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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EET ME NICE
推我点好消息

互联网带来的社会变化，改变了我们俩对疯狂的认识。而奇怪的是，我们想法的改变却始于对网友这种关系的反思。你Facebook中朋友的数量，就像你的汽车型号一样，代表着一定的社会地位。对有些人来说，拥有数百个虚拟朋友并不罕见，这似乎意味着，在我们的社交生活中，互联网比酒柜和药片更加重要。

在Facebook和Twitter出现之前，时间严重制约着友情。即使是传统的圣诞贺卡，现在估计也已是陈列于人类学博物馆中的化石了——任何一位全职工作者都不会盖上754次章，再填写754个地址。无论一个人的社交圈有多大，技术的进步让他超越了时间的束缚，使圣诞贺卡重新活跃起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电子社交网站已使圣诞贺卡变得多余。你的朋友在平时就可以获取大量关于你的信息——你对逻辑实证主义或是Lady Gaga的态度，因而他在圣诞节时就不再需要你陈述这一年的状况。

毫无疑问，拥有更多的朋友是件好事，友谊是生活中最好的馈赠。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尽管拥有其他美好的事物，如果没有朋友，人们也不会选择生存下去。”当然，真实的朋友才是最好的，因此如何看待Facebook上的朋友就成了一个问题。一个有抑郁倾向的年轻女子第一次来见我时，为我形象地呈现了这个想法。据她所说，导致她消沉的原因之一便是，她没有朋友。她坐在沙发上孤独地诉说，而在诉说期间她仍然在发Twitter消息。也许她仅仅是想简单地告诉Twitter上的朋友们她正在一个精神科医生的办公室；也许她想告诉Twitter上的朋友们她正跟精神科医生讲到她没有真正的朋友；也许与她所抗议的正好相反，她正从虚拟社区中收获友谊。然而，面对真实与虚拟之间的强烈对比，Facebook或Twitter上的朋友们很难说得上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朋友。

当然，人不应该交往太多这样的朋友。很多接到圣诞贺卡的人也算不上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朋友。朋友圈和社交圈有着明显的区别，社交圈是一个更大的范畴，也许包括你寄圣诞贺卡的人、楼下的同事，或者你在酒吧或葬礼上见到的人。的确，互联网正在构建混合性的社交团体，其中包括真正的朋友和朋友的朋友，我们对这些人只比陌生人稍微熟悉一点儿。除此之外，我们中还有一些人在与虚拟空间、聊天室、《第二人生》游戏里的陌生人进行交流和互动。

然而与友谊不同，延伸的社交团体并不完全是件好事。出现在我们生命中的人能够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喜悦，但同时伴随的也有深深的苦痛，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情。虐待狂老板可能会毁掉你的生活，而其他情感可能又会使你重燃希望，相处长久的配偶也可能转眼变为“劈腿的混蛋”。范围更大的社交圈是把双刃剑，它提供了更多让人们悲痛和欣喜的机会。一个包括半生不熟的人和完全陌生的人的混合社交团体，也许是通向真正危险的大门。

在人类进化的历史中，似乎充满了喜忧参半的社交生活。社交生活扩展最大的一次变化是在人类出现以前。从非灵长类动物向灵长类动物的转变是伴随着人类社会团体的一次扩展发生的，很多科学家都认为，正是这种与众不同的社交生活所带来的压力，直接造成了灵长类动物的大脑进化。更大的社交团体意味着更多合作和互惠的机会，同时也引发了新的威胁。比如，相比于单独狩猎，社交团体的共同狩猎虽然让每个成员都得到了更多的食物，但同时他们也需要去处理那些只“拿”不“给”的搭便车者。在更大的社交团体中，客观的物理环境更易管理，但欺骗和剥削却作为新的危险出现。由于合作和竞争都是必需的，那些拥有更强大的思维能力的大脑将在两者上均占优势。人类智力的进化可能最初正是由他人的善和恶所驱动的。

支持这一观点的最好证据是，物种的大脑尺寸（更准确地说，是新皮层的相对容量）和物种所生活的社交团体规模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即大脑尺寸越大，社交团体的规模也越大。通过灵长类动物的大脑尺寸来绘制社交团体的规模，这种方法可以用在人类身上。进化论人类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计算了人类大脑皮层的容量，从而推断出人最多只能与150人的社交团体维持正常关系，相当于一个村落的规模，这在人类进化史中占据了相当长的时间，并且在原始社会形态中仍然能够发现村落规模的踪迹。

如何检验这些假设呢？在非人类灵长类动物社交团体中，相互梳理毛发的行为构建了成员之间的关系。除了发型学校和寄宿制生活之外，这一行为对人类没有任何借鉴意义。但是，圣诞贺卡能够更加有效地说明问题。在社交团体中，收到的圣诞贺卡的数量是成员之间关系的一个小标志。在一个极具独创性的实验中，邓巴要求被试记录他们寄出的圣诞贺卡的数量。根据各自的记录结果，贺卡收件人的数量在125～154之间，与我们的大脑所能处理的150人的规模差不多。这表明，在人类百万年的历史中，我们的大脑所面对的，就是150人左右的社交团体所呈现的机会或威胁。互联网已将人类的村庄变成都市，这可能是自原始部落的篝火会以来，人类进化史中最大的变化。

最后，我们来谈谈疯狂的问题。几十年来，精神病学家就知道都市——实际上任何规模的城市都一样，产生了许多精神病患者。特别是精神分裂症，单纯的生理精神疾病的病例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变得越来越多，甚至当城市规模和村落规模差不多时也是如此。这并不是因为精神疾病在城市更普遍，也不是说人们患精神病后更倾向于迁居到大城市。在我们日益增长的社交团体中——包括真正的朋友和附近的陌生人，我们可以说精神疾病患者在虚拟城市的数量也在上升，或者Facebook和Twitter使我们与亚里士多德所称的朋友拉近了距离，这些朋友可以扮演精神疾病预防者的角色吗？无论互联网对我们的内在生活造成了什么影响，但在改变我们与他人交织的生活方面有一点可以肯定，互联网会超出我们原本的想象，成为思维的潜在塑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