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毒品滥用的演变

2009年1月31日，英国《世界新闻报》在其网站上公布了轰动北京奥运会泳坛的美国巨星菲尔普斯手拿玻璃针管吸食大麻的照片。次日，菲尔普斯发表个人声明，正式就吸毒事件向公众道歉。丑闻一出，全球震惊，菲尔普斯再次成为世界各大媒体的焦点。尽管媒体和公众都没有对这个23岁的年轻人进行强烈的批评，而是采用了中性甚至宽容的态度给予了评价，但吸毒就是吸毒，菲尔普斯的“粉丝”中有很多是青少年和儿童，没有哪个家长愿意自己的孩子学他吸食大麻。由此，大麻——这一低矮平常的野生植物，又将一位世界泳坛骄子逐出了神坛。

今天，在西方社会，明星使用毒品的报道已算不得什么新闻。在中国，近年来这类报道也越来越多地见诸报端。问题是，人们为什么要使用毒品？为什么总有这么一些人，包括那些看上去颇有头脑、事业上已经取得一定成绩的人，竟然甘愿冒着被道德谴责甚至法律制裁的风险，偏要去体验毒品的刺激呢？社会怎样才能有效阻断人们吸毒呢？

透视漫长的毒品发展史我们将不难发现，今天被人们称为“恶魔”的毒品，在其悄悄侵入人类的生活方式时，并不是以一种狰狞可怖的面目出现的，相反，毒品对人类的诱惑不仅与特定的社会阶层或群体紧密相关，而且总是伴随着特定思想和文化思潮的影响，迎合着人性的某种自然需要，以潜移默化的形式悄无声息地渗透蔓延的。对于外在的敌人，人们是比较容易识别和警惕的，但是，要驱除潜藏于人性中的恶魔，却无比困难。

2002年1月，英国媒体曝出王储查尔斯的次子、17岁的哈里王子与学校的伙伴们一起吸食大麻的新闻，引发了英国公众对青少年吸毒问题的强烈关注。青少年是人性生长的幼稚阶段，也是人性欲望的旺盛阶段，毒品之所以最容易从青少年身上突破防线，就是因为不成熟的人性难以辨别社会文化编织的复杂陷阱而给毒品的进攻留下了太多的机会。可以说，社会文化对毒品的流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也是毒品难以禁绝的主要症结之一。因此，从社会文化的视角寻找抵御毒品的有效方法，应当成为禁毒教育关注的焦点。

但是，人类的认识常常落后于迅猛发展的现实。今天，正当联合国为“毒品管制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果”，“全球的鸦片生产减少了70%”而欢欣鼓舞时，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开始忧虑起化学人工合成毒品的危害。人们担心“禁毒之战”将变成一场“可能永远也打不赢的战争”，因为大量的毒品已经不再需要通过大面积的辛苦种植从植物中提取原料；方便快捷的合成毒品正以令人心惊的速度，借助“消费文化”和“享乐文化”的掩护，向人性的弱点发起新的攻势。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人类之所以对毒品的诱惑会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拒绝诱惑或接受诱惑，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人类能否洞悉自己的弱点。但是，正如历史上不少伟大的思想家曾经说过的那样：“人最不了解的是自我”；而经验的常识也告诉我们，“烛光底下是暗处”。为了认识毒品挑战的时代特征，我们将从社会文化和人性自我的视角对毒品滥用的演变特点和原因进行剖析。

一、从药品到毒品的演变

毒品，一种细微而不起眼的物质。它既没有生命、不会繁衍传染，也不会爆炸、没有杀伤威力，它所具有的只是一种诱惑。人们只是在自动接受它的诱惑以后，才会陷入不能自拔的堕落状态。为此，被人们视为魔鬼的毒品，其魔性本不在物性而在人性。正如佛教所言，魔由心生，心中无魔，活人何以被静物所制？

说到心魔，其实起因并不骇人听闻，最初几乎就是构成一般追求的自然人性。只是在扩展以后，失去了合理的控制才成其为魔。这种变异如同人类同样感到恐怖的癌症病变一样。癌症也并非天外病魔，最初也是体内的正常细胞，因为生长过程中受到复杂的刺激，发生变异，转向恶性的趋势而成为癌细胞。生命的这种变异规律，不独存在于生理机体的发展中，也存在于精神的发展中。每个吸毒者都会有一段被毒品诱惑的故事或经历，虽然情节不同，表现了个人吸毒经历的偶然性，但是被诱惑的性质却是相同的。这种共同性，来源于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和人性的普遍弱点。当我们超越个人变异的多样性和偶然性，从毒品演变的历史中来解读这种普遍性时，将会对不同社会背景下的人性的弱点获得一种新的认识。

虽然毒品在今天被法律明文规定的种类已经多达两百多种，但最古老而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从植物罂粟中提取的鸦片。作为一种植物，人们通过考古发现，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在小亚细亚及地中海东部山区发现了野生罂粟。罂粟最早的历史记载是在3000年前的希腊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因为荷马史诗是民间口头文学，直到公元前5世纪以后的雅典时代才将它文字化，因此，详细记载罂粟制作鸦片和它的医用功能的是在古希腊的医学家希波克拉底的文集中。从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1世纪，希腊医生和药物学家，特别是迪奥斯科里斯的《药物论》和狄奥夫拉斯图斯的《植物研究》已经对鸦片的镇静作用和危险性有了非常详细的了解。这种了解令医生和药物学家之间对鸦片的使用是否正当引起了长期而激烈的争论。这种争论让人类对鸦片的使用保持了一种谨慎的态度，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鸦片的滥用。因此，尽管人类使用鸦片的历史已有3000年之久，但它真正成为一种滥用的毒品，却发生在近代社会。

要考察鸦片从药物到毒品的演变，直接的经济和政治因素是非常明显的，但经济和政治因素之所以能够发生作用，却完全是在人们对鸦片的需求程度达到空前基础上的结果。而这种需求程度的出现与人性追求刺激的弱点密切相关。

在古老的鸦片成为弥漫世界的毒品之前，人类社会就已经开始了各种刺激性物质的交易和享用。烟草、酒精、咖啡、可可和茶等等现代人熟悉的日常生活用品，就曾是引起基督教社会道德和法律巨大争论的物质。与传统中国古老的米酒和茶道之养生文化不同，近代西方国家通过商业和航海开展的上述物质交易，在相当程度上是为了满足人性追求刺激的需要。

到了16世纪，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伴随航海业发展而出现的大发现年代。许多原本属于世界不同国家与地区人民的生活用品，通过船运被广泛传播开来。烟草和可可由西向东传播，是早期欧洲人开拓美洲殖民地带来的；而咖啡和茶则是由东向西传播，通过贸易和旅游，咖啡从奥斯曼帝国引入欧洲，茶从中国引入欧洲。而各国都有的传统酒类，却随着近代科学对酒精的认识而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生产的烈性酒。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所有这些物质在最初被引进的时候，总是伴随着医用的价值。因为人们害怕外来不明物质的危害性，只有在医用价值的解释及其所伴随的心理暗示作用下，人们才可能大胆尝试。而一旦尝到甜头，此类物质很快就会被推广并普及开来。

在后现代理论和个性文化盛行的社会中，习惯了各种刺激性消费的人们可能很少再会将这种消费与道德危机联系起来。但是，在宗教和道德统治仍然发生威力的16—18世纪的西方，这些外来物质的传播和使用，却引起了轩然大波。对人性具有“理性与欲望”、“天使与魔鬼”分析传统的西方社会来说，这些追求刺激物质的使用，不仅具有放纵欲望、扼杀理性的作用，而且会诱发人性中魔鬼的成分不断增长。因此，除了中国的茶在养生保健方面具有公认的积极作用、与西方宗教的自我警戒和道德虔诚基本一致而没有受到价值非议外，其他物质因为都具有对人性欲望不同程度的放纵作用，而受到来自道德方面的禁止和反对。特别是烟酒的危害性，至今仍被列为与毒品同类的防范物品。

然而16世纪以后的西方社会，毕竟进入了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宗教道德统治已经不再能起绝对的作用。有反对的理论，就会产生辩护的理论。那种认为刺激物的使用可以更加促进自我节制能力培养的理论，则极为巧妙地获得了辩护的效应。“宗教改革使人们开始探求以个人责任为中心的人的得救。其伦理主张得救可以在自制和自律的基础上进行。清教派及其18世纪的后续运动虔信派，甚至更加强调一种以节制和警觉为向导的日常生活的实用道德。各种新的刺激对思维的干扰作用，有时候让人担心会更放纵，成为威胁道德秩序的幽灵，有时又使人觉得有助于更加节制，而这在欧洲教士和道德家的研究中不可避免地会凸显。”但是人性欲望的“潘多拉魔盒”效应再次得到了普遍的印证。数百年来世界各国针对烟酒危害开展的禁烟禁酒令相继失败，证明了人类在自我节制方面的软弱性。

鸦片进入中国的最早记载可以从唐朝见到。《旧唐书·列传》第198卷记载了乾封二年（666年），东罗马帝国派遣使者进献万能解毒药品“底也伽”，它由六百多种物质合成，其中最主要的成分就是鸦片。不久，罂粟也进入了中国，因为罂粟花非常漂亮，除了医家研究其提取物的药用价值外，主要被用作观赏。虽历经唐、宋、元多个朝代，却并没有将鸦片作为刺激性物质用于享受之中。直到明朝中后期，鸦片有了进口，吸食鸦片的风气也通过经贸交流传入中国。由于鸦片价格昂贵，与黄金相等，故吸食风气首先在生活无忧、追求享乐、纵欲的皇亲贵族和优裕的等闲阶层中开始流行。他们不仅把吸食鸦片当做一种奢靡的享受，而且还将它作为比富斗阔、显示等第的方式。在统治阶层的影响下，吸食鸦片的风气开始向民间传播，并逐渐演变为一种“文化”，以至连媒人说媒，也以日吸几钱烟膏为衡量家财的标准；遇红白喜事，也以排出多少张烟榻为场面大小。“鸦片文化”的形成及其示范效应和导向作用，对鸦片在中国的大规模流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人类发现罂粟3000多年，始终将其作为药品使用。从表面上看，罂粟由药品演变为毒品，是由于近代社会的发展和交流技术为之创造了条件，但实际上，它是人性追求享乐、纵欲的弱点通过相应文化的释放完成了演变。如果不是因为鸦片成瘾后的戒断痛苦远比烟酒的戒断来得残酷，人们对鸦片的接受过程与对烟、酒、咖啡、可可、茶叶的接受过程，可能并不会产生本质的区别。

这显然不是一个好的结论。因为毒品的接受过程越是接近日常生活习惯，就越是难以引起警惕，难以被阻断。因为追求享乐、纵欲，是生活基本需要获得满足后人性的一般弱点。这种弱点在相应文化的包裹下，通常会被认为是自然的和天经地义的。如此，它在不知不觉中就会成为心魔生长的土壤。

二、毒品刺激的不断升级

历来的禁毒教育总是从结果的危害和悲剧性出发反过来恐吓人们去抵御开始时的诱惑，所谓“不吸第一口”，是最具典型的警告人们不要涉足毒品的开始。然而，正如禅宗故事中老和尚“女人如虎”的理性禁言终究不能代替小和尚“‘虎’最可爱”的感性直觉一样，理性是不能代替经验的，尤其是结论性的理性，更不能代替潜移默化的经验过程。从追求一般性的享受和刺激，慢慢发展到追求毒品刺激的阶段，其经验的过程不仅在空间上有相应文化的氛围在烘托而不是独立的；且在时间上往往是一个漫长的、心理能量积累的过程。仿佛集聚下滑能量的惯性体，终究不是深渊前的最后一级台阶所能阻止的。如果人们无力掌控这一过程，要想获得“不吸第一口”的理性力量又将从何而来？

况且，生命不会满足于一成不变的享受。生产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最后总会落实到提升享受的等级，开发新型的刺激上。在一部《享受不尽的十二种生活方式》的著作中，除了茶情、山水、古玩等陶冶情操的几项享受与追求刺激的现代享受观念保持了一点距离，其余派对情迷、雪茄风范、咖啡情调、美食潮流、入夜生活、网络时空、野外乐趣等项目大都涉及刺激的内容。

正如美国《未来学家》杂志撰文说：“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未来的社会将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发生变化，也许10至15年后，发达国家将进入‘休闲时代’，发展中国家将紧随其后。休闲、娱乐和旅游业将成为一个经济大潮，并席卷世界各地。新技术和其他一些趋势可以让人们生命中50%的时间用于休闲。休闲的中心位置将会进一步突出，人们的休闲观念也将发生本质的变化。”这是生命永恒的特点，它展现了自我的创造力，促进了世界的发展；也放大了自我的缺陷，给毒品的侵入撕大了缝隙。

罂粟、鸦片，因为我们将其冠之“毒品”，因而其花朵的美丽成了邪恶，其果实的熏香成为魔力，在人们意念的幻恐中，开始忘记它们作为自然的植物和果实。其实，它在对人作用的时候，与一切其他植物和果实一样，具有相同的规律。

人类开始食用鸦片的时候，如同食用其他自然恩赐的食物一样，并无任何奇异的心理。中国古代有用鸦片来煮佛粥、磨乳汁和服生鸦片等实用法；法国人有榨罂粟油食用法；印度人有制作鸦片干饼食用法；英国人则有鸦片泡茶饮用法等。因为这种有限的食用方法令人体能够吸收的吗啡成分并不多，如同酒中的乙醇、烟中的尼古丁给人产生的嗜瘾，不足以在短期内严重危害人类的健康和生存。于是如同不断改善饮酒、喝茶方法以获得新的刺激性享受一样，人们也在不断寻找改善鸦片的使用方法以获得新的刺激。

终于，到了17世纪，荷兰人将苏门答腊人发明的火食吸用法传入中国，其巨大的刺激效果一扫上千年的传统鸦片食用法，在强烈提升人的刺激欲望的同时，也让人陷入了无法自拔的吗啡控制中。以后的三百年，从鸦片到海洛因等不断的纯度提升和种类翻新中，人们从毒品中获得的刺激和所受到的控制，也都在不断升级。如果我们将它头上的毒品字样删除，那么我们并不能发现它与其他实用品的发展有什么不同的规律，它只是满足了人类不断升级的快感心理的自然过程。面对这种自然过程，仅仅加上“毒品”的字眼，能否将它从人类自然漫长的享受心理中连根拔除呢？

毒品，在理性上，在法律上，是可以截然分割，明确警示的。但是，在寻找刺激和快感的自然心理中，它与其他刺激物共有的物理作用都是难以区别的。已有的研究证实，青少年在吸毒前几乎都沉湎于享乐，娱乐时间大大超过合理的学习、工作时间；追求刺激、吸烟成瘾几乎成为吸毒前的必然规律。对世界头号毒品大国美国青少年毒品滥用成因的研究已经证实，毒品的泛滥与不断变异的个性享乐文化和消费刺激文化之间存在着令人触目惊心的紧密关联。

西方的感官刺激寻求理论很重视人类自身特质在滥用毒品中所发挥的作用。寻求感官刺激是人性的特征，人类被一种无形的动力所驱使，喜好寻找多样、新奇又复杂的感受，并乐意为了实现这些感受而承担风险并寻找刺激。由于使用毒品能带来一种内在的愉悦感并同时需要承担社会风险，因而它能给人带来精神上的刺激和兴奋感。这些都与个人对感官刺激需求的程度直接挂钩。刺激程度越深，就越有可能沉溺于毒品带来的快感和兴奋。

近年来，在国内足球、音乐、影视圈里频频曝出吸毒丑闻。尽管每个使用毒品者都会有各自的行为解释，但总体上看，当吃喝玩乐等所有的生活享受都太轻而易举就能得到或实现，当一切都玩腻了、厌倦了，对那些人生“穷”得只剩钱的人来说，就只有寻找新奇刺激的东西才能激发起尝试欲望，而毒品那虚无缥缈的“快感”和高昂的“身价”，则正好迎合了这种需要。

其实，毒品只不过是诸多满足人类感官刺激的手段之一。我们有许多被主流文化所接受的手段，如极限运动，像越野摩托、攀岩、蹦极，或者其他看来并无危险性的选择，比如听音乐、旅游、欣赏艺术作品，也同样可以给人带来感官上的满足与享受。对某种运动之是否合理与危险的文化价值判断，需要成熟理性的认识去限制。问题的困难在于追求刺激的精神享乐作为一种不断上升的感官运动，中间并没有任何界限。缺乏成熟理性的年轻人更多地倾向于“跟着感觉走”。于是，在实际生活中，不断升级的追求刺激和享乐的社会文化，为年轻人提供了走进毒品世界的潜移默化的环境氛围。

如果说，一个人在其漫长的成长过程中，家庭与社会在儿童时代起就不断满足其各种追求刺激与享乐的心理，并认为这一切都是合情合理合法的，于是当其慢慢长大，在不知不觉中需要继续延长和提升这种需求，并发现吸毒是可以令其得到满足而不由自主地陷入其中时，理性的判断要左右经验的感觉是非常困难的。在法律和文字上，我们可以给出界限，将过程割断，给最后的行为定性，但在心理的自然过程中，这种割断犹如抽刀断水，自欺欺人。要阻断这样一个过程，人类遇到的并不是一个新的难题，而是一个古老的普遍存在的难题。在人类很早的智慧中就提出了著名的“谷堆论”和“脱发论”，即：当你一粒一粒将谷子放在一起的时候，放到第几粒时算一堆？或者当你一根一根拔去头发的时候，拔到第几根时算秃子？此外，经济学上还有著名的“边际效应”理论：人吃了九个饼仍没有感觉饱，吃到第十个饼后感觉饱了，那么，吃饱的结论是否应归结为第十个饼的功劳呢？显然，这是一种无法割断的自然过程。如果我们不能从根本上找到控制人性这种弱点的方法，毒品泛滥就会是这种弱点走向极端后必然开出的罂粟花。

三、时尚魅影中的毒品文化

从全球范围看，所有被滥用的毒品中，大麻滥用的人群面最广。在20世纪30年代，大麻曾被列为全球毒品消费的头号大国——美国“年轻人的杀手”，1936年，大麻在美国被列为违禁药物。但是，到70年代末，美国很多地方已经将大麻“非犯罪化”。在1978年和1979年的高峰期，美国高中高年级学生中曾经吸食大麻的人数居然超过60%。1980年里根政府上台，又开始采取对所有不合法毒品的“严厉的”态度，大麻也不例外。事实上，随着美国社会的变化，一直是社会主要关注对象的毒品也经历了一连串的更迭：70年代是大麻、LSD被大规模“尝试”的年代，然后LSD让位于“天使之粉”，接下来是海洛因、可卡因和快客。90年代，LSD和大麻的使用又开始回升。

改革开放以后，发达国家的思想文化迅速而广泛地影响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理念，特别在时尚领域，国外的新事物在国内的流行速度，常常超出人们的想象。从饮食文化到影视文化，从吃穿住行到生活娱乐，外来文化在中国占领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大；而被认为可以“无限扩大想象空间”和“彻底释放压力”的毒品消遣，也被一部分年轻人当做时尚文化而全盘接受。开始是以海洛因为主的传统毒品，继而是冰毒、摇头丸和氯胺酮等新型毒品。

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海洛因缉获量一直排列在世界前四位，并且占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很大的份额（约占3/4到4/5），而国家公布的毒品滥用者的登记数字，也从1990年的7万人增至2002年的100万人，11年中增加了近13倍。2000年，中国缉获苯丙胺类兴奋剂（不包括“摇头丸”）20900千克，在全球排名第一；该年兴奋剂全球缉获量半数以上（55.4%）是在中国境内缉获的。这意味着正在肆虐全球的以冰毒为代表的兴奋剂已经构成对中国的严重威胁。

从药理学层面看，海洛因对人体所产生的作用与鸦片相似，主要是镇痛和麻醉，使用后能让人产生一种似睡非睡、似真似幻的如梦般状态。精神药理学家的研究证实，在所有对精神起显著作用的毒品中，海洛因的“潜在依赖性”最高，它的这一特性决定了成瘾容易、戒断极难；而新型毒品主要作用于中枢神经，甲基苯丙胺可以让人产生欣快感、自信心增强、疲劳感消除等正性效应；MDMA等可以改变吸毒者的知觉和心境，减轻自身的焦虑心情、出现梦幻般的感觉等正性效应，不易产生身体依赖性，但更容易产生精神依赖性。

随着全球毒品种类流行趋势的变化，进入21世纪以来，海洛因在中国年轻群体中的时尚指数直线下降，甚至被视为是一种“老土”（落伍）的行为；与此同时，“溜冰”、“打K”和“摇头”的地位迅速飙升，一跃成为时尚圈中的流行元素。由于新型毒品的使用没有明显的身体依赖性，因此通常被视为软毒品，而且这类毒品的使用可以通过群体性的场景刺激，将人的精神幻觉在现实世界中不断放大，故具有极大的心理诱致性和欺骗性，传播速度极快。目前在中国，这类毒品的传播借助时尚领域的流行文化，正在从两个方向扩展：

其一是竞争方向。在竞争异常激烈的社会中，一些人为获得超强竞争能力而使用新型毒品，实际上也是间接为了追求刺激和享乐，因为成功就意味着可以获得更多的快乐和刺激。如国内外媒体不断有所曝光的演艺体育明星使用兴奋剂和新型毒品的报道，不经意间便成为毒品文化借力的跳板。尽管媒体是以负面新闻加以批评报道的，但由于明星崇拜的盲目性，本来应该被毒品污名的明星，反而成了修饰毒品的广告。盲目追随和体验明星生活方式的狂热，成为毒品亚文化渲染和鼓动年轻人尝试的重要手段。“现在演艺界很多人都用这个，否则他们连演几个场子，怎么吃得消？”“现在用这个东西的明星不少，他们又不是傻子，真的有害难道他们还会用？”个案访问中类似这样的话语，在拉拢新人进入新型毒品圈的过程中，几乎都要作为最具怂恿性的劝说词。而原本在圈外犹豫的人们，在这样的语言蛊惑下也就产生了尝试一下的冲动。

其二是娱乐方向。在生存劳动压力减轻，休闲娱乐时间增长的现代社会，追求精神上的快乐和刺激已经日益成为整个社会的风潮。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流行的卡拉OK，迪斯科舞厅，到现代明星演唱会演员和观众狂热的互动场景，娱乐的时尚性日益向情感宣泄升级更新，演员表演的情感与肢体语言的奔放，通过超现代的激光、音响设计，常常以激发观众的情感和肢体共鸣为目标。但是这种实地疯狂的场景并不是随处都有的，其不菲的价格也不是大多数人可以经常承受的。然而，陷入精神的空虚无聊、到处寻找刺激解脱的现代人，却需要更多的宣泄机会和场所。于是，以赢利为目的的夜总会和歌舞厅通过销售含有毒品的饮料，在缺乏明星带动的时候也能创造这种时尚的娱乐氛围，甚至催发更彻底的情感疯狂和心理宣泄效果。

尽管新型毒品使用者大多声称使用这类毒品没有生理依赖性，更不像海洛因那样无法戒断，但是，不少人又都承认内心对毒品具有无法抹去的渴望，表现出明显的精神依赖。由于精神享受和心理刺激的无限性并不会局限于单个人的身心和头脑中，因此，它必然会扩展到社会的文化领域和群体的娱乐活动中，并形成毒品消费的文化环境。这一点和解释越轨行为的社会学习理论基本吻合：吸毒并不是一个人天生追求享乐的倾向所致，而是在与吸毒者进行接触的过程中习得的一种行为。这种学习的过程会在多种机制下产生，包括不同的交友，模仿和偶像崇拜，说服或强制，以及对行为的定义与巩固。一个人是否最终会吸毒取决于和社会交往的频率，持续时间，强度和优先级。社会学习理论的关键在于我们选择交往的对象和他们的吸毒行为。因此，吸毒的一大危险诱因就是在一个人的家庭、朋友和同龄人的交往圈中出现了吸毒者。其中不良同伴对青少年药物使用的影响是药物滥用研究中最易重复获得的发现。

事实上，在社会关系网中，任何一名吸毒者都可以成为施加影响的源头，教会周围人亲近毒品，吸毒者越多，而这个人与他们的关系越密切，来往越频繁，就越有可能习得相同的行为。同样，一个人越是重视与那些吸毒者的关系，受到亲近毒品的影响就越深，自然也就更有可能屈服于这种影响并沉溺于毒品。近年来一系列的研究都记录下了同伴影响在追求感官欲望与毒品滥用之间的相互作用。一个人追求感官欲望的程度越深，就越是可能主动寻找吸毒的同龄人并与之交上朋友。这类主动与吸毒者交友的人不仅能通过社会学习这一过程直接染上毒瘾，更可能间接地因为同伴压力和对毒品所带来的感官刺激具有偏爱而染上毒瘾。

从更广的层面上来讲，个人对感官刺激的寻求还可能会在媒体的渲染和“追求享乐”的文化氛围下愈演愈烈，而这一结果将反过来促使新型毒品更为广泛地流行。

这已经不是推理的结果而是事实的证明。最典型的便是美国毒品泛滥的教训。

美国人历来自诩拥有全世界最完美的政治、民主和司法制度，是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但它却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受害国，面对毒品的肆虐横行始终束手无策。尽管自20世纪70年代起，美国联邦政府就提出了“对毒品宣战”（war on drug）的口号，大幅度提升打击毒品犯罪的专项经费，竭尽全力开展禁毒行动，但成效甚微。美国国家毒品滥用问题研究所1988年提供的统计数字显示，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12岁到17岁的少年中，用过大麻的占31%；18岁到25岁的青年中，用过大麻的占68%。与此同时，美国司法部提供的资料显示，美国的毒品案件中有五分之三左右与大麻有关。据估计，仅在1996年，美国就有六十多万人因为违反大麻法而被逮捕。导致美国社会毒品问题恶化的原因自然是复杂多样的，但追根寻底，还是与美国的社会文化密切相关。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国经济开始走向繁荣，社会财富迅速增长。随着人均物质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美国社会的价值导向也开始发生倾斜。对“三高化”生活方式（高工资、高福利、高消费）和“一二三式”生活标准（一个富裕家庭、两辆汽车、三间卧室的住宅）的追求与倡导，将整个社会带入了消费型发展阶段。其结果是，只占世界人口总数6%的美国人，物质消费却占了世界的40%。美国共和政体建立时，由新教伦理道德塑造的使命感和美国人普遍崇尚的劳动、奋斗精神，逐渐被一种“失控的个人主义”、“新自恋情结”的物质享乐主义倾向所取代。在享乐主义和及时行乐心理的驱使下，极度的精神空虚成为五六十年代美国的文化符号。与此相伴随的，则是年轻人出于“对一切世俗观念的厌倦”的逃遁和毒品的滥用。

与此同时，美国注重个性自由的文化传统，在保护个人隐私和自由意志的同时，将社会恶性竞争的矛盾、失业的压力和贫富差异的冲突都交付给个人去面对，让大批没有能力承受社会矛盾又看不到前途的年轻人感到十分迷惘，一些人开始尝试吸毒。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1994年发表的统计数据表明，因苦闷、寂寞、孤独、压抑而使年轻人开始尝试吸毒的比例，在吸毒成瘾者中占27.3%。

年轻人对失望和厌倦情绪的宣泄或者对迷恋和兴奋情绪的表达，最疯狂的莫过于摇滚乐带来的狂欢。在刺激的音乐声中发出歇斯底里的吼叫和哀鸣，可以使年轻人暂时抛开所有的烦恼并释放他们的激情，感受到自我的存在。1969年8月，在纽约州的伍德斯托克举行了地球上最疯狂的派对，这场摇滚露天音乐会持续了3天，参加者达30万至40万人次。这是一次迷幻药的狂欢，很多参加者在音乐节上都服用了LSD，故这次活动被称为“反主流文化史上最大的事件”。美国社会学家乔治·布雷默在谈到摇滚乐与毒品泛滥之间的关系时不无感慨地说：“毒品是在摇滚乐的伴奏下在美国青年中泛滥开来的。”

滥用毒品并不是“嬉皮士”的首创。50年代的“垮掉的一代”就用吸大麻的方式表示过对现实的不满。“嬉皮士”只不过是继承了“垮掉的一代”的传统，并有了新的发展。从吸大麻，到用海洛因，再到用迷幻药。今天，毒品文化正在向人性的深处探求新的发展空间。当摇滚乐和迪斯科音乐的疯狂依然不能满足刺激的需求，群体的性滥交就成为另一种可能的选择，从而极大地增加了艾滋病病毒传播的危险。国内外的同类研究发现，虽然新型毒品的作用机理并不相同，但是与性行为有关的药理性和神经性作用都普遍表现为能增强性欲、减弱性克制力并导致精神恍惚和身体对疼痛的敏感性降低。在研究男性同性恋者的群交行为时发现，新型毒品被广泛地用于提高性刺激和性能力，使男性同性恋群体本来略有下降的HIV感染率再呈上升趋势。

毒品与文化的关系，并不是偶然产生的、可以被忽视的关系。这一关系中包含着人类认识发展进程中深刻的内在规律。无论是东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在经历过早期的自由发展以后，都步入了漫长的理性压抑时期。如在先秦文化繁荣以后，中国社会进入了上千年封建文化的理性压抑时期；在希腊文化繁荣以后，西方世界也进入了上千年中世纪经院文化的理性压抑时期。理性，本是人类文明进程中不可缺少的智慧和力量，但是走向极端的理性又成为扼杀人性的历史沉疴和顽固势力。近代社会在摆脱这种历史羁绊中所经历的无数死难和痛苦，成为非理性文化诞生的催化剂。因此，自人本主义和非理性主义问世后，人类出现了空前的个性解放和争取自由的潮流。如社会理论家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就认为，追求爱欲的实现是人生的目的，理性应该而且能够促进爱欲的满足，技术理性只有在为爱欲满足服务时，才是真正合理和可取的。所以他试图把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结合起来，实现“非压抑升华”。

流传着黑格尔的半句名言：“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而恩格斯则补充道：“凡是存在的，随着历史的进程就会变成不合理的，因而，它一开始就带有不合理性。”历史就是在这种合理性与不合理性的交叉中发展和前进。理性的文化是这样，非理性的文化也是这样。当一种文化的发展在充分展现了合理性以后，如果走向极端，那么就必然会走向反面，从合理性变成不合理性。

新型毒品的泛滥提醒我们，社会的文明和教化的规范性在今天是不可缺少的，任何忽视社会规范和放松文明教化的倾向都是危险的。但是，在自由个性理论盛行的现时代，现有的文化和教育在放纵个性自由方面的功能已经大大超过了规范个性方面的功能。当毒品从精神方面向个人进攻时，抵御毒品诱惑的功能几乎都交由个人自己去承担了。文化和教育在聚焦竞争和效益的同时已经很少再提供人们精神健康的支撑和保护，这是社会文明进程中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出现失衡的表现。

传统毒品向新型毒品的演变过程，严肃地向世人警示：百年前以国家之间的侵略为主要特征的毒品战争已经成为历史，新的禁毒历程将是更为艰难的人性自我的战争。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个性自由和开放的合理性将受到社会文明的检验，未来社会文明和教化的规范性在建构人性正义和道德秩序中将重现自身的价值；人类对毒品真正有效的防范，是在日常生活的享乐中保持适度，并处处警惕人性的弱点把自己引向危险的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