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庐陵知县

天诛宦官刘瑾

在蛮荒之地度过了大约两年的艰辛岁月之后，苦尽甘来，王阳明终于迎来了告别谪居生活的那一刻。正德五年（1510），三十九岁的王阳明被任命为江西省吉安府庐陵知县。

龙场的艰难困苦是上天对王阳明的一大考验，王阳明不仅很好地渡过了这一关，还收获颇丰——悟出“格物致知”之本意，提出“知行合一”说，探明圣学之秘蕴。朝廷对他的再次起用，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第一步。

但是，当时刘瑾依然操纵朝政，横行朝野。在这样的情势下，王阳明是如何结束流谪生活，且被任命为知县的呢？

前文已述，刘瑾利用武宗的愚昧，逼退了朝中诸多贤良君子，然后开始专权，祸乱朝政。但在当时，朝中还有一位名叫李东阳的大人物，他不惧刘瑾的淫威，积极拔除诸弊。李东阳是王阳明的长辈，二人在文学方面是师友关系。王阳明能够得以赦免，且被任命为知县，这可能和李东阳的暗中相助不无关系。

此外还有一种说法认为，王阳明能够被任命为知县，全凭王阳明自身的努力。王阳明在龙场时积极教化民众，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使得他声名远播。另外，王阳明在镇抚土著豪族方面也功不可没，朝廷由此认识到他的能力。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王阳明最终被任命为庐陵知县。

正德五年，天诛刘瑾。是年，安化王朱寘[11]以“诛刘瑾”为名，在宁夏举兵。朝廷命令都御史杨一清和太监张永率兵征讨。后来，指挥使仇钺用计生擒朱寘鐇，杨一清献俘于朝廷。翌年六月二日，朱寘鐇被赐死。

与此同时，杨一清又暗中指示张永向武宗奏呈了刘瑾的十七条罪状，刘瑾很快被打入大牢，最终被处死，张文冕等党羽也一并被剪除。刘瑾所任命的官员全部被罢免，曾经直谏武宗的官员则官复原职。至此，上天终于诛灭了刘瑾。

龙场之后

正德四年（1509）岁末，王阳明离开龙场。据《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记载，王阳明出发时，龙场数千名官民前来送别，个个依依不舍。

王阳明沿着来龙场时的路线前往庐陵。他从湖南省的沅水到达洞庭湖，然后沿着湘江逆流而上前往长沙，再前往醴陵，然后从醴陵继续往东，抵达江西省境内的萍乡，经袁州至宜春，从宜春前往庐陵。由于路线和去龙场时相同，所以王阳明每到一处宿泊之地，都会涌起诸多回忆。一路上，王阳明共作诗二十多首。

王阳明离开龙场时，天气寒冷，于是作《夜寒》和《冬至》（《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九）两首诗来记述旅途的艰难。王阳明在《夜寒》中写道：“未因谪宦伤憔悴，客鬓还羞镜里看。”这是在慨叹自己的求道之志未成。

在前往庐陵的途中，王阳明迎来了新的一年。虽然龙场生活的艰苦难以用笔墨来形容，但当他再次踏上征程，成为天地间一孤客时，对龙场的生活还是充满眷恋的。除夕之夜，王阳明写下两首诗，题为《舟中除夕》（《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九）。在第二首诗中，他对自己的心情做了如下描述：“远客天涯又岁除，孤航随处亦吾庐。也知世上风波满，还恋山中木石居。”

但不管怎么说，王阳明前往庐陵是离开龙场这片蛮荒之地，其罪名也已经被赦免，所以他当时的心情和他前往龙场时的是完全不同的。江门崖位于湖南省辰溪县南部，是一处风景名胜，王阳明在此写下的《过江门崖》（《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九）一诗很好地表达了他当时的心境。“三年谪宦沮蛮氛，天放扁舟下楚云。归信应先春鹰到，闲心期与白鸥群。”

王阳明还写过一首题为《睡起写怀》（《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九）的诗，表达了自己悠然自得，不被世事所迫，静观天地万物之“生意”的心境。全诗如下：

江日熙熙春睡醒，江云飞尽楚山青。闲观物态皆生意，静悟天机入窅冥。道在险夷随地乐，心忘鱼鸟自流形。未须更觅羲唐事，一曲沧浪击壤听。

程颢也有一首诗，题为《秋日偶成》，其中有如下三句：“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据此我们可以知道，王阳明当时的心境和程颢在《秋日偶成》中所表现的是相通的。此外，和《中庸》中所言的“随处自得”的心境也有几分相似。

读罢《睡起写怀》这首诗，我们会发现王阳明笔下的所见所闻，似乎都是在讴歌这太平盛世。在王阳明看来，在当时的时代，根本不需要去羡慕尧舜时代的“鼓腹击壤”[12]，只需顺应时势的变化，保持一份愉悦的心境就可以了。“一曲沧浪击壤听”意指沧浪川的渔父拍打着船桨，高唱沧浪之歌，在岸上听的人也和着拍子脚踏地面，体现的是一种悠闲愉悦的心境。

王阳明虽然是一位儒者，但当他在前往庐陵途中，看到乡村百姓在大自然中安闲生活时，也不禁生出出仕无用的感慨。他在《僧斋》（《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九）一诗中写道：

尽日僧斋不厌闲，独余春睡得相关。檐前水涨遂无地，江外云晴忽有山。远客趁墟招渡急，舟人晒网得鱼还。也知世事终无补，亦复心存出处间。

王阳明深感自己身处俗世，力量渺小，于是对乌托邦的世界充满了憧憬，希望自己能像陶渊明、庞德公[13]、孟浩然[14]、长沮和桀溺[15]等隐士一样隐遁出世，回到家乡耕作度日。因此，他在《阁中坐雨》（《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九）一诗的末尾处写道：“道意萧疏惭岁月，归心迢递忆乡园。年来身迹如漂梗，自笑迂痴欲手援。”

此外，在《霁夜》（《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九）一诗的末尾处，他写道：“静后始知群动妄，闲来还觉道心惊。问津久已惭沮溺，归向东皋学耦耕。”

《霁夜》中的“问津久已惭沮溺”，出典于《论语·微子篇》。有一次，孔子让子路去向正在耕田的长沮和桀溺打听过河的渡口在哪里，长沮和桀溺不仅不告诉子路，反而对他说：“若是鲁孔丘，则知津矣。”

他们二人批评为了改革乱世而东奔西走的孔子是“滔滔”[16]，并劝子路归隐。王阳明在《霁夜》中表明了自己求学已久，现在反而想成为一名遵守“道心”的隐士的愿望。

当然，王阳明并不是真的想成为隐士，他只是羡慕隐士们那份遵守“道心”的态度。在《沅江晚泊二首》（《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九）的第二首中，王阳明写道：

春来客思独萧骚，处处东田没野蒿。雷雨满江喧日夜，扁舟经月住风涛。流民失业乘时横，原兽争群薄暮号。却忆鹿门栖隐地，杖藜壶榼饷东皋。

在王阳明看来，即便是儒者，如果求“道真”之心非常迫切的话，自然也会萌发出隐遁的想法。当然，这里指的是儒家理想主义者的隐遁，而不是老庄和佛教超越主义者的隐遁。

前文已述，在前往龙场途中，王阳明曾经在萍乡拜谒了周敦颐的祠堂。此次前往庐陵，他再次拜访，并作《再过濂溪祠用前韵》（《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九）：

曾向图书识面真，半生长自愧儒巾。斯文久已无先觉，圣世今应有逸民。一自支离乖学术，竞将雕刻费精神。瞻依多少高山意，水漫莲池长绿萍。

宋学鼻祖周敦颐特别喜爱莲花，在《爱莲说》中称莲花为“花之君子”。透过《再过濂溪祠用前韵》中的“瞻依多少高山意，水漫莲池长绿萍”，我们也可以窥见王阳明对周敦颐的景慕之情。王阳明对周敦颐和程颢的崇敬之情，终生都未曾改变。

周敦颐所著的《太极图说》和《通书》标志着宋代新儒学的诞生，同时也标志着儒学终于超越了佛教和道教的影响。南宋初年，朱熹登上历史舞台，他将周敦颐奉为“宋学之祖”。

此外，此诗中的“一自支离乖学术，竞将雕刻费精神”，其实是王阳明对朱子学以及朱子学派的暗中批判。陆九渊曾批判朱子学的“支离”之弊。王阳明在龙场悟出“心即理”之后，也开始意识到朱子学的“支离”之弊。但在当时，朱子学仍是官学，并且风靡于世，所以王阳明没敢公开点名批判朱子学。由此可知，在龙场顿悟之后，王阳明已经认识到朱子学的“支离”之弊，但直到晚年，他才公开点名批判朱子学。

被任命为庐陵知县后，王阳明的内心重新燃起了返回京城的希望。他想起了远在京城的旧友湛甘泉，他们二人曾一起为复兴圣学而努力，也曾一起探讨过学问。王阳明提笔写下了《夜泊江思湖忆元明》（《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九）一诗，其中写道：

扁舟泊近渔家晚，茅屋深环柳港清。雷雨骤开江雾散，星河不动暮川平。梦回客枕人千里，月上春堤夜四更。欲寄愁心无过雁，披衣坐听野鸡鸣。

阳明评“静坐”说

前文已述，在前往龙场途中，王阳明曾到各处讲学。前往庐陵时，他又顺道去了一下湖南的辰州府和常德府。到达两地后，看到自己的弟子冀元亨、蒋信[17]和刘观时[18]等人已有所作为，王阳明甚感欣慰。（《阳明先生年谱》）后来，王阳明为刺探宁王宸濠谋叛的实情，曾派冀元亨前往宸濠处讲学，冀元亨也因此事历经磨难，最终在困顿中病逝[19]。

在离开常德和辰州时，王阳明给诸位弟子写了一封信，题为《与辰中诸生》（《王文成公全书》卷四），其中写道：“谪居两年，无可与语者。归途乃得诸友，何幸何幸！方以为喜，又遽尔别去，极怏怏也。绝学之余，求道者少；一齐众楚，最易摇夺。自非豪杰，鲜有卓然不变者。诸友宜相砥砺夹持，务期有成。近世士夫亦有稍知求道者，皆因实德未成而先揭标榜，以来世俗之谤，是以往往隳堕无立，反为斯道之梗。诸友宜以是为鉴，刊落声华，务于切己处着实用力。”

接下来，他又写道：“前在寺中所云静坐事，非欲坐禅入定。盖因吾辈平日为事物纷拿，未知为己，欲以此补小学收放心一段功夫耳。”

据此可以看出，王阳明当时已经提出了“静坐”说。那么，王阳明为何要提出“静坐”说呢？前文已述，他认为只要“自悟性体”[20]，自然就可以理解“知行合一”说的主旨，否则只会徒然引起诸多争论。基于此，王阳明必然会主张通过“静坐”去“自悟性体”。

据《阳明先生年谱》记载，王阳明当时曾指出：“悔昔在贵阳举知行合一之教，纷纷异同，罔知所入。兹来乃与诸生静坐僧寺，使自悟性体，顾恍恍若有可即者。”

王阳明的高徒钱绪山指出，王阳明的“学”有三变，“教”亦有三变。“学三变”是指：一、少时，驰骋于辞章；二、后来又沉迷于道教和佛教；三、在龙场历尽艰难之后，豁然有得于圣贤之志。“教三变”是指：一、在贵阳时，提出了“知行合一”说（1509）；二、自安徽滁州回来后，教授弟子“静坐”说（1513）；三、自江西回来后，提出“致良知”说（1521），直指本体，令学者言下有悟。（《王文成公全书》卷首《刻文录序说》）

当王阳明在辰州讲授“静坐”说时，有弟子误认为“静坐”就是禅僧所谓的“坐禅入定”。针对这一情况，王阳明在离开辰州后，特意给弟子们写了一封信，向大家阐明“静坐”的本意，告诫弟子们“静坐”和禅僧的“坐禅入定”是不同的。

王阳明的“静坐”说并不是只专注于“静处无事”时的修行，同时也没有忽视“动处有事”的功夫。因此，王阳明在书信的末尾处引用程颢的话说：“所谓知得洒扫应对，便是精义入神也。”

尽管“静坐”和“坐禅”之间的差异理解起来很困难，但也并非完全没有办法去理解。“静坐”和“坐禅”在世界观层面是完全不同的，哪怕它们在精神收敛层面存在共性，然而二者在本质上不同。王阳明将自己的“静坐”说比作孟子的“求放心”[21]功夫，还详细阐述了“静坐”说的特征。虽然王阳明知道辰州诸生对“静坐”存在误解，而且由此产生了一些弊害，但在滁州时期之前，王阳明一直都在提倡“静坐”的必要性。

正德九年（1514），王阳明前往南京赴任。据钱德洪介绍，在那段时间，王阳明做的一次真正的讲学还是在滁州时，当时他也是让弟子们去学习“静坐”。

王阳明在《书孟源卷》（《王文成公全书》卷八）中阐述了让弟子们学习“静坐”的理由：“圣贤之学，坦如大路，但知所从入，苟循循而进，各随分量，皆有所至。后学厌常喜异，往往时入断蹊曲径，用力愈劳，去道愈远。向在滁阳论学，亦惩末俗卑污，未免专就高明一路开导引接。盖矫枉救偏，以拯时弊，不得不然，若终迷陋习者，已无所责。”

根据王阳明在晚年时对钱德洪的教诲，我们可以获知上文中的“末俗卑污”其实就是指“诸生多务知解，口耳异同，无益于得”[22]。

《与辰中诸生》这封书信发挥了一定作用，振奋了部分弟子的精神，王阳明也因此甚感欣慰。

但是，仍有一些弟子对“静坐”存在误解，出现了“求静厌动”的情况。于是，王阳明又提出了“动处功夫”说。阳明学一般被认为是实践哲学，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省察克己”和“事上磨炼”都是关于实践的。

王阳明自己也知道“静处功夫”存在一些弊害，但他也没有将其完全否定。王阳明指出：“初学时心猿意马，拴缚不定，其所思虑，多是人欲一边。故且教之静坐，息思虑。”（《传习录》上卷）

只是王阳明的“静坐”说往往会使人只专注于求“静”，而对“动”产生厌倦之情，容易使人忽视“存天理，去人欲”，最终导致弊害产生。于是，王阳明又指出：“徒知养静，而不用克己功夫也，如此临事便要倾倒。”（《传习录》上卷）

此外，王阳明对打算去山中静坐的弟子刘君亮说：“汝若以厌外物之心去求之静，是反养成一个骄惰之气了。汝若不厌外物，复于静处涵养，却好。”（《传习录》下卷）

王阳明晚年提出“致良知”，认为良知是一个内外、动静和上下浑然一体的生命实体，因此没有必要再去论证动与静的关系。

但王阳明去世后，以其部分弟子为代表的良知归寂派将良知分为体与用、动与静，提倡“立体达用”和“归寂”，认为“致良知”的主旨是立足于静处的本体，然后将其施用于自然的运动。良知归寂派的学说违背了明代的“主动”思潮，又回归到宋代的“主静”思潮。因为良知归寂派的学说不符合时代趣向，所以在明代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但是在日本则不同，幕府末期的朱子学者，尤其是崎门派[23]的朱子学者，对良知归寂派的学说都非常认同。

卧治六月

正德五年（1510）三月，王阳明在庐陵上任。他在庐陵的施政方针，不是用刑威来压制百姓，而是重在教导人心，通过教育感化来让百姓信服。即使是发布政令，他也是通过县内父老来告谕县民，以温情获得人心。

庐陵县民素来好诉讼，王阳明就积极采取各种措施来减少诉讼数量，简化诉讼流程。他慎重选择“里正三老”[24]，让他们在“申明亭”劝说前来诉讼的人。“申明亭”和“旌善亭”是明初民间设立的机构，由各地的德高望重者来裁决和调解本地的诉讼和争端。

王阳明在《告谕庐陵父老子弟》的开篇写道：

庐陵文献之地，而以健讼称，甚为吾民羞之。县令不明，不能听断，且气弱多疾。今与吾民约：自今非有迫于躯命，大不得已事，不得辄兴词。兴词但诉一事，不得牵连，不得过两行，每行不得过三十字。过是者不听，故违者有罚。县中父老谨厚知礼法者，其以吾言归告子弟，务在息争兴让。呜呼！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破败其家，遗祸于其子孙。孰与和巽自处，以良善称于乡族，为人之所敬爱者乎？吾民其思之。

王阳明通过此告谕，告知县民不要轻率提起诉讼。当时，庐陵县内恶疫横行，无知的民众因为惧怕感染，在骨肉亲人得病之后，不仅不给予诊治，甚至不给饭食，导致很多人被饿死。

王阳明看在眼里，痛在心中，告诫百姓道：

夫乡邻之道，宜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乃今至于骨肉不相顾。县中父老岂无一二敦行孝义，为子弟倡率者乎？

夫民陷于罪，犹且三宥致刑。今吾无辜之民，至于阖门相枕藉以死。为民父母，何忍坐视？言之痛心。中夜忧惶，思所以救疗之道，惟在诸父老劝告子弟，兴行孝弟。各念尔骨肉，毋忍背弃。洒扫尔室宇，具尔汤药，时尔<饣亶>粥。贫弗能者，官给之药。虽已遣医生老人分行乡井，恐亦虚文无实。父老凡可以佐令之不逮者，悉已见告。有能兴行孝义者，县令当亲拜其庐。

凡此灾疫，实由令之不职，乖爱养之道，上干天和，以至于此。县令亦方有疾，未能躬问疾者，父老其为我慰劳存恤，谕之以此意。

当时，庐陵县内经常有盗贼出没。由于官员对百姓的管理不得法，再加上民间缺乏防御治理盗贼的有效之法，导致盗贼日益骄横。王阳明和父老们商量之后，决定在当地实行保甲制度，以防御盗贼。该制度要求：在平素无事之时，四邻之间亲睦友爱；一旦盗贼来袭，彼此要相互救援。“保甲法”是宋代王安石创建的一种自治制度，保甲是一种地方性的自卫组织。十家一保，各保设保长，保中年轻人都配备弓箭，且要进行武艺训练。王阳明当时在庐陵采用的就是王安石制定的“保甲法”。

王阳明在庐陵上任之后，恰逢大旱，水源枯竭，稻米颗粒无收，城内火灾频发。王阳明认为这皆是由于自己的“不敏”所致，于是斋戒省咎，向山川天地之神明请罪，同时停催赋税，赦免轻罪，劝谕百姓停止争讼，派遣父老巡查街巷，消除火患，还严查趁火打劫的奸民。

一次，城内发生大火，烧毁民宅千余家。据说，王阳明在火灾现场向上天祈祷，上天被他的诚意所感动，改变了风向，这才使得大火熄灭。面对灾情，王阳明悲恸万分。他彻查了大火的原因，发现原来是由于道路狭窄、房屋密集所致，于是决定系统地规划城区。

此外，王阳明还严禁驻兵借搬运食粮之机肆意向民众征税，同时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协调粮食的流通，取缔驿传[25]，促进军民团结。由于这些举措得当，县内的诉讼事件越来越少。

在庐陵，王阳明一共发布了十一道告谕。他还在上行公文中详述了庐陵县民的贫苦状况，向朝廷请求免除当地的赋税杂役。

后来，因为要入朝觐见，王阳明不得不暂时离开庐陵。离开庐陵的半年中，王阳明嘱咐庐陵地方上的德高望重之士教化百姓，注重安民。

王阳明还在告谕的最后部分表达了自己的心声：“县令到任且七月，以多病之故，未能为尔民兴利去弊。中间局于时势，且复未免催科之扰。德泽无及于民，负尔父老子弟多矣。”

作为庐陵县令，王阳明治理庐陵的时间不足七个月。龙场生活给王阳明的身体带来了巨大伤害，使他落下了一身病，尽管如此，王阳明在庐陵的治绩还是非常显著的。湛甘泉在为王阳明写的《墓志铭》中写道：王阳明在庐陵“卧治六月”。“卧治”本是静卧治疗之意，也指不劳作，安心静养治疗。“卧治”出自《史记·汲黯传》。汲黯是西汉名臣，世人对他的评价很高。汲黯推崇老子的“无为而治”思想，有一次，汉武帝想任命他为淮阳太守，但被他拒绝了。于是汉武帝对他说：“君薄淮阳邪？吾今召君矣。顾淮阳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卧而治之。”

吉安的阳明遗迹

庐陵是吉安府[26]的治所。从古至今，吉安地区的文化都非常发达，是江西省两大文化昌盛之地之一。自唐宋至明清，吉安中进士者多达二三百人，其中状元就有十五位，爱国名臣和鸿儒学士更是层出不穷，故吉安又被称为“文章节义之邦”和“理学之邦”。

庐陵是宋代著名文学家欧阳修的故乡，现在称为吉安。庐陵一词取自《诗经·小雅》中的“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因为当时庐陵城被连绵的丘陵所包围，且城池旁还有一条庐水流过，故取名为“庐陵”。

王阳明正是在庐陵组织义军讨伐乱贼宁王宸濠的。在晚年，王阳明受命到南方戡乱，再次拜访庐陵，并讲学传道。庐陵还是脍炙人口的《正气歌》的作者、宋末忠臣文天祥的故乡。王阳明在此地组织义军讨伐企图倾覆国家的宸濠，可能也是冥冥之中的缘分吧！

此外，宋代爱国诗人杨万里、和王阳明论辩的朱子学大儒罗钦顺以及王阳明的再传弟子罗洪先等人，都是吉安人。

吉安有一座白鹭洲书院，该书院位于赣江江心一处风光明媚之地。书院四周树木茂密，山光水色相映成趣，环境清幽，是修习学问之佳所。白鹭洲书院由吉州太守江万里创建于南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是当时江南四大书院之一。历朝历代都有很多文人到此地吟诗作赋，据说文天祥曾在此就读，王阳明也曾在此讲学。

现在的吉安，许多小学、中学、道路和商店等都是用王阳明的名字来命名的，据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吉安百姓对王阳明的喜爱程度。吉安城内的阳明路宽二十米、长六百米，后曾一度被改为人民路、革命路。

吉安往东十五公里有一座青原山，山中有一座青原寺，也被称作安隐寺或净居寺。青原寺最早是由六祖慧能的弟子行思禅师创建于唐中宗神龙元年（705）。自古以来，青原山都是读书的圣地。宋代时朱熹等人曾在青原寺两侧的斋房内开设书院，取名青原书院。自宋代以来，青原书院和白鹭洲书院逐渐成为江西著名的书院。吉州的历代名人中，大多有在这两所书院读书或讲学的经历。宋代之后，理学盛行，这两座书院也作为理学书院而闻名天下。

王阳明曾在青原书院的讲堂内讲学。后来，王阳明的弟子邹东廓（邹守益）、聂豹[27]（聂文蔚）、欧阳德[28]（欧阳南野）和王时槐（王塘南），以及朱子学大儒罗钦顺等人，也都曾在青原书院讲学。后人为了纪念王阳明及其弟子，曾一度把青原书院的讲堂命名为阳明书院。

青原山阳明书院的后院建有“五贤祠”，里面供奉着王阳明、邹东廓、聂豹、欧阳德和王时槐五大贤士。1930年，阳明书院毁于战火。

王阳明晚年又被派到南赣任职。当他经过庐陵时重游了青原山，并刻诗于石壁之上，永久留存。但非常遗憾的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王阳明的诗刻连同宋代诗人黄庭坚的诗刻一并被破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