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研究与创作

读过本刊（按指《国文月刊》。——编者）第39期所载丁易先生《论大学国文系》一文后，我一面因为所见略同，一面又觉得他似乎说得太“痛快”了一点，便想撰文补充几句；因为事情忙，没有动笔。近日又在第43、44期合刊上，读到李广田先生的《文学与文化》，把我想说的什九都写出了，又加上一些更切实的、更深刻的；但于同感之余，意见上仍然不免“稍稍有点出入”。跟着便把王了一先生的《大学中文系和新文艺创造》一篇一口气儿读完。自己盘算，以前所要补充丁易先生原论的意见，多半也未必能跳得出王先生所说的，亏得那时没有浪费笔墨。

王先生在“附记”里把一般人对于大学中文系的意见分为六派，就是（一）旧派，（二）悲观派，（三）纯文学派，（四）纯研究派，（五）研究与创作并重派和（六）研究与创作分立派。并说：“以后如果再有人参加这一个讨论，也许意见越来越复杂。本人以后却不想再参加讨论了。”

除非是“选学妖孽”“桐城谬种”之流来参加讨论（他们自然又“不屑”），大家的意见恐怕不会怎样大相径庭的。我虽然也还有几句话要讲，生怕前遭幸未“浪费”的，今番到底又来饶舌，便想咽住不说。但忽然又想起丁易先生说的“希望能够引起大家的注意，从而研究讨论，意见一多，自然可以归纳出一个更好的改革办法”。我的意见虽然不是“好的”，却因为王先生“归纳”六派以后给我一种方便，我可以折中一下，省得“意见越来越复杂”，不知能否收煞得住？

依照王先生所说的六派，我想我该是接近“研究与创作并重派”的。“并重”也许是“中庸不可能也”，但却是十分“应该”的。我们自己所钻研的尽管是专门之学，可是要顾及教学原是以来学的人为主体。我们不但希望下一代中有人能够承前地去研究，也希望有人能够启后地去创造。尤其在这新旧文学交替的当儿，我们甚至怀着一种奢望，要下一代中有知能调达、贯通中外、伟大的文学天才者绍世而起，由他们奠定新文学的基础，建树起理论的体系。至少是希望他们能够写出若干可以不朽的名著，提供一些研究的资料，使做新文学研究的人们有地方去花费他们的功力。这样，新文学才算有了划时代的成功，今日的中文系才算完成了它的任务。

待到新文学创作在量的方面如云蒸潮涌，质的方面能精湛醇粹，便不愁没有研究的人；将来的中文系里，新的与旧的研究自然便可以平分秋色。李先生说：“既然旧的应该研究，为什么新的就不应该研究，难道非等它变成了旧的，变成了老古董，变成了少数专家手里的宝贝时才回头来研究吗？”这几句话里有两三分愤慨的成分；事实上，研究自然要走在创作的后面，而深广的研究又是要凭依多量伟大的创作的。现在这些还没有，至少是还不够，我们便该设法使它有，使它够。所以今日的中文系，除了做被动的研究，还该做主动的倡导，这便需要“研究与创作并重”。若不并重而各凭主观，恐怕造就出来的下一代一定是“庭间之回骤”，不容易便有“万里之逸步”的。

若把养成伟大文学作家的任务交给社会去，尽管事实上可以如此，中文系里负着指导责任的人却不该视为当然。研究的工作是“马后课”，在一种风气已成之后，是应该也只好走这一条路的。在一种新兴文体刚刚萌动，还没有登峰造极的时候，我们对它毫不研究，毫不理会，毫不扶持，毫不希望，不来这“马前一课”，自然是一种疏漏。中文系固然不该——也不可能——完全以造就作家为目的，却该希望有部分天才在这里接受一种熏陶，投得一条门径，遇到一番启发，学习一些技巧。在现时，我甚至希望前面说过的那绍世的天才将从中文系里培植出来。这并不是一种梦想，或维持中文系的面子，道理上是应该如此的。容我把理由说一说。

新文学之所以还没有走上成功之路，主要的症结在依傍他人，而忘记了自己，大家在那里想“抽刀断水”。王先生说：“如果说新文学的人才可以养成的话，适宜于养成这类人才的应该是外国语文系，而不是中国文学系。”这是铁一般的事实；同时也是铁一般地铸成了大错。我们应该因错误而检讨，想一个补救的办法；不该因为看到“票友下海”的人把戏唱得差不多，便一口咬定说“科班”里反而不会造就出本行的人才来。“新文学的修养不能由旧文学中取得”，是不是一种脱节失败的现象？“中文系的学生多数视外国语文为畏途”，难道说是先天性的，不能纠正的吗？

我以为在古今中外一纵一横的交叉点上，才是新文学创作者的起脚点。中文系里应该给部分天才指出这么一个路标，而且供给他们以所需要的知识，自然便会培育起继往开来的芽甲；没有状元的师傅，却会有状元的徒弟的。现在走纵的一条路的人，到了这十字路口，他左顾右盼，因为没有横的凭借，便逡巡却步，又到故纸堆中去讨生活了；也有的坚忍不拔，走向前去，一路蹒跚着，很见得吃力。走横的一条路的人，到了这十字街头，他不能在“回头看”中觑见来路，他的创作不能“从旧文学中蜕变新生而出”，只是依傍着欧西文学而想创造出“中国的”新文学。有时“创造”的意境都像是经过了一番“翻译”式的洗炼工夫，没有“化生成自己的”。这分明是在借车代步，也难有更大的成就。闻一多先生主张把中文系和外语系合并，再分出语文和文学两系，是一个很好的理想。在这理想尚不能实现之时，让中文系学生注意学习外国语文，再在系里开一些新文学研究与试作的课程，应该是绝对需要的。

退一步说，我们以为“一个作家的基本修养并不是只限于文字的技巧，而最根本的乃是实际的生活经验与人情世故的体察领会；无奈大学里的生活领域是相当狭隘的”（李先生语）。旷世的文学家未必能由中文系里养成，这也许是一件事实。但只是为了“眼到必须手到”，对于新文学的研究与试作，也不该完全摒弃。抽冷子有这样伟大的作品出现了，许多人连研究它的能力都没有，那怎么成？所以学习中应该知能并重，又要新旧兼通。依据这原则，可以约略地衡定“六派”的短长了。

旧派的意见向来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我也只好还敬他一个“不屑”。悲观派的，想是在这过渡期间，看到旧的已经把路走到尽头，新的还没有投到适宜的门路，眼望着中文系日削月朘，才怀着杞忧。其实“眼愁手不愁”，我们是该在穷变通久上去下手找出路的。但这一派意见的出现，也在侧面说明着中文系因为缺乏“源头活水”，要干瘪了的可怕，是足资惊惕的。

纯研究派的意见一面是继承着考据教学的遗风，一面又看到时弊的蹈虚不学，而力求实际，铢积寸累。实学原是应该如此授受的。不过这主张若一走上极端，末流之渐便不免如“礼之失烦”，又会使来学的人养成重知轻能的偏见；这弊害在近年间有部分人已经陷溺得很深了。纯文学派的意见和研究派是对立着的。有勇气，有前途，是这一派的本钱；但如走上另一个极端，便容易像“乐之失奢”，把来学的引到识今昧古的路上去。这弊害在近年间也有许多陷溺其中的。因此我以为纯研究派和纯文学派都嫌主观的色彩太浓了些，“一夔已足”大概是不可能的事。

研究与创作分立派的意见着重点是和纯文学派差不多的。若照丁易先生的主张单设一个文学组，来“担任新文艺创造建设的工作”，恐怕无源的水流不长远。“创作实习是本组的主要精神所在，它的比重应占本组课程二分之一”，这么着是相当危险的。若是本组的学生马虎一点儿，终于也没有机会触发他们创作的灵感，很可能一眨眼间便度过四个年头“空空如也”。再谈到指导方面，“有价值的纯文学作品不是由传授得来的”还不算，“文学家如果充当教授”，若请他讲述他自己创作的经验，恐怕也和司马相如一般只能说明“赋之迹”，“赋家之心”还是“不可得而传”。所以不能完全丢开研究工作而侈谈创作。我们又不该只教学生练习新文艺创作，而把“古文诗赋词曲之类的习作”谥之为“抽烟喝茶似的作为消遣”。不论新的旧的习作，都含有“每自属文，尤见其情”——辨析此中甘苦以帮助了解——的意味的。“知”与“能”不能截然分开。我们都知道离开了“能”便不会有真切的“知”，离开了“知”也不容易有卓越的“能”。新的体面的创作既不能一蹴而就，旧的初步的习作也不好一脚踢开；在大学短短的几年里，究竟都还不过是“试”作罢了。利用这试作，可以借为了解古今名著的桥梁，部分的也可以借此打定将来从事创作的基础，新与旧是不该偏废的。丁易先生自己也说：“新文艺也绝不是凭空创出来的，它还有着它的历史因素，所以不能忽略了中国文学遗产的接受。”既要接受这一笔遗产，“古文诗赋词曲之类的习作”，便不该“一律根本取消”。连一首歪诗都哼不出的人，让他凭依什么去“接受”李、杜、苏、黄的诗呢？至于“史”的研究，也不只是“整理清算”，多少总该有些“彰往察来”的目的。不在这方面下一番探讨工夫，而专专致力于创作，不清楚本位文化的来路，就要迷失“自己的”作品的去向。“绝对没有一种文学是从天而降的”，它“不能完全不依傍西洋文学”（其实创作的正轨不该是“依傍”，应该是“吸收”），也不该“不受旧文学的影响”，正是要“融和中西文学而各有所扬弃”的。今日的一般文学创作，已经有流连忘返的征象，再毅然地与旧文学分了家，结果便真的成了“无家别”了。创作的人不能和研究的人彼此合作，已经是一种憾事；走文学的路的人，创作和研究间本又没有不可跨越的“鸿沟”，人们是不免要走过来走过去的，哪里有“分立”的可能呢？

说来说去，我便以“创作与研究并重派”为最合胃口的了；因为合胃口，主观上便也觉得它是比较客观的。所说“并重”，并不一定希望任何一门课程都要新旧兼施，大家都有这么一个共同认识就够了。我说过教学原是以来学的人为主体的。“大学教授因为学问积累了数十年，在短短的四年内不愁没有知识传授给学生”，各自尽各自的力，但谁也不要困住学生一定要在任何一个井筒里观天；学生可以各随其分地取得一些应有的知识，四面八方的。像是纯文学派与纯研究派本是对立的，然而大学里如果能树起教学自由的风尚，两派可以各行所是，左提右挈，像剪刀的两刃相切，学生仍然会得到帮助；若是偏骛偏废，就不免要趻踔而行了。

譬如一架天平，这边放上一千克重的东西，那边便搁上一千克的砝码，自然就维持了平衡。譬如一架秤，重的让它靠支点近些，轻的让它离开支点远些，便也做到“公平交易”了。“不薄今人爱古人”，摒绝偏见的讲授既能给学生以实惠，雍容的教学态度又会给学生以好的暗示，不致胸中未有实学而眼里预存偏见。教学能够“并重”，学习的人就可以“兼资”。“别裁伪体亲风雅”，便是他们自己的事，有没有成就，要看他们努力到如何的程度了。

创作的尝试和研究的充实本是相资相成的。致力于文学的人，不管走创作的路抑或研究的路，永远应该视两者如左右手；不过在运用时有先后重轻主辅之分罢了。尚在学习中的学生，正是培植根底的时候，最好平行发展，暂且忍耐些时，不要急切希望自己马上便成了什么作者、什么专家。把基础打得坚实些，一砖一石地堆积上去，像金字塔一般，到最后的尖端才是成就；基础铺得越广的，塔的尖端也会越高些。

1946年11月