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全球毒品流通的历史背景
罂粟、大麻和古柯曾经伴随人类走过了几千年的时光，在生存条件恶劣的时代帮助人类克服了各种疾病和伤痛，但是，就在最近的几百年间，它们摇身一变，成了困扰人类的毒魔。自然之物遵循枯荣的规律，本无善恶，然而，当人类将罂粟果浆熬制成鸦片、将大麻制成大麻烟、从古柯中提取出可卡因时，潜在的伤害就被赋予了破坏的力量。纵观毒品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人类社会从近代走来的脚印，毒品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同时，也正在加速对文明进程的反思。
一、殖民与毒品
提到鸦片，人们总会联想到1840年的那场战争。一个曾经繁华而不可一世的帝国在鸦片的青烟中逐渐化为幻影，在英国人的坚船利炮前走上屈辱的道路。英国人用鸦片把清帝国和莫卧尔帝国都送上了绝路，从中积累了日不落帝国建立的资本。不过，鸦片贸易并非他们的独创，早期的殖民主义国家几乎都利用过这个“完美的贸易商品”来赚取现代化的第一桶金。
在英国人开始做鸦片生意之前，一些“前辈”已经出现在鸦片贸易的历史上：
西班牙人带来了美洲原住民的烟斗，从此人们可以抽鸦片了；葡萄牙人最先开始插手印度鸦片的种植，从此中国人抽上了印度鸦片；荷兰人向中国皇帝三叩九拜，十分讨喜，暗中却贩卖鸦片，到了康熙皇帝开放海禁的1683年，曾被他们占据的台湾和与之毗邻的福建就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鸦片成瘾问题。
然而这些贩卖活动与后来英国人的经营相比都显得原始和初级，在英国人没有取得印度鸦片生产的垄断权之前，印度的鸦片生产还没有达到组织化和专业化的程度；在英国人没有把鸦片作为扭转对华贸易逆差的主要商品之前，鸦片流毒也没有遍及华夏大地。是英国人开启了一个新的鸦片贸易时代。
美国人也不甘落后，他们从土耳其和波斯运来大量鸦片，正是由于他们的竞争，印度鸦片的种植面积在1830年到1840年间翻了一番，进口到中国的鸦片也增加了一倍，中国市场上鸦片的价格降低了近70%，使用人数剧增。
被英国人奉为“贸易圣经”的《国富论》告诉商人们：如果选择了自由贸易，我们可以挣到更多的钱。而且，如果我们让别人有钱了，他们就能够向我们购买更多的产品。可惜英国人似乎只听进了前一句。他们把工业品的滞销归结于中国市场的开放度不够，事实上，花钱买鸦片已经消耗了中国人大量的银元，工厂主——无论英国的还是中国的——情况都很不妙。
两次鸦片战争之后英国人如愿以偿地打开了中国的贸易大门，并于1858年迫使清朝皇帝接受了鸦片贸易的合法地位。此后中国的鸦片泛滥达到了历史高峰。20世纪初，中国吸食鸦片的人数已达到2150万之多，约1/4的成年男性染有毒瘾。
此时的清帝国烟馆繁荣兴旺，官宦商贾之家也都设有烟榻。有钱人在家中或高档烟馆享受“浮生若梦”、“青灯有味”的逍遥，穷苦人则流连于污浊肮脏的简易烟馆，让自己晦暗无光的眼睛和软弱无力的身体在青烟里获得片刻生机。军队里鸦片吸食成风，战斗力下降。朝中官员腐败至极，狼狈为奸。曾经荣耀与富有的清帝国此时已是千疮百孔，摇摇欲坠，“殚其终岁之操作，不足以偿暗室之一灯”。马克思如此评价：“半野蛮人维护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发财的原则来对抗。……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原则，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的确是一种悲剧，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种离奇的悲剧题材。”
在鸦片贸易另一端的印度情况也很糟糕。农民在田地里从事着繁重的种植和采集工作，获取微薄的收入，而单调贫苦的生活和近在咫尺的诱惑又使他们很多人染上毒瘾，陷入绝望的恶性循环。不断扩大的鸦片种植面积使印度的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由于鸦片占用了耕地，频频发生饥荒。19世纪下半叶，印度遭受了24次饥荒，共有2000万人死亡。
早期的殖民强国就在这样的掠夺中冉冉升起。他们一边牢牢控制住生产，一边以武力强行销售，从中获得资本发展的原始动力。在罪恶的贸易和侵略中，先发的工业国家完成了对落后农业国家的侵占，打破了后者历史发展的自然轨迹，将其变为自身前进的后勤保障。但是，当殖民者还沉迷于海外扩张带来的巨额财富和广袤殖民地时，深受毒品之害的地区已经悄然开始“复仇”，这种复仇包含了一种讽刺性的公正，因为农业国家——尤其是中国——又一次陷入了被剥削的境地。毒品的回流与殖民活动的另一宗罪恶紧密相连，那就是贩卖人口。
19世纪初，英、美两国通过了废除奴隶贸易的法案，独立后的拉丁美洲各国也宣布废除奴隶制度，公开买卖黑奴受到抑制。可是此时资本主义的扩张正在加剧，大量的国家和地区沦为列强的农矿原料供应地，广阔的处女地不断被卷进资本的世界，新发现的金矿强烈地刺激着殖民者的神经……到哪里以最低的成本购买到劳动力呢？殖民者把眼光投向了中国。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在逼迫清政府打开贸易大门的同时还取得了在中国“合法招工”的权利。过去零星的拐卖人口发展为大批华工贩卖，东南亚的人口贩卖集散地也由新加坡转移到了中国，华南大部分港口城市都建立了人口贩卖市场。
在海外，华工们承担了大量折筋断骨、极度危险的工作。他们在严酷的自然条件下长期从事着高强度的劳作，生活物质极度匮乏，常常忍受着疾病、饥饿、劳累的折磨和雇主的虐待。生病的华工不仅不能得到治疗，虚弱至无法站立的人还被勒令跪在地上做力所不能及的工作。生活已经几近绝望，很多人在服役期满前死去，更多的人则是背负着永远也还不清的债务：船票、介绍费、生活费……于是很多华工寄希望于鸦片，在虚幻的刺激里寄托回归故国的渴望，获得片刻解脱，哪怕这毒魔会带来更加无法偿还的债务；有的华工一领到工资便直奔卖鸦片的商店。在华工聚集的地方，商店里总能买到鸦片，有人甚至将不足以果腹的口粮节省下来兑换鸦片。
刚开始很少有雇主反对苦力吸食鸦片，它可以解除疲劳和对抗热带疾病，而且雇主们还有一个邪恶的想法：用鸦片控制劳工。曾有一位英国官员说：“抽鸦片的苦力也许是世界上最可靠的工人了。因为经常得花钱买鸦片，加上单身汉都免不了的赌与嫖，他就永远背着数不清的债，所以只得像推磨的骡子般无休止地做下去。”有的雇主做得更为彻底，他们直接将鸦片作为工资发放给苦力。
需要指出的是，并不是华工将吸鸦片的习惯带到了世界各地，在东南亚国家和南北战争中的美国，鸦片都已被使用，华工的到来只是扩大了这一嗜好。1881年至1930年间，华工输出近600万人，输出范围从东南亚到南美，从英属西印度群岛到澳洲，从美国、加拿大到俄国远东地区。华人占95%以上的新加坡，1881年有1/3的男人鸦片上瘾，这一比例比中国国内还要高；菲律宾有190余家鸦片馆，只为华人服务；1885年输入美国的鸦片达208152磅；1888年澳洲的鸦片输入达17684磅，而其中只有很小的部分用于医药。
随着需求的增加，服务于社会边缘社团的中国商人开始提供与鸦片相关的一切：烟馆、赌场、妓院和高利贷。不久，他们就把鸦片卖给了居住地周围的非华人。华人社区及其边缘地带成为了肮脏、混乱、犯罪和腐朽的化身，下层白人——通常是酒鬼、赌徒、妓女和游手好闲的青年经常卷入其中。
据1875年《旧金山晚邮报》统计，全美共计有12万鸦片“瘾君子”，该报特别声明：此数据不包括华人在内。采取行动已经是箭在弦上，公众的义愤填膺使旧金山市政府在当年通过了一个禁烟的条例，接下来几年间，许多州都采取了类似措施。1882年美国还签署了《排华法案》，大规模地遣返华人移民。
不过这回西方人也棋慢一着，毒品蔓延的形势超过了他们的预计，控制的难度也超出了他们的想象。打击鸦片买卖和烟馆使得市面上的鸦片减少，价格上升，黑帮有了更多的利润空间来走私和经营鸦片——当某种市场需求庞大的东西被定义为非法后，这种情况总是无法避免的；更为可怕的是，当鸦片的取得越来越困难、鸦片越来越被视为堕落与腐化，寻找新的替代物就成了当务之急。
二、战争与毒品
除了地理上的扩张，毒品的发展还有一个纵向演变的过程。罂粟家族是人类最早使用的毒品之一，从熬制鸦片、提取吗啡到提纯海洛因，人类不断地挖掘破坏力的极限。到了20世纪上半叶，人类甚至可以脱离大自然的造物，通过化学手段合成新型毒品，毒品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有一股力量起到的推动作用不容忽视，那就是战争。
毒品的本质是成瘾性药物，它们很多首先是以药物的身份进入人类社会，被滥用后才成为可怕的毒品。战争是人类社会最残酷的悲剧，也是最容易滋生毒品蔓延的土壤。在战争中，大量受伤的生命需要麻醉剂和镇静剂以完成手术；前线的士兵需要缓解长期的高度疲劳紧张，避免面对血肉横飞的残酷战场导致的精神崩溃；军方需要巨资以保证武器和后勤的供给，并招募大量劳力为之扛枪卖命；战争期间交通经常会受到破坏，使物资运输受阻甚至中断，毒品的利润激增，更多的黑帮铤而走险；战争会分散政府和民众对毒品的关注，让毒贩有机可乘。
19、20世纪是战争肆虐的世纪，罂粟家族的成员在这百年间占据了毒品世界的舞台。
早在18世纪，药理学家就在探寻鸦片使人上瘾的“精髓”，1806年，一个没有接受过正统科学训练的德国药剂师通过长期实验从鸦片中分离出了一种纯药用化合物，这种化合物具有令人欣快、消沉和催眠的作用，他知道自己已经得到了鸦片的“精髓”，并以希腊睡梦之神摩尔普斯（Morpheus）的名字命名他的发现物为“morphiurm”，即我们今天所说的“吗啡”。
吗啡迅速得到了医学界的青睐，至此医生终于可以抛开成分不一的鸦片，为患者开出准确的治疗剂量。吗啡的威力比鸦片大很多，而且重要的是它可以减轻医生无法治疗的病因引起的症状——医学界治标不治本的态度大大推进了吗啡的使用，到了1840年左右，吗啡已经被用来治疗各种疾病。皮下注射的发明进一步推动了吗啡的流行，注射不会引起肠胃不适，起效更快，可以带来更多的愉快感觉，可以想见这些在战争中多么重要。美国南北战争时，鸦片和吗啡都是军队中广泛使用的药物，导致的结果就是一大批内战受伤的退伍士兵都成了吗啡成瘾者，在回家后继续使用鸦片或者吗啡。美国士兵不是唯一受害者，克里米亚战争中的英国军队也注射吗啡以逃避军营中恶劣环境带来的痛苦。而在普法战争中，两国的士兵都将吗啡作为掩埋痛苦的手段。
战争结束后不久，越来越多关于吗啡成瘾的个案被发表出来，长期注射者形如枯槁、性欲丧失，如果停止注射便会出现难以忍耐的身体症状。尽管如此，与大规模地吸食鸦片的华人相比，白人有规律地在医生的帮助下注射吗啡还不是急需制止的问题，医学教科书避而不谈吗啡的危害，吗啡注射仍在增长。事实上，医学界早已默认吗啡会成瘾，他们一直在研究效力与吗啡相当但是不会成瘾的替代品。
英国药剂师奥尔德·莱特首先触及了最为险恶的幽灵。1874年到1890年间他用吗啡和乙酸酐进行反应，得到了一种叫二乙酰吗啡的新物质，并证明其具有令人惊叹的镇痛作用。1898年德国人为其取名为海洛因，意味“万能的、英雄的”，并大量地制造销售。海洛因作为一种神奇的新药大受欢迎。它产生的效果更加迅速，效力是吗啡的5倍至8倍，且据称不含致瘾性成分，因为在生产过程中，吗啡的分子结构被改变了。
然而，“不含致瘾性成分”只是一个良好的愿望，海洛因一进入血液就能迅速转化为吗啡，不同的是它在脂肪中更易溶解，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更快，并且有着致命的成瘾性。医学界这次的反应是果断而迅速的，在海洛因上市10年后他们就提出全面警告，并减少了临床上的使用。但情况已经开始失控，这种便宜而高效的毒品已被一些地下犯罪团伙的成员用作休闲目的，随后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更是大大催化了对吗啡和海洛因的需求，尸横遍野的残酷战争分散了人们对成瘾性的关注，医生依靠吗啡和海洛因与死神争抢着鲜活的生命。
战争中另一种扩大毒品蔓延的动力是筹集战争经费。19世纪末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华夏大地上毒品泛滥与军阀们鼓励毒品贸易的政策不无关系。
早在清朝末年，朝廷中就出现了以鸦片专卖筹集海军军费的提议，虽然没有统一的政令颁行，但地方政府（尤其是西南省份）已经大刀阔斧地鼓励种植，实行专卖。后来的中华民国极力推行禁烟法令，可是动荡的政治格局不利于政令实施，大量吸毒者没有得到治疗，腐败的官僚联合外国商贩继续维持着庞大的鸦片销售网络。这一状况在袁世凯死后更加恶化，军阀割据，相互倾轧，纷纷把鸦片作为地方武装的经济来源，他们强迫农民放弃种植粮食而改种鸦片，统一收购鸦片并对鸦片买卖的每一个环节收税。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毒品的流行又达到一个峰值。日本人将毒品视为破坏中国根基的社会工具和积累战争经费的手段，他们断言：“中国只要有40%的吸毒者，那它必将永远是日本的附属国。”为此，日本人专门设计了一套侵略东北、华北乃至全中国的鸦片政策。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一跃成为中国沿海最大的海洛因销售商，他们不仅从热河、台湾和朝鲜运来大量鸦片、吗啡和海洛因，还在东北大力发展鸦片种植，鼓励人民吸食鸦片。20世纪30年代日本人每年从鸦片中就可赚取3亿美元的收入，为进一步发动侵华战争提供了大笔不义之财。七七事变后，日本人将天津日租界作为制贩毒基地，向上海、香港等地大肆走私毒品。日军所到之处，毒品交易就接踵而来。日军不但为毒品交易提供军事庇护，还与国民党军政人员、特务及土匪相勾结，由东北向中国东南沿海及广阔的腹地进行经济和政治渗透，达到“以毒养军”、“以战养战”、“以华治华”的目的。
国民政府也看到了毒品对于筹措军饷的作用。对外要抵抗日本人，对内要应付共产党，蒋介石的国民政府非常依赖毒品贸易的收入。上海青帮头目杜月笙在蒋介石政治生涯的早期就为其提供过帮助，20世纪30年代，已是中国最大的海洛因生产商的他继续为蒋介石政府提供经费支持，作为回报，他的毒品生意得到了政府保护。身处法租界的杜月笙还积极寻找毒品的海外市场，他生产的海洛因中50%通过官方渠道出口到了法国。
毒品之所以和战争密切关联，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战争的直接主要参与者——军人需要振奋精神。背井离乡长期转战于不同的战场，在血肉横飞的阵地上与敌军短兵相接，战场上的军人每一天都要对抗生理与心理的极限：朝不保夕，高度紧张，生离死别，疾病和伤痛……一位随军护士在日记中写道：“这些孩子真可怜。我宁愿被炸烂也不要像他们这样担惊受怕。”
高纯度海洛因，即4号海洛因的流行，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身处越战泥潭的美国大兵有着重要关联。4号海洛因得名于制作的第四个阶段，在这一制作过程中，要在海洛因碱中加入乙醚和盐酸，或将3号海洛因溶解在酒精中。制作它有巨大的风险，乙醚可能会燃烧从而导致爆炸，其威力可以炸毁一栋楼。4号海洛因纯度高在80%—90%之间，完全溶于水，可以用于肌肉注射。比起纯度仅为20%—40%的3号海洛因，它的优势不言而喻。然而由于制作工艺的复杂和缺乏高技术的毒品化学家，在其刚刚问世之初（1963年），4号海洛因的产量还十分有限。随着美国不断扩大越南战争的规模，美国大兵对海洛因的需求也在激增，到了1967年左右，美国在越南投入的军队已达50万之多。毒品犯罪集团瞅准了这一贸易良机，不断派遣化学家前往金三角设立实验工厂，成吨生产4号海洛因，利用南越的军用飞机源源不断地送到美国大兵手中。当然，一部分也销往美国——归国的瘾君子们需要继续使用海洛因，而且他们是上好的运货使者。
海洛因在南越是如此容易买到，就像香烟和面包，通往西贡的每一条高速公路边的商亭里都会有海洛因出售，通往隆平的美军主要基地的路边也是如此。行商走贩、冷饮摊主、妓女及美军基地雇佣的内勤人员都能提供海洛因。1971年军医官员指证：有2.5万到3.7万名现役官兵（约占士兵总人数的10%—15%）吸食海洛因；在某些部队，吸毒率高达20%，严重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有85%的官兵被供应过海洛因，其中35%的接受了，有19%的人长期吸食成瘾。越战中吸食海洛因是非常公开的，大兵们背囊中的火柴匣上都刻有与毒品有关的诗句，例如：“总是惊天动地，又总是沉静如石，以此打发岁月，在归乡之路上奔驰。”还有那句最有名的口号：“有了快感你就喊！”
毫无疑问，复原回国的成瘾大兵把毒瘾带回了家乡，导致美国国内吸毒率上升，同时他们也在度假时把毒瘾带到新加坡、菲律宾、澳大利亚和中国的香港和台湾。美国大兵在悉尼度假一周，那里的吸毒率就大大上升：整群的妓女和皮条客围绕着他们，分享着海洛因。
围绕着越南战场上的海洛因贸易，全球毒品犯罪辛迪加的联合也在逐渐形成。美国的黑手党追随着军火贸易来到南越，从中提取佣金，在西贡从事护运活动。他们很快发现了毒品走私的巨大利润，并和东南亚的毒品制贩组织三合会建立了联系。腐败的军政要员、经验丰富的化学家、猖獗的走私贩、老到的商人和律师……隐秘、高效的犯罪组织为后来国际社会治理毒品问题埋下了严重隐患。
在战争中将毒品的抗疲劳机制发挥到极限的是日本人。在侵略战争初期，日本军部就设想制造一种药物使军人可以连续作战，并能在杀戮中得到快感。军部医学院经过反复实验，成功制造出了“突击锭”，这是一种以甲基苯丙胺，即冰毒为主要成分的药丸。日军将“突击锭”以军需品的名义配给军队，服用过该药的士兵可以连续作战而不知疲惫，偏执且极具攻击性，在战争中像野兽一样残忍。这一切正是军部希望看到的。冰毒带来的极度兴奋造就了“神风敢死队”的“英勇”，十六七岁的青少年服用大量冰毒后驾驶战机冲向美国人的舰艇部队和固定集群目标实施自杀式袭击。穷途末路的恐慌和武士道精神一起在合成毒品的催化下燃烧成疯狂的烈焰，吞噬着鲜活的生命和大量资源。据《美国战略轰炸调查总结报告》统计，从1944年10月到1945年6月的冲绳战役，日本一共发动了2550次神风攻击行动。
与其他毒品制贩组织一样，操纵日本冰毒市场的“野寇崽”组织在为海外军人提供毒品时也将冰毒积极销往海外和国内，以扩大市场。二战结束后，该组织大量抛售库存冰毒，造成了世界上第一次冰毒大流行。1945年至1952年间日本出现吸毒者达55万人，其中精神障碍的冰毒吸毒者为20万人，严重中毒性精神病5万多人，有过吸毒体验的高达200万人以上。
硝烟滚滚的战场和短兵相接的军人会促进毒品的制贩和升级，而另一种形式的战争——对峙的冷战也对毒品的蔓延和发展造成了重要影响。闻名于世的“金三角”的崛起就与西方社会对共产主义偏执的恐惧不无关联。“金三角”是一片地跨缅甸、泰国和老挝的丛林地带，毗邻中国西南部，山脉险峻，与外界隔绝，长期处于无政府管理的状态，多个私人武装在这里占据并争夺着鸦片产地的控制权，其中便包括一支国民党的残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出于遏制共产主义的急切心情，美国人于1950年在金三角地区实施了一系列秘密活动，通过飞机源源不断地为驻扎在掸邦边境的国民党军队提供给养和军备，并派出军事顾问，将国民党士兵和山地民族训练成一支人数众多的武装游击队。装备精良的国民党部队拥有了控制当地鸦片生产的能力，据联合国评估，1945年至1962年间，缅甸的鸦片产量由40吨增至400吨，泰国由7吨上升至100吨，老挝由30吨上升至100至150吨。
美国人对这一地区的毒品贸易持默许态度，毒品走私贩运活动让他们得以浑水摸鱼地沿中国边界或偷入国境搜集情报，且庞大的游击武装可以对新生的中国构成钳制和威胁。当然这一切离不开泰国政府的“支持”——二战后很长时间里泰国都将毒品视为出口商品的大宗，从中获得不菲的收入，而且可以通过支持国民党的残部对付棘手的泰国共产党游击队，并在泰缅之间建立缓冲区域。后来的事实证明两国都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泰国成为全球毒品贩运的重要中转站和通道，而越战上的美国大兵把军饷都花在了金三角生产的海洛因上。
对共产主义的敌视促使西方人不断地将毒品贸易作为政治杠杆来引诱和收买反对力量，通过他们来对付他们国内的共产党。为了对付越南共产党，法国人支持越南南部武装组织和犯罪团伙的毒品贩卖活动，并为他们提供运输上的支持。随着法国殖民势力的衰退和越南的分裂，一直在南越扩展势力的美国人将积极反共的吴庭艳扶上台。自然，当吴要从毒品贸易中获取反共活动的开销时，美国人就眼睁眼闭了。在老挝，美国人也做着差不多的事情，他们需要当地势力监视和控制老挝共产党，而这些“十字军”总是与毒品脱不开干系。
另一个重要毒品产地“金新月”的发展与西方社会的反共活动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二战之后苏联一直从政治、经济各个方面对阿富汗王国进行渗透，力求实现对欧亚大陆交通要冲的控制。1978年它通过支持政变扶植了一个亲苏的政权上台，并于次年入侵阿富汗，与反共的游击武装开始了长达10年的战争。
美国人又使出了老手法：军备补给、技术支持和默许毒品贸易。“在反共的冷战中，中央情报局从来都是视毒品为小患，并对那些视毒品为金钱并本身就是鸦片生产者的叛乱分子积极地给予救助。”这大大促进了当地毒品的生产。加之1978年大旱降临金三角地区，为金新月的毒品迅速占领世界市场提供了机会。1979年，金新月出产的海洛因已经接管了欧洲市场，并占据了美国市场的60%。在几十年的毒品交易中逐渐变得更加老到、更加组织化的法国、意大利和美国黑手党的参与加速了金新月海洛因的扩散，导致80年代西方社会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吸毒膨胀。
三、娱乐与毒品
从药品到毒品，从合法到非法，很多成瘾性物质都走过这样一条边缘化的道路。当人们发现有些药品有引发快感或者辅助性欲的作用，对它的使用就不免溜到医学用途之外，直奔享受去了。
然而，这种享受最初流行的地方不是上层社会，而是贫穷、无望、备受压抑的社会底层。毒品供应量的扩大可以部分地解释这一点。当吗啡的价格由一盎司28美元降至3美元时，买得起的人当然就变多了。但是，穷人为什么要从紧巴巴的钱袋里掏出钱来购买不能果腹、不能御寒的享受品呢？这还要从毒品发挥作用的机制说起。
毒品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划分不同的类别，近30年来，大量合成毒品的出现更是加大了研究毒品药理机制的困难。然而各种毒品似乎都具有一个起码的共同点：能直接或间接地刺激人体神经系统，促进多巴胺的分泌。这种神经传导物质主要负责大脑的情欲和感觉，传递兴奋、开心的信息，诱发幸福感。一般情况下，多巴胺的分泌是非常俭省的，常常只在那些有利于维持生命和繁衍后代的行为中分泌，科学家发现人在恋爱时脑内会产生大量多巴胺。毒品的机能就是蒙骗多巴胺的分泌系统，让它分泌出更多的“幸福元素”。吸毒者可以完全忘记自身处境，在极短的时间内获得幸福感与解脱感。由此便不难理解为什么长期生活在贫穷、痛苦、无望或空虚中的人更倾向于使用毒品。
心理学家将这种行为解释为转换精神状态。他们认为人与生俱来就有想要转换自己正常意识的冲动。儿童会在游戏中自己转圈直至发晕，修行者会在打坐冥想中忘记自我。消除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是人类固有的欲望。毒品是转换精神状态的化学方式，但是转换是否成功不仅仅是毒品决定的，还与吸毒者的心态、所处的实际环境等因素有关。
长期以来，殖民者一直将鸦片视为“东方的恶习”，认为中国人的性格更容易沉迷于鸦片。周宁在他的《鸦片帝国》中一语道破流言，他认为中国人在精神上更容易受到鸦片毒害是因为“有一个普遍悲观失望、逃避现实的社会心理为它提供了需求的精神背景”。这种社会心理也为后来吗啡、海洛因、大麻和其他新型毒品的流行提供了精神背景。从东南亚到西印度群岛，从美洲，到欧洲，在种植园里，在矿山上，在横贯美利坚的铁路沿线，在巴拿马运河的沿岸，毒品在每一个充满疾病、死亡、绝望和难以想象的辛苦之地蔓延。看不到回乡之路，看不到苦难的尽头，不如将痛苦掩埋在毒品中，获得片刻的安宁与解脱。
同样的心态也适用于生活在有色人种聚集地周围的底层白人，他们是苦工、赌徒、酒鬼、妓女和无所事事的青年。他们聚集在烟馆里或者隐蔽的街头，分享着毒品。他们的政府一边说要拯救他们，一边为毒品贴上“堕落”的标签，把他们赶到社会的边缘。是毒品给他们提供了相互认同和鼓励的归属感，他们在一起分享经验和快感，忘记生活的窘境和艰难，在毒品短暂的作用中体会无所不能和拥有一切的幻象。
从毒品中获得的幸福感和解脱感虽然可以为生活在单调和无望中的人提供娱乐，但是吸毒者需要背负“堕落”的污名。那么，这种“堕落”的娱乐是如何被社会上的普通人所接受的呢？不负责任的“吗啡医生”、组织严密的黑手党、街头随处可得的毒品似乎都有些关联，但是，回顾一下“娱乐”的含义及其重要性在二战后的岁月中发生的变化会更有利于我们寻找答案。
美国作家尼尔·波兹曼在1985年出版的畅销书《娱乐至死》中深刻地揭示了广播电视业的发展对人类认知造成的影响：当文化的媒介逐渐从文字转向形象的时候，公众逐渐失去了辩证和判断的能力。信息的时效性战胜了有用性，广泛性代替了深度，支离破碎的海量信息内容无聊、形式散乱，不再具备促成某种行动的质量，而只具有娱乐的效果。“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形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这是商业社会的毛病之一：过度推销。在这里一切都可以成为商品，包括文化和精神。消费越多越好，于是信息也铺天盖地。出现在电视或者广播里的政治、科学、教育、体育、娱乐都是媒体的商品，及时、简短、点到为止。严肃缜密的思考在信息的狂轰滥炸面前几乎不可能，取而代之的是对享受和娱乐的描述：房产、汽车、旅游、好莱坞大片、派对、购物节。商业社会制造了一个精彩和无限可能的世界，仿佛这里一切都已准备好，只等你去享受，去消费。然而剥离了思想和创造力的生物最终却不免落入空虚无聊：刺激与满足感一次次获得，目标总可以达到，欲望的阈值在不断提高，满足的手法却单调如初。快乐哪里来？既然生活只是毫无目的和没有尽头的享受，享受还有什么意义呢？还有什么可以带来享受呢？在享乐之风盛行的年代，吸毒活动总是活跃的。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走出了二战阴影的美国经济开始复苏，中产阶级过着惬意的生活。然而，在听着摇滚乐、看着《花花公子》、喝着可乐、在汽车后座与热辣的女孩约会的青年中却出现了叛逆且崇尚个人主义的一批人。衣食无忧的生活使他们逐渐失去目标，他们开始蔑视主流文化，对放荡不羁的性爱和毒品充满了兴趣。他们成了“垮掉的一代”。60年代出现的嬉皮士延续了他们对毒品的热爱，并把摇滚音乐派对和毒品结合在一起，吸食的种类也扩展到了LSD和裸盖菇素等致幻剂。这是个非常糟糕的开头，它使合成毒品开始在夜总会、酒吧、舞厅、露天锐舞派对里使用，这些都是年轻人高度聚集的地方。集体的狂欢、高度的兴奋和强大的同伴压力使很多青年人在舞会中开始尝试毒品。
新型毒品就在这样的社会精神背景下找到了滋长的空隙。制毒化学家们也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不再需要从土地里长出的作物作为原料意味着生产周期更短，也不再需要受制于地理局限。毒枭们携带着制毒配方就可以走到任何地方开始生产，原料可以方便地买到，它们是制造百日咳、鼻炎、哮喘等常用药品的原料。最重要的是它拥有无限广阔的市场：当鸦片类毒品已被全世界谴责为堕落和没有希望时，新型毒品却以时尚和力量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使用者。
来自艺术与时尚领域的人群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他们是作家、画家、乐队歌手、模特和电影明星。很难定义他们究竟属于主流还是非主流——很多人一只脚踩在舞台上，另一只脚踩在街头。艺术作品中出现的诡异而艳丽的元素可以带来强烈的感官冲击：异域风情、不羁的性、神秘的东方场景、奇特的建筑、宗教、魔鬼，加上身边熟悉的场景（某个俱乐部的入口），这是一些小说家和画家喜欢的题材，因为可以吸引眼球。罗曼蒂克和奇异的色彩一定程度上瓦解了毒品的恐惧和污名。乐队在毒品传播方面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它提供了多种族的社会环境，而且强烈的节奏和集体的狂欢本来就是为了制造吸食大麻后的欣快感觉。模特们承载着女性对外形的梦想，与她们一起深入人心的不仅是她们身上的时尚服饰和妆容，还包括她们成为美人的生活方式。一位离开时装界的纽约名模说：“这些姑娘除了安非他命和水，几乎什么都不吃。”这种减肥秘笈很快被普通的姑娘效仿。电影明星的吸毒问题向来不是什么新鲜事，要应付导演、广告商、记者、影迷并始终保持良好状态，有一两件“秘密武器”在娱乐圈中并不是异类。问题是银幕上的大英雄也抵御不了毒品的诱惑，而且可以边吸毒边容光焕发地生活，这让公众如何相信政府和医生就毒品提出的警告呢？这些商业社会的娱乐产品大大影响了新型毒品在年轻人中的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