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英美经典短篇小说阐释是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国内外有关论著可谓汗牛充栋，成果丰硕。然而，不少论著为作品的表层意思所困囿，忽视作品的潜文本（subtext，即字面下的深层意义）。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一些英美经典作家的短篇小说进行重新解读。若采用叙事学（叙述学）和文体学的方法，且运用得当，有利于挖掘这些作品中长期以来被遮蔽的潜文本。叙事学和文体学在关注面上都有自己的盲区。前者聚焦于超越文字层面的结构技巧，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作品的遣词造句；而后者则呈相反走向，聚焦于作品的语言，忽略超越语言的结构技巧。若要对作品进行较为全面的探讨，就需要将这两种方法有机结合。

本书以研究作品的深层意义为中心任务，叙事学和文体学仅构成分析工具。在此，我们不妨从工具层面开始，先简要回顾一下叙事学和文体学在美国和英国的发展史。我们知道，叙事学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结构主义发展势头强劲的法国，至70年代独领风骚，成为国际性研究潮流，随后却遭到解构主义和政治文化批评的夹攻，研究势头回落。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美国诞生了“女性主义叙事学”，它将结构主义的形式研究与蓬勃发展的女性主义文评相结合，这在当时的学术环境中，可谓为叙事学提供了一种“曲线生存”的可能性。法国女性主义文评是以后结构主义为基础的。也许是由于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在基本立场上的对立，以及叙事学重文本结构和法国女性主义重哲学思考等差异，女性主义叙事学未能在法国形成气候。在美国还陆续诞生了修辞性叙事学、认知叙事学等各种后经典叙事学流派。尽管法国的叙事研究仍在以各种形式继续发展，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取代法国成为国际叙事学研究的中心，9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以美国为主的叙事学研究的“复兴”。与此同时，在西方出现了一种将各种活动、各种领域均视为叙事的“泛叙事观”。这有利于拓展叙事研究的范畴，丰富叙事研究的成果，也引发了对叙事学更广泛、更浓厚的兴趣。

与此相对照，文体学在美国遭遇了不同的命运。20世纪中叶在美国兴盛起来的文体学研究，在80年代受到同样的冲击后，日渐衰微，90年代在很大程度上被排挤出局。这从两份美国杂志的历史就可见出。1967年和1968年在美国先后诞生了《文体》和《语言与文体》这两种文体研究期刊，标志着文体学的兴旺发达。后者于1991年被迫停刊；前者虽然生存至今，但在20世纪90年代，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叙事研究期刊，登载了不少超出语言层面的叙事（包括各种媒介的叙事）研究的论文。《文体》2000年夏季刊是以“叙事概念”为题的专刊，包括两大部分：（1）重新建构叙事理论；（2）使叙事理论化。这些内容与杂志的名称可谓相去甚远。

在英国，文体学从20世纪中叶开始兴盛之后，一直稳步向前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英国和美国分别构成文体研究和叙事研究的国际中心。英国是“诗学与语言学协会”（PALA）这一国际性文体学组织的大本营，而美国则是“叙事文学研究协会”（SSNL）这一国际性叙事研究组织的基地。就在美国的《语言与文体》寿终正寝的第二年，在英国诞生了《语言与文学》这一名字宽泛但实质为文体学的期刊（PALA的会刊）。

为何英国与美国会各树一帜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1）跟美国相比，英国的学术氛围较为传统保守，因此文体学在英国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弱。诚然，政治文化批评在英国也产生了较大影响，但有的文体学家迅速应对，将文体学研究与其相结合，产生了“批评语言学”（“批评性语篇分析”、“女性主义文体学”）等新的分支；“功能文体学”、“话语文体学”、“认知文体学”等也强调文本与语境、读者的关联。与此同时，较为传统的文体研究在英国依然得以生存。（2）美国与欧洲大陆在学术思潮上的联系远比英国紧密，发轫于法国的叙事学，很快就传播到美国，在异地被发扬光大。叙事学区分“故事”（内容）和“话语”（表达方式），而文体学则区分小说的“内容”与“文体”。文体学界对“文体”有多种定义，但可概括为文体是“表达方式”。从表面上看，小说文体学的“文体”和小说叙事学的“话语”相互之间可以替代，而实际上两者相去甚远，各自涉及小说形式的两个层面之一，构成一种直接互补的关系。然而，由于这种互补关系被定义的“替代性”或排他性所掩盖，因此文体学和叙事学在某种意义上成了对方的“克星”，一方的发达造成另一方的不发达。美国叙事学的迅速发展，对文体学形成了另一种冲击，而叙事学在英国始终未成气候，不少英国文体学家甚至将叙事学仅仅视为文体学本身的一个分支。若要产生文体学与叙事学齐头并进的局面，首先需要破除文体学的“文体”和叙事学的“话语”可互为替代的假象，充分认识两者之间的互补性。

世纪之交，美国激进的学术氛围有所缓解，作品的形式研究逐渐得到重视，被叙事学所忽略的作品的文体层面也得到更多的关注。上文提到的“诗学与语言学协会”（PALA）每年都举办年会，2004年的年会是在美国纽约举行的，而以往十多年都是在英国、欧洲大陆或南非等地召开。近年来，美国的《文体》杂志所登载的文体（学）研究的论文明显增多，2003年开始主动向“诗学与语言学协会”的会员征稿。但与英国相比，美国的文体学研究只能说是在“死亡”之后刚刚复活，尚在逐渐恢复失去的元气，若要在美国真正形成气候，恐怕还要相当一段时间。在英国，越来越多的文体学家在研究时，借鉴叙事学的有关分析模式（详见第一章）。有的英国文体学家，譬如鲁丝·佩奇（Ruth Page），近年来积极参与美国叙事学阵营的活动，并展开叙事学方面的研究。但叙事学真正要在英国发展成较有影响的与文体学并行的学科，恐怕在近期还难以做到。

从学科分类来说，叙事学和文体学分属文学和语言学这两个不同领域。然而，文体学虽可划归应用语言学的范畴，但其本身是将语言学与文学研究相结合的交叉学科。在20世纪60年代，不少原来从事新批评（或实用批评）的英美学者加入了文体学阵营，他们仅将语言学视为帮助进行文学阐释的工具，在分析时往往会根据实际需要，灵活借鉴语言学模式。虽然在20世纪60—80年代，语言学家出身的文体学家认为这样的文体分析不纯正，缺乏语言描写的系统性，但这样的文体分析若能读出新意，就较易为文学领域的学者所接受。本书采用文体学的方法也是为了帮助进行文学批评。由于本书是为文学领域的读者撰写的，因此笔者在分析时，将尽量回避语言学术语。其实，进入新世纪以来，西方文体学领域也显得日益宽容和开放。在2004年出版的《文体学》一书中，英国文体学家保罗·辛普森（Paul Simpson）对文体学作了以下界定：“文体学是一种把语言摆到首要位置的文本阐释方法。”这一宽泛的定义没有提到对语言学的应用。我们知道，西方文体学之所以能在20世纪中后期得以蓬勃发展，就是因为借助了语言学迅速发展的东风。就60—80年代而言，文体学与语言学的关系是一种极为密切的寄生关系，新的语言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往往导致新的文体学流派的产生和发展。当时对文体学的定义均十分强调文体学对语言学的应用，辛普森也不例外。为何像辛普森这样的文体学家会从强调语言学转为强调语言本身呢？这可能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1）越来越多的文体学家将文体分析当成解读作品的一种工具，而非把文体学当成促进语言学发展的一种途径，他们将是否能对文本阐释做出贡献视为衡量文体分析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这是面对严峻的挑战作出的一种回应。很多文学批评家排斥文体学是因为他们认为文体学分析不能提供新的阐释，而只是为业已存在的理解提供一种“伪科学”的证据。面对这种局面，文体学家旨在证明文体分析能够成为阐释文本的有力工具。（2）虽然语言学的模式和方法往往有助于更为准确和系统地进行语言分析，但语言学术语的繁杂难懂构成了将很多人挡在文体学研究之外的一道屏障，也引起了众多圈外人士的不满，有的文体学家对语言学模式的机械运用更是加重了这种不满。面对这种情况，像辛普森那样作出宽泛的定义可以减少责难。（3）为了文体学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扩大文体学研究的队伍，宽泛的定义有助于达到这一目的。

若不拘泥于语言学模式，文学文体分析的主要特点就是“细读”文本语言。跟新批评紧密相连的“细读”方法在西方，尤其在美国，曾一度被打入冷宫。一个世纪以来，西方文评界经历了多种转向，往往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其实，任何一种批评方法，作为受特定阐释框架左右的特定阅读方式，均有其盲点和排斥面，同时也有其长处或用处。各种批评方法应是百家争鸣、互为补充的，可是各种批评方法往往唯我独尊，相互排斥。笔者在加拿大的《国际英语文学评论》上发表了《文学理论的未来：排他、互补、多元》一文，分析了半个世纪以来文论界的各种排他性，呼吁各派之间互补共存。值得注意也令人欣慰的是，随着学术风头的转向，有的被打入冷宫的批评方法，可能又会以某种形式回归前台。世纪之交，不少学者开始重新关注文学作品本身，“细读”方法也在西方以“新形式主义”（new formalisms）的面貌逐渐复兴。“新形式主义”之“新”在于摆脱了传统形式主义将文本与社会历史语境相割裂的局限性。但就小说而言，“新形式主义”的“细读”与传统上的“细读”一样，还存在另外一种局限性：聚焦于遣词造句，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超越文字层面的叙事结构或叙述技巧。若要克服这种局限性，就需要同时采用叙事学的方法，对小说的结构技巧加以细读。

近年来随着西方后结构、后现代理论热的消退，文化研究大潮的回落，叙事学和文体学的舞台更为开阔。2000年美国《文体》期刊登载了布赖恩·理查森（Brian Richardson）的如下判断：“叙事理论正在达到一个更为高级和更为全面的层次。由于占主导地位的批评范式已经开始消退，而一个新的（至少是不同的）批评模式正在奋力兴起，叙事理论很可能会在文学研究中处于越来越中心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叙事学、文体学、“细读”方法在当今西方日显重要，跟它们在阐释中的实用性密切相关。在《反对理论》一文中，纳普（Steven Knapp）和米歇尔（Walter Benn Michaels）将“叙事学、文体学和诗体学”置于他们反对的范围之外，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学科属于实证性质。这些学科的分析模式可操作性强，容易掌握，对于教学与研究有较大的实际意义。有趣的是，在带头宣称“理论的终结”的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的网页上，可以看到如下文字：“‘纯粹的’文学理论，如形式主义、符号学、阐释学（解释学）、叙事学、精神分析、接受理论、现象学等等，近来备受冷落，因为人们的兴趣集中到了一些更为狭窄的理论范畴上，我们将乐意看到对这些领域之兴趣的回归（it would be agreeable to see a resurgence of interest in these regions）。”这些文字体现了一位理论大师的辽阔视野和宽阔胸襟。身为曼彻斯特大学文化理论教授的伊格尔顿毫无门户之见，不赶潮流，能看到被冷落的流派之价值。他在《理论之后》一书中对越来越抽象玄虚的理论进行了强烈抨击，但他对各种较为贴近文本的老派理论则表现出怀念之情。伊格尔顿没有提到文体学，这可能有以下两种原因：一是文体学在文学与语言学的阵营划分中属于后者；二是伊格尔顿为英国学者，而文体学在英国一直颇受重视。至于叙事学，伊格尔顿在今天给它的定位似乎在两个方面失之偏颇。其一，看法停留在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经典）叙事学受到解构主义和文化研究大潮的夹击，研究势头大幅度回落，不少人纷纷宣告叙事学的“死亡”。但80年代中期之后，尤其是90年代以来叙事学却在美国以及加拿大、德国、以色列、荷兰等其他西方国家通过各种跨学科的途径不断向前发展，得以复兴。身处英国的伊格尔顿似乎对叙事学在北美等地的新近发展不甚了了。其二，叙事学早已不再“纯粹”，早已从形式主义批评方法拓展为将形式结构与意识形态和社会语境相连的批评方法。此外，叙事学和文体学都越来越注重非文字媒介、大众文学或非文学话语。20世纪80年代以来，正是这种“杂糅性”使这些学科在西方新的历史语境中得以生存和发展。

中国的文学研究界在经历了多年政治批评之后，改革开放以来，欢迎客观性和科学性，重视形式审美研究，为新批评、文学文体学、经典叙事学等各种形式批评流派提供了理想的发展土壤。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美国经典叙事学研究处于低谷之时，国内的经典叙事学研究却形成了一个高潮。一方面国内学者叙事学方面的论著接连问世，另一方面西方学者70年代和80年代的经典叙事学著作也不断以译著的形式在中国的90年代出现。但国内的研究直到几年前都存在一个问题：无论是译著还是与西方叙事学有关的论著，往往局限于20世纪80年代末以前的西方经典叙事学，忽略了90年代以来西方的“新叙事理论”。针对这种情况，笔者主编了“未名译库：新叙事理论译丛”并发表了一系列探讨后经典叙事理论的论著，以帮助扭转忽略西方后经典叙事理论的局面。

本书的撰写则主要针对以下两种情况：一是文评界对叙事学和文体学的怀疑和排斥；二是短篇小说评论中现存的一些问题。不少文评家认为叙事学难以对文学解读做出贡献，因而排斥叙事学。尽管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很多叙事学家将注意力转向了文本分析，或在同一论著中将理论探讨与文本分析相结合，但不少论著缺乏阐释新意，没有取得真正的突破，因此难以被文学批评家所接受。至于文体学，早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费什（Stanley Fish）发表了《什么是文体学？他们为何将其说得如此糟糕？》一文，对文体学进行激烈抨击。他攻击的一个主要目标是文体学研究中的“循环性”，即用语言学分析来说明业已知晓的某种文学阐释，因此对解读作品的意义无甚帮助。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英国文体学家辛普森也提到很多文学批评家认为文体学是文学研究的附属物，“文体学‘所发现的东西’”其实只是“为批评家完全通过直觉而得出的阐释提供一种伪科学的证据”。笔者认为，这样的看法既失之偏颇，又不无道理。其偏颇之处在于误认为“循环性”是文体学的内在特点。其实并非如此，文体分析完全可以读出新意，修正先前的阐释。但确实有不少文体学家未致力于对作品进行新的阐释，而仅仅用文体分析来说明业已存在的阐释结果。英国文体学家卡特（Ronald Carter）曾对实用文体学的作用进行了如下说明：通过细致的语言学分析来“恰当地解释”对文学作品产生的直觉反应，来“更充分地探索和明确地表达同样的直觉反应”。近年来，认知文体学发展势头旺盛，但不少认知文体学家的目的不是为了对作品进行新的解读，而只是为了说明读者在阐释文本时共享的认知机制、认知结构或认知过程。斯托克韦尔（Peter Stockwell）在《认知诗学》（2002）中，试图在某种意义上超越这一框架，但并不成功，因为他的“认知诗学分析”同样聚焦于读者共享的基本阅读机制，而非旨在对作品做出新的解读。认知文体学研究系统揭示了很多以往被忽略的大脑的反应机制，说明了读者和文本如何在阅读过程中相互作用。这种研究很有价值，在当前强调描述性研究、强调读者认知的学术大环境中更是如此。可是，对于文学批评而言，最重要的是读出新意，读出深度。本书将在这方面作出努力，以帮助说明文体学和叙事学的阐释价值。

文体学的长处在于分析的细致和深入，适于研究短篇；叙事学也很适用于短篇作品的细读，因此本书特意选择短篇小说这一文类。这不仅有利于“扬长”，而且可分析多位作家的作品，以便多层次、多角度地挖掘这些作品中的潜文本。就英美经典短篇小说阐释而言，以往有的论著存在以下问题：（1）不注重跨学科研究，譬如，不注重将叙事学的结构关注与文体学的语言关注相结合。（2）有时缺乏新意，缺乏问题意识，只是从印象出发，没有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就匆匆下结论，故容易囿于作品的表层，难以发现作品的潜文本或深层意义。就国内而言，这方面的研究受西方影响较大，常常跟着西方学者的观点走，缺乏挑战性，未能超越西方已有的阐释。（3）有时对相关理论把握不到位，在分析中草率运用某个理论框架，时常出现概念上的错误和混乱，也影响了分析的质量。（4）不顾作品实际，用当今时髦的理论框架来套作品，这一现象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西方尤其严重，不少经典作品被各种时髦的理论框架所扭曲。（5）倾向于对某一作者（尤其是其意识形态立场）形成某种固定的看法，这种定见构成一种阐释陷阱，影响对同一作者不同作品之间差异的认识，而这种差异往往是潜文本或深层意义的重要载体。（6）就作品与语境的关系而言，西方从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从外在研究转向内在研究，后又转向外在研究。国内的走向虽然与此不尽相同，但有时也未注意将两者相结合，失之偏颇。

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在研究时或许可从以下几方面做出努力：（1）综合借鉴不同学科之长，从跨学科的角度切入作品，这或许能帮助我们发现一些新的意义。（2）不盲目跟着西方学界对作品的一些研究定论走。力求通过敏锐的问题意识、跨学科的方法、深入细致的分析和中国人的独特视角，超越西方学者的研究。（3）在借鉴西方的新理论、新视角和新方法来解读作品时，做到充分尊重作品，不生拉硬套。此外，通过对作品进行全面深入的考察，努力纠正学界，尤其是西方学界一些生拉硬套的现象，力求还作品以“本来面目”。（4）在充分把握和清楚梳理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展开作品分析，而不是对某种理论刚有一知半解就匆忙运用于作品分析。（5）突破对作家，尤其是经典作家的“定见”，通过深入细致的分析，揭示同一作者不同作品所隐含的不同立场。（6）将内在研究与外在研究有机结合，既对作品进行严谨的分析，又关注作品的创作和阐释语境，同时关注一个作品与相关作品之间的互文关系，通过互文解读来丰富和帮助修正阐释结果。

在介绍本书的基本结构之前，需要先说明一下本书标题中的两个概念：一为“经典”，二为“潜文本”。“经典”（canon）一词有丰富的含义，但文学经典一般指公认的重要作家作品。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尤其是美国）学界从性别、阶级、种族等权力关系的角度对西方文学经典的形成、内容及意义进行了挑战和修正。这对于纠正文学传统中的意识形态偏见是十分必要的，但有的挑战和修正过于政治化，过于反传统，有矫枉过正之嫌。中国学界在“文革”结束前曾深受政治批评对优秀文学传统冲击之苦，改革开放以来十分尊重作品的审美价值。出于对西方优秀传统成果的重视，国内近来出现了重读西方文学经典热。本书选取了曼斯菲尔德（Katherine Mansfield）、坡（Edgar Allen Poe）、肖邦（Kate Chopin）、克莱恩（Stephen Crane）、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休斯（Langston Hughes）等经典作家的作品（主要是美国作家的作品）。但笔者对“经典”性持动态、开放的立场，研究具有以下几种不同的走向：（1）对学者们倾向于仅从审美角度切入的作品，如曼斯菲尔德的《启示》或坡的《泄密的心》，揭示出其与艺术性交互作用的意识形态内涵或道德寓意。（2）对有的因意识形态原因而成为经典的作品，如肖邦的《一小时的故事》，揭示出其深层意识形态的矛盾或相反走向。（3）对有的艺术价值被低估的作品，如曼斯菲尔德的《唱歌课》或海明威的一短篇，揭示出其以往被遮蔽的深层审美价值，说明其不愧为经典作家的作品。（4）对有的著名经典短篇，如肖邦的《黛西蕾的婴孩》，揭示其根本缺陷（它实际上是褒白贬黑的种族主义作品），说明不应将其纳入经典的行列。不难看出，本书的副标题“重读英美经典短篇小说”实际上是“重读英美经典作家的短篇小说”的缩略写法：涉及的都是经典作家的作品，但本书分析的对象中既有经典作品（这种经典划分可能构成本书颠覆的对象），也有遭到贬斥的作品（本书旨在说明其深层价值）。

本书努力挖掘这些作品中的“潜文本”。一个“潜文本”就是作品的某种深层意义。我们知道，文学意义以不确定性为特征，文学阐释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本书意在从某种特定的角度来解读文本的某种深层意义，但任何解读都只是一种阐释努力，本书所揭示出的所谓“潜文本”，只不过是处于特定社会历史语境中的笔者自己眼中的一种分析结果而已。尽管无确定性可言，但叙事学和文体学的分析特点是紧扣文本，可根据文本事实在某种程度上判断阐释是否合乎情理。笔者十分欢迎专家学者对本书的分析不吝指正。

本书分为上下两篇，以下篇为重点。上篇探讨理论概念和模式，意在为下篇作铺垫。此前，笔者已出版两部有关专著，一部是《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版第3次印刷），评介了经典叙述（事）学的研究和文体学的主要流派，并探讨了叙述学和文体学的互补性。另一部是《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与韩加明、王丽亚合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次印刷），笔者撰写的那一部分聚焦于后经典叙事理论，就叙事学而言，与前一本书构成一种直接互补的关系。此外，笔者还曾出版《文学文体学和小说翻译》（2007年第5次印刷），并新近主编了《西方文体学的新发展》（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对西方文体学进行了进一步评介。为避免重复，本书的理论探讨将集中到几个具体问题上，对这些问题展开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本书上篇各章的主要观点或基本内容除了在国内发表，均已在美国和欧洲的权威期刊或权威参考书中面世，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一定影响。

本书的下篇对多位英美经典作家的短篇进行了重新解读。本书所选取的作品至少是在数十年前发表的，中外学界已有大量阐释，由于国内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为西方的研究所困囿，本书以西方学者的相关论著为主要商榷对象，力求超越西方学者的研究，这是本书的主要目的和主要难点所在。本书分析作品时不仅注意将叙事学的方法和文体学的方法相结合，而且采取了笔者称之为“整体细读”的方法，这是有利于挖掘短篇小说深层意义的一种途径。它以文本为依据，以打破阐释框架的束缚为前提。其“细读”有两个特点：一是既关注遣词造句，又关注叙事策略。二是在“细读”局部成分时，仔细考察该成分在作品全局中的作用。这在诗歌分析中一般不成问题，而在小说（包括短篇小说）分析中则常常被忽略。其“整体”性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作品中各成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加以综合考察；二是对作品和语境加以综合考察；三是对一个作品与相关作品的相似和对照加以互文考察。也就是说，“整体细读”是宏观阅读与微观阅读的有机结合，两者相互关照，相互关联，不可分离。

为了检验这种“整体细读”的方法是否能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可，也为了在国际上推广这种行之有效的方法，笔者除了在国内发表论文，也注意向美国和欧洲的权威期刊投稿。下篇各章的主要观点或基本内容均已在欧美权威期刊发表或已接受待发表。第五章较为明确地采用了整体细读的方法，其主要内容将在美国出版的PoeticsToday上面世。第六章暗暗采用了整体细读的方法，其主要内容已在美国的Nineteenth-Century Literature上面世。第七和第八章也暗暗采用了整体细读的方法，其主要内容写在了同一篇论文中，已在欧洲的English Studies上发表。该期刊总主编给笔者发来了邀请函，邀请笔者作为该刊“珍视的投稿者”为该刊撰稿。笔者撰写了一篇以第十章的主要内容为基础的稿件，将之命名为“‘Overall-Extended Close Reading'and Subtexts of Short Stories”（“整体—扩展性细读”与短篇小说的潜文本），该文顺利通过匿名评审，将于近期在国际上面世。该文将首次在国际上明确推出整体细读的方法。表达第九章主要内容的论文已被欧美的JLS：Journalof Literary Semantics接受付排，即将发表。表达第十一章主要内容的论文已经在英美权威参考书A Companion to Narrative Theory中面世，该文也暗暗采用了整体细读的方法。希望通过这些或明或暗地采用“整体细读”方法的论文，这种方法能够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并得到应用推广，也希望本书的面世能够促进这种方法在国内的应用推广，以帮助挖掘短篇小说的潜文本，深化对叙事作品的理解和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