出很大的努力完成了一篇论文，却只得到一个中等成绩。雪上加霜的是，我不得不用笔记本电脑登上杂乱的网络系统，去查找自己糟糕的成绩。我和我的朋友可以用黑莓手机实时发送短信，为什么学校的数据不能动动手指就查到呢？为什么老师不能随时随地通过智能手机与学生联系呢？我觉得自己需要建立一个公司，去帮助那些像我这样的孩子。我打电话给我的哥哥戴维，他正在芝加哥一家大型保险公司从事网络服务安全工作。我说：“你有24小时的时间来决定是否要跟我一起创办这家公司。”5分钟之后，他回电话说：“好的，我加入。”

在接下来的两年，戴维和我在黑暗中不断摸索。我们对技术一无所知，也不了解产品的开发或运营。我所有的工作经历，就是曾在卡夫食品公司实习过，主要负责购备饼干。有些学生分享了课程的教学大纲，我把这些大纲插入戴维做的电子表格的“宏命令”中，以便向他们的手机发送这样的提示：“布雷特·科普夫，明天早上8点在101教室有一次历史测验，不要忘记学习。”这个系统并不成熟，规模也不大，但是对于包括我在内的几百名活跃用户来说，它非常有用。后来，我从密歇根州立大学顺利毕业了。

2011年初，我搬到芝加哥，开始全职开发我们的应用程序。我和戴维利用从朋友和家人那里筹集到的3万美元，忙于企业家要做的一切事情，每天的晚餐都是意大利面。然而，我们失败了，主要是因为我太过自大。我们花费了很多时间与潜在投资者会面，制作复杂的网站图表，却没有时间了解教师所面临的真正问题。我们还没有把精力集中在最重要的地方。

后来，我们只剩下了几百美元，公司却因为申请到进入硅谷的教育科技孵化器Imagine K12的资格而得以起死回生。我们将使命定位为：“Remind101，教师向学生和家长传递信息的安全途径。我们正在构建最强大的教育交流平台，并将短信作为‘挂钩’，把推特和教育结合起来。”有数百万像我一样在学习上有问题的孩子，还有无数的老师在为此付出努力。我大胆或天真地认为，我们也可以为此做点什么。

距离我们的路演只剩下90天了，戴维辞掉工作，我们搬到了硅谷。我们学习到了企业家的3个口号：

解决问题；

创造简单的产品；

和用户进行沟通。

当戴维把自己关在屋里自学编程时，我正专注于一个为期10周的目标：在美国和加拿大采访200名教师。我猜你可能会说这是我第一次使用OKR。在推特上联系了500位老师之后，我收到了250个一对一的问题，这超出了我的目标。当听到足够多的教育工作者诉说他们的问题之后，我们很快发现，“异地沟通”在老师们的所有痛点中居于高位。当下课铃声响起时，老师们在学生身上贴满了便笺——上面是明天要交的所有家庭作业。难道我们不能做得比这更好吗？

传统的电话树（由一人打电话联系多人的方法）和承诺书方式不仅费时费力，效果也不太好。另一方面，30岁的老师和12岁的孩子之间的短信沟通，是一种应履行的责任，他们需要一个不掺杂私人数据的安全平台。这个平台可以进行访问，但不能对外公开，以便保护老师们的隐私。老师们需要更少的工作量，而不是更多潜在的麻烦。

到第15天时，我们有了一个粗略测试版本。我在一张打印纸上画好手机和电子邮件的符号，在上面写道：“您的学生可以收到您的信息……”下面是三个选项，“邀请”、“打印”和“分享”。在网络电话上找到一位老师之后，我将这张打印纸放在屏幕上，然后说：“您可以输入任何想要给学生的信息，再点击按钮，而他们将永远不会看到你的电话号码或社交网络档案。”我尝试了很多次，老师们每次都会激动地从椅子上摔下来。他们会说：“上帝呀，这真的能为我解决一个大麻烦！”

那时，我和戴维知道我们正在步入正轨。

利用种子资金扩大规模

到第70天的时候，我们的软件已经准备就位了。老师们可以先在网上注册，生成虚拟“课堂”，并为学生和家长提供专用号码以便发送短信。我们的规模迅速扩大，并有一个好消息传来——软件在推出后的3周之内一共发布了13万条消息。我们收获了每个新公司都想得到的东西，即业务量的迅猛增长。在路演当天，我来到一个又大又嘈杂的房间，这里聚集了其他11家创业公司和100名投资者。我有两分钟的时间来做宣讲，接下来是两个小时的交流时间。在整个过程中，我至少给40个人递上了我的名片。

公司的发展少不了资金。到2012年初，我和哥哥已经负债1万美元。但是，米里亚姆·里韦拉（Miriam Rivera）和克林特·科沃尔（Clint Korver）的Ulu投资公司后来用3万美元的种子资金挽救了我们。谷歌公司的产品经理马内什·阿若拉（Maneesh Arora）又为我们打了一针强心剂，后来他创立了MightyText公司，并成为我的创业导师。Remind的规模仍靠种子资金疯狂增长。有时——其实是大部分时间——Remind就像是魔法师的学徒一样，成长迅速且不受控制。尽管那时公司只有5个人，其中仅有2名工程师，但我们每天都会增加8万个用户。我和老师们进行沟通反馈，他们将这件事告知自己的50位同事。就这样口口相传，我们没有在营销上花过一毛钱。由于我们的服务是免费的，我们也不需要校方的批准。

直到2013年秋季之前，我们的目标一直都是严格的定性目标。当时，我们的用户数量已经达到了600万人，而且从查马斯·帕里哈毕提亚（Chamath Palihapitiya）的社会资本合伙公司（Social+Capital Partnership）筹集到了A轮资金。马内什早就劝我们应该用更多的数据来支持我们的决策，而查马斯也向我们展示了如何以小窥大、言简意赅、把握重点，他还教会我们辨别什么是无关紧要的东西，如我们的注册用户数量。如果人们注册完之后再也没有使用过这个软件，那么他们是不会关心有多少老师在Remind上注册过的。

当约翰·杜尔看到我们贴在办公楼厕所里的目标时，这些目标已经变得更加具体了。我们列出了三项指标：每周活跃教师数（WAT）、每月活跃教师数（MAT）和留存率。

然后，我会插进去几个季度计划：迁移数据库、开发应用程序、招聘4个员工。我希望公司的每个人都能看到我们正在做的事情。

尽管我们已经不用在卧室的阁楼上办公，但长期缺少工程师的问题仍然困扰着我们，我们几乎不能正常启动和运行移动应用程序。但是约翰告诉我们，我们正在把注意力集中在重要的事情上。我们的目标是清晰的、可量化的，我们从一开始就把关注点聚焦在老师身上。

2014年2月，在结束我们的B轮融资（由KPCB风险投资主导）之前，约翰推荐我们使用OKR。他告诉我们，有一些公司正在使用OKR，比如英特尔、谷歌、领英、推特。这是一种让我们集中注意力的好方法，可以在每个阶段指导我们，跟踪我们的动向并给予支持。于是我想：为什么不试试呢？

成长目标

8月是最忙碌的返校季节，Remind也疯狂成长：每天都有超过30万名学生和家长下载这款应用程序。我们在苹果应用商店中的下载量排名居于第三位。到了秋季学期结束时，Remind发送的信息数量总计已经超过了10亿条。我们每个部门的业务量也都在急速增加。我们的目标设定并不冒进，但所有这些都是非常必要的。

当公司有14个员工时，我们开始使用OKR。在两年时间里，公司人数增长到了60人，我们不能再围着一张桌子一起讨论下一季度的首要目标了。OKR使我们聚焦于能够将公司提升至更高层次的事情，这给了我们巨大的帮助。为了实现“让老师参与”的目标，我们不得不推迟许多其他事情。在我看来，你一次只能做好一件大事，所以你最好知道那件大事到底是什么。

例如，直到今天，我们的应用程序最需要具备的一个功能就是重复发送消息。假设一位老师想要提醒五年级的学生，将他们正在阅读的小说带到学校，无须重复发送，应用程序就可以自动在每周一早上提醒学生。这是一个标准的“讨人喜欢的”属性。但是，将其作为工程师的首要目标是否值得呢？它会增加用户参与度吗？后来，我们发现答案是否定的。因此，我们决定暂缓开发这个功能——这对于以教师为中心的组织并非易事。如果没有新的目标设定纪律和聚焦点，我们可能无法坚持我们的立场。

OKR给我们提供了一种不需要完全自上而下的努力方式。在对本季度的首要目标进行投票之后，领导团队会对我们的投资人说：“这是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事情，以及它重要的原因。”投资人则会说：“好吧，我们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呢？”然后，我们会把所有事项都记录下来，所以每个人都知道其他人正在做什么。因此，整个公司没有出现混乱，也不需要在周一早上开例会。OKR使公司政治失去了消极作用。

OKR也提高了我个人的注意力。我尝试把注意力集中在三四个重要的个人目标上。我把它们打印出来，写进我的笔记本，放在我的电脑旁和我经过的每一个地方。每天早上，我都会对自己说：“这就是我的三大任务，我今天要做什么来推动公司向前发展呢？”对于任何领导者来说，无论是否存在需要学习的问题，这都是一个很好的自我提问。

我会公开表达自己的进步或失败。我会告诉身边的人：“这是我正在进行的三件事情，而我在这件事上不幸失败了。”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员工需要了解首席执行官的首要目标是什么，以及自己如何才能与之共同努力以达到最好效果。他们需要知道，犯错误、纠正错误并继续前进是公司所允许的。不能够害怕犯错，否则就会抑制创新。

在快速成长的初创阶段，高效的领导者会不断放弃自己一开始所做的工作。就像许多创始人一样，我过去也要处理账单和工资，这耗费了我大量的时间。因此，我的第一个OKR首要任务就是卸下财务工作，专注于产品、战略及我们的宏观目标。同时，我不得不适应高管的工作。我的OKR实现了平稳过渡并且坚持了下来，这使我免于退步或陷入微观琐碎事务的管理。

OKR留给我们的

总体来说，OKR还是很简单的，但人们一般不会立刻就掌握这种方法。早些时候，我们公司的目标总是无法完成，原因就在于目标太过宏大。以我们的能力最多只能达成两个目标，可我们却设定了七八个。

当约翰走入我们的生活时，我还对战略计划相当陌生。我们应该缓慢地、一步一步地推进OKR，而不是立刻将其嵌入整个系统之中。但即使我们犯了错，我下次还是会立刻这么做。OKR帮助我们成为一家在管理和执行方面都有卓越表现的公司。在第一次使用OKR之后的三个季度里，我们获得了价值4000万美元的C轮资金。这样，我们的未来就有了保障。

Remind公司的潜力是无限的。尽管不断成长、变化，Remind公司从未忽视它的核心支持者——那些勤奋工作的老师们。布雷特·科普夫和戴维·科普夫从未动摇过“为每个学生提供成功机会”的愿景。正如布雷特所说：我们生活在一个点击按钮就能在5分钟之内打到一辆出租车的时代里。但是，当一个孩子在学校成绩退步时，父母可能需要几周或几个月的时间才能知道这一情况。Remind公司正在解决这个问题——聚焦于做重要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