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制度之殇：在希望丧失殆尽之前
如今，人们对各种服务机构越来越不抱有希望了。我们质疑、我们失望，这些机构根本无法满足我们的需要。学校如此，无法为我们的孩子提供应得的教育；医院如此，医生们每天看似忙忙碌碌，病人却得不到应有的关心和服务；银行和债券评估机构更是如此，资产管理不善，投资风险评估也不尽如人意；法律机构同样让人不满，与正义相比，他们似乎对眼前利益更感兴趣；职场也好不到哪儿去，每天为了完成定额或达成目标而辛苦工作，但管理层却对最能激励员工的驱动因素漠不关心。
与此同时，服务提供者也有着同样的不满。尽管大多数医生都想按照理想的模式来行医，却同样感到无助：一方面要满足患者的需要和渴望，另一方面却常常为应付医患纠纷等棘手的事情耗去大量精力，不得不压缩为患者服务的时间，如何在两者之间求得平衡，已是莫大的挑战，更何况还要跟上医学领域不断发展的潮流。大多数教师都希望在教给孩子基本知识的同时，可以培养孩子自主学习的能力，但他们同样无助：必须以通过标准化考试为教学目标，必须学习使用特定的教学方法，还要应对日益增加的文书工作。要协调好这些目标无疑也是一种挑战。结果，没有人是满意的，不管是专业人士，还是客户。
当制度失效时
怎样才能把事情做得更出色？一般我们会求助于两种工具，并选择其中一种。第一种是规则和监管机制，告诉人们什么可以做，并监督其表现以确保工作的进展。第二种是激励机制，通过各种奖励对优秀的表现予以鼓励。规则、程序以及相应的监管由一个假设支撑：即使人们确实想把事情做好，也需要告诉他们该做什么。而激励机制的含义则是：人们若得不到激励，事情就做不好。规则与激励，大棒与胡萝卜。难道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吗？
毫无疑问，更完善的制度对提升各个机构的服务水平有着相当大的助益。但是，如果既要提高医疗质量又要降低成本，那么鼓励医生多接诊就是荒唐之举。同样，如果要防止银行拿储户的钱去冒愚蠢的风险，却又允许他们滥用杠杆肆意投机，还坚信政府会救其于危难，也是很荒唐的想法。
规则和激励远远不够，它们忽视了某些本质的东西。本书的目的就是找出这个“本质”的东西——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实践智慧”（phronesis）。缺少实践智慧的规则和激励并不足以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无论规则多么详尽、监控得多么好，也无论激励措施有多么高明。
我在写作本书时使用的“实践智慧”（Practical Wisdom）一词乍听起来就像矛盾修饰法对于现代汽车一样，令人困惑不解。我们习惯上认为“智慧”与“实践”彼此对立。智慧关乎抽象、空灵的事物，如“方法”“善”“真理”或“道路”。我们倾向于认为它属于圣人、古鲁、拉比、学者，还有银髯飘飘的魔法师，比如哈利·波特的导师邓布利多。
亚里士多德的老师柏拉图也认为智慧是理论的、抽象的，只是少数人的天赋。然而，亚里士多德却不认同，他认为基本社会实践一直要求人们做出选择——如何对朋友忠诚，如何做到公平，如何应对风险，或者何时发火以及如何发火，而做出正确的选择是需要智慧的。以愤怒为例，亚里士多德理论的核心问题不在于愤怒好坏与否，也不关心何为“好”的本质，而是关注在某个具体情况下，做何种具体而实际的事情：对谁发火，持续多久，方式如何，有何目的。显然，这个问题涉及的是实用的智慧，而非书本上的理论。这种智慧要求我们具有相应的能力：先察觉情形，然后唤起与情形相关的情感或愿望，再考虑此时做什么合适，最后采取行动。
实践智慧的观念出自亚里士多德的经典著作《尼各马可伦理学》（Nicomachean Ethics ）。书中认为，伦理学的主要目的不在于建立可遵循的道德规范，而在于如何进行具体的社会实践——成为一个出色的朋友、家长、医生、士兵、市民或政治家，这就意味着，在特定时间与特定条件下，与特定的人一起找出做正确事情的正确方法。这就需要实践智慧。
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不是对人性之善或“正确”行为的抽象论述，而是主要讨论为了达到实践的成功和人类的兴旺，我们需要学习什么。其中包括一些具体的品质，如忠诚、自制、勇敢、公平、慷慨、温和、友好以及真诚（今天这个品质清单中还要包含坚毅、正直、胸襟开阔、缜密及友善）。亚里士多德把这些品质称为“德性”，这个词经常被译为“美德”。除这些品质外，最重要的优秀品质是《伦理学》中讨论的核心美德——实践智慧。少了它，其他品质无从发挥作用。
为何要有“智慧”？为何要“实践”？一套制定好的制度，照着做不就行了吗？大多数有经验的实践者都知道，仅有制度会使人偏离正路。制度无法告诉实践者每日工作时如何诠释制度，并加以平衡。看看医生的工作就明白了，他们接受过完美的教育，清楚行医的种种制度，却要不断做出更复杂的决定。医生决断时要顾及患者的自主权，而患者有时却做不了最好的决断，那么此时医生该如何平衡呢？如何在跟患者的情感交流与做决断所需的超然之间做出取舍呢？如何在尽可能周到地同情和理解每个患者，与每天尽可能多接待患者以盈利之间进行权衡呢？如何在无论病情多糟都要告诉患者实情，与尽量友善之间选择呢？
不管是医生、努力寓教书与启迪于一身的教师，还是为客户服务并维护正义的律师，都不会困惑于“是”与“非”的抉择。他们面对的困境都是必须在不能共存的好事之间，好与更好之间，甚至差与更差之间做出选择。优秀的医生要对患者诚实，还要友善，给他们以希望，帮助他们熬过艰难的治疗阶段。但在诊断和治疗时，这些目标却可能彼此矛盾，而医生必须决定他是要诚实还是要友善，或者在诚实与友善之间找到折中之路，以便更好地面对患者。
对于这些困境没有什么万全之策。当设法实现多重目标时，好的制度作为指导原则也许很有用，但它们没有细化到足以应对所有情况的程度。亚里士多德认为此类权衡需要智慧，而抽象、空灵的智慧却派不上用场，智慧必须实用，因为这类问题都根植于日常工作。它们不是大学伦理课中的假说，而是实践者为了做好工作而必须解决的难题。实践智慧考虑的不是在假设条件下别人会做什么，而是现实情况下面对具体的人应该做什么。从实践出发的聪明人不会一味思量什么适合做，他只管去做。
要想有明智的行动，每个具体行动都应有正确的目标。亚里士多德描述该目标时用的词是“终极目标”。教学的终极目标是教育对象的利益；医疗的终极目标是增进健康、缓解病痛；律师的终极目标是追求正义。从银行业到社会工作，每种职业都有其终极目标，而真正出类拔萃的人是那些能找到终极目标并不懈追求的人。所以说，优秀的实践者以终极目标为动机，但这同样需要实践智慧来把实践的一般目标转化为具体行动。
有实践智慧的人很清楚自己作为朋友、家长或医生，他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并据此做出行动。明智的实践者之所以能正确做事，不是因为有奖励或惩罚，而是因为那是成为一名好教师或好医生的必备条件。但仅有目标还不够（我们常说地狱之路多由善意铺就，其中的道理也与此暗合），目标要想转化为行动，还需要专门的技巧。“应该怎么办”，要回答这个问题，往往要看具体情况。朋友、医生、家长和教师需要具备察觉他人想法和感觉的能力，能想象出自己要做的事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除了最理想的情况之外，他们还需要构想出各种可能性。实践智慧近似于工匠造船或建屋时的技巧，或是爵士乐手即兴演奏时的手法。但是，实践智慧不是技术或艺术技法，而是一种道德技能，这种技能可使我们在待人接物时做出正确的判断。
实践智慧是意愿与技巧的综合。徒有技巧而缺乏意愿，则不会产生实现正确目标的愿望，反而会变成对他人的无情操控，满脑子想的只是自己的利益，而不考虑别人。反之，只有意愿而没有技巧，则会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们经常能在那些好心办坏事的人身上发现这种情况。
寻找遗失的智慧
那么如何才能学到实践智慧？没有固定的秘方、公式或技术，技巧源自实践，对目标的执著也离不开实践。因此，可以说智慧与经验是息息相关的，但不包括所有的经验。有些经验能滋养实践智慧，促使其成长，有些则会侵蚀它。此处，亚里士多德着重指出，品格和实践智慧必须通过我们所在的主要机构来培养。亚里士多德写《伦理学》的目的不单单是强调实践智慧对幸福人生、和谐社会的重要性，而且也是对雅典市民和政治家的一种敦促，希望他们建立鼓励市民学习实践智慧的机构。他若看到今天“智慧的匮乏”，看到我们需要智慧的引导才能取得生活和工作上的成功，那么他也将敦促我们检视一下，看看我们的机构是否在阻碍人们获得智慧，如果是，做什么才能加以弥补。
现代机构程度之复杂、涉及面之广，亚里士多德若见了定然会慨叹不已，但他也一定会理解其中催生本书的核心问题。现代机构用诸如规则和激励等制度来追求效率、责任、利润和业绩，但它们无法取代实践智慧，而且也不会鼓励和滋养这种智慧。事实上，它们往往在扼杀实践智慧。
工作是为了奖励还是为了终极目标，两者是截然不同的。优秀医生的目标应该是给病人推荐合适的疗法，并清楚如何辨证施治。针对奖励医生多干活（每进行一次诊治，就能得到一笔钱）而产生的问题，如果只是单纯地用奖金诱使医生少干，那么最终他就会连正常的工作量也达不到。更糟的是，他还会根据奖励来做判断。而我们需要的是有意愿、懂技巧的医生，他之所以能做出正确的判断，恰恰是因为那么做最合适。只有医生心怀行医宗旨并清楚如何付诸实践时，这一目标才能实现。而激励措施不管多么高明，都不足以实现该目标，而且常常是越行越远。
银行家们亦如此，同样应该因事情正确才去做，只有这样才符合储户和借贷者的利益。他们因信任才把钱存到银行，相信银行能提供可靠的抵押贷款，而对银行的信赖其实源自对银行家的信任。若我们认为银行业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赚钱，自然不会指责银行家“贪婪”，相反，我们还会认为他们“很成功”。
不论什么制度都无法取代实践智慧。制度可以指导、规范缺乏智慧之人的行为，之所以爆发金融危机，一个原因就是制度制定薄弱且执行不力，从而使银行家迷失于诸如金融衍生工具之类的赚钱方法。但与智慧相比，无论制度多么严厉，多么有必要，都是苍白的。亚里士多德可能也会说，制度可以使我们免受灾难，但是缺乏智慧的制度是盲目的，充其量只能达到平庸之效。而智者却不得不去“破坏”制度，沦为追求卓越的“游击队员”。
本书意在探讨实践智慧的紧迫性以及机构改革的重要性。我们可以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借鉴一些真知灼见，但要了解现代意义中的实践智慧及渴望智慧之人所面临的挑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首先，要从现代视角了解何为实践智慧，为什么需要它以及它有什么要求。其次，要借助现代心理学的洞见，去考量为什么说实践智慧不是巫师和圣贤的专利，而是每个人都可以企及的。人生而睿智，具有开发、培养智慧的潜力。
再次，我们要认清，为了提升医疗、教育和司法等行业的效率而实施的严格制度是如何摧残从业者的智慧的，而唯有智慧才能帮助他们做得更好。智慧常常不知不觉就成为本意良好的改革者的讨伐对象。
我们必须清楚，对智慧的侵害并非不可避免。我们不乏由聪明的“法外之徒”组成的大军，他们在智慧遭到排挤的各个组织中努力地运用智慧。此外，系统改革者的品位也在不断提高，他们已能够对机构的运作方式、从业者的培训方式及工作方式进行改革，这样智慧就能得以培养和维系，而不是被无情摧残。
最后，我们要再次取法心理学，来帮助我们认识到培养智慧不但有益于生活，而且正如亚里士多德所想，那也是开启个人幸福之门的钥匙。智慧，我们不仅应该拥有，而且要使其长成参天大树。
本书的核心目标是找回实践智慧的昔日辉煌，并使其光辉更加灿烂——探究亚里士多德为何称其为最重要的美德，它为何能使个体和社会都蓬勃发展。当前，实践智慧在学术界少有人问津，在关于幸福及生存的书籍中也鲜有提及，更不要说那些针对调整和改革主要医疗、教育、司法及金融机构的公开辩论了。要让实践智慧成为公共言论的试金石，因为它对现代机构及个体的生活和工作都至关重要。
对各种机构把脉之后，我们发现问题主要是人浮于事，人们心中只有名利。如果人们只是因贪婪、收益和荣誉才做事，那么要想让他们干得更好，只有两种选择：制定规则，以督促、强迫产生更好的业绩；设立激励措施，用金钱诱使其更好地工作。因此，不难看到，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做的更多的是制定更严格的规则以防范风险，或者提供更好的激励方案，以鼓励银行家和经纪人多考虑公众利益。我们也会理所当然地认为，如果要求老师按照与标准化考试配套的课程来教学，并根据学生的成绩奖惩老师，那么自然会收到更好的教学效果；同理，只要病人治得好就奖励医生，而不重视医疗程序，我们认为这样就能得到更优质、更廉价的医疗服务。
制度是社会生活及政治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若大萧条时期的制度不废除，一直贯彻到今天，那么银行业的危机也不会如此严重。但不管规则和激励如何重要，如果一味专注于考量这两种制度如何平衡，则会漏掉非常重要的部分。大多数从业者以及他们的服务对象都需要实践智慧，而对于不关注智慧的人，虽然规则和激励也许能提升他们的行为，但绝不会使他们更睿智。规则和激励就是为他们而准备的。此外，我们还要关注那些渴望智慧的人，那些想把事情做好、却因缺少实践智慧而碰壁的人。规则和激励不会教给人们道德技巧和意志力，更糟的是，规则会扼杀道德技巧，激励能使意志力夭折。
亚里士多德把拥有实践智慧的人称作“谨慎的朋友”（phronemoi），我们的祖辈称其为“正派人士”。本书将介绍实践智慧的实质及其重要性；如何开发这种智慧；可能威胁它的因素有哪些；如何滋养并恢复这种智慧，以挽救身陷困境的各个机构。此外，本书还将解释实践智慧为什么是开启幸福之门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