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反毒战争的挑战

从殖民地人民抗议西方列强的毒化和剥削开始，人类社会与毒品的斗争已经持续了两百多年。20世纪以来，国际合作开始出现，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大量国际公约、双边和多边协议签订，不断完善和巩固着各个国家在禁毒方面的协调配合。面对不断变化的毒品泛滥趋势，各国政府也在摸索并调整自己的禁毒策略。回顾过去的一个世纪，人类社会对毒品的管制技术日趋成熟：受到管制的物质越来越多、毒品犯罪的规定越来越细化、贩毒策略涵盖的范围越来越广泛、国际合作的领域越来越全面……

但是，毒品问题是一个涉及经济、政治和文化因素的复杂问题，公约和法律的规定是一回事，实际效果则要受制于多种社会条件，经济实力、政治利益、司法资源、社会舆论等因素都会对实施效果产生影响。尤其是在苯丙胺类兴奋剂日益流行的今天，毒品亚文化与时尚、流行的娱乐文化纠缠在一起，正在形成一股庞大的新兴势力，对毒品管制形成严峻的挑战。

一、制度与毒品

“毒”和“药”两者之间内含某种微妙的辩证关系，中国有句俗语叫“是药三分毒”，在英语中，它们更是同一个词：“drug”。《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1971年精神药物公约》和《1988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品和精神药物公约》中都没有出现“毒品”的说法，这表明毒品是特定环境下的产物。事实上，国际公约允许为了科研和医疗目的使用公约中载列的麻醉品和精神药物，只要遵守既定程序，这种使用就是合法的。可见，是药物还是毒品并不是由物质本身决定的，而是由使用目的和使用程序决定的。因此，采用何种制度来控制这些物质只在合法的范围内流通和使用是国际社会面临的一大问题。从目前毒品市场的情况来看，相当一部分毒品就是从合法的药物转变来的——用于医疗和科研的麻醉品和精神药物从合法通道中被转移出来，流入黑市，成为毒品。

为了确保受到管制的麻醉品和精神药品满足并且仅限于治疗和科研的需要，麻醉品管制局规定各国政府提交年度（用于治疗和科研的）麻醉品/精神药物需求评估，以评估数量为基准，不得签发高于此数量的生产许可证和进出口许可证。该制度规定的初衷是好的，然而在制度执行过程中，问题却接二连三地出现。

首先，并不是所有缔约国都能够按时提交年度报告，麻管局就曾在2007年报告中对“包括爱尔兰、日本、荷兰和瑞士等主要制造国和出口国未能及时提交其2006年精神药物年度统计报告感到遗憾”。在提交了评估报告的国家中，有些国家的评估数大大超过了实际需要数（可以想见，大制药商在这中间发挥怎样的影响力），含有麻醉品和精神药物的医疗制剂被大量地生产出来并摆上药店的货架，成为非法麻醉品和精神药物的替代品。

例如，2006年美国消费的二氢可待因酮占全球消费总量的99%，在医疗上的使用已达到每天每1000个居民19个规定日剂量；羟考酮占全球消费量的80%，已达到每天每1000个居民4个规定日剂量。与之相应，2006年美国药物使用和健康问题国家调查报告称，OxyContin（含有羟考酮）的滥用程度比报告所称的海洛因滥用程度高出一倍多。17岁至18岁的中学生中约有10%的人报告曾经滥用了Vicodin（含有二氢可待因酮）和OxyContin。这些药物制剂的处方随处可得，使人们误认为这些药物可能比非法制造的药物更为安全。

冠冕堂皇地从药店中购买到的药剂显然比黑市和街角的毒品更干净、更安全，这无疑刺激了对合法药物的滥用。从2002年到2006年，加拿大的麻醉药品合法使用量增加了80%以上，美国增加了60%多。两国2002年时已步入全世界麻醉药品消费量最大的国家之列。同期，加拿大苯丙胺的消费翻了一番，美国增加了42%。

其次，在相对准确地报告了需求评估数的国家中，伪造生产和进出口许可证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在一些国家和地区，许可证制度没有得到严格的贯彻执行，有的进口国签发了超过其评估数的进口许可证，有的出口国在接收到订单时并不核实进口国的订购数量是否在其医疗和科研需要评估数范围之内。如此一来，许可证制度形同虚设，大量的麻醉品和精神药物被转移到其他用途。

国际麻醉品管理局在2007年的报告中指出：贩毒者正日益试图通过国家和国家间的合法贸易获取大量含有麻黄素或伪麻黄素的药物制剂。2007年1月1日至6月30日，经过对1400起麻黄素和伪麻黄素的装运实施监督，该局已查获35起可疑交易，阻止了52吨这类物质转移用途，这些原料足以制造48吨冰毒。在已经查明的可疑交易中，约有半数的公开或者预期目的地国是墨西哥——这个令美国人头痛的邻居控制着美国绝大部分的毒品市场。

再次，由于监管的纰漏，毒贩常常从国内分销渠道中获取易制毒化学品或含有精神药物的药剂，提炼、制造冰毒等新型毒品，或将这些原材料和药剂偷运到境外加工销售。

2008年5月，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禁毒支队破获一起制毒物品犯罪案，缴获了大量呋麻滴鼻液、盐酸麻黄碱滴鼻液、复方氨酚苯海拉明片、消咳宁以及大量粉碎后伪装成“饲料”、“化肥”的麻黄素复方药品，共计24.5吨，引起了公安部的高度重视。这些药品里含有的麻黄碱，正是制作冰毒的原料。

近年来，随着中国对易制毒化学品管理力度的加强，贩毒者在难以获得麻黄素的情况下，开始以含有麻黄碱的复方药品来替代。他们以各种渠道套购、骗购这些药品后，通过客运汽车、托运部、物流公司等合法渠道运至边境，伺机走私出境。境外制贩集团从这些麻黄素复方药品中提取麻黄碱，制造冰毒并销售。在这一案件中，犯罪嫌疑人通过与一医药公司签订挂靠协议书，每年支付一定费用，以该公司的名义购买经销药品。但是，麻黄素复方药物的供销情况是受国家管制的，这个犯罪集团是如何购入如此之多的药剂的呢？经有关部门检查发现，虽然大部分企业麻黄素复方制剂的销售流向都很清楚，但企业在建立供货方及客户档案方面，证照、法人委托书过期的现象普遍存在，不少企业都没有登记采购员身份证明。同时，一些零售药店没有凭处方销售麻黄素复方制剂，也没有认真填写销售登记表。

与传统毒品不同，新型毒品的原材料是常见的医药、化工原料，可以用于制造多种家庭常备药，要有效地控制这些化学品流入非法渠道，需要建立精细、严格的化学品和药品管理体系，而很多发展中国家并不具备这一点。制贩毒集团正是利用这些国家和地区法律上的漏洞和管理上的缺陷将制毒网络延伸到这些地方，为新型毒品的蔓延埋下了隐患，也对国际社会的禁毒行动提出了挑战。

二、贫穷与毒品

纵观世界三大主要毒品产地“金三角”、“金新月”、“银三角”，都集中在相对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并且都是跨国地区。位于缅甸、泰国、老挝交界地区的“金三角”产毒区，几十年来，一直是全球主要非法毒品基地，年产量达2500吨至3000吨，在缅甸北部靠近中国云南边境一侧，年产鸦片就达1600吨；位于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朗三国交汇处的“金新月”产毒区，始于20世纪70年代，且发展迅速，成为世界又一毒品基地；位于南美洲哥伦比亚、秘鲁、玻利维亚交汇处的“银三角”产毒区，毒品生产自20世纪80年代逐渐兴旺，可卡因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85%。这三大产毒区生产的毒品占世界毒品总量的90%。

毒品产地的共同特点是：其所属主权国家都不能对该地区实行有效管辖，实际对该地区行使管辖的是军事化的毒品犯罪组织形成的割据势力，这类犯罪组织乃是全球毒品之源。这些地区虽然经历了千百次国际禁毒组织和各国军警的铲毒大行动，却始终稳如磐石，毒品从这里源源不断流向全世界，追其根本原因，在于当地村民一贫如洗。这些地区都地处深山老林、交通闭塞，加上气候炎热、雨量适中，极其适宜罂粟、大麻等毒物的生长。由于生存的需要，山民们便与罂粟有了不解之缘，使得这些地区的制贩毒活动有了雄厚的“群众基础”。

1983年年初，被称为“金三角”鸦片皇帝的坤沙接受了哥伦比亚记者戴尼斯·雷契勒的采访，以下是采访的部分内容：

记者：“全世界都把您称作‘鸦片大王’，您是怎样在‘金三角’开始经营鸦片这一行当的？”

坤沙：“我的人民、掸邦的人和我……我们得不到任何外援，种植鸦片就理所当然地成了我们唯一的经济来源。”

记者：“人们估计您从鸦片上发了大财……”

坤沙：“不错，我是有许多鸦片，可钱却不多。有钱的是那些中间商人。他们买1千克海洛因只付给我们200美元，但运到美国后就能卖20万美元。您想想，究竟是谁有钱？反正我是没什么钱。”

记者：“你们为什么单种鸦片，不种别的呢？”

坤沙：“要想改种别的经济作物，那得好几年以后才有收益。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怎么活呢？”

记者：“你们可以出售茶叶或咖啡什么的……”

坤沙：“我们上哪儿去卖呢？又怎样运出去呢？这里连一条公路都没有，您不是已经看见了吗？”

记者：“那就没有改变的可能了吗？”

坤沙：“我们需要外界的经济援助，需要外界派农艺师来，帮我们研究研究这里的土壤，看看怎样才能改变这种单种罂粟花的状况。因此，要想变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这里种罂粟，长得倒是挺好。当然，开始也有困难，要防冷、防涝，但是以后就好办了。”

接受采访的坤沙温和而彬彬有礼，当然也有人指责他在“作秀”。然而，无论怎么样，坤沙所讲的确实是毒品贸易的矛盾现实：种植鸦片的农民和海洛因使用者，谁更可怜？如果发达国家不愿意为消除鸦片作出努力，贫穷的国家为什么要为这一世界难题买单？从生产者获得的200美元到吸食者付出的20万美元，巨大的利润去了哪里？

对消费国而言，毒品会损害民众的身体健康、破坏社会的道德基础并带来大量犯罪问题。而对于罂粟种植地而言，毒品是农民收入的稳定来源，是政府税收和外汇的基础。打击毒品仿佛是将一个国家的福利建立在损害另一个国家的利益之上。一百多年前，当清朝的皇帝请殖民者不要再向中国输出鸦片时，殖民者傲慢地回答：如果你不希望你的臣民吸食鸦片，那就应该使他们不买鸦片。现在历史出现了反讽，后发国家的毒枭以牙还牙。

世界上大多数生产鸦片的人都会同意坤沙的观点。种植鸦片是他们的生活来源，他们只不过是出售自己劳动产品的农民而已。如果人们不需要，可以不买。他们确实没有从种鸦片中赚到很多钱。如果种植其他作物可以赚到同样多的钱，他们也愿意改种一些无需背负污名并受警察管制的作物。可是替代种植也存在很多操作上的难题：鸦片可以生长在不施肥、不灌溉的土地上；鸦片便于运输，不易变质；在没有交通的地方，只有巨额利润的鸦片才能吸引贩运者不辞辛劳来交易，因而保证了鸦片市场的稳定和种植者的收益；而其他农作物则难以符合这些标准，一旦没有利润和利润低微，就是白送也没有人跋山涉水来运输。

坤沙曾多次提出全面禁止罂粟种植以换取国际援助，为部下重谋生计并对鸦片种植区进行农业开发。1993年他在写给克林顿的信中说道：“掸邦800万人种植鸦片是因为他们除此之外别无谋生之计。”但他的请求遭到了拒绝。其中部分原因是因为在西方人眼中，坤沙是一个残忍的国际犯罪分子，而更大的原因是因为根除鸦片需要庞大的开销，这点从美国资助哥伦比亚反贩毒行动中就可见一斑。仅仅1993年一年，美国就为此付出了7300万美元的费用和技术支持，并且花费了大量精力来确保这些钱花到了该花的地方，没有被贪污或者滥用。即使这样，在一个国家打击毒品制贩也不能防止另一个国家毒品生意的兴起。

贫穷不仅妨碍了旨在减少鸦片种植的努力，也使走私贩运毒品变得更为隐秘，难以监测。

随着X射线扫描仪、大型集装箱检测仪、传感技术和毫微技术毒品检测仪等高科技手段的出现，将有些分量的毒品匿藏在古董、画框、石膏制品、乐器等地方蒙混检查的可能性已经大大降低了。而少量的携带比较可行，运毒者可以利用身体做掩护，把毒品藏在那些看似不可思议的地方。在贫穷地区，毒贩只需支付很少的钱就可以雇佣到大量这样的“马仔”。体内带毒是比较常见的方式，“马仔”将装在安全套里的海洛因塞入肛门或者阴道，或者吞入腹中——如果安全套破裂的话他将命丧九泉。另外，鞋跟、挖空的假牙和死婴都能被用于掩藏毒品。

贫穷将许多普通人推入制贩毒品的深渊，有人还为之付出生命的代价，而得到的回报微乎其微。在毒品产业链的另一头，瘾君子们为毒品倾尽所有。从1993年9月美国药品管理局公布的“金三角”地区出产的海洛因价格，可以看到巨额利润所在。在曼谷，纯度在70%—90%间的海洛因售价为每千克6000到1万美元，到了美国街头，稀释切割后的纯度为34%的海洛因售价高达每千克94万到140万美元。惊人的利润流入了谁的口袋？军火制造商、黑手党、走私集团、腐败的官僚机构人员、分销商、洗钱银行、道貌岸然的律师和会计师、恐怖组织……恐怖组织与毒品的关系不言自明，在他们看来，毒品是硬通货，尤其可以用来购买武器。

1994年5月1日，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通过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宣言宣布：各会员国决心立即进行工作以便建立一种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这种秩序将建立在所有国家的公正、主权平等、互相依靠、共同利益和合作的基础上，而不问它们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如何；这种秩序将纠正不平衡和现存的非正义并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有可能消除，并保证目前一代和将来世世代代在和平和正义中稳步地加速经济和社会发展。

如果说刚开始西方国家对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还怀有一些怜悯和施恩情绪的话，毒品问题的恶化大大促进了他们反思不公平的经济掠夺对后发国家的伤害，并使遥远国度的农民吃饭问题变成了与自身利益切实相关的问题。美国政府在哥伦比亚的尝试已使它发现独立面对毒品问题是不可能的，哪怕这个国家拥有世界第一的经济实力。禁绝毒品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并且是长期的、持续的努力。

一些区域合作已经开始初见成效。1995年中国、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越南和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北京宣言和东南亚次区域禁毒行动计划，确定以联合国援助禁毒合作项目的形式开展区域合作。通过各国的不懈努力，“金三角”地区罂粟种植面积占世界总量的份额已从1998年的66%下降到2006年的12%。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起，投入了5亿多人民币和大量的技术力量，帮助缅甸和老挝开展罂粟替代种植。过去罂粟花开的地区逐渐种上了橡胶树、柑橘和柠檬。中国政府还帮助当地开展医疗、教育等基础设施建设。为了解决农作物销路问题，中国企业将橡胶厂开到了老挝。

但即使是这样，道路仍是崎岖艰难的。据缅甸中央肃毒委员会联席秘书介绍，在缅甸北部山区的人们从烟民转为农民，收入水平和生活状态并没有大幅度提高，“他们并不太适应现在的劳作时间，对过去一年耕种三个月的生活方式仍然存在惯性和依赖性”。现在，国际社会给予这些转为农民的烟民援助，他们能够勉强糊口。

徘徊在贫困线附近的农民种植农作物的信心是不坚定的。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的数据显示：2007年，东南亚的罂粟种植面积在经历了6年持续下降之后又开始回升，其中缅甸增长了29%。而阿富汗突出的鸦片种植问题更是引起了世界的关注，2007年全球92%的鸦片都出自这个贫穷而动乱的国家。在消除贫困和毒品的道路上，国际社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犯罪与毒品

冷战后，全球毒品犯罪较以往更为活跃，世界各地的犯罪集团纷纷栖身于制贩毒品行业。目前，美国、英国、俄罗斯等国都有黑手党式联盟和庞大的毒品销售网络。在拉美，墨西哥的“海湾集团”势力不仅遍及墨西哥的23个州，并在哥伦比亚、美国等地建有基地。欧洲、美洲与中国香港、台湾地区的黑社会组织则组成了全球性贩毒网络。

目前，全球至少有八大黑社会贩毒集团：一是美籍意大利人集团，主要从事贩毒；二是墨西哥人集团，主要从事向美国走私本地加工的毒品——海洛因；三是哥伦比亚人集团，主要从事大宗毒品贸易——控制全球7至8成的可卡因的生产；四是意大利人集团，主要从事贩毒，并与政界、财界甚至军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活动范围遍及全球42个国家；五是俄罗斯人集团，主要贩卖大麻；六是土耳其人集团，大量走私海洛因；七是日本人集团，走私的主要毒品是苯丙胺；八是中国香港人集团，贩卖多种毒品。

以哥伦比亚人集团中的麦德林贩毒集团为例，它以哥伦比亚的第二大城市麦德林的名字而得名，组织严密、纪律森严，拥有自己的机场、飞机、船舶、汽车等运输工具，有强大的武装军队保护毒品的加工、运输、销售，设有专门的贿赂和暗杀的部门，以及专门训练杀手的学校。该集团共有2万多名贩毒分子，每年的交易额在600亿至800亿美元，其危害甚至远超美国30年代的黑手党。近年来，在哥伦比亚政府和国际肃毒运动的严厉打击下，麦德林贩毒集团正逐渐趋于瓦解。但是此消彼长，与此同时哥伦比亚的另一个毒品王国卡利集团却在暗中滋长，并逐渐控制了哥伦比亚60%的可卡因生产，在美国基本上形成了纽约可卡因销售的代理人。1990年荷兰警方查获的2658千克的海洛因都来自卡利集团。

毒品犯罪的组织化倾向大大增加了世界各国禁毒行动的难度。为了减少毒品制贩过程的成本和风险，各地的毒枭和犯罪分子相互勾结，形成了跨地区的采供销一体化制贩网络。一些毒品卡特尔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不仅网罗了大量的商人、银行家、律师、化学家等专业人士为之服务，还以重金贿赂政府相关公职人员，损害司法系统的权威，为制贩毒品铺平道路。有的大毒枭在众多专业人士的精心策划和保护下以诚信守法的形象出现，极其小心地与毒品犯罪和收益保持距离，将风险转嫁给周遭的人，一般的禁毒行动难以触及他的安全。有的毒枭则双手挥舞着金元和大棒，通过贿赂、暗杀和恐吓维护自己的利益，公然挑衅国家的权威。

哥伦比亚大毒枭巴勃罗·埃斯科瓦尔（Pablo Escobar）在被击毙前的一个月还是世界级的富豪。在其权力鼎盛时期，他的麦德林集团控制着全世界80%的可卡因市场，可卡因活动的年收入估计高达数十亿美元。埃斯科瓦尔的策略为“要么接受贿赂，要么遭暗杀”，以此来恐吓政治家、政府官员和法官。受他控制的高级官员涉及各个行业、部门，包括参议员、法官、律师以及军警情报人员等。有人如此形容当时哥伦比亚的情况：“议会充斥着由毒品赃款资助而当选的政客，他们对毒品问题都保持缄默。传统的自由党和保守党这两大政党中的显要人物，据悉也都牵涉进了毒品垄断集团。就连罗马天主教会直到三年前还在接受这些毒品大亨为求得社会地位而做的慈善捐赠，在毒品问题上他们自然也就没有发言权了。”对于那些不合作者，埃斯科瓦尔的回应是血淋淋的杀戮。1985年11月，一支突击队占领了哥伦比亚首都市中心的司法部大楼，迅速毁掉了有关引渡毒品商们的全部文件，并杀死了最高法院24名法官中的11人。据哥伦比亚官方统计，从1981年到1991年的10年间，哥伦比亚已有2万多人死于毒贩之手，有157名法官和3500名禁毒官被杀害。仅1991年头5个月，就有4000余人惨遭杀害。

1989年到1991年间，在一系列的激战和对峙后，埃斯科瓦尔宣布投降，作为他自首和停止贩毒活动的条件是：保证不将他引渡到美国（美国已有数家法院起诉他向美国销售了几十亿美元的毒品），他将在哥伦比亚他为自己建造的监狱中呆五年。当他豪华监狱的照片和狱中醉生梦死的生活公之于众之后，埃斯科瓦尔逃跑了。1993年底他被警方击毙。

事隔15年后，麻醉品管制局在年度报告中仍然花大篇幅提到这个案例，并指出“尽管埃斯科瓦尔案件已成为过去，但该案所反映的许多国家在对势力强大的贩毒者及其支持者绳之以法方面所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仍具有代表性”。

有组织犯罪大大增加了扫除毒品的难度，摧毁他们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敏感的情报、充足的证据、大量的资金和联合行动，所需耗费的人力财力相当巨大。在与这些犯罪集团的对峙中，司法部门还需面对他们腐败的同僚以及犯罪分子的恐吓、威胁。

进入21世纪，犯罪组织举起武器与政府大规模地短兵相接的事件已经很少了，但是他们并没有偃旗息鼓，相反，更为精细严密的组织和巨大的财力使他们更隐蔽、更狡黠、渗透力更强。虽然国际社会在打击有组织犯罪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一些国家和地区发现此路漫长修远，他们更需要将司法资源投入到街头犯罪中去，以打击民众眼皮底下的恶行。这些案件涉毒数量较少，更容易侦破，收效立竿见影，可以给民众实在的安全感。

不过这正中了有组织犯罪的下怀，对街头吸毒和贩毒者的打击会牵制大量的司法资源和警力，让监狱人满为患，使政府没有更多的资源和能力来打击重大贩毒活动。政府忙得不可开交，而毒品制贩的链条却没有受到实质性冲击。当精明的毒贩发现这一点后他们就更放心了，甚至不时损失一点小利益让政府当局去彰显战绩，以此作为掩护。

四、娱乐与毒品

在毒品预防宣传教育方面，最常见的方法之一就是向受教育者直观地展示毒品的危害，唤起教育对象的恐惧、厌恶和仇恨，从而拒绝毒品。在心理治疗中，这种方法叫作“厌恶疗法”，即将欲戒除的目标行为与某种不愉快的或惩罚性的刺激结合起来，通过厌恶性条件作用，达到戒除或至少是减少目标行为的目的。但是，在面对新型毒品时，这种厌恶疗法的基础受到了挑战。不愉快或惩罚性的刺激源开始消失，呈现在教育对象面前的是流溢的灯光、震撼的音响、年轻的躯体、活力四射的舞者和DJ、狂欢的激情和刺激的性爱。新型毒品与娱乐文化融合在一起，使毒品的预防教育变得更加困难。

新型毒品的娱乐化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新型毒品的使用地点通常都是娱乐场所或者其他娱乐场合。这些场所内的音乐声响、酒精和可能存在的色情因素，会与毒品形成一股彰显纵情娱乐的合力，诱发使用毒品的欲望。而这些地方也是毒品零售商活跃的地方，他们在昏暗的灯光下兜售摇头丸等毒品。由于这些东西无需专门的设备便可以服用，例如溶于水的摇头丸和冰毒片剂，如此方便并且唾手可得，俨然已是娱乐消费的一部分。在这里，新型毒品成为了时尚、流行和前卫的文化标签。

除了公共娱乐场所，私人派对也是新型毒品的主要使用场合之一。与朋友相约在宾馆酒店或者私人住宅狂欢一番成为一种时尚的消遣方式。同样可以有酒、音乐、老朋友或者新面孔，不同的是行为更加隐蔽安全，而且更方便之后发生的性行为。一些人甚至开始将新型毒品当做珍稀佳肴用来招待宾客——因其价钱昂贵、时尚前卫，可以反映出主人的用心和地位；使用后大家心情愉快、畅所欲言，关系马上可以拉近。

新型毒品娱乐化的另一个表现是：使用新型毒品被认为是不违法、不上瘾、无伤害的行为和提高性能力的手段。

经过全世界几十年来对海洛因的围追堵截，使用海洛因违法/犯罪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海洛因有巨大的成瘾性、有痛苦的戒断症状；注射海洛因不仅麻烦而且危险，共用注射器还会感染艾滋病病毒……这些都是看得见的伤害，孺妇皆知。但是，这一切在新型毒品面前，似乎都颠倒过来了。新型毒品与罂粟、大麻完全扯不上关联，很多人认为它们不属于毒品；它种类繁多、花样层出不穷，原材料是常见的药品原料或者化工原料，让人摸不清究竟是违法还是不违法。一些新型毒品使用者甚至从药店买来处方药、从超市买来饮料，自己勾兑刺激性饮品，似乎更与违法沾不上边了。“不违法”的误解打消了很多使用者的顾虑。

由于新型毒品使用者感到停止吸毒并没有什么生理上的不适，只是脑子里会有一点点“向往”，导致许多人误以为自己真的可以做到“想吸就吸，不想吸就不吸”。但实际上，这种“想”和“不想”其实已经完全超出了自我控制的范围。

伤害的概念就更模糊了。“你看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是新型毒品使用者谈到伤害时常常说的话。虽然医学界反复提出新型毒品对精神和器官的伤害，但是坦诚吸毒的明星们天天在银幕上晃来晃去似乎更有说服力：“他/她不是好好的吗？”一些海洛因使用者也开始转向使用新型毒品，说是“用软毒戒硬毒”，虽然很快就有人开始大呼上当，但也有人认为“至少我找回了对性的感觉”。

获得更多的性享受是很多人使用新型毒品的原因。在他们看来，新型毒品与其说是毒品，不如说是催情剂，因为它能让性行为更频繁、更持久和更充满激情。一位冰毒使用者说：“（性行为）是一定有的，不然有什么意思呢？”这位年轻的男性在访谈中说到这句话时两眼发光。事实上，新型毒品和放纵的性爱一起构成了他们的娱乐生活。

五、互联网的陷阱

至2008年底，全球互联网用户数已经超过14.6亿，占全球人口的21.9%；网络已经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并以其强大的服务功能影响着人们的生活。然而，当越来越多的人从网络服务中获取便利时，毒品制贩者也将眼光投向了这条信息高速公路。近年来，通过互联网非法分销受管制药物的情况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警觉。不需要医生的处方和医嘱指导，任何人包括未成年人都可以通过互联网购买精神类管制药物且不留下任何个人信息的现象，给禁毒工作带来了新的巨大的挑战。

网上药房的交易量非常可观。早在2004年，英国政府的报告就指出，全世界大约有1100个网站销售毒品，从大麻到海洛因无所不包。全球互联网监管组织每天可以收到数以千计的报案，有的网站一天就能收到400份订单。仅在美国一地，2006年就有34个非法药房销售了超过9800万剂量单位的二氢可待因酮产品，在这些网站上，每人每次可以订购多达200粒的药片。哥伦比亚大学国家成瘾和药物滥用问题中心进行的研究表明：与2006年相比，2007年被确定为贩卖受管制处方药物或为其做广告的网站增加了70%。在2007年调查的187个网站中，84%的网站销售含有受管制物质的处方药物而不要求病人提供有效处方。

这些网上药房大多处于无证经营的状态。2007年8月的一份报告显示，在调查的3160家网上药房中，仅有4家得到了合法经营的行业证明。从它们远低于市场价格的售价（有时仅为官方零售价的五分之一）和销售数量上看，其中大量药品是有问题的：可能已经过期，可能经过了稀释，可能是假药，也可能偷自正规渠道。有些互联网销售组织则利用其他经营信息作为掩护，伪装成销售营养品或中药的网上商店；也有的则干脆打起了游击，隐藏在“聊天室”、“网上论坛”、“QQ群”中，伺机向对方兜售毒品。近年来，公安机关已经破获了多起利用QQ聊天工具贩卖新型毒品的案件，犯罪嫌疑人都非常年轻，通常在17—24岁之间，大部分是以贩养吸。可以想见，他们只是整个制贩链条中最为末端和细小的环节，与他们处境相当的青少年应该远远超过警方已经发现的数目。

互联网药房的基地多数在美国，其次是英国、南亚、东南亚和西亚国家。在提供毒品的同时，互联网也为毒品制贩者采购易制毒化学品提供了平台。一个设在英国的互联网药店在2006年到2007年间向美国的甲基苯丙胺加工点提供了360多千克化学品。中国警方近年来在陕西、广东、香港等地破获的互联网贩毒案中，货源目的地均为西欧和北美国家。

除了受管制的处方药和易制毒化学品外，互联网还可以为毒品化学家兜售制毒配方提供便利。在“百度”的搜索栏内输入“冰毒制作方法”，只用0.006秒的时间就会有2550条搜索结果呈现在眼前。兜售配方的人不仅提供了详细的联系方法，而且特别声明可以提供成品和半成品。一个网民甚至以1000元公开叫卖他的配方，声称收到货款后12小时内就可以提供完整的配方和制造冰毒的全套材料。为了证明自己并非骗子，他免费提供了制作的第一步。他还特别提到，原料中的麻黄素不需在麻黄草中提取，在几种治疗呼吸道疾病的药物中都可以提取出脱氧麻黄，其余几种原料均可在各地五金化工商店购得。兜售者自信满满地表示目前他的生意非常好，“每天都能卖出一份”，只要严格按照他的技术一步步做下来，即使没有化学基本功的普通人都能制造出高纯度的冰毒，“纯度可以达到95%以上”。如果他没有说谎，这将是个异常危险的信号。

网上交易的快捷、保密和人货分离等特征增加了监管毒品交易的难度。订货方通过加密的电子邮件、秘密代码下订单，供货方就可以立即通过国际邮递公司将货物送到买家手里。订货方还可以利用这些公司的网上邮件追踪系统查看邮包的运送过程，一旦出现意想不到的延迟，就说明当局已经截获毒品，毒贩们便有充分的时间设法掩盖自己的罪行或者转移。有的毒贩为了避免罪行暴露，竟然通过黑客侵入海关数据库更改货物的详细电子资料和状况。在支付方面，电子商务和互联网银行业务不仅让毒贩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高速、轻松、秘密地电汇巨款”（麻醉品管制局语），也增加了侦查洗钱活动的困难。

显示屏背后的虚拟世界衍生了制贩毒网络的覆盖范围，并使之具有更强的渗透性。虽然各国警方已经密切关注互联网贩毒并加大了打击力度，但很多贩卖受管制处方药的人并不知道买家究竟是谁，他们只是应需而动，直奔利润。毒贩还常常将主意打到缺钱用的人的身上，只需给他们知道一点点信息和一点点钱，他们就可以专心工作，即使被抓住了也不会损伤到自己的组织网络，通过QQ兜售摇头丸和K粉的青少年就在此列。

今天的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开放、复杂、多样、相互关联并充满风险。国际形势正在发生复杂而深刻的变化，国际金融危机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冲击和影响日益加深，引发毒品问题滋生蔓延的社会消极因素明显增多。从这个意义上看，人类应对毒品挑战的道路还很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