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诗的激情也是哲学的激情”——早期的文学探索
彼得堡中央工程学校的学生时代，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给他哥哥米哈伊尔那些充满思想探索激情的信件中，有这么两段话：“请注意，当诗人为灵感所驱使时，能够解答上帝的哑谜，从而完成哲学的任务。诗的激情也是哲学的激情……”“人是一个秘密。必须识破这个秘密，而如果为了识破它，需要整整一生，也不要说这是浪费时间，我要探索这个秘密，因为我愿意成为一个人。”[1]这两段话竟然成了他一生的文学—哲学纲领，贯穿于他的整个小说创作中。可见，他是一个多么真挚而执著的人。早年陀氏的这些信念同加缪关于“伟大的小说家都是哲学小说家”的论述，又是多么相近！现在，让我们试图来勾画陀氏这些思想形成的轨迹。
陀氏生长于俄罗斯诗歌的黄金时代和俄罗斯小说的振兴期。他诞生于1821年10月30日，那时正是普希金浪漫主义诗歌风靡俄罗斯读书界的年代。在陀氏成长的30年代，普希金的《别尔金故事集》（1830）、历史小说《上尉的女儿》（1837）和果戈理的短篇故事《涅瓦大街》、《狂人日记》（1835）等相继问世，俄罗斯文学迎来了所谓“自然派”的现实主义兴盛期。陀氏诞生于莫斯科玛利娅贫民医院医生家庭，父亲米哈伊尔·安德列耶维奇（1789—1839）虽然是性格孤僻、心情暴躁、有些歇斯底里的和多疑的人，但望子成龙心切，先是请家庭教师，后又将费奥多尔及哥哥米哈伊尔送到莫斯科著名的切尔马克寄宿学校学习（1835—1836）。母亲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涅恰耶娃（1800—1837）出身于莫斯科富有的商人家庭，善良而笃信东正教，爱好文学和音乐，尤其喜欢茹科夫斯基（1783—1892）和普希金的诗歌。陀氏家庭虽是贵族，也购买过两个小村庄，但并不富裕。1837年，父亲决定将陀氏及哥哥米哈伊尔送到彼得堡中央工程学校学习，以保障他们将来当军官的“辉煌仕途”，但兄弟俩像当时俄罗斯许多贵族知识青年那样醉心于文学以及哲学。
陀氏童年时代受到宗教书籍的熏陶，而从少年到青年时代，接受俄罗斯以及西欧启蒙主义、人道主义文学的影响更加明显，这反映了当时俄罗斯社会思潮的一种趋势。陀氏在1873年《作家日记》杂志上回忆说：“我出身于虔诚的俄罗斯家庭。从我懂事的时候起，我就记得双亲对我的爱。我们在家庭里几乎从童年初期起就知道了福音书。刚刚才十岁，我就知道卡拉姆津的《俄国国家史》中所描写的几乎所有的主要事件，因为每天晚上父亲都给我们朗读它。每当去克里姆林宫和莫斯科诸大教堂时，都感到在举行对我来说某种庄重的仪式。”[2]陀氏母亲以《新旧约圣经故事一百零四则》作为识字课本教他们认字，在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基督的博爱、同情心的种子。在陀氏从小就接触到的“圣经故事”中，《约伯记》给他一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1875年给妻子安娜的信中说：《约伯记》是“使我在一生中惊叹的最早的书籍之一，而那时我几乎是个幼儿！”[3]它讲的是被撒旦剥夺了财富和幸福的约伯同上帝争辩的故事，虽然如此，由于约伯具有坚定的信仰，后来又重新得到幸福。此外，陀氏从小就熟悉俄罗斯民间流行的《宗教历书》中的许多宗教故事。他后来曾说：“我自己在童年期，还在学会读书识字前，就听到了这类故事。”[4]
陀氏家庭的几位保姆，特别是阿列娜·褔罗洛夫娜，喜欢给孩子们讲俄罗斯童话和壮士歌，如《火红——鸟》、《青髯公》和《阿廖沙·波波维奇》等等。陀氏家亲戚还经常带孩子们去民间游乐场观看艺人的演出。对民间文学的爱好，无疑促进了童年陀氏艺术想象力的发展。陀氏家庭经常在晚上聚在一起朗读文学作品，起初由父亲，后来孩子长大后，就由大孩子朗读。经常朗读的有古典主义诗人杰尔查文（1743—1816），感伤主义诗人和散文家卡拉姆津（1766—1826），感伤—浪漫主义诗人、翻译家茹科夫斯基和普希金的作品。大约在切尔马克寄宿学校时期，陀氏兄弟接触到果戈理的著作。他们还从家里订购的杂志《读者文库》中读到普希金的《黑桃皇后》（1834）等等。卡拉姆津对少年陀氏的影响尤其明显。陀氏在1870年回顾说，他的少年时代是“通过卡拉姆津作品成长起来的”。[5]卡拉姆津是俄罗斯感伤主义的代表性作家，受英国感伤主义小说家斯特恩（1713—1768）的影响，将揭示人的多愁善感作为艺术探索的中心课题。斯特恩的《感伤的旅行》（1768）以心理描写著称，而卡拉姆津在其旅欧札记《俄罗斯旅行者书简》（1797）中说：没有“深厚感情”，“莎士比亚也不能成为莎士比亚”。卡拉姆津以感伤情调描绘一位农村少女悲惨遭遇的短篇小说《可怜的丽沙》（1772）激起读者对被欺凌者的同情，曾脍炙人口，一时“洛阳纸贵”。俄罗斯著名文艺学家洛特曼（1922—1993）认为：卡拉姆津的中篇历史小说《大贵族的女儿纳塔利娅》（1792）和12卷本巨著《俄国国家史》（1818—1829）对莱蒙托夫和陀氏都产生过强烈影响。[6]在《大贵族的女儿纳塔利娅》中，卡拉姆津宣称艺术作品是“人类心灵的编年史”，而在《俄国国家史》序中，强调“在大地上，除人的心灵外没有任何东西是不朽的”。这部巨著以生动、明快的文笔描绘了惊心动魄的俄罗斯历史事件以及人物的心理状态，引起现代读者的浓厚兴趣。卡拉姆津在19世纪初主办了《欧洲导报》，开了俄国大型文学和政论刊物的先河。陀氏文学对人的心灵的重视，是同少年时代受卡拉姆津影响密切相联，难怪“有机批评”的文艺家格里戈里耶夫称陀氏是“自然主义感伤主义的真正诗人”。[7]此外，陀氏也像卡拉姆津一样喜欢办文学和政论杂志。就卡拉姆津的文学影响来说，陀氏是继莱蒙托夫之后，将卡拉姆津注重人的心灵的描写推进到独特的心理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艺术高度的。我们还将看到陀氏的小说艺术有许多师承莱蒙托夫的地方，特别是在心理描写、妇女形象、“多余人”的形象方面。
据陀氏弟弟安德烈的回忆，陀氏少年时代“反复阅读”并能背诵普希金的许多作品，曾在双亲面前背诵了普希金的诗篇《英明的奥列格之歌》（1822）。[8]此诗篇来源于俄罗斯12世纪的文学性史籍《往年故事》，述说有个巫师曾预言基辅王公奥列格会死于他的战马，王公虽不信，却也换了另一匹战马；几年后，王公获知他原先那烈马已死去，便到坟丘上向战马告别，却被马头颅骨中爬出的一条蛇咬死。这富于神秘色彩的中世纪故事所以吸引少年陀氏，或许能说明他已经在自觉与不自觉中萌发了对文学中的哲思的兴趣。
少年陀氏热烈地为西欧文学所吸引，这也是当时俄罗斯贵族社会的时尚。他在1880年8月给农场主奥兹米多夫（1844—1908）的信中说：不必因担心发展小女孩的幻想而不给她看文学作品，“幻想是人身上天性的力量，在每个孩子身上都尤其如此，在孩子那里，从最幼小的年龄起，它优先于所有其他能力而得到发展，并要求得到满足”。“美的印象正是幼年所需的。我在10岁那年，在莫斯科观看了由莫恰洛夫[9]主演的席勒的悲剧《强盗》的演出，请您相信，我当时获得的这极强烈的印象对我的精神方面产生了非常有益的影响。在12岁时，我在乡村，在假期里读了司各特的全部作品，纵使我在自己身上发展了幻想和敏感性，然而我将它引导到好的方面，而没有引导到坏的方面，何况我从这次阅读中获取了那么多美好和崇高的印象，并带进自己的生活，以致它们当然就构成了我心灵中同诱惑、激情和腐败的印象斗争的巨大力量。”[10]看来，德国狂飙突进运动的著名诗人、剧作家席勒（1759—1805）及其悲剧《强盗》（1781）和受到普希金盛赞的英国小说家司各特（1771—1832）的作品给少年陀氏留下了强烈的印象。普希金在1830年的笔记《论沃尔特·司各特的小说》中写道：“沃尔特·司各特的小说的主要魅力在于：我们认识过去的时代，不是通过法国悲剧的华丽词章，——不是通过多愁善感的小说的过分拘泥——不是在历史的高位上，而是现代地，按家庭的方式……”[11]作为未来的小说家，陀氏显然从少年期的这些阅读中获得了许多滋养。我们可以看到：普希金所说的“现代地，按家庭的方式”认识时代，正是陀氏小说艺术的一个重要特征。此外，从《读者文库》杂志上，陀氏很可能已接触到法国小说大师巴尔扎克（1799—1850）《高老头》等作品。当时在俄罗斯很流行英国安娜·拉德克利夫夫人（1764—1863）的哥特式小说，她那些描写在中世纪古堡里发生的动人故事，如《尤道弗的秘密》（1794），也是陀氏家庭晚会的朗读读物之一，使极为敏感的少年陀氏沉浸于小说中神秘的氛围中。他在1861年的一封信中提到：他八岁时就读到过拉德克利夫夫人的小说，其中一些人物形象深入于他的脑际，“甚至直到现在还念念不忘”。[12]
彼得堡中央工程学校时期（从1838年1月入学到1843年8月毕业）是陀氏精神生活迅猛发展的重要时期。学校坐落于涅瓦河畔保罗一世时期修建的米哈伊尔城堡，是培养工程兵军官的贵族子弟学校。陀氏对有些年纪才十三四岁的小同学已经在谈论仕途前景，寻求肥缺，感到惊诧。学校偏袒富裕人家子弟的做法，也激起陀氏的愤慨，他在1838年2月给其父的信中说：“多么卑鄙！这使我十分惊讶。我们为留下最后一个卢布而挣扎，却应当交学费，而另一些人，富有父亲的孩子们，却免费被接收。”[13]1938年秋，由于同代数教师的关系不好，陀氏被迫留级一年，自尊心受到伤害。此外，据学校一位值班军官的回忆，陀氏他们去近郊野营训练时经常看到农村“可怕的贫穷情景”；陀氏同一些同学筹款接济了他们。[14]青年陀氏是富于正义感的人，对于社会问题、社会事件反应很敏感。在1837年5月，由父亲带领，从莫斯科到彼得堡投考中央工程学校时，陀氏对路上目睹的一个场景的感慨就是突出的表现：当他们在某个驿站对面的小旅店休息时，一辆急驶的三套马车在驿站前停住，从车上跳下一个年轻的急使。他走进驿站，喝了一杯伏特加后，急忙跳进已换上新马的马车，挥起粗壮的拳头猛打车夫的脖子，挨打的车夫则挥起马鞭猛抽马匹，这三点一线的重复动作驱使沙皇急使的马车风驰电掣地跑去，很快消失在视野外。陀氏在1876年2月的《作家日记》中回忆此景说：这是长期积累的经验，沙皇政府的命令靠它得以迅速传达；而陀氏在40年代末曾这样想过：“要是有朝一日我要创办博爱团体，一定要把这辆急使马车的模样刻在图章上作为团体的标志和指示”。[15]英国批评家默理概括得好：在陀氏身上，“人道的自觉比在他同年龄的其他人身上都更敏锐地活动着”。[16]对所见所闻紧抓不放，进行深入思考，这是陀氏逐渐形成的思维特征。
工程学校的课程有筑城学、炮术、数学、历史、地理、俄罗斯文学、法语、德语和神学等。据他的同学格利戈罗维奇（1822—1899，小说家，著有中篇小说《苦命的安东》等）回忆说：陀氏在课间休息时总是躲在角落里埋头读书。他浸沉于文学名著中，其范围之广泛，研读之深入，是惊人的。这些从他给进入列维尔工程兵部队学习的哥哥米哈伊尔的许多书信以及后来《作家日记》的一些文论中可以了解到。陀氏在1838年初至1839年5月给他父亲的几封信中，曾谈到过自己的学校生活。他在绘画方面较差，但筑城学制图相当不错。他们要接受军事训练，被派去站岗，常常要参加大公和沙皇的阅兵式。他在校生活过得很穷困，去参加野营时，连买鞋的钱都没有，感冒了，也没钱买杯茶，润润喉咙；经常连寄信的钱都没有，并且还欠了别人许多债，等等。可以说，从工程学校时代起，贫穷和欠债就长期伴随陀氏的生活。有的论者认为工程学校的某些功课，如筑城学的知识，后来对陀氏精巧的小说结构手法很有帮助。
这一时期，陀氏给他哥哥的书信，是我们讨论陀氏文学和哲学思考的珍贵资料。他在1838年8月的信中说：“给予人的命运的只有一种状态：人的灵魂的氛围在于天地汇合；人是多么违反法则的孩子啊；精神本性的法则被破坏了……我觉得我们的世界是为那些被罪孽的想念弄糊涂的天国精灵而设的一座炼狱。我觉得世界已具有否定性意义，从高尚而优美的精神性中出现了讽刺。”[17]还不满17岁的陀氏已经看到，在现实世界里存在许多不公正、残暴、卑鄙的现象。他从人的精神性的角度思考这些问题，认为人们“被罪孽的想念弄糊涂”，把本应人人幸福的世界变成了“一座炼狱”。因此，人的灵魂，人的想念的“高尚而优美”，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些思考同卡拉姆津的人道主义思想一脉相通。
陀氏接下来说：“但是，眼看一个坚硬的外壳，宇宙在它下面受煎熬；明知只要意志的一次爆破，就足以粉碎这外壳，并与永恒相汇合；明知却要维持作为创造物最末一个存在……多么可怕！人是多么意志薄弱啊！哈姆莱特！哈姆莱特！当我回想起这些狂暴的、野性的话语，其中响彻着被麻痹的世界的呻吟，那时不论是忧愁，还是怨声，还是责备，都不再使我的心感到压抑……心灵已经如此被悲痛所压制，以致惧怕去理解它，以免折磨自己。帕斯卡尔[18]有一次说过这么一句话：谁反驳哲学，他自己就是哲学家。可怜的哲学啊！”[19]看来，陀氏既有叛逆精神，理解人的意志的力量，又明白哈姆莱特式的犹豫不决。这些评论显示出陀氏对文学经典的真挚的态度，不是把它们看成外在于自己的客体，而是看做与自己息息相关的人类精神现象……此信接着写道：“我用俄语和德语读了霍夫曼的全部作品，即包括尚未翻译过来的《雄猫穆尔》”，并提及霍夫曼的短篇小说《催眠术家》的主人公阿尔班，说：“眼看一个人在自己的权力中握有不可解的东西，却不知自己应当做什么，而将上帝当作玩具来玩耍，这是多么可怕的事啊！”[20]霍夫曼（1776—1822）小说中的催眠术家阿尔班，虽然也承认上帝的智慧，却以谋求个人权力为乐，利用催眠疗法，支配了一个美丽女子的精神世界，最后还导致她的毁灭。“将上帝当作玩具来玩耍”，这是陀氏在文学研究中进行哲理性思考而概括出的一种反面的生活现象。在这里，陀氏已在思考人、权力和上帝的关系问题了。这一问题作为作品主题将陆续出现在陀氏的许多小说中。霍夫曼的浪漫主义和具有神秘色彩的小说艺术也是对陀氏创作产生影响的一个艺术体系。
在同一信中，陀氏还谈到他读了几乎所有巴尔扎克的作品，并说：“巴尔扎克是伟大的！他的人物性格是宇宙智慧的杰作！不是时代精神，而是整整几千年以自己的斗争在人类心灵中安排好这样的结局”。在这种对话中已显示陀氏对人类历史进行宏观思考的倾向。不论是霍夫曼的幻想性小说，还是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陀氏都是从人类精神现象的角度与之对话，在这种对话中已初步显出陀氏小说审美观的特征。陀氏认为，巴尔扎克的人物性格不是时代精神的体现，这难免偏颇；然而，强调伟大作家塑造的人物性格与人类几千年心灵斗争史相关，这是颇有独创性的见解。此信还谈到，他读了歌德（1749—1832）的《浮士德》和抒情诗以及雨果（1802—1885）的作品。[21]大约在写此信的前后，陀氏还激动地阅读过乔治·桑（1804—1876）的作品。后来，他在1876年悼念这位法国女作家逝世的文章中说：16岁左右，“我第一次读到她的中篇小说《于斯科克》”，这一美妙作品使他“整个晚上处在激昂的兴奋中”；她的作品中纯洁、高尚感情的典型和理想，以及谦虚、严谨的叙述，震惊了当时许多俄国青年。[22]
在1838年10月底给哥哥的信中，陀氏继续谈论他的文学和哲理思考：“要认识自然，灵魂，上帝和爱……这要靠心灵而不是靠智力。如果我们是精灵，那么当我们想猜测思想时，我们可以生活和飞驰在我们的灵魂所飞驰的那个思想领域。然而，我们是尘土，人们是必须识破思想的，只是不能一下子拥抱它。通过脆弱的表皮，把思想传导给心灵组织的是智力。智力是物质的能力……而心灵或精神是靠思想来生活的，这个思想是心向心灵喃喃低语的……思想产生于心灵中。智力是靠心灵之火拨动的工具，机器……然而（第二项）人的智力为知识的领域所吸引常常不依赖于感情，从而不依赖于心而活动着。如果认识的目的在于爱和自然，那么将给心的活动以纯净的天地……”“不要认为哲学只是简单的数学课题，在那里未知的是自然……请注意，当诗人为灵感所驱使时，能够解答上帝的哑谜，从而完成哲学的任务。诗的激情也是哲学的激情……”[23]青年陀氏已开始形成关于心灵和理智关系的哲理观点，认为心灵的作用高于理智的作用。从文学思潮上来说，表明了感伤主义思潮在陀氏的世界观、文艺观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陀氏后来在他的小说创作中反复地探讨了人的智力不依赖于感情、不依赖于心而活动的现象，通过作品的主题、主人公形象等等，继续展开了此时提出的哲学命题。
此信也谈及普希金。陀氏认为，诗人在创作时是渴望后代人为他的作品所感动和哭泣的，如普希金《致诗人》（1830）中的美妙诗句。在此信中，陀氏还请求哥哥告诉他，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1768—1848）《基督教真谛》的主要思想。[24]这说明了陀氏对研究基督教的论著的兴趣。
“人是一个秘密。必须识破这个秘密，而如果为了识破它，需要整整一生，也不要说这是浪费时间，我要探索这个秘密，因为我愿意成为一个人。”陀氏这段著名的话出现在1839年8月给哥哥的信上。说出这些话，似乎有两点背景。第一，陀氏在信中表示：他的目标之一是获得自由，为此不惜牺牲一切，要按照自己真正的希望去生活，“相信生活可以获得更纯洁和崇高的源泉”。[25]陀氏早就怀抱文学创作的兴趣。他在1876年的《作家日记》中回忆从莫斯科前来彼得堡投考工程学校的旅途时说：“哥哥写诗，每天写上三篇，甚至是在旅途上，而我不断地在头脑里草拟取材于威尼斯生活的小说。”[26]看来，在写1839年8月的这封信时，陀氏更加明确了自己“真正的希望”、愿望就是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他说：他在研究“人和生活意味着什么”（即文学和哲学）这点上已有所收获；他甚至可以讲授他所熟读的作家们塑造的那些人物性格，“正是同这些作家在一起，我的生活最美好的时光自由而欢乐地流逝”。这表示，他感到在研究文学上已经有了不少收获，并且感受到“自由而欢乐”。在这基础上，陀氏提出了探索人的秘密这一重大课题，将它做为自己毕生的文学活动的目标、自己的文学纲领。在此信中，陀氏又说：“我觉得，没有比诗人更神圣的自我牺牲者。怎么能够同纸张一起分享自己的激动。心灵所隐藏的，总是比用语言、颜色或声音所能表达的更多。因而要表达创作思想是很难的。”[27]陀氏在选择文学道路时，对创作的特征已有自己独特的、崭新的见解。第二，看来，这段话同陀氏在他父亲死后的思考有关联。陀氏父亲于1839年6月在其领地达罗沃耶猝死。关于他的死，有些不同说法。一说是因为突发性的脑溢血而猝死，并有医生的验证。另一说来自陀氏弟弟安德烈的回忆，说是因为父亲对农民的粗暴而被15个左右的农民弄死，而陀氏家族并没有起诉。俄罗斯科学院编辑的《陀氏年谱》倾向于第二种看法。从提出“人是一个秘密”这封信来看，这件事对陀氏产生了深刻影响，使他进一步思考人生和家庭的诸多问题，并且决心要在文学创作中探讨这些问题。
他在1940年元旦给哥哥的信中说：“我背诵了席勒，用他的语言说话，用他的语言做梦；我觉得在我生活中的那个阶段认识这位伟大诗人，是命运对我生活的最巧妙安排……席勒的名字对我来说已成为亲切的、具有某种魔力的声音，它激起几多幻想……”[28]如此浸沉于文学，以致作品的语言出现在梦中，这显示陀氏研读文学名著的一个特点：整个心灵融合于文学之中。这种激情使陀氏能够真正走进许多名著的艺术世界，迅速提高自己的文学水平。陀氏小说擅长把握小说人物独自的思想和语言；这种写作能力或许同他在这里所说的用席勒的语言说话、做梦这一特点有关。
在此信中，陀氏还谈到他们兄弟俩共同认识的一个朋友——浪漫主义诗人希德洛夫斯基（1816—1872）。陀氏与这位诗人一起朗读和议论席勒作品，激赏其剧本《堂卡洛斯》（1787）的人物，“高尚、充满激情的堂卡洛斯和波沙侯爵”，还谈论过莎士比亚和霍夫曼，在一起度过了许多美好的夜晚。此信中还说：“荷马在《伊利亚特》中赋予整个古代世界的精神生活和人世生活以机制，正如基督以完全同样的力量赋予新世界的那样。”“维克多·雨果作为抒情诗人，纯粹地具有天使般的性格和基督教的、婴儿般的诗歌倾向”，这是席勒、莎士比亚、拜伦和普希金所不能比拟的。[29]这已显示陀氏以基督教精神美德来评价文学的取向。此外，陀氏还高度评价法国古典主义戏剧家拉辛（1639—1699）和高乃依（1606—1684）。例如，陀氏指出：“在拉辛那里，在炽热的、激情的、热爱着自己的理想的拉辛那里，在他那里难道没有诗意吗？”[30]这时期的文学界一般认为古典主义已过时。然而，大作家总是兼收并蓄，普希金如此，青年陀氏也已经具备这种宽阔的思想。
陀氏这些书信中所表述的文学观点是直率而深刻的，令人读起来兴致盎然。他像普希金、莱蒙托夫那样是早熟的文学天才，在青春初期就有如此精辟的见解，实在令人惊叹。我们看到，引起陀氏思考的首先是文学中描绘的人的精神状态、人的精神性：霍夫曼小说中描绘的人的精神的扭曲使他震惊，而在巴尔扎克人物性格的丰富中看到了“宇宙智慧的杰作”。陀氏重视文学中崇高的理想和高尚的感情的描绘：乔治·桑小说中纯洁、高尚的人物典型，席勒剧本中“高尚、充满激情的堂卡洛斯和波沙侯爵”等等，都给他留下难忘的印象，而表达“基督教的、婴儿般的诗歌倾向”的雨果的抒情诗受到陀氏极高的评价。在这里，已表现出陀氏对儿童纯真感情的珍爱。在对高乃依的评价中，表达了热爱理想就是诗意的审美思想。所有这些观点都将鲜明地体现在陀氏的创作中。
但是，陀氏文学植根于俄罗斯文学的传统中。虽然，在工程学校时期，陀氏与其兄的书信主要谈论西欧文学，但是据同学们回忆，陀氏也潜心研读俄国文学，经常阅读俄国文学杂志以及茹科夫斯基和普希金的作品[31]。此间，诗人莱蒙托夫发表了许多诗歌名篇和小说《当代英雄》（1840），第二年，却以未满27岁的青春年华在高加索的一次决斗中丧生。果戈理继《涅瓦大街》（1835）等几篇彼得堡故事后，又推出了名篇《外套》（1842）和长篇小说《死魂灵》（第一部，1842）。陀氏在1861年的《关于俄罗斯文学的系列论文》中回顾这一时期说：我们也曾经有过两个真正的“恶魔”（指“具有拜伦式性格”的、具有批判和否定精神的人），“而我们多么爱过他们，直到现在我们都那么爱和珍视他们！”这两人指的就是果戈理和莱蒙托夫。陀氏的论述极为精彩，他写道：“他们当中的一个[32]总是在笑；他一生都在笑，既笑自己，也笑我们，而我们大家跟着他笑，笑到这种程度，以致最后我们由于笑而开始哭起来。他看透了皮罗戈夫中尉[33]的使命；他从官吏丢失的外套中为我们提供了可怕的悲剧。他用两三行文字就为我们讲述出梁赞城的一个中尉[34]的全部特征，——全部、直到最末尾的细微特征。他在我们面前展示了发财迷、富农、掠夺者和形形色色的陪审员。只要他的手指一指他们，那么他们额头上的烙印就永世难除，而我们已经非常了解：他们是谁，而主要的是怎么称呼。哦，这是如此强大的恶魔，在你们欧洲从来没有出现过，或许，你们也不容许在自己身边存在。”[35]陀氏对果戈理“含泪的笑”和精辟、深刻的艺术心领神会，并对此做出了十分生动的描绘。
关于莱蒙托夫，陀氏这么写道：“另一个恶魔——对这另一个，我们也许更加喜爱过。他为我们写了那么多杰出的诗篇；他也为纪念册题诗，但是，甚至——波夫先生[36]也不好意思称他为纪念册诗人。他咒骂过，也受折磨，着实地受过折磨。他复仇，又宽恕，他写作，并哈哈大笑——既宽宏大量，又逗乐。他喜欢向睡着了的年轻少女低声叙说奇特的童话，搅扰她处女的心，并在她面前描绘奇特的幻景，这些幻景对她来说是还不该去梦想的，特别是在她受到过如此高度道德的教育的时候。他向我们讲述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爱情把戏：总的说来，他似乎在愚弄我们；既不像是在严肃地叙说，又不像是在嘲笑我们。我们的官吏们非常了解他，而往往刚走出部里，所有的人突然硬装起梅菲斯特来。我们有时也不同意他，我们变得又沉重，又遗憾，又忧愁，又为某人惋惜，而愤恨抓住了我们。最后，他感到同我们在一起很无聊；他无论在哪里，无论同谁都合不来；他咒骂我们，‘以被骗的儿子对挥霍一空的父亲的痛苦的讥讽’嘲笑我们，并从我们这里飞走，
而天堂的流放者
飞越过高加索群山的顶上。[37]
我们长久地跟踪他，然而他终于在某地灭亡——毫无目的地，任性地，甚至是可笑地。但是，我们没有笑。我们那时，总的说来，顾不上笑。”[38]陀氏对莱蒙托夫的这些论述，把这位诗人看做巨大的文学和精神现象。诗人像恶魔，像梅菲斯特那样嘲笑世人，然而官吏们一走出办公室，却也往往“硬装起梅菲斯特来”，可见莱蒙托夫的诗歌、散文戳穿了社会的某些本质的东西。陀氏论述果戈理和莱蒙托夫的这些文字虽然写于1861年，但在相当程度上反映着陀氏早年的感受，因为这两位文学巨人的代表作都发表于40年代初期：《死魂灵》——1842年，《当代英雄》——1840年。
工程学校时期是陀氏迅速提高文学修养、决心将一生献给探索人的秘密的文学的年代，但是要成为这样一位具有远大理想的作家，还要经过许多生活和写作实践的磨练。观察这些情况，是很有意义的。陀氏大约于1841年初开始在剧作方面试笔，先后写了剧本《马利亚·斯图亚特》和《鲍里斯·戈都诺夫》的片断。陀氏的写作从剧本开始，说明他对戏剧的爱好；注意到这点，有助于我们理解他小说中显著的戏剧性特征。同年8月，陀氏被提升为军官，得以在校外租赁房间居住。这除了方便写作外，还使他有机会参加社会上的文化生活，例如，欣赏1842年来彼得堡演出的李斯特音乐会等等。陀氏爱好音乐也体现在他作品的风格中。1843年8月，他以少尉军衔毕业，被派到彼得堡工兵团制图部供职。其间，有机会与首都的贫民阶层直接接触，同时也间接地从人们的叙述中记下素材，为他的早期小说做准备。此时期，陀氏对文学翻译也颇为热衷，计划翻译欧仁·苏（1804—1857）的《马蒂尔德》，还译了乔治·桑的《最后的阿尔迪尼》，并筹划出版席勒文集，但未成功。这一时期，年轻医生里森坎普夫（1821—1895）同陀氏相识，并于1843年与他同租一个宿舍居住；他留下的札记［经文学史家米勒（1833—1889）转述］，将陀氏此时期的写作和生活情景表述得很生动。年轻医生看到：陀氏放弃《马利亚·斯图亚特》后，热心地写作《鲍里斯·戈都诺夫》，但也没有完成。陀氏“当时已经在写作各式各样的中篇和短篇小说，在他那富有成效的想象力中，这些小说的方案相互更换着”，而这又同他经常在研读文学名著有关。那时，他“喜欢整页整页地背诵《死魂灵》”，并阅读巴尔扎克、乔治·桑、雨果和拉马丁（1790—1869）等人的作品。[39]从这段叙述中，可以看出陀氏的艺术想象力十分丰富，在同一时期思考和写作若干部作品的片断，或更换写作方案，同时，这种情况又同他不断地钻研、思考其他名家的作品有关联。年轻医生的札记接着描述陀氏的生活说：陀氏对金钱毫不在意，在从工程学校毕业后的某天，他从他的监护人那里收到一笔钱，便把生病的年轻医生带到高级饭店美餐一顿，以促进他恢复健康；有时自己却弄得一贫如洗，“靠牛奶和面包度日，而且是从小店铺赊账来的”；他从不过问女仆和食客在金钱上是否蒙骗他，而接待前来找医生的穷人有如接待贵宾；陀氏曾对年轻医生说：“我开始描写穷人的生活状态，很高兴能有机会同首都的无产阶级更加接近。”[40]默理说得很风趣：“他的悲惨的贫穷，他对金钱的毫不介意，他对应当像世俗生活那样勤俭节约一无所知，这对他来说不是应当痛惜的不幸。这些正是他的一个本质成分。没有它们，是不能够想象他的；它们曾是赋予他形体的必需的条件。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一种理念，比作为一个人，更为确实地存在过，虽然这可能听起来是荒唐的。”[41]
1844年6月起，陀氏翻译的巴尔扎克小说《欧也妮·葛朗台》开始刊载在杂志上。这次翻译可以说成了青年陀氏的文学创作实验室：巴尔扎克这部小说的审美观念想必引起陀氏的强烈共鸣。小说的主题之一是金钱和感情的问题。老葛朗台是吝啬鬼、投机商，在他看来金钱是世上最为珍贵的，他曾因女儿欧也妮把金币给了她的表弟而将她禁闭，但发现她替表弟保存金匣子后，认为这是很合算的交易，要继续把金币赠送给她。女儿说道：“父亲，把钱收起来吧；我们只需要你的感情。”母亲临死前感到最难过的是，把像“洁白的羔羊”那样纯洁的欧也妮“孤零零的留在自私自利的世界上任人宰割”。[42]不难看出，这些主题契机同陀氏第一部小说《穷人》有许多相通之处。实际上，这时期他已开始写作《穷人》了。他在1844年9月给哥哥的信中说：“我有了希望。我快要写完一部像《欧也妮·葛朗台》[43]那种规模的小说。这部小说是颇有独创性的。”[44]这指的就是《穷人》。1844年10月，陀氏的辞职请求获准，从此他便全身投入文学创作活动。他的经济情况十分拮据，亲戚也劝他不要退职，但他毅然决然地走上独立自主的文学道路。陀氏也看到，作为只靠写作为生的职业作家，前途是充满艰难险阻的。他在1845年3月给哥哥的信中说：“刚刚在《残废者报》上读到有关死于饥寒交迫和疯人院的德国诗人的小品文。他们有20个人，而且是多么杰出的人们！我直到现在都有些恐惧。难道需要成为招摇撞骗者吗？……”[45]据《陀氏全集》的注释，这些德国名人指的是诗人莱辛、席勒和音乐家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等人。[46]然而，陀氏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却一往直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1] 《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8卷，第1册，第54、63页。
[2] 《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1卷，第134页。
[3] 同上书，第29卷，第2册，第43页。
[4] 同上书，第25卷，第215页。
[5] 《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9卷，第1册，第153页。
[6] 《俄罗斯作家传记字典（1800—1917）》，第2卷，莫斯科，俄罗斯大百科出版社，1992年，第475页。
[7] 《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与创作年谱》，第1卷，第259页。格氏有时也用“感伤主义自然主义”一词来评论陀氏艺术。
[8] 《同时代人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第1卷，莫斯科，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85—86页。
[9] 莫恰洛夫，1800—1848，俄国著名演员。
[10] 《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30卷，第1册，第212页。
[11] 《普希金十卷集》，莫斯科，真理报出版社，1981年，第6卷，第331页。黑体字原文为英文，斜体字为法文。
[12] 《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8卷，第2册，第19页。
[13] 同上书，第28卷，第1册，第47页。
[14] 《同时代人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第1卷，第166页。
[15] 《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2卷，第29页。
[16] 默理：《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第37页。
[17] 《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8卷，第1册，第50页。
[18] 帕斯卡尔，1623—1662，法国科学家、思想家。
[19] 《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8卷，第1册，第50页。
[20] 《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8卷，第1册，第51页。
[21] 《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8卷，第1册，第51—52页。
[22] 同上书，第23卷，第33页。
[23] 《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8卷，第1册，第53—54页。
[24] 同上书，第54—55页。
[25] 同上书，第62—63页。
[26] 同上书，第22卷，第27页。
[27] 《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8卷，第1册，第63页。
[28] 同上书，第69页。
[29] 《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8卷，第1册，第69—70页，斜体字原文为法文。
[30] 同上书，第70页。
[31] 《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与创作年谱》，第1卷，第45页。
[32] 指果戈理。
[33] 指《涅瓦大街》的主人公。
[34] 指《死魂灵》第七章中描写的插曲性人物。
[35] 《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18卷，第59页。
[36] 指杜勃罗留波夫。
[37] 引自莱蒙托夫长诗《恶魔》的诗句。
[38] 《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18卷，第59—60页。
[39] 《同时代人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第1卷，第186—187页。
[40] 同上书，第188—189页。
[41] 默理：《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第51—52页。
[42] 译文引自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傅雷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
[43] 书名原文用的是法文。
[44] 《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8卷，第1册，第100页。
[45] 同上书，第108页。
[46] 同上书，第4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