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毒品演变对吸毒研究的启示

一、吸毒研究的基本理论与分析框架

吸毒通常被归纳为一种典型的越轨行为，但与其他越轨行为相比，它还是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因此，越轨理论对吸毒行为的解释也自成一套体系，其中最为重要的有五个理论，分别是：社会学习理论、自我堕落理论、问题行为理论、交互影响理论、行为发展理论。

社会学习理论认为，个体学习越轨行为的过程与学习遵从行为的过程是一样的，都通过交往（与他人的交往）、强化（由奖励和惩罚实现的强化）、模仿（观察式学习）和认定（态度上的认可与否定）等一系列机制实现。越轨行为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与相应的遵从行为相比，它被强化并被个体认定为一种值得去做的行为。因此，吸毒是一种受到社会因素影响的行为，通过学习过程被习得和持续。

自我堕落理论是以自我理论、压力理论、控制理论、社会学习理论、差异交往理论、标签理论等其他理论为基础的一个总括性理论，其主要观点是，当个体通过常规行为去实现自我价值但却连续遭遇挫折或失败时，他就会尝试以越轨或自我堕落的方式来提升自尊与满足感。自我堕落理论认为：自我价值无法实现的失败是堕落（包括吸毒）行为发生的诱因。

问题行为理论根据人格系统、环境系统、行为系统这三种社会心理系统交互影响的模型来分析个体做出问题行为的倾向性。每一个社会心理系统都围绕两方面的因素所构成——诱发问题行为的因素和阻止问题行为的因素，而个体的问题行为倾向就由这两方面因素在三种社会心理系统之间的力量对比结果而决定。此外，问题行为理论在具体的经验模型上还包括了人口学变量和家庭背景变量。

交互影响理论吸取了社会控制理论和社会学习理论的观点，认为越轨行为的产生需要同时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与常规社会的联系被削弱，一是存在学习和强化越轨行为的社会环境。不接受父母的教育、不相信正统价值观念、不融入学校教育体制等都会削弱与常规社会的联系，继而加强青少年与同龄群体中已有吸毒者的交往，同龄群体中已有吸毒者和青少年自身的吸毒行为相互强化，并共同导致与常规社会联系的进一步弱化。在这一过程中，亚群体内部还形成了对吸毒的认同态度，这又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青少年自己的吸毒行为和与其他吸毒青少年的交往。显然，交互影响理论是一种动态理论，它不仅将吸毒视为一种结果，而且指出吸毒会反过来成为个体深陷越轨亚群体网络的原因。

行为发展理论也是对社会控制理论、社会学习理论、差异交往理论等观点的一种整合。该理论认为，个体的行为模式不管是越轨还是遵从，都是从社会化过程中的重要他人那里学习得来的。社会化取决于个体与重要他人之间互动的机会、程度以及技能，这一过程保证了个体与社会之间的联系，而这种联系与重要他人的价值观取向密不可分。最终的行为是越轨还是遵从，就是被个体所认同的重要他人所持的价值规范和行为方式所主导，重要他人的行为模式是遵从，就会阻碍认同他的个体做出越轨行为，相反，重要他人的行为模式是越轨，则认同他的个体也会倾向于越轨。行为发展理论还强调个体的行为模式是分阶段的、发展变化的，尤其是对于儿童和青少年而言。

二、吸毒何以会成瘾的社会学角度的再探讨

（一）问题的提出

人们何以会吸毒？上述基本理论与分析框架对此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回答。但是，已有的实证研究或经验研究并没有很好地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吸毒何以会成瘾？因为，这些研究对受访者的观察大多集中在吸不吸毒、吸毒的频率，或者吸毒的量，而不是从成瘾或药物滥用与依赖的标准来考察吸毒者到底只是使用毒品还是已经发展为滥用甚至依赖毒品（即吸毒成瘾）。虽然研究者们对滥用毒品和依赖毒品的定义互不相同，但总体上来说，它们都包含着同一层意思，即毒品使用者丧失了自我控制能力而且产生了有害的后果。因此，使用毒品和滥用毒品、依赖毒品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回答了人们何以会吸毒这样一个问题，并非就等于回答了吸毒何以会上瘾这样一个问题。

已有的调查研究还存在一个缺点，即过多地从青少年群体中进行抽样，这使得在回答吸毒何以会上瘾这个问题时更显得论据不足。在西方发达社会中，大多数青少年都会有使用刺激性物质（包括香烟、酒精、软性毒品和硬性毒品等）的经历，这就造成了这样一种颠倒的社会评价视角，仿佛吸毒在青少年群体中其实是一种常规行为，而那些不吸毒的青少年反倒成为同龄人中的“偏离”者。因此，仅仅从青少年群体中抽样并得出统计分析结果，很容易产生越轨判断的偏差。正如莫菲特（Moffit）所说，我们真正需要关注的，不是仅限于青少年时期的偏离行为，而是个体在整个生命历程中所发生的偏离行为。鉴于此，我们需要把注意力适当地从越轨青少年转向成年吸毒者，研究同样是成年吸毒者，为何有的发展为毒品滥用或依赖而有的却没有这样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

诚然，现代医学研究已经证明，吸毒成瘾是脑的高级神经活动障碍，是一种反复发作的脑疾病。毒品使脑的功能发生了诸如受体亲和力、递质释放、病理性氨基酸代谢等毒品依赖性变化，并且脑的结构也发生了病理性改变，如受体构象、递质耗竭和束泡变性、萎缩甚至消失。这在酒、海洛因和可卡因依赖者和动物模型中都已得到证实。但是，成瘾医学的临床研究同时也表明，吸毒者成瘾时间的快慢因使用毒品的种类、纯度、剂量、频率、方式而异，也与个体对药物的耐受性有重要的关系。因此，虽然我们常说一旦沾染毒品就会成瘾是每个吸毒者的必然结局，但若从某个时间点这一横截面来观察同一批吸毒者，还是会发现他们在是否成瘾以及成瘾轻重程度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医学临床研究虽然可能给出了吸毒成瘾的生理学原因，但并不能全部解释成瘾过程的差异。从这个意义上讲，吸毒何以会成瘾这一问题还需要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再探讨。

既然吸毒研究的基本理论和分析框架已经十分成熟，我们理所当然地可以将其延伸到对吸毒成瘾的分析。但是，迫于多方面的原因，我们目前还不可能对迄今为止经验研究中所发现的每一项影响因素都进行观察和测量，而只是重点考察了毒品使用、行为心理、家庭关系、人际交往这四个方面因素的影响。吸毒成瘾的最直接影响因素是毒品使用——包括使用毒品的类型、频次、时间等，个体内在的行为心理特质则有可能决定了抗拒毒品的能力或是耽迷毒品的可能性，而家庭关系和人际交往则构成了外在于吸毒者的两个最为重要的环境因素。由于本章的主要关注点集中于传统毒品和新型毒品的区别，因此，我们还想知道，毒品使用、行为心理、家庭关系、人际交往四方面因素对于吸毒成瘾的影响作用，在海洛因使用者和新型毒品使用者两类受访者中是否有差别以及是什么样的差别。

（二）变量和方法

对吸毒成瘾的操作性定义暨测量由美国精神病协会于1994年给出，迄今在吸毒研究领域仍是十分权威和标准性的工具，已得到广泛的应用。

对毒品使用的测量包括四个变量，分别是第一次吸毒年龄、吸毒持续时间、吸毒频次、吸毒类型。吸毒持续时间是指吸毒者从第一次吸毒到接受调查时所经历的时间，以年为单位。吸毒频次是指吸毒者前后两次吸毒的间隔时间，由弱到强依次为：第一次吸毒、4个月至6个月或更长、2个月至3个月、1个月、2周、1周、2天至3天、当天。吸毒类型则根据样本来源中毒品使用的侧重程度相对分出海洛因使用者和新型毒品使用者两大类。

对行为心理的测量包括三个变量，分别是问题人格倾向、社会排斥感、负面价值观念与人生态度，都以量表的形式在调查问卷中出现。问题人格倾向量表由8项越轨行为或违法举动构成，例如“在公共场所和人打架”、“偷拿家里的钱”、“靠撒谎骗钱”、“借朋友的钱不还”等。若受访者在16岁以后还做出过其中某一种行为或举动，就赋值“1”，相反则赋值“0”，然后将8项得分加总，分数越高意味着问题人格倾向性越强。社会排斥感量表由20项陈述构成，例如“感到和你周围的人合群”、“感到自己有值得交心的人”、“感到当你需要时就可以得到朋友的帮助”等。受访者依次选择每项陈述符合自己最近感受的程度，依次为“很少有”（赋值“4”）、“有时有”（赋值“3”）、“常常有”（赋值“2”）、“都有”（赋值“1”），然后将20项得分加总，分数越高意味着社会排斥感越强。负面价值观念与人生态度量表由12项陈述构成，例如“没有生活目标、空虚无聊”、“人活着就是要及时享乐”、“活得很累很烦”等。受访者依次回答自己是否有这种感觉或想法，有就赋值为“1”，没有就赋值为“0”，然后将12项得分加总，分数越高意味着所持的负面价值观念与人生态度越强。

对家庭关系的测量由两个问题构成。其一是“你16岁之前的家庭状况怎样？”选项分别为“父母健在感情好”、“父母健在感情不好”、“父母离异”和“父母一方或双方去世”；其二是“你16岁之前和父母的关系怎样？”选项分别为“很好”、“比较好”、“一般”、“不好”。

受访者与其他吸毒者的交往情况分为吸毒之前和吸毒以后两个时间点。在前一个时间点，调查询问了三个问题，分别是“还没有吸毒的时候，你平时交往比较多的朋友大概有多少人？”“这些朋友中有多少人是当时就已经吸毒的？”“这些朋友中有正式工作的人所占的比例是多少？”前两个问题是开放式问题，我们据此构建出“吸毒之前朋友中吸毒者比例”这一连续变量；后一个问题是封闭式问题，定序选项为“100%”、“75%—100%”、“50%—75%”、“25%—50%”、“25%以下”、“0%”，由此得到“吸毒之前朋友中非闲散人员比例”这一变量。在后一个时间点，调查也询问了三个问题。其一是“你有没有因吸毒而结识新的朋友？”选项为“没有”和“有”，分别赋值为“0”和“1”；其二是“你与这些新朋友平均每个月聚会的次数是多少？”选项为“没有新朋友”、“没有聚会”、“1—2次”、“3—5次”、“5—10次”、“超过10次”，赋值依次从“0”到“6”；其三是“你与这些新朋友平均每个月一起吸毒的次数是多少？”选项为“没有新朋友”、“0次”、“1—2次”、“3—5次”、“5—10次”、“超过10次”，赋值依次从“0”到“6”。最后，把受访者在这三个问题上的得分加总，即得到“吸毒以后与新毒友的交往强度”变量，分数越高表示强度越高。

鉴于性别差异在吸毒研究中十分重要，我们将其作为控制变量进入模型。由于因变量是两分变量，因此我们用逻辑斯蒂克回归方法来进行统计分析。分析模型中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如下。

（三）结果与分析

表4-31是对受访者是否滥用毒品的逻辑斯蒂克回归分析结果。模型1仅包括毒品使用变量和性别变量，从模型2到模型4则依次加入行为心理变量、人际交往变量和家庭关系变量。观察四个模型的伪R2发现，决定吸毒者是否滥用毒品的最主要决定因素是毒品使用情况。吸毒频次越高、吸毒时间越长的人滥用毒品的可能性越大，而且在每个模型中都通过了最强的统计显著性检验。总体上来说，第一次吸毒年龄越小的受访者滥用毒品的可能性也越大，但是，随着人际交往变量被加入模型，第一次吸毒年龄变量回归系数的统计显著性有所降低，这表明，接触毒品的时间这一前期因素与是否发展为滥用毒品这一后期结果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因中间过程的其他因素的干扰而发生变化。最重要的是，在控制了吸毒频次、吸毒时间和第一次吸毒年龄这三个毒品使用变量后，海洛因使用者仍然比新型毒品使用者更容易发展为毒品滥用者，不管是否考虑其他层面的影响因素。

三个行为心理变量中，只有社会排斥感的影响效应最为稳定，即社会排斥感越强的人滥用毒品的可能性越大。虽然问题人格倾向和负面价值观念与人生态度也与是否滥用毒品呈正相关，但这种效应在全模型中不再显著。吸毒前后的人际交往情况对于预测受访者是否会滥用毒品也具有一定的作用：吸毒之前朋友中吸毒者比例越高、吸毒以后与新毒友的交往强度越高，则滥用毒品的可能性就越大。而且，前者的影响效应比后者更明显，因为它的统计显著性更强。家庭关系变量对预测毒品滥用基本没有贡献：父母健在与父母亡故，或父母感情很好与父母感情不好乃至离异的吸毒者之间在是否滥用毒品这一问题上不存在显著的差异性，虽然这几个虚拟变量的回归系统的符号与人们期望中的相一致；吸毒者与父母的关系不管是好还是坏，也对是否滥用毒品没有显著的影响效应。家庭关系变量的回归系数之所以不显著，很可能是因为我们测量的是吸毒者16岁以前的家庭关系情况，因而很难在许多年以后还能影响到受访者是否滥用毒品。最后，我们在四个模型中都没有发现显著的性别差异，尽管该变量的回归系数都相当一致地为负。

对受访者是否依赖毒品的逻辑斯蒂克回归分析结果大致相同（见表4-32），主要发现是：（1）就毒品使用变量而言，是否依赖毒品与吸毒类型、吸毒频次、吸毒时间呈正相关，与第一次吸毒年龄呈负相关，其中，海洛因吸毒者和新型毒品使用者之间的差异最为显著。（2）就行为心理变量而言，社会排斥感仍然具有最强的影响效应，但问题人格倾向、负面价值观念与人生态度也与是否依赖毒品相关。（3）就人际交往变量而言，吸毒以后与新毒友的交往强度对吸毒者的影响比吸毒之前朋友中吸毒者比例这一变量更为显著。（4）家庭关系变量仍然无法对吸毒者是否依赖毒品产生影响。（5）男性吸毒者与女性吸毒者在是否依赖毒品的问题上仍然不存在显著差异。

为比较自变量的影响效应是否因吸毒类型而不同，我们再对海洛因使用者和新型毒品使用者这两个样本人群分别进行估计，但这次模型中只包括了吸毒频次、吸毒时间、第一次吸毒年龄、社会排斥感、吸毒之前朋友中吸毒比例、吸毒以后与新毒友的交往强度这六个变量，因为它们在表4-31和表4-32的模型中通过了较强的统计显著性检验。

表4-33反映出，吸毒频次、吸毒时间、社会排斥感对滥用毒品可能性的影响效应在海洛因使用者和新型毒品使用者两个样本人群中十分接近，并不存在显著差异（z值检验不显著）。然而，吸毒前后的人际交往因素的作用，在新型毒品使用者中十分显著，但在海洛因使用者中却并不显著。

同样的情形还见之于第一次吸毒年龄这一变量。当我们考察毒品依赖这一结果时（见表4-34），与对滥用毒品这一结果的考察有所相同又有所不同。相同的是，吸毒频次和社会排斥感这两个变量的影响效应仍然不随吸毒类型而有所改变，而吸毒前后的人际交往因素的影响效应只在新型毒品使用者中存在或表现得更强；不同的是，吸毒时间的长短只对新型毒品使用者的药物依赖性产生作用，而第一次吸毒年龄对依赖毒品可能性的预测能力在两个样本人群中却同时存在。为什么两类受访者都表现出吸毒时间越长则越有可能发展为滥用毒品的趋势，但却只有长期使用新型毒品的人才更有可能成为毒品依赖者？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海洛因使用者的样本来自强制戒毒所和劳教所，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由于进行过戒断治疗而确实（暂时）脱离了毒瘾，而新型毒品使用者进行过戒断治疗的情况相比之下却十分少见。

（四）小结

以往研究对青少年吸毒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大多表明，家庭解组、家庭功能失调、家庭关系紧张等一方面会给青少年造成很大的心理负担和压力，另一方面也会削弱青少年与传统规范之间的联系纽带，因而会使青少年更有可能靠吸毒来逃避现实或满足叛逆冲动。但是，我们的经验数据却表明，吸毒者在青少年时期所遭遇的家庭关系濒危乃至破裂，却无法影响到他在成年后是否沦为毒品成瘾者。由此可见，对吸毒研究而言，对青少年的分析并不能自动延伸至对成年人的分析，而对吸毒行为的分析也并不能完全替代对吸毒成瘾的分析。

对吸毒成瘾的界定其实包括毒品滥用和毒品依赖两个方面或层次。能够用来预测吸毒者是否会成为毒品滥用者的因素，基本上也可以被用来预测吸毒者是否会成为毒品依赖者。这些因素包括了毒品使用、行为心理、人际交往三个方面，而其中最具有稳定性的是吸毒频次和社会排斥感这两个变量。吸毒频次与吸毒成瘾之间的强相关性，并不是一个新发现，而且很有可能只是对同一件事情的不同测量而已。但是，我们的经验研究毕竟表明，毒品滥用者和毒品依赖者这一人为的、建构性的界定与客观的吸毒频次观察确实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互相吻合，而且，这种一致性还是跨文化的（因为界定标准源自美国，而调查样本则取自中国）。吸毒者通常都有一种社会排斥感，觉得无法融入主流社会，这是导致戒毒后又复吸的主要原因之一。而我们则进一步发现，吸毒群体内部的社会排斥感强弱程度也有差别，那些吸毒成瘾的人同时也是最强烈地感觉到被社会排斥的人。这对社会政策制定者和预防吸毒成瘾项目具有一定的意义，虽然我们承认社会排斥感和实际的社会排斥程度不能简单地等同和混淆起来。

尽管人际交往因素对毒品滥用和毒品依赖都具有影响效应，但我们也发现了一个细微的差别：吸毒之前的人际交往情况在预测吸毒者是否滥用毒品时的作用更明显，而吸毒以后的人际交往情况则在预测吸毒者是否依赖毒品时的作用更显明。这表明，毒品依赖作为毒品滥用发展到后来的一种更严重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吸毒者与吸毒者之间在行为模式上相互影响和强化的结果。因此，切断吸毒者与吸毒亚群体之间的联系，与减少主流社会对吸毒者的排斥，是个“推”“拉”互动、一体两面的过程，不可偏废任何一方。

海洛因使用者比新型毒品使用者更有可能发展成为毒品滥用和依赖者，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由两类毒品的药理特征所决定的，对其作详细探讨显然超出了本节的写作范围。但需要强调的是，这并不意味着新型毒品就像毒品消费市场上流传的说法那样“不会上瘾”。事实上，已有不少成瘾医学或药物学研究揭示了长期服用甲基苯丙胺等新型毒品使人体产生依赖性的成瘾机理。在我们的调查样本中，也有三分之一的新型毒品使用者符合药物依赖的认定。而且，我们还发现，人际交往情况对吸毒成瘾的影响效应，在新型毒品使用者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但在海洛因使用者中表现得不太明显。这就提醒我们，传统毒品与新型毒品的成瘾反应及途径可能有所差异，前者主要是通过生理成瘾表现为明显而剧烈的戒断症状，但后者则主要是通过心理成瘾表现为一种持续性的滥用和依赖，而需要明确的是，身体依赖性和精神依赖性都是药物成瘾或药物依赖的表现，甚至目前的学术界已开始主要以精神依赖性来认识毒品成瘾性。因此，新型毒品的成瘾性绝对不容忽视。

三、吸毒与风险性行为

（一）问题的提出

毒品的危害不仅在于吸毒行为本身，而且还在于吸毒所连带和引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例如事故、暴力、犯罪、风险性行为和疾病传播等。这里，我们集中探讨吸毒与风险性行为的关系。

提高性能力、追求性享受是许多人吸毒的重要原因之一。海洛因在吸毒人员中曾经一度被视为可以催情的春药，因为，在吸食海洛因初期能引起异常性性欲亢进，男性表现为吸食后性能力增强、性交频度增加、性行为持续时间延长、性快感提高，女性表现为亢进及性交过程中的性高潮次数的增加。对上海吸毒人员的调查也发现，许多人使用新型毒品也是为了追求更强的性刺激，而且，通过性交活动来“散冰”似乎已经成为吸食冰毒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和步骤。

但是，事情远没有吸毒者自己所想象的那么简单。随着用量的增加和时间的推移，海洛因反而会引起性功能的全面损害。因为，海洛因对神经内分泌有明显的病理性损害作用，可使性激素逐渐下降，并使性冲动频率，性交频度，性行为持续时间和性快感减少减低甚至彻底消失。国内一项主观性功能评价调查发现：海洛因依赖者的性功能明显受损，女性性功能障碍率为88.89%，而男性更是高达100%；吸毒量越大、吸毒期限越久，性功能损害越严重，而静脉注射式吸毒尤其会加重性功能的损害程度。另一份对诊断为海洛因依赖且吸毒时间超过一年以上的45例患者的临床研究也表明，95%的被试在吸毒一年以后均出现性心理和性功能障碍，且尤以静脉注射为甚，吸毒剂量达每日2克以上的均出现性功能障碍。

海洛因可以刺激性能力，更会损害性功能。相比之下，使用新型毒品是否对人体的性机能具有损伤作用，在国内吸毒研究领域目前并没有太多的研究，尽管我们都知道新型毒品对中枢神经系统具有明显的刺激作用。退一步，即使临床医学已经弄清了各种毒品对人体性功能的作用，也不等于全部和彻底揭示了吸毒与风险性行为之间的关系。因为，从流行病学尤其是社会流行病学的角度看，风险性行为包含了性功能亢奋以外的更广的意义，例如是否有多性伴、是否有坚持使用安全套等保护行为、是否使用非正常的性交方式等等。假设一个人性功能亢奋但能够意识到性风险并采取适当的保护行为，另一个人性功能萎靡但却还时常交换性伴侣和使用非正常的性交方式，显然后面一个人的性行为模式会带来更多的风险。因此，吸毒行为对风险性行为的作用，不仅取决于毒品本身对吸毒者所造成的生理反应，而且还受到其他诸多因素的影响。

正如吸毒行为一样，风险性行为在社会学的范畴中也属于越轨行为的一种，因此，对它的解释也离不开本节第一部分所介绍的一系列用于解释越轨行为的理论。所以，我们仍然沿用第二部分的“毒品使用—行为心理—人际交往”分析框架来对吸毒者的风险性行为进行考察。

（二）变量和方法

风险性行为具体包括三种：最近三次性行为的对象超过一个人（多性伴）、最近三次性行为没有坚持使用安全套（不坚持使用安全套）、发生过群交性行为（群交性行为）。最近三次性行为没有坚持使用安全套的意思是，即使有一次受访者自己或性行为对象没有使用安全套，也被归类为没有坚持使用安全套。

自变量有九个，分别是：吸毒类型、吸毒频次、吸毒时间、第一次吸毒年龄、问题人格倾向、社会排斥感、负面价值观念与人生态度、吸毒之前朋友中吸毒者比例、吸毒以后与新毒友的交往强度，具体测量方法同上。性别依然作为控制变量。

由于因变量是两分变量，我们仍然使用逻辑斯蒂克回归方法进行统计分析。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如下：

（三）结果与分析

对吸毒者是否有多性伴的统计分析结果见表4-36。在毒品使用因素中，除了吸毒时间变量以外，其他三个变量的作用都显著。其中，新型毒品使用者比海洛因使用者更有可能同时交往多个性伴这一发现最为稳定，相比之下，虽然吸毒频次和第一次吸毒年龄分别与因变量存在正相关和负相关关系，但当模型加入其他变量后，其显著性水平却有所下降。由此可见，吸毒者是否发展出多性伴的性行为模式，并不取决于他吸毒的时间长短，较少地取决于吸毒频次和第一次吸毒年龄，而主要取决于他使用的是传统毒品还是新型毒品。新型毒品使用者之所以更有可能发展出多性伴的性行为模式，很可能与它的群体性使用特征有关。

就行为心理因素而言，问题人格倾向这一变量对吸毒者是否有多性伴这一结果的预测作用最为明显也最为稳定，其次是负面价值观念与人生态度这一变量，而社会排斥感的影响效应并未通过统计显著性检验。多性伴性行为与主流社会价值规范之间的对立性相当明显，尤其是在中国社会的文化环境中，因此，如果个体本来就在心理状态上具有较严重的反社会规范倾向（例如问题人格和消极的价值观与人生观），就很有可能采取这种反社会规范的行为模式。就人际交往因素而言，吸毒之前朋友中吸毒者比例这一变量并不具有显著性的影响，但吸毒以后与新毒友的交往强度则与发展出多性伴的可能性呈正相关。事实上，如果吸毒者的性行为对象超过了一个人，那么这些人就很有可能是他交往的其他吸毒者，虽然商业性工作者往往也会掺杂其中。就性别差异而言，男性比女性更容易发展出多性伴的性行为模式，这一现象在所有模型中都表明得相当突出。当然，对性别差异的这一估计有可能是偏大的，因为，女性受访者可能受到更多的社会压力而隐瞒拥有多个性伴侣这一事实，而男性受访者相反却有可能无中生有以显示和炫耀自己的性能力优势。

表4-37的统计结果反映，“毒品使用—行为心理—人际交往”这一分析框架难以很好地解释吸毒者使用安全套的行为模式，因为，三个模型的伪R2都仅徘徊在4%左右。尤其是吸毒前后的人际交往情况，无法对吸毒者是否坚持使用安全套产生影响（回归系数不具有统计显著性）。毒品使用因素中，对吸毒者是否坚持使用安全套的影响效应最显著、最稳定的变量是第一次吸毒年龄：越早接触毒品的人坚持使用安全套的可能性越大，而吸毒时间这一变量的作用却不够稳定（从模型2到模型3，回归系数的统计显著性急剧降低甚至还可以说是消失了），吸毒频次和吸毒类型这两个变量甚至都丧失了解释力。行为心理因素中，起作用的主要是问题人格倾向，其次是负面价值观念与人生态度，社会排斥感仍然不具备解释力。性别之间的比较结果清楚地显示，女性吸毒者比男性吸毒者更少可能坚持使用安全套来保护自己，这反映出性活动中女性的权力弱势地位。

虽然受访的全部受访者中有20.4%的人拥有多个性伴侣，而仅有7.3%的人承认发生过多人同时性交行为（见表4-35），但即使如此，对这两种风险性行为的预测模型和结果却十分接近（见表4-38）。在毒品使用因素中，吸毒类型仍然是最为关键的一个变量：新型毒品使用者比海洛因使用者更有可能卷入群体性的淫乱活动，吸毒时间的长短仍然无法产生影响和作用，吸毒频次和第一次吸毒年龄虽然具有方向相反的影响效应，但这种效应是否能够最终显示出来却仍然受到其他控制变量的干扰。在行为心理因素中，影响效应最为显著和稳定的变量是负面价值观念与人生态度，其次是问题人格倾向，而社会排斥感的强弱仍然与是否发生群交性行为不具有相关性。在人际交往因素中，仍然只是吸毒以后与新毒友的交往强度对群交性行为发生的概率产生影响，吸毒之前朋友中吸毒比例也仍然不具备解释力。最后，男性同样有更大的概率发生群交性行为。

（四）小结

吸毒行为本身和它所连带的风险性行为，基本上都可以用“毒品使用—行为心理—人际关系”这一框架来进行分析，尽管在解释吸毒者是否坚持使用安全套时暂不能得到令人满意的答案。但是，就特定的自变量对具体的行为模式的影响效应而言，却又不能一概而论，而应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一个最具对比性的发现是，虽然行为心理因素中的社会排斥感变量对吸毒是否成瘾这一结果具有最稳定的解释力，但是，它却无法用来预测吸毒者的风险性行为特征，相反，另外两个行为心理变量——问题人格倾向和负面的价值观念与人生态度，却能够有效地帮助我们来分析吸毒者是否拥有多个性伴侣、是否坚持使用安全套，以及是否卷入过群体性的淫乱活动，尽管它们在吸毒成瘾预测模型中显得并不十分稳定。当然，这一发现并无太大的矛盾之处，因为，同样受到社会排斥的吸毒者，既有可能仅以药物滥用和依赖作为唯一的解脱法门，也有可能同时沉溺于毒品和性的两大诱惑或陷阱之中。

对于不同的风险性行为，同一个变量的影响效应也不尽相同。例如，吸毒者倘若结识了新的毒友并且与他们过从甚密，就越有可能发展出多性伴和群交性行为模式，但是，这却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会更少或更多地使用安全套。虽然第一次吸毒年龄较低的人可能由于对毒品了解程度较深而成为一个特例，能够在发展出多性伴和群交性行为模式的同时还能坚持使用安全套，但从总体上来看，性行为更活跃但却并不更加积极地采取风险防护措施这一情形甚为严重，它无异于不穿戴任何防护、不配备任何武器但却在枪林弹雨中一味地奔袭，国内吸毒者的“无知”与“无畏”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在毒品使用、行为心理和人际关系三大影响因素中，毒品使用同时对吸毒成瘾和风险性行为都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但是，在施加影响的具体方向和维度上却有所不同。就吸毒类型变量的影响而言，虽然海洛因使用者比新型毒品使用者更有可能吸毒成瘾，但新型毒品使用者却比海洛因使用者更有可能发生性风险行为。这一社会流行病学的发现，既从一个侧面支持了药理学有关长期使用海洛因会损害人体性功能的结论，又反映出新型毒品使用者面临着更大的性传播疾病风险，同时也会有造成更多公共卫生问题的可能性。就吸毒频次变量的影响而言，虽然它与吸毒成瘾具有高度的相关性，但在预测吸毒者的风险性行为特征时的作用却并不稳定。这表明，风险性行为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并不仅仅局限于毒品滥用者和毒品依赖者，而是有可能在其他因素（例如吸毒类型、问题人格倾向、人际交往情况等）的影响下遍布和流行于整个吸毒群体之中，不管他是尝试吸毒者、间断吸毒者还是持续吸毒者。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才说，即使海洛因真的比新型毒品更容易使人成瘾，但从潜在或已经造成的风险性行为的流行这一社会问题来看，新型毒品在中国的迅速上升势头也必须引起有关政策部门的高度关注和积极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